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保障范文10篇

摘要:经济强是新江苏发展的物质基础，百姓富是新江苏发展的价值追求，环境美是新江苏发展的生态需求，社会文明程度高则是新江苏发展的重要体现。终身教育与“强富美高”新江苏发展目标的实现，有着重要的内在联系，当前开展终身教育法制保障建设，是加快终身教育法治化进程、保障公民学习权、破解机制瓶颈的需要，对于实现“强富美高”新江苏发展目标具有必要性。

关键词:新江苏发展目标;终身教育;法制保障;必要性

在2014年12月视察江苏时要求江苏努力建设“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新江苏，描绘出江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美好发展蓝图，“强富美高”成为江苏建设“十三五”的目标任务，也是未来江苏发展的着力点。在当前江苏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要实现“强富美高”的新江苏建设目标，需要依托终身教育的实施与发展。当前在国家立法缺失，其他部分地区终身教育立法已先行的情况下，江苏要加快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开展法制保障建设已是当务之急。

一、“强富美高”新江苏发展目标的内涵解读

(一)“经济强”:新江苏发展的物质基础。“经济强”被置于新江苏四大目标任务的首位，也是新江苏发展的物质基础。江苏作为我国的主要经济省份，多年来地区生产总值(GDP)均位居全国前列，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6年江苏的地区生产总值(GDP)达到77388．28亿元，居全国第二。江苏经济发展的历程、禀赋和定位，决定了江苏未来建设发展中必须坚定不移地建设经济强省。所谓“经济强”，并非单纯追求经济体量，而应体现在创新能力强、经济结构强、质量效益强、企业活力强、特色优势强，这样才能实现经济实力的总体强劲。距离这一目标，江苏还存在着产业结构未臻合理、产品附加值有待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仍需加强等问题，在当前能源资源短缺、可供利用的土地资源不足以及环境容量有限、市场竞争加剧的形势下，压力巨大。以服务业为例，众所周知，进入发达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服务业的高水平发展，2016年江苏的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9．9%，与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占比相比，差距较大，与全国平均水平也存在1．9个百分点的差距。生产性服务业带动性不足，新兴服务业领军企业数量偏少，产业结构转换系数的区域差异明显都是江苏经济优化结构、增效发展中的重要问题。而高新技术产业近年来虽然在产值的绝对量和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都实现了较大增长，但以生产零部件和材料为主的产品较多，战略性整机产品较少，品牌产品、高端产品较少，而贴牌产品、低端产品较多，“高端产业，低端环节”的矛盾较为突出，自主创新能力偏弱、市场规模较小、布局规划不合理等问题依然存在。因此，未来几年，江苏应积极构建以新兴产业为先导、先进制造业为主体、现代服务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发展体系，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全面提高全省产业的发展水平和综合竞争力。［1］(二)“百姓富”:新江苏发展的价值追求。在“强富美高”新江苏的发展目标中，“百姓富”是检验发展的直接标准，也是推动江苏发展的价值追求，在总发展目标中是最为根本的目标。“百姓富”的江苏，就是要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高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优美的居住和生活环境。具体而言，“百姓富”应体现为几个方面:一是收入财富方面，居民能充分就业，收入水平逐步提升，同时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维持在合理区间，城乡差距、行业差距、地区差距相对合理，家庭财富积累速度加快;二是社会保障体系更为完善，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实现全覆盖，社会公共服务水平持续提升，就业、医疗等保障力度加大，城市管理、社区服务等工作成效明显，为城乡居民创设更为优良的生活环境和条件;三是在提高居民收入的同时，提升消费水平和档次，使百姓的生活质量不断提升;四是精神文化生活不断丰富，居民学历教育年限进一步延长，终身学习成为百姓的生活方式，文化娱乐生活不断丰富，民主政治生活参与程度不断提高，社会安全感日益提升。但是，当前江苏距离这一目标的实现仍有一定差距，民生建设方面还面临着缩小城乡差距、满足偏远多层次需求的挑战，民生保障依然是推进区域城乡一体化的薄弱环节。2016年江苏人均可支配收入32070.10元，人均GDP为96887元，占比为33.1%，而同期全国平均水平为44.1%，与一些发达省市相比，差距更大，这反应了江苏居民劳动报酬在经济总量中占比较低，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消费型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等指标同样如此。此外，苏南、苏中与苏北在这些指标方面的区域差异也十分明显。因此，未来江苏的民生建设，应在增加居民收入、发展社会事业、推进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提高扶贫开发水平上着力，实现全方位多元化的“百姓富”目标。(三)“环境美”:新江苏发展的生态需求。“环境美”是江苏发展的生态需求，即有清新的空气、优良的水质、洁净的环境，自然环境美、景观特色美、城乡协调、文化交融。这一目标任务可分解为三个方面:一是治理环境污染。江苏环境管理已经实现了从主要污染物排放的浓度控制到总量控制、污染物的末端治理到源头控制的转变，使常规污染物排放的总量持续下降。［2］但除了常规污染物以外，一些新型污染物的排放问题也值得重视。大气雾霾和水污染治理问题日益突出，治理环境污染问题仍是未来一段时间内需要重点突破的问题。二是建设生态环境。改善环境质量，青山绿水、生物多样、生态系统和谐稳定、城市和村庄面貌得到改变，城市融入自然，现代融入村庄，宜居乐居，让诗画美景展现在江苏大地，群众对环境质量认同度提高。三是推进生态文化建设。引导居民逐步形成节约、环保、绿色、生态的意识，加深对生态资源重要性的了解和认识，形成生态文化，并外化为居民珍惜资源、保护环境的行动。但是，江苏目前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不足的矛盾仍较为突出，以单位能源消费量为例，江苏与一些注重能耗控制、强化高能耗产业管理的地区相比，差距较大，而在工业污染物排放量方面也与广东等省份差距明显，因此，抓好生态空间源头管控、强化资源节约高效利用以及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等重点任务需要在未来几年加大推进力度。(四)“社会文明程度高”:新江苏发展的重要体现。江苏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入学习贯彻落实视察江苏重要讲话精神的意见》指出:“社会文明程度高，就是要有共同精神家园、良好社会风尚、广泛公平正义、和谐社会秩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公民素质高、社会风尚好、文化软实力强，公平正义得到保障，遵法守法成为习惯，诚信友善蔚为风气，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社会文明程度高”目标的实现有三个方面的重点:一是公民素质的提高。社会的文明包括了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并不会必然带来精神文明的发展，相反在经济发展和物质财富积累的过程中，诚信缺失、道德失范等行为可能更为凸显，公民素质的高低决定了社会文明程度，因此，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和教育公民，提升公民素质，是社会文明程度提高的核心。二是文化繁荣发展。相对于日益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居民多样化的精神文化生活还未能得到满足。顺应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让城乡居民共享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让全体江苏人都能浸润在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中，是文化繁荣发展的表现。三是社会治理法治化。文化素质的提高和社会治理水平的提升是社会文明程度的关键因素。而法治化是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手段，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增强法治观念，明确权利义务，进一步确立法律在维护群众权益、调处利益关系中的权威地位，可以促进社会各阶层和谐有序相处，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社会文明程度是新江苏建设和发展的重要体现，江苏经济发展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差距正在缩小，但在提升公民文明素质上仍需付出努力。

二、终身教育与“强富美高”新江苏发展目标的内在联系

“三农问题”与政策回应

由于中国的三农问题的复杂性、长期性和不确定性，在客观上使法制手段的优势无法有效而及时地发挥出来，通常的做法都是经由更为灵活的政策去应对。连续多年的专门针对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就是这一做法的显著体现。从1982年———1986年连续五年，从2004年———2012年连续八年，中央已共了13个一号文件。1982年———1986年的5个“一号文件”，其核心内容各有侧重。1982年的“1号文件”是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行了肯定；1983年的“1号文件”是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定位；1984年的“1号文件”是明确了土地承包期；1985年的“1号文件”是取消了农产品统购派购，改为合同定购；1986年的“1号文件”讲的是摆正农业地位，避免农业滑坡。时隔数年后，从2004年开始又接着连续一号文件。但是，从1987年到2004年，中央连续17年没出台指导农村工作的“1号文件”，这17年的“一号真空”使我国“三农”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带来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农民增收困难和粮食生产持续下滑两大突出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农业生产始终处于放任自流状态，农村经济发展一直徘徊不前，出现了农民收入连续多年低速增长的恶性循环。［9］这说明，三农问题是我国天大的难题，一旦没有中央层面的一号文件的回应，其问题就是雪上加霜，积重难返。为什么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总表现为政策回应，而不是法制保障？如前所述，这与三农问题的特殊性有关。一般而言，在一个复杂的、不确定的世界中，反复试错方能形成相对稳定的法律制度，由于中央政策具有原则性、灵活性和及时性的特征，这为地方在实际执行中留下了一定的解释空间，从而使政策在实践中担当着事实上的试错先行者的角色。问题在于，政策对三农问题的回应，在性质上属于问题或压力———回应型的调整方式，在这种问题或压力———回应型的政策引导下的三农问题解决思路，总是免不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缺陷，中央一号文件每年锁定的问题都是“重中之重”，问题总是不断出现，政策总是跟在问题的后面不断地被动地回应。如，有全国政协委员就建议，当前的“三农问题”应该变成“五农问题”：即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农社问题和农企问题。原来的“三农问题”已经不能反映目前农村发展中所出现的错综复杂的问题了。甚至其中的农民问题还进一步衍生出“新三农”问题———随着社会经济加速转型，产业化、城镇化、工业化的发展而出现的无地农民、失地农民、务工农民，这是一个数量庞大的、不断扩张的新生弱势群体，“新三农”们大部分面临种地无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严峻挑战。［10］22－23显然，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三农问题，那么，三农问题将永远没有解决完成的时候。图1．问题———回应型政策调整机制此外，政策应对总是具有权宜性，好像一直在摸着石头过河。比如，自中共十六大开始，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文件中将“长期稳定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替换为“长期稳定并不断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在2004年以来的几个中央一号文件中也有所重现。两相对比，变化之处在于淡化了“联产”和“责任”两个关键词。这是因为，直到1984年，由于国家对粮食安全的重视以及粮食短缺状况确实比较明显，我国的粮食生产和流通领域仍然执行着统购统销政策。在集体经济下，农民向集体承包土地，并承诺完成一定的国家定购任务，这就是对国家和集体的“责任”；而单个小农户的具体种植决策也受到国家和集体意图的影响，因而地块虽然分包到农户家庭，但一定区域农产品的品种结构仍由集体统一规划，这就是承包基础之上的“联产”。而1984年我国粮食产量突破4亿吨，较1978年增长了1亿吨，粮食大幅增产使农村第一次出现了“卖粮难”。统购统销在这种粮食生产过剩的背景下就失去了意义，于当年退出历史舞台。此后的20余年，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粮食贸易条件和市场环境不断改善，农民的种植决策权、经营自主权也得到加强，所以就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演变为现在的“家庭承包经营制”。［11］另外，在“一国两策，城乡分割，条块打架”的二元经济社会管理体制下，再好的政策措施也会被部门利益给支解消化掉。［8］看来，“三农问题”，就问题谈问题，永远是问题。［12］用政策的手段和方式来应对三农问题，会一直处于消极应对的状态。所以，当2012年年初，当第13个中央一号文件时，有学者便认为“中国农村综合改革尚未破题”。［13］

解决“三农问题”的两种制度路径

对于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务实而明智的选择是：将法制保障和政策引导两种方式结合起来。一些经由政策引导下的成熟的经验和做法会有上升为法律的可能或必要，但多数实践中的问题均由政策给予直接的回应。中央一号文件是一个政策指导性质的文件，既可视为是党的政策，也可视为是国家政策，因为一号文件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的，是具有一定强制力的，本身并无法律效力，需要其他部门依照文件精神制定其他规范性文件来执行。刘作翔教授从政策发挥的功能的视角，把我国政策分为三类：“法律之上的政策”（法律指导性政策）、“法律之外的政策”（《民法通则》第6条规定的“政策”）、“法律之中的政策”（截止2009年我国法律体系中共有239部法律，其中有41部法律中的110个条款，都有关于政策的直接规定，就是法律中明确规定了某某政策要作为依据）。［14］可以看出，既然我国已有41部法律中的110个条款都有关于政策的直接规定，那么，在法律之外，或法律之上，再单独制定政策的必要性就不是很大。但是，“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多年的出台说明，现有的“法律中的政策”是不足以调整和应对新出现的三农问题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以中央一号文件为主的三农方面的政策大多属于“法律之上的政策”（法律指导性政策），是用来从宏观上指导现行立法、执法和司法的政策。由于中央立法的相对滞后性，对支持城乡统筹发展所急需的法律规定，在专门法律没有制定实施之前，是完全可以依据一号文件和宪法、法律的相关规定，制定行政规章和地方性法规，解决城乡统筹发展无法可依的问题。这在一些经济特区和法律给予明确授权的地区，事实上已经或正在通过积极的地方性立法，来有效应对本地区的三农问题。从回应及时性的角度讲，地方性立法与中央的政策是基本上可以实现同步的。关键是要给予地方进行创制性立法的权力。法制保障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前瞻性，有实效，但成本大、费用高，需要有人、财、物的保障；政策引导具有灵活性、针对性和时效性，如果有市场化力量的自发推动，其政策的效应才会被放大。目前，人们并没有特别关注到，政策应对和法制保障这两种解决三农问题的制度机制和方式在中国不同地区的比较优势。也就是说，法制保障和政策引导两种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方式，没有结合我国的国情差别———地区和民族发展不平衡———而有所侧重。在进行城乡统筹时，忽视了地区和民族发展的差异，从而使两种方式的比较优势没有发挥出来。经过观察不难发现，在中国的不同经济发展区域，政策和法制两种手段的边际效应是不同的。对于城乡统筹这个发展问题而言，在中东部发达地区，政策引导的边际效应要大于法律手段的边际效应；但在，西北贫困地区，政策引导的边际效应不会大于法律手段的边际效应。这主要是由于不同地区的市场化发育程度不同，社会的组织能力不同等因素所造成的。图2．中国解决“三农问题”的两种制度路径经济相对发达的东南地区，市场化发育较为成熟，政策引导下的城乡一体化较为可行。这些地方，中央政府可以给政策，但不给钱———事实上也没有给钱。地方性的民间力量有更多的自有资源，当然地方政府也有较为雄厚的财政基础，需要的是中央政府不要太多干预，即消积意义上的中央政府。在法制层面，侧重于现有法律制度的解释和实施，能够保证现有的个体主义的法律体系充分实施即可。但在西北地区，尤其是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市场化的力量发育较弱，光靠政策引导是不行的，更需要法律的保障，尤其需要财政方面的保障。由于实施央地分税制的原因，西北地区的地方政府，尤其是在西北贫困地区的政府，就总体而言，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要高于东南地区，尽管这里的地租相对较低。因此，在这里，财政支持力度必然会加大，问题是，这就特别需要有限制公权的法律制度的保障。扶贫机制的缺陷使国家对西部贫困地区的优惠政策弱化，［15］原因就在于缺乏强有力的法律监督机制，国家的扶贫资金在贫困的地方政府手里，很难保证安全。［16］中国三农问题的破解既需要呵护个体权利的法律制度，也需要限制政府公权的法律制度。西北贫困地区，这里更多需要积极意义的、有作为的政府。现有的个体主义的法律体系并不能充分保障西北贫困地区的城乡一体化进程，还需要结构性的、统筹性的专门立法的保障。有人主张，要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光靠政策不行，还必须依靠法律作保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当前的核心问题，是要尽快建立起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依法治农、依法兴农、依法维护农民权益。“增加农民收入”要有实招，“保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要有实法，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和“农业产业结构”要有实效，一定要注意不搞那些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15］这样的主张，在西北贫困地区城乡一体化发展中，其实更具有针对性。城乡统筹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是国家保证全体居民均等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其目标是保证生存和发展的起点公平、基础性服务均等以及人们基本权利的平等。由此可见，在行政力量强大且相应制衡机制尚不完善的现实背景下，要实现以公平和平等为核心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平等权利基础上的体制一体化，同样离不开法治的有力保障。没有法制的强有力支撑，光靠政策上的承诺以及财政窘迫的地方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西北贫困地区的城乡一体化进程将永远都是中国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短板。《成都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就有相关的专门规定法制保障的内容，“发挥人大作用，加强立法工作”，“强化管理考核”。相对而言，在全国上下都积极统筹城乡发展的背景下，西北地区却很少有这样的意识。比如，从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实施《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的意见（2010年1月16日）中，《甘肃省统筹城乡发展试验区武威城乡融合发展核心区总体规划》（2011年11月），《兰州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方案》中就没有专门强调城乡统筹的“法制保障”这样的内容，甚至没有相应的保障措施。［17］规划中的南疆垦区、六盘山区和甘青藏区连片区关于城乡统筹的法制建设还是空白，由于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地方政府规章及文件还没有及时颁布，只能是一些单纯的上传下达的文件或草案，并没有一个很完整、详尽的关于大片区的法规，因此这些连片地区还需要及时互动、交流经验，总结实施过程中的不足和需要改进的地方，制定有利于片区发展的法规。空间上，现在个别地区已经有了地方主体功能区定位、扶贫开发项目计划，这些地方大都也是各自为战，并没有各省的通力协作，还是很不健全的。时间上，个别省出台的规划是在《规划》、《纲要》出台之前编制的，已经不能顺应时展需要。内容上，城乡统筹规划、城镇体系规划与主体功能区规划还是有区别的；“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大的方向不能变，这些还需要与各地以后制定的地方《规划》、《纲要》进行衔接，共同促进连片贫困区的大发展。原因大致在于：中东部地区的富裕农民更强调私权保护，需要的是权限的有限政府，消极政府，更需要私法，需要国家不干预的法律；西北贫困农民更强调政府的积极政府，甚至是无限政府，“等，靠，要”思想严重，需要国家积极干预的法律。故政府主导下的统筹城乡发展较少有强调法律保障。东南地区城乡统筹法制建设的主题是“维权”（消极政府加司法保障），西北贫困地区城乡统筹法制建设的主题是“控权”（积极政府加法律监督，人大的作用）。法律制度具有长期性、稳定性和有效性等特点，这是单纯的政策手段所无法具有的。

西北贫困地区的现实选择

综上所述，西北贫困地区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三农法律制度建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在重构和完善相关法制系统的同时，还要实现扶贫开发的任务，以及城乡一体化的使命，将相关的项目建设与制度建设相互衔接起来是关键所在。因此，在新时期，西北贫困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目标便是实现扶贫开发、城乡统筹和法制保障的“三位一体”。从性质来看，西北贫困地区的城乡统筹是一个结构性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统筹城乡发展的问题（在东部发达地区，三农问题确实是一个相对纯粹的问题）。西北贫困地区的城乡统筹发展的过程，同时还是一个区域扶贫攻坚、民族平等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和边疆政治稳定的问题，只有通过严格的法制保障，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城乡统筹、区域均衡发展、民族平等、生态环境保护和边疆政治稳定的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在西北贫困地区表现得最为严重，也最为集中，是长期的、艰巨的任务，是滞后而畸形的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问题的集中体现———是“中国问题”这个木桶的最短板。西北贫困地区作为地处区位劣势、基础薄弱、经济落后的地区，面临着发展不足、发展缓慢、发展滞后等根本问题，工业反哺农业弱，城市支持农村少，农民收入保障低，推进城乡统筹难度大。从分布范围来看，西北贫困地区还是全国贫困地区中分布地域范围最大的一个地区，也是全国市场化发育程度最为滞后的地区，故更需要政府适度干预的法律制度。在最新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中，西北地区涉及的连片特困地区是六盘山区、甘青藏区、新疆南疆的三地州，再加上143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陕西50、甘肃43、青海15、宁夏8、新疆27。其中有些县已包含在上述的连片特困区中），其总面积是全国贫困地区中分布地域范围最大的，是全国扶贫攻坚的真正的主战场。对于连片特困地区，《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规定，要加大投入和支持力度，加强对跨省片区规划的指导和协调，集中力量，分批实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自行确定若干连片特困地区，统筹资源给予重点扶持。对于重点县和贫困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规定，原定重点县支持政策不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制定办法，采取措施，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实现重点县数量逐步减少。重点县减少的省份，国家的支持力度不减。显而易见，《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为西北贫困地区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为了充分利用这一政策的制度效应，西北贫困地区迫切需要制定地区农村贫困标准，尽快使反贫困走上法制化轨道，同时使扶贫开发与城乡统筹相互衔接。从主体功能区定位来看，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限制和禁止开发区，主要分布在西北贫困地区，是全国生态环境最为脆弱的地区，因此，这里需要通过强有力的法制手段来保护生态环境。主要目标是通过立法明确规定适合于西北贫困地区的主体功能区规划方案，不同主体功能区的差别化的产业发展措施，以及对地方尤其是县级政府的考核办法。西北贫困县中，少数民族县占了很大比例，在甘青藏区这个连片特困区内，有许多县就处于三江源草原草甸湿地生态功能区、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祁连山冰川与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内。这些少数民族贫困县大都地处偏远、生态环境脆弱、资源承载能力较弱，可持续发展水平低。进行主体功能区规划是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在西北贫困地区，根据全国的主体功能区规划，涉及到的整个县域总体上大多被划定为限制开发区，这是一个重要的大前提。西北贫困地区的县域内的主体功能区划分显然不能真正照搬东南发达地区的县域规划，①而要将生态保障放在突出的位置，具体来讲要以乡镇为单元，依据指标体系，可将县域内国土划分为重点开发区、适度开发区、限制开发区与禁止开发区。［18］基于以上的基本背景分析，相对于东南发达地区而言，西北贫困地区的城乡一体化进程更需要法制的保障。基本的策略选择是：第一，借鉴中东部经验和发掘自身经验相结合。在一个事实上呈现为递度发展进程中，西北贫困地区可适当借鉴中东部地区和西南地区统筹城乡发展的经验和制度。比如，可借鉴重庆模式中的在统筹城乡发展的过程中同步推进法制建设、重视法制保障的经验。另外，还可以借鉴云浮模式中城乡统筹的大部制改革和主体功能区扩展的做法，重视生态环境保护，不以GDP作为考核政绩指标。目前，与城乡统筹发展相关的主体功能区主要在国家和省级两个层面实施，云浮则创造性地将主体功能区构想向下延伸、引向基层。主体功能扩展最终都指归到人：即主体功能扩展以人为本，主体功能扩展到人，人是实践的主体，也是实践的对象。［19］西部贫困地区连片特困地区区域的发展，是与西部其它地区、东部发达地区和中部相对发达地区三者之间的另一种博弈。很多地区在召开的连片特困区地区区域发展工作会议中，提到最多的是“创新规划编制思路，将扶贫开发与城乡统筹区域发展相结合，城乡统筹区域发展带动扶贫开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统筹区域经济发展，通过解决限制区域发展的瓶颈问题，促进区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这里的“瓶颈问题”是中国县级行政区内自然生态环境的复杂性问题导致的，说白了就是经济环境问题，这也给界定过程带来了更多的博弈空间。第二，加快执行性地方性立法的进度，加强相关的执法监督工作。在地方性三农立法中，目前最需要明确的还是农民的土地权利。在西北贫困地区，农民土地权利保障方面的法律供给是最为薄弱的。陈小君教授的调研发现，农民最需要的是他们生活、生存和发展所依托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这两项重要物权。这两个权利看起来普遍，但实际上内容非常丰富，包含了很多具体的权利元素。从法律层面来看，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虽然在物权法中有规定，但还不完善，欠缺体系性。比如，对于关系农民重大生活利益的宅基地使用权，物权法里只有寥寥四条，基本上没有对权利进行细致规范，而应参照适用的土地管理法也没有相应的规范，致使相关领域的法律漏洞、空隙与法律矛盾仍然存在。可以说，法律规范的欠缺是影响农民土地权利实现的主要原因。此外，农民土地权益得不到保障还有制度层面的原因，如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缺乏相应的市场机制。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仅需要供需双方，而且还需要有一定的中介机构来引导当事人进行流转。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中介机构还比较缺乏，而且也没有得到农民的信赖。还有，在承包地、宅基地的征收方面，怎样制定一个比较合理的补偿标准没有制度保障，农民很少有参与权。因此，对于当前正处于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农民而言，两项重要物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是最需要立法完善的。［20］在这方面，西北贫困省区的地方立法机关不能坐等中央立法的完善，而是需要尽快制定相关的地方性法规来加以引导和规范。第三，重视制定自主性地方性法规。自主性地方性法规的最大特点是解决地方性事务，其所规定的事项不需要或在可预见的时期内不需要由国家制定法律、行政法规。因为其与法律、行政法规的关联度比较小，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前后，对这类法规的制定影响相对也比较小。正是由于这一特点，地方立法机关要重视自主性地方性法规的制定。统筹城乡发展属于对某一经济区域发展的促进，地方是可以自主做出规定的。［21］此外，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是一项重大的系统工程。要合法有效地推进统筹城乡改革，需要强有力的法律制度保障，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前提下，必要时，全国人大可授予西北贫困省区特别立法权，赋予西北贫困省区更多自主权以确保大西北经济区内制度创新的合法性，避免出现“创新性违法”的情况。［3］在二元制的法律框架下，采用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规定乡镇集体土地及其规划的建设和管理办法是一个可行的做法。中央层面的立法，在短期内从二元制转向一元制不太现实，但通过创制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的形式则是可行的。陆学艺等经过对福建省晋江市的调查研究认为，县域现代化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应给予县域赋权，以工业化为动力，以城市化为载体，通过县级政府科学定位自身的角色与职能，科学确定自身的行动方式，促进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县域是统筹城乡发展的主要载体和具体实施者，通过立法明确授予其在县域内进行统筹发展的权力，是极为必要的。第四，创新地方性执法、司法体制。目前，西北贫困省区在基层的行政执法和司法服务还没有完全适应统筹城乡发展的实现背景和实际需要，正在建设的中心村庄、农牧民定居新村、移民社区中，政府的执法和司法等公共服务还没有延伸下去，许多民族地区乡镇政府仍然还是“悬浮式政府”。因此，实现执法方式和司法服务方式的更新，维持民族地区社会政治稳定，已经成为西北贫困地区城乡一体化进程中需要急切解决的现实问题之一。据统计，全国2800万绝对贫困人口中，绝大部分都生活在西部地区。这部分人的法律支付能力几近于零，其权利救济的难度可想而知。目前我国实行的法院诉讼费收费办法并没有对按件征收或按比例征收规定一个幅度，而是一刀切，即按件征收的，全国适用同一个金额数；按比例征收的，全国适用同一个比例。这种整齐划一的做法除对极少数经济发达地区当事人不会构成过重负担之外，对全国大部分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的当事人来说都比较沉重。①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速，西北贫困地区的社会陌生化程度必将加剧，各类社会纠纷及诉讼会大量涌现出来，通过适当降低西北贫困地区当事人的诉讼费用，同时加强法律援助制度的建设和完善，来缓减社会纠纷的总量和强度，也是西北贫困地区法制建设所面临的全新的挑战和任务。另外，还要加强对扶贫资金使用的绩效评价、监督和问责制度，完善农村地权纠纷法律救济制度。对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改进：适当扩大法院的受案范围，尽可能将各种地权纠纷纳入诉讼解决机制之中，以发挥司法作为实现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的功能；对现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制度加以完善，使其成为纯粹的民商事仲裁，凸显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的民间性和中立性；无论是诉讼还是仲裁，均应当考虑对纠纷当事人实行不收费或者少收费的制度设计，降低农民寻求救济的成本；提高基层政府和基层法院解决农村地权纠纷的公信力，提升纠纷处理者的素质，加强法律知识与法律意识的培养，为法律救济机制的有效运行提供人才的支持，切实保障农民合法土地权益的实现。［20］

摘要:乡村兴则国家兴，振兴乡村战略的重要任务是乡村生态宜居，乡村生态宜居建设需要经济、文化、环境多方面支持，将绿色思维融入乡村建设之中，充分挖掘乡村生态宜居的当代价值，深刻剖析乡村生态宜居面临的现实困境，从而为乡村生态宜居提供路径指引。必须使用乡村功能分区框定生态宜居范围，树立绿色观念指导乡村生产生活，坚持绿色标准评价乡村社会发展，完善绿色法制保障乡村生态文明。使广大农民生活在“天蓝、地绿、水净”的自然生态环境之下和美好生活之中享受具有审美意义的生态幸福。

关键词:绿色法治;振兴乡村战略;新发展理念;生态宜居;现代农业

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全党工作的突出位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就是生态宜居，这就要求乡村建设过程中坚持绿色思维，构建制度框架，促进绿色农业农村现代化，用绿色经济建设和生态保护为乡村居民生活提质，在乡村全面振兴中凸显乡村生态宜居。

1乡村生态宜居体现的当代价值

在中国发展史中，乡村的生产、生活功能遭到了一定程度的割裂，无论是在重视乡村生产“以粮为纲”的生产主义时代，还是在保障乡村生活中凸显“保护人的生命”的后生产主义时代，这都使得乡村出现了大规模衰落［1］。只有正确认识乡村的当代价值，充分发挥乡村的应有功能，才能保障乡村的全方位振兴。乡村生态宜居是在保障乡村农业生产的前提下，发挥乡村社会文化的调节作用，促进乡村经济的绿色永续发展，从而维系乡村生态环境和乡村经济建设的良性关系。1．1乡村生态宜居是绿色发展理念的充分体现。乡村生态宜居要求居住生态环境良好，物质生活水平较高和文化氛围浓厚，这都需要绿色发展理念来进行指导。让广大乡村居民在绿水蓝天下感受经济的发展，从而在社会中形成浓厚的绿色发展氛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绿色发展理念作为统筹全局发展的一个重要理念。通过对经济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将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融入乡村经济建设之中，为乡村提供了一条绿色的发展之路。在工业生产中，绿色发展要求乡村发展过程中降低生态环境损耗，提高能源资源利用率，使其从低效、高排放向高效、绿色转型，尽量降低生产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在农业生产中，坚持农业生产走循环绿色现代农业道路，抛弃以往破坏水域、土壤的生产方式，不断发掘农业潜力，延长农业生产链条，扩大农业的生产效益;在居民生活中，充分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转变消费观念，改变以往生活陋习，做到垃圾分类处理。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乡村建设的方方面面，使得乡村成为生态宜居的首选地。1．2乡村生态宜居是以人为本理念的具体应用。良好的乡村生态环境对乡村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是对乡村居民主体地位的尊重。乡村不仅具有农业生产功能，还具有环境生态和生活功能，是亿万农民的栖息地，在充分保障乡村农业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坚持以人为本，以满足乡村居民的精神和物质需求为主线，将生态和经济放在同等位置上，促进乡村全方位协调发展。我国已经入新时代，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和乡村发展的不充分是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使乡村拥有优良的生态环境则是解决乡村发展滞后的出发点与落脚点［2］。从人的精神诉求来看，乡村是乡村居民的栖身港湾，他们对乡村环境建设最有发言权，只有维护好乡村的生态环境，才能填补乡村居民对乡村的浓厚乡愁;乡村也是城镇化过程中众多城市居民的“根”，是人们心中摆脱烦忧、返璞归真的灵魂净土，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城市居民释放压力，感受自然之美提供了可能［1］。从人的物质追求来看，乡村的经济发展滞后无法满足乡村居民的物质需求，现有的传统农业发展潜力不足，对内无法挽青壮劳动力，对外无法吸引优质资金，所以只有发挥乡村生态优势，立足于城市消费观念的转变契机，促进产业融合，大力发展绿色产业，使得乡村的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切实改变乡村居民的物质生活条件，使得乡村居民在美好的田园风光中感受着经济的发展。乡村生态宜居建设过程中，要尊重乡村居民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乡村居民的积极性，使其投入到乡村振兴战略建设之中，不断提升绿色发展意识，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最终实现由乡村宜居成果由乡村居民共享。1．3乡村生态宜居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范本。乡村生态环境是自然馈赠的巨大财富，人类的生产生活构建了人类社会，两者之间是对立统一的。乡村生态宜居一方面在自然环境的基础上满足了乡村居民对物质和精神的美好追求，一方面又采取绿色永续发展模式保护乡村优美的自然环境，将人类活动同自然环境统一起来，使二者和谐共生，互为表里。宜居的乡村风光是由社会和自然共同构成的乡村环境，是原生居民对故乡故土的思念和对田园文明的传承，其中体现着“天人合一”的和谐思维［3］。乡村建设不同于城市建设，其有着特有的价值属性，将乡村生产与生活的价值在生态环境之中凸显，重新定位“农耕文明”的当代价值［4］。首先，乡村生态宜居是构建在自然环境的基础之上，将乡村生产生活融入自然环境之中，依托特有的自然资源，发展具有地域特色的经济产业，提升乡村居民收入，将自然资源转化为具有现实意义的物质财富;其次，乡村生态宜居是一种和谐理念的运用，对大自然抱有感恩之情，即合理地利用自然环境，而不是肆意索取，无休止地破坏。了解人与自然是命运共同体，使乡村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范本，乡村居民享受着良好的宜居环境，为后世留下青山绿水，享用自然赠予的红利。

2乡村生态宜居面临的现实困境

为了规范行政机关签订合同行为，防止签订合同违法和履行合同违约行为的发生，推进服务政府、法治政府和责任政府建设，更好地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法制保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有关法律和政策规定，现就进一步规范行政机关签订合同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规范行政机关签订合同工作的重要性

县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和镇场区在履行管理职责、提供公共服务和加强自身建设时，经常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按照公平、自愿、诚实信用原则，签订民事合同。作为合同当事人一方，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忠实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长期以来，由于部分行政机关对合同签订和履行的重要性和严肃性认识不足，签订合同行为不够规范，个别项目不签订书面合同，签订的合同有时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政策，一些合同条款显失公平以及合同权责约定不明晰等，致使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的纠纷不断，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上访、投诉现象时有发生，不仅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也严重损害了行政机关的形象，影响了我县服务政府、诚信社会建设的进程。

进一步规范行政机关签订合同行为，是贯彻《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重要内容，是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的内在要求，是优化我县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环境，正确处理行政机关与合同相对人的法律关系，切实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需要。各级行政机关要切实提高认识，高度重视，强化责任，认真规范本机关签订和履行合同行为，防范因合同签订、履行不规范而带来的民事责任风险，自觉做建设法治政府的实践者。

二、规范行政机关签订合同工作的要求

（一）各行政机关都要将下列合同纳入规范化管理的范围：机关办公楼、职工宿舍、食堂等房屋和建筑物的建设（维修、改造）、租赁、出借、承包合同；森林、土地、水域、滩涂、矿藏等国有自然资源的依法出租、转让、承包、出让合同；借款合同；国有资产转让、受让合同；政府采购合同；特许经营合同；各类招商引资合同；须经政府审批的投融资合同等。

同志们：

这次会议的任务是：贯彻落实党的**、**和省**精神，全面总结20**年工作，部署20**年的任务，表彰全省政府法制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动员全省政府法制系统广大干部职工，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为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宏伟目标而不懈努力。省政府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徐立全副省长、张秋保副秘书长及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委、省政协社会法制委的领导亲临会议指导，徐立全副省长发表了重要讲话，我们要结合工作实际认真贯彻落实。下面，我讲三点意见，与同志做些交流。

一、20**年工作回顾

过去的一年，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全省政府法制系统围绕“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这个主题，突出“学习贯彻《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依法行政纲要”两个重点，认真履行参谋、助手和法律顾问职责，园满完成了各项目标任务，取得了新的进展，以政府法制工作的新成效促进了依法行政水平的新提高。

（一）深入学习贯彻行政许可法。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各级政府法制机构迅速行动，积极做好各项贯彻实施的准备工作。一是认真组织学习，培训规模创历史之最。各地法制机构都制定了专门的学习培训方案，会同有关部门分期分批对公务员进行轮训，全省共培训22万人次。省办除会同有关部门联合举办两期近600位市厅级领导干部参加的行政许可法专题培训班外，还应邀派员为各地各部门主讲200余场报告会，听众近3万人次。二是广泛开展宣传，不但力度大、范围广，而且呈持续不断的态势。省办专门印发宣传工作意见，举办我省历来参赛人数最多的行政许可法知识竞赛，组织主要新闻单位持续不断地进行宣传，并开辟报刊专栏，组织热线接听、专家访谈和行政许可法实施宣传日等活动，形式多样，成效十分明显。三是及时组织行政许可项目和主体的“双清”，确保法律的实施。按照“谁主管、谁清理”的原则，各地各部门精心制定方案，切实组织实施。在清理汇总的基础上，各级政府法制机构知难而上，从维护法律尊严，改善经济发展环境出发，认真听取各方意见，反复进行比对，坚持依法提出建议，在规定的时限内完成了清理任务，为行政许可法的正式施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此期间，省办还通过答疑咨询和巡查指导，解答了数百个各地各部门有关许可事项清理的疑难问题。四是强化监督检查，确保完成任务。按照省政府的要求，开展了行政许可法实施前准备情况的检查。上下级间加强指导，及时召开许可项目清理通气会，释疑解惑，确保行政许可法贯彻各项准备工作的落实。同时，制定了《安徽省实施行政许可若干规定》，建立健全实施行政许可的运行和监督机制。经过近一年的艰苦努力，省本级修订法规31件、废止1件，修订规章41件、废止2件，取消法规、规章设定的行政许可项目127项，其中省政府规章及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设定的许可项目全部取消。依法确认省本级保留行政许可609项、行政许可实施主体67个;各地、各部门修订、废止了一批不符合行政许可法规定的规范性文件，取消了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项目和实施主体。在行政许可法正式实施后召开的省政府全体会议上，专门安排我办主要负责人汇报清理情况并就进一步做好行政许可法的贯彻实施工作提出意见。

（二）大力实施依法行政纲要。《纲要》是各级政府推进依法行政的纲领性文件。为此，我们一是大力开展学习培训和宣传。在国务院讨论通过《纲要》后的第三天，省政府专门邀请国务院法制办主任曹康泰来皖作依法行政报告，这是我省规模最大的一次法制报告会。为推进《纲要》的学习、宣传、培训工作制度化，我们会同省有关部门联合印发了《安徽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宣传报道方案》和《关于加强国家公务员依法行政培训工作的通知》。去年10月，和国务院法制办组织中央8家主要新闻媒体，全方位报道我省依法行政工作，引起各方广泛的关注。我们会同省委宣传部开展了“依法行政在安徽”专题采访活动，举办了规模较大的全省依法行政知识竞赛。二是精心制定配套措施。去年6月，省政府印发了《纲要》实施意见，分解了工作任务。各地、各部门纷纷制定具体方案，成立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专门会议进行部署。去年5月省政府成立法律顾问组后，各地纷纷组建法律顾问机构，聘请法律专家，大力推进依法决策。三是开展依法行政考评工作。按照《纲要》的要求，去年年底省政府对部分地方和部门依法行政工作组织了专项检查，还将专门通报，并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四是积极探索落实《纲要》的新举措。各级政府法制机构积极发挥能动性，在贯彻落实《纲要》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积累了一些新鲜经验。池州市把仲裁作为信访工作保障线之一，积极化解社会矛盾；黄山市率先建立行政机关负责人行政诉讼出庭应诉制度；马鞍山市成立文件查阅中心，在政务公开上迈出新步伐；阜阳市推行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制，在落实执法责任制上有新举措；淮北市率先组建政府法律顾问组;合肥市以贯彻《纲要》为契机，全面加强基础工作，各项工作上了新台阶。省地税局在全系统推行税收法制员制度；省商务厅提出了打造“法治型机关”的要求，并制定了具体实施方案；省审计厅建立重大审计结果社会公布制度；省卫生系统组织开展了执法人员资格认证等。今年初，国务院法制办专门给我办致函，对我省在推动《纲要》落实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予以充分肯定和鼓励。

一、我国循环经济相关法律的现状分析

(一)我国循环经济相关法律的概况

目前，我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循环经济法律，本文将那些或多或少体现了循环经济思想和内涵的法律统称为循环经济相关法律。自1989年我国颁布并实施了环境保护的基本法一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境保护法》)以来，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环境保护法体系。已有的环保法律法规借鉴和总结了国内外污染防治、资源综合利用和废弃物回收利用的经验，为企业的污染预防、综合治理和提高资源利用率提供了一些法律保障。虽然现行法律中有些已经包含或体现了某些循环经济思想，有些已经采用了“循环经济”术语，但是现有的环境保护和资源综合利用的法律体系的主体仍以末端治理为主要目的。国内外的经验表明，仅对工业生产过程的末端进行污染控制，不仅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环境污染的问题，而且存在着治理成本不断升高，经济损失不断扩大的趋势。这远落后于循环经济所要求的全面有效管理资源，建立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相协调相促进的全新理念。

近几年来，随着循环经济研究的不断深化，国家开始重视循环经济的发展，并且提出“健全法制是把发展循环经济落到实处的重要保证”。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地方循环经济立法的进展较快。2004年11月1日我国第一部循环经济法规《贵阳市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条例》施行，为我国今后的循环经济立法提供了经验。此后，云南、广州、安徽、江苏、太原、青岛、深圳等地均先后出台了相关的循环经济法规。目前，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委员会已经成立了《循环经济促进法》起草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协同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和国家环保总局等相关部门，研究制定《循环经济促进法》。这表明，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循环经济基本法的立法工作已经启动。

(二)我国循环经济相关法律的缺陷

《环境保护法》是我国环境保护的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以下简称《节约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以下简称《可再生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以下简称《清洁生产促进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以下简称《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分别对节约能源、清洁生产和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进行了专门规定。但由于实施循环经济也包括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和能源、清洁生产以及对废物的回收利用等领域，循环经济立法很有可能与上述法律出现重复或者交叉，如何处理循环经济立法与相关立法的关系是我国循环经济法制建设过程中应当直面的问题。与循环经济法的基本范畴相比，我国循环经济相关法律存在以下缺陷。

一、积极处理“三个关系”，推动和谐社会“基本要求”的建立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推动这一基本要求的建立和实现，我们立足县情，认真解决人大工作与发展的“三个关系”，促进和谐社会内外环境的建设。

一是正确处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系。小康社会是阶段性目标，和谐社会是长远的目标，二者相辅相成。在和谐社会这一重要理论提出之前，人大及其常委会围绕县委中心工作，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积极推进小康社会的进程。县十三届人大的五年来，共召开6次代表大会，40次常委会，36次主任会议，先后听取和审议了“一府两院”共20多个方面的73个专项工作报告，作出了相应的决议、决定，提出了审议意见，有效地推动了我县改革、发展和稳定，促进了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社会事业的健康发展。年，全县国民生活总值、财政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仅分别为96065万元、4016万元和2696元，到年，上述三项指标就分别达到4090万元、6736万元和3297元。

二是正确处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关系。和谐社会不是静止的社会，构建和谐社会既要用和谐促发展，也要用发展促和谐。近年来，县人大及其常委会围绕科学发展观，认真开展工作监督，促进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协调发展。为促进我县工业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常委会认真听取和审议了县工业情况汇报，就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切实做好企业人员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减债增收和招商引资等工作，向政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促进了我县工业企业改制基本完成，工业经济健康发展。到年，全县工业对税收的贡献率就达到了50.85%。常委会十分注重农业和农村工作，每年年初都安排听取和审议了农业、农村工作情况汇报，并针对近年来我县农业存在的突出问题，要求政府切实注重农业的基础地位，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在县、乡两级的共同努力下，我县反季节蔬菜、畜牧生产、茶叶品种改良和深加工已初见成效。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近年来，我县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医疗水平和服务质量不高，村级卫生机构管理存在一定程度的失控等突出问题，常委会专题安排听取卫生工作汇报，要求政府进一步加强对卫生工作的领导，深化卫生体制改革，优化卫生资源配置，增加卫生经费投入，强化医疗质量管理与监督，加强职业道德教育，稳定卫生队伍，进一步完善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促进了我县卫生事业的发展。社会保障工作事关我县发展和稳定大局，常委会连续三年听取和审议了社会保障工作情况汇报，对一些参保单位社保意识淡薄、社保资金不能及时缴纳、部分乡镇存在挤占挪用社保资金等问题，要求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党的社会保障政策，努力做好“两个确保”、“三条保障线”工作，扩大养老、失业、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社会覆盖面。年，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通过努力，完成了当年市下达的基本养老保险金360万元、失业保险金35万元的征收任务，按时足额发放退休人员工资。民政部门对全县的低保对象218户、650人发放了最低生活保障金2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4倍。年全县低保对象增加到280户、775人，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40万元，社会保障工作取得新的进展，“两个确保”和“三条保障线”工作继续得到落实，促进了社会安定稳定。常委会还高度重视城市规划和城区建设，多次组织有关人员深入现场开展视察，督促政府完成了一中段拓改工程，修建了河滨公园，基础设施建设得到进一步改善，东洋溪整治工作也取得了初步成效。为加强对我县重大项目的监督，常委会多方征求意见，制定出台了《县人大常委会关于开展重大项目监督的暂行规定》，要求政府在实施6大类12个方面的重大项目之前，应当报本级人大常委会备案，常委会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开展重大项目监督工作。《规定》出台后，政府即于年月向常委会报备了车盘梯级水电站、铜冶金生产企业、矽钢片钢锭企业等3个签约项目合同书。这一规定的出台，前移了对政府实施重大项目的把关口，促进了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三是正确处理社会和谐和社会稳定的关系。工作中，县人大及其常委会侧重在维护社会公平，化解社会矛盾，保障社会稳定，发展社会事业等方面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通过加强法律监督，促进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维护主流民意和社会的安定、稳定。推行执法责任制和错案责任追究制(简称“两制”)，是法律监督的一种新形式。近年来，我县人大常委会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抓好这项工作。一是召开公、检、法、司“四长”联席会议，形成纪要，对其六个方面的主要工作采取“事前联系，事中沟通，事后监督”的做法，定期交流，使之更严格、准确地依法履行职责；二是对全县开展行政执法责任制检查，查出27个方面问题共78条，责成政府执法部门限期整改，清理规范性文件228件，其中废止175件，保留继续有效文件53件；三是召开执法责任制检查通报会和行政执法现场观摩会，进一步确定执法主体，明确执法责任，完善执法程序，规范执法行为；四是制订和出台落实“两制”工作方案，保证“两制”工作在领导力量、组织机构、工作步骤和岗位责任上实现四到位；五是起草、审议并通过了《县人大常委会关于县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报备有关案件的决定》，详细规定了“三机关”对6个方面26类案件必须向常委会报备。同时，常委会坚持每年至少2次对三机关的办案情况开展案件督查或调研，听取和审议三机关的半年工作情况汇报，一经发现问题，立即跟踪督办。年，常委会到公安机关调研中发现，被害人许某于年5月因房屋纠纷与吴某发生争执，被殴打成重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犯罪嫌疑人吴某畏罪潜逃。4月，犯罪嫌疑人被捕后，却找不到当时的立案卷宗。常委会决定开展个案监督。虽于当年月检察机关向县法院提起公诉，但一审判决时以轻伤罪认定，仅判处吴某有期徒刑两年。常委会据情要求检察机关提出抗诉，二审采纳了抗诉意见，以故意伤害致死罪判处吴某有期徒刑10年，使这一起沉冤10多年的案件得以昭雪，从而打击了犯罪，维护了正义。几年来，通过案件报备、督查、调研和听取汇报等形式，常委会加强了与公、检、法三机关的沟通联系，及时掌握工作动态和热点问题，促进依法办案、公正司法，确保了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十三届以来，常委会监督公、检、法机关个案40多起，重点督办司法机关干警违法案件7件7人；对一些久拖不决、社会反响强烈的案件，适时开展个案监督，落实责任，跟踪督办，促进这些案件尽快办结。

二、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积极推进法治社会进程

进入新世纪，经济全球化趋势明显增强，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以经济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人才资源愈成为国际竞争的战略资源；从国内看，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后，各地纷纷制定了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使用人才的政策措施。人才竞争愈加激烈。今后几年，我市将进入新一轮的快速增长周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设豫北区域性中心强市，迫切要求我们进一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坚定不移地走人才强市之路。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召开庆祝神舟六号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大会上，同志提出：“要用事业凝聚人才，用实践成就人才，用机制激励人才，用法制保障人才，努力把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中来，形成推动我们事业发展的强大人才队伍。”同志的讲话为我们今后做好人才工作，实施人才强市战略指明了方向。

用事业凝聚人才。事业是理想信念的载体，是人生价值的体现。良禽择高枝而栖，人才奔事业而来。吸引人才在于事业，留住人才更要靠事业。因此，要给人才搭舞台、竖梯子，为人才创造良好的环境，让每一个人有施展抱负的工作基础和平台，让英雄有用武之地。俗话说：“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这颗梧桐树就是事业。我们吸引人才、凝聚人才，就是要叫响“事业第一”的口号，用美好的事业吸引人。就是暂时处于困难时期，也要让人才看到美好的前景。要用崇高的理想信念、用求贤若渴的真情、用良好的风气、用优惠的政策凝聚人才，激励他们抵住诱惑，远离浮躁，志存高远，建功立业。

有了人才，就要大胆地使用，不拘一格地使用，人才者，用之则俞出，置之则俞匮。使用出人才。有了人才，就要用好人才。有了人才不用，与没有人才毫无区别。得到人才后，只有及时使用才能让人才“才尽其用”。置之不用，人才的“能量”难以释放，才华白白闲置浪费，造成人才越来越匮乏。

用实践造就人才。实践出真知，实践出人才。一个人的成才与事业成功并不完全取决于文凭和学历，关键在于持续不断的学习与锲而不舍的实践和奋斗。在实践中接收锻炼，经受考验，增长才干，这是人才成长最广阔的道路。因此，要让人才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在实践中成就大业。要注重人才的基层锻炼，因为只有经过实践的锻炼、基层的磨练，才能培养出优秀的人才。正像同志所说：“有什么办法使这种仅有书本知识的人变为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呢？唯一的办法就是使他们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变为实际工作者……。”马克思指出：“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艰难困苦，对磨练人的毅力、意志有特殊的作用。只有那些不怕困难、不躲避困难、主动迎接困难挑战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人才。因此要大力提倡、鼓励人才到基层、到艰苦的地方、到经济建设最需要的地方去经受锻炼和考验，在逆境中奋进，在逆境中成才。还要让人才在多个岗位得到锻炼，让他们提高素质，使自己的“所短”变为“所长”，尽快由专才变为通才，由素质单一走向素质复合型，担负更为繁重的工作任务。

用机制激励人才。人才发挥作用需要宽松的环境。作为用人主体、领导要有度量，这个度量就是人才展示才能的空间。用人用的是人的能力，看的是人的业绩，不以一暇而掩大德掩大才。特别是有些优秀人才，才高个性也强，不能因为个性张扬“脾气不好”就冷落他们。领导有了宽厚的用人度量，就容易带动形成良好的用人环境。当然，用人要有度量，不是对人才的缺点视而不见，领导应该在用人所长的同时，帮助人才克服缺点，提高素质和个人修养，真心实意地培养人才，爱护人才，在使用中让人才快速成长。

摘要:提高家庭承载养老责任的能力是我国积极应对老龄化的必要举措。在家庭养老危机逐步暴露后，国家通过不断调整公私法和社会法规范，试图从各个角度加强对家庭养老功能的维护。但是，家庭成员养老责任的法定形式和内容仍然不尽完备，老年人家庭养老权益的社会性保障依然薄弱。欲推动家庭在现代化转型阶段实现新时代养老美德的理想模式再生，需要回归家庭伦理面向，进一步优化家庭养老责任立法规范体系，以凝聚价值共识，积极展开家庭养老支持政策法规实践探索，以达至重塑家庭养老功能的整体目标。

关键词:家庭养老;家庭养老功能;赡养扶养权益;家庭养老支持;家庭伦理

一、问题的提出

战略研究预测认为，21世纪我国将经历快速、急速、深度和重度老龄化四个阶段［1］。老龄化被认为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人口再生产模式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必然结果［2］。老龄化的人口结构转向已对社会保障制度形成压力且潜藏着公共安全隐患，在当前全球政治局势动荡不安、经济衰退以及社会资源紧张的形势下，其负面作用更为放大。当前，国家受财政能力的限制，无法为老年人提供高福利供养，基本养老金替代率逐步下降、公益性养老服务供给发展不均衡且有效性供给不足、带有救济性质的福利性保障仍处于较低层次是现实的国情。因此，家庭作为不可缺失且值得珍视的养老资源，其养老功能的发挥状况关乎老年人晚年生活质量，涉及代际和谐与社会稳定并关联到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改革缓冲空间的大小。曾多次提到家庭建设的重要性，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和对策举行的集体学习中强调，要“教育引导人们自觉承担家庭责任、树立良好家风，巩固家庭养老基础地位”［3］。而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意味着维护并增进家庭养老功能主要以法治方式展开，构建完备的家庭养老法律保障体系对我国积极应对老龄化具有重大的意义。对于家庭养老法律保障这一主题，国内研究较多集中于老年人精神赡养权益保障方面，其原因主要在于“常回家看看”入法曾一度引起社会热议，学者们由此探讨精神赡养规范体系构造、精神赡养司法纠纷以及道德法律化等问题。另外，诸如对家庭暴力、遗弃罪、亲属法等方面的研究也不同程度地涉及老年人家庭权益。总体而言，相关讨论一般只从某一侧面展开，极少嵌入老龄化视角，尚缺对法律整体进行系统性分析。本文拟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从应对家庭养老危机的角度出发，着力解决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当家庭在现代化过程中逐渐暴露出其在养老承载能力上的脆弱时，法律呈现何种变化来应对这一现象?第二，现行法律在维护家庭养老功能上有何特点，存在哪些不足?第三，如何在现行法律框架体系内进一步促进老年人家庭养老权益的保障?通过对上述三个问题的讨论，本文试图揭示法律对家庭养老所持有的立场，提出老龄化背景下优化法律机制以增进家庭养老功能的具体策略。

二、家庭养老危机与法律回应

家庭养老在传统农耕社会具有较为坚实的经济结构基础，并通过儒家思想的理论阐释以及朝代统治者所缔造的礼法秩序形成颇具特色的家庭孝养文化。但近代以来，传统孝道一度被视为民族国家的障碍和与个体人格相对立的奴隶道德而受到知识界的猛烈批判［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沿着治道转型的方向继续前行以完成培育独立人格观念的未竟之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家庭产权被剥夺，家庭出身被符号化、阶级化，宗族祭祀活动被禁止，家长权威被批判，宗法社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被彻底撼动。随着宗族制度存续土壤的瓦解，旧时代曾赋予老年人知识、智慧以及宗族精神象征之光环被剥除。自改革开放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和成员居住的离散化影响着照料功能的发挥，经济理性、拜金主义和极端形式的个人中心主义开始侵入家庭，再加上知识、技能、信息和咨询快速更新，老年人的经验优势在缩减，其地位在家庭和社会中普遍下降，特别是独生子女家庭养老能力薄弱①，家庭养老司法纠纷增多②，老人孤独死、被虐待或自杀的情况频现③。家庭养老危机开始暴露。对农村养老问题展开的研究还揭露出一个现象:从养老时间、责任、质量和公共舆论等方面看，农村家庭养老已不再是传统“养儿防老”所期待和应有的内涵④。家庭关系处于外控力弱化、内聚力松散和抗风险能力减低的状态。当家庭愈来愈展现出其在养老能力上的脆弱时，国家层面呈现出日益清晰的应对思路:一方面，寻找家庭养老的功能替代机制，主要通过发展社会养老保险和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从家庭外部为老年人提供相应的养老支持;另一方面，从意识形态上继续宣扬家庭养老的传统美德。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权威治理向法律治理转型，法律规范成为制度层面维护家庭养老功能的重要载体形式，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家庭养老问题回到立法视野，逐渐形成一套带有中国特色的家庭养老保障法律体系。(一)家庭养老保障的立法发展和现状。1．确定“家庭主义”的法定责任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伊始便列有家庭受国家保护之条款，1982年宪法修改将“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纳入“公民基本权利义务”章节并保留至今。按整体性的宪法解释，对家庭的保护意味着家庭本身具有法律主体地位，体现出宪法捍卫家庭的价值取向，而代际间的赡养扶助权利义务关系则是形成维系家庭制度的关系之一［5］。从宪法文本表述可知，国家和社会为年老公民提供物质帮助始终是一种渐进责任，需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状况来确定。反之，成年子女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则带有不附条件的绝对性。据此，养老责任分配上的“家庭主义”⑤立场在宪法中得以凸显。家庭在养老责任中的首要地位也在老年人权益保障立法中得以体现。老年人权益保障制度致力于改善民生问题与优化社会治理，贯彻国家社会发展战略要求，以法律、政策与道德合力原则，关注老年人在生理、生存、经济等方面的现实能力差异，通过社会公共利益配置的均衡化和公平化以达至实质平等和社会公正的目标。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家庭赡养与扶养”以专章形式位列总则之后各章之前，经过2012年的修改，“老年人养老主要依靠家庭”的表述变更为“老年人养老以居家为基础”，但是并没有实质性改变责任框架设定中家庭的重要角色。2．逐渐强化家庭成员的养老责任一是延展家庭赡养扶助关系类型并巩固相应义务。除了子女对父母承担赡养义务、夫妻之间互负扶养义务之外，有负担能力的(外)孙子女对子女已死亡或无力赡养的(外)祖父母要承担赡养义务，由兄、姐扶养长大的有负担能力的弟、妹，对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兄、姐也有扶养义务。同时，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不因父母婚姻关系的变化而终止，赡养人的赡养义务不因老年人的婚姻关系变化而消除。按照《民法典》总则的新设规定，成年子女不但要赡养、扶助父母，而且还要保护父母。对父母承担监护责任的子女，即便被撤除监护资格，也依然要承担扶养费和赡养费的给付义务。二是具体化家庭成员养老责任的内容。一方面，不断增设与赡养和扶养有关的义务性要求。以《老年人权益保障法》2012年修改为例，“家庭赡养与扶养”章节增加到十五项，立法进一步细化赡养、扶养责任的履行形式，要求赡养人及时治疗、护理患病老人，照料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要求分居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问候老年人，要求老年人遗嘱处分财产依法为老年配偶保留必要的份额，等等。另一方面，在《婚姻法》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修改和《反家庭暴力法》的颁布中增设家庭成员的禁止性义务要求，以刑事制裁和民事制裁为后盾，保护弱势老年人在家庭中人身和财产权益。比如，禁止子女或其他亲属干涉老年人财产权的行使，禁止子女或其他亲属以窃取、骗取、强行索取等方式侵犯老年人财产权，禁止遗弃、虐待老年人，禁止对老年人实施家庭暴力等。除上述内容之外，法律也从程序规范角度提高了对老年人的权利司法救济水平，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新近颁行的《民法典》。《民法典》突破时效限制，明确赡养费、扶养费的支付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为老年人追索费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3．授权社会主体介入家庭事务家庭生活内嵌于社会生活之中，家庭成员与各类社会主体的互动决定了后者具有干预家庭事务的常规能力和影响力。综合现行相关法律，诸如医疗机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救助管理机构、福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等各类组织已获得不同程度介入家庭事务的授权。当老年人家庭养老权益受损，这些组织可以通过行使相应的权力来发挥国家权力机关无法替代的优势，并通过柔性介入家庭领域，以道德宣传、家风教育和行为批评等生活化的方式，督促家庭成员履行赡养扶养义务并维护家庭和谐。具体而言，对社会主体的赋权包括帮助权、制止权、报告权、监督权等。比如，在家庭内部发生针对老年人的施暴行为时，社会组织接到反映投诉后可对受害方予以帮助并处理相应的家庭矛盾，及时劝阻正在发生的家庭暴力行为，监督家庭成员不再实施家庭暴力，调解家庭纠纷，批判教育当事人①;对赡养扶养义务人予以监督，督促义务人履行相应的义务等②。4．以社会权面向保障家庭养老权益长期以来，老年人的家庭养老权益常常被视为一项个体私权利，主要以家庭成员为主张对象，但是家庭成员养老责任的履行往往受制于经济供养能力、陪伴时间与空间距离等外部条件。正是基于上述因素的考量，《老年人权益保障法》2012年的修改增设了“国家建立健全家庭养老支持政策”的规定，体现出立法者对老年人家庭养老权益的重新认识。例如，加入“用人单位应当保障赡养人探亲休假权利”条款，参与立法修订的专家对该新设条款的说明是，此规定可以为老年人与赡养义务人提供向用人单位主张权利的法定依据［6］。可见老年人家庭权益已不纯粹是一项私法权利，它还具备社会权的性质。其规范效力要求政府承担积极的政策性责任，同时也对其他社会主体提出直接或间接的义务要求。在党的十八大后，于不同场合多次提出，“要不断完善老年人家庭赡养和扶养政策、制定家庭养老支持政策”，各类国务院规划纲要文件中也频频出现“支持家庭养老”的话语表述，大大推动了各类支持措施的出台。比如，在就近居住方面，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制定和实施老年人照顾服务项目的意见》对完善老年人户籍管理作出要求，规定8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可自愿随子女迁移户口;在税收优惠上，2019年施行的《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将赡养老人作为附加扣除项，规定赡养年满60岁的父母以及子女均已去世的年满60岁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按每月2000元的标准定额扣除;在时间补偿上，针对独生子女家庭养老人能力不足的问题，地方政府开始探索旨在帮助平衡独生子女工作与家庭照料之间关系的“独生子女护理假”，目前已有福建、广西、海南、湖北、黑龙江等十多个省份以及部分较大城市通过修订地方性法规，赋予独生子女甚至非独生子女在老年父母患病期间带薪休假陪护的权利，要求用人单位同时保障休假期间的保障工资福利待遇不变。可见，国家对家庭养老的干预态度和方式已发生鲜明的变化，逐渐走出侧重依赖“惩罚义务人”的模式。(二)家庭养老立法保障的特点。第一，老年人接受赡养扶养的法律正当性既不基于身份尊卑之别，也不基于扶养与赡养关系的对等性。一方面，法律包含着对平等价值的承诺，当代家事法律的制定初衷在于革新传统社会的等级观念，家庭成员与老年人具有平等的公民身份，其人格尊严、人格自由、人格独立以及人身财产权利都同等地受到法律的保护。另一方面，从具体的赡养扶养关系类型上看，立法也并不遵照对等逻辑来创设义务。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家庭成员间的羁绊和联结贯穿于生命历程中，相互间的关爱和互惠难以量化计算，付出与回报的对等性完全无法成立。老年人之所以获得法律赋权，是因其身心不可逆转地趋于脆弱，需要通过立法改善弱势老年群体的不利处境，最终达至捍卫老年人生存发展权的社会公正目标。第二，立法不采用“孝”之术语。尽管在“弘扬中华民族敬老美德”“弘扬家庭美德”“家庭成员应当敬老爱幼”等原则性表述中表现出对传统孝道的承继，但由于立法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始终是从外在行为切入，实际上只能侧重于“养”之举动的规范化，至于行为背后的心理动机是否保有“敬”的意识则难以过问。对客观行为的关注体现了现代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区别，同时也意味着法律视域下的家庭伦理有别于传统儒家孝道伦理。后者对孝心和孝行的践行要求与特定的世界观、生命观和自我理解紧密联系:世界是一个生生不息、大化流行的整体性生命实体，人与万物同受天地覆载之恩泽孕育而生，并共处于相互联系的生命网络中，天地万物是人的生命得以存在和延续的助益条件。由于个体生命根源于父母先祖，以“赞天地化育之恩”的生命观来看，孝养父母和家庭长者是一种自我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得以理解和安顿的方式［7］。显然，“报本返始”的传统伦理意蕴既不可能也无法在法律文本中被传递，法律对家庭养老责任要求始终从个体出发、并以家庭互助为落脚点。第三，立法对老年家庭养老权益维护从粗放模式日益走向精细化，这背后以现实问题为驱动。比如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将成年子女赡养扶助父母纳入基本义务章节，该规定源于家庭赡养纠纷的报道被立法者知悉［8］，“常回家看看”入法的主要目标在于解决空巢老人的精神慰藉问题［9］。因此，无论是家庭成员还是其他社会主体，法定养老责任边界必然随着社会情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展现出立法在自身逻辑框架内对社会生活的价值引领和塑造作用。

关键词：表达权言论自由诽谤罪因言获罪罪刑法定

[摘要]：本文以我国近年发生的十几起因批评当权者而获罪的案例为背景，论证了言论多元的基本哲理、我国现有法律体系在保障人民表达权方面的不完善的方面，提出了若干审理关涉公共事务言论案件的法律准则。作者认为，动辄“因言获罪”不是民主与法治社会的正常现象，如何从法律上抑制“因言获罪”事件频发，是一个值得我们继续深入探讨的话题。

2007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上，总书记的政治报告完整提出了“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要求；2008年6月20日，他在视察人民日报的讲话时，再次申述了这四项人民的权利。提出保障人民的这些权利，是以我国社会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为背景的。近些年来，“因言获罪”事件时有发生。十七大之前的2006年，发生安徽“五河短信案”、重庆“彭水诗案”、山东“高唐网案”；十七大召开的当年，发生山西“稷山文案”、山东“红钻帝国案”、江苏“无锡蓝藻案”、海南“儋州歌案”、陕西“志丹短信案”、河南“孟州书案”；2008年，又发生辽宁“西丰诽谤案”、安徽“灵璧侮辱案”、四川“通江诗案”；2009年，河南“灵宝帖案”、重庆“反涨价T恤案”、四川“遂宁帖案”、内蒙“鄂尔多斯帖案”等等。以上尚是受到传媒关注的，没有受到关注的同类事件更多。

如此众多的案例，同质异构，呈现出一个共同的问题，即人民的自由表达权如何得到法律法规和法治化理念的保障。本文主要探讨对言论的宽容及相应的法律调整准则。

要想使舆论一律是不可能，也是不应该的

在哲理上，言论不可能一律，因而至少应当容忍表达的多元，这是历史上众多学者的共同看法；而认定自己的观点、行为“绝对之是”，通常被视为主观意志上的“唯我论”现象。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Berlin）曾用“独断式的确定感”（dogmaticcertainty）一语加以概括。[1]以约翰•密尔（JohnStuartMill）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在知识论上持“非独断”和“不确定”的观点。在认识论上，哈耶克（FriedrichAugustvonHayek）提出“不可避免的无知”（inevitableignorance），他指出：“有关主张宽容的经典论点，无疑是以承认我们所主张的这种无知为基础的。”[2]显然，要求言论一律，在认识论上也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因为没有人全知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