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除范文10篇

旧城改造

我国其他的历史文化名城如西安，虽然旧城城垣尚在，但城内的旧建筑改造殆尽，风貌顿失，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时也遭到了与北京同样的命运；至于洛阳、开封、杭州、南京等古城，情况大致相同，皆未申报。

这主要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保护好古城，这些教训是十分值得我们深思的。

鉴于北京旧城已被破坏的现实情况，出于“亡羊补牢”尽力抢救的想法，我建议对北京旧城的保护应采取以下措施：

1、全力保护北京旧城的中心。故宫已是世界文化遗产，故宫四周的皇城范围内，包括二海西苑、景山、社稷坛、太庙、皇史成和许多内官监系统的衙署、厂房、仓库、寺庙等，以及皇城内的街道系统，皆加以保护，使之与故宫交相辉映，成为一个整体。

2、整体保护北京内城东西长安街以北至北城垣北二环路内的元大都街道遗痕。不要再开辟新街道，适当开宽主干街道。平安大道的开辟是在北京旧城街道规划上拦腰砍了一刀，也并未解决交通堵塞问题，反而把人流车辆引向旧城。以此为鉴，不可再自灯市东口向东二环开路。

本文作者：张剑工作单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

经济犯罪是指在商品经济的运行领域中，为谋取不法利益，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严重侵犯国家管理制度、破坏社会经济秩序，依照刑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按照我国《刑法》规定，经济犯罪包括《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刑法》分则第八章规定的“贪污贿赂罪”《;刑法》分则第五章规定的“侵犯财产罪”中的、“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等罪名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中补充规定的骗购外汇犯罪等。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经济犯罪在犯罪圈中层出不穷，大有日盛一日之趋势。这一点在中国尤为突出，因此如何有效惩治、预防经济犯罪，已经成为刑法研究的热点之一。死刑是以剥夺罪犯的生命为基本内容的刑罚，是整个刑罚体系中最为严厉极端的刑罚。但是，随着人权保护观念日益增强，人们普遍意识到死刑剥夺的是公民最为宝贵的权力——生命权，我们在适用死刑的过程中，对死刑的认识不断深化，同时对死刑在刑罚体系中的必要性也发起了挑战。在国际社会上，人权意识不断发展，使得限制、减少死刑的适用并逐步废除死刑的思想已经取得国际社会的共识。当代西方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已经废除了死刑，如德国、意大利、法国、美国的部分州以及我国的香港、澳门地区；有的国家虽然还有有死刑但已经不适用于经济犯罪，如俄罗斯、日本等;而保留死刑并可适用于经济犯罪的国家只占一小部分。中国的刑罚体系中，对于不同经济犯罪可以适用从管制到死刑的不同等级的刑法措施，以此实现在具体案件中的罪责刑相适应。但是，经济犯罪，由于其非暴力型、贪利性等特点，在行政犯中属于比较典型了一类犯罪。我国正处于死刑废除历程中的限制适用阶段，由于特殊的国情和法律文化，在现阶段保留死刑是有必要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中已经废除了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我认为还有必要在今后的立法中逐步废除其他经济犯罪死刑。

一、经济犯罪的行政犯特征

在行政刑法的视角中，经济犯罪是行政犯罪的一大子项犯罪类别。它是法定犯，具有法定犯的特征。从这种特征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经济犯罪中废除死刑是有可能的。法定犯，亦称人定犯，是与自然犯相对的一种犯罪类型，是指从特定法律的规定实施开始被认为是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一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会因不同国家或不同时期的法律规定而有所差异。同一种行为在一国或一个时期被法律规定为犯罪，但在不同国家或不同时期则可能被视为合法行为，这种被特定的法律规定为犯罪的行为就是法定犯。经济犯罪这种法定犯具有“双重违法性”，这是其罪典型的特征，均以违反一定的经济法规或行政法规为前提。行为人产生刑事责任的前提是行为人要因违反经济行政法而承担行政责任。这也使得行政犯罪在认定上表现出与其它自然犯不同的特点。正是因为经济犯罪这种“双重违法性”，它在自然的伦理上并不是“恶”，而是由于法律的否定而成为“恶”，它与行为本身在伦理上就是“恶”的自然犯，区别很大。而且，经济犯罪这种法定犯的社会危害性与自然犯的社会危害性不同，表现出更大的变易性，换言之，法定犯犯罪圈的大小总是与时代的变迁和政策的变动密切相关。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就在于法定犯是以违反行政、经济法规为前提的，而行政、经济法规会随着社会的变迁和经济的发展不断的变化，当某一行政、经济管理活动发生变化时，行政、经济法律和法规的内容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于是，原来的某些法定犯就可能不具有危害正常的行政、经济管理活动的性质，因而不再是犯罪。如1997年的新刑法典，其中除分解的另行规定为犯罪外取消了投机倒把的罪名，就是例证。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念固然也会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变化，但伦理道德发展变化与行政、经济法规的变化相比则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为，不同时代的伦理道德，一方面能够反应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特定社会经济关系，而且能够反应延续的若干时代以至所有时代的社会关系。因此，对于经济犯罪人们不会像对杀人强奸那种自然犯表现出极大的伦理抵触性，人们很难意识到它的犯罪危害性，犯罪黑数很大。有些时候，一定区域的人们还支持这种经济犯罪，比如走私犯罪。这就奠定了我们废除经济犯罪死刑的国民心理基础，而且《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已经废除了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但是，经济犯罪中还有走私假币、集资诈骗、伪造货币等等，对于这些犯罪废除死刑，相信民众同样是可以接受的。

二、经济犯罪的惩罚手段

1．经济犯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贪利性。绝大多数经济犯罪都具有非法牟取经济利益的目的，犯罪人为了一己之利，采取不正当的手段侵吞国家、集体和公民个人的财产，虽然获取非法利益的方法各异，获得数额有所差别，犯罪心理也不尽相同，但是犯罪动机上都是有贪利性这一共同点的。对于这类贪利性犯罪最适当的惩罚方式就是适用财产刑和资格刑。这样符合经济犯罪贪利性的特点，既使犯罪人在经济上损失了利益，又剥夺了犯罪人的再犯能力。对于犯罪情节轻微的经济犯罪，可以适用罚金刑单独处罚；对于犯罪情节严重的经济犯罪，可以在判处自由刑的基础上适用罚金、没收财产等财产刑。同时，在行政责任的落实中，用资格罚的手段与刑罚的财产刑辅助并用，能更好的预防犯罪分子的再犯。经济犯罪人一般都是理性人，面对这种惩罚方式会更有利于一般预防。死刑只是消灭犯罪人的人身，并不和经济犯罪的特点相切合，可以说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惩罚方式。废除死刑也不意味着经济犯罪就会更加猖獗。刑法中盗窃罪废除死刑就是成功的。多年的司法实践证明，对一般盗窃行为取消死刑并没有令盗窃行为明显增加。这个能够充分证明，死刑并不是对犯罪最有效的威慑。而盗窃罪刑罚的改革也同样足以证明，在我国，完全取消经济犯罪的死刑也是可行的。

一、对死刑存废的认识

死刑作为一种普遍事实，经历了由最先基于违反禁忌而生，而后是基于法律的处刑，即按照法律规定为了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而剥夺犯罪人的生命。“从死刑如此普遍全世界的状况可以推论出，它与人类共同生活的基本条件有着密切联系。”（布鲁诺?赖德尔《死刑的文化史》）。死刑存在与适用的状况，之所以在当今被视为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正是人类文明进化程度与人类本能的被限制程度此消彼长的历史事实和思维定势使然。死刑在一个国家的命运与结局，只能在人类文化建设与人类本能情感这对矛盾的运动过程中才能获得最终的确定性答案。

二、我国死刑制度与国际标准的协调及自身完善

对于确立死刑国际标准的国际文件，我国已于1998年10月5日正式签署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虽然迄今全国人大常委会还没有正式批准，但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规定，签署国有义务不做任何使条约的目标落空的事，中国自签署该《公约》之日起实际上就已经承诺遵守该公约的道德义务。

关于国际准则在国内法的适用，从世界各国的实践来看，可大致归纳为宪法性规定模式和法律性规定模式两种典型模式。我国《宪法》对国际法律规范在国内有无效力、条约在国内适用的方式以及当国内法与国际法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适用国际法还是国内法等问题没有明确规定。从我国缔结条约的三个阶段来看，条约的缔结和法律的制定在程序上是基本相同的。因此，可以说，条约和法律在中国国内具有同等的效力。从一些部门法的相关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的法律和实践中倾向于采用条约直接在国内适用的方式。如果国际法规范比较具体，如《公民权利公约》第6条第5款“对18岁以下的人所犯的罪，不得判处死刑；对孕妇不得执行死刑”，则可以直接适用。可见，我国对死刑适用的国际标准应采用的宪法性规定模式，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在宪法中确立国际条约在国内的效力。具体说来，为了使我国的国内法在死刑的适用方面与《公民权利公约》相协调，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调整：

1.减少适用死刑的罪名

[摘要]我国农业税制没有随着农村改革的发展而及时作出配套改革，使得本不该充当执法主体征收税费的基层人民政府，在不得已而开展的农村税费的征收过程中无法可依，无序可循。因而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也就逐渐显现出来，农村基层政府与农民群众的对抗状态愈来愈严峻。现在正在试行的农村税费改革，仍然保留了农业税，只是把向农民收取税费的总量减少了，即所谓“除费并税”式改革，因而没有跳出农业税制的框框，只能是一种减轻农民负担的过渡性措施。现行农业税制是农村其他杂派的挡箭牌和保护伞。农民负担是基层政府向农民征收的税费的总称。在整个负担中，国家的农业税、特产税等，虽然所占比重不大，但是农业税却是农民负担中最能说服农民交纳的，农民自己也是这样认为，交纳农业税是天经地义的，所谓“种田完粮，买卖当行”。农村其它的各项费用却是搭着农业税这辆大车，随着农业税一起下达并一起征收的，农业税如果增加一点，其他费有可能增加二点，甚至增加的更多。

近几年来，我国经济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已开始大声呼吁取消农业税和废除农业税制的问题。《农业经济问题》2003年第3期发表了财政部财政研究所孙东升的文章《论农业税的取消》。孙东升的观点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唐仁健的观点是一致的，认为农业税应该取消，只是现在还不行，“还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过程”，要形成“取消农业税的几个必要条件”。为了向决策者提供一个真实的情况，笔者以一个基层实践者的身份，也谈谈尽快废除农业税制的问题，并与孙东升商榷。

一、税费剖析

所谓现行农业税体制，我把它作了一个概括：在农村依据耕地、户头或人口、劳力等，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由乡镇人民政府和村集体经济组织向农民征收的以农业税、特产税、屠宰税为主体的税费体系。它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国家法律规定征收的税。二是付给上级行政事业单位或部门使用的费，如水电费，血吸虫病防治集资等。三是用于公用事业的政府性集资，有些是乡镇自己支出的，有些是上交县级有关事业单位或部门的，即所谓的“五项统筹”，包括教育附加、民兵训练费、计划生育费、民政优抚、民办交通。四是村社区内的公用事业费用支出，即所谓“三项提留”，如公积金、公益金、行管费等。另外还有一些由乡镇政府统收的其他费用，如畜禽防疫费以及其他一些债务等。

（一）税的部分

当前在农村对农民和农村企业征收的税共有15种之多，包括农业税、特产税、牲猪屠宰税、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耕地占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契税、土地出让金等等。其中由乡政府组织征收的有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牲猪屠宰税。这三项税要占乡整个税收的70％以上。有的地方甚至把其他税种也摊进了农民负担。

[摘要]我国农业税制没有随着农村改革的发展而及时作出配套改革，使得本不该充当执法主体征收税费的基层人民政府，在不得已而开展的农村税费的征收过程中无法可依，无序可循。因而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也就逐渐显现出来，农村基层政府与农民群众的对抗状态愈来愈严峻。现在正在试行的农村税费改革，仍然保留了农业税，只是把向农民收取税费的总量减少了，即所谓“除费并税”式改革，因而没有跳出农业税制的框框，只能是一种减轻农民负担的过渡性措施。现行农业税制是农村其他杂派的挡箭牌和保护伞。农民负担是基层政府向农民征收的税费的总称。在整个负担中，国家的农业税、特产税等，虽然所占比重不大，但是农业税却是农民负担中最能说服农民交纳的，农民自己也是这样认为，交纳农业税是天经地义的，所谓“种田完粮，买卖当行”。农村其它的各项费用却是搭着农业税这辆大车，随着农业税一起下达并一起征收的，农业税如果增加一点，其他费有可能增加二点，甚至增加的更多。

三、政策建议

人们担心的是，乡镇有这么多人要吃饭，需要这么大的支出，农业税及其他税费又是乡镇“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如果取消了农业税，必然会导致“乡镇一级财政难以运转”。所以孙东升文章的观点是很有代表性的。这也许是决策者下不了决心取消农业税的缘故。但是，持这种观点的人并没有亲身经历乡镇的实际，也只是人云亦云。要知道乡镇在取消了农业税以后是否能够运转，一是要看农业税收起来之后作了哪些用途，二是要看这些用途是否得当。鉴于此，笔者建议：尽快取消现行农业税制，政府不再向农民收钱。

1．改农业税为耕地使用税。耕地使用税可以归类到财产税中。现在税费改革试点中，媒体宣传说，农业税和农业附加税加起来每亩不超过100元。笔者工作的乡、村的农业税和农业附加税为每亩80．24元，还有每亩田15元排水费和人均15元村内公益性事业集资，农业综合开发还款等，一亩田仍然要达到130元甚至更多，对比一亩田的农业收人来看，广义的税率仍然高达25％以上。如果将农业税改为具有租金性质的耕地使用税，根据土地收益情况确定税额，如果每亩征税绝对额在30元以下，税率可真正控制在7％以下。这样改的好处，一是容易操作，简单易行，不易反弹；二是税率降低，征收的难度变小；三是农民负担确实可以减轻，农村矛盾会缓解。

2．取消乡镇财政。有很多人呼吁要撤销乡镇政府。取消乡财政的好处是可以确立乡镇敛财和进入两种约束机制。一是乡镇政府敛财的机制。过去乡镇党委和政府的主要领导为什么样要冒着被处分的危险增加农民负担？是因为他们有必须要支出的项目不得已而为之，县乡分灶吃饭，一旦锅里没有“米”了的时候，乡镇就会去找农民收，其实这也是农民负担为什么总是减不下来的根源。二是乡镇进入的机制。乡镇本来就是一级不完全政府，因为乡镇所有的人事权都在县一级，不论是行政干部也好，还是事业单位的干部也好，管人的权限都在县里的主管机关。但县里管人却不管发工资，工资由乡镇发，县里不仅不承担发工资的责任，而且在乡镇发不出工资的时候，县里还要到乡镇督办。这是乡镇人员膨胀的主要原因。取消乡镇财政以后，今后谁进入由谁承担工资。没有工资来源了，谁还能进入？取消乡镇财政以后，县里根据乡镇应有的人员和实际工作范围来核定支出，县乡一家，也不存在县里克扣乡镇经费的现象了。取消乡镇财政实际上是从制度上为农民负担不再反弹提供了保证。

3．政社分治。这是回答废除农业税以后，乡镇运转的问题。“农村税费改革的深层目的，是重建国家在农村社会的合法性基础和统治权威”，要实现这个目的，从乡村治理的角度看，是实现“乡村自治”。乡村自治的好处是：乡村自己的事自己做，政府不要管太多的事，管又管不好，农民总以为政府把他们的钱收去挥霍了，对基层干部意见大，这是基层政府与农民群众矛盾尖锐的原因之一。如果还是按照过去的办法由政府去全面动员向农民收取税费，不仅乡村自治搞不好，就是当前推行了的税费改革也没有办法坚持下去。但是，乡村有许多事又要做，国家给的转移支付又有限，这就是“政社分治”要解决的问题。

在这方面，法学理论研究工作者特别是宪法学、刑法学及刑事诉讼法学等方面的学者应当作出自己的贡献，要积极开展生命权与死刑方面的理论研究，大力提倡生命权属最基本人权的理念，宣传人权入宪后生命权自然成为公民的一项宪法基本权利的思想，让广大法官们树立起保障生命权的宪法理念。

我们还让广大群众包括新闻记者们树立起保障生命权的宪法理念，要防止过去那种“民愤杀人”、“媒体杀人”的情况再次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要废除死刑，首先必须宣告那些过时的、错误的观念的“死刑”！

此外，值得强调的是，我们不仅要在宪法理念上让法官们明白慎用死刑、少判死刑、保障生命权的道理，而且还应当充分利用现有的制度来保障死刑在事实上的减少和限制。我们要充分发挥我国特有的死缓制度在减少和限制死刑的作用；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有关死刑的侦查、起诉、辩护、审判、上诉、复核和执行制度，在程序上防止死刑的错判误杀并在实际上减少死刑的判决和执行；[25]我们还要激活并完善我国宪法所规定的特赦制度，[26]这不仅是实施我国宪法的需要，[27]也是我国政府已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要求，[28]更是保障死刑犯的人权、减少和限制死刑的现实需要。

注释：

[2]例如，据大赦国际统计，2004年在当年保留死刑的75个国家和地区中，只有25个国家和地区执行了死刑，人数至少为3797人，而且97%的死刑执行集中在中国、伊朗、越南、美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其中伊朗159人、越南64人、美国59人。参见高一飞著：《程序超越体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81、84页。

[3]参见姜士林等主编：《世界宪法全书》，青岛出版社1997年版，第240、385页。

内容摘要：尊重、保护生命权已然成为人类文明社会的共识，并构成了国际人权公约一项根本内容。二战后国际法在死刑问题上的原则和趋势是严格限制并逐步、最终废除死刑，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已排除了死刑的适用。我国已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死刑立法的调整是保障人权、履行公约义务和与国际立法接轨的现实需要。

关键词：死刑，废除，人权，公约，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国内立法

一、引言

自贝卡利亚1764年在其著名的《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首倡废除死刑以来，在该问题上的争论一直历久不息。随着人类文明和刑法理论的发展，二战后对人权状况重新审视的热潮再一次唤起国际社会对以剥夺生命为内容的死刑的广泛关注——“废除死刑的运动与人权运动密不可分”.本文以国际人权法为主要视角，考察和总结了几十年来国际法在死刑问题上的发展历史与趋势，结合国际司法机构的相关实践，对我国的相关刑事立法提出一些建议，以期真正实现和落实一系列人权公约所孜孜以求的“人的固有尊严和权利与自由的普遍尊重和遵行”。

二、国际人权法对死刑的基本态度：从限制到废除死刑

1、相关国际人权文件

最近，中央出台的关于党政领导干部任职的三个法规文件，提出了强有力的、创新性的政策措施，这是我们党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实践。

贪污受贿、买官卖官、作风专横、生活糜烂、弄虚作假、热衷政绩工程……在我国当下的政治生活领域中，少数官员的上述所为令舆情哗然，民意愤懑，其危害之大，已严重伤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形象。凡此种种腐败现象，究其根源就在于干部管理制度还不够系统全面、健全有力。

众所周知，干部制度改革向来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它成为当初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最近，中央出台的《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三个法规文件，针对干部管理中存在的缺漏和不足，提出了强有力的、创新性的政策措施，这是我们党通过继续深化改革干部制度的途径，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的干部管理文件无愧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彻底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

干部职务终身制，是僵化社会主义模式的一个痼疾。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着眼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提出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年9月党的十二大党章阐明，“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无论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或是由领导机关任命的，他们的职务都不是终身的，都可以变动或解除。”**年通过的《宪法》规定，各种国家最高职务的每届任期为5年，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然而，干部职务终身制并没有就此被废止。这是因为党章只说明了党的各级职务不是终身的，却没有给出具体的任期限制，从法理上说党的领导人仍然可以长期任职。虽然规定了各种国家最高职务只能干满两届，但是由于没有年数合计的限定，设想一个50多岁的中央干部，先在政府的系统干上10年，两届期满后转向人大、然后再转向政协，这样转了一圈就干上30年，还是等同于终身。

有鉴于此，《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明文指出，今后从县级直到中央的党、政、人大、政协、纪委、法院、检察院的正职领导干部，在同一职位上连续任职达到两个任期，不再担任同一职务；担任同一层次领导职务累计达到15年的，不再担任同一层次领导职务。这就是说，同一个职务最多只能干10年，同一层级职务最多干15年，不能无休止地干下去。因此，《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以其明确的任期年限规定，最终彻底地废除了干部职务终身制，保证了党政领导干部职务包括党的最高职务在内的更迭轮替制度化、有序化。

引起社会争议的湖南录用女性公务员要求“乳房对称”的体检标准，已经被正式废除。除此之外，新修订的湖南省公务员录用体检办法还适当修改了其它妇科检查标准。 湖南省2003年公务员录用体检办法中规定，女性妇科检查“第二性征发育正常，乳房对称、无包块，外阴无炎症、溃疡、肿瘤，无子宫脱垂，为合格”。前不久，济南一位湖南籍高校女毕业生反映，这条规定对女性求职者来说带有“歧视性”。但湖南省人事厅公务员管理处负责人称，近年招录过程中并没有接到一例因为这个条件而被淘汰的反映。

湖南省人事厅副厅长杨春林介绍说，湖南省卫生厅、人事厅联合召开有关部门和专家等参加的座谈会，就原体检标准进行了认真审慎的研究和修改。新的公务员录用体检办法取消了“女性应做常规妇科检查”的提法。原标准中包括“乳房对称”在内的所列妇科医学检查的内容、程序性操作规定和有关医学检查术语等表述，这次均被取消。

经过简化归并的妇科检查不合格表现，为“乳腺及生殖器官恶性肿瘤；生殖器官活动性结核；患有淋病、梅毒、软下疳和性病淋巴肉牙肿，非淋球菌性尿道炎，尖锐湿疣等性传播疾病者”。

杨春林告诉记者，修订后的有关女性公务员的妇科检查标准，征求了湖南省妇联的意见，并得到同意。

除了正式废除“乳房对称”规定外，湖南省此次修订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时，还对身高、视力、体重、肝功能检测等方面的限制性规定做了适当调整和放宽。据介绍，这次修订遵循以人为本的理念，把公务员队伍建设的要求同考生的正当权益、合理要求有机结合起来，力求宽严适度、便于操作。

截止2004年10月，世界上共有81个国家废除了所有犯罪的死刑，12个国家废除了普通犯罪的死刑，35个国家事实上废除了死刑（至少10年内没有执行过死刑），三者加在一起是128个国家。可见，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已经废除了死刑。

尽管中国政府表示，中国从长远来看也要废除死刑，但就目前的形势而言，废除死刑还不现实，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减少死刑。中国已经签署并正在准备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第第6条第2款明确规定：“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判处死刑只能是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根据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等机构的解释，这里的“最严重的罪行”，其范围“不能超过具有致命的或者其他极其严重的后果的故意犯罪”，而“‘致命的或者其他极其严重的后果’的含义包含着这样的犯罪应该是导致生命的丧失或者危及生命的意思。”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1999年通过的一个决议中，也敦促那些还保留死刑的国家，不要将死刑适用于非暴力的经济犯罪。对比中国刑法，我们的68个死刑罪名中，有相当多的罪名都是非暴力的经济犯罪（包括财产犯罪、腐败犯罪等），因此，中国学界普遍认为，我们的死刑罪名偏多，应当予以减少，并且应当在实践中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

不过，与法学界意见大相径庭的是，公众对减少和控制死刑持强烈的反对态度。今年上半年，新华社《环球》杂志曾将我的一篇关于控制和废除死刑的文章整理成对话发表，没想到招来网上一片谩骂和侮辱声，压倒性的声音是死刑不能减少，更不能废除，有的情绪激动者甚至扬言要杀掉“刘仁文这个伪道士”。冷静分析这些网友的意见，其中给我启发的是公众对目前的司法腐败有较大担心，他们认为，如果不对某些腐败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以一了百了的方式判处其死刑，许多被判处死缓的犯罪分子，就会通过权力和金钱的关系，无期减有期，有期再变假释或保外就医，不用多长时间就能运作出来，可见，公正司法也是限制死刑的题中之意。当然，这种民意也有一种误会，或者说我们的刑法还欠缺一种制度，那就是对某些废除死刑的罪名，应设立不得减刑和假释的终身监禁。

虽然民意并不是废除死刑的必要条件（不少废除死刑的国家其民意也是反对废除的，但当局者基于自己的政治意志，即死刑是残忍的、不人道的和不体面的，仍然推动死刑废除），但民意的多寡却是任何一个国家在废除死刑时所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比方说，法国早在蓬皮杜总统当政时就想废除死刑，但由于当时反对废除死刑的民意太高，所以没敢贸然废除死刑，直到密特朗总统当政，虽然此时的民意多数还是反对废除死刑，但已经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因而为密特朗总统最终废除死刑创造了条件。在我国，支持死刑的民意居高不下，作为人民的政府，不可能不顾这一现实。不过，笔者一直主张，如何正确对待民意、引导民意和改变民意，这里面有许多的工作可做。例如，去年笔者曾接待一老家来的上访者，此人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他让我送他一些自己写的作品，我当时正好在《检察日报》上连续发了3篇关于死刑的小文章，就送给他，他一看到其中有一篇的标题含有“废除死刑”的字样，就马上说：“死刑可废除不得。”但第二天，当他再来我家时，就主动谈起我的文章中提到的死刑错判一事，说几年前他们那里有一个女的，被以投毒罪判处死刑，临刑前那一天，他们都骑着摩托去追着看热闹，只见那女的抓着囚车栏杆，大喊：“老天爷，你长没长眼睛？”时隔几年，该案在家属的不断上告后，被平反。谈到这里，他就说：“象这种人被杀，确实冤枉。”我们知道，在有的国家，废除死刑正是基于错杀的惨痛教训。那么，如果我们能很好地将司法实践中的死刑错案加以总结并宣传，恐怕给人的印象就不会那么简单了。

要大幅度地减少死刑，还有赖于犯罪率的下降和对犯罪的有效控制。“有什么样的犯罪，就会有什么样的刑罚”，中国过去20多年来，由于改革开放带来整个社会人财物的大流动和新旧体制的大转轨，使得犯罪率呈现出急剧上升的趋势，死刑因此得到扩张性的适用。例如，1979年的刑法规定所有死刑案件都要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但其后不久，随着1983年“严打”的展开，大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就被下放到省一级的高级人民法院，实践证明，这对控制死刑产生了不好的效果。因此，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决定收回所有死刑案件的核准权，估计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实现。收回死刑案件核准权，固然与国家重视人权保障有关，但也不可否认，犯罪形势相对趋于平稳，而不是象改革开放之初那样犯罪猛涨，也是一个客观条件。另一方面，为什么民众对腐败犯罪和经济犯罪支持适用死刑，是因为转型期的中国这类犯罪非常严重，引起民愤，随着国家相关制度的健全和管理社会、控制犯罪的水平的提高，这类犯罪也必将下降，从而为废除其死刑创造有利条件。

从长远看，经济发展也将有利于减少死刑。经济发展将提升人们对生命价值的认识，树立金钱有价、生命无价的观念，比方说，过去一个中国的农村人，若是被关一晚，可能他放出来就万事大吉，但若被罚100元钱，他就会想方设法去要回，而现在他富裕了，可能100元钱不算什么，但关他一晚却一定得讨个说法。理解这一点，可能就比较好解释为什么在西方经济犯罪数额再大也不能判死刑、而在中国就有较多的经济犯罪适用死刑，也比较好解释10年、20年前因经济犯罪被判处死刑的一些犯罪分子，其数额在今天看来并不适宜判死刑，因为经济的发展已经使过去罕见的万元户变成如今的家常便饭了。另外，减少死罪、扩大终身监禁，势必增加监狱和干警的投入，这也是需要以经济发展为后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