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演变范文10篇

一、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装饰纹样

在新石器时代，人类一个划时代的发明就是彩陶，它的出现与使用使人类的生活丰富多彩起来。先民们将他们对自然界和世界的观察、爱好和心理活动等作为装饰纹样运用到彩陶中，充分显示了他们对美的向往和智慧。新石器时代的纹样以简洁、概括、充满活力为特征，总体来说，彩陶纹样多以动物纹、人物纹、植物纹、旋涡纹、几何纹为代表。我们从现有资料上习见的动物纹主要有鱼纹、蛙纹、乌纹。这一时期的纹样与当时人们农业劳动生活和渔猎生活有紧密的联系。有许多动物纹样是彩陶上的主要纹样，也有少数是辅助纹样。植物纹样以写实手法无骨法构成，随意刻画，有的像树叶，有的像小草，还有的像花瓣。人物纹样动态优美，形象概括。几何纹样既是早期陶器中编织物纹印以及渔网、水涡、树叶等图案的延续和变化，也是原始人内心音乐涌动和对视觉美感的精神文化追求的表现。原始社会的人们把自然中的日月星辰、山川河流等可视对象表现在陶器上面或者刻画在山岩上面，形成了新石器时代庄重大方、自然协调的传统纹样。

二、夏商周时期的青铜器装饰纹样

夏商周时期，又被称为青铜器时期。夏商周时期的传统纹样主要表现在青铜器上面，并以商周青铜艺术作为中国古代青铜艺术的代表。商周青铜器艺术是继新石器时代彩陶艺术之后美术史上出现的第二个高潮，这一时期的装饰纹样不再是新石器时代那种淳朴、快乐的风格，而是走向了具有宗教性质和神话色彩的世界，变得恐怖凶猛、威严肃穆。青铜器时期的纹样内容以动物纹样和几何纹样较为常见。这段时间通过人们对自然界中一些动物的认识和主观加工，产生了一种神秘的、幻想的、恐怖的动物纹样。其中青铜器比较典型的装饰纹样有饕餮纹、夔龙纹、凤鸟纹。几何纹样比较典型的有方格纹、雷纹、云纹、旋涡纹。在早期，这些装饰纹样和图案显示出一种神秘、肃穆、威严的气氛，凸显和映射出这一时代的精神面貌与文化背景，反映了这一时期古人对图腾的崇拜与信仰。

三、春秋战国时期的装饰纹样

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交替时期，奴隶体制已日趋瓦解，人文思想活跃，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社会思潮与文化也达到了空前繁荣的地步。政治体制的变更带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手工业分工越来越细，工艺制作、器物造型、装饰造型等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生活方式也随之得到了改进。这个时期的装饰纹样不再像夏商周青铜器装饰纹样那样具有神秘色彩和宗教性质，不再具有恐怖凶猛、威严肃穆的艺术风格，装饰风格日渐活跃起来；装饰内容不再是凶狠、神秘的怪兽，从描写“神”转向人，反映现实生活场景，越来越亲近自然和生活，并且把自然中的动物和生活中的场景运用于不同的装饰中，开始将叙事画作为装饰；构图方式也改变了原来严肃对称的结构，变得活泼。

一、汉字的古今发展演变

汉字是当今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最迟在殷商时期，就已经有了体系完整的甲骨文，说明甲骨文只是汉字的流而不是源，汉字的起源还应上推一个历史时期。汉字起源的准确时间无从得知，具体过程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结绳契画说，有八卦易符，有仓颉造字说，但不论怎么说，汉字都是中华民族自己创造的，是我们先民智慧的结晶。汉字的发明可以堪称是史上一件非常伟大的史实。

汉字也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表意文字，这与汉字的构字规则或俗称造字法有关。关于造字法，也有很多学说。如“六书”、“三书”、“四体二用”等，现有的学者还把“六书”细分为十种造字法，可谓见仁见智。不过这些观点都始终没有摆脱“六书”的影子，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是这样给“六书”下定义的：“……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拙，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扌为，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一声托事，令长是也……”许慎的解释似乎不是按六书出现次序排列。最早出现的应是象形字，不但汉字如此，其他民族的古文字如苏美尔的稧形文字，埃及的纸草文字，最初也都是象形字。这是人类先民对自然界的共同反应。但能够画成象的文字毕竟有限，后来就出现了指示和会意。这大大扩大了汉字的范围，也使汉字从图形化向符号化迈进了一步。从理论上讲，这三种造字法能造出一切汉字，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生产的扩大，造字速度远跟不上思维和语言的发展。于是依声托事出现了假借字。假借字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极具挑战的关键。其他古文字在假借字大量涌现后，纷纷转向了拼音文字，惟独汉字英雄不改本色，从此汉字走向了独特的发展道路。解决假借字带来的困扰就是后来的转注字和形声字。因为假借字是借用已有的汉字表达新事物，所以一个汉字就会有数个几乎毫不相关的意项，这很容易造成混乱，转注字就往这些身兼数职的假借字上填加不同的义符把它们区别开来。到后来造字干脆就择取义符和声符拼起来便成为形声字。形声字的出现，使汉字最终定形，使汉字几乎不可能向表音文字发展了。从象形字到形声字，这是汉字构字的特殊思维方式，所谓文字，就是“盍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形声相益，即谓之字”。与此同时，汉字的字体也历经数次变化，一般认为是经过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行书。隶书以前是古文字阶段，其字体非常繁杂，也颇有争议，从隶书起是今文字阶段，意见较为统一。汉字隶变是汉字发展史中举足轻重的一步，它对后世的影响和作用几乎可与仓颉造字相媲美。隶书从秦代开始逐渐形成。秦始皇“六王毕，四海一”，但他最大的贡献应是“书同文”。因为文字的统一，使后世中国基本上处于团结统一的大局面。当然秦国最初统一的是小篆，但小篆的统一直接推动了隶变。隶书使汉字的象形意味大为减弱，却大大增强了汉字的符号性，也使汉字更加整齐统一，更加简化，便于辨认和书写，为汉字的推广和运用作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又对汉字进行了简化，这是继秦始皇后第二次运用行政手段对汉字的整理。简化的方法归纳起来有以下八种：保留轮廓；部分代整体；更换形声字部件；形声字与非形声字互变；同音代替；借用古体；草书楷化；记号代替。这些方法都是“古已有之”，并不是随意简化的。简化字的作用是明显的，至少在扫除文盲方面有积极意义。不过繁体字在现代仍有很大的市场。秦始皇的“书同文”被历史证明是伟大进步，简化字的意义也将有待于历史的检验。

纵观汉字的发展，总趋势是从繁到简，从图画性到符号性。简化的结果是普及，使汉字从统治阶级的特权中解脱为大众使用的工具。符号化的结果丰富，使汉字能表达记录更加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但不论怎么发展变化，汉字的内在精神是没变的，那就是汉字的表意性。无论是秦汉的隶变，还是当代的简化字，都还保留了表意性质，表意性是汉字与其他文字相区别的本质特点。汉字之美，汉字之神，几乎一切汉字现象都可以从它一脉相传，从未间断的表意去寻根究底。

二、汉字演变中遭遇的种种现实挑战

摘要：丑有自然形态的丑和艺术形态的丑之分，又有审美范畴的丑和道德范畴的丑之别。丑并不是一个新的课题，中外哲学家、美学家对此多有论述。庄子在《齐物论》中就已经深刻地论述了美与丑的辩证关系。要深入的研究“丑”就要对其发展脉络有一个清晰的了解。本文试图从找出“丑”在中国发展演变的过程，从中得到丑这一重要美学思想的起因。

关键词：丑艺术丑美发展

一、丑之为“丑”

丑有自然丑和艺术处理的丑之分，我们要探讨的丑是指的艺术行为里的丑。丑的定义不是单一的，并没有一个确实的定义，但肯定的是：丑与美相比较而存在。几乎没有一位美学家不把丑放在美面前，以美为前提来解释的。如奥古斯丁“美是绝对的而丑是相对的”；鲍母嘉通以“主体的感性认识的完善与不完善”界定美与丑；叔本华以“主体意志的客观化是否充分”界定美与丑；立普斯以“主体在对象中投射的感情是否有价值”界定美与丑；在苏格拉底那里，与功用目的相违背的便是丑；在休谟那里，不和谐的，引起人的不安和病感的便是丑的；等等，可以说有多少种美就有多少种丑。总之丑的本质与美一样是错综复杂的，可以说丑：“在一切方面都恰好和我们提出作为美的要素的那些品质相反。”

丑的本质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具有不同的内涵。丑在内容方面的特征是违反社会目的，与伦理学领域中的否定性道德价值“恶”相联系；背离客观规律是丑在形式方面的特征，与认识领域中的否定认识价值“误”相联系。从美学的角度来说，丑作为审美范畴，与美相对立，它是美的否定和反衬，是其悲、喜、崇高、滑稽等美感的组成因素。在美学范围之内丑可以定义为“指某种由于不协调、不匀称和不规则而引起非快感的令人厌恶的东西，也反映完美的缺失和不可能性。丑有别于畸形和不美”。丑的本质在于，对象以其形式状貌对主体实践效果的否定，唤起主体情感对对象存在的否定。艺术作品中的丑，可以形成审美价值。

二、“丑”的萌芽

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类别，黄宗羲提到“台阁之文”与“山林之文”；鲁迅先生有过“廊庙文学”与“山林文学”、“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等言论。虽分类标准有差别，但所提及的“山林之文”、“山林文学”、“帮闲文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市井文学”(或市民文学)，可见市井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从某种角度来说，市井文学的产生、发展，代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趋势，影响着中国文学的走向，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里所说的“市井”，乃市街之通称。“‘市井文学’是指在市井细民中流传的，供他们欣赏娱乐的文学。明代李开先曾搜集市井艳词，并撰《市井艳词序》。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曰：‘此一传者，虽市井之常谈，闺房之碎语……’”，许多古代著作都曾提到“市井”，可见市井文学的广泛所在。关于其产生和发展演变过程，从以下几个历史时期的文学样式中就能清晰地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一、汉乐府中的一些民歌

市井文学最早似乎可以追溯到汉乐府中的某些民歌。如《孤儿行》写一个孤儿的悲惨遭遇。因父母早逝，受尽兄嫂虐待奴役而痛不欲生。这首诗暴露了当时地主兼商人这类剥削者的贪暴，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和怨恨情绪，有较大的社会意义。《东门行》叙述了一个城市贫民在生活面临绝境时挺而走险的故事，反映了当时社会矛盾的激化和下层人民被逼反抗的事实。《陌上桑》叙述采桑女罗敷拒绝太守调戏的故事，赞美了罗敷的坚贞和智慧，暴露了太守的丑恶和愚蠢，反映了当时上层社会的荒淫与无耻。汉乐府中的这些民歌都流传于城市中间，反映的是下层人的生活、思想和感情。

二、南朝民歌中的“吴歌”、“西曲”

郭茂倩在《乐府诗集》中说：“盖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也。”“西曲歌出于荆、郢、樊、邓之间。”“吴歌”产生于长江下游以建业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现存歌辞326首，有《子夜歌》、《读曲歌》等20余种，大都是恋歌。

摘要：纵观人与自然的关系，特别是对于发展的理解，人类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从崇拜自然到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到现在大力提倡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本文试图通过对发展观之演变的论述，揭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对于人类社会的重大意义，初步探讨我国实现和谐发展的制约因素以及如何更好地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自然；发展观；和谐

一、发展观的演变

（一）崇拜自然阶段

在这个阶段，人类刚刚从动物中分化出来，还没有把自己、外在事物以及意识中的产物区分开，人完全依赖于自然，对于自然怀有一种畏惧和膜拜的心态。由于这一时期地球上人口稀少，尽管人类群体采集或狩猎活动会给生物资源造成破坏，也可能引起物种灭绝，但环境问题还不足以影响到人类的生存。此时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且发展缓慢，环境对人类的制约作用较强，人类改造环境的作用十分微弱，因而人类只是消极适应自然，处于“崇拜自然”的无能为力的状态。总的来看，在这一时期，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为人类对于自然的既恐惧又依赖的关系，这是一种低生产力水平下的“协调”发展。

（二）改造自然阶段

摘要：在对我国失业保险的变迁进行描述和评价的基础上，分析了现行失业保险制度面临的困境和原因，认为导致目前失业保险面临巨大资金缺口的主要原因，是没有根据失业保险的特点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因此，必须以失业保险的特点为依据，在失业保险资金筹集、支付、管理上进行制度创新，促进失业保险制度进一步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顺利实施提供必要的保证。

关键词：失业保险；变迁；困境；创新

一、我国失业保险制度的变迁

1951年2月，我国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该条例对职工的生、老、病、死、伤残、医疗等方面的待遇作了具体规定，初步确立了包括养老、医疗、工伤、生育、遗属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险的基本框架。但由于当时理论界不承认社会主义存在失业问题，因此，失业保险便被排除在社会保险体系之外。直到1986年，为了配合国有企业改革，实行劳动合同制，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国务院颁发了《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这标志着我国失业保险制度的建立。《暂行规定》以当时国营企业的四类职工，即宣告破产的企业的职工、濒临破产企业的精简人员、企业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的工人、企业辞退的职工为实施对象；规定保险基金只由企业按全部职工标准工资总额的1%缴纳，救济金按本人标准工资的50%-75%发放，最长享受期为24个月。可见，《暂行规定》虽然对失业保险制度的主要构成要素如实施范围、对象、资金来源、支付标准、管理机构都作了说明，但正如它的名称一样还带有计划经济的色彩，其实施范围狭窄，资金来源渠道单一，保障能力有限，保障待遇低，失业救济性质明显。

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经济改革的力度加大，国有企业富余人员问题浮出水面。为了进一步发挥失业保险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作用，1993年国务院又颁发了《国有企业职工待业保险规定》以代替1986年的《暂行规定》。但是与《暂行规定》相比，《国有企业职工待业保险规定》的不同之处仅仅表现在：（1）享受对象增加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被撤消、解散的企业的职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停产整顿企业被精减的职工两类。（2）重新规定失业救济金按当地民政部门确定的社会救济金的120%-150%发放。（3）规定失业保险基金实行市县统筹，省可集中部分基金调剂使用。可见，《国有企业职工待业保险规定》并没有对《暂行规定》有大的突破和超越。失业保险原有的问题依然存在，在新的形势下有些问题甚至更加尖锐和突出，从而导致了失业保险在经济改革中没有担当起应有的责任，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改革的进程。

具体地说，90年代中后期，我国经济改革迫切要求失业保险能担当起保障国有企业富余职工进入市场以后的基本生活的重任。但是，由于《国有企业职工待业保险规定》是从失业救济的角度来设计失业保险制度的，不要求个人缴费，不要求失业者履行相应的义务，而作为失业保险金主要来源，企业缴纳的失业保险费总额最多也不得超过职工工资总额的1%，因此，导致失业保险的保障功能十分脆弱。单一的资金来源渠道和有限的保险基金根本无法满足国有企业富余职工进入市场以后的基本生活需要，于是，国家只能通过限制企业与职工解除劳动合同，失业保险机构只能通过严格失业保险的享受条件来控制领取失业保险救济的人数，保证失业保险基金的平衡，客观上使得企业的劳动用工制度改革无法到位。1997年，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深化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已成为国企改革的关键，但作为配套措施的失业保险制度又不够健全。所以，再就业工程便成为我国经济转轨时期一项过渡性的社会保障制度。国家通过建立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即“三条保障线”来保障下岗、失业职工的生活。

摘要：西方艺术具有漫长的发展史，从巴洛克时代起，音乐艺术尤其是健盘音乐进入了全盛发展时期。海顿、莫扎特开创了古典时期，这也是后人划分古典主义的标志，我们通常把1750年一1830年定义为古典主义时期。本文阐述了古典音乐艺术奏鸣曲理论，在古典奏鸣曲发展的脉络、乐谱版本、曲式结构、触健、装饰音的弹奏及踏板等几个方面作了较为详尽地研究，旨在培养音乐人的弹奏技巧、文化修养和音乐内涵。

关键词：古典奏鸣曲钢琴音乐理论

一、古典奏鸣曲发展的脉络

1.巴洛克及古典前期的键盘奏鸣曲。在音乐史上，最早被称作“奏鸣曲”的钢琴作品应该是巴洛克时期伟大的古钢琴家DemenicoScarlatti，他的作品多半是为古钢琴教学而写作，却为古典奏鸣曲形式的形成，尤其是对后来钢琴演奏技巧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其实他的奏鸣曲原来并不称为奏鸣曲，但因它具备了早期古奏鸣曲式的某些特点，故被称为“奏鸣曲”；至1750年，J-S-Bach离开人世，巴洛克时代结束，音乐创作风格便开始由严肃复杂、深奥理性的复调音乐转向清新精致、典雅愉悦的主调音乐过渡时期，钢琴音乐也开始从严格的多声部复调对位向主调旋律和声转变。这一时期是辉煌的维也纳古典时期的前奏，众多音乐家为古典奏鸣曲的发展和完善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J"S-Bach的后代子孙，其中又以其次子C"P-E-Bach在钢琴奏鸣曲方面取得的成就最高，他对古典奏鸣曲式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首次证实了奏鸣曲式表现性格发展和情绪变化的可能性，他将Scarlatti的古奏鸣曲式加以发展丰富，在18世纪中叶的作曲家中，C-P-E-Bach被公认为古典奏鸣曲的真正奠基者。

2.海顿的古钢琴奏鸣曲创作。(JosephHaydn)，1732年一1809年，维也纳古典乐派的第一位代表人物，是C-P-E-Bach的直接继承者，他开创和发展了奏鸣曲式，创作了62首古钢琴奏鸣曲。早期的奏鸣曲为前19首(1700年一1767年)，基本上都是一种嬉戏曲，以小型、轻快的形式出现，适用于小孩子或初学者，后来才发展成奏鸣曲；中期作品(1768年一1780年)，这一时期的作品比较成熟，有深度，不象莫扎特那样具有歌唱性，但他具有乐队的思维以及天生的幽默感，作品具有明朗乐观、充满活力和风趣幽默感、亲切感，至1771年创作(HobxvI：20)c小调奏鸣曲，才开始真正为钢琴而写作(之前都为古钢琴而作)，用得较多的为(HobxvI：2023.2731.34.37)；晚期作品(1780年一1809年)，最后五首((HobxvI：48-52)写作于1789-1794年，是一组出色的终极作品，每一首都有明显的个性特点，曲式变化较多，是他创作经验的一种展示，充满诗意和想象力。

正因为海顿奏鸣曲的整体风格是明朗和欢快的，缺乏强烈的矛盾冲突和深刻的思想内容，长期以来他的钢琴奏鸣曲在钢琴艺术史上的地位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直到近二、三十年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到它的艺术价值，他的奏鸣曲虽然没有太多深刻的内涵，也没有深邃的对人生世界的哲学化思考，更没有对理想和真理不懈追求的伟大精神，但却是对真实的人世间现实的感受和体会，朴实而亲切，在漫长的钢琴艺术史中，他是伟大的贝多芬的前奏，也是从C"P"E-Bach到贝多芬的过渡。

摘要：林业是一项重要的公益事业，又是一项重要的基础产业，承担着国土生态安全和向人类社会提供多种林副产品的双重任务。林业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越来越明显。文章从林业发展的历史和存在的问题出发，提出了强化基地建设、培植龙头企业、完善森林资源流转和林木采伐管理制度等对策来加强林业发展，促进农民经济收入增长。

近年来我州林业产业取得较快发展，但我州林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比重不高，林地生产力较低，科技支撑能力薄弱，龙头企业和名牌产品少，林产品精深加工水平低，投资不足，融资困难，林业集约化和产业化发展的程度低，全州森林资源蕴藏的经济潜力还未得到充分挖掘，大资源、小产业、低效益的状况尚未得到扭转，林业产业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增加农民经济收入等方面的作用还远未得到充分发挥。为了充分发挥我州森林资源的潜力，有效增加农民经济收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绿色经济强州建设，促进全州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全州各级党委、政府和各有关部门一定要充分认识加快林业产业发展的重要性，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推进我州林业产业又好又快发展。

一、黔西南林业产业的历史沿革

黔西南林业产业在解放前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更谈不到林业产业体系建设。新中国成立后，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都高度重视林业生产，州县都设有林业局，乡镇设有林业站，领导全州人民发展林业生产。先后建立州普晴林场、州板坝紫胶场、兴义市丰都林场、兴仁县梨树坪林场、普安县普白林场、册享县秧坝林场、望谟县纳上林场、望谟县岩架紫胶场、望谟县红水河林场等9个国有经营林场开展营林生产，建立州巧马采育林场、州、县木材公司等11个森工企业进行木材采伐和加工，按国家计划对集体林区的木材、竹材实行统购统销。从1958年后到十年“”，由于农村生产关系多变和人口增长，致使森林遭到乱砍滥伐，加之重采轻造、只造不管、毁林种粮、放火烧山烧林，森林保存率和成林率较低。在建国后的前30年里，造林平均保存率只23.69%，据1975年森林资源调查，森林覆盖率已由建国初期的34.09%下降到18.36%，而且林分质量不高，分布不均，森林资源的消耗量大于生长量。

改革开放后，黔西南州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林业事业也进入了一个较快发展时期。全州各县先后办起了一批乡村林场，到1984年底，共有乡村林场308个，经营面积为50.7万亩，有林业专业户1184户，经营面积20.1万亩，林业重点户2343户，经营面积18.7万亩，联户林场90个，经营面积7.9万亩。

1990年贵州省委、省政府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作出了十年基本绿化贵州的决定，州委、州政府结合自治州实际制定了十年基本绿化黔西南的实施意见，提出了全党动员，全民动手，大力开展植树造林的号召。全州各级政府层层签订责任状，落实任务，明确目标，每年实行目标任务考核和兑现奖惩。从1991年至2000年十年间全州共完成营造林556.35万亩，为计划任务520万亩的107%，其中飞机播种造林133.17万亩，封山育林267万亩，育苗3.27万亩。同时还建立了清水河、坡岗、龙头大山、仙鹤坪四个州级自然保护区和一批县级生态保护和治理小区。这一时期，黔西南林业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林业发展由以获取产品为目的，转为生态、社会、经济三大效益并重，林业产业结构，林种、树种结构得到初步调整，加大了造林护林的力度，速生丰产用材林和名特优新经济林、防护林比重大幅度提高，望谟县获得“全国油桐之乡”称号，林业科研和技术推广取得明显成效，林产工业向深加工、产业化发展，森林资源的保护和管理逐步走上法制化轨道。

一、中国旅游业发展的简要回顾

（一）从“事业型”到“产业型”的转变

我国旅游业发展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举世瞩目。改革开放前，旅游业以外事接待为主，只具备产业雏形，不完全属于产业范畴。1978年转换机制，发展产业型旅游业。

1984年中央提出国家、地方、部门、集体、个人一齐上、自力更生与利用外资一齐上的旅游建设方针，揭开了全方位发展旅游产业的序幕。1986年国务院决定将旅游业纳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正式确立其国民经济地位。

1992年中央明确提出旅游业是第三产业中的重点产业，之后，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建议》，旅游业被列为第三产业积极发展新兴产业序列的第一位。199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此后，国家计委把旅游项目列入国债项目，铁路部门及时开行了数百列旅游专列。中央和国务院的支持为旅游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发展阶段来看，1980年以前，旅游产业总体规模较小；“六五”计划时期，入境旅游有较大提高，国内旅游开始起步；“七五”计划时期，入境旅游继续发展，国内旅游有较大发展；“八五”计划时期，入境旅游有较大发展，国内旅游迅猛崛起，这一时期是发展速度最快的时期。“九五”计划时期，产业基础夯实，稳步发展；2001年受世界旅游业整体负增长的形势影响下，中国的旅游业是在困难中继续前进，但增长速度有所下降；2002年中国旅游业是整体回升，四项旅游经济指标增速均超过10%。

从刑罚的发展演变看我国刑罚体制改革

刑罚是阶级社会用于惩罚犯罪的首要手段。由于社会的变迁、政治经验的丰富、法律文化思潮的演变和刑事政策的调整，刑罚结构也在缓慢的调整。我国现行刑罚体系及刑罚执行体制自建国之初确立以来一直沿用至今，在许多方面已经不完全适应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巨大变革，因而有待于改革和完善。本文试图从刑罚的发展演变趋势来阐明如何进行刑罚体制改革。

一、刑罚的产生和发展

刑罚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阶级利益和统治秩序而使用的惩罚犯罪的一种手段。这种手段限制或剥夺犯罪人的某种权益使犯罪人遭受一定肉体或精神上的痛苦。它是最严厉的强制性法律制裁方法。对犯罪人判处刑罚，是行使国家统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赖以存在的重要条件。

刑罚脱胎于原始社会的复仇习俗，以报应刑为主。罪犯打断他人的手臂，国家就打断其手臂；偷东西的斩手；骂人的割舌如此等等。中国古代的刑罚极为残酷、野蛮，主要以死刑和肉刑为主。最早制定肉刑的是南方的先进部落——苗。据载，苗族的肉刑有四种：劓、耳、豕、黥。公元前21世纪，夏在征服苗族之后，为了统治沦为种族奴隶的苗民，便袭用了苗族原有的肉刑，所谓“抵其意而用其法”①。到了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周朝，奴隶五刑进一步系统化、制度化。五刑是墨、劓、非、宫、大辟。其中墨刑：为五刑中最轻之刑，后世称“二黥”，为额头刺青之刑；劓刑：为割鼻之刑；非刑：亦称刖、髌，为断足或去掉膝盖骨之刑；宫刑：为男子去势，女子幽闭，为破坏生殖功能之刑；大辟：即死刑，为剥夺生命之刑。

上述五刑，除大辟外，其它四种都属于断裂肢体和刻裂肌肤的肉刑。肉刑是奴隶刑罚体系的构成部分，战国、秦朝和汉初依然沿用，它是一种残害人的肌肤肢体，使人致残终身的酷刑。到了汉朝，肉刑已不适应汉朝社会早已由奴隶制转为封建制，奴隶早已转化为自由农民的时代要求。因此，处于上升阶段的汉朝统治阶级，对罪犯的劳动力价值有了重新评价和认识。为顺应历史的发展，汉朝文景两代进行废除肉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