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范文10篇

1987年，英国瑞诉福林一案中，警察在讯问前告知被捕犯罪嫌疑人：与其男友有染的另一女子因涉嫌犯罪而被关在隔壁，该嫌疑人从那女人那儿得到了证实，遂感到被监禁在此处非常痛苦。为尽快离开，她向警方作了坦白。后来，她以自白的作出受“压制”为由上诉，要求认定自白无效。最后此证据因“采用明显引诱手段导致了不可信赖性”而予排除适用。这就是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法律规定的享有调查取证权的主体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采用违法的方法获取的证据材料。其可分为两类：一是非法言词证据，包括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及被害人陈述；二是非法搜查、扣押等非法方式收集的实物证据。这些非法证据能否作为定罪的根据，是刑事诉讼中最易发生价值冲突的问题，也是世界各国刑事诉讼中争议颇多的问题。随着诉讼文明的发展进步和人权保障意识的增强，各国对非法证据危害性的认识日趋深刻，并相继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立法现状

我国立法对非法取证行为持否定态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相应的制裁在《刑法》第247条中体现：司法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论处。。1988年，我国加入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并在禁止以酷刑等手段取证方面作出了积极努力。

这些都表明了我国已从正面意义强调了收集证据的合法性、正当性，反对并禁止采用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然而，这只是一种对未然的非法方法的警示和预防，对已然的非法证据如何处理，《刑事诉讼法》并未作明确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属采用刑讯逼供或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罪的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中也有类似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部门在审查中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的应提出纠正意见，同时应当要求侦查机关另行派侦查人员重新调查取证。侦查机关另行指派侦查人员重新调查取证的，可以依法退回补充侦查。《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公约》中，也排除非法言词证据，但不包括违法搜查、扣押获得的物证、书证。上述规定均排除了非法言词证据，但对非法物证能否采用及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能否排除却缺乏规定。

二、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司法现状

在司法实践中，有一个问题比较常见，那就是行为人目的合法，但实现目的的手段非法。具体点讲，就是指行为人目的正当，而维护自己正当目的的手段非法的行为。多年前，发生在北京海淀区的黄静购买电脑故障天价索赔案①即是如此，虽然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否认黄静行为目的的正当性，但同时，也几乎没有人不认为黄静的天价赔偿的违法性，甚至单纯从犯罪构成上讲，黄静的行为完全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这是一个矛盾，却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以适用和解决。那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对这种正当目的下的非法行为，应该如何做出司法上的评价和处罚呢？

一、非法维权行为源目的存在价值分析

（一）行为源目的的提出及其正当性的刑法评价。所谓目的，是指想得到的结果。②行为目的，是指行为人通过实施某种行为达到的某种结果的希望或追求。换句话说，就是支配行为人行为的某种意图和希望。如果该行为是一种犯罪，那么这种目的就是犯意，其中故意就是最典型的犯意。一般来说，任何人的行为目的都具有选择性，既有正当性的目的，如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目的下的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见义勇为等，当然也有非正当的，如报复的动机会产生杀人、伤害、诬告、报复陷害等；也有以非法占有、非法破坏为目的而产生的侵权。在刑法中，犯罪目的常常是一些犯罪的构成要件，就是当犯罪嫌疑人从主观上想通过犯罪来谋取一定的利益，或达到一定的目的，才有犯罪的可能。理论界将上述犯罪称为目的犯，以区别未将犯罪目的作为法定构成要件的其他犯罪，当该目的不存在时，该犯罪亦不会构成。目的犯概念的产生与犯罪构成有密切联系，其意义在于强调某些犯罪的成立必须具备特殊的主观构成要素，即超过故意内容的特定的犯罪目的。换句话说，就某些犯罪来说，不管刑法对其特定的犯罪目的是否作出明文规定，该特定的犯罪目的都具有犯罪成立的功能意义，对于犯罪成立来说都不可缺少，能起到对犯罪类型化的作用。但是，又会有一个新的问题出现，那就是人的目的常常是变化的，而这种变化决定了事件的性质变化，往往行为的犯罪定性与其最终的目的是一致性的。如前所述，其研究价值仅限于犯罪构成要件的主观方面，并不能解决最初目的正当性下的行为定性，因此，有必要引入一个新的概念——行为源目的。所谓行为源目的，就是指行为人作出某一行为最初希望或追求的目标，即支配其行为的最原始动机和意图。行为源目的的确定是与临时起意、突发性动机相对应的。在刑法中，使用较多的为犯罪动机、犯罪预谋、动议、起意等等。但与之不同的是，动机和起意往往是一而惯之的，也就是说这种目的与最终犯罪目的是趋于一致的，而笔者所探讨的源目的是指已经在行为中，行为人的目的出现了异化。源目的的研究在于对这种已经变化的目的进行考察。拿前面提到的黄静案件来说，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构成中有一个必要的目的要件，即非法占有，而黄静要求华硕公司出资500万美元用于成立中国反消费欺诈基金会似乎具有非法的目的，但这种行为是否构成非法占有，从现有证据来看，还难以定论。这样，本案最终以证据不足而决定不起诉似乎是一个恰当的处理方式。换个角度，从行为人的源目的来看，如果行为人最初的目的显然并不存在非法占有，甚至连威胁的行为都没有，完全是一种正当维权，只不过是后来随着事态的发展，这种目的出现了变化，而且这种变化过程是一种正常的、合理的变化，因此可以说明其后非法要求高价的行为是源目的的一个延续，应当阻却其敲诈勒索罪中目的构成要件的形成。以行为源目的的正当与否判断行为的可罚性，在我国古代亦有类似记载。如在《太平御览》卷六百四十《刑法部六•决狱》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判决：①甲父乙与丙争言相斗，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击丙，误伤乙，甲当何论?或曰殴父也，当枭首。论曰：臣愚以父子至亲也，闻其斗，莫不有怵怅之心，扶杖而救之，非所以欲诟父也。《春秋》之义，许止父病，进药于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诛。甲非律所谓殴父，不当坐。此判决中认为，甲的父亲乙跟丙争言相斗，丙拿着佩刀来刺乙，甲情急之下，就拿木棍打丙，结果失手打伤了父亲乙。虽然从行为来看，显然符合殴打自己的父亲的法律条文。但是判决中分析到，父子乃至亲，儿子救父亲是正当的，其本意并非要打自己的父亲，本心是好的，就应该宽赦不杀。这也进一步论证了对行为源目的的判断与古代的原心定罪处罚有着一定的关联性，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由此可见，行为源目的的正当与否，可以有效判断和评价一个行为罪与非罪，同时，这种源目的的评价也是行为处罚与否的基础和依据。（二）犯罪构成与行为源目的的关联。一般认为，一个能够被刑罚处罚的行为，必须是符合犯罪构成的行为。在通说中，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由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构成，这三个要件之间存在着递进式的逻辑结构，被称为递进式的犯罪构成体系。这里的行为的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与笔者所说的源目的正当性有无关联呢？如果有联系，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联呢？1.行为该当性与行为源目的该当性的契合。根据罪刑法定原则，贝林格主张，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必须根据制定法的规定，只有与法定的构成要件相符合的行为，才能视为犯罪，所以在犯罪概念中提出了构成要件该当性，以此为出发点，形成了犯罪构成的理论。构成要件是考察犯罪外在的、客观的因素，违法性是以法的规范为标准判断的，主观的价值判断纳入有责性的范围，即罪责概念，则以行为人内心之意思与行为之关系而作判断。②在这种理论指引下，在20世纪初期以前，“违法是客观的，责任是主观的”一直是共认的法谚，违法性也一般被认为是符合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外部和客观的一面，而责任是主观和心理的一面。正如大谷实所述，由于主观的责任要素中包括对行为决意有影响的全部事实，所以，行为的目的、动机、性格、人格也能成为责任要素。③因此，从这一点来看，行为的该当性与源目的的该当性具有同一的性质，也就是说，往往源目的的该当决定着行为的该当。笔者用一个交通肇事行为来说明这种契合。行为人开车撞了骑车的受害人，致受害人轻伤。这一行为本身是客观的，那么这一行为的该当性如何判断呢？这里可以作以下不同的假设：第一种情况是行为人因受害人骑车超过其汽车，故意开车追逼受害人，致受害人轻伤；第二种情况是行为人醉酒后开车撞倒骑车的受害人，致受害人轻伤；第三种情况是行为人车速较快，突遇受害人骑车横穿马路，刹车未及，致受害人轻伤。尽管这几种假设行为人的客观行为和结果都是一样的，但是要评价其行为是否失当、是否应当处罚，则结论显然不同。前两种是应当评价为犯罪的，而第三种显然只需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形成这样评价的主要一个因素，并不是行为人行为上的不同，而是其行为目的的差异，行为人行为源目的是直接故意的，符合故意伤害轻伤的犯罪构成；行为人行为源目的是间接故意的，则符合危险驾驶罪；行为人没有伤人的源目的的，只是一种过失，并不构成犯罪。2.行为违法性与源目的违法性的契合。一般认为，行为违法性，是指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合法权益的实质侵害性。也就是说，主观的因素是否违法属于责任范畴，行为的违法性则是一种纯粹的客观判断。正如前面所述，贝林格等人最初就认为，违法性是以法的规范为标准判断的，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是相分离的，是犯罪构成的两面。但这种理论很快就遭到刑法学者的广泛质疑。在回应这些质疑和缺陷的过程中就产生了新的理论，德国H•A•费舍尔(H.A.Fischer)就指出，不是这样的客观事件被禁止，而是是否禁止或被允许，完全取决于行为人实施犯罪的思想。①随后，有学者就提到了目的犯的目的理论，海格勒(Hegler)就提出，虽然目的犯中的目的等要素，只须单纯存在于行为人的内心即可，不要求客观上存在与之相对应的客观要素，但它不是责任要素，而是违法性的要素，其矛头直接指向目的的违法性。他举例说明，根据德国刑法的规定，伪造货币罪必须出于使用的目的，因此，如果行为人不是出于使用的目的伪造货币的，其行为便不符合伪造货币罪的构成要件，不具备违法性。鉴于此，海格勒提出，罪犯的目的是一种不要求与之相对应的客观要素的较为超脱的内心倾向。目的违法说最终演变为主观违法要素的理论，则来自于德国刑法学家梅茨格(EdmundMezger)结束了旧学说时代把不法及客观要素归于一类，而把罪责及主观要素又归于一类，而严加区分之主张。②在梅茨格看来，行为的违法取决于行为人的意愿方向来源，取决于主体的、内心世界的因素。他明确提出了犯罪的目的属于主观的违法要素，认为这个因素足以影响到行为违法性的存在与否与强弱程度，如伪证罪所为的虚伪陈述的行为，必须是确信是不真实的陈述，亦即伪证罪须以明知为不实的事项，而故意虚伪陈述，始能成立。若行为人无此确信或明知，而予以陈述，虽足以使他人遭受刑事处分，亦不成立伪证罪。③主观违法要素的理论从提出之后到能够受到普遍承认，“盖因可罚的违法虽系行为之客观性质，但人类外部行为无一不起源于内在的精神活动，法律于规律外部行为之际，有时不得不顾及其内在的心意状态，遇此情形，欲确定何者为违法，如不兼从行为之根源——主观因素并加以判断，尚无从得其真相。”④简单地说，就是当某种行为符合某种犯罪构成要件时，其行为是非法的，是构成犯罪的，但其主观的源目的则是该行为承担责任的依据。如其目的违法，则应当承担责任；如其目的不违法，则无需承担犯罪责任。3.源目的的判断与行为司法评价的契合迈耶的犯罪论体系所述认为，犯罪构成要件与违法性、有责性分而并列，而违法性、司法评价性、该受处罚性显然是几个不同的概念。在我国，邵维国教授也表达了几乎类似的观点，他指出：犯罪不是一个事实问题，而是一个价值判断。犯罪绝不是生活行为内部固有的属性，它只是生活行为与社会需要、目的产生联系的关系属性。⑤也就是说，犯罪的构成要件是一种法律的评价，它决定着犯罪的构成与否，但真正的司法评价才是决定是否该处罚的决定性评价。尽管在确定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时无需对其主观要素进行分析考察，但这并不排斥在司法评价的范围内讨论主观要素，犯罪的构成要件更多的考虑了客观行为因素，而主观要素，即目的的正当性判断则应当纳入是否处罚的范畴之中。这种考虑就是一种司法评价，而从司法实践来看，这种司法评价更加注重对行为人行为源目的的判断。（三）民事正当权利的行使与刑事禁止行为。根据前面的论述，笔者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当一个行为从客观上符合某种犯罪的构成要件时，就可以从法律上评价其已经构成犯罪，而在有目的的犯罪中，犯罪行为源目的的正当与否就是一种司法评价，而这种评价决定了行为人是否应当受刑罚处罚。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源目的的正当往往源自其权利的行使，特别是民事权利的行使，那么这种民事权利的行使与刑事禁止行为发生冲突时，如何确定其行为的构成与刑罚的处罚呢？对此，笔者认为，在行为人以行使正当民事权利为源目的行为时，如果其行为构成刑事禁止行为，那么其源目的是否实现，不影响该犯罪的成立，但是特定源目的的正当与否则决定着犯罪将给予何种司法评价和处罚。具体如下：其一，行为人行使正当的民事权利，应当以正当的程序和正当的方式进行，民事权利的行使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权利，更不得以刑法所禁止的方式行使。确定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主要看该行为是否符合刑法所规定的犯罪要件，行为人行使民事权利的源目的即使是正当的，但如果其行为作为犯罪的后目的明显独立存在，且已经符合了刑法规定的犯罪要件，其行为明显属于刑法所禁止的犯罪行为，应当确定其行为构成犯罪。其二，刑事司法的任务除了作出公正的判决，使犯罪人因其行为而受到应有的惩罚，更为重要的任务是通过对犯罪人的判决宣告，对未然违法犯罪行为进行预防和警示，对公民的行为进行指引和评价。行为人非法行使民事正当权利是否构成犯罪，是一个对他人民事权利保护的价值判断和社会评价。司法应当有一个正确的法律评价，同时，也应当给社会一个正确的指引，因而对于某种犯罪行为的刑事处罚，则更应倾向于对存在危险的人的震慑和使其失去犯罪能力为限，这就要求司法机关对行为人的行为主观恶性的判断，也就是说要评价其源目的的正当性与否，源目的的正当性也决定了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大小，而根据其危害性进行判断量刑是刑罚的应有之义。也就是说，行为是否应当受到刑罚处罚，主要看其行为源目的的正当性与否，如果行为人合法的源目的未发生改变，必然阻却了犯罪的主观因素，不应当做出构成犯罪的司法评价；如果行为人的源目的发生变化，目的转变为独立存在的犯罪目的，应当确定构成犯罪，但在量刑时应当考虑源目的与后目的之间的关联性，并根据关联程度情况做出不同的量刑评价。

二、冒险行为中源目的偏离的危险分析

前面笔者说了犯罪源目的正当与否的司法价值评价，此外还有一种情形，那就是行为人的源目的往往与行为之间发生偏离，也就是说，行为人的行为已经不在源目的的轨道上运行，而是发生了偏离，从而产生了一定的风险，即行为人是一种冒险行为。对此行为如何进行司法评价，这就是下面要说的源目的偏离的危险问题。其实，在实践中，这类情况并不鲜见，如行为人驾车撞死抢劫自己财物的劫匪；①行为人抓小偷致伤小偷；②热心车主帮助失主追逐或捉拿小偷，致小偷死亡，甚至误伤、致死他人等等。③那么，先看看对这些行为危险如何界定。1.何为冒险行为？所谓冒险，就是行为人在可能发生或必然发生危险的情况下，去完成某种行为。冒险行为在社会活动中是十分常见的，一般来说，对冒险行为大多是权衡其行为目的与危险行为的权重，来判断冒险行为的正当性，而在法律层面上将冒险行为的后果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就是冒险的合法性问题。冒险行为的合法性在刑法层面上是用“合理的”这个词来表述的。在刑法理论中，合理的冒险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合理冒险的权利可以在生活的任何领域实现，而不考虑冒险主体的职业特点和行为性质。另一方面指冒险必须是合理的。合理冒险行为的条件则有三条：其一，冒险是为了要达到对社会有益的目的，而不是对社会无益或者是有害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给刑法保护的利益造成的损害是无罪的。其二，该利益只能通过冒险作为才能达到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果忽视采用一般的非冒险的方法就可以达到目的的可能性，从而引起受法律保护利益的损害的，属于一般意义上的犯罪行为，要受到刑事处罚。只有冒险主体在某一时刻采用通常的大家熟知的方法不能达到目的时，冒险才是合理的。其三，冒险所产生的危险是可容许的危险。如果冒险显然伴随着对众多人生命的威胁，有造成生态浩劫或社会性灾难的危险，那么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冒险都不能被认为是合理的。不合理的冒险要承担一般的犯罪刑事责任。④尽管世界各国都有关于合理冒险的刑法理论，但就目前而言，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除了俄罗斯，大多数国家学者还停留在仅对合理冒险行为条件的第三个条件，即危险是可容许的危险方面。那么，什么是可容许的危险呢？2.何为可容许的危险行为？可容许危险行为理论最早由德国学者冯巴尔在《刑法中的因果关系》中提出。他认为社会生活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危险性活动和行为，由于其所带来的收益远远大于它给人们的生命或财产带来的现实危险，所以这种危险的活动和行为得到了社会的允许。可容许危险行为理论的产生有两个方面的依据：一是社会实践依据。在现代工业化或后工业化社会中，生产、生活以及科学实践等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化，危险行为明显增多，但这类行为在社会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有些危险社会予以漠视，有些危险对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甚至是必要的或有用的，从利益权衡或政策角度考虑没有必要全部予以禁止，因此应当允许或容忍，如大型重化工业或高端工业、高速交通运输业、竞技体育以及一些没有明显被害人的行为，它们虽然存在相当程度的危险，但刑法并不认为是犯罪。也不把它们纳入犯罪圈。这些危险，就是刑法可以允许的危险。二是过失理论的发展。本来的过失理论是以危害结果的预见义务为中心或本质的，即只要行为人可能预见到危害结果，而结果又发生了，就存在过失。这种以结果预见义务为中心的过失理论由于过分注重对危害结果的预见义务，而这种预见义务通常又很容易认定，行为人要否定自己的过失几乎不可能，结果的发生几乎成了认定过失的唯一依据。这种结果责任观存在导致扩大处罚范围的危险，因而为许多学者所否定。一种较新的过失理论则在批判上述理论的基础上产生。这种理论认为，过失的本质不只是对结果预见义务的违反，而且违反了结果避免义务。虽然行为人在某些场合预见到了危害结果的发生，但只要尽了结果回避义务，即遵守了行为通常所必需的规则，以一般人应有的谨慎态度行事，即便存在一定危险，出现了危害结果，也不认为有过失，当然也不能认为构成犯罪，即这种情况下的危险是允许的危险。3.合理冒险行为如何处罚？犯罪是侵害社会生活共同秩序的行为，然而并非所有侵害社会生活共同秩序的行为都是犯罪，犯罪不包括社会可以容认的危险行为，所以国家和社会对危险的容忍度在确定犯罪标准上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犯罪所制造的危险，是国家与社会不能允许的危险。反之，即便危险在一些人看来并不重大，如社会不能容许，则仍有可能成为犯罪。危险递增理论也说明了容许的危险在确定行为的犯罪性上的意义，即危险只有递增到一定量的时候，国家刑罚权的介入才是正当和必要的。①也就是说，当危险还只停留在可允许的程度时，没有犯罪，因而也没有刑罚。合理冒险行为是否应当处罚，还取决于该行为是否能得到国家和社会的容忍，而这个容忍度，往往取决于行为人源目的的正当与否。那么，如何评判某个冒险行为是否合理、某个危险是否可容忍？行为人的目的是否不存在非法损害他人合法利益？是否进行处罚？这就需要司法者对行为人的目的特别是源目的进行评价。

三、司法实践中对非法维权和冒险行为源目的的评价

摘要:近年来，信息技术在我国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并因此使人们的生活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贷款即是其中具有较大变化的一项内容，网上贷款也逐渐成为了一种趋势，且逐渐进入到了校园当中。而在校园当中，也存在着一定的非法校园贷情况，并因此对学生权益造成了非常大的危害。本文将从法律层面对非法校园贷进行一定的研究。

关键词:非法;校园贷;网上贷款近年来，非法校园贷

在我国校园当中，特别是大学校园里，获得了快速的发展，种类众多且存在较多的乱象，经常突破法律的底线，对学生的健康成长以及生命财产安全产生了严重的威胁。对于该种情况，即需要从法律角度对其进行研究，在对其形成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做好问题解决。

一、非法校园贷的丑恶一面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非法校园贷在我国得到了野蛮生长，对学生安全以及高校稳定都造成了非常大的危害。虽然我国银监会以及教育部曾经发文对校园贷市场进行规范与整顿，也获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却并没有根除，其依然在校园中对学生的健康成长造成影响。2017年，陕西一名大学生先后在多个校园贷平台上借款，共欠款20多万元，最终因无法还清欠款自杀。同年，安徽一名大学生为了帮助同学，而向校园贷平台借款1.7万元，之后为了还钱，而采取“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借款，在3个月内，共在20个平台中具有贷款，共贷款额25万元。而面对后续这些机构的暴力催款，最终选择割腕自杀。可以说，大学生采取校园贷方式借款所发生的悲剧行为还有很多，且在近年来具有增加的趋势，不得不说，非法校园贷平台虽然借款手续非常简单，但如果欠款不还，则将以非常暴力、难以想象的方式催款，在对学生施加非常大压力的情况下使其最终走向悲剧，也正是其丑恶一面的表现。

二、非法校园贷的法律性质

促进全县金融业健康有序发展，为了切实维护我县金融秩序。根据《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厉打击非法融资有关问题的通知》陕政办发〔2011〕9号）精神，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进一步规范民间借贷行为，健全和完善打击非法融资专项行动工作机制，有效遏制非法融资活动的发生和蔓延，维护我县良好的经济金融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二）工作目标

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按照“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要求，以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维护社会稳定和有利于打击非法融资案件为出发点。集中开展一次非法融资风险排查活动，尽快掌握情况，同时结合排查结果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遏制各类非法融资活动的发生，实现“摸清底子，分类处置，依法打击，维护稳定”目标。

打击非法采矿经验材料

严厉打击非法采矿

实现矿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各位领导、同志们：

我们阳城县位于山西东南端，国土总面积1968平方公里，县境内矿产资源比较丰富，已探明各类矿产资源22种，其中煤炭资源储量56.18亿吨，白云岩储量42亿吨。全县现有各类矿山企业231个，2004年实现销售收入18.86亿元、利税5.35亿元，利润3.49亿元。我县历来重视矿业秩序的治理整顿工作，素有“基础好、管理严”的美誉。十多年来，全县没有发生一起因无证开采和越层越界而导致的伤亡事故。我县打击非法采矿的主要做法是：

一、加强宣传，搞好预防，在全县构筑了打击非法采矿的“防火墙”

为全面贯彻落实全国、全省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和非法采供血专项整顿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根据卫生部等四部门《关于印发20**年全国非法采供血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卫监督发〔20**〕178号）和有关采供血管理的法律法规要求，结合各部门工作职责，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通过开展非法采供血专项整治工作，进一步规范血站的执业行为和医疗机构的临床用血行为，认真查找血液安全的薄弱环节，对重点地区特别是一些偏远地区医疗机构血液来源进行检查。严厉打击非法组织他人卖血的犯罪活动，依法查处非法组织他人卖血的“血头”、“血霸”，净化采供血执业环境，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血液安全。加强对单采血浆站和血液制品生产单位的监管力度，严肃查处在原料血浆采集、供应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保障供浆员身体健康和血液制品的质量安全。

二、工作重点

（一）严肃查处血站频繁、超量采血和采集冒名顶替者血液的行为，推动无偿献血工作，杜绝有偿供血。

（二）严肃查处医疗机构（尤其是粤东、粤西偏远地区）擅自采集、供应临床用血的行为，杜绝未经检测的血液直接在临床输注的事件，保证临床用血安全。

内容提要：随着改革开放脚步的加快，我国国民经济进入飞速增长时期，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一种新型经济犯罪活动呈日趋上升态势，即利用传销和变相传销手段犯罪。由于这种犯罪活动的出现严重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同时也干扰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由于传销和变相传销犯罪活动具有较大的欺骗性、隐蔽性，对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极大的危害性，影响社会稳定。因此，从上至下各级地方政府及公安机关对此类犯罪非常重视。本文从实际出发浅析此类犯罪形成，特点并提出打击对策。

关键词：非法传销形成特点打击对策

传销是一种无店铺经营方式，从商品经营营销学来看，传销是企业通过传销商（包括传销人）建立的销售网络来直接向客户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并依据传销商及其销售网络的销售额决定对该传销商进行奖励的一种营销方式，是属于商品销售方式中直销的一个外延。

按照商品经营营销学中销售层次划分，传销同直销一样，基本可分为单层次传销和多层次传销，随着传销的发展，单层次传销已经逐渐退出，而以多层次传销为主。诚然，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传销作为区别于传统销售模式的一种新型的销售方式，大大降低了商品销售环节中的成本，具有一定的生命力，但是由于传销本身存在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的死症，在多层次传销中，一些别有用心的不法分子打着传销的名义推行变质的多层次传销，来非法敛财。我国现阶段存在的非法传销均以高额回报为诱饵，主要表现：以购买一定数量的商品取得自己推销该商品的资格，传销员的收益不仅从自己推销该商品的业绩中提成，而且也从其介绍的他人推销商品的业绩中提成，在实际操作中以从其介绍的他人推销商品的业绩中提成为主，介绍的“下线”及“下线”介绍的“下线”人员越多，收益也越丰厚。由此在短时间内吸引大量人员加入，并急速聚集巨额资金。这种国外被称为“金字塔阴谋”、东南亚地区被称为“猎头会”的非法传销方式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传入我国后，由于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市场建设尚不完善，管理手段落后，被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来大肆进行非法经营、集资诈骗、偷税等违法犯罪活动，特别是在近几年中更是越演越烈，在相当程度上严重的危及社会政治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现阶段的非法传销活动的组织不仅组织严密，还充分利用人性的弱点制定出了一整套的工作方法，主要表现为以下二个方面：

1、利用人民群众急于发财的心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的加快，不可避免的出现了部分地区经济上的差异，犯罪分子充分利用部分人民群众急于发财、想一夜暴富的心理，以高额回报、快速致富为诱饵，利用传销或者非法传销手段，大肆非法吸收社会闲散资金和公众存款，来达到组织者牟取暴利的目的。

1）只有国际标准刊号ISSN，而没有国内统一刊号CN，或者虽然有国内统一刊号CN，但CN号有问题的一定是非法出版物。我校教师和研究人员应该了解一些关于CN号码的知识。《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规定：CN号是由国家出版管理部门负责分配给各省连续出版物的代号。它以“CN”为前缀，由6位数字和分类号组成，其结构格式为：CNXX-XXXX/YY.CN与6位数字之间空半个汉字空，6位数字的前2位与后4位之间用半字线“-”隔开，前2位为地区号，依据GB／T2260-1999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数字码前两位给出（见附录）。后4位数字为地区连续出版物的序号，其中，0001～0999为报纸的序号，1000～5999为印刷版连续出版物的序号，6000～8999为网络连续出版物的序号，9000～9999为有形的电子连续出版物(如光盘等)的序号。分类号主要用来说明连续出版物的主要学科范畴，通常是按《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4版)》的基本大类给出，如：文化教育类为G，分类号置在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6位数字之后，用一斜线“／”隔开。连续出版物较多的北京地区，当地区代码“11”使用完毕后，北京地区的连续出版物使用“10为扩充代码。

2）非法出版物的刊号最常见的问题有这样几种：

①在境外注册刊号，在境内非法编辑、出版、印刷和发行。为了蒙蔽作者，他们通常只在版权页上注明国际标准刊号ISSN，而不标注国内统一刊号CN。

②表面上既有国际标准刊号ISSN，又有国内统一刊号CN，所不同的是它的CN号后边加括号或缀有别的字母（如HK、NR、H），说明它是在港澳台地区注册的，这类报刊如果在内地设立编辑部、记者站或办事处进行出版、印刷和发行活动也是非法的。

③假冒国内刊号。比如，CN后面的前两位数（地区号）为00-10、16-20、大于66或者超过两位数的，都是假冒的国内统一刊号，因为《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规定的地区号中没有这些号；也有的是冒用其他已有的合法出版物的刊号。

④一个刊号多个版本。比如，某大学学报，它的ISSN和CN都没有问题，但每期学报都出版两个或多个版本，其中只有一个版本是正式的、合法的、对外的、公开的，其它版本则是收费的、非公开的、只给作者收藏的，这种情况下，如果只看刊号，很难发现问题，只有对比其他的几个版本才能发现问题所在。

号称是香港刊物，或带有香港刊物刊号的非法刊物有以下几点鉴别技巧：

（1)据考证，几乎所有号称是香港的刊物都是非法刊物。

（2)目前，香港的刊物多以教育类刊物出现，因此对于带有“教育”字样的刊物请慎重。

（3)号称香港刊物，但是印刷单位、出版单位或者联系电话等内容却是内地的，几乎都是非法刊物。

（4)号称香港刊物，但是其主管、主办单位在网上根本查不到，或者这些单位的信息只与该刊物介绍或征稿启事相关联的，该刊物就是非法的。

不要认为在国家合法出版物上刊登征文启示或者广告的，就是合法出版物。前不久，《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教育文摘周报》和《中国青年报》，都曾为非法出版物《中国教育教学》杂志做过广告。

目前全国各大城市均存在“黑的”现象，所谓“黑的”，就是指未取得营运证书的车辆，它们穿梭在城市的各条街道上，以低于正常出租市场价格的价格进行拉客，扰乱了正常的营运市场，给社会治安带来了严重隐患，因此，各地政府均将“黑的”列为打击之列。因大量的“黑的”在非法营运中被盗、被抢，从而又带来了大量的保险合同纠纷，本文所指的非法营运保险案件，就是指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以下统称被保险人）将家庭用车擅自改为营业用车，在非法营运期间发生被盗、被抢事故后因与保险公司理赔不成诉至法院的案件。在审理该类案件时，对什么是非法营运，如何根据证据认定非法营运，在认定非法营运成立后该如何适用法律，司法实践还处于相对混乱状态。笔者曾数起该类案件，对上述问题在此试作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非法营运的认定。

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先看2007年7月16日刊登在《人民法院报》的一期话题：“据广东媒体报道，广州近期开展了一场整治客运市场专项行动，私车搭客赚钱成为严打重罚对象。广州交通部门规定，无道路运输证的车辆进行搭客即构成非法营运，包括顺路送人并收取油费或过路过桥费行为。此举引发广大市民关注，不少人认为对小区业主拼车上下班减轻道路压力、减少出行成本的好办法应该区别对待。有意见认为，搭顺风车是为了车主收回成本和损耗，略交一点，也属合理劳务支付，简单定为非法运营，法律依据不足。”从话题中可以看出，人们对什么是非法营运的意见不尽一致，查看我国法律、行政法规，到目前为止，均没有涉及非法营运这一概念，只是在国务院相关部门的相关通知、指导意见[①]中出现过“非法营运”字眼，但也没有对非法营运作出相应的解释。法院在审理该类案件时，由于对非法营运理解不同，在部分案件的审理结果上也出现了严重分歧，损害了司法的统一性和权威性。笔者在此对非法营运的定义和构成要件提出自己的看法，期望对将来国家立法和司法实践有所裨益。本文认为，所谓非法营运，是指未取得营运证书，以营利为目的，利用车辆从事旅客运输或者货物运输的行为，其须满足以下三个构成要件：

第一，未取得营运证书。是否取得营运证书是非法营运和合法营运的分界线。司法实践中，因被保险人对取得营运证书的事实负举证责任，法院对该项事实比较容易查明。

第二，以营利为目的。营利，就是谋取利润。一般来说，被保险人将家庭用车长期用于营运，这时判断、认定其以营利为目的是没有问题的。但有几种情形比较难以判断，实践中也经常存在争议：第一种情形是被保险人只是一次性、临时性或短期性的提供运输服务。针对该种情形，有观点认为非法营运不以次数为限，只要与第三人协商运费，就可以认定为以营利为目的；有观点认为该种情形被保险人不是长期以此为业，不可能以此作为谋利手段，不能认定为以营利为目的。第二种情形是顺路送人并收取油费、过路、过桥费行为（时称“拼车”）。针对该种情形，有观点认为未取得营运证书的车辆，被保险人不能向第三人收取运费，如果其与第三人协商运费，该运费无论是计入被保险人的收入，还是计入其油费、其他损耗等成本，均会给被保险人带来利润：前一种情况下，被保险人的成本没变，但是收入从零增加到收取的运费金额，利润增加了，后一种情况下，被保险人的收入没变，但是成本从一个人承担到两个人分担，明显降低了，利润也增加了，因此，不管怎样，只要被保险人与第三人协商运费，均可以认定其以营利为目的。有观点认为，分摊油费、过路、过桥费虽然降低了成本，但不具有营利的目的。上述观点可谓都有道理，认为两种情形均构成非法营运的，一般是代表决策者的观点，因为他们面对怎么整治非法营运的大难题；认为两种情形均不构成非法营运的，一般是代表普通老百姓的观点，因为他们认为上述两种情形并非是谋利的手段。笔者认为，我们在认识非法营运时，一定要将它与合法营运进行对比，因为非法营运与合法营运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前者没有取得营运证书，除此之外，两者应该具备相同的特点，政府打击非法营运的原因也在于非法营运车辆未取得营运证书，如果已取得营运证书，则自然不会被列为打击之列。因此，发现、认识合法营运以营利为目的的特征或许能为我们认识非法营运以营利为目的的特征提供一些帮助。针对上面两个争议问题，我们试看看合法营运以营利为目的的特征：第一，在合法营运的情形下，被保险人收取的运费减去成本之后称之为利润，并且该利润构成了企业、个人生产经营或者生活消费的主要来源部分。因此，仅是追求收入与成本之间的差额还是不够的，被保险人必须将该部分差额作为其生产经营或者生活消费的主要来源才能认定为以营利为目的。第二，在合法营运的情形下，被保险人都具有长期营运的心里准备，也只要在长期营运的情形下，其才能收取获得可观的利润作为其生产经营或者生活消费的主要来源，而如果被保险人只打算一次性、临时性或者短期性地提供运输服务，其收取的运费就只能看作偶然所得，该偶然所得绝对不构成其生产经营或者生活消费的主要来源。第三，在合法营运的情形下，被保险人收取的运费肯定高于油费、过路、过桥费等其他运输成本，因为如果其收取的运费低于或等于油费、过路、过桥费等其他运输成本的话，就无法长期以此为业，并将其作为谋利手段。在非法营运情形下，被保险人收取的运费虽然低于市场出租价，但是也高于油费、过路、过桥费等其他运输成本。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一次性、临时性或短期性的提供运输服务和顺路送人并收取油费或过路、过桥费的行为均不具备以营利为目的的主观心态，不构成非法营运。

第三，从事客运或者货运行为。在具备了未取得营运证书和以营利为目的的两个构成要件后，是否就可以在法律上认定为非法营运呢？答案是否定的，法律评价的只是行为，而不是单纯的思想，如果某人有了营利的目的，但未从事客运或者货运行为，当然不能认定其为非法营运，因此，非法营运的最后一个构成要件就是从事客运或者货运行为。一般来说，被保险人在有了营利的目的后会立即提供营运服务，但也存在一些特殊情形，如被保险人已经有了营利的目的，但暂时苦于没有差事，正在驱车寻找客户，或者与第三人正处于协商阶段，该些情形能否认定为从事客运或者货运行为呢？笔者认为，上述情形下，被保险人已经有了长期提供运输服务并收取高于其运营成本的运费的目的，并已经开始准备实施营运行为，如因客观原因导致其未实际提供运输服务的，应认定为非法营运的预备状态。例如，张某在某晚报上刊登带车求职广告，某“老板”看中后与张某进行了初步的协商，并给其1000元的定金，第二天，张某赶往某酒店与“老板”协商签订正式的聘用合同，到达酒店某房间后，遭“老板”及其他同伙抢劫。本案中，张某在晚报上刊登带车求职广告，并收取他人定金，足以认定其具备以营利为目的的主观心态。虽然张某被抢前实际上尚未提供运输服务，但是其已经作出了相应的准备，只是在准备的过程中遭遇他人抢劫，应认定为非法营运，只是对其进行行政处罚时，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