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启示范文10篇

[摘要]目前，政府绩效审计的重要程度日益凸显，政府审计的重点也从财务审计逐渐向绩效审计转变。但是政府绩效审计在我国起步较晚，目前尚处于发展阶段，与之相关的理论成果尚不丰富，无法满足现实需要，绩效审计的法律法规、体系框架和评价标准等的建设仍待完善。西欧部分国家政府绩效审计的研究与实践起步较早，现已日趋成熟，学习他们的绩效审计经验，对我国绩效审计的理论发展和实践探索有着重要的意义。通过概括瑞典在绩效审计机制现状和发展历史方面的内容，分析其发展变迁的特征，总结瑞典绩效审计成果的经验，尝试从中提取出部分对我国政府绩效审计发展大有裨益的启发。瑞典在2003年之前的行政型审计体制模式与我国目前的审计状况有很大相通之处，其后续向立法型审计体制的转型相当成功，政府绩效审计成果显著并积累了丰富经验。以瑞典的政府绩效审计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瑞典政府绩效审计模式的现状，研究其形成和发展的主要特点，尝试从中总结出适合于我国现阶段政府绩效审计发展的经验。

[关键词]政府绩效审计；瑞典；特点；经验；启示

一、瑞典绩效审计的现状

瑞典实行政府绩效审计的责任主体是国家审计署（SNAO—TheSwedishNationalAuditOffice）,其作为议会的下属机构，对议会负责，其职权和独立性受到宪法、审计法和最高审计机构管理法的保护，由国家审计长领导开展工作。瑞典国家审计署的前身是瑞典的议会审计师和原国家审计署（RRV），瑞典在2003年7月1日审计体制改革中整合了两方面的资源成立了新的国家审计署，根据不同的业务范围设置了财务审计处、绩效审计处。财务审计处对政府及其下属机构的经营活动进行年度审计，绩效审计处对政府工作的效力和效率进行审计。在绩效审计中，一般审计目标主要是通过审查评价政府实现相关项目或活动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具体审计目标会因审计对象的不同而不同，瑞典各级审计机构在实施绩效审计的过程中会根据具体审计项目要达到的目的，从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中的一个或多个中相对灵活地确定。瑞典政府绩效审计遵循国际审计标准。审计活动的总体重点由审计长决定，着眼于当下发生的热点以及政府目前正在推进的活动。根据审计内容，选择使用不同的审计方法，这些方法包括定性和定量两方面。相关性、风险和重要性评估是绩效审计工作的重中之重。绩效审计的结果需要最终呈现为绩效审计报告，每年瑞典会约三十份绩效审计报告。绩效审计报告由国家审计署提交给瑞典议会，由议会提交给政府以供向全社会发表。接着，政府必须在四个月内报告打算采取和已经采取的整改措施，相关的议会委员会将对其进行审议，最后由议会做出决定。在后续报告中，会审核原先报告中的发现和建议，并进行整改跟进。此外，每年瑞典审计署会将年度财务审计和绩效审计中最重要的意见汇总为审计长的年度报告，提交给瑞典议会。国家审计署于每年五月审计长工作报告，报告中包括当年绩效审计和财务审计最重要的发现、当年已的审计报告和前一年修改的审计报告。每年十月下一年的审计计划，列示财务审计和绩效审计的重点战略领域和项目。瑞典每年通过年度审计报告等方式向公众明确自身的审计目标和审计结果，且在对自身内部业务进行考核时，以具体的数字和指标进行量化，另外还引进第三方审计加强外界对其审计工作的监督。其中，媒体就是有力的监督渠道之一。如2016年瑞典国家审计长苏珊娜因聘亲丑闻辞职，瑞典媒体对于审计署工作的独立性、公正性进行了调查，涉及2015年秋至2016年的公共档案，调查方式包括电话、短信及电子邮件等等，调查结果中披露了审计长苏珊娜滥用职权，聘用前同事担任某重要高薪岗位，并对招聘流程违规控制。强有力的外部监督使得瑞典的绩效审计更加规范、公正。

二、瑞典绩效审计的发展

瑞典拥有悠久的政府审计历史，其绩效审计的开始早于欧洲大部分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目前已经到了比较成熟的阶段。其政府绩效审计的发展与特定的经济和政治背景有紧密的联系。（一）瑞典政府绩效审计的形成。20世纪60年代中期，瑞典国家审计署开始对政府的各项收支活动进行财务审计。随着国家经济不断发展，审计的工作范围逐渐扩大，不仅包括政府机构的会计核算是否完全、正确，还包括对其行政管理的能力水平的考核。随着政府规模逐渐扩大，政府活动与社会其他方面的活动更频繁地渗透，财政支出呈现持续增长态势，社会公众要求政府公开透明财政收支的呼声也随着高涨，纳税人的钱用了多少、用到了哪里、使用效益如何，政府都需要有清楚的交代。另一方面，传统的财务审计在了解政府工作效益水平上的作用十分有限，政府很难得到有关机构工作效益的信息，基于此也很难掌握对政策制定有用的信息。1967年瑞典进行财务审计现代化改革，改革重点为政府预算和会计制度，同时规定由国家审计署负责发展和进行绩效审计。瑞典的绩效审计篇章由此打开。（二）瑞典政府绩效审计发展的过程。1.萌芽阶段（1920—1967年）。这一时期的瑞典处于单一财务审计的阶段。瑞典皇家审计厅于公元1539年成立，专门负责对王室财政进行审计工作。此后经历了几百年的更迭变换，直到1920年，瑞典成立了下属中央政府的审计机关。进入20世纪，基于建立福利国家的口号，财政压力不断增加，政府的各项拨款与支出活动自然而然地得到了政府审计的重视。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详细针对会计记录是否完整、真实、合规的传统财务审计才开始走上历史舞台。但很快当局就发现，财务审计在了解政府管理水平、提高政府管理绩效的方面收效甚微，为此，瑞典政府于1967年进行财务审计现代化改革，财务审计的重点从对个别会计事项的检查，转移到对会计制度结构及其在单位中功能和使用等方面的检查，同时还要对政府活动进行绩效审计。2.绩效审计起步阶段（1967—1989年）。1967年瑞典政府重新改组政府审计机关，成立“瑞典国家审计署（即RRV）”，由财政部领导，兼有审计和会计两方面的职责。至此，瑞典政府绩效审计正式拉开序幕。同时负责瑞典经济监督工作的是两个分开的审计机构:一是议会审计，由议会若干名议员组成的审计小组来实施，设有一个约有20名人员的常设秘书处，主要对绩效审计表示关注；二就是瑞典国家审计署（RRV），主要承担中央行政机关的审计任务。国家审计署成为政府财务管理系统的一部分，其工作主要集中于绩效审计和财务管理。20世纪70年代，瑞典通过立法手段，绩效审计正式成为法定审计的范畴之一，高度彰显出绩效审计受到瑞典政府的日益重视。80年代，瑞典进一步向福利国家迈进，政府一方面增加税收，另一方面扩大支出，同时积极地进行改革，政府开支急剧上升。绩效审计在改进政府工作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这个阶段是瑞典政府审计发展的关键时期，出台了《瑞典国家审计署法》，让政府审计的实施有法可依，同时也有了审计行为的基本规范，绩效审计师的行为有章可循。绩效审计开始正式发展起来。3.绩效审计发展阶段（1989—2003年）。1989年绩效审计部在瑞典国家审计署内部挂牌成立，主要负责审计政府部门各项活动和各种计划的效率，其任务是发现问题，给出建议，推进改革，使绩效审计向分析措施与提出很好的建议这一方向创新与发展，从而使绩效审计在促进政府改革的过程中贡献了重要的力量。在这一重要阶段，瑞典绩效审计取得了丰硕成果，并在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日渐成为一种拥有规范流程、方式的审计类型，同时，瑞典国家审计署不仅在国内极具影响力，其长期积累的审计经验也让瑞典在广阔国际网络中承担了许多重要任务，对国际绩效审计的经验积累起到了重要作用。自1989年以来，瑞典国家审计署积极与其他国家审计机关开展国际间合作，其主要内容为绩效审计和信息技术，合作伙伴主要是西欧和非洲的一些国家，在相互合作和学习中逐步提高相关审计水平。4.绩效审计完善阶段（2003年至今）。2003年7月1日，瑞典国家审计体制发生重大变革，新的国家审计署（theSwedishNationalAuditOffice，SNAO）建立，合并了原来分设的国家审计署（RRV）和议会审计师，完成了由行政型向立法型的历史性转变。新的国家审计署受宪法保障，拥有独立的地位，并向议会负责及报告工作，成为议会的所属机构。其主要任务是完成议会控制税收使用任务，有效地利用资源和公共管理。瑞典国家审计署《2004年报告（Report2004）》，进一步明确了绩效审计的对象和任务，主要是审计皇家账务、议会及其下属机构、法院其及下属机构、政府和内阁及其下属机构、政府控制公司、政府拥有的基金和公司、政府基金的使用和失业保证金八项。可见，瑞典政府绩效审计除了对议会和政府部门进行外，也已成为企业审计的一种重要形式。从瑞典国家审计署的企业审计工作看，目前分为两类，即财务收支审计和绩效审计，两者各占五成，并且设立各自独立机构开展工作。在瑞典，国有企业都承担着重要的使命，具有较大的社会责任，这点与我国类似。通过绩效审计，既可以发现某一责任主体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也能揭示整个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存在的弊端，从而能够更彻底地解决根本性的制度性、体制性障碍和问题，提高公共管理与服务的效率和效能，节约社会成本。

【摘要】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物流产业作为“第三利润源”在全国球范围内迅速发展。但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我国物流业发展比较晚，在国际化竞争中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使我国的物流业与国际接轨，跟上时代潮流，物流业比较发达的日本将给我们许多启示。

【关键词】物流业；物流发展；日本物流特点；日本物流经验

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日益更新，是当代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和特点。现代物流产业的发展既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产物，又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因素。现代物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是全球信息化速度最快的产业部门之一，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物流业相对来说发展比较滞后，吸收和借鉴其他发达国家物流发展的经验，这是我国物流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日本物流业的特点

在日本，从事物流服务的有150万人，每50人中有一名是做物流服务的。物流在日本的广泛由此可见。日本的物流管理，已经形成了适合其国情的现代化流通体系。其主要特点是：

1．运输系统现代化。日本政府十分重视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建设，仅1958-1968年10年间，交通运输的投资就增长了27.8%，并实现了运输装备的现代化。公路货运量由1960年的14.9%上升到1984年的46.2%，汽车运输的优势在日本物流中十分突出。

日本是个资源匮乏的国家，为了生存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到现在都非常重视科技的发展。从二战的溃败到今日具有世界科技强国之称，日本的飞速发展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奇迹。日本能够在短时期内崛起并克服自身的先天不足与其在不同时期采用合理适时的科技政策大大相关。中国应积极借鉴日本发展的经验，认真分析日本科技政策发展历史，使中国科技更好更快的发展。

一、日本科技政策发展史

（一）战前和战中的科技体制。日本最初设立的研究院，是模仿欧美个别发达国家研究院的形式，1879设立了东京学士会院，在1906年东京学士会院改组为帝国学士院，帝国学士院负有促进学术发展，加强文化教育的使命，从制度上作为国家机构对科学研究的支援。之后根据需要日本相继设立了理化学研究所、测地学委员会、日本学术振兴会，其中日本学术振兴会的建立促进了军事、产业、官厅、民间研究人员的相互交流，这也是促使日本科技体制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战后科技体制。由于在二战战场上战败，受到严重创伤的日本经济难以得到自立，1955年日本制定了“经济自立五年计划”，为振兴科技未雨绸缪。在原子能的开发问题上，政府推进了第一艘核动力船“陆奥”号的开发，并设立了原子能安全委员会。

二、日本振兴发展的科技政策实践

（一）创造性的科技政策。1981年是日本的创造元年，这一年是明治政府以后政府第一次正式提出创造性科技振兴方案。政府设立的目标是建立流动研究系统，以及由科学技术厅推进的创造性科技制度和九十年代技术立国的通产省的二十一世纪产业基础技术研究开发制度。可以做下对比：日本以前的科技就像从外国购进种子在日本成熟收割的“收割型技术”，现在是日本播种后成熟的“播种型”技术。创造性科技的制度就是通过寻找科学和技术的衔接点，发掘和培养素材的新特性，从而开发更广泛的应用领域。

摘要：目前，世界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十分巨大。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可看到其威力，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结构、模式和竞争力都有一定影响，金融发展可以为国际贸易的发展提供稳固的支撑，对国际贸易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反之，国际贸易的发展对金融发展也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面对这一情况，我国只有采取优化金融产业结构，拓宽融资渠道，创新金融产品等手段才能促进我国外贸企业和我国经济稳定健康快速发展。

一、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一）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影响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1.国外方面

国外金融专家通过对本国金融市场功能和国内风险分散模型进行分析，得出了行业之间的风险分散可以利用本国金融市场，即金融市场的发展对国际贸易具有一定影响，对一国的贸易开放和金融发展之间的联系做了积极尝试，得到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影响的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上也对贸易开放与金融发展二者的因果关系作出有益尝试，得出金融发展对一国金融政策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2.国内方面

摘要：随着古村落旅游开发，一些古村落“旅游飞地”现象逐渐凸现，突出表现在旅游的发展不能为古村落社区带来预想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古村落“旅游飞地”影响了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和古村落的保护。以广西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秀水村在古村落旅游开发中所面临的情形为例，提出了防止秀水古村落“旅游飞地”产生的原则措施。

关键词：旅游飞地；秀水古村落；旅游开发

1“飞地理论”与“旅游飞地”

1.1“飞地理论”“飞地理论”是在“增长极”理论的基础上拓展而来。“增长极”概念最初是由法国经济学家弗郎索瓦·佩鲁提出来的，他认为在区域经济增长中，增长极是围绕推进性的主导工业部门而组织的有活力的高度联合的一组产业，它不仅能迅速增长，而且能通过乘数效应推动其他部门的增长。但是很多国家的实践表明，增长极理论指导的区域发展政策没有引发增长极腹地的快速增长，反而扩大了它们与发达地区间的差距，尤其是城乡差距。增长极乘数效应难以在区内实现，增长极成为地区域经济中的“飞地”。从与环境的互动关系来看，增长极成为区域经济中的“飞地”或“孤岛”。

“飞地经济”是指两个互相独立、经济发展存在落差的行政地区打破原有行政区划限制，通过跨空间的行政管理和经济开发，实现两地资源互补、经济协调发展的一种区域经济合作模式。目前主要有“工业飞地”、“农业飞地”、“资金飞地”、“技术飞地”、“人才飞地”等多种“飞地经济”表现形式[1]。

1.2“旅游飞地”旅游“飞地”是旅游发展阶段不成熟的产物，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得最为明显。从当

前不久，由中国卫生经济学会举办的“海峡两岸四地医疗卫生改革与发展经验交流会”在杭州举行。来自香港、澳门、台湾医疗卫生方面的官员和专家到会并介绍了医疗卫生改革与发展的经验做法，就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进行了深入研讨。两岸四地同根同源、血脉相通、文化相融，有许多相似之处，然而在医疗卫生改革与发展方面却存在诸多差异。近几年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医疗卫生工作，全力推进深化医改，经过各方面共同努力，取得了令世界震惊的成就和进步，但是由于历史欠债太多和体制上的原因，与香港、澳门、台湾三地相比，无论是在理念上还是在制度上或者是在实践上，都有一定的差距，港澳台地区在保障人民健康权益方面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这些经验给我们深化医改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启示。

启示之一：只有牢固树立“把维护人民健康权益放在第一位”的理念，深化医改才有内在的动力。港澳台地区政府都把人的健康权益放在很高的位置上，倡导健康优先和健康第一的理念。从三地对健康的重视程度来看，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一般民众，都有较强的健康意识，可以说已实现了从医疗卫生保障向健康保障的转变。而我们对健康的意识尚在较低层次上，仍处在基本医疗保障阶段。因此，我们一定要采取有效的载体和形式，倡导健康优先的发展理念，确实把维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权益放在第一位，只有这样，深化医改才有内在动力，才能真正为人民健康谋福祉。

启示之二：只有建立有利于人民健康的法律体系，深化医改才有坚强的后盾。港澳台地区法制观念都较强，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有利于保障健康权益的法律体系。以法律制度来推动健康事业改革与发展，即先有法律制度，再去执行。如台湾制定了《台湾健康保险法》，对健康有关的内容作了明确规定，明确了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三地对法律的执行力也很强，任何人和单位都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动，执行政策法律也不会走样。而我们的深化医改是以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目标，以政策形式出现，没有上升为法律法规层面，也就是说先做，后形成制度。由于没有法律的约束力和强制力，在执行过程中会受到很多方面的制约，有的想“打擦边球”，有的对自己有利的就执行、不利的就不执行，工作推进难度大、效率低。因此，抓紧建立保障健康的基本法律制度显得相当紧迫，目前，应优先考虑出台《基本医疗卫生法》。

启示之三：只有构建科学统一高效的健康管理体制，深化医改才有较高的效能。三地的健康管理体制是比较科学先进的，卫生行政部门不仅仅是一个医疗卫生行政部门，还涵盖了跟健康有关的其他部门的职能。如香港的卫生行政部门———“香港特别行政区食物及卫生局”，下设公营医疗和私营医疗两个管理部门，公营医疗管理部门又设卫生署和医管局。台湾的卫生署领导全民健康保险小组、全民健康保险医疗费用协定委员会、全民健康保险监理委员会、全民健康保险争议委员会、中央健康保险局。台湾卫生署还负责药品的生产和定价管理，特别是药品定价管理，不是由物价部门负责，而是由卫生署组织医院的专家，并收集10个其它国家和地区的药价作参考，最终确定合理的价格，避免了定价与用药的脱节，防止了药品流通中的腐败行为，减少了群众在药品上的开支，从而缓解看病贵问题；同时，还可以避免部门之间协调难的问题，能有效地控制运行成本。而我们有8个部门在管理卫生工作，工作交叉、相互制约，以部门利益为重的现象比较普遍，造成了人多内耗大。因此，从改革管理体制入手，彻底改变目前这种脱节、扯皮、内耗等效率低下的状况，是提高工作效率的明智之举。

启示之四：只有建立长效的财政保障体系，深化医改才能真正回归公益性。三地的财政保障机制比较完善，法律规定给的钱一分都不少，都能及时下拨，无论是补供方还是补需方，有关法律都非常明确。同时，根据物价调整及时追加，医疗卫生的公平性较好。从投入的情况来看，三地财政对卫生的投入都较高。台湾卫生总费用占GDP的6%，澳门、香港是以占政府总支出作为统计口径，由于没有军费开支，实际支出比例也较大。而我们的卫生总费用只占GDP的5.13%，而且没有法律的强制性保障，目前财政投入卫生的经费往往都是临时议定的，没有长效性，随意性大，水分也较大。因此，建立长效性的财政保障体系应提到日程上来。

启示之五：只有充分利用民间资本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深化医改才有活力。三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民营医院发展良好，民营医院占医疗资源的比例很高，政府真正鼓励和扶持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发展，形成了一定的竞争形势，降低了医药价格，患者得到了实惠。如澳门只有公立医院1家（507张病床），另有7个卫生中心和2个卫生站，而民营医院有2家（其中1家586张病床），386家私家诊所。台湾有公立医院82家（45913张病床），财团法人医院123家（60797张病床），私立医院303家（28006张病床）。而我们有公立医院13850家（3013768张病床），民营医院7068家（373669张病床），民营医院明显偏少。尽管近几年出台了鼓励民间资本办医的政策，但实质是制约的多、扶持的少，民营医院生存空间日益缩小。因而，目前出现了一方面政府投入医疗卫生的财力缺乏，另一方面民间资本又难以进来办医；一方面想引入竞争，另一方面又怕民营医疗机构管理难。

一、国外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经验

（一）美国的经验。美国是世界上生产性服务业高度发达的国家之一，信息咨询服务业、金融、法律、电子商务、财务审计和科学技术研发等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成为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重点发展金融、法律、咨询等现代服务业的“纽约模式”；“金融与科技的融合创新的斯坦福+硅谷”模式。总结美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特点，主要有：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和大力度的国外市场拓展两个特点。影响美国生产性发展的制度因素有：完整的产业政策；健全的财税政策；完善的法律法规；健全的行业协会等等。（二）英国的经验。英国生产性服务业存在典型的服务外包特征，1979年，英国政府进行私有化改革，把政府部门承担的设计、审计、计算机服务交由私人企业去提供。英国政府为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提供了良好的经济政策环境，包括：解除公司注册方面的壁垒，鼓励兴办企业；开放资本市场，使企业融资更为容易；政府做好咨询服务，对企业进行指导；大力发展教育和职业培训，使劳动者具备从事服务业的能力�。英国生产性服务业具有明显的集群特征，伦敦的金融业、商务服务、创意服务产业都呈现集群化发展的特点。（三）德国的经验。德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高达45%-50%，其强大制造业基础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是推动德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制造业高端化的过程也是服务业现代化的过程，同时，健全的法律体系；成熟的行业协会；市场经济为主，政府引导为辅是影响德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三个制度因素；研发投入、中小企业的比重和经济发展水平是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经济因素。就德国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模式而言，采用了一种特殊的“先进口后发展”模式。

二、国内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经验

（一）香港的经验。香港是目前世界上生产性服务业最为发达的城市和地区之一。服务业增加值已占到地区生产总值的90%以上。借助优越的地理位置，香港利用“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政策。完善的经济制度、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健全行业协会、高度开放的市场、优惠的税收制度及大量从事生产性服务业的中小企业，都是影响香港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的因素。同时，香港汇聚了大量的高素质、高专业水平的生产性服务型人才，促进了金融和房地产业两个最重要行业的快速发展。（二）北京的经验。北京是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2013年生产性服务业规模破万亿元，2015年生产性服务业实现增加值12160.3亿元，比10年前翻了两番多，生产性服务业对北京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1.6%，占全市GDP的52.9%。北京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指出，北京通过服务业对外对内双向开放和土地财税金融多方面创新等措施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大发展。另外，朱晓青（2016），邓丽姝（2017）研究了北京生产性服务业升级的措施和构建了“十三五”时期北京新型生产性服务业体系的战略思路并分析了战略思路的实现路径。（三）上海的经验。上海作为我国生产性服务发展较为迅速的另一个地区，在国家《中国制造2025》规划和上海市《发展服务型制造专项行动指南》的指导下，确定了研发设计、电子商务等十大重点生产性服务业，建立形成了一批产业集聚度高的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就上海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经验而言，有以下几点：通过产业集聚形成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园区推动产业发展；聚焦生产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加速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采用服务外包方式和吸引外资进入推动产业发展等。（四）浙江的经验。浙江省作为我国经济发达省份的典型代表，生产性服务业只占到全省生产总值的25%左右，与经济强省的地位不相匹配。就目前浙江省的做法而言，加大了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强化产业关联，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发展；调整产业布局，推进生产性服务业集群式发展；建立与市场经济制度相适应的生产性服务业准入制度等。在推动科技服务业促进经济发展方面，浙江省重点发展了研究开发、技术转移、知识产权和综合科技服务等专业科技服务。

三、国内外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经验对陕西的启示

（一）消除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制度障碍。政府要创造良好市场环境，制定生产性服务业市场准入制度，进一步扩大开放，激发市场和企业的活力，尽快打破某些生产性服务领域国有资本一统天下的局面，鼓励社会资本以多种方式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改革财税制度和金融制度，制定针对中小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税收制度和资金借贷制度，拓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二）利用“引进来，走出去”模式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站在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在美国等经济发达国家的生产服务业中的技术服务、软件开发、芯片设计、金融分析和研发创意等服务业向中国转移的背景下，让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陕西设立办事处或开办分支机构，或者直接建立研发中心，形成某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正如西安高新技术开发区，现已成为信息产业企业总部集聚地。利用陕西在“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位置，鼓励有条件的生产性服务企业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境外设立分支机构，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利用电子商务开拓国际营销渠道和营销活动。（三）发挥行业协会的监管作用。美国、英国、德国和香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经验证明行业协会的建设在加强生产性服务业市场管理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德国有物流协会、会展协会和咨询协会等，这些协会在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其他行业交流，协助行业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和企业进行政策和规章制度沟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其他国家(地区)行业协会在生产性服务业中发挥的作用为借鉴，陕西省生产性服务行业各细分行业可以成立相应的行业协会，制定明确的职责和方向，协助政府进行行业相关规划、制定相关行业政策，指导行业发展，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和各种专业培训，为各行业输送专业人才。（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功能区。美国硅谷是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体系集群区，聚集了国际上知名的大学和研发机构、商业银行、律师业、风险投资机构、猎头公司和行业协会。英国伦敦是金融业、商务服务业和创业产业服务集聚区。英国生物技术产业服务体系具有研发服务体系、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和配套的专业化机构。国内的北京和上海也建立和形成了一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功能区，例如，北京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北京金融街、中央商务区。西安国际港务区、陕西自贸区高新功能区是陕西正在建设中的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五）引进和培育生产性服务业人才。陕西生产性服务业相比北京和上海等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生产性服务业专业人才供给总体上难以满足生产性服务业高速发展的需求，需要培养大量熟悉市场法规、专业知识的行业人才。英美各国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经验告诉我们，建立科学的人力资源开发利用和人才培训体系，培养从研究生、本科生等不同学历层次的人才，同时，入职以后，行业协会根据需要开展在职培训，提高在职职工的专业胜任能力。此外，还可以根据需要从生产性服务业高度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引进生产性服务领域的专业人才，促进该领域的人才流动。

【摘要】反腐倡廉是我党常抓不懈的重要问题，从建国以后到十八大以来，我国历经了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制度反腐和体系反腐时期，每一时期都是对以往经验的深化和总结，在长期的反腐败斗争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其发展历程也带给我们重要启示:坚持群众路线是我党取得反腐败斗争胜利的根本法宝;预防为主、惩治为辅是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一以贯之的价值取向。

【关键词】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发展历程；启示

一、引言

腐败在广义上是指整个政治制度或政治治理的全面败坏，在狭义上是指公职人员出于私人目的而非法滥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行为。[1]这一举世难题是伴随人类社会的一种痼疾，同时也是对于中国的国家和民族命运来说“生死攸关”的重大挑战，故而反腐败不仅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而且具有现实的紧迫性。对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深入研究一方面可以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的相关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现代实践的生动阐释，为世界范围内反腐败问题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参照。

二、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发展历程

中国的反腐倡廉道路概括而言，从建国初期到时期以运动反腐为主要形式，而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基本以权力反腐为主，到十四大以后则主要采取制度反腐的模式，十八大以来最终形成了体系反腐。1、运动反腐。运动反腐来源于革命战争时期的“整风运动”，是在“计划体制下形成的、带有强烈‘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色彩的一种反腐模式”。[2]建国以后，党内外相当一部分人员放松了思想警惕，享乐主义思想蔓延，封建制度的遗毒尚未祛除，加上各种规章制度还不完善，贪污、浪费等现象十分严重，由此，运动反腐的浪潮掀起。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建国初期之所以采取以群众力量为主的运动反腐形式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党内主要领导集体延续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工作思路，认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离不开“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其次，建国初期，我国采取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运动反腐之所以能在群众中展开，是因为强有力的社会动员机制能够做到对人民群众的有效发动。最后，建国初期各项制度法规不健全，党内干部受教育程度较低，反腐资源不足。运动反腐初步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重在群众参与，充分发挥群众、社会监督的优势，有利于净化社会风气，在全社会形成反腐倡廉的良好氛围。但掩盖在腐败现象下的一些社会更深层的问题未得到解决，而且随着运动反腐不断推进，阶级斗争不断扩大，最终引起国家的反腐系统崩溃。2、权力反腐。权力反腐是以权力为主导，通过施加强制性行政命令来消除和治理腐败的反腐模式。改革开放后，干部的作风问题突出，贪污受贿现象严重。由于权力的异化和监督不力造成了腐败大量滋生，此时“权力反腐”应运而生。国家公职人员掌握着公共权力，在此权力行使的过程中，公共权力在某些情况下会变成满足个人私欲的工具，最终导致腐败。因此，如何扼制权力、使其能够规范使用尤为重要，推行以行政性权力为主导的监督与制约机制是一种成本相对较低且收效较快的做法。例如，1982年开展打击经济领域中的严重犯罪活动，这对于改革开放之初市场经济对高度集中的行政调控体制所产生的巨大冲击起到了良好的缓和作用。1993年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败战略框架，自此以来，权力更是在严惩腐败过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总体来看，这一时期权力反腐使反腐败工作的进行更加便捷、灵敏、高效率，但从本质上来说，“任何一种腐败行为都是一种将权力作为资本加以运用，即加以使用、消耗、积累、增值的过程”。故而，改革开放后该反腐模式逐渐暴露出它的局限性，例如领导权力的推动带有强烈的个人意志和不稳定性，其自身的变质也会导致腐败的产生。3、制度反腐。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需求促使反腐模式要超越自上而下的人治式反腐以及时严时松的运动反腐等形式，将行政效率与法律制度紧密挂钩，从而进入以制度建设为核心、约束与疏导相结合的反腐败模式。制度反腐的核心在于通过构建完善的制度体系，将权力运行机制透明化、法治化，摒除传统社会遗留的一些畸形贪腐文化的影响，将廉洁和高效有机结合起来，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例如，十四大以来，提出加快法制建设，依法治国、治腐的战略方针，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方式提供了创造性解决方案。十六大则明确提出了反腐败要“创新体制”等一系列重要论断。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大量关于惩治腐败的重要法规相继出台，其数量快速增长，这就标志着我国进入了全面制度反腐的建设与发展时期。相较于前述的运动反腐和权力反腐模式而言，制度反腐适应了新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这对于保持国家的政治稳定和长治久安是颇有助益的。然而，制度反腐在推进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反腐败制度的制定是对腐败形态的一种预判，但在社会变迁程度逐渐加大、腐败总体趋势更为复杂多样的情况下，制度建设不仅可能滞后，且因难以做到科学、系统而存在大量的漏洞。4、体系反腐。体系反腐是通过建立健全惩防并举的反腐败体系进而实现“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模式。[3]我国在进入21世纪后腐败主体多元化和集团化、腐败形态多样化和广泛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在此情况下通过多种途径立体化、全方位地开展反腐败斗争势在必行。总体而言，这种体系反腐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廉政文化建设、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两个方面。在廉政文化建设方面，近年来一系列面向全体党员的党内教育活动旨在从思想、信仰、知识以及行为规范等基础性方面增强全党的拒腐防变能力，同时也通过党员的先锋带头作用为全社会营造一种良好的廉洁文化。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被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全、最严党纪；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两个文件《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标志着我党在反腐倡廉和党的建设上开始重视运用法规条例的方式进行全面整治的转变。由此可见，体系反腐综合了前述三种发展阶段各自的优点，不仅从根本上稳固和强化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优化了国家治理的能力，而且也激发了社会力量参与反腐斗争的热情，反腐主体更具多元化（从普通群众到专门机构都渐渐成为反腐主要力量）、反腐手段更具多元性（包括反腐倡廉的思想教育、监督巡视、制度建设、运用网络自媒体揭发举报等都成为反腐的手段）、反腐的制度体系也更加全面系统。

摘要：大连作为全国乃至世界樱桃最佳栽植区之一，以种类多、时间长、品质好、果型大、味道美而全国闻名。为此，大连围绕节日庆典、品牌提升、渠道拓展、物流搭接、三产融合等手段，多措并举提高大樱桃影响力，大连经验值得借鉴。

关键词：大连；大樱桃；启示

1基本情况

大连拥有近300年的樱桃种植历史，尤其是凭借着大连地域优势和气候优势，以及不断积累的技术优势，大连市大樱桃产业实力不断提升、品种结构不断优化、综合效益不断增加，大樱桃产业释放出巨大能量。

1.1经济效益可观

2019年，大连大樱桃栽培面积31.65万亩，产量24.9万吨。大连市大樱桃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水果经销商，产品销往全国各个省份。同时对餐饮、旅游、运输等相关行业的拉动作用明显，大樱桃产业直接产生经济效益高达100亿元以上，在促进农民增收、推动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内容提要：本文介绍了最优税收理论的基本思想和方法，以及最优税收理论的两大主体部分——最优商品税和最优所得税的主要理论进展及其政策含义。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从所得税的功能及其税率设计、税收政策目标、假设条件、政策改革等方面分析了最优税收理论对我国税制设计的启示。

关键词：最优商品税最优所得税中国税制

一、最优税收理论的基本思想和方法

谈及最优税收理论，首先要对“什么是最优税收”进行概念上的界定。历史上诸多经济学家对税收制度的理想特征的看法中，倍受关注的当数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提出的平等、确定、便利、最少征收成本四原则，以及瓦格纳在其《财政学》中提出的四项九目原则等等（1）。而对当代经济学家来说，由于效率与公平问题业已成为经济学探讨中的两大主题，因此，理想的税收政策通常都是在马斯格雷夫（2）所提出的三大标准的框架内，即：（1）税收公平标准（尽管公平对不同的人来说意义各不相同）；（2）最小行政成本标准；（3）最小负激励效应标准，即税收效率标准。

困难在于，对一个特定的税种或某个税收政策建议来说，往往只能满足其中的某一标准而无法满足其他标准。比如，累进的个人所得税易于满足税收公平标准，却会对劳动供给产生负激励；增值税总体上对劳动供给不会产生负激励，但却很难符合税收公平标准。

最优税收理论文献对最优税收评价的基本方法是，借助现代经济分析方法，运用个人效用和社会福利的概念，在赋予各个标准不同权重的基础上，将这些标准统一于惟一的标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