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经营范文10篇

各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区直有关部门：

为进一步提高全区烟花爆竹质量安全水平，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和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安委[]3号文件精神，经区人民政府同意，现就进一步严厉打击非法经营烟花爆竹违法行为（以下简称打非工作）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非法经营烟花爆竹的危险性和危害性

近期，我区烟花爆竹产品进入销售旺季。由于受利益驱动，非法经营、储存烟花爆竹的现象有所抬头，一些合法经营门店违法直接从厂家进货，产品质量不过关，个别经营门店甚至超范围经营礼花弹等产品。烟花爆竹是特殊的爆炸物品，烟火药爆炸时，破坏力不亚于TNT炸药，而非法储存场所往往在非法仓储内，安全生产条件差，一旦发生爆炸事故，将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损失。各级各部门要清醒认识烟花爆竹非法经营、储存的危险性、危害性和打击非法经营烟花爆竹的长期性、艰巨性与复杂性，切实增强紧迫感与责任感，把打非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高度重视，强化措施，确保取得实效。

二、加强组织领导，增强工作合力

为加强对打非工作的组织领导，区政府决定成立打非工作领导小组，由区政府分管副区长王雄文担任组长，区政府办、监察局、公安分局、安监局、工商分局分管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安监局内，由刘诺奇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主要任务是研究部署全区打非工作，每年开展2-3次联合执法行动。

〔摘要〕随着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关于非法经营罪的司法解释日益增多，范围更加广泛，“口袋”较大，包含多种行为类型，同时对于非法经营罪的定罪量刑各地标准不一。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以从规范非法经营罪适用、发挥立法监督作用、坚持同类解释方面入手。

〔关键词〕非法经营罪;投机倒把罪;口袋罪;同类解释

一、非法经营罪的法律演变

非法经营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的自然人和单位扰乱市场秩序，破坏市场正常运作且情节严重的行为。［1］其源于1979年刑法中的投机倒把罪，但二者的内容不完全一致。投机倒把罪是为了规制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而生，保护计划经济体制，打击私人经济贸易行为。为了巩固计划经济的地位，发展计划经济，需要一种方式来对其进行保护，投机倒把罪应运而生，因此投机倒把罪具有深刻的计划经济的烙印。对于投机倒把罪的内容虽多次进行改动，但几次改动的共同点均是扩大了投机倒把罪的内容。投机倒把行为不仅包括转卖行为，还涵盖了食品安全、哄抬物价、走私、长途贩运、贩卖黄金等，将不符合计划经济的商品经济活动都归入投机行为中。因此，王汉斌所作的关于刑法修正案的说明中论及投机倒把罪时候指出:“刑法对于投机倒把罪的规定较为含糊，边界模糊不明，导致司法实践中的随机审判。”1997年《刑法》出台，投机倒把罪的继承者非法经营罪被列入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并将投机倒把罪中的其他行为，例如走私、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等单独定罪，而不是笼统地把各类经济违法行为规定为投机倒把罪。自1997年以来，非法经营罪进行了多次改动。《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违反国家相关规范，破坏市场规则，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或者情节特别严重的都要判处一定刑罚，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并对非法经营罪的内容作了具体规定，包括未经许可经营国家专营专卖物品的行为，例如非法经营烟草制品、成品油和危险化学品等;未经许可买卖各类证件或者批准文件的行为，例如非法买卖身份证、护照、食品经营许可证件等行为，除了上述两类行为还有其他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此类行为有相关司法解释、立法解释规定。在《刑法》颁布实施之后，1999年通过《刑法修正案一》，对于二百二十五条非法经营罪增加未经国家有关部门的许可非法经营保险、证券类的业务，本条列为第三项，原法中的第三项改为第四项。2009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增加第三项“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内容。由于该犯罪的第四项规定，其他严重行为也可以定性为非法经营罪，因此非法经营罪有很大的解释空间，法官对该犯罪的自由裁量权过大，这就会造成非法经营罪重蹈投机倒把罪的覆辙，有沦为口袋罪的危险。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我国加入WTO之后，经济迅速发展，社会发展呈现出日新月异的变化，犯罪形式变得更为复杂，各类信息网络诈骗、个人信息泄露、套路贷、校园贷等新型案件层出不穷，法律的滞后性不能及时处理此类新型案件，非法经营罪第四项便成为司法机关进行司法解释的重要法条。从1998年开始，关于第四项的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就20多项，解释的内容较为广泛，包括非法出版有害期刊，未经授权经营食盐或烟草类制品，非法经营保险业务，非法经营电信类业务，互联网业务违法经营，彩票违法经营，非上市公司股票违法经营，违反国家规定、非法使用终端POS机进行现金交易或者套现活动，擅自发行基金份额募集基金，非法生产，销售农药、兽药、饲料、饲料添加剂，或者饲料原料、饲料添加剂原料，非法从事屠宰、销售生猪类等经营活动，非法生产、销售赌博机或者其专用软件，非法生产、销售伪基站设备。［2］此外，不仅刑法中有非法经营罪，其他行政法律法规中也规定某些行为依照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如此种种，数目之大，令人讶异。

二、非法经营罪的适用现状分析

现阶段，非法经营罪的适用范围愈发宽泛，沦为口袋罪的危险有所呈现，各地区对于各类非法经营形式的裁判也有所区别。因此，对于非法经营罪的应用现状的实证分析已成为一种很好的研究方法。通过实证研究，根据数据探讨各地非法经营罪应用方面存在的问题，从而寻找更好的办法解决司法实践中非法经营罪适用的困境。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各地法院裁判非法经营案件存在出入，笔者筛选出全国四个具有代表性的省市作为样本进行分析。1．全国性样本分析。通过对全国多份非法经营罪的裁判文书梳理，2010－2019年全国非法经营罪案件数量根据年份分布如下图1－1:从图1－1所示，2010－2013年非法经营罪的数量上升较为平缓，2013年之后由于全国双打、“三打”专项活动的展开，对经济类犯罪案件不断加大打击力度，致使非法经营罪案件数量骤增，此后几年虽然案件数量增长较为缓慢，甚至出现下降趋势，但数量依旧较大。上图所示数据中，在判处非法经营罪的法院中，福州市中院判处的数量最多，其次是上海浦东区法院和金华市中院。排名前10的法院均处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长三角地区法院居多。毫无疑问，经济发达地区，经贸往来居多，经济类的非法交易也会大幅增加。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经济类犯罪的数量同比较少。2．部分城市样本分析。由于非法经营罪是经济类犯罪，为了准确了解非法经营罪的司法实践情形，在“北大法宝”搜索“上海、浙江、广东和江苏省”这4个经济发展良好的省份作为样本，分别随机抽取2015－2019年各省份200份，共计800份判决书进行数据分析，对样本的分析如下:从非法经营罪相关活动的角度看，犯罪呈现出多种样态和类型集中的特点。根据上表4省份的数据，非法经营烟草专卖产品的案件数占案件总数的大多数。同时4个省份表现出自己的特征，上海市案件集中在非法经营烟草制品，其他类型案件各有分布，但案件数量较少。江苏省也主要以非法经营烟草制品为主，同时未经许可经营国家限制买卖的产品和药品、医疗器械的案件数量也较多。广东省由于地理位置原因，处在我国较南地区，毗邻香港、澳门，距离一些南亚国家较近，非法办理外汇业务的案件多于其他省份。浙江省较其他省份较为特殊，非法经营烟草制品的数量虽然也较多，但是低于非法经营赌场案件的数量。分析图2－1，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未经授权经营成品油、危险化学品等限制买卖的物品、伪劣产品的生产和销售、非法出版物和音像制品、非法经营药品、治疗设备、非法办理外汇业务、非法销售赌博机、开设赌场、非法删帖、使用POS机非法套现、非法经营彩票、期货证券、资金结算业务的行为是4个省市都产生的案件类型。根据上图所示，由于非法经营罪是经济类犯罪，因此大部分判决中都带有罚金的处罚，而缓刑和有期徒刑及以上处罚各地判决不一。从有期徒刑来看，广东省判处有期徒刑的案件数量最多，其次是上海市，最后是江苏省。广东省的案件判处缓刑的较少，江苏省的较多，两地对于非法经营罪的打击力度不同。

一、非法经营罪之“堵截构成要件”

堵截构成要件，是大陆法系立法技术角度的要件分类形式，它指刑事立法制定的具有堵塞拦截犯罪人逃漏法网功能的构成要件，表现形式包括“或者其他型”、“持有型”、“最低要求型。(注：参见储槐植著：《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358、359页。)作为严密型法分则条文的立法方法，堵截构成要件对完善我国刑事立法较具实证意义。非法经营罪采取列举式与概括式并举的方法借以表现客观要件内涵，存在基本构成与加重构成两个量刑幅度。换言之，在非法经营罪的客观要件上，成功运用了堵截构成要件的立法方式，表现为“或者其他型”。1997年刑法典采取的是先列举非法经营行为的两种明确方式之后，次以“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概括罗列未尽的非法经营行为方式。1999年刑法修正案进一步增加“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情节严重的”作为第三种行为方式。

1997年刑法典第225条第1、2项规定非法经营两种行为的方式：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但司法实践中非法经营方式情状各异，难以以列举式予以明确概括。因而，刑法第225条第4项设定了“堵截构成要件”，即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这一概括性规定是为弥补上述两项对非法经营行为的列举而设。刑法之所以作这一概括性的规定，是为了重点打击前二类非法经营行为的同时，不使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人逃脱法网。(注：参见黄京平主编：《扰乱市场秩序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172～173页。)为适应经济生活发展变化，以立法技术采取列举与概括规定相结合的办法，便于有力打击非法经营犯罪。

堵截构成要件具备堵塞拦截犯罪人逃漏法网功能，但司法运用中存在被滥用的危险。(注：参见储槐植著：《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358、359页。储教授认为，堵截构成要件运用必须遵循两条规则：一是不到不得已时不用；二是法条本身应能明示或暗示“其他”的内涵和外延。)因此有必要对“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做一限定。理论上，构成非法经营罪的非法经营行为需要具备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具有行政违法性，即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或者限制性规定，行政违法是构成犯罪的必前提。第二，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包括市场准入秩序、市场竞争秩序和市场交易秩序)且达到犯罪程度的社会危害性。严重与否需要从情节和危害后果上加以限定。具体外延上，不同学者对非法经营罪对象做出了不同限定。(注：参见刘家琛主编：《新刑法新问题新罪名通释》，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621、622页；周道鸾、单长宗、张泗汉主编：《刑法的修改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489页；但伟：“论非法经营罪”，载《法商研究》1999(2)。)我们认为，没有必要也可能人为地以罗列方式穷尽“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的行为对象。非法经营作为一个取消投机倒把罪后的新罪，涵盖面广泛，援引频率高，尤其是第225条第4项。作为对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具备较大社会危害性的非法经营行为定罪的法律依据，它不被认为是口袋罪但是司法实践中发挥着口袋的作用。因此，如何理解和适用“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的规定，防止非法经营任意膨胀成为新的“口袋罪”，从而动摇罪刑法定的根基。这是立法者、司法者和学者们应当共同关注的课题。(注：参见陈泽宪：“非法经营罪若干问题研究”，载《新刑法研究与适用(刑法学研究会1999年年会论文集)》，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519～522页。)我们认为，认定非法经营罪应以行为时法律法规为衡平，把握非法经营罪的罪质与构成要件，对现实经济生活中的行为进行具体的认定。

二、非法出版行为的认定

非法出版行为是指违反国家出版管理规定，从事出版、发行、复制发行等出版行业的活动，包括出版物内容违法与出版物程序违法。一般而言，出版内容违法出版物的行为采取不履行正常出版手续，即出版程序违法的问题。

为进一步加强道路运输市场监管，创造良好的经营秩序，切实维护道路运输经营者和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经研究，决定在全县范围内集中开展打击“黑车”等非法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专项治理活动。现结合我县道路运输市场存在的问题，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突出重点、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务求实效”的原则，在巩固历年治理整顿道路运输市场和打击非法营运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打击非法营运经营行为，规范城市客运市场秩序，保护经营者合法权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促进道路运输行业健康、稳定、和谐发展。

二、组织机构

为确保专项治理的顺利开展，特成立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全县专项治理工作的组织、协调、指挥工作，具体成员如下：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县交通局、办公室主任由宿俊强同志兼任，副主任由刘云海同志兼任，具体负责专项治理的组织、宣传、协调、督察指导工作。

一、领导重视，精心组织

接到上级通知，我办领导非常重视，立即组织召开了研讨会，进行了明确的的任务分工，将责任落实到具体个人。并成立了由副主任担任组长、各股室负责人为成员的“打非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切实加强水上非法经营成品油专项整治工作，确保行动取得良好效果。

二、合理部署，有条不紊

第一阶段：7月15日—7月20日，制定方案，广泛宣传，周密部署。

第二阶段：7月21日—7月31日，进行集中整治阶段，由区商务局牵头，组织安监、工商、公安、消防、交通等部门，对重点区域非法经营成品油行为进行了集中整治行动。

第三阶段：8月1日—8月7日，对“打非专项行动”近期总体进展情况进行小结，并报区综治办。

各州、市人民政府，省级有关部门：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发行股票和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99号，以下简称《通知》）精神，维护我省证券市场正常秩序和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就打击非法发行股票和非法经营证券业务（以下简称“非法证券活动”）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提高认识，统一思想，高度重视做好打击非法证券活动工作

近年来，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不断繁荣，在各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我省证券市场总体上保持健康平稳发展的势头。但是，在我省证券市场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非法证券活动在我省也时有发生。这些非法证券活动的主要特点是：涉案地域范围广、金额大、情况复杂；资产易被转移、证据易被销毁、人员易潜逃，查处的难度大；违法手段多样，隐蔽性强、欺骗性大；投资者多为退休人员、下岗职工等困难群体，承受损失的能力和心理承受力较脆弱等。这些非法证券活动妨碍了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扰乱了我省的金融秩序，而且容易引发群体事件，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各级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非法证券活动的社会危害性，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高度重视做好打击非法证券活动工作，采取综合措施严厉打击非法证券活动，查处一批大案要案，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建立健全防范和打击非法证券活动的长效机制，从根本上遏制非法证券活动蔓延势头。

二、健全机构，明确责任，加强对打击非法证券活动工作的领导

为加强打击非法证券活动的组织领导，明确各部门工作职责，加强协调配合，建立我省打击非法证券活动工作的长效机制，经省人民政府同意，成立****省打击非法证券活动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省政府副秘书长余云东任组长，****证监局局长范辉、省公安厅副厅长先燕明任副组长，省政府办公厅、****证监局、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工商局，****银监局为成员单位。领导小组负责领导、组织和协调全省打击非法证券活动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协调日常工作，办公室设在****证监局，办公室主任由****证监局王建军副局长担任，办公室副主任由****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张玉祥处长担任。各成员单位指定1名处级领导为联络员。领导小组要抓紧研究制定全省打击非法证券活动的工作制度，明确各成员单位的职责分工；各成员单位要认真履职，加强沟通，密切配合，形成应对有力的工作机制，确保打击非法证券活动工作任务落到实处。

自3月18日非法经营疫苗案曝光，按照国家、省、州局文件要求，局庚急开展了专项检查工作。3月18日-24日共排查19家医疗机构1家药品批发企业和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共21家单位，现将排查工作总结汇报如下：

一、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一类疫苗由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供货配送；二类疫苗由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成都中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两家单位供货配送。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存有成都中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相关合法的资质证明；未存有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相关资质证明。

二、县辖区内没有疫苗经营企业。

三、3月18日-24日排查的19家医疗机构，经检查发现各疫苗接种单位使用的疫苗均从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配送，配送过程中有疫苗转运接收单和相关记录，多数接种单位能实时监控疫苗存储温度并进行登记。各接种单位在疫苗使用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未建立疫苗购进、验收、储存、运输和使用等各项质量管理制度；

2、各疫苗接种单位填写的发放记录和接种记录不统一，个别接种单位填写的接种记录不完整，缺批号、生产厂家等内容。

摘要:兜底条款是规定同类型犯罪行为模式的条款，是在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为了协调法律条文的滞后性与社会生活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采取的立法技术，典型如非法经营罪中的兜底条款。然而，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的抽象性与罪刑法定原则的明确性要求有所冲突，为此需要对非法经营罪中兜底条款的解释采取严格的限制，并对司法解释依法进行审查。

关键词:兜底条款;罪刑法定原则;非法经营罪

2014年8月，著名网络人物杨秀宇(网名“立二拆四”)及其经营的公司因提供有偿删帖服务，涉嫌非法经营罪，被提起公诉。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非法经营罪规定了第(四)项兜底条款，但对于该项的适用没有明确的司法解释。在该案中，法院援引该条，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的规定，判处被告人刑罚。该案引起学者对刑法中的兜底条款是否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反思。

1罪刑法定原则

我国《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理;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理。”罪行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概括而言就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罪刑法定原则排斥习惯法，要求把成文法作为刑法的唯一渊源;排斥绝对不定期刑，要求刑罚的名称、种类和幅度，都必须由法律加以确定并且刑期必须是绝对确定的;禁止重法刑法溯及既往，把从旧原则作为解决刑法溯及力问题的唯一原则。法定性，是指犯罪和刑罚必须事先由法律作出明文规定，不允许法官随意擅断。实定性，即对于什么行为是犯罪和犯罪所产生的法律后果，都必须作出实体性的规定。1．1罪刑法定原则的确定性要求罪刑法定原则的确定是指刑法条文必须清晰，意思确切，不得含糊其词或模棱两可。刑法学作为最精确的法律科学，其“明确”与“模糊”的界限是可以划分且必须划分的。诚如德国刑法学者克劳斯•罗克辛所言:“最精确的刑法只能来自最精确的刑法学，很难想象，一个不严谨、不精确的思维方式能够产生和支持一部严谨、精确的刑法。”①可见，明确性是刑法最基本的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刑法条文没有解释的空间。当模糊性的程度未超过国民对法律条文字面含义的射程范围，那么就未挑战到罪刑法定原则，此时模糊性是可以被接受的。毕竟，若要做到绝对明确则要求将罪状一一列举出来，这无疑会造成法律条文繁琐冗长，也是不可实现的。总之，“在刑事立法中，既要以刑法规范的明确性为目标，又要注意充分利用和发挥刑法规范模糊性的积极功能，二者的协调与平衡是刑事立法的理想目标。”②1．2禁止类推类推是指争议的行为与刑法所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不相同，但相类似的时候，按照刑法的规定进行处罚的法律解释方法。这是刑法条文明确性在法律解释过程当中的体现。

2非法经营罪中的兜底条款

摘要:未获得行政许可就去收购粮食的农民王某军，一审判处其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再审改判无罪。王某军非法经营案改判无罪，从其表面的层次上来看，不单单是一次司法的纠错，更深层次的内涵是，在法治不健全的中国，通过个案正义来推动慎刑观念的普及。

关键词:刑事违法性性;社会危害;谦抑性

一、没有法律就没有犯罪

就成文法国家来看，没有成文法就没有犯罪，犯罪以法典的形式普及。这就要求对于什么是犯罪、应处于何种刑罚刑法必须明确，不明确的刑法不具备执行力。在我国刑法中，刑法的不明确性集中体现在“口袋罪”的规定。“口袋罪”突出体现在立法文本上的模糊性和开放性，非法经营罪是其中的典型。因此，我们对此类犯罪的认识必须从形式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两方面出发。

(一)形式违法性

经营活动本身不具备违法性，但在市场经济下，政府需要对经济进行监管，所以定性什么样的经营行为属于刑法需要惩戒的违法行为，需要首先考虑的是行政违法性，只有在违反有关前置法的前提下，才能进入到第二次违法亦即刑事违法性的判断。

为保护公民身体健康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根据刑法的有关规定，现对办理非法经营食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违反国家有关盐业管理规定，非法生产、储运、销售食盐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条非法经营食盐，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非法经营食盐数量在二十吨以上的；

（二）曾因非法经营食盐行为受过二次以上行政处罚又非法经营食盐，数量在十吨以上的。

第三条非法经营食盐行为未经处理的，其非法经营的数量累计计算；行为人非法经营行为是否盈利，不影响犯罪的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