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国家范文10篇

建设法治国家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我国正在建设的法治国家既不同于资本主义法治国家，也不同于社会主义非法治国家，有其独特的标志。尤其是探讨和认识我国正在建设的法治国家与我国以前和现在所不同的特征，是法学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笔者认为，我国正在建设的法治国家应当以法律至上、法制完备、立法民主、立法公正、制约权力、保障权利与我国以前和现在相区别。本文不揣冒昧，谨发表一些不成熟的意见，以请教于法学理论界的专家学者。

一、法律至上：我国法治国家的理性原则

法律至上是法学界熟知的原则和口号，但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它的误解、岐见长期困扰着我们。使我们难以名正言顺地提出和倡导法律至上的原则。现实中，也还有种种影响我们实行法律至上的原则。

法律至上是人类法治发展进程中提出的重要口号和基本原则之一。其意在强调法律在整个社会规范体系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其他任何社会规范都不能否定法律的效力或与法律相冲突。

有的人认为，法律至上就是对权力的否定。因此，有的人歌颂它，有的人否定它。其实，法律至上并不是对权力的简单否定。从法律对权力的依赖关系上讲，法律是权力的产物，没有权力，绝无法律的产生和存在可言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都说明，没有权力，就没有法律的产生包括制定或认可，也没有法律的存在和被贯彻实施。权力始终是法律得以存在的依据。在法律产生和存在的意义上，没有法律至上的问题。法律既不可能超越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超越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和人类进步的实际状况，也不可能逾越或凌驾于一切权力之上。然而撇开这一意义，法律与法律社会的各种权力之间的关系就不再简单的是一个权力高于法律的问题。甚至恰恰相反，任何权力的获得和行使都应当具有法律上的依据。法律相对于权力应当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即使是法律的制定和法律的实施也都概莫能外。因为，除一些通过革命而建立的新政权的最初立法外，任何立法都得遵守法律的规定，即使是革命政权最初的立法，虽然不必遵守旧时代既有的法律规定，但是也还得遵守法的规律，遵照立法的原理乃至法的原理，而不能完全随心所欲。

有的人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强调法律至上就会否定党的领导。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法律至上不是对党的领导的否定。首先我们必须清楚，我国的执政党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一直并将继续处于领导的地位。我国法律的制定，即立法，是党的领导下通过立法机关和立法程序进行的。我们的执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执法机关进行的。执法机关中，有着我们完善的党的组织和大量的党的干部。法律至上是以他们对于党领导下制定的法律的无限忠诚作为前提和保障的。其次，我们党是大公无私的党，它以人民的利益作为自己的利益，而社会主义法正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坚持法律至上实际上也是坚持了“人民意志至上”，也就是坚持了党的领导。从世界各国的法治实践来看，一国法治的成败，关键在于其法律制度的状况以及是否能将该法律制度有效地贯彻实施。前者往往与一国的正常制度紧密联系，而后者关键在于有无一套良好的法律实施机制，确保该法被良好施行。法律至上根本就不会动摇党的领导。尤其是在党风不正、社会风气异常的情况下，强调法律至上，无疑有助于法律的良好施行和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改善。

内容摘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是我国宪法确定的基本的治国方略，因此法治国家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和追求的理想的社会状态。在法治国家中，如何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及保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合理行政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行政诉讼制度着重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将从行政诉讼与法治国家的内在关系出发，深入分析我国行政诉讼对法治国家的作用、存在的不足之处及完善措施。

关键词：行政诉讼法治国家

一、行政诉讼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

从人类发展的历史看，可以把国家分为人治国家和法治国家两种。在人治国家中，“国王就是法律”，国王的权力至高无上，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于一身，国王可以随意制定、修改法律，人民群众丝毫无人权可言。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法治国家逐渐成为人类的追求。这是由人治国家种种制度上的缺陷所决定的，其实在我国就有比较深刻的教训。1957年开始至1976年，阶级斗争盛行，党和国家从轻视法治发展到彻底抛弃法治，法律虚无主义盛行。十年浩劫，宪法名存实亡，公检法被砸烂了。大搞群众办案、群众专政，酿成了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建设的悲剧，更是法治建设的悲剧。痛定思痛，在我国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法治建设，更在宪法中明确把法治国家作为我国的追求。法治国家的建设必然要求行政诉讼的建立和完善，这是由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所决定的：

（1）制约行政权力是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众所周知，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一切公共权力都受法律的控制和约束。在理论上可以被称为“控权论”。这种理论认为，权力需要控制，一切权力都有滥用的可能，权力越大，越有滥用的危险，越需要控制。这种观念首先来源于孟德斯鸠，他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说来奇怪，就是品德本身也是需要界限的。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在权力体系中，行政权力是行政机关管理内政、外交的权力，即各级行政机关依照法律的授权，在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方式管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各项行政事务的管理权力，同样应该受到法律的控制，特别在现代社会，行政权无处不在，无处不有，越来越多地介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如果不对行政权力依法控制，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就会受到侵害。行政诉讼就是基于这种需要的产物。

（2）保障权利是法治国家的法律价值

行政诉讼通常是法治国家保护公民免受强大国家机器压迫而建立的一项重要制度，同时又是法治国家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本文试图就行政诉讼与法治国家的关系，以及如何加强和完善我国行政诉讼法展开讨论，以期为行政诉讼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性提供一个理论依据。……

一、行政诉讼的概念及其产生原因

行政诉讼是适应现实社会迫切需要由权威、公正的司法机关对不法行政行为侵犯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予以司法救济，切实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一种司法程序。行政诉讼具有多重性质：解决行政争议的制度；行政救济制度；行政责任制度；行政法制监督制度等。

其产生原因是：行政机关是行政执法的主体，它和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行政机关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强制行政相对人接受和服从行政管理，而不必也无须借助行政诉讼来实现行政机关所代表的国家意志，反之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处于被管理、被支配和服从的地位，其合法权益往往易受到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侵犯。由于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处于一种从属地位，而行政机关则不仅处于支配地位，而且还拥有来自于全社会的影响力或支配力，这就使行政机关有可能凭借它所拥有的支配力或影响力，使相对人服从于行政机关的权势，因此行政相对人为维护其合法权益免受行政权的侵害，并在受到侵犯时能及时予以有效救济迫切需要由独立于行政机关之外的司法机关，通过公正、权威的适用法律来审理行政案件并作出相应的判决，以保障和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行政诉讼正是为了满足行政相对人的这一合法的要求，并且经过一个艰难曲折发展的过程而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二、法治国家及其实现条件

法治国家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是与专制国家相对立的，它既是指一种治国的思想体系，又是指一套治国的方式、原则和制度，还是指依法治国所形成的一国理想的社会状态。通常又分为形式意义上的法治国家和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国家，前者就是依法治国，要求国家机关的一切活动都必须依据宪法和法律，后者是指良法治国，不仅要求国家机关依法活动，还要求宪法和法律必须是民主、自由、平等、正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和效益的完美结合。

「关键词」行政诉讼、法治国家一、行政诉讼的解读

何谓行政诉讼，笔者找寻许多行政诉讼方面的著述，只在不起眼的律考教材里面找到一处“行政诉讼”的定义：行政诉讼是法院应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求，通过法定程序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从而解决一定范围内行政争议的活动。①这一概念之所以难以概括和定义，其原因在于各国的行政诉讼制度千差万别，甚至在英美国家，并不存在行政诉讼的概念，而代之以司法复审，但差异的存在和概念的各异并不能否定行政诉讼制度的共性，通俗地讲，所谓行政诉讼，就是百姓口中的“民告官”。简单的三个字将行政诉讼的一个主要的特点清晰地勾画出来了，那就是诉讼主体的一方是“民”、另一方是“官”，由这双方平等的“对簿公堂”。详加分析，可以看出行政诉讼的几个特点：

1、行政诉讼的司法性。行政诉讼与其他行政争议解决活动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在于它的司法性。正是由于它所具有的司法性，使它区别于调解、复议、仲裁等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争议解决方式。同样也正是由于它所具有的司法性，使得行政诉讼必须遵循司法活动内在的种种原则。而不能像行政活动那样采取“效率优先”的原则。

2、行政诉讼的诉讼主体恒定。和别的诉讼形式相比较，行政诉讼的原告永远是“民”，这里的“民”既可以是公民个人，也可以是个人的组合形式——“法人和其他组织”。而在行政诉讼被告席上的只能是行政机关、是政府、是“官”。虽然在民事诉讼中，行政机关也可能出现在被告席上，但是那时候的行政机关是使用的自己的民事主体的身份。在行政诉讼中出现的行政机关则是使用自己的一种法律人格，而行政诉讼中的法律人格的确立又以行政管理中的行政机关法律人格为前提。

3、行政诉讼体现了司法权对行政权的控制。这种“民告官”的形式将政府置于被告席，向我们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即政府的权力与能力是有限的，而不是万能的，这就把政府推下了神坛，打破了国家神话。同时，政府只是国家的一种表现形式而非国家本身，它在法律上是一个权益义务主体，应当对自己的权力运用承担责任。

对于这种司法对行政的控制，早在拉德布鲁赫的《法学导论》里面就有论述：

一、行政诉讼的概念及其产生原因

行政诉讼是适应现实社会迫切需要由权威、公正的司法机关对不法行政行为侵犯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予以司法救济，切实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一种司法程序。行政诉讼具有多重性质：解决行政争议的制度；行政救济制度；行政责任制度；行政法制监督制度等。

其产生原因是：行政机关是行政执法的主体，它和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行政机关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强制行政相对人接受和服从行政管理，而不必也无须借助行政诉讼来实现行政机关所代表的国家意志，反之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处于被管理、被支配和服从的地位，其合法权益往往易受到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侵犯。由于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处于一种从属地位，而行政机关则不仅处于支配地位，而且还拥有来自于全社会的影响力或支配力，这就使行政机关有可能凭借它所拥有的支配力或影响力，使相对人服从于行政机关的权势，因此行政相对人为维护其合法权益免受行政权的侵害，并在受到侵犯时能及时予以有效救济迫切需要由独立于行政机关之外的司法机关，通过公正、权威的适用法律来审理行政案件并作出相应的判决，以保障和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行政诉讼正是为了满足行政相对人的这一合法的要求，并且经过一个艰难曲折发展的过程而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二、法治国家及其实现条件

法治国家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是与专制国家相对立的，它既是指一种治国的思想体系，又是指一套治国的方式、原则和制度，还是指依法治国所形成的一国理想的社会状态。通常又分为形式意义上的法治国家和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国家，前者就是依法治国，要求国家机关的一切活动都必须依据宪法和法律，后者是指良法治国，不仅要求国家机关依法活动，还要求宪法和法律必须是民主、自由、平等、正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和效益的完美结合。

为实现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国家创造条件，我们首先必须培养公民的现代法治精神，它至少包括以下几个观念：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契约精神的含义与内容；契约精神的历史渊源与法治理念契合；契约精神在市民社会的生存发展空间；契约精神在市民社会的秩序价值；契约精神的中国化构建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契约精神的含义、契约精神是西方文明社会的主流精神、契约精神的内容、私人交易之间的契约精神对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诚实信用作为民法的“帝王条款”和“君临全法域之基本原则”、西方的契约精神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新兴的市民阶级以契约为纽带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代表了新的社会秩序、契约精神与法治理念的契合、契约精神在市民社会的生存空间、契约精神的发展空间、契约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比较、契约精神在中国的移植的可能性与在市场经济下的建构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契约精神是西方文明社会的主流精神，在民主法治的形成过程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在市民社会私主体的契约精神促进了商品交易的发展，为法治创造了经济基础，同时也为市民社会提供了良好的秩序；另一方面根据私人契约精神，上升至公法领域在控制公权力，实现人权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契约精神，无论是私法的契约精神在商品经济中的交易精神，还是公法上的契约精神，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构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转都有着积极作用。

关键词：契约精神；市民社会；社会契约论；契约信守；市场经济

一、契约精神的含义与内容

1.契约精神的含义

契约精神是西方文明社会的主流精神，“契约”词源于拉丁文中的contractus在拉丁文中的原义为交易。[1]其本质是一种契约自由的理念。所谓契约精神是指存在于商品经济社会，而由此派生的契约关系与内在的原则，是一种自由、平等、守信的精神。

诉讼权的体现就是民众能感受到法律与解决诉讼的法院的存在，并且能够利用它。诉讼权在国外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重视和研究，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由意大利著名法学家卡佩莱蒂所倡导的“接近正义运动”，标志着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化、国际化。在这场运动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公民的诉讼权。国外诉讼权的研究不仅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同时在很大程度上指导着他们的司法保障制度。对于中国来说，这似乎还是一个相对陌生的领域，特别对当前我们国家正在进行的如火如荼的司法改革来说，不能说不是一种遗憾。对于诉讼权的研究，中国的法学界和司法实务工作者没有理由予以忽视，因为就中国司法改革的进程而言，不管司法程序打造如何，如果公民无法迅速、有效地行使诉讼权，那么，立法者和法学家的诸多努力都将枉费。

公民权利的宪法化与国际化——诉讼权的历史进程

所谓诉讼权，是指公民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享有的提起诉讼要求国家司法机关予以保护和救济的权利，即司法保护请求权。具体而言，公民诉讼权表现为各种类型诉讼中的起诉权、应诉权、反诉权、上诉权、再审请求权，等等。总而言之，凡属要求启动或参加司法救济程序进行裁判之权利，均属公民诉讼权。

在人类历史上，诉讼权的确立有一个演进过程。早在自然法观念孕育阶段，民众所享有的基本权利中便包含着一个重要原则，即“当事人具有提起诉讼的权利”（nemojudexsineactore），换言之，不可禁止当事人做原告。基于这一从“自然的”或“超时空永恒的”自然法中推导而得出的古老原则，我们发现：即使在观念较为混沌的状态下，诉讼权已经有了其原始的模型。实际上，英国人的“自然正义”观念的两大本体涵义——人人都有为自己的案件寻求平等保护的权利和不应由自己来审理涉及自身利益的案件的原则（任何人或团体不能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也同样纳入了诉讼权的内容。从1215年《大宪章》（MagnaCarta）第39条的明确规定“不经贵族依据法律审判，自由民不受拘留、监禁、没收财产、剥夺公权、放逐、伤害”可以看到，虽然《大宪章》的本体意义在于遏制国王的权力滥用和保护民众平等接受法律保护，但包含了民众享有请求和接受国家裁判权这一类似诉讼权的涵义。

自然法观念的起伏盛衰并未带来诉讼权的湮灭，相反，由于“近代立宪主义”以及“法律实定化”，诉讼权得到发展。正如日本学者小林直树教授论述的那样：“近代宪法之价值体系，乃由自由的个人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FundamentalRightsGrundrechte）所构成。因此近代立宪主义本身就是保障民众的自由与权利的制度原理。”由此，诉讼权作为一项公民的基本权利，也就被诸多推进立宪主义的国家规定于宪法。最具代表的是《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修正案，其第5条和第6条规定了民众享有接受裁判、第7条规定了民众在民事诉讼中享有接受陪审裁判的诉讼权保障。当然，其它一些国家也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了民众接受法院裁判的诉讼权，在此不一一细表。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现代国家特别是战败的轴心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清楚地认识到人的基本权利保障的重要性。在这种契机下，随着立宪化的第二次浪潮（学者称之为“现代立宪主义”），基于对个人尊严的尊重，保障人权不受到权力的恣肆侵犯以及政治基于民意等理念，诉讼权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日本战前和战后宪法的比较可说明这一点：日本二战前宪法仅仅规定了相当模糊的裁判请求权和请愿权，而行政机关在民众请愿的问题上享有“施惠于民”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民众接近法院的可能性受限甚多。二战后新宪法草拟者深知如果没有制度保障的权利，其权利规定形同空文。由此，日本新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保障作了详细的规定，这也包含了对民众诉讼权的保障，比如新宪法第32条规定：“不得剥夺任何人在法院接受审判的权利。”

内容摘要：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是我国宪法确定的基本的治国方略，因此法治国家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和追求的理想的社会状态。在法治国家中，如何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及保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合理行政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行政诉讼制度着重需要解决的问题。笔者将从行政诉讼与法治国家的内在关系出发，深入分析我国行政诉讼对法治国家的作用、存在的不足之处及完善措施。

关键词：行政诉讼法治国家

一、行政诉讼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

从人类发展的历史看，可以把国家分为人治国家和法治国家两种。在人治国家中，“国王就是法律”，国王的权力至高无上，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于一身，国王可以随意制定、修改法律，人民群众丝毫无人权可言。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法治国家逐渐成为人类的追求。这是由人治国家种种制度上的缺陷所决定的，其实在我国就有比较深刻的教训。1957年开始至1976年，阶级斗争盛行，党和国家从轻视法治发展到彻底抛弃法治，法律虚无主义盛行。十年浩劫，宪法名存实亡，公检法被砸烂了。大搞群众办案、群众专政，酿成了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建设的悲剧，更是法治建设的悲剧。痛定思痛，在我国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法治建设，更在宪法中明确把法治国家作为我国的追求。法治国家的建设必然要求行政诉讼的建立和完善，这是由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所决定的：

（1）制约行政权力是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众所周知，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一切公共权力都受法律的控制和约束。在理论上可以被称为“控权论”。这种理论认为，权力需要控制，一切权力都有滥用的可能，权力越大，越有滥用的危险，越需要控制。这种观念首先来源于孟德斯鸠，他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说来奇怪，就是品德本身也是需要界限的。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在权力体系中，行政权力是行政机关管理内政、外交的权力，即各级行政机关依照法律的授权，在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方式管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各项行政事务的管理权力，同样应该受到法律的控制，特别在现代社会，行政权无处不在，无处不有，越来越多地介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如果不对行政权力依法控制，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就会受到侵害。行政诉讼就是基于这种需要的产物。

摘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走过十年历程。和谐社会与法治国家具有天然的同质性，二者追求社会和谐进步的目标一致，民主、秩序、公平正义、人权保障等价值追求一致。因此我们要进一步明确和谐社会构建中法治的重要作用，通过尊重保障权利，禁止权力滥用，大力培育市民社会的公民意识与法治精神以及建立道德规范体系，加快法治国家建设的进程，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关键词：法治和谐法律法治精神道德规范

一、和谐社会与法治国家都是理想的社会状态

法治是近代西方的产物，同时也是全人类的文明成就。现代法治的原则包括：法的普遍遵守即法律至上，法律高于任何权力、高于任何其他规范、高于任何人，在社会规范体系中居于最高地位；良法的实体价值即法律必须保障自由、平等、权利等基本人权，是法治的根本目的之所在，是法治的灵魂；良法的程序价值即良好的法律要具备不溯及既往、明确性、公开性、普遍性、不矛盾性、可行性、安定性等形式；分权制衡、司法独立、司法审查制度。可以认为法治是在法律至上、人权保障、良好形式、基本制度设立原则下的一种社会状态。“法治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法律与国家、政府之间，运用法律约束国家、政府的权力；法律与人民之间运用法律合理地分配利益；法律与社会之间，运用法律确保社会公共利益不受权力和权利的侵犯”。法治国家“就是指主要依靠正义之法来治理国家与管理社会从而使权力和权利得以合理配置的社会状态。

从党的十六大提出“社会更加和谐”的发展要求，到2007年10月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和谐社会的概念已在人们心中刻下深深印记。什么是和谐社会?2005年2月20日，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的讲话中对“和谐社会”的特征、要求作了具体的阐述：“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由此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对社会生活的具体设计，而是社会整体的价值目标，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

从二者的含义看，和谐社会与法治国家都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秩序井然、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权利保障等价值追求是一致的，和谐社会“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要义也同样是法治社会的目标。

[内容提要]列宁是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开创者，其法治思想丰富而系统。他明确提出民主是法治的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做到法治完备、严格执法和守法，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注重法律监督，发挥共产党、国家权力机关和人民群众在执行和监督法律中的作用，同时强调法律意识在法制建设过程中的作用，保证法律的实现，从而有效地治理国家，列宁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构想，给我们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关键词]列宁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构想

列宁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他根据俄国的具体情况对如何搞法制建设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深刻阐明了法制在国家政权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应当充分体现法制完备、人权保障、权利制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行政、司法公正等基本原则，强调只有完备的法律才是依法治国的前提，同时还指出完善的法律如果不在现实生活中执行，便是一纸空文，严格遵守和执行法律是依法治国的关键，不仅如此，还要加强法律监督保证。列宁还认识到法律意识在法治建设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功能，无论是对法制建构，还是对法律运行，法律意识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列宁所处时代的严酷的政治环境及他过早的去世，使他的许多法治思想没有充分展开，但是他提出的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理论问题对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着重要的指导和启迪作用。

一、有法可依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基础

列宁十分重视法制工作，在十月革命胜利的当天夜里，就亲自起草了《土地法令》和《和平法令》。从1918年到1924年，在列宁的直接关注和指导下，苏维埃政权制定了两部宪法和一部带有宪法性质的权利宣言。特别是在1922年，先后制定和修改了《苏俄刑法典》、《检察机关条例》、《律师机构条例》、《苏俄民法典》、《苏俄法院组织条例》、《苏俄刑事诉讼法典》等，使苏维埃国家从根本大法到各主要部门法大体制定完备，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列宁在领导苏维埃的立法活动中提出了一系列基本原则，这些原则贯穿社会法制建设的全过程，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强调党的政策主张必须通过国家立法机关来实现。列宁认为：法律是取得胜利、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意志的表现，而“意志如果是国家的意志，就应该表现为政权机关所制定的法律”。党的土张和政策要变为国家意志，变为法律，也要通过国家立法机关，按照一定立法程序来作出决定。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是不能制定法律的。”因为苏维埃政权“高于各政党”，“党必须通过苏维埃机关，在苏维埃宪法的范围内实行自己的决定。党要努力领导苏维埃的活动，但不能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