非法证据范文10篇

1987年，英国瑞诉福林一案中，警察在讯问前告知被捕犯罪嫌疑人：与其男友有染的另一女子因涉嫌犯罪而被关在隔壁，该嫌疑人从那女人那儿得到了证实，遂感到被监禁在此处非常痛苦。为尽快离开，她向警方作了坦白。后来，她以自白的作出受“压制”为由上诉，要求认定自白无效。最后此证据因“采用明显引诱手段导致了不可信赖性”而予排除适用。这就是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法律规定的享有调查取证权的主体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采用违法的方法获取的证据材料。其可分为两类：一是非法言词证据，包括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及被害人陈述；二是非法搜查、扣押等非法方式收集的实物证据。这些非法证据能否作为定罪的根据，是刑事诉讼中最易发生价值冲突的问题，也是世界各国刑事诉讼中争议颇多的问题。随着诉讼文明的发展进步和人权保障意识的增强，各国对非法证据危害性的认识日趋深刻，并相继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立法现状

我国立法对非法取证行为持否定态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相应的制裁在《刑法》第247条中体现：司法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论处。。1988年，我国加入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并在禁止以酷刑等手段取证方面作出了积极努力。

这些都表明了我国已从正面意义强调了收集证据的合法性、正当性，反对并禁止采用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然而，这只是一种对未然的非法方法的警示和预防，对已然的非法证据如何处理，《刑事诉讼法》并未作明确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属采用刑讯逼供或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罪的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中也有类似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部门在审查中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的应提出纠正意见，同时应当要求侦查机关另行派侦查人员重新调查取证。侦查机关另行指派侦查人员重新调查取证的，可以依法退回补充侦查。《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公约》中，也排除非法言词证据，但不包括违法搜查、扣押获得的物证、书证。上述规定均排除了非法言词证据，但对非法物证能否采用及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能否排除却缺乏规定。

二、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司法现状

在提倡依法治国的现代中国，尽管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刑事诉讼法明文禁止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收集证据，然而非法取证现象在司法实践中却仍然大量存在，相关的案例报道屡见不鲜。随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逐渐成为司法界关注的焦点。排除非法证据虽然可能造成客观真实的失落，但却为树立权利保障观念、正当程序观念提供了一种法律保障。因此，有必要在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中确立这一原则。

一、我国司法实践中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状

随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刑事诉讼领域的初步确立，司法实践中非法取证问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好转，但在整体上并未有效地遏制住刑事非法取证行为。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状可归结为“三难”。

㈠对“非法证据”的界定难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以及《规则》、《解释》等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非法证据”是指公安、司法人员采取“刑讯逼供以及威胁、引诱、欺骗或者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的证据。”然而，欲准确地界定具体司法实践个案中某一特定的证据是否属于“非法证据”，却往往因不同的执法主体对此存有不同的意见，从而影响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统一适用。

㈡对“非法证据”的证明难

【关键词】非法取得；证据；可采性

【摘要】刑事诉讼程序的双重价值对非法取得证据的证据能力具有重要影响，明确此点，将有助于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一、关于非法取得证据的概念

“非法取得的证据”是一个在各国刑事诉讼理论中广泛使用概念，根据英国《牛津法律词典》的解释，“非法取得的证据是指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理论中对“非法取得证据”的概念作了进一步的界定，“非法取得的证据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司法警察、检察官和法官违反国家宪法和刑事诉讼法关于收集证据应当遵守的原则和程序的规定所收集的证据。”{1}

二、对非法取得证据的证据能力的理论探索

笔者认为刑事诉讼程序的价值观是影响非法取得证据的证据能力的最根本的、最重要的、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刑事诉讼程序的整体价值观实际上就是决定非法取得证据的证据能力时所执的判断标准。因此，在这里，先对刑事诉讼程序价值的内容，特征及权衡进行一定的分析是必要的，然后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探讨这样的价值内涵对非法取得证据的证据能力的影响，从而获得建立我国非法取得证据取舍标准的理论根据。

摘要：在我国的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由于刑事诉讼程序和证据相关法律制度的不完备，各诉讼参与机关的案件承办人先进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不够强，公正与效率价值观念的混淆，使得刑讯逼供现象时有发生，成为刑事诉讼中最为普遍的违法取证情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使涉诉各方的工作迎来了机遇与挑战。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冤假错案；刑讯逼供

刑讯逼供现象的出现，不仅仅暴露出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问题，同时也表明在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依靠侵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公民基本权利，而达到获取案件“证据”的实质。冤、假、错案的发生———血的教训证明违法的做法绝不可能够达到所预期的效果。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的那些典型案例都证明了刑讯逼供所产生的不公正的后果。作者从事多年公诉工作。在《刑事诉讼法》修订以前，一般情况下被告人在庭审过程中提出刑讯逼供的控告时，合议庭往往会采取以下两种做法。第一，对于被告人提出的非法证据的排除申请认定缺乏依据而不给予支持，不判定证据是否合法以及应否加以排除，而直接在判决中不予采信。第二，受理被告人提出刑讯逼供的控告，进一步审理刑讯逼供获取的供述，但证据合法性纳入法庭调查的范围，侦查机关也仅仅一纸情况说明对被告人提出的刑讯逼供情况予以反驳，一对一的证据，而合议庭完全采信侦查机关的情况说明，以此为最终结果结束关于证据合法性的法庭调查。由此可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使涉诉各方的工作迎来了机遇与挑战。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侦查机关的影响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根本目的在于为了防止侦查人员违法取证，特别是以刑讯逼供为代表严重侵害公民人身权利的违法行为。我国《刑法》确立了“刑讯逼供罪”“非法搜查罪”“非法入侵住宅罪”，还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行为制定了相应的刑事处罚措施。以防止国家公权力对公民个人私权肆意地造成侵害。因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侦查机关头上的紧箍咒，使侦查机关的违法行为不仅带来责任人个人的行政、刑事责任，而且对其所收集的证据带来予以排除的不利司法后果。传统的刑讯逼供的违法手段如果切实地从目的性的根源上扼杀，取而代之的必然是侦查机关采取更加现代化刑事科学技术带来的先进的侦查手段。在新形势下，科技水平发展迅速，刑事科学技术随之发展，在获取客观性更强的实物证据方面以及打击新型国际化、组织化、智能化犯罪集团方面作用更加明显。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结合刑事侦查工作的客观需要增加了技术侦查的条文，但对个别可能侵害公民人身权利的技术侦查措施进行了严格的程序限制。程序严格符合法律规定，保障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秘密侦查措施、控制下交付等技术侦查手段收集的材料可以作为证据使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侦查措施科学化、科技化，对于保障案件顺利、准确的侦破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腐朽侦查手段以及刑讯逼供等手段获取的非法证据的“严打”，对技术侦查措施的确认和程序化支撑，均体现了国家刑事诉讼立法引导侦查机关从队伍建设、人员素质到刑事科学技术装备向着现代化迈进，逐步摒弃严重侵害公民人身权利、容易造成冤、假、错案的陈旧侦查方法。教育侦查人员在进行证据收集或者讯问过程中，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如同美国“米兰达”规则一样纠正警察的错误行为，保障搜查、扣押、讯问的合法进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非放纵犯罪，而是鼓励采取先进侦查技术更加准确的打击犯罪，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化进程，改善人权状况，向国际社会展现出我国更加稳定、安全的社会环境。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检察机关的影响

摘要:非法证据如何排除的规则最早是在刑事领域被运用，但是人们逐渐产生了司法公正方面的呼声，因此在民诉法的领域也是出现了这方面的运用，排除非法证据的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证据制度一直以来是民诉法核心，社会进步让非法证据在相关案件中产生更强的影响力，若是不能对案件证据进行合理处理，就会增加案件处理的阻力和难度，不利于对诉讼人利益的保护以及法官工作。因此有效排除非法证据已经是民诉法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国内的民诉法在这方面有着诸多的不足之处，文章就是对此的简要分析，希望可以有助于民诉法的完善和进步。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民诉法;适用;问题

对非法证据进行排除，在国外的一些刑事诉讼法中早已经产生，后来逐渐在各国法律中得到运用，在国内也是逐渐被人们熟知。在民诉法方面这一规则的运用则是受到民众的关注，也是引起了诸多学者的探讨。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这一规则是产生于美国，指的是政府违反法律的规定，用不正当的扣押、搜查手段获得证据，不能在刑事指控中作为被采纳的证据。若是被告方对这类证据提出异议，法官可以将这部分证据排除［1］。而这也是对诉讼人权益的一种保障，可以让案件审理更加公平，也是让法院公正性得到维护。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国内民诉法中的适用及问题

摘要:非法证据排除，需要考虑到刑法及刑事诉讼法这两方面问题，它属于两个方面的交叉问题，排除非法证据的过程中，如果使用刑法客观主义思考，将会有新的收获与启发。排除非法证据需要从诉讼法角度及刑法客观主义角度进行综合考虑，将其之间的联系探讨分析出来，为基于刑法客观主义下的非法证据排除提供一些参考意见及建议。

关键词:刑法客观主义;非法证据;排除

刑诉讼法进行修改之后，取证就有了比较完善科学的制度体系，这个体系主要有三方面内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定;非法取证现象减少或者是杜绝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成功的标志;刑法基本立场转变及证据意识等转变是杜绝非法证据出现的核心与关键。排除非法证据过程中的制定规定程序是必要的，但是刑法基本立场转变对排除非法证据也具有很大作用与影响，也就是转变为刑法客观主义来分析思考问题。

一、刑法客观主义内涵分析

刑法客观主义指的是客观认定犯罪，从刑法客观主义角度分析，构成犯罪的前提是某种行为产生了法益性侵害，从其行为或者是所造成的法益侵害来看，这两个因素都是客观的，因此如果从表面上就能够判断行为对社会所造成的危害，那么这并不能称之为犯罪，也不能够将其视为犯罪处理。由上述我们能够推理出:使用刑法客观主义处理案件时的依据不能事行为人的主观意图，应该是行为人的客观行为。反之，如果从刑法主观主义出发，就会很容易混淆法与伦理间的关系，法官甚至会出现妄断的情况。因此从刑法客观主义来思考来看，其更加重视关注行为人的行为性质，司法机关人员侦查过程中侦查的行为实际上是现实行为，并且如果其为外部表现，那么行为人在你客观上是不能够被处罚的［1］。例如，证人对事实是了解的，但是在举证时没有阐述事实真相，那么从刑法客观主义看来，证人的这种行为并不构成伪证罪，刑法有关机关也不能采用刑讯逼供方式追究其犯罪。

二、刑法客观主义下的非法证据排除路径

[摘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认同的一项证据规则，它能够很好的平衡打击犯罪和保护公民基本权利之间产生的冲突。目前我国面临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价值取舍的问题，本文通过论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中国的立法现状和司法实践，分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施中面临的障碍，进而提出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相关制度的立法构想。

[关键词]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是我国证据立法讨论中最为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在我国刑事诉讼领域，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经被确立和运用，但仍存在较多的问题。

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状及不足

（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状

从我国的法律规定来看，我国宪法和法律明确禁止非法取证行为，《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住宅、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特别是国家机关非经法定程序，不得予以剥夺和限制。《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刑法》第247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条、第232条规定定罪处罚。”同时“两高”的司法解释初步规范了刑事非法证据的排除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式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规则》)第26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部门在审查中,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应当提出纠正意见,同时应当要求侦查机关另行指派侦查人员重新取证,必要时人民检察院也可自行调查取证。侦查机关未另行指派侦查人员重新调查取证的,可以依法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从上述条文中我们不难看出,我国现行刑事立法对非法证据的效力规定十分简单,不仅对非法实物证据的取得未作任何规定,就是对非法言词证据,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的规定也不尽一致。因此,给执法部门带来了许多问题,使得各部门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无章可循,拥有太多的自由裁量权。可见,我国刑事法律中严格意义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尚未建立,没有理性地体现刑事诉讼的特定原则或精神,且排除的证据范围非常局限,仅限于言词证据,远远不能适应刑事司法的实际需要。[1]

内容摘要

世界已进入21世纪，在新的世纪里公正与效率已开始成为现代文明世界各国法律和司法活动的一个总的指导方针。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正确认定、排除非法证据是杜绝冤假错案的重要保证。如何准确认定刑事非法证据、非法证据是否可采和设立怎样的证据排除法则，是目前司法界和诉讼法学界争论的一个热门话题，也是实际司法工作中必须正视的问题。它对于正确的审查和认定犯罪，有效的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如何准确有效的发现和认定非法证据，是实际办案中的难点问题。我们注意到，有些案件承办人在审查证据时，往往只注重审查证据对案件事实的关联性和客观性，而忽视对证据合法性的审查。虽然在一般情况下，如此审查能够作到正确地处理案件，但这却是一种很危险的倾向。从近些年来冤错案件产生的原因来看，大多都是由于承办人过于相信了侦查机关所调取证据的合法性，以致在带有虚假成分或不全面的证据基础上，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从而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冤错案件，教训不可谓不深。因此，要想准确地发现和认定非法证据，就必须首先在头脑中真正树立错案意识，并改进工作方法，对侦查机关所提供证据的合法性进行严格把关，以从根本上杜绝冤错案件的发生。

【关键词】非法证据；认定；刑事诉讼；规则

世界已进入21世纪，在新的世纪里公正与效率已开始成为现代文明世界各国法律和司法活动的一个总的指导方针。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正确认定、排除非法证据是杜绝冤假错案的重要保证。如何准确认定刑事非法证据、非法证据是否可采和设立怎样的证据排除法则，是目前司法界和诉讼法学界争论的一个热门话题，也是实际司法工作中必须正视的问题。它对于正确的审查和认定犯罪，有效的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下面，结合办案实践，谨谈点粗浅的认识，以求教于同仁。

一、“非法证据”的认定

何为“非法证据”？顾名思义，就是指不具有合法性的证据。我国刑事诉讼法从多方面对刑事证据均做有明确的规定。其中第42条第1款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该规定揭示了证据的本质属性，表明了证据的内容；第42条第2款规定了具有法定效力的七种证据表现形式；刑事诉讼法第91条至第98条规定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侦查人员的法定人数、讯问的场所、手续、传唤、拘传的时间限制、讯问笔录的制作、犯罪嫌疑人的律师协助权等，对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诉讼程序作了明确规定。第109条至第118条规定在进行搜查时，必须向被搜查人出示搜查证，搜查时，应当有被搜查人或其他见证人在场，搜查妇女身体应由女工作人员进行；搜查、扣押要制作搜查笔录和扣押清单；不得扣押与案件无关的物品；扣押犯罪嫌疑人的邮件、电报的应当经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批准等，对搜查、扣押实物证据的具体程序作出了规定。刑事诉讼法第43条、第171条第2款、第37条对收集证据的主体及方法有明确规定：1、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2、自诉案件中，自诉人是提供证据的主体。3、辩护律师在一定条件下有权收集证据，是收集和提供证据的主体。刑事诉讼法第48条还对证人条件作了明确规定，限制了作证的主体，等等。由此，要对非法证据做出准确界定，必须紧密依据以上规定，对证据的合法性进行认真甄别，严格把关。在证据的内容、形式、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主体以及收集或提供证据的程序、方法和手段等诸方面，任何一项不合法，均应视为非法证据。

非法证据的认定与排除规则一直是诉讼法学界研究的热点，尤其在刑事诉讼法领域研究文章颇多，但在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学界，关于该问题的研究尚未全面和深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为《行政诉讼证据的规定》）颁布实施以来，在行政诉讼（如工伤认定之诉）中非法证据的认定与排除的种种问题更不断出现。笔者就该领域的几个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望各位同行指教。

一、非法证据的含义

何谓非法证据，我国法学界并没有达成统一认识。笔者在涉猎资料的基础上共归纳了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非法证据是指执法机关违反法定程序调查收集的证据。第二种观点认为非法证据是指执法机关采取非法手段调查收集的证据，所谓非法手段包括违反法定程序采取的手段，也包括超越职权或滥用职权所采取的手段，也就是说非法既包括程序违法也包括实体违法。第三种观点认为，非法证据是指有关国家官员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或程序，或以违法方法取得的证据材料。[1]第四种观点认为,非法证据的非法除了包括程序违法、实体违法之外，还包括以已经取得的非法证据为线索调查收集的其他证据。[2]前三种观点在归纳非法证据的含义时均忽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非法证据的取证主体，因为在实践中获取证据的主体不仅包括法院、检察院和行政机关等执法部门，而且还涉及到其他主体，如行政诉讼中的原告、律师、第三人等。第四种观点则重点强调非法证据不仅包括“毒树”，也包括“毒果”。笔者认为，概括的讲，非法证据是指符合关联性和真实性而不具有合法性的证据材料。它包括四种非法情形:第一，证据内容不合法，例如，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原件、原物，又无其他证据印证，且对方当事人不予认可的证据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被当事人或者他人进行技术处理而无法辨明真伪的证据材料。第二，证据表现形式不合法，例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以外或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形成的未办理法定证明手续的证据材料。第三，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人员不合法,例如，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证人提供的证言。第四，收集、提供证据的程序、方法、手段不合法，例如，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材料；当事人无正当事由超出举证期限提供的证据材料；以偷拍、偷录、窃听等手段获取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证据材料；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

所谓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质是由非法证据排除原则与例外规则构成的“一系列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法律规范组成的有机整体。”[3]严格说来，“证据规则”是一个外来词，它“属于法律规则的范畴，是以法律的形式规范司法证明行为的准则，具体说就是收集和运用证据的规范与准则，也可以概括为规范诉讼过程中取证、举证、质证、认证活动的法律规范和准则。”[4]在行政诉讼中，设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采用非法手段收集证据，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或个人权利，损害正当程序。我国行政法学界对非法证据效力问题的探讨比较少，对该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刑事诉讼法方面，不少刑事诉讼法学者对于在我国应如何看待非法证据的效力问题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构想，笔者总结了以下五种理论，以资借鉴。

1.真实肯定说。该学说认为应当重视证据的客观性，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如果非法证据经过调查属实,并在证明案件真实确有必要,则可予以采信。[5]

一、什么是非法证据

证据是指用以证明某一事物客观存在或某一主张成立的有关事实材料。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是指以法律规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证据的基本特征在于客观性、关联性及合法性。根据《刑事诉讼法学》关于证据“合法性”的阐述，其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证据必须具有法律规定的形式和由法定人员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运用。2、证据必须具有合法的形式。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的证据形式共用七种，包括（1）、书证、物证；（2）、证人证言；（3）、被害人陈述；（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5）、鉴6定、鉴定勘验、检察笔录；（7）、视听资料。3、证据必须有合法的来源。4、证据必须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我国没有完全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因此对于“非法证据”的概念没有权威的定义，但根据以上对于证据合法性的规定，我们可以得出：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程序或用其他不正当的方法获取的证据。一般认为，非法证据来源于非法的取证行为：1、非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包括采取暴力、胁迫、欺诈等手段获得的言词证据等；2、违反法定程序取得的实物证据；3、非法定主体取得的书证、物证。

二、世界各国对于非法证据的取舍态度

美国是实行非法物证排除规则的主要国家。它通过一系列判例确定通过违法的、无根据的搜查和没收所获得的证据，以及通过违法收集的证据发现、收集的证据（派生证据）均应排除。根据“毒树之果”的理论，以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其使用是有害的，因为它会鼓励警察的违法行为，纵容对公民隐私、住宅和人身等权利的侵犯，破坏法制。但由于犯罪浪潮的冲击，为增强有罪证据的力量，近年来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判例确认了规避排除规则的一系列例外。如“最终或必然发现”的证据不适用排除规则；侦查人员不是明知搜查和扣押是违法的，即出于“善意”也不适用排除规则。此外最高法院还进一步提出，警察的非法行为必须与犯罪给社会造成的损失一起衡量。也就是对非法搜查获取的证据的取舍作利益权衡。

英国、德国、法国等西方国家与美国的态度有所不同，这些国家并不一般地排斥违法取得的物证。而是注意违法的严重程度以及排除违法证据对国家利益的损害程度，进行利益权衡，同时赋予法官一定程度的对于证据取舍的自由裁量权。由于价值观念的差别等原因，这些国家对违法证据取舍的倾向性也有一定区别，但总的看，排除违法物证并未在这些国家形成一个确定的证据规则，在实务中，对这些证据排除大多持十分谨慎的态度。

在日本，最高法院在1949年的判例中肯定了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证据材料的证据能力。理由是，收集程序的违法不会改变证据材料的性质和形态，因而不会改变其作为证据的价值。此后30年最高法院对非法证据均持肯定的态度。但到了1978年最高法院在判例中提出了符合以下二条件所取得的证据材料不得作为证据使用，即（1）、证据物的收集程序有精神重大违法的；（2）、从抑制将来的违法侦查的角度来看将该证据物作为证据是不适当的。这一判例体现了日本刑事诉讼在注重实体真实性的同时已开始注意程序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