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伦理范文10篇

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全球经济化进程的加快，当代金融领域的各种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价值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一系列道德难题，这些道德难题又是引发金融危机、影响金融生态的最深层次原因。责任原则所具有的前瞻性、整体性、主动担当性的特质为解决这些道德难题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在此基础上，确证三类金融主体的道德责任，能够指引当代金融走出道德困境。

关键词:责任原则;金融伦理;道德难题

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经济学就滥觞于理性主义“大肆横行”的轨道中。金融是经济最重要的表现之一，随着新古典经济学“话语霸权”的逐渐形成并巩固，经济人偏好成了金融活动考量的首要目标。工具理性的泛滥使得数学逻辑形式主义大为发展，这种善意地忽略人文传统的行为导致金融发展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金融风险、金融危机时有发生，并成越演越烈之势。因此，从更宽广的维度、层面考虑金融活动就成了迫在眉睫的课题。在笔者看来，金融发展进程的道德难题是影响金融发展最重要的难题。尤其是21世纪以来，以电子计算机、通讯、互联网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传统金融业向现代金融业转变，在日益复杂的金融工程中，在对资源、风险、价值、利益的调整与分配中，利益冲突不断显现，出现金融腐败、金融丑闻、信贷歧视等不正当的金融伦理关系，正如所说，道德缺失是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并蔓延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

一、当代金融发展的道德难题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伦理受到了伦理学界的普遍关注和研究，尤其是随着全球经济化进程的加快，社会由乡土社会向契约社会转型，金融领域的各种人际关系、社会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一系列道德难题。比如，金融作为稀缺资源和公共产品，在分配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金融作为一种契约，金融关系的权利与义务问题;自由主义与金融慈善的问题;等等。本文就众多难题中概括出三种具有普遍性意义的道德难题加以探讨。(一)在场与缺席:金融关系中当代人与后代人的价值冲突金融活动是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生活方式。金融活动的不断展开就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不断进行信息交换、信息分享的过程，这不仅涉及在场的当代人之间的金融利益、金融关系这一共时态的金融正义问题，还涉及缺席的后代人与在场的当代人之间的金融利益、金融关系这一纵向的金融代际正义问题。“由于后代人的利益在今天的这些决策过程中得不到体现，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偏好之间潜在的权衡经常被忽略。所以，当代人在利用这些资源并从中获益的时候，有可能以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1］4在我国的金融领域，当代的金融利益相关者，追求剩余价值和边际效益最大化，利用在今天看似廉价且丰富的金融资源从事着寻租与共谋，在资源和利益分配中滥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产。比如，因追求一时的资产规模，大批量发放关系型、政府型等无担保贷款，从而可能使不良贷款企升，造成整个金融生态的恶化，使后代人在从事享用金融资源时负重前行。这类道德难题属于预测性的道德难题，在现有道德知识的基础上，由于当代人缺乏对未来和后代的预测性知识，无法确定与后代人的道德关系、道德利益。而且，由于后代人的不在场，无法向当代人提出关涉自身和其利益相关者的价值立场和利益诉求，从而使当代人和后代人在金融资源、金融风险的分配中无法达成价值共识，从而产生此类道德难题。这类道德难题是金融研究和实践中具有普遍意义的难题之一。(二)公平与效率:金融平等主义与金融自由主义的博弈在金融活动领域，平等与自由是最基本的两个价值理念，支撑着金融活动有序发展。金融平等主义认为，平等的实质是一种权利平等，社会上所有的金融资源，包括自由与机会、收入与财富、自尊等都应该被平等分配，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平等地享有各项金融权利。从平等角度出发，金融资源的分配应该向最不利者倾斜。这些权利应该包括，最基本的住房贷款、大病医疗保险、生产经营所需要的小额贷款等。这些平等的权利就构成了我们经常所说的“金融人权”。印度的格莱珉银行创始人尤努斯认为，贷款应该作为一种人权加以促进，于是他创立了世界第一家“穷人的银行”，大力发展小额信贷。金融自由主义认为，社会上的金融资源应该根据每个人或组织对社会的功效与价值来分配。当考察一个金融行为时，在给定技术效率的前提下，金融资源是否在不同生产目的之间得到了合理配置，使其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人们的各种需要，金融自由主义认为，要达到帕累托最优、瓦尔拉斯均衡和社会福利最大化，这才是道德的善、效率的善。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金融自由主义认为，美国的金融机构不应该向那些仅有次级信用等级的主体发放贷款，“用别人的钱”把别人置于风险之中，这是不公平的，是不道德的善。金融平等主义与金融自由主义的冲突，是基于不同价值体系之间所造成的金融决策上的道德冲突，因两个理念有其自身特定的价值域，在对特定的金融行为进行价值判断时，持不同价值立场的人都会根据自己的价值理念进行觉解，无法达到一个共有的价值共识，从而产生了此类道德难题。(三)多重面具:金融主体的角色冲突“角色冲突主要是在个体层面上说的，是指不同社会角色规范的冲突而导致的个体道德选择上的困境。”［2］金融领域的角色冲突，可以分为不同金融主体的角色间冲突和一个金融主体内不同角色的冲突。以商业银行为例，商业银行是金融主体中金融机构最具代表性的主体，商业银行在社会资金的融通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根据委托———关系，商业银行一方面受客户的委托替客户保管存款及其他有价证券，是客户的人，商业银行的经营活动就是经营“别人的钱”，这种契约关系要求商业银行要稳健和谨慎经营。如果商业银行有人格的话，稳健和理性应该是商业银行的首要人格。全球金融形势风云变幻，商业银行面临着诸多风险，比如，操作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法律风险、声誉风险、国别风险等，一旦商业银行不审慎经营而产生大批量的不良债务，客户的存款得不到兑付，就违反了这种契约关系。另一方面，商业银行的经营活动又是受银行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委托，是他们的人。这种契约关系要求商业银行始终秉持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偏好，采取一切可以经营的手段创造利润，甚至不惜铤而走险，营利成了商业银行的重要人格。金融主体在双重委托———关系中签署不同的契约，扮演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角色规范使金融主体在进行选择时面临着不同的价值选择，因此出现了相应的道德难题，这也是金融研究和实践中具有普遍意义的难题之一。

二、责任伦理:当代金融走出困境的道德之帆

1可持续发展的规划伦理学

1．1以人为中心和以整体环境为中心的规划伦理学

应该说，目前的以人为中心的规划伦理学与以整体为中心的规划伦理学是又很大差别的。进一步发展规划伦理学，事实上意味着将以往的以人为中心的规划伦理学扩大到以整体为中心。也就是说可持续发展的规划伦理学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是有利的。因此，就伦理学的发展年限看，人与自然必须在和谐发展的基础上人，并且要受到这一原则的修改，检验。从这个意义上说，提出和建设整体规划伦理学，就是要为未来的新型伦理学寻求更全面，更坚实的理论基础，它预示了伦理学的一场变革，由以人为中心转变为以整体环境为中心，从个体到整体，从局部到全局。

1．2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则

譬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论原则是可持续发展的规划伦理学，这个理论原则发展的前提是公平发展，目的必须用这个基本原则来实现。因此，要使规划伦理学能够可持续发展，就需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则来寻求价值论的根据，并指出相应的道德伦理规范。由此可见，只有抛弃那种以人类利益作为唯一的、终极的价值目的的以人为中心的规划伦理学观点，才有可能建立起新的价值尺度，即以人与自然界的和谐作为最高价值尺度的以整体规划为中心的观点。人类中心论认为:关注环境的主人，是保证整体规划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基础;人不能有不合理的利益和需要，环境是人类满足需要的重要理论依据;第一，人的自由体现在对环境的不断掠夺和改造。这类想法作为特定时代的聚合物，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有一个根本的缺陷还是存在的，就是人与整体环境和谐相处，相互制约的关系的忽视，人类的存在和发展必须以整体规划的可持续发展为第一要素，而自然本身又是一个有着复杂的内部关系的有机体，如果要这个有机体持续向外部提供资源的话，在每一段时间内，可持续发展的规划伦理学所能提供的资源都是有限的数量，一旦超过这个数量，整体规划本身的连续性就会遭到严重的破坏，最终会导致损害到人的切身利益。也就是说整体规划对人类的活动有一定的制约性。

1．3人对自然的权利和义务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明确把处理和调整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和重要内容。

1现代环境伦理思想的兴起和演化

现代环境伦理思想，在学术界又称为“环境哲学”、“生态伦理”，从它创立伊始，就主张把道德行为的领域从人与人、人与社会领域扩大到人与自然之间，要求人类将善良、正义、义务等观点应用到处理自然、生态关系中去，所以它是关于人和自然环境关系的道德学说。在这之前，道德调整的只是人与人的关系，现在要把人类伦理行为扩大到自然环境，赋予它们以价值，承认自然的生存权利，并制定新的道德准则和规范约束人的行为，这一转变无疑是伦理学新的进化，是人们在对环境危机反思中应运而生的一种价值取向。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在人类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进步的。在原始社会和农业社会，由于人类有限的认识自然与改造自然的能力，人类对自然的改造还没有超过自然的自我恢复能力，人与自然之间总体上仍维持着大体的平衡，人与自然是相对亲近、和谐相处的。随着近代工业文明的兴起，人类科学技术水平得到了很大发展，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提高，人类实践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大。在人类加快了对自然索取的同时，产生了人类主宰自然、奴役自然、支配自然的行为哲学—人类中心主义。该理论认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只有人才是价值的主体，自然界是没有价值的，自然界的价值应以人类的需要为前提。例如，培根主张通过获得知识达到对自然的统治，而笛卡儿则宣称“人是自然界的主人和所有者”。这样，人类只注重自然资源的使用价值，而忽略了自然永恒的内在价值，自然成了人随意索取的客体，人与自然的关系日益走向分离，人类对自然均衡状态的破坏达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人与自然的不和谐与对立程度不断加剧。当今面临的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生物多样性减少、酸雨、环境污染、土地荒漠化、食物安全等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困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人类陷入了自身导演的生态困境之中。因此，在21世纪，如果人类仍不断地加大对自然资源掠夺性的开发利用，加大对环境的破坏和干扰，那么，“即使没有核战争，生态环境的破坏也足以毁灭人类自身，足以亡家亡国”。正是这种全球性的生态环境危机，引发了人与自然关系重新定位的理论探讨。最早对人与自然关系作出新思考的是法国思想家施韦兹。1923年，施韦兹在其《文明的哲学:文化与伦理学》一书中提出了一种新的伦理观:尊重生命、保护生命。这标志着环境伦理思想的开端。1933年，美国思想家莱奥波尔德的《大地伦理学》，主张把道德对象的范围从人际关系的领域扩展到人与自然关系的领域，并且要改变以经济价值为判断尺度的传统伦理价值尺度，建立起尊重生命和自然界的新的价值尺度，“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命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20世纪70年代，美国哲学家罗尔斯顿在《环境伦理》一书中系统地论证了将生态规律转换为道德义务的必要性，环境伦理的合理性，科学地阐述了自然界的价值和自然界的权利等问题，建构了环境伦理的基本理论框架。

2环境伦理:人与自然和谐社会的道德支撑

现代环境伦理思想作为一种新的伦理学说，与我们党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在价值和目标上都是一致的，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价值。首先，现代环境伦理思想彰显了科学发展观的人文精神。从深层次上看，环境问题的实质是环境伦理问题，是人的价值取向和伦理道德问题，是人类对自己生存方式的选择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环境伦理学家认为，当前世界环境退化，是传统文化发展产生的直接后果。《环境伦理汉城宣言》指出:“我们必须认识到:现在的全球环境危机，是由于我们的贪婪、过度的利己主义以及认为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一切的盲目自满造成的，换一句话，是我们的价值体系导致了这一场危机，如果我们再不对我们的价值观和信仰进行反思，其结果将是环境质量的进一步恶化，甚至最终导致全球生命支持系统的崩溃。”归根到底，环境问题是人类与环境关系不协调的结果，产生环境问题的根源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错位。环境伦理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人类自身的发展应该充分尊重自然内在的价值规律，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其次，现代环境伦理思想要求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存在价值上的一致性。现代环境伦理思想以尊重和保持生态环境为宗旨，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存共融;强调在改造自然中要保持自然的生态平衡，不能急功近利，吃祖宗饭，断子孙路。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同人与人关系的和谐是互为中介，相辅相成的。再次，现代环境伦理思想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在目标上是一致的。我们党明确把保持良好生态系统，作为和谐社会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人与社会的和谐，核心是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环境伦理: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社会的准则

近十五年来汉语世界在政治—经济上的结构性变化，带出了汉语知识界的一番新景象，其中伦理资源的亏空，尽管较少受到关注，乃是根本性的变化之一。

古代中国社会的伦理资源是由士大夫提供的，这种知识人的伦理资源不同于欧洲传统社会中由教士阶层提供和维系的伦理资源，它强调以民族文化的特殊价值理念为基础的意义体系和伦理秩序。同样重要的是，这种知识人的宗教性的社会化和制度化机制，不是由组织自主的教团性的独立建制来贯彻，而是与国家的官僚集团的结合来贯彻。晚清废科举以及政制的改革，儒家知识人宗教性的社会化和制度化的实在基础丧失了。为了维系传统儒家理念的宗教性，儒家知识人必须重新寻找社会化的基础。

一

“主义”建构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适应民族国家的建构要求而形成的文化理念体系。两种取得社会法权的“主义”建构的文化理念都蕴含着文化民族主义的要素，注重强调民族文化的特殊价值理念，尽管这一理念在汉语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一定程度上受到普遍主义因素的制约。重要的是这种制约产生出来的仍然是儒家的马克思主义宗教性及其国家伦理秩序。

两种“主义”建构接替儒家理念成为制度性的文化宗教时，延续了传统的宗教性知识人与国家官僚集团结合的形式，而且使宗教性知识人群体自身相当程度地分化为一个独立的阶层，在性质上已类似于教团性组织。现代中国具有社会法权的大政党均不是纯政治性的政党，而是有宗教承担的宗法性政党，它们提供对世界和人生的意义解释，规定国家伦理秩序的正当性，划定社会精神生活的方向。这样一来，政党伦理就会成为国家沦理。

以上的简要描述性分析，为我们考察近十五年来汉语知识界中文化宗教性的变化提供了一个框架。由于文化宗教性的承担者是知识人，我将主要关注知识精英的变化与汉语世界中国家伦理资源的关系。

[论文摘要]比较中西方伦理思想的发展，很多基本问题是相同的，对此的比较性研究，可以有助于认识及了解人类文明发生及演化的历史。考察自孔子和苏格拉底以来至二十世纪初两千多年中西方伦理思想的发展脉络，主要从古希腊伦理学与先秦儒学、基督教伦理学与宋明理学、西欧近代伦理思潮与明清启蒙思想三个方面进行比较研究。

[论文关键词]中国；西方；伦理思想；比较研究

中西方伦理思想的发展从先秦诸子百家、古希腊罗马时期至今，二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虽然对理想人生及生活的理解各有不同，但就发展脉络而言，很多基本特征是相同的。从源头、内容、过程、规律来看，这种比较性的研究，使我们对人类文明发生及演化的历史有更多的认识及了解。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些规律性现象，在伦理学的历史中也得到了生动的呈现，各自两千多年的时间跨度，正如孟子所说：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孟子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五百年一乱一治的历史循环圈是他英雄创造历史唯心史观的典型阐述，他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意思是说经过五百年必有圣君兴起，有命世之才脱颖而出，前者对国家政治生活而言，后者是对人类文明史而言，抛却这种历史循环论的糟粕不论，以五百年为一时间单位考察自孔子和苏格拉底以来至20世纪初2000多年中西方伦理思想的发展，采用中西方伦理思想发展的比较研究的方法无疑可以使我们对人类文明发生及演化的历史脉络看得更为清楚。

一、古希腊伦理学与先秦儒学之比较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发展脉络以儒学为主，因而表现出固定化倾向，正如董仲舒所言：道之大，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具体而言是“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内圣外王”的道德理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内容，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道德境界，可以说这种格局一以贯之，绵延千年，没有大的变动。中国伦理思想两千多年的发展，基本上都是在这样一个框架中展开。因此我们的中西方伦理思想发展比较是儒学与西方伦理思想的比较。

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西方哲学西方伦理学，追溯其源头，要从古希腊文明谈起，对西方伦理学发展贡献最大的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像西方文明源头三座比肩的高峰，巍然耸立。

摘要：和平原则的道德价值，主要表现在对生存原则的肯定、尊重和对不同社会形态、意识形态、文化背景、价值观念的包容。道德融入发展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人类最大限度地共享发展带来的丰硕成果的同时。能不断提高自身的文明程度和道德水准，以及促使世界各国谋求发展的目的和手段道德化。和平与共同发展原则不仅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同时也应成为国际关系伦理的基本原则。

关键词：和平发展道德意蕴

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两大主题。这既是一个被昨天的历史和今天的现实证明了的客观命题，也是一个被政治家和学者反复论证了的理论命题，又是一个被广大普通百姓亲身感受了的现实命题。和平与发展作为人类生存和社会繁荣的必要条件和客观需要，虽然已成为全人类的广泛共识，但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一切却无情地告诉我们，和平这一以人类现有的理性实现起来并不太难的目标，却总在自称是热爱和平的人类自己之间不断的相互残杀中，离我们非常遥远。饥饿、贫穷、无助与生存危机，这些以人类现有的聪明才智和当今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本应该远离我们的东西，却总在困扰着我们。“类和平”与“类发展”成为人类永远的关切。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除了现行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之外，还有一个内化在每个人心灵深处的东西——道德。笔者认为，和平与发展作为一个原则，所包含的道德涵义，在国际关系中所起的作用是值得研究的。

和平与发展是人类的共同追求，对于这一命题已不存疑问。作为人类文明延续的前提，它们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对于和平与发展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普通而善良的人们总是认为，和平与发展本应是一对孪生姊妹，和平既是人类自身生存的必要条件，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平与发展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和平的保障。如果说没有和平的发展难以实现的话，那么，没有发展的和平也同样难以维持。从这一角度看，和平与发展可以说是互为前提的。

但事实并非如此。古往今来，总有一些奉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大国，把实现自己的和平与发展建立在别国的战乱和贫穷的基础之上，以牺牲别国的和平与发展为代价。他们从极端利己主义的角度出发，客观上，为了自己发展所需的资源，他们不择手段，甚至不惜发动侵略战争来掠夺别国的资源；主观上，他们总是认为别国的繁荣与发展会对他们国家安全和利益构成现实或潜在的威胁。于是他们千方百计地破坏别国的稳定，控制、打压别国的发展。正如，美国国际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Hans．J．Morgen~au)在其《国际纵横策论》一书中所指出的：“国际政治可以界定为维护和增强本国强权、遏制或削弱他国强权的一种持续努力。"而从这一角度看，和平与发展又是互不相容的。

和平作为一种状态是就世界而言的，与之相对立的是战争和冲突，战争和冲突是和平最大的敌人。就整体而言，二者之间具有不相容性，战争破坏和平，和平拒绝战争。一些人从私有制理论、国家理论、社会制度理论和社会心理理论等角度分析了战争的起因和战争的不可避免性。有人认为，“私有制是战争的根源；人类要消灭战争，必须消灭私有制。”有人认为，“战争的根源是国家利益的冲突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不能用其他手段去解决。”有人认为，“战争是由于非民主的制度所致，”他们宣称民主国家之间没有战争。有人认为。“战争现象与人的本性和心理活动有关。”他们认为，“人本身存在着物质欲、权力欲、竞争欲、激动欲和虚荣心等欲望。

摘要：本文通过当代中国音乐文化发展道路的探索，针对中国音乐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对策，并将伦理学融入音乐文化的思考中，提出了不仅要树立中国音乐文化发展伦理的观念，还应该以此来指导音乐教育行为，从而真正实现中国音乐文化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音乐艺术音乐文化文化文化相对主义

在当下有关中国音乐文化与西方音乐文化是否具有可比性，中国音乐文化是否可走现代化发展道路等问题的争论中，“音乐文化”是一个被大家频繁使用的名词，但同时也是一个被误解，误用最多的概念。最为常见的误解之一就是将它的内涵等同于“音乐艺术”。在某些学者的言论中，“音乐艺术”与“音乐文化”常常被混为一谈，不加任何区分。于是便出现类似“音乐的现代化”，音乐价值的相对性等等一些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表述。

一、“音乐艺术”与“音乐文化”概念的提出

严格的讲，“音乐艺术”所指代的是一种特定的艺术形式，即由有组织的音乐所构成的听觉审美对象。对这种艺术形式的价值判断，尤其是审美价值的判断，无论是在不同的民族之间，还是在不同时代，不同流派之间，都难以形成一个划分高低优劣的统一标准，只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因此，在“音乐艺术”这个概念所限定的层面上，我们可以说：“音乐的价值是相对的”。

然而，“音乐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已远远超出了“音乐艺术”所限定的范围。音乐文化包含音乐艺术，但却并非指音乐艺术。“音乐文化是多种性质不同、形式不同、作用不同的音乐现象的综合物”，他所指代是一些特定的文化现象，这些现象与音乐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们也有着自身的特征、性质和作用。总之，“音乐文化”是一个大的概念，而“音乐艺术”是一个较小的概念，我们不能用小的概念来涵盖大的概念，我们必须懂得，我们探讨的是“音乐文化”这个概念属下的诸多文化现象，而不是某种艺术形式的审美属性和艺术品位。

摘要本文通过当代中国音乐文化发展道路的探索，针对中国音乐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对策，并将伦理学融入音乐文化的思考中，提出了不仅要树立中国音乐文化发展伦理的观念，还应该以此来指导音乐教育行为，从而真正实现中国音乐文化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音乐艺术音乐文化文化文化相对主义

在当下有关中国音乐文化与西方音乐文化是否具有可比性，中国音乐文化是否可走现代化发展道路等问题的争论中，“音乐文化”是一个被大家频繁使用的名词，但同时也是一个被误解，误用最多的概念。最为常见的误解之一就是将它的内涵等同于“音乐艺术”。在某些学者的言论中，“音乐艺术”与“音乐文化”常常被混为一谈，不加任何区分。于是便出现类似“音乐的现代化”，音乐价值的相对性等等一些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表述。

一、“音乐艺术”与“音乐文化”概念的提出

严格的讲，“音乐艺术”所指代的是一种特定的艺术形式，即由有组织的音乐所构成的听觉审美对象。对这种艺术形式的价值判断，尤其是审美价值的判断，无论是在不同的民族之间，还是在不同时代，不同流派之间，都难以形成一个划分高低优劣的统一标准，只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因此，在“音乐艺术”这个概念所限定的层面上，我们可以说：“音乐的价值是相对的”。

然而，“音乐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已远远超出了“音乐艺术”所限定的范围。音乐文化包含音乐艺术，但却并非指音乐艺术。“音乐文化是多种性质不同、形式不同、作用不同的音乐现象的综合物”，他所指代是一些特定的文化现象，这些现象与音乐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们也有着自身的特征、性质和作用。总之，“音乐文化”是一个大的概念，而“音乐艺术”是一个较小的概念，我们不能用小的概念来涵盖大的概念，我们必须懂得，我们探讨的是“音乐文化”这个概念属下的诸多文化现象，而不是某种艺术形式的审美属性和艺术品位。

摘要：伴随着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胜利，我国进入后疫情时代，各行各业均开始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项工作进行复盘，本文从总结主流媒体在新冠肺炎疫情报道方面取得的重要成果出发，对媒体融合发展如何做好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报道和应对做出几点思考。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媒体融合发展；主流媒体

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国，给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严峻考验，而经过两年的全党全民抗疫，如今疫情防控工作已进入下半场，各行各业开始重新布局。2020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推进媒体融合发展的总体要求和目标方向。到今天，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持续了两年有余，综合审视本次新冠肺炎阻击战中的媒体所扮演的角色和媒体融合发展的进程，进行一定的反思十分必要。

一、内容创优，形式创新，主流媒体用实践诠释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使命

2020年11月，2020年中国新媒体大会“内容创新创优”分论坛上，中国记协新媒体专业委员会发布了“2020中国新媒体战‘疫’十大精品案例”，人民网的《武汉日记——人民网前方报道团队武汉采访实录》、新华社的纪录片《英雄之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系列时政微视频《总书记指挥这场人民战争》《现代快报》的《6小时跟拍，实录武汉重症病房的“我和你”》等作品进入榜单。综合分析这些新媒体报道成果，不难发现主流媒体在官方数据库优先获取独家新闻素材和媒体权威性等方面具备一定的优势，这为主流媒体进行新媒体端的内容创优创新奠定了基础。主流媒体在报道抗击非典、汶川大地震等新闻事件时积累的丰富经验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得到充分显现，这让主流媒体在新媒体端的报道导向更为明确，基调更为稳重。[1]

二、正确价值导向，保证权威发布，莫让新媒体丢了新闻伦理

摘要：公共政策是为公共所作的政策安排，公共政策必须体现公共性、公正性、合法性的伦理诉求。公共政策必须从公共利益出发，为公共利益而作。公共利益的诉求体现了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公正性、合法性，因而是公共政策伦理精神的基础。

关键词：公共利益；公共政策；公共性；合法性；公正性

公共政策是政府或者公共权威为处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实现公共管理而制定和实施的公共行为规范、行为准则和活动策略的总和。正如日本学者药师寺泰藏所说：“‘公共政策’的意思与其字面意思相同，即为‘公共’而制定的政策。”公共政策是公共权威主体，为了公共目标，利用公共权力所制定与实施的总体性的策略选择，公共政策必须具有公共性。作为政治系统输出的主要内容，公共政策又是一种权威的价值分配，它具有极强的公共权威性的普遍的社会影响力，具有强制性、导向性、管理性、调控性与分配性的功能。公共政策凭借着公共权力的使用，对社会资源与价值进行配制，而且要求社会成员服从其利益选择与利益分配。政治权力的使用必须证明其正当性，这是民主社会对政治权力使用的伦理要求。公共政策是政治权力使用的主要方面，与其他方面的政治权力运用一样，这种强制性必须获得人民的赞同，经过合法性的检验，否则就不合民主政治的要求。因而公共政策又必须具有合法性。所以，民主社会公共政策应当具有公共性与合法性的伦理精神，正是这两种伦理精神才彰显出公共政策的民主性。

一、公共政策应有的伦理精神

“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研究的逻辑起点，公共政策所以是公共政策，就因公共性而成为公共的政策。对于公共政策公共性的概念分析，研究者们进行了很多的阐述，这些阐述也极有建树。在此我们试图从伦理精神的角度对公共政策的公共性进行说明。作为伦理精神的公共政策的公共性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首先，公共政策是对公共生活需要的回应。公共政策是公共权力主体所作出的政治性的抉择，但是这种抉择并不是随意而作出的，而是政府对公共问题的自觉回应。所谓问题就是主体对客体的期望与现实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才导致了主体的不满，因此想努力对其进行改造。一个社会存在很多问题，社会公众也有不同的需要，这些需要都希望得到满足。但不是所有问题都可以进入公共政策议程，必须通过政府政策进行解决。公共政策只局限于，而且应当局限于公共问题的解决。“当问题超出了当事人，其影响波及到不直接相关群体时，问题就转化为公共问题。”公共政策是公共权力机构所作出的，而公共权力机构活动应当限制在其正当的范围之内。对于只涉及到个体或相对较小范围内的组织的问题，公共权力是不应当通过政策的方式解决，否则就是越权，影响社会自治，而对于那些影响公共生活应当由公共权力通过政策方式进行解决的问题，如果不通过政策的途径加以解决，那么政府就是缺乏回应性，是无能的政府。“公共政策制定中最为致命的错误就是为解决一个错误的问题进行决策。”公共政策自开始就立足于公共生活，立足于回应公众的要求。对公共生活的回应决定了公共政策的基本属性，也是其公共性之伦理精神的根源。正如有学者所说，“政策绝不能仅仅理解成官方声称的目标，而且还包括广阔范围内的所有参与者之间被模式化了的行为方式，这样人们才能够了解将要发生的事情。”公共政策是对行为方式的建构，任何一项公共政策不仅建构了公共问题，建构了政府与公众的关系，而且建构了在公共问题中参与政策的各方的权利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