诽谤罪范文10篇

摘要：随着经济的增长，社会的发展，人民关注社会热点并加以评议的热情高涨，言论自由难以避免地出现言论过激现象，有的言论则影响了个别领导的“政绩”。诽谤罪由于立法的缺陷，成为公权介入的借口，从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因此，完善诽谤罪的立法，有利于保障公民言论自由权行使，推进我国民主法治进程。

关键词：诽谤罪言论自由立法民法调整

2009年2月初，段磊以“写给省委领导的一封举报信”等标题在网上连发了6篇内容相同的帖子，称山东曹县庄寨镇党委书记郭峰大量贪污受贿，利用职务之便为亲戚朋友强揽工程，长期包养情妇，其子郭某经营KTV并卖毒吸毒、嫖*等。其三个帖子未标注浏览量，另3个加起来的浏览量为79。帖子发表后郭峰向当地警方报了案。2月8日，曹县公安局对该案进行立案侦查，2月25日将段磊刑拘，4月4日执行逮捕，7月3日，曹县人民检察院认为帖子在当地“造成极坏影响”“严重危害了社会秩序”，对段磊以涉嫌诽谤罪提起公诉［1］。

诽谤，是指无中生有、说人坏话、毁人名誉。

“诽谤”一词，由来已久。其原意为非议、指责过错，亦有毁訾谣言之说。《说文通训定声》言：“放言曰谤，微言曰诽，曰讥。”可见诽与谤之含义略有不同。我国刑法规定的诽谤罪，是指捏造并散布某些事实，足以贬低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人格和名誉，侵犯的对象是特定的人或可推定的人。客观方面，表现为捏造并散布某些事实，足以贬低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主观方面有贬损他人人格、名誉的目的。本罪属亲告罪，即除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诽谤外，告诉的才处理。然而，由于诽谤罪的立法缺陷，网络发帖、品评时政或发贴举报官员，这种正常的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却被控诽谤罪的案件时有发生，背后更有公权的介入。公安机关对诽谤者立案侦查，检察机关移送法院起诉，一旦媒体曝光后，案件就不了了之。如重庆彭水诗案、河南的王帅和师喜照案、辽宁西丰警方进京抓走女记者案等等。这种做法，既是对《宪法》赋予的公民监督权的漠视，也是对法律的不尊重。对此，为了防止把对个别领导干部的批评、指责乃至过激的言语当作诽谤犯罪来办，最高人民检察院将建立批捕诽谤案件报上一级院审批制度［2］。因而，笔者试图从宪法、立法、刑法、刑事诉讼法角度分析诽谤罪的立法缺陷，提出加以完善的建议。

一、从宪法层面，看言论自由和诽谤的界限

摘要：随着经济的增长，社会的发展，人民关注社会热点并加以评议的热情高涨，言论自由难以避免地出现言论过激现象，有的言论则影响了个别领导的“政绩”。诽谤罪由于立法的缺陷，成为公权介入的借口，从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因此，完善诽谤罪的立法，有利于保障公民言论自由权行使，推进我国民主法治进程。

关键词：诽谤罪；言论自由；立法；民法调整。

2009年2月初，段磊以“写给省委领导的一封举报信”等标题在网上连发了6篇内容相同的帖子，称山东曹县庄寨镇党委书记郭峰大量贪污受贿，利用职务之便为亲戚朋友强揽工程，长期包养情妇，其子郭某经营KTV并卖毒吸毒、等。

其三个帖子未标注浏览量，另3个加起来的浏览量为79。帖子发表后郭峰向当地警方报了案。2月8日，曹县公安局对该案进行立案侦查，2月25日将段磊刑拘，4月4日执行逮捕，7月3日，曹县人民检察院认为帖子在当地“造成极坏影响”“严重危害了社会秩序”，对段磊以涉嫌诽谤罪提起公诉［1］。

诽谤，是指无中生有、说人坏话、毁人名誉。

“诽谤”一词，由来已久。其原意为非议、指责过错，亦有毁訾谣言之说。《说文通训定声》言：“放言曰谤，微言曰诽，曰讥。”可见诽与谤之含义略有不同。

摘要：随着经济的增长，社会的发展，人民关注社会热点并加以评议的热情高涨，言论自由难以避免地出现言论过激现象，有的言论则影响了个别领导的“政绩”。诽谤罪由于立法的缺陷，成为公权介入的借口，从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因此，完善诽谤罪的立法，有利于保障公民言论自由权行使，推进我国民主法治进程。

关键词：诽谤罪；言论自由；立法；民法调整。

2009年2月初，段磊以“写给省委领导的一封举报信”等标题在网上连发了6篇内容相同的帖子，称山东曹县庄寨镇党委书记郭峰大量贪污受贿，利用职务之便为亲戚朋友强揽工程，长期包养情妇，其子郭某经营KTV并卖毒吸毒、等。

其三个帖子未标注浏览量，另3个加起来的浏览量为79。帖子发表后郭峰向当地警方报了案。2月8日，曹县公安局对该案进行立案侦查，2月25日将段磊刑拘，4月4日执行逮捕，7月3日，曹县人民检察院认为帖子在当地“造成极坏影响”“严重危害了社会秩序”，对段磊以涉嫌诽谤罪提起公诉［1］。

诽谤，是指无中生有、说人坏话、毁人名誉。

“诽谤”一词，由来已久。其原意为非议、指责过错，亦有毁訾谣言之说。《说文通训定声》言：“放言曰谤，微言曰诽，曰讥。”可见诽与谤之含义略有不同。

一、网络诽谤概述

（一）网络诽谤的概念。诽谤一词作为贬义词最早见于《韩非子•非难》一书:“大王若以此不信,则小者以为毁訾诽谤，大者患祸灾害死亡及其身。”在今天的语境下，诽谤的含义为:以不真实的言词来污蔑、中伤他人。进而，网络诽谤的概念即为:借助网络对他人进行不真实言辞的污蔑或中伤。（二）网络诽谤的特点。网络诽谤罪的本质就是传统的诽谤罪,而并非一个独立的新罪名，但网络诽谤以互联网为媒介,存在其自身的特点。其一，传播的快速性。自第三次工业革命以来,信息技术得到了飞跃发展，网络处理、传播信息的速度也有了极大提高。以微博为例,在行为人博文后几分钟内可能会收获上万次的转发、评论与点赞。由此,诽谤信息一经，即可能吸引大量网民浏览,以几何式的速度传播。其二，覆盖面的广泛性。与传统的诽谤靠口耳相传或写信之类覆盖面较低不同，网络诽谤因其依靠互联网而覆盖面较广。网络传输信息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即便身处一个密闭的房间里，也可以将信息传至五湖四海;即便身处全国各地也可以在同一时刻看到相同的信息。其三，成本的低廉性。传统诽谤最主要的口耳相传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精力。与此相比，网络诽谤所需的成本可以达到忽略不计的程度。编造者只需手指一点，博文即会被上传,之后的传播更不用编造者“操心”,进行浏览的网络用户即是传播者。

二、网络诽谤罪的犯罪构成

（一）诽谤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即自然人。单位犯罪具有特殊性,由此法律规定只有明文规定单位可以作为犯罪主体的，单位才可以成为犯罪主体。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对诽谤罪的规定可知,现行法未将单位列入诽谤罪的主体。传统的诽谤罪主体包括捏造事实者与传播虚构事实者。而有学者将网络诽谤罪的主体分为“捏造诽请售论者、诽请售论者、诽谤曹论转发者、网络运营商与团体性的行为主体”五类，前三项属于网络时代必然出现的诽谤罪主体,由此只来讨论后两类。笔者认可其将网络运营商纳入网络诽谤主体的观点,但要将团体性的行为主体纳入并不容易。团体性的行为主体主要指“网络水军”，“网络水军”带有较强的复杂性,它可能是一人，也可能是多人甚至于一个组织;可能是无偿，也可能为有偿;可能是自发，也可能是蓄意组织。由于它的复杂性，确认其行为主体资格不易,要将其列入网络诽谤主体也存在较大困难，而从其组织者入手不失为好方法。再论网络运营商的主体资格，网络运营商对网络负有监管的义务,有责任删除已明知的虚假信息或诽谤内容,虽在司法解释中对有偿虚假信息或删除信息行为以非法经营罪论处，但也有部分网络运营商为博取关注,明知为虚假或诽谤他人的言词，不予删除，而是任其发展,虽然不是以营利为目的，但也对网络诽谤的受害人的名誉与人格尊严造成伤害。由此考虑，可考虑将网络运营商纳入网络诽谤罪的主体范畴。（二）诽谤罪的主观方面。诽谤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公然侮辱与捏造事实诽谤,由此,诽谤罪的主观方面为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诽谤行为会损毁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仍希望或者放任这一结果的发生。而虽进行了诽谤行为,但因疏忽大意或盲目自信而错信不真实的信息并进行传播的，则属于过失，不构成网络诽谤。现学界多倾向于诽谤罪的主观方面只包括直接故意,但笔者认为间接故意也应被包含其中。直接故意离不开“明知”二字,明知自己行为的性质与社会危害性，明知行为会造成的结果,明知犯罪对象、时间、地点等。而间接故意也体现了“明知”,也包括以上三个部分,区别只在于放任了危害结果的发生。（三）诽谤罪的客体。诽谤罪的客体为公民的人格尊严与名誉权。人格尊严是比较抽象的概念,与人的精神紧密相关,网络诽谤行为的直接后果表现为对受害人的精神状况有影响,但受这一行为影响所产生的间接后果也很严重，包括受害人对自己身体的伤害与误信虚构内容之人对受害人的精神和身体的伤害。在其他罪名中,间接结果一般不会作为本罪定罪依据,而多为量刑情节或另处一罪，但在网络诽谤罪中则不然，在2003年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两高《解释》)中，对网络诽谤的司法解释中写明“造成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精神失常、自残、自杀等严重后果的”为《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一款所述的“情节严重”,将其作为定罪标准。虽然诽谤罪的客体为人格和名誉权,但公民的生命权利也可能会由于诽谤行为而受损,将其作为定罪依据，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四）诽谤罪的客观方面。诽谤罪的客观方面体现于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捏造事实诽谤他人。两高出台的司法解释更具体的界定了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即“捏造损害他人名誉的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做布的。”在此，笔者更认同张明楷教授的观点，即不需“捏造”与“散布”二者皆为才是诽谤罪,只进行了其中一项,只“捏造了不实信息”或“散布了虚构事实”，也可构成诽谤罪。

三、司法解释里的网络诽谤规制

除在《刑法》中有所规定外,2013年两高也下发了关于网络诽谤的司法解释,主要对法律适用中存在问题的部分进行了解释和补充，列举了“捏造实施诽谤他人的情况”“情节严重”的情形与“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情形等,以下笔者拟讨论关于网络诽谤争议较大的“告诉才处理”进行探讨。《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前款罪,告诉的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不同于大多数由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刑事罪名,诽谤罪属于“告诉才处理”的罪，需要受害人提出起诉，法院才能受理，而若受害人未提出起诉,法院则无权受理。问题有二:一是网络诽谤的证据采集问题。公诉案件在公安机关或检察院进行调查,采集证据后由检察院提起公诉，而自诉案件的证据按照法律规定应由起诉人提供。网络案件中，存在同一人多个账号,无法查明某一账号真实信息等需要较为专业的网络技术才能解决的问题,这些技术一般的民众并不擅长,这种情况下将举证责任归于受害人不符合法律应对受害人法益进行保护的追求。由此，《刑法修正案(九)》在《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后拟增加第三款:通过信息网络实施第一款的行为，被害人向人民法院自诉，但提供证据却有困难的，人民法院也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但这一拟规里的“可以”亦存在不合理处,“可以”相对应的“不可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在何种情况下又“不可以”呢?这一判断并无标准而完全由人民法院决定,不利于受害人法益的保护。

摘要：伴随着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网络的发展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人们在享受着网络带来的巨大便利的同时也在承受着其背后巨大的风险和负面作用，网络中的虚假信息便是网络危害中的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分。与传统的虚假信息相比，网络虚假信息的传播速度更加迅速、传播范围更加广泛、造成的损失更大，随之产生的社会危害性也相应更大，这体现了网络巨大利益背后的管理缺陷。如何规避网络中虚假信息带来的风险或者减小该风险带来的损失和危害，是人们经久不衰的讨论话题。文章从法律的视角出发，从法律层面浅析网络虚假信息的普遍存在成因，我国的刑事性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在网络虚假信息方面的规制、刑法对传播网络虚假信息行为规制时的价值取向等方面展开分析。

关键词：网络虚假信息;刑法规制;传播网络虚假信息

1网络虚假信息及其刑法规制之必要性

党的工作报告指出，为了加强互联网内容的建设，建立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环境和空间。《网络安全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一批法律法规不断出台，为依法管理网络、办理网络、使用网络提供了基本依据。“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国家主席从全球角度出发，把握全局动向，为推动我国网络安全体系的建立和健全，为网络安全观念的正确树立指明了方向。因此，刑法作为法律体系保护的最后屏障，作为国家法律规范中最严厉、最有力的保护手段，更应该发挥出其应有的规制作用，为建立和健全网络安全的法律体系，保护国家和人民在网络世界的合法权益作出贡献。1.1网络虚假信息普遍存在的原因分析。所谓网络虚假信息，即网络中不真实的信息，包括散布在网络中完全虚构的不存在的信息，也包括具有一定的真实根据，但对真实信息进行篡改、加工、部分隐瞒后所形成的信息。虚假信息通过欺骗和误导来对社会造成危害。［1］伴随着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网络的发展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信息进入了“爆炸式”增长的时代，信息交互打破了时空的限制。但是人们在享受着网络带来的巨大便利的同时也在承受着其背后巨大的风险和负面作用，网络中的虚假信息便是网络危害中的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分，它体现了对网络管理和规制的缺陷，已经成为当今时代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和法律问题。网络环境中不断泛滥着网络虚假信息，而且其中不乏有一部分的网络虚假信息拥有特别严重的社会危险性，网络虚假信息不只对互联网的正常秩序进行扰乱，更是对网络的公共环境以及人民群众的价值观念产生了很大的损害和误导，主流媒体在网络环境中的不作为和少作为更加剧了虚假信息在网络中的猖狂程度。并且现有的刑法罪名体系在网络空间中的适用中屡屡碰壁。鉴于此，如何依法和有效规避网络虚假信息给人民带来的风险或者减小风险带来的损失和危害，是人们一直讨论的话题。但时至今日，网络的管理尤其对网络虚假信息的管理仍然存在很多的问题，学界对刑法规制是否会影响言论自由等问题争论不断，出于能够更妥善地解决这些问题的目的，需要对刑事法律介入网络虚假信息治理的相关理论加以研究，并针对现有法律条文中的争议以及实践落实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这不仅可以更好地治理网络虚假信息的泛滥情况，同时也可以对网络虚假信息犯罪的刑法规制体系进行完善。［2］努力打造更和谐稳定的网络环境，让网络信息在法律的监管和保障下更加透明和规范，增强人民群众对网络信息真实性的信心，让信息交互更加真实、安全、有效、可信。网络虚假信息的特征1.2网络虚假信息的隐匿性。1.2.1网络虚假信息的隐匿性，主要在于者的隐匿性。网络信息的虽然大多都要求注册账户后方可以自己的用户名进行，在网络上注册的用户名并未进行实名认证，如QQ、微信、微博、贴吧、论坛等主要网络信息发源地上，信息的用户更是少有实名注册。尤其是部分用户在明显恶意的情况下有意虚假信息的，更是会刻意隐瞒自己的真实姓名。通过实践证明，用户采用虚假网名信息后能够迅速找到者本人的情况可谓寥寥无几。故网络虚假信息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尤其是在信息来源上的隐匿性。1.2.2网络虚假信息对象的不确定性。网络虚假信息往往并不针对一特定的人进行传播，其接收者往往是不特定的大众群体，加之网络虚假信息的低门槛和低成本、传播速度迅速、传播范围广泛，与传统的虚假信息相比，网络信息的传播更加泛滥，数量也得到快速发展，传播对象范围广泛且不确定。［3］1.2.3网络虚假信息的迷惑性。网络虚假信息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并借助很多互联网手段促使大量用户进行“误操作”。例如将网络虚假信息伪装成网站地址，非互联网专业人士往往很难辨别网站真伪性，并且互联网的大数据往往容易被不法分子窃取，不法分子利用用户的部分真实数据来伪装成各种虚假信息进行诈骗或诽谤。［4］1.3网络虚假信息的危害性。网络虚假信息的不断发展，其危害性也渗入到社会各个层面：1.3.1对个人所造成的危害。主要体现在虚假信息传播者把网络作为犯罪工具，对他人进行诽谤、侮辱等做出影响他人名誉、社会声誉的行为。1.3.2对社会秩序所造成的危害。主要体现在虚假信息传播者把网络作为犯罪的对象，在网络空间或网络环境中散布虚假信息，迷惑人心，其不以侵犯具体某个人或某个团体的法益为目的，主要是为了造成网络环境秩序的混乱从而想要造成现实社会中秩序的混乱的行为。1.3.3对政府以及国家的危害。如政治类的虚假信息危害国家安全，扰乱公共秩序；自然灾害类的虚假信息引发群众恐慌，打乱人们正常的生活秩序，食品安全类的虚假信息扰乱经济秩序、市场秩序，造成一系列财产损失。一般性事件可以在网络虚假信息的挑拨与推动下引起轩然大波，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群体性事件，严重地威胁着政府的公信力以及国家的安全。［5］从现有法律体系的角度进行考虑，加上虚假信息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仅仅单纯地依靠民事或行政手段已经难以有效的规制编造、传播网络虚假信息的行为。因此，要在秉持刑法谦抑性的前提下，让刑法介入其中从而进行有效的规制。这是依法治国不断推进的必要阶段，也是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健全的标志和必要历程。

2我国现行刑法关于网络虚假信息犯罪的相关罪名

2.1网络虚假信息与寻衅滋事罪。寻衅滋事行为是指对社会秩序进行严重破坏的行为，它包括：任意对他人进行的挑衅行为，随意对他人进行的殴打、骚扰的行为；对公私财物随意毁坏的或据为己有的行为；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的行为。［6］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了《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徘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规定的解释》（以下简称为《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解释》的出台为网络寻衅滋事行为也可以成立犯罪的罪名供了法律依据。虽然当前我国现行刑法将网络的寻衅滋事行为明确的纳入到寻衅滋事罪的规制范畴，但是以往的司法实践中，在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所侵害客体或对象表示难以准确把握时，传统的做法通常是把寻衅滋事罪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进行合并来适用处理，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往往遇到适用法律不清晰，法律对象不明确的情况。《解释》规定，“行为人若是利用信息网络辱骂或者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破坏社会秩序，按刑法中规定中的寻衅滋事罪来定罪处罚。”这是在司法实践中第一次明确表示公民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行为可定寻衅滋事罪，但前提是行为人的网络辱骂恐吓行为必须达到了情节恶劣导致破坏社会秩序的严重程度。但是《解释》并没有对社会秩序做出限制性的规定，所以网络空间的秩序是否被包含在社会秩序并不十分的明确。［7］加强对网络虚假信息与寻衅滋事罪的刑法规制有利于稳定正常的社会公共秩序，切实保障公民表达权和监督权。当今社会，网络环境作为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虚拟空间已经与现实化社会不可分离。虽然宪法赋予公民拥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言论可以不受任何的限制和约束。公民在网络虚拟空间发表的言论仍须要对其负责。2.2网络虚假信息与诽谤罪。诽谤主要是指捏造虚假信息或事实来毁损他人名誉。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中在第246条中增加1款作为了第3款：“通过信息网络实施第1款规定的行为，被害人向人民法院起诉，但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这不仅在立法上明确了网络诽谤构成诽谤罪，而且在实体法中也规定了有关于程序法内容，是“刑事一体化”理念的体现。［8］我国目前没有网络诽谤行为单独立罪的规制模式，而是用诽谤罪结合司法解释来进行规制。网络诽谤行为与传统诽谤行为有共同之处，可以构成诽谤罪。传统的诽谤罪构成要件为：首先，有实际存在的、能够损害他人名誉的虚假事实或者信息；其次，要以一定方式向其他人公开；再次，主观上有故意；最后，要情节严重，形成危害后果，致使社会评价降低，名誉损害等。网络诽谤是发生在网络环境中的诽谤，要求主观有故意，客观上要在网络上捏造、散布或者传播不真实信息，并且这种传播的虚假信息是针对特定的人，达到了情节严重的成立诽谤罪。有效利用刑法的法律法规对网络虚假信息中的诽谤行为进行规制，有利于依法追究诽谤者的违法责任，保护被害者的名誉和权益。2.3网络虚假信息与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2015年实施的《刑法修正案九》确立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将以重大灾情、疫情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事件为内容的信息从原“虚假恐怖信息”中剥离出来，纳入了“虚假信息”的范围。明确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所针对的虚假信息是以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为内容，这其中囊括了已经出现的以及可能出现的将会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虚假信息。两高《解释》对在网络上编造、传播虚假信息以损害他人名誉的行为进行规制，并注明了“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五千次以上，或转发次数达到五百次以上”的认定“情节严重”的标准，同时对“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情形进行了列举，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从寻衅滋事罪和诽谤罪中分离出来，解决了以前的罪名之间互补调解的问题。

关键词：秦中飞案/宪法权利/人身自由/言论自由/司法体制

内容提要：秦中飞案是地方公权力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一个典型案例。有关公共机关不仅侵犯了秦中飞的人身权利，侵犯了包括秦中飞在内的至少数十人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还直接侵犯了至少数十人的言论自由，间接侵犯了所在县全体人民的言论自由。滥用公权力、侵害公民宪法权利是破坏社会和谐的最大乱源。秦中飞案的启幕和落幕过程显露出我国在公民宪法权利保护方面还有重大的制度性缺失。加强包括司法制度在内的制度建设要坚持党的领导，但不可以把坚持党的领导等同于坚持地方党委及其主要负责人对本级法院、检察院的领导。要有效保障公民宪法权利须调整地方国家机关职权划分和完善党对地方司法事务的领导方式。

2006年10月下旬，重庆市彭水县教委人事科科员秦中飞编发短信被拘案（以下简称秦中飞案）是一个涉及公民多项宪法权利被地方公共机关滥用职权侵犯的典型案例，其中显露的我国地方公共权力配置和公民宪法权利保障状况的信息很值得剖析。此案的大体情况如下：2006年8月15日，秦中飞在别人针对该县几个轰动的社会事件所填写的《虞美人》基础上，改编填写了一首名为《沁园春·彭水》的词，并用短信以及QQ将这首词转发给了他的10多位朋友。这首词的正文中有这样12个字：“马儿跑远，伟哥滋阴，华仔脓胞”。秦中飞此词经二传手、三传手转发，看到的有几十人，而据说熟知彭水官场的人，都能从此词中解读到对县政府某些领导的隐喻。同年8月下旬，彭水县公安局以秦中飞用“伟哥滋阴，华仔脓胞”的说法诽谤县委书记蓝先生、县长周先生（县委书记姓名的最后一个字是“华”，县长姓名的最后一个字是“伟”）、涉嫌诽谤罪为由对其立案侦查、传讯并予刑事拘留。9月11日，经县检察院批准，县公安局逮捕了秦中飞，交检察院审查起诉，9月28日又变更为取保候审。10月19日，此事经有关媒体报道后，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不仅国内人士，甚至国外和境外媒体也纷纷报导和评论。[1]舆论对彭水地方当局十分不利。10月24日，彭水县公安局通知秦中飞，公安局已经撤销了其“取保候审”的决定，承认以涉嫌诽谤罪对其立案侦查和逮捕是错误的，对给秦造成的伤害表示道歉。同时，彭水县检察院也主动提出申请国家赔偿问题，秦中飞10月25日下午拿到了因被错误关押了29天而得到的2125元国家赔偿金。[2]

这个在当地闹腾了一个多月，至少直接牵连数十人，致使当地百姓谈手机短信色变的案子，虽然在其曝光后，警，检迫于舆论的压力承认错误无罪释放了“犯罪嫌疑人”，从法律程序上终结了，但其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却很值得政治家和法律、法学界人士警醒和回味。在这个案子的处理过程中，在台面上走动的虽是公安部门和检察机关的人，但主导事件从起幕到落幕整个进程的灵魂人物显然是当地党的“一把手”蓝先生。首先，如果说秦中天的“诽谤罪”嫌疑有两个“受害人”，那就是蓝先生、周先生，彭水县有关机关和部门办理这个案子一直是这么认定的，检察院的起诉意见书中也是这样认定的。其次，诽谤罪一般是自诉案，而自诉涉及的是原告的个人权益，所以，公安、检察介入自诉案实际上是在私事公办，是在帮蓝先生、周先生个人办事，受益人对公安部门、检察机关的行为不可能不知道。蓝先生的秘书庹先生对记者说得很清楚，他们“知道这件事情”，但因为忙，“公安机关会处理”。事实上，如果不是当地党的“一把手”有指示，一件小事决不可能办成那样一个牵连广泛的刑事案子，公安、检察两方面也不可能那样迅速、协调地使这个案子开幕和落幕。

这个案件的处理过程较为集中地表露出了这样的事实：在我国的地方，尤其是在市[3]、区、县等行政区域内，权力过分集中于党的书记，使其法律上能够统一指挥和协调党政和公检法，事实上可以不受法律制度制约地行使权力、在选定的范围内任意剥夺公民一些重要宪法权利。这种事情不是偶然的、也决不是彭水一个地方才有的，秦中飞案不过是这方面的一个鲜活的例证。这种状况的存在对于建设法治国家和建设和谐社会都是很大的障碍，也是导致不少地方主要领导人因缺乏监督而独断专行，为所欲为，最后走上违法违纪甚至犯罪道路的重要原因之一。

笔者注意到，秦中飞案已经得到了纠正，这当然好。对于当地领导人来说，不论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采取纠错行动的，此举都可以说是化被动为主动的明智做法；而且，知错即该，善莫大鄢！但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逐渐从根本上消除地方“一把手”滥用权力侵害公民宪法权利的根源，笔者以为，还是有必要对这个案子的起落做一番评说。这种评说虽然是结合发生在彭水县的秦中飞案进行的，但完全是着眼于在全国范围内避免或减少类似事件而做的。

关键词：秦中飞案/宪法权利/人身自由/言论自由/司法体制

内容提要：秦中飞案是地方公权力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一个典型案例。有关公共机关不仅侵犯了秦中飞的人身权利，侵犯了包括秦中飞在内的至少数十人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还直接侵犯了至少数十人的言论自由，间接侵犯了所在县全体人民的言论自由。滥用公权力、侵害公民宪法权利是破坏社会和谐的最大乱源。秦中飞案的启幕和落幕过程显露出我国在公民宪法权利保护方面还有重大的制度性缺失。加强包括司法制度在内的制度建设要坚持党的领导，但不可以把坚持党的领导等同于坚持地方党委及其主要负责人对本级法院、检察院的领导。要有效保障公民宪法权利须调整地方国家机关职权划分和完善党对地方司法事务的领导方式。

2006年10月下旬，重庆市彭水县教委人事科科员秦中飞编发短信被拘案（以下简称秦中飞案）是一个涉及公民多项宪法权利被地方公共机关滥用职权侵犯的典型案例，其中显露的我国地方公共权力配置和公民宪法权利保障状况的信息很值得剖析。此案的大体情况如下：2006年8月15日，秦中飞在别人针对该县几个轰动的社会事件所填写的《虞美人》基础上，改编填写了一首名为《沁园春·彭水》的词，并用短信以及QQ将这首词转发给了他的10多位朋友。这首词的正文中有这样12个字：“马儿跑远，伟哥滋阴，华仔脓胞”。秦中飞此词经二传手、三传手转发，看到的有几十人，而据说熟知彭水官场的人，都能从此词中解读到对县政府某些领导的隐喻。同年8月下旬，彭水县公安局以秦中飞用“伟哥滋阴，华仔脓胞”的说法诽谤县委书记蓝先生、县长周先生（县委书记姓名的最后一个字是“华”，县长姓名的最后一个字是“伟”）、涉嫌诽谤罪为由对其立案侦查、传讯并予刑事拘留。9月11日，经县检察院批准，县公安局逮捕了秦中飞，交检察院审查起诉，9月28日又变更为取保候审。10月19日，此事经有关媒体报道后，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不仅国内人士，甚至国外和境外媒体也纷纷报导和评论。[1]舆论对彭水地方当局十分不利。10月24日，彭水县公安局通知秦中飞，公安局已经撤销了其“取保候审”的决定，承认以涉嫌诽谤罪对其立案侦查和逮捕是错误的，对给秦造成的伤害表示道歉。同时，彭水县检察院也主动提出申请国家赔偿问题，秦中飞10月25日下午拿到了因被错误关押了29天而得到的2125元国家赔偿金。[2]

这个在当地闹腾了一个多月，至少直接牵连数十人，致使当地百姓谈手机短信色变的案子，虽然在其曝光后，警，检迫于舆论的压力承认错误无罪释放了“犯罪嫌疑人”，从法律程序上终结了，但其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却很值得政治家和法律、法学界人士警醒和回味。在这个案子的处理过程中，在台面上走动的虽是公安部门和检察机关的人，但主导事件从起幕到落幕整个进程的灵魂人物显然是当地党的“一把手”蓝先生。首先，如果说秦中天的“诽谤罪”嫌疑有两个“受害人”，那就是蓝先生、周先生，彭水县有关机关和部门办理这个案子一直是这么认定的，检察院的起诉意见书中也是这样认定的。其次，诽谤罪一般是自诉案，而自诉涉及的是原告的个人权益，所以，公安、检察介入自诉案实际上是在私事公办，是在帮蓝先生、周先生个人办事，受益人对公安部门、检察机关的行为不可能不知道。蓝先生的秘书庹先生对记者说得很清楚，他们“知道这件事情”，但因为忙，“公安机关会处理”。事实上，如果不是当地党的“一把手”有指示，一件小事决不可能办成那样一个牵连广泛的刑事案子，公安、检察两方面也不可能那样迅速、协调地使这个案子开幕和落幕。

这个案件的处理过程较为集中地表露出了这样的事实：在我国的地方，尤其是在市[3]、区、县等行政区域内，权力过分集中于党的书记，使其法律上能够统一指挥和协调党政和公检法，事实上可以不受法律制度制约地行使权力、在选定的范围内任意剥夺公民一些重要宪法权利。这种事情不是偶然的、也决不是彭水一个地方才有的，秦中飞案不过是这方面的一个鲜活的例证。这种状况的存在对于建设法治国家和建设和谐社会都是很大的障碍，也是导致不少地方主要领导人因缺乏监督而独断专行，为所欲为，最后走上违法违纪甚至犯罪道路的重要原因之一。

笔者注意到，秦中飞案已经得到了纠正，这当然好。对于当地领导人来说，不论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采取纠错行动的，此举都可以说是化被动为主动的明智做法；而且，知错即该，善莫大鄢！但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逐渐从根本上消除地方“一把手”滥用权力侵害公民宪法权利的根源，笔者以为，还是有必要对这个案子的起落做一番评说。这种评说虽然是结合发生在彭水县的秦中飞案进行的，但完全是着眼于在全国范围内避免或减少类似事件而做的。

【摘要】近年来，网络“黑公关”现象愈演愈烈。笔者通过本研究对此类行为的刑法规制困境及如何规制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笔者对两高曾出具的“信息网络诽谤”司法解释持保留意见，认为此类行为不构成非法经营罪。因而，笔者对如何追究此类行为的刑事责任进行了分析：笔者认为，有偿删帖行为主要涉及受贿罪；不当网络营销行为主要涉嫌虚假广告罪；网络攻击行为主要涉嫌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

【关键词】网络异化公关;受贿罪;虚假广告罪;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

一、网络异化公关行为的概述及分类

随着互联网产业的蓬勃发展，以互联网为传播媒介的网络公关成为一种新兴的营销方式，其社会影响力正在日益扩大。网络“黑公关”频繁出现并发展成为一条不健康的灰色利益链。例如“头腾大战”，这一对互联网宿敌“腾讯”和“今日头条”通过和转载大量自媒体文章来互相攻击，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4月3日至6月14日的73天里，在以“微信公众号”平台为主要渠道上，出现了超过12000篇对“今日头条”进行造谣、辱骂的自媒体文章；“今日头条”系列产品的实际运营者也通过其自有新闻媒体平台等渠道大量、传播贬损诋毁腾讯公司的言论、文章或视频。这无疑扰乱了大众的视听，也给双方的商业信誉和声誉都造成了不良影响。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例如斗鱼和虎牙、针对ofo公司的倒闭破产谣言、阿里巴巴和京东，网络“黑公关”在商业领域层出不穷。“网络黑公关”通常被学者称为“网络非法公关行为”或者“网络异化公关行为”。鉴于这些公关行为并非全部“非法”，但确实是一种变相的公关行为，因此笔者在本文中采用“网络异化公关行为”这一概念。所谓网络异化公关是指网络公关的发起者借助于数字技术和通信技术，通过夸大、捏造、散布虚拟事实来操纵网络舆论，从而达到不正当目的的一系列网络“公关”行为。笔者查阅资料，总结了目前网络上存在的较为普遍和典型的三种“异化公关”类型：第一是有偿删帖，有偿删帖通常是指一方当事人以金钱等利益委托另一方当事人，删除委托方在网络上的负面信息的行为；第二是不当网络营销，网络营销是指通过炒作使得某一话题或者某个人的知名度提高，从而使得其背后的企业或者产品知名度提高。不当网络营销则是指虚假消息进行产品或者服务的营销；第三是网络攻击行为，网络攻击行为一般是指互联网公司接受委托在互联网论坛、贴吧等社交平台诋毁委托人的竞争对手或者其他委托人指定的对象的行为。[1]由于网络攻击行为产生的负面效应高因此越来越受到很多企业的青睐。鉴于“网络异化公关”行为日益猖獗，对于此类行为的法律规制手段也被提上议事日程。虽然民事法律对次来行为的侵权责任和赔偿等事宜有所规定，但是普通的民事诉讼终究无法从根本上撼动这种“商业模式”，只有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才能形成真正的威慑力。因此，笔者在下文中将对这三种“网络异化公关行为”的刑法规制问题进行讨论。

二、网络异化公关行为的刑法规制困境

2.1网络异化公关行为不符合非法经营罪的构成要件。实际上早在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曾就“网络异化公关行为”的刑法规制出台司法解释：《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的第七条规定了有偿删帖、虚假信息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以刑法第225条的非法经营罪进行处理。对于该司法解释学界存在两种观点：支持说的学者认为该司法解释于法有据，网络异化公关行为人和传播虚假信息，扰乱了互联网信息市场秩序，是一种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将该行为纳入非法经营罪以刑法手段加以惩处，有助于揭露其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本质特征。[2]反对说的学者认为该司法解释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网络异化公关行为并没有侵害非法经营罪所保护的法益，因而对此类行为不宜以非法经营罪论处。笔者赞同反对说的观点，理由如下。[3]首先，网络异化公关行为并未侵犯非法经营罪所保护的法益。从刑法第225条对非法经营罪的规定内容看，前三项选择性构成要件以叙明罪状的方式规定了非法经营的具体行为类型，其边界是相对清楚的。存在较大争议的是第4项“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的认定。立法机关认为这是针对现实生活中非法经营活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所作的概括性规定，这里所说的其他非法经营行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一是发生在经营活动中，主要是生产、流通领域；二是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三是具有社会危害性，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若仔细观察，即可得出三种行为的本质性共同点都是与市场准入和行政许可相关的事项。因此根据兜底条款的解释规则，可以推断出本条中第4项中所指的“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必须是违反了市场准入或者行政许可的非法经营行为。但是网络异化公关行为是一种利用在互联网虚假信息的扰乱市场秩序行为，和非法经营罪所要保护的市场准入和行政许可的法益内涵相去甚远。《刑法》第225条非法经营罪被称为是1979年刑法投机倒把罪细化后的小口袋罪，虽然以兜底条款的形式将“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描述为开放性犯罪构成，但若不加以严格限制，极容易将非法经营罪演变为新的“口袋罪”，不利于保护公民合法权益，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其次，从法律的效力层级来看，司法解释虽然是最高司法机关做出的解释，但是其效力低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刑法》，因此司法解释也必须遵循立法的规定。对于上述司法解释中存在的违反罪刑法定的嫌疑，笔者认为应当找寻其他的刑法路径加以规制。2.2单位犯罪。截至目前来看网络公关行为的主体基本上都是单位。如概述中所提“头腾案”，是腾讯公司和头条公司为了单位的利益的“互掐”，而不是其员工或高管为了个人利益所做出的个人行为。而在刑法中，犯罪的主体分为自然人和单位，刑法分则中的大部分罪名不能由单位作为犯罪主体。例如诽谤罪，根据刑法分则246条关于诽谤罪的规定，诽谤罪的实施主体仅为个人，因此腾讯公司和头条公司为了单位利益实施捏造虚假事实互掐的行为，由于不符合诽谤罪的犯罪主体，因而不构成诽谤罪，不能强行套用，否则就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因此，对于存在竞争关系的公司之间实施的网络异化公关行为，就存在着形式处罚的漏洞。

摘要：网络科技的发展，促进了自媒体行业的快速发展，如空间、论坛、百度贴吧等软件。自媒体的兴起极大程度便捷了网民的交流机制，在网络上可以畅所欲言，但同时言论自由的滥用，给自媒体行业带来了负面影响，如网络谣言、侵犯隐私权等。刑法具有对自媒体言论自由规制的现实性与正当性，但与此同时刑法对自媒体言论自由的规制还存在不足，亟待完善。

关键词：自媒体；言论自由；刑法规制

自媒体的出现就像是双刃剑一样，积极开拓了言论传播的渠道，促进了言论自由表达的自由。相反正是由于权利的扩大，随之即来的便是权利的滥用，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滥用言论自由的发表损害他人的利益，甚至是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行为。自媒体的言论自由的表达一旦产生负面效果，远远超过于传统表达方式影响的效果。所以近年来自媒体时代言论自由权利表达的行使，还伴随了刑法规制的产生。

一、自媒体与自媒体言论

（一）自媒体与发展。自媒体(WeMedia)，又称“个人媒体”，是指私人化、平民化、普泛化、自主化的传播者，以现代化、电子化的手段，向不特定的大多数或者特定的单个人传递规范性及非规范性信息的新媒体的总称。自媒体平台包括：微博、QQ空间、百度贴吧、论坛，大时代背景只要是借助网络平台用来并传播自己的言论、音频以及视频等信息的都可以称之为自媒体。最早的博客传入中国是在2000年，兴起于2005年，是我国各大网站发展博客的春秋时代。现在还在运行中的博客只有新浪博客、网易博客、腾讯博客、搜狐博客等10家；2003年百度贴吧出现，到目前为止是世界最大的中文网络社区交流平台；2007年5月创建了中国市场的第一个微博（微型博客），截至2013年新浪官方微博透露现用户约超过5亿；2015年，腾讯微博用户数量已达5.4亿。根据2017年《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6年12月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整体网络用户规模达7.31亿，与整个欧洲地区人口总量相差无几，这也就是在我国一半以上的人数借助网络会发表言论；此外在2014年开始三年的时间里各个微信公众号品牌为800万个。层出不穷的自媒体时代的网络文字、音频、视频等在服务人们生活的时候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二）自媒体的言论。现阶段的自媒体言论自由的传播有以下特点。1.用户趋向自主化、平民化“草根新闻，源于大众，为了大众”美国著名硅IT专栏作家丹•吉尔默早在2009年的时候用这样的一句话；喻国明教授也形象地将自媒体言论自由的传播描述为“全民DIY”。“草根新闻”表明言论自由在自媒体时代的传播是每个用户单独可以发表自己言论，自由发表自己身边事件见解的个体；“源于大众”表明了自媒体的使用者即用户的平民化。自媒体时代的言论传播区别于传统言论的传播，数据显示现在微博、论坛、百度贴吧的传播可以是来自各行各业，可以是社会的各个阶层的人员，普遍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基于自主化、平民化这一特点，自媒体传播中参与信息流转的主体变得多元，相对于传统媒体中掌握信息主动权的少数者，覆盖范围更广。在无法依靠网络自身调整机制解决问题时，来自法律层面的规制作用显得尤为迫切。2.传播速度快、范围广自媒体时代下，言论的传播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新浪微博、论坛等转发一则消息的时间只需要1秒钟的时间，真正地达到了“一传十，十传百”的效果。李亚鹏于2006年8月12日10:08在其博客上发表承认李嫣兔唇的博文《感谢》，发表仅六小时后，就有近1600条回复，浏览量达到近112000。数字科技的发展，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一个账号，都可以成为一个小小的媒体，我们都可以经营自己的“媒体”，信息能够迅速地传播，时效性大大地增强，这已经不是传统媒介能够匹敌的。

二、自媒体时代刑法对言论自由规制的不足

微信、微博、qq等社交软件的广泛应用，使得当前造谣、传谣行为更加普遍。严重损害公民合法权益，危害国家社会安定。虽然我国对网络造谣等行为已经制定了有关法律法规，但无孔不入的社会腐败行为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仍旧不断上涨。有必要深入研究网络造谣、传谣的刑法规制，完善有关法律法规。

一、概述网络造谣、传谣行为

网络造谣与传统造谣之间存在区别，但二者之间的渊源又决定着其概念离不开普通造谣、传谣的概念。因此，在论述网络造谣前，应了解“造谣”行为的基本含义。传统意义的造谣行为泛指损害他人的事实或语言，为达到某种目的肆意伪造事实，妖言惑众，若情节较为严重，将构成刑事犯罪，我国《刑法》中对造谣行为有明确的条文规定。但网络造谣并未形成一个具体的罪名，更不具备规范的法学概念。该专有名词是法律界学者在传统造谣概念基础上进行归纳而得来的。可以说，网络造谣是互联网深入发展的产物，一种新型具有危害性质的网络行为。其无传播事实，凭空捏造，包含个人邮箱、公众区域、社交软件等等网络空间。主要内容为突发事件主要人员的恶意攻击，无事实伪造，颠覆传统等。网络造谣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其行为主体较为复杂。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任何职业、年龄、身份均能够通过网络开展造谣行为。甚至包括个人、敌对势力。在个人角度而言，造谣行为主要表现为发泄情绪，例如展示自我的故意杜撰，或对社会发泄不满情绪。例如2012年“艾滋病针管”造谣事件，便是发泄情绪的造谣行为。一些企业为取得某种利益，利用造谣、传谣手段恶意中伤竞争对手，诋毁同行。例如“抢盐风波”造谣事件，便是不法企业利用网络推手，恶意传播伪造事实来扩大自己的市场，严重影响社会秩序，扰乱社会和谐。第二，网络造谣具有不可控的特点。互联网的发展促使当前步入大数据时代，信息正以ZB、MB的储量不断上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当网络中出现某引起大众眼球的信息，将在网络上迅速蔓延，难以控制。第三，后果较为广泛。由于当前各种社交软件的普及，尤其微信的使用者大量增加后，网络造谣、传谣行为便与日俱增，造成一种多米诺骨牌的连锁反应。表现为受众的广泛性，以及危害的广泛性。例如“肉松是棉花”的谣言，使得众多买家减少对肉松的购买，甚至对蛋糕店产生疑惑，后澄清为企业间的恶意竞争。再比如某高中教学秩序，学生殴打教师或教师殴打学生等视频，对教师、学生、校园的影响不是一朝一夕便能够消除的。

二、关于网络造谣、传谣行为的现状分析

（一）规制现状。当前谣言的传播跨越了国家、语言、种族的大规模现象，甚至可以一夜之间传播至全球网络用户中。显然较比传统造谣、传谣行为而言，其危害更加严重。在某种意义来讲，网络造谣可谓是谣言发展的新阶段。在已有造谣行为中，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对“秦火火”的造谣行为做出了一审判决，以诽谤罪判处其有期徒刑2年。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零6个月，最终决定执行3年。其是自司法解释出台以来，第一个以“网络造谣”罪判处的造谣者。可见，自“秦火火”事件后，我国将有较长一段时间对互联网健康提出新规制，新要求。现有刑法中对一般的造谣行为规制较为清晰，可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为针对特定个人、商业、商品的谣言规制，罪名为诽谤罪、侮辱罪，以及损害商业名誉、商品声誉的行为。刑法规制中主要针对特定的公司与企业，以及企业的特定商品声誉。第二种为非特定个人、企业、产品等的谣言规制。主要以编造、故意传播伪造信息的罪名，旨在严惩危害社会正常秩序的行为。针对该罪名体系加以分析，可见其存在一个漏洞，即针对非特定个人、企业的谣言，无论该后果有多严重，只要存在属实消息，便无法施行刑法中的规制。例如“广元橘子”事件。当前，我国针对该类行为的主要依据为《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所标注的。这一条款的出现，也恰恰意味着我国对于网络造谣、传谣事件的法律空缺。（二）对于该行为所制定的刑法规定价值取向。我国《宪法》明确表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然而言论自由是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在宪法角度看，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但是，权利是有边界的，刑法在对网络造谣行为规制过程中，应站在《宪法》角度来看，保持一致。在刑法学角度而言，当前刑法在对网络造谣行为进行规制时，将侵害客体分成了两个类型，即公民人格尊严与名誉，以及我国的国家性质。当然，网络造谣行为的日渐频繁，其后果严重影响着社会的安定。当前国家刑法并不能降低该行为的危害后果。有必要将客体纳入考虑范围内，针对必要权利予以保护，超出界定行为处于刑事处罚。（三）规制欠缺。2013年我国颁布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诽谤……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中，对网络造谣进行了明确的表述。法律的发展往往滞后于社会发展，当前司法实践中对网络造谣事件的执行尺度存在较大差异。《解释》的出台为网络空间解决了一定的刑法认定问题，同样统一了执行尺度，以及法律操作。但飞速发展的网络信息技术，仍旧使得法律存在一定滞后性，规制问题较为突出。1.立法主体。《解释》的效力仅为国家最好司法机关就法律适用问题做出一定描述，但其效力无法与刑法规制相比拟。甚至有观点指出，《解释》存在违法行为，不符合我国《宪法》的规定。童之伟认为，《解释》存在越权行为，内容无效。我国对法律条文进行规定的执行者，仅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而《解释》只能适用法律有关的问题，不能涉及实体性问题。笔者认为该观点存在一定问题，但正是这种争议，才凸显出当前对网络造谣行为的立法主体的缺乏之问题。2.立法内容。我国刑法对网络造谣行为进行规制时，既要保证公民的言论自由权限，又要严惩危害社会稳定的造谣行为。因此，才出现内容缺失现象。维护公民自由言论的权利，现有刑法对入罪标准存在模糊状态，无法明确界定何种言论为犯罪行为。在《解释》中第二条规定，若同一诽谤信息实际点击率与浏览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或被转发500次以上，便被认定为“情节严重”。但对该数字的解释仍有待探讨。虽然该规定仍旧存在缺陷，却为“言论犯罪”提供了良好的借鉴指标。另一方面，刑法中对网络造谣的客体限定过于简单。当前信息威慑力十分强大，谣言对社会的危害堪比“原子弹”。原有刑法中所指明的课题范围无法与当前社会相适应。网络空间虽是虚拟的，但所造成的后果是现实的。就该事实而言，网络造谣行为的客体范围仍旧需要深入研究。

三、网络造谣、传谣行为刑法规制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