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会范文10篇

构建和谐社会应当坚持依法治国的法治理念，是因为和谐社会也应该是一个法治社会。和谐社会的建立必须以法治为中心，构建一个秩序井然、公平公正、人民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人人能够安居乐业、和睦相处的社会，可以说和谐社会就是法治社会，只有加强法治，才能保障社会有秩序的运行，确保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人民享有殷实安康的生活。所以，和谐社会和法治社会的目标是一致的，二者都追求在规则和秩序范围内的社会和谐与进步。当然，和谐社会的内涵更为丰富，和谐社会要求物质文明的建设要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建设协调一致，要求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昌明与文化的繁荣协调一致，要求人际关系、社会秩序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都是和谐稳定的，社会发展是全面而又可持续的，所以和谐社会的内容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环境等广泛的领域，法治社会从制度层面集中体现了和谐社会的政治、经济领域中的内容。所以，和谐社会是一个上位的概念，其中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建设法治社会，而建设法治社会理所当然应坚持依法治国的法治理念。

坚持依法治国的法治理念，也是和谐社会得以实现的基本保障。理念是一种观念，是行动的指导，也是为人民群众普遍认同的一种价值取向。理念的偏差直接导致行为的偏差。我们要厉行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首先要有正确的理念作为指导，这就是要坚持实行依法治国的法治理念。依法治国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尊重社会发展规律，顺应世界潮流，体现人民意愿，落实执政为民理念的最佳方略。依法治国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体现了一种高层次的政治文明，是已经被人类历史所证明的一种进步的治国方式，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坚持依法治国的法治理念，必须将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纳入法治的轨道，用法治的权威来保障国家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安定。

坚持依法治国的法治理念，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树立与法治理念相适应的观念。具体来说，应该坚持以下几个方面的观念：

一是坚持宪法和法律至上的观念。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依法治国最根本的是依宪治国，依法行政最根本的是依宪行政。我们的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集中体现，宪法和法律至上，具有至高权威，任何组织与个人都不能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任何权力都要受到宪法和法律的约束，决不允许任何人以权代法、以权压法、以权废法。当前，我国法治建设的薄弱环节，主要不是无法可依，而是法律实施中存在一些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问题。造成法律实施不尽如人意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宪法意识和法治观念淡薄。按照依法治国的法治原则，各级各类公职人员虽然分工不同，不需要成为法律工作者、法律专家，但是作为依法行使职权的公职人员，都应当具有宪法意识和法治观念，都有义务遵守宪法和法律，严格依法办事。

二是坚持科学发展、以人为本、执法为民的观念。国家和社会应当充分保障和实现个人的福祉，促进个人人格的发展，维护个人的人格尊严和自由。科学发展、以人为本、执法为民，才能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现代化的过程是人的全面发展与全面完善的过程，它应始终体现对人的终极关怀，其重要标志之一，我们的立法要充分体现人民的意志，我们的执法要充分考虑群众的利益。我们应当完善社会立法，建立良好的社会保障机制，尽量缓解贫富差距、两极分化所导致的矛盾和冲突，保障社会的和谐发展。

为了贯彻以人为本、执法为民的观念，我们要注重协调私权利与公权力的关系。法治的重要内容就是保障个人权利、约束公共权力，特别是要加强对人格权和财产权以及其他民事权利的保护，尊重与维护个人的人格独立与人格尊严，使人成其为人，能够自由、富有尊严地生活。公民的权利不受非法侵犯，不仅意味着其权利不受作为私法主体的第三人的侵犯，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意味着其权利不受来自国家权力本身的非法侵犯，这正是现代法治的重心之所在。

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设有司法部，作为政府组成部分，统管司法、法律事务，惟独英国情况特殊，有个司法大臣（或称法律大臣）办公室行使司法部职能。这个司法大臣同时还是上议院议长、英联邦首法官。各国司法部的职能因国情不同而有所不同，通常可以英美法与大陆法传统分类为视角进行分析。英美法国家常以美国司法部为典型。美国司法部是国家法律事务的总机关，也是最高检察机关、最高执法机关。司法部长同时是总检察长，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都隶属于司法部长。也就是，除法院审判权外，其他司法权如检察权、侦查权、执行权以及法律事务管理权都由这个部门行使。加拿大、澳大利亚司法部与美国类似。这就是所谓大司法模式。大陆法国家以法国、德国司法部为典型。在职能上，与英美法国家特别是美国司法部相比，并不逊色多少。主要差别是司法部长不是总检察长。司法部不是最高检察机关；侦查权由政府其他部门，如内政部行使，司法部不是最高执法机关。但其实这是表面的、相对的。在这两个国家，检察机关虽然与司法部分立而设，但检察长是由司法部长提名任命的，要向司法部汇报工作。对重大敏感案件，司法部长有权过问。由于实行检察一体化原则，可以想象司法部长实际上可通过检察长指导、影响案件侦查权的运作。可见，两大法系国家司法部职能作用有所不同，但彼此差别不是很大，不少人想当然地认为美国司法部是大司法，法德司法部是小司法，这是不准确的，它们的共同之处远远多于特别之点。有的大陆法国家如摩洛哥，虽深受法国影响，但它的司法部在职能上与美国司法部基本相同。

俄罗斯、东欧国家近年来掀起司法改革的浪潮，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建立健全司法部。以俄罗斯为例，从职能看，它的司法部与美、法、德的明显不同主要在于检察权、侦查权的配置上。司法部没有检察权，也没有侦查权，这点不同于美国；司法部对检察官没有提名任命、工作指导关系，这点不同于法、德，但司法行政以及各类法律事务由司法部统管。这方面与两大法系国家亦无二致。俄罗斯、东欧国家检察机关传统上是独立的，目前司法部不能干预检察权，实际上是尊重传统的结果。

说到这里，不妨对各国司法部的共同的表面特征作两点归纳：一是地位显要。美国司法部是国家机构中最庞大的机构，列在国务院、国防部之后，法、德司法部虽没有美国司法部庞大，但地位也很显要，列于外交、国防、内务之后，个别国家如摩洛哥司法部则属于内阁首位。总的看，大多数国家除了内阁，基本上是一外交、二国防、三司法（或四司法，主要是那些设内政部的国家）。二是职权宽泛又庞杂。大凡司法、法律事务，都在司法部视野里。宽泛得几乎无所不包，庞杂的难以准确分类，简言之，司法部的工作范围跨跃或涵盖立法、司法、行政三大领域，是一个综合性的法制工作部门。为什么司法部如此位高权重呢？在我看来，至少有三方面的成因值得注意。这实际上涉及司法部存在的价值和作用问题。

第一，这是实行法治的客观要求。实行法治就是依法治国，也就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都要在现实的法制轨道上运行。不论是国务院活动，还是日常生活，方方面面都处于法律调控、规范之中。在某种程度上讲，法治国家的社会生活其实就是法律生活。这样就出现了大量的法律事务。老百姓有法律事务，企业有法律事务，社会有法律事务，政府有法律事务。这就需要国家有个权威部门来统管。这个权威部门就是司法部。

第二，这是维护司法公正的实际需要。司法公正的核心在于法院审判公正，在维护司法公正问题上，司法部功不可没。司法部虽然位高权重，但位高高不过法院，权重重不过审判权。很多国家的司法部对与司法活动有关的侦查权、检察权、执行权或直接掌控或间接指导，惟独对审判权不敢越雷池一步。

这实际上突出了对审判权的高度尊重。为了让法院排除事务性干扰，专心致志地搞好审判工作，大多数国家包括大陆法国家和很多英美法国家都由司法部负责管理各类司法行政事务。如果说法院是法律王国的国王，那么司法部就像一个大管家，把审判业务以外的事都管了起来，而且要管好。法官们不必为办公大楼、经费开支、人事调整、裁判执行等一大堆琐事操心，他们只在如何适用法律公正判断问题上下功夫就行了，这样才能实现法官“只服从法律”，法官“没有上级”，干净、公平地断案就行了。司法部在维护司法公正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摘要:《民法典》的实施标志着法治社会建设进入民法典时代，民法典时代的法治社会是以人民为主体、公众积极参与法治建设的社会。《民法典》的实施与法治社会建设的系统耦合具体体现在公民个人权利保障加强趋势的契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共同致力于法治中国建设。民法典时代法治社会建设的方向主要是加强社会法治信仰培育，构建法治社会建设评估体系，拓宽公众参与渠道。

关键词:民法典;法治社会;社会治理;公众参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一部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是对几十年民事法律发展及法治建设成果的确认，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标志性成果。《民法典》作为一部“社会生活规范的百科全书”，涵盖了对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各方面权利的平等保护［1］。2020年12月7日印发的《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以下简称《纲要》)从国家层面确定了《民法典》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为民法典时代的法治社会建设提供了指引。

一、法治社会的概念及语义分析

对法治社会概念的理解不仅仅需要从文义上分析，更需要从更深层次的传统意义概念、国家治理理论等要素方面加以研究。法治社会是相对于人治社会而言的，法治的萌生与发展不仅实现了国家治理理论上的飞跃，更是社会文明模式的进步。传统家国观念的影响致使国家统治者更加注重于加强中央集权，人治的治理模式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逐渐削弱了法治在国家治理中的影响。传统法治的概念不同于现代社会法治的含义，它更多的是推崇“法律至上”，提倡法律的权威、地位高于一切，是国家、社会和个人的行为准则，这在皇权至上的传统社会显然不符合统治者的观念。对于法治最早的认识在于国家管理需要，“社会”作为统治基础被赋予了丰富的内涵。社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是指自然环境和生物体共同组成的关系总和，狭义的社会是指个体、社会组织、政党及市民社会、非政府组织等概念，对应着国家、政府、官方等术语［2］。社会可以说是一个学术性概念，也可以理解为政治性概念，与我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紧密结合在一起。有学者将“社会”确定为非国家、非私人的组织化存在。也有学者认为“社会”是由人的自然本性和社会本性之两分创造的不同整合模式，与国家相对应［3］。基于以上思考，笔者认为，“社会”是一个范围性、形容性词汇，不仅指自然环境下共同生活的个体组成的联合，也泛指在政治或法律层面给予特定联合体的认定。法治社会既是在国家和法律层面对全面依法治国动态过程中法律实施等行为的认定，也是在国家法律和习惯规则共同作用下产生的良好社会秩序。

二、《民法典》的实施与法治社会建设的系统耦合

本文作者：廖勇工作单位：西南科技大学

一、司法公正在法治社会中的地位及其作用

司法作为法治的构成要素,其基本功能是借助公共权力对各种法律争端作出最终的权威性解决。司法是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然而,司法功能的实现,必须是建立在司法公正的基础上。所谓司法公正,实质上就是指现行法律所设定的内容和价值被司法机关准确地在裁判活动中加以贯彻和体现。司法公正涵盖整个司法过程,其价值蕴含包括适用法律平等、诉讼程序正义和判决结果公平三个方面[1]。司法公正是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生命和灵魂,是人民法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内容。司法公正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法治社会中的司法公正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1.司法公正是法治的核心内容。法治意味着法律的普遍适用和至高无上,法律平等地约束社会一切成员的法治原则,必须经由公正的司法活动来贯彻实施。公正的司法,不仅在于惩恶扬善,弘扬法治,同时也是对民众遵纪守法的法治观念的教化,是对经济活动当事人高效有序地从事合法交易的规制。而枉法的裁判、不公的裁判,不仅扭曲了是非,混淆了正义与邪恶,而且会造成民众对法律权威性的怀疑、不信任甚至蔑视,法律虚无主义的观念由此滋生,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成果将因此而遭受毁灭性的摧残。正如英国著名思想家培根所指出的,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公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决则把水源败坏了[2]。2.司法公正是实现法的正义价值的重要手段。从价值论的立场上看,法是一个多价值体系,而法律正义无疑是法这个多价值体系中最重要的价值之一。但是法的这一价值在我国却受到忽视。长期以来,我们不适当地强调了法律的器物作用,主要用来作为阶级斗争或打击犯罪的工具。而法的正义价值蕴含无论在立法、执法和司法过程中,还是在法制的宣传教育过程中,都没有很好地贯彻和体现。法的正义价值没有在我们的社会扎根入土,再加上市场经济环境下人们受金钱等利益的驱动,使社会原来被普遍承认的正义观念和是非标准变得飘忽不定甚至颠倒。由于社会缺乏必要的正义价值观念,是非的判断和选择失去标准,欺骗、阴谋诡计、欺上瞒下、弄虚作假、坑人害人等违法犯罪和违背公共道德等现象就会泛滥开来。此风一旦扩散到官场,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权力腐败现象也自然会滋生和蔓延开来。更为严重的是,在社会正义被扭曲的情况下,作为法律正义化身的司法行为和司法人员也难以做到出污泥而不染。3.司法公正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在现代社会,经济和法律是绝对不可分开的。经济的增长、财富的创造要取决于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法律对经济的保障和规制都需要公正的司法来体现。公正的司法不仅使投资者和交易当事人充分享有法定的投资自由和交易自由,而且其合法权益能够得到司法的充分保障,这就会使人们产生投资信心、置产愿望和创业的动力,经济由此会得到繁荣和发展。4.司法公正是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基础。一方面,司法公正真正能够给予民众切实的安全感,使其对于经由正当途径获取财富产生合理的期待;对于依法享有的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的保障充满信心。这样,人们可以在法定范围内自由活动,全社会的公正观念亦得以形成和强化。另一方面,司法公正真正能够维护民众对公共权力机构的信任,即使公民的权利受到来自行政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侵害,也可通过公正的行政诉讼,使其遭受侵害的权利得到充分补偿。公民和政府之间的良好关系,也可通过公正的司法而维系。尤其应当看到,当无辜的受害者、权利受侵害的当事人不能通过诉讼讨回正义和公道时,很可能导致其对法律和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的失望甚至绝望,并可能采用合法途径以外的乃至于非法的方式自行解决纠纷,从而危害社会的秩序和稳定。所以,在我们这样一个改革的转型时代,当各种利益发生冲突、摩擦的时候,通过司法公正而保持社会安宁,尤其重要。

二、影响法治社会司法公正实现的成因分析

1.司法体制问题。我国现行的司法体制弊端很多,主要表现在司法权力地方化、行政化和法院不能独立行使审判权[3]。司法权力地方化的表现是:地方法院由同级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产生;地方法院的法官由同级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任免;法官管理由本地党政部门负责;法院的财政预算由地方编制与管理。司法权力地方化的另一个表现是法官任用的本土化,其特征一是法院中本地人居多;二是法官长期任职于同一法院或同一地区法院,即使是外地人也本土化了[4]。司法权力地方化使司法权成为办理地方事务的保障,法院便成为保护本地方利益的法律工具,司法领域中必然会出现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倾向。在单一制国家中,司法权的地方化严重影响了法制的统一,破坏了法律的权威。现行司法体制的这一弊端,致使法院在审判活动的价值取向上带有明显的功利化倾向,司法利益化已成为法院自身无法克服的体制性病态。另外,在对司法职能的特殊性认识不清的情况下建立的司法制度,所比照最多的就是行政机关的执法活动。而将行政机关执法活动的规律适用于司法领域,必然导致司法活动行政化。法官不能向法律负责而不得不向长官负责的司法权行使上的行政化正是导致司法不公正的原因之一[5]。司法权力地方化、行政化使得法院的审判活动丧失了其应有的独立性,法院在审判活动中也就无法形成确保司法公正所必需的抗干扰机制。2.法官素质问题。写在纸上的法律与行动中的法律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差距。很多人对法治抱有很高的期望,认为只要法律一出台,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但事实上法的实施与法律文化、法治环境、执法人员的素质等多方面因素息息相关,尤其是在法官素质达不到法治要求时,法的实施就会大打折扣。在人类走向法治的旅途中,法官履行着桥的职能。一方面,法律借助法官而降临尘世[6];另一方面,法官又将法治推向天堂,推向信仰。法官是法治的化身,法官之于法治的意义,甚至远远超过了任何法律规范本身。如果说传教士的品质影响人们对上帝的信仰,那么法官的品质将直接影响人类的法治理念的建立,影响人们对法律的情感。从目前情况看,一些法官不具有良好的法律素养和公正的司法品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不牢固,经不起人情、金钱、权利、美色的诱惑,漠视当事人的利益,滥用职权,枉法裁判,严重损害了法律的权威和尊严。3.法院内部管理问题。一些地方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得不到保障,主审法官没有案件的最终决定权;法官的政治待遇和裁判力高低取决于法官的行政级别;审判职称的评定基本上是论资排辈,与审判工作实绩脱钩;错案责任追究制度执行得不好,处罚措施不力;司法的终裁性得不到充分保证,领导的批示可以左右法官的判决,等等。4.当事人的问题。在司法活动中,尽管最终作出判决的是法官,但推动判决形成的却是当事人。正是当事人的陈述、举证、质证和辩论等活动,为判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7]。但是,目前我国的一些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法治观念不强,当事人的诉讼能力低,不能有效地推动公正判决的形成。5.监督机制问题。各种监督的作用发挥得不好,尤其是法院工作透明度不高,公开审判制度没有得到彻底贯彻,许多案件实行暗箱操作,公众对法院的审判工作缺乏了解,社会各方面对法官的监督不力。

三、保障司法公正实现的法治构想

关键词:送法下乡/迎法下乡/理性选择/法律实践/法律祛魅

内容提要:乡土社会的法律实践是一个法律逐渐祛魅化的过程，即从基层司法建设魅化法律到农民法律参与下的法律脱魅。法律的祛魅化使农民对法律有一个更为理性的认知和选择。法律实践和法律参与的“知情祛魅”逻辑从主体角度抑制了农民对法律的需求，而基层司法体制的诸多弊端和缺陷则从外在限制了农民的法律需求。由此可见，结构混乱虽然使乡土社会产生了法律需求，但这种需求的扩展性和持续性存在问题。因此，当下乡土社会的法律实践并非简单地从“送法下乡”向“迎法下乡”转换。

乡土社会秩序何以建立和维系一直是学界探讨的焦点话题，而作为乡土社会外生性力量的国家司法权力如何深入乡土社会，并在乡土社会扎根以及建立法律秩序又是其中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普法运动”和“送法下乡”是学术界讨论这一问题的惯用范式，认为法制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和保障，“基层司法建设”是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重要“方略”[1]。“送法下乡”范式曾在知识界掀起了一场关于法律移植与本土资源、法律的现代性与地方性以及国家法与民间法之间关系的论争。

近年来，针对“送法下乡”范式，董磊明等认为当下的中国农村“结构混乱”，具有明显的现代性特征，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土中国”和“熟人社会”，因此法律在乡土社会的实践场景和逻辑已发生变化，乡土社会对法律的需求增大。这些变化使得“迎法下乡”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2]。在“迎法下乡”的框架中，乡土社会已不仅仅是一个“立法和执法对象”，农民也从单纯的国家司法权力规训的客体和法律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转变成具有能动性的法律实践主体。

因此，“迎法下乡”与“送法下乡”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却从立论的基础上挑战了“送法下乡”范式。那么,“送法下乡”与“迎法下乡”是否是乡土社会的法律实践逻辑在不同历史阶段之间的断裂与置换？换言之，“迎法下乡”是否真正实现了范式革命，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新范式？如果不是，那我们又该如何去理解和解释当下乡土社会法律实践所表现出来的新特点？对此，我们只有将这些问题置于乡土社会法律实践的历史脉络之中进行考察方能做出一个具有说服力的判断。

一、法律的魅化：乡土社会的司法建设

社会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部分，而要加强社会建设，就必须加强社会法建设，用法治的方法推进社会建设。按照十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的解释，社会法是规范劳动关系、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和特殊群体权益保障方面的法律关系的总和，主要包括医疗、教育、就业、社会保险、公共安全等领域。加强社会法建设，有利于明确政府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义务，保障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力法治保障。

随着我国法律体系的逐步健全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逐步推进，社会法建设不断发展。我市是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具有地方立法权，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在我市，地方立法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高度重视解决民生问题，出台了《宁波市精神卫生条例》、《宁波市民办教育促进条例》、《宁波市最低生活保障办法》、《宁波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规定》等一系列法规规章，解决社会问题的制度不断健全；但与此同时，社会法还存在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如社会组织、社会事业、社会救助、社会安全等方面的立法还比较缺乏。因此，当前我市应当充分利用地方立法权这个有利条件，结合我市实际，加强社会法立法工作。

第一、以“以人为本”的理念为宗旨，统领社会法立法工作。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应当是社会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所以，要坚持科学发展，社会法立法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把以人为本作为社会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坚持公民权利本位而不是义务本位，通过立法落实和保障宪法赋予的权利和自由，充分发挥社会法促进社会和人全面发展的作用，以立法之手段体察民情、关心民瘼、维护民权、启迪民智、开发民生，使法律成为尊重和保障权利的有力保障。

第二、认真贯彻市人大、市政府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制定计划，逐步推进社会法建设。市人大常委会于去年年底编制了地方立法项目库，市政府也于今年年初了今年的规章制定计划，将《宁波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宁波市慈善事业促进条例》等一系列加强社会建设的项目列入了今年的制定、调研计划，这也是我市今年社会法建设的工作重点。

在做好今年社会法方面立法工作的基础上，今后一段时期还要开展以下领域的立法：一是保障公民权利的立法。针对当前人口流动频繁，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子女的实际，保障外来人口平等就业权及其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针对残疾人、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出台相应法规规章，保障其合法权益；二是推动社会事业发展的立法。完善教育、卫生和医疗保健、文化方面的法规规章，促进教育公平，方便人民群众看病就医，保证公益文化服务遍及城乡；三是健全社会保障的立法。逐步建立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等相互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四是规范社会组织的立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体多元化的变化，制定有关社会组织的法规规章，将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民间组织、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行业协会等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管理的轨道；五是加强社会管理的立法。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和办法，预防和化解社会纠纷，保障公共安全，应对突发事件，维护社会稳定。

第三、针对社会法立法难点，稳妥推进社会法治建设。和其他领域的立法相比，社会法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涉及面更广、更深，特别是当前，我国社会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社会法调整的社会关系不断变动，立法难度很大。因此，在立法工作中，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一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从我国、我市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背景出发，透过不断发展变动的社会问题的表象，把握立法所要解决问题的现状、变化规律和发展趋势，设计出科学合理的制度规范；二是要处理好稳定和变动的关系。社会领域的各项改革是不断拓宽和深化的，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而立法一旦通过以后，就相对稳定。那么，如何让相对稳定的法规规章适应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这就要把握好立法的尺度，处理好法律的稳定性与改革的变动性的关系，把立法决策同改革发展稳定的决策结合起来，对现有规定中不适应现实需要的内容及时修改和完善。同时，在制定新的法规规章时，为改革的深化留下必要的空间，以应对发展的需求；三是学会弹钢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利益主体、利益结构日趋多元化，不同群体、不同行业、不同地域间的差异和矛盾也会逐渐凸显，各主体、区域、行业都会有各自不同的诉求。因此，既要有原则性规定解决普遍性问题，也要有针对性的条款解决个性问题，以便统筹兼顾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不同群体的特殊利益；四是要走群众路线。社会法是解决群众问题、直接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因此，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立法中的积极作用。在法律项目的选择、内容的确定、条款的设计等方面多听取群众的意见，让法规规章真正贴近群众，这样的社会法才能有效解决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也会得到群众的理解、支持、执行。

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贡献力量

－－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演讲稿

理念是行动的指南。建设法治社会，必须牢固树立和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法治社会建设，就要深刻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要求，坚持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这五个方面相辅相成，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依法治国就是把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紧密结合起来，实现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从而保障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确立和实现以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的最具权威价值的取向，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树立和维护法律权威，确立法律是人们生活的基本行为准则的观念，严格依法办事，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依法治省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我省的具体实践。建设法治社会，必须不断推进依法治省，把依法治国的理念体现在各个方面、贯穿于各个环节、落实到各项工作。版权所有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执法为民。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这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在法治上的体现。要确立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来自于人民的理念，把实现、维护和发展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在立法、执法、司法的各个环节上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做到为人民执法、靠人民执法，保证把“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要求落到实处。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在建设法治社会的实践中，要把公平正义作为制定法律和进行制度安排的重要依据，从源头上防止社会不公正现象的出现与扩大，并在执法、司法活动中坚持合理合法、及时高效、程序公正的原则，建立保障公平正义的防线；把公平正义作为协调社会各个阶层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把公平正义贯穿于权利与义务的辩证统一之中，坚持权利与义务的对称，保证广大人民群众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所有权利的享有都建立在履行义务的基础之上，使遵纪守法成为公民的自觉行为，使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摘要：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统一体，社会状态有有序和无序之分，而法律和道德是保证社会有序运行的两维。道德和法律作为管理社会的主要手段，彼此在各自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德治与法治同为治国方略，缺一不可。

关键词：德治；法治；自律；他律；并举

一、“德法并举”是科学治国方略的内在要求

德治与法治同为治国方略。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既是依法治国的需要，又是以德治国的要求。对于制约人的行为来讲，道德主“内”，法律主“外”；对于抑制人的犯罪来说，道德治“本”，法律治“标”；道德扬善抑恶，法律惩恶扬善。法治是德治的升华，德治是法治的思想前提。道德因素存在于法治的各个环节，它不但是法治的基础，产生观念上的影响，而且发生规范和制度上的作用；它指导法律的制定，辅助法律的实施，促成法治的实现。它贯穿于法治的全过程，形成法治运行的内在动力，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法治的恒久的活力。同时，道德也需要法治的保障。二者一刚一柔，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共同形成完整的社会规范系统和调控手段体系。

同志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同志把属于精神文明的道德建设和属于政治文明的法制建设都放到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高度来论述，并且强调二者的结合，将其上升到理论和实践的高度，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它是党中央在深刻总结国内外治国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科学论断，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治国思想的新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贡献。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二者的结合，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完善有治国特色的治国体系，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法治秩序的最低实现形式——法律之治

《决定》提出的目标和主要任务，各有其具体内涵，需要通过不同的途径、采取不同的措施来完成，但都需要建立在社会主义法治的基础上，以公平正义的法治为良好外部环境，以健全周详的法律制度进行内部规范，以法治加以有力促进，以法治作为可靠保障。

法治是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必然趋势与必要保障

在人类社会的漫长发展进程中，无数思想家殚精竭虑、艰辛探索，提出过无数治理社会的观点、学说，设计过万千种推动社会前进的方案、蓝图，也实践过林林总总推进社会进步的策略、计划，所有弃法而治的观点、学说、方案、蓝图和策略、计划，无不以失败告终。

对于人类社会的未来，古往今来的思想家们也都曾作过精心预测。我们饶有兴味地发现，不管他们的哲学世界观如何不同，不管他们的立场有何本质上的差异，也不管他们的方法论几乎完全对立，但对社会治理的必然趋势、必然归宿问题，他们的观点几乎惊人一致地相同或相近、相似，即大多以未来社会为法治社会。

纵观对人类社会的组织、管理与前进发展负有直接责任的政治家的全部表现，无论是标榜“礼治”、“德治”的奴隶制君主，还是宣扬“王道”、“教化”的封建制皇帝，抑或鼓吹精英为治、智力管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他们的政治实践无不都是软硬两手齐备，以硬为软的后盾，一旦软的失效便毫不手软地挺起硬的利剑。这硬的一手便是反映统治者意志、代表统治者利益、由他们制定的法律。更不用说直截了当明白宣示实行刑治、法治的政治家们了。总之，他们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法作为社会治理的根本性保障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总结，结论之一便是：法治是社会治理与社会进步的必要保障。当然，社会主义社会与剥削制社会有本质的不同，社会主义法治与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度的法治也有本质的不同；但在缘法为治、以法治为社会运行的必要保障这一点上，是应当普天共识的。

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首要目标和任务

去年2月19日，同志在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构想，体现了强烈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源于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清醒认识，源于对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负责。把民主法治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六条基本特征的第一条，内涵深刻，意义深远。扎实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要求我们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民主法治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当前，我区在社会稳定方面存在着矛盾纠纷增多、治安问题比较突出、社会公共安全隐患较多等一些不和谐因素。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按照“以民主法治求和谐”的要求，切实用民主法治的手段来排忧患、求和谐。

一、民主法治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基本特点，影响和决定了民主法治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基础地位和关键作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个基本特征并不是完全并列的，民主法治居于首要位置和高一个层次，直接决定、制约和影响着其他特征。建设和谐社会的六方面要素，每一方面都与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密切相关。增强群众的法制观念，是实现民主法治的基础。公平正义必须以法治手段为基本保障。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结合起来才能做到诚信友爱。既勇于创新又有序发展，才能充满活力。依法管理依法办事才能做到安定有序。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应当是民主法治的社会。完全可以说，民主和法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两大支柱。

民主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条件。由于实现民主的程度不同，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表现出不同的社会和谐状况。建立在少数人统治大多数人基础上的社会，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现代民主政治既是现代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又是现代和谐社会的发展动力。广大人民群众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与社会管理，对国家重大事务享有知情权，就各项重大决策和立法建议进行充分表达和交流，就能更好地反映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意志。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只有以人为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保证人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才能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广泛的力量支持，使社会主义事业充满生机和活力。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制度之源。

法治是社会和谐的基本保障。相对人治而言，法治是现代文明的产物，是国家形态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标志。一个不实行法治的国家不可能是现代化国家。国家主要以法律手段来治理国政和进行社会管理，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和社会关系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国家权力的行使和社会成员的活动处于严格依法办事的状态，社会调控和管理才能摆脱随意性和特权，经济、政治、文化和谐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才有基本的秩序保障，整个社会才能成为一个和谐的社会。党的十五大第一次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党章。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又把这一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写入我国宪法。这标志着我们党和国家开始全面走上法治的轨道，标志着党的领导方式的重大改革和国家治理方式的根本转变，也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二、我区民主法治建设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