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历程范文10篇

【内容提要】政治学在中国恢复至今已近20年。在这20里，中国政治学在与中国政治发展的相互作用中相得益彰。发展至今，经历了恢复学科、转化范式、确定价值和发展学术这四个时期，其研究主要涉及到十二大主题。政治学发展对中国政治发展的贡献是一种复合性的和内在性的贡献。事实证明，中国政治发展不能没有政治学的贡献和支持。中国政治学这20年的发展经验，对其未来发展有积极的启示和意义。

【关键词】政治学政治发展中国

如果以邓小平于1979年提出政治学要补课为标志，中国政治学恢复至今，已发展了近20年。（注：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到这个问题。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0页。）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实际历史不是20年，而是半个多世纪，甚至可能更长些。（注：北京大学的前身，即京师大学堂，于1902年率先开设了政治学课程。辛亥革命后，国内各著名大学相继成立政治学专业或政治学系。1932年9月1日，全国性的政治学会“中国政治学会”在南京成立。）然而，这段历史不是完全连续的，而是断断续续的，充分映照出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曲折历程。中国的历史表明：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曲折历程与中国政治发展的阶段性和曲折性有关；而改革开放前中国政治发展所经历的挫折以及所付出的代价，在一定程度上则与中国政治学曾经被严重忽视有关。与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整个历史相比，这20年的发展要顺利许多。

20年前，长期被搁置的中国政治学在变革时代的呼唤中重新恢复，因此，中国政治学从其恢复的那一刻起，就与改革开放中的中国政治发展形成了密切的关系：20年的中国政治学发展得益于20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和政治民主化进程；而20年的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又从中国政治学发展中得到重要的推动力量。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大潮表明：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需要政治学发展，而中国社会变革和发展所展现出的蓬勃景象，则一定会给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带来新的春天。

20年，对一门学科的发展历史来说，不算长，但对一门学科从恢复到发展，并逐步走向兴旺来说，却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20年对未来的中国政治学发展会形成深远的影响。因此，总结这一段发展，对思考和设计中国政治学的跨世纪发展是十分有益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一、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历程

一、引言

菲律宾，是一个典型的受文明中心辐射和影响的“边缘文化”地带，也是世界各主要文化的交汇地带。其儿童文学虽然受外来影响较多，但并不缺乏本土文化的独特魅力。特别是一年一度的巴兰卡（TheCarlosPalancaMemorialAward）文学奖，获奖作品代表着菲律宾写作的最高水平，成为学者研究所关注的对象。近年来其影响远远超出国界而受到全世界的关注，成为菲律宾社会文化中的一朵奇葩。2012年6月14日将在美国举行的第39届国际儿童文学年会，把会议主题定为菲律宾儿童文学与发展。拥有“人类学博物馆”著称的菲律宾因文化的多样性让其儿童文学的研究成为东南亚现代儿童文化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块。

二、菲律宾儿童文学发展简史

菲律宾在漫长的文化发展中受到了东西方多种外来文化的影响，印度文化、中国文化、阿拉伯文化、西班牙文化和美国文化等都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对菲律宾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并与本土文化撞击和融合，形成了色彩绚丽的菲律宾文化。（史阳，2011）可以说，菲律宾儿童文学的发展是外来文化传入和本土文化演化的结晶。菲律宾儿童文学作为一门正式的学术流派出现，时间并不长。

（一）西班牙殖民统治前后

早期的儿童文学，散见于当地口头流传的民间文学，如神话、寓言、传说、童谣、歌曲、史诗中。16世纪，西班牙殖民者征服了菲律宾。在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菲律宾的本土文化被根本否定，凡是威胁到西班牙殖民统治的书籍和著作都要烧毁，“caton”或“cartilla”①成为菲律宾当地儿童的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儿童书籍。Cartilla是一本教授孩子识读拉丁字母的书，上面印有一些宣传基督教义的诗歌和用于“五月花节”②时献给圣母玛丽亚的唱赞歌。

【摘要】目的理清我国护理学科发展历程，划分我国护理学科发展阶段，总结学科各个发展阶段的主要标志研究进展。方法根据查阅历史资料、文献资料，采用综合分析的方法、专家访谈法回顾我国护理学科的发展历程。结果我国护理学科的发展历程分为产生萌芽期、建立形成期、蓬勃发展期和巩固提高期四个阶段。结论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护理学科的支持力度，护理同仁要关注护理学科前沿问题，形成重点专科研究方向和明确发展定位，提倡护理学科与各学科间协作，重视护理科研成果的转化，不断推动护理学科的可持续性发展。

【关键词】护理学科；发展历程；护理史；护理教育；中华护理学会；中华护理杂志

护理学科的发展是推动我国护理事业乃至医学事业进步的内部动因，具有重要作用。护理是19世纪末从西方传入中国，距今已有130多年的历史，我国护理学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到今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一级学科定位、逐渐壮大的学科队伍、日趋完善的学科体系、成效显著的科研成果、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强等，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大量的护理专门人才，为国家卫生事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护理学定位一级学科，为护理学科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1]。

1我国护理学科发展历史的研究现状

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整理，专门介绍我国的护理学科发展历史的专著和论文极少，在一些介绍我国护理学发展史的专著和论文中对护理学科发展历程作以有限的介绍[2-3]。与护理学科发展历程相关的研究仅有2009年刘慧玲的硕士课题《中美护理学科建制化过程比较研究》及其相关论文[4]。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是关于护理二级学科发展历程的研究，如2007年王玲发表的《老年护理学科的发展历程与引发的思考》[5]、2015年朱秀等人发表的《中国近现代助产专业政策发展历程研究》[6]、2018年邹圣强等人发表的《灾难护理学科教进展》[7]等，系整个护理学科发展历程的分支或碎片化研究，未形成系统化的研究成果。其他关于护理学科的研究多集中在学科体系的构建和学科建设方面。截至目前，对我国护理学科发展历程系统的、完善的研究尚未报道。

2我国护理学科的发展历程

摘要：民族音乐学是隶属于音乐的一门理论学科，是对民族音乐的总结和研究，更是社会学的边缘学科。本文对民族音乐学的发展历程与现状进行深入探讨，以供读者参考。

关键词：民族音乐学；发展历程；发展现状

民族音乐学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经过不断创新与发展，其内涵逐步丰富起来。对民族音乐学的发展历程与现状这一课题展开探讨与分析，将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民族音乐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形成与发展

民族音乐学在世界范围内最早是以“比较音乐学”为名出现在音乐论坛的，“比较音乐学”的诞生与发展无法脱离大约在18世纪中叶欧洲殖民主义的兴起和扩张的时代背景。根据“比较音乐学”的字面含义，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比较研究的理论方法。作为一种以学科研究为基本手段的音乐理论，在奥地利人拉赫直接用《比较音乐学》作为他的书目后，比较音乐学就成为了音乐理论研究学术界的重点研究对象，音乐理论研究者们开始极力把这些传统的、不为欧洲人鲜见的音乐文化模式公诸于众。我们不得不承认，无论是音乐，还是音乐学，它们的发展都是在别的学科带动下进行的，如西方城市艺术的音乐，就是步美术、文学后尘，在古典派、浪漫派、印象派的带动下产生的；而在学术研究方面，历史学、比教学、民族学等学科的发展都深深地影响和引导着与之相对应的音乐学的发展。在学科的深入发展与推动作用下，音乐理论研究学者纷纷参与到音乐学的研究工作中，“比较音乐学”的研究环境和立场都开始出现了变化和扩展，乃至其所研究的方向和对象也出现了扩大和性质的变化。在此影响下，“比较音乐学”在没有进行更多比较的情况下开始隐退，取而代之的是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

二、民族音乐学发展现状

【摘要】文章以分析东莞服装的发展历程与品牌营销的运作模式为出发点，从品牌营销的角度开拓思路，提出了相关经营服装品牌的几项策略。

【关键词】东莞服装企业；品牌营销；品牌文化

东莞是全国乃至全球的服装生产基地之一,中国入世后，中国服装品牌面临国际与国内强大的市场竞争压力，如何迎接双重挑战，是摆在东莞服装面前的现实问题。

一、东莞服装业的发展历程

由于历史原因，建国后，我国的服装企业经历了风风雨雨的半个世纪。而东莞作为全国最早期发展起来的服装名城，东莞服装的发展大致分为3个阶段。1.计划经济时期。服装企业自主权不大，产供销靠上级部门的统一计划与分配，服装行业没有形成活跃的市场，人们的穿着欲求被压抑到最低限度,企业根本不存在品牌的概念；2.市场经济初级时期。改革开放初始阶段，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东莞服装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东莞很多服装企业就在这时奠定了以后成为中国著名服装生产基地的基础。其实东莞个别镇区已经形成初步的地域性、集群性的服装生产企业群；3.完全市场经济时期。尤其到90年代，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服装市场化程度增高。面对全球化的发展，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服装名城，东莞的定位是打造世界加工厂，服装企业也成为了当时东莞发展各大行业中的一个，品牌设计型与外贸加工型两种经营模式开始形成。

随着东莞经济的强势发展，企业强烈呼唤品牌。中国一些地区的民营企业开始力图以一个群体形象出现在中国的经济舞台上，比如“台商”、“港商”、“温商”、“苏商”等，东莞商人也不例外。2004年，东莞虎门民营企业抱团出击CHIC中国服装服饰博览会，12家企业、13个品牌一举拿下本届服博会黄金展馆1号馆2楼的120多个展位，总展位数占广东省展位的1/3，这是虎门镇第三次组团参加北京国际服博会，且为历次参展规模之最。

【摘要】反腐倡廉是我党常抓不懈的重要问题，从建国以后到十八大以来，我国历经了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制度反腐和体系反腐时期，每一时期都是对以往经验的深化和总结，在长期的反腐败斗争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其发展历程也带给我们重要启示:坚持群众路线是我党取得反腐败斗争胜利的根本法宝;预防为主、惩治为辅是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一以贯之的价值取向。

【关键词】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发展历程；启示

一、引言

腐败在广义上是指整个政治制度或政治治理的全面败坏，在狭义上是指公职人员出于私人目的而非法滥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行为。[1]这一举世难题是伴随人类社会的一种痼疾，同时也是对于中国的国家和民族命运来说“生死攸关”的重大挑战，故而反腐败不仅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而且具有现实的紧迫性。对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深入研究一方面可以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的相关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现代实践的生动阐释，为世界范围内反腐败问题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参照。

二、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发展历程

中国的反腐倡廉道路概括而言，从建国初期到时期以运动反腐为主要形式，而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基本以权力反腐为主，到十四大以后则主要采取制度反腐的模式，十八大以来最终形成了体系反腐。1、运动反腐。运动反腐来源于革命战争时期的“整风运动”，是在“计划体制下形成的、带有强烈‘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色彩的一种反腐模式”。[2]建国以后，党内外相当一部分人员放松了思想警惕，享乐主义思想蔓延，封建制度的遗毒尚未祛除，加上各种规章制度还不完善，贪污、浪费等现象十分严重，由此，运动反腐的浪潮掀起。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建国初期之所以采取以群众力量为主的运动反腐形式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党内主要领导集体延续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工作思路，认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离不开“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其次，建国初期，我国采取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运动反腐之所以能在群众中展开，是因为强有力的社会动员机制能够做到对人民群众的有效发动。最后，建国初期各项制度法规不健全，党内干部受教育程度较低，反腐资源不足。运动反腐初步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重在群众参与，充分发挥群众、社会监督的优势，有利于净化社会风气，在全社会形成反腐倡廉的良好氛围。但掩盖在腐败现象下的一些社会更深层的问题未得到解决，而且随着运动反腐不断推进，阶级斗争不断扩大，最终引起国家的反腐系统崩溃。2、权力反腐。权力反腐是以权力为主导，通过施加强制性行政命令来消除和治理腐败的反腐模式。改革开放后，干部的作风问题突出，贪污受贿现象严重。由于权力的异化和监督不力造成了腐败大量滋生，此时“权力反腐”应运而生。国家公职人员掌握着公共权力，在此权力行使的过程中，公共权力在某些情况下会变成满足个人私欲的工具，最终导致腐败。因此，如何扼制权力、使其能够规范使用尤为重要，推行以行政性权力为主导的监督与制约机制是一种成本相对较低且收效较快的做法。例如，1982年开展打击经济领域中的严重犯罪活动，这对于改革开放之初市场经济对高度集中的行政调控体制所产生的巨大冲击起到了良好的缓和作用。1993年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败战略框架，自此以来，权力更是在严惩腐败过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总体来看，这一时期权力反腐使反腐败工作的进行更加便捷、灵敏、高效率，但从本质上来说，“任何一种腐败行为都是一种将权力作为资本加以运用，即加以使用、消耗、积累、增值的过程”。故而，改革开放后该反腐模式逐渐暴露出它的局限性，例如领导权力的推动带有强烈的个人意志和不稳定性，其自身的变质也会导致腐败的产生。3、制度反腐。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需求促使反腐模式要超越自上而下的人治式反腐以及时严时松的运动反腐等形式，将行政效率与法律制度紧密挂钩，从而进入以制度建设为核心、约束与疏导相结合的反腐败模式。制度反腐的核心在于通过构建完善的制度体系，将权力运行机制透明化、法治化，摒除传统社会遗留的一些畸形贪腐文化的影响，将廉洁和高效有机结合起来，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例如，十四大以来，提出加快法制建设，依法治国、治腐的战略方针，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方式提供了创造性解决方案。十六大则明确提出了反腐败要“创新体制”等一系列重要论断。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大量关于惩治腐败的重要法规相继出台，其数量快速增长，这就标志着我国进入了全面制度反腐的建设与发展时期。相较于前述的运动反腐和权力反腐模式而言，制度反腐适应了新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这对于保持国家的政治稳定和长治久安是颇有助益的。然而，制度反腐在推进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反腐败制度的制定是对腐败形态的一种预判，但在社会变迁程度逐渐加大、腐败总体趋势更为复杂多样的情况下，制度建设不仅可能滞后，且因难以做到科学、系统而存在大量的漏洞。4、体系反腐。体系反腐是通过建立健全惩防并举的反腐败体系进而实现“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模式。[3]我国在进入21世纪后腐败主体多元化和集团化、腐败形态多样化和广泛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在此情况下通过多种途径立体化、全方位地开展反腐败斗争势在必行。总体而言，这种体系反腐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廉政文化建设、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两个方面。在廉政文化建设方面，近年来一系列面向全体党员的党内教育活动旨在从思想、信仰、知识以及行为规范等基础性方面增强全党的拒腐防变能力，同时也通过党员的先锋带头作用为全社会营造一种良好的廉洁文化。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被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全、最严党纪；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两个文件《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标志着我党在反腐倡廉和党的建设上开始重视运用法规条例的方式进行全面整治的转变。由此可见，体系反腐综合了前述三种发展阶段各自的优点，不仅从根本上稳固和强化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优化了国家治理的能力，而且也激发了社会力量参与反腐斗争的热情，反腐主体更具多元化（从普通群众到专门机构都渐渐成为反腐主要力量）、反腐手段更具多元性（包括反腐倡廉的思想教育、监督巡视、制度建设、运用网络自媒体揭发举报等都成为反腐的手段）、反腐的制度体系也更加全面系统。

中国的电影剧作诞生在1913年，到20世纪结束已有长达87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电影剧作始终适应着不同时代政治、经济的发展和电影创作与生产流通之需要，在变革中不断拓展，在起伏中曲折前进，在实践中逐步提高。87年来，中国电影文学创作已经走过了一条从不完善到逐渐完善、从粗疏到精致、从幼稚到成熟的发展历程。探讨电影文学创作的发展历程也就是探讨电影剧作的文学发展历程。一般来讲，“电影文学”是电影文学剧本的简称，是指那种可以在书刊上发表供人阅读的电影剧本，是指未来电影的文学剧本。本篇所论述的电影文学，也主要指电影文学剧本;而且囿于篇幅，专指大陆故事片剧本，不包括其他片种的剧本。20世纪中国电影文学的发展，始终见证着时代前进的激越变迁和民族自强的风雨历程。我们大致从以下六个时段来加以考察，借此勾画出一个粗略的轮廓。

一、1913—1931:文明戏和鸳鸯蝴蝶派影响下的电影文学［1］

20世纪初叶，中国电影还处于草创时期的摸索阶段。1913年，郑正秋编剧的《难夫难妻》(又名《洞房花烛》)，成为中国故事片的开端。这部专为拍摄而编写的电影“剧本”，尽管它还比较简略，是“本事”、“幕表”式的，但中国电影剧作正由此发轫。所谓“本事”，是用一种概述的方式说明剧情，有情节，有动作，并具有一定的可视性。所谓“幕表”，是模仿戏剧创作中流行的“幕表法”创作出来的电影剧本形式。它将电影故事梗概按照1、幕数(即场数)，2、场景(内外景)，3、登场人数，4、主要情节这四项进行细化加工而成。虽然比较简单粗陋，但却在中国电影沿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我国初期影片的制作除表现出与戏曲的浓重情缘外(中国第一部电影就是1905年拍摄的戏曲片断《定军山》)，它还和文明戏结下了深交。“文明戏”，又叫文明新戏。早期的演出剧目多半以赞美江湖豪侠、自由婚姻或针砭时弊、惩恶扬善等为内容，“文明”二字则是热情的观众赠予的美称，表示“进步或先进”的意思。当时著名剧团有春秋社、新民社、民鸣社等，后两家的主要成员如郑正秋、张石川等都是中国早期电影的开拓者，而电影演员也几乎全部来自于文明戏舞台。中国电影剧作的最初形态，便受到文明戏的培植，承袭了文明新戏的艺术特质。如《难夫难妻》所表现的针砭潮州婚俗的故事、舞台记录式的创作方法;《黑籍冤魂》直接改编自当时红极一时、盛演不衰的同名时事文明戏。至1917和1918两年，文明戏已趋于衰败。

对中国早期电影剧作的基本面貌，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曾做过统计分析:“从1921年到1931年这一时期内，中国各影片公司拍摄了共约650部故事片，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由鸳鸯蝴蝶派文人参加制作的，影片的内容也多为鸳鸯蝴蝶派文学的翻版。”［2］(P56)鸳鸯蝴蝶派是20世纪初叶出现于上海的文学流派，初以言情小说为主，后来还发表黑幕、武侠、侦探小说。其主要作者参与电影创作，当然首先是编写电影剧本。这些通常以“本事”加“字幕”形式出现的“电影剧本”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属于原创，如《可怜的闺女》、《多情的女伶》;另一类改编自鸳鸯蝴蝶派作家自己的小说，如《玉梨魂》、《啼笑因缘》;还有一类则是对外国文学作品的改编，如《空谷兰》、《梅花落》。擅于讲故事的鸳鸯蝴蝶派文人电影迅速得到了广大观众的接受和认同，并成为20年代中国电影剧作的主流。1913—1920年间，中国电影以短片为主，其剧作大多取材于文明戏或深受文明戏影响。1921—1931年间，电影剧作较多受到鸳鸯蝴蝶派影响，且以长片为主。后10年中国电影迎来了最初的商业浪潮，各类专业创作者的加入令电影作品充满了中国式的情怀，特别是洪深等海归文人进入电影界，也使得电影剧作带有了全新的特质。

20年代还形成了电影剧作“旧派”与“新派”不同风格的两大流派，呈现出一个多姿多彩又良莠混杂的局面。郑正秋的《劳工之爱情》和《孤儿救祖记》、洪深的《申屠氏》、包天笑的《空谷兰》、欧阳予倩的《天涯歌女》，无疑是这一时期的优秀之作。电影的题材和类型也大大丰富起来，“先后出现过趣剧片、家庭伦理片、时装言情片、古装传奇片、武侠神怪片等等热门题材的次第更替。”探索与盲从交织，商业与良心相持，电影剧作以进两步退一步的蹒跚脚步来到了时代风云突变的十字路口。［3］(P178)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1925年之后的电影文学也还是在发展之中。鲁勒、程景楷、伍铁林曾这样概括其“发展的特点:一是故事情节更加完整;二是描绘动作更加具体化;三是对白本自己成为电影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四是将以景划分镜头变为若干镜头组成的场景;五是描写具有较强的文学性。”［4］

二、1932—1949:苏联蒙太奇电影和美国好莱坞类型片影响下的电影文学

摘要:民族音乐学是音乐学中一门理论学科，其前身是“比较音乐学”。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分析学者的研究结论，本文认为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可分为萌芽期、储备期和发展期三个阶段。其中萌芽期为1920—1949年，受比较音乐学“东欧学派”的影响，民间音乐研究主要聚焦于民间音乐的曲调形态研究方面;储备期为1950—1979年，为后来民族音乐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人才储备、理论储备和实践储备，锻炼和培养出来一批学风严谨、理论扎实、躬行实践的音乐研究专业人才;发展期为1980年以后，我国音乐研究已经呈现了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民族音乐学已成为一门实践性、实证性、理论性的应用型学科。

关键词:民族音乐学;发展;历程;萌芽期;储备期;发展期

民族音乐学是音乐学中一门理论学科，其前身是“比较音乐学”。18世纪中叶随着欧洲殖民主义的兴起和扩张，出于对非洲、欧洲文化(包括音乐)的猎奇以及对“外文化”资料的攫取，“比较音乐学”应运而生。1885年英国人亚历山大•约翰•埃利斯发表了《论诸民族的音阶》，一般认为是民族音乐学的发端;1955年美国成立了“民族音乐学学会”。民族音乐学发展端于欧洲，盛行于美国。民族音乐学译著于20世纪70年代在中国首次出现，1980年6月在南京艺术学院首次以“民族音乐学”命名召开了“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此后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此学科。民族音乐学在世界范围的历史都比较短暂，中国很多音乐理论家撰写了很多关于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关于发展阶段目前有几种主要的代表性的描述。如伍国栋［1］先生将中国的民族音乐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曲调音乐理论研究、民族音乐理论研究、学科理论研究三个阶段;张君仁［2］教授又将其分为比较音乐学、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民族音乐学(以1980年为界点)四个发展时期;杜亚雄［3］先生则以1980年为界，认为中国的民族音乐学总体经历了比较音乐学和民族音乐学两个阶段;还有一些学者在撰文时没有明确分时间界限，对整个发展过程进行了“历时性”的描述［3－4］。无论哪一种论述，都无一争论地把王光祈先生作为我国民族音乐学的先驱。综合学者观点，笔者还认为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从发端至今，可分为萌芽期、储备期和发展期个发展阶段。

一、中国民族音乐学的萌芽期

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萌芽期为1920—1949年。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学者王光祈先生在柏林大学师从当时著名的比较音乐学大师霍恩柏斯特尔专攻音乐学，受导师影响较深，他在1924年出版了《东西乐制之研究》，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中西乐制、调式和乐谱异同的比较音乐学著作。1925年撰写了《东方民族之音乐》一书向国人介绍比较音乐学，他在此书序言中写道:“我希望此书出版后，能引起一部分中国同志去研究‘比较音乐学’的兴趣。”在这部音乐学著作中，王光祈先生运用比较音乐学的方法和理论，将世界音乐宏观概括地分为“中国乐系”(五声体系)、“希腊乐系”(七声体系)、“波斯阿拉伯乐系”(四分之三音体系)三大“乐系”，从而深化、普及了“世界乐系”的理论。王光祈［5］的这两部著作被普遍认为是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比较音乐学学科兴起的开端。然而，遗憾的是王光祈先生还没回国推广发展此学说就客死他乡，导致他宣扬的比较音乐学在他去世四十多年后才被音乐学界认知、关注、讨论和评价。因此，有学者认为比较音乐学到此就已经中断，与后来的民族音乐学没有关联，这种论断是不科学的。1930年人类学家凌纯声和商章孙先生的民族志《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中，详尽描述了祭祀神鼓的形制、功能，同时还联系其他民族的相同类型的神鼓进行了比较研究;1938年人类学家刘咸亦发表的文章《海南黎人口琴之研究》，将海南黎族口琴的演奏、功能与其他民族口琴进行了系统的比较研究。尽管因为时局动荡未能为该学科提供良好的人文环境，但这个时期可认为是我国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发端。1939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了“民歌研究会”，是我国音乐界第一个建立的具有民族音乐学性质的学术研究协会。协会1946年出版了《民间音乐论文集》，其中协会会长吕骥撰写的《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全面系统地归纳了民间音乐研究的目的、原则、方法、范围等，为中国音乐学家最早发表的全面阐述“民间音乐研究”学科理论建设的代表性文献，对建国后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理论的建设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还产生了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如《民族音乐》、《新音乐》等杂志的创刊，并用一定的版面发表了很多优秀的论文，如吕骥的《民歌的节拍形式》、冼星海的《民歌与中国新音乐》、张鲁等人的《怎样收集民间音乐》、天风的《绥远民歌研究》、秦波等人的《秦腔音乐》等等。受比较音乐学“东欧学派”的影响，中国这一时期的民间音乐研究主要聚焦于民间音乐的曲调形态研究方面。

二、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储备期

一、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

许檀、经君健的《明清时期山东生产资料市场初探》一文以山东集市交易为中心，考察在市场上的棉花、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的销售情况。生产资料市场的出现，表明市场由纯消费型向生产型的转变。近代农业等生产技术的改良，使得提供给市场的商品增多，在这方面投入精力较多的是庄维民。而他的《论近代山东的市场经济》总结了自明清到近代，市场系统经历了封闭、流向单一到半传统半开放的发展过程。除省内市场外，与山东相关的省外市场和对外贸易市场被学者关注。赵树廷在说明海洋贸易对清代山东沿海地区的重要影响时，将对外贸易的兴盛表现总结为形成莱阳(后来为烟台)、胶州(后为青岛)为中心的外贸港口体系、直接对外贸易范围的扩大，贸易规模明显增长等方面。庄维民的《贸易依存度与间接腹地:近代上海与华北腹地市场》利用直接腹地与间接腹地，提及口岸与腹地间经济互动所形成的区域市场网络。同时不同腹地间的交叉重叠，腹地间的竞争，促进了新的商路、贸易和商人资本流动的新格局。

二、商品流通的勃兴与商人队伍的壮大

(一)运河与铁路沿线经济的发展

大运河流经山东西部，关于运河研究的综述类文章，王云和胡梦飞进行了总结，内容不再赘述。除运河、海运外，贯穿山东的津浦铁路和胶济铁路，成为深入山东腹地新的交通线。两条铁路在山东境内形成“十”字交叉，所经地区有如济南、青岛的经济大市，也有如淄博、兖州的矿产大区，还有如泰安的旅游城市。最初的铁路修建与外国侵略有关，但它们的存在也客观上加快了货物和人员的地区性流动。以津浦线为例，1915年其运输货物为1345461吨，载客旅客为1271140人次，1934年货运为3921460吨，客运3083520人次，在这近二十年的时间里，虽两项数据的起伏较大，但基本上处于稳步上升的态势。江沛的《中国近代铁路史研究综述及展望:1979－2009》一文对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的近代铁路发展史有了很好的总结，近年来南开中国近现代史专业成为对晚清民初的华北区域的铁路和港口建设的重镇，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在城市史方面，相对于青岛这一陆海枢纽城市，济南城市商业的专门性研究较少。除档案、《济南文史资料选辑》类的资料集、《济南史话》类的通俗读物外，创作始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鲍德威的《中国的城市变迁:1890－1949年山东济南的政治与发展》一书将明清时期山东府治所在地济南为研究中心，探讨了其在成为华北地区铁路枢纽后，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相对好地结合的现代化历史过程。而王琨《民国时期济南同业公会研究(1929－1948)》探讨了在二十年时间里，同业公会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王瑞琪的《近代济南开埠与城市转型———以商埠区为中心》对开埠后商埠区经济空间和公共空间的变化进行深入分析。开埠与铁路，成为济南城市现代化发展及商品流通种类、速度、方式等改变的重要原因。

(二)商帮和商人的发展壮大

摘要：本文针对我国中央银行十几年来开展公开市场业务的实际情况，根据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的力度和实际效果，就其发展历程进行了阶段性划分，从而探索公开市场业务运行的一般规律，预测未来公开市场业务的发展方向，充分发挥公开市场业务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作用。

关键词：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发展历程；趋势分析

所谓公开市场业务是指中央银行利用公开市场与证券持有人进行证券买卖，吞吐基础货币，调节货币供应量以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政策工具。公开市场业务作为中央银行市场化的货币政策调控工具，已在美国、德国、法国、英国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得到广泛使用，成为各国中央银行经常使用、灵活有效地调节市场货币供应量的重要工具。20世纪80年代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也纷纷运用这一工具来调节货币供应量。而我国中央银行将公开市场业务作为货币政策工具则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历经十几年的发展，仍处于不断探索和完善中。本文针对我国中央银行十几年来特别是2006年以来开展公开市场业务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的力度和实际效果，将公开市场业务的发展历程进行阶段性分析，目的是为了探索公开市场业务运行的一般规律，预测其未来的发展方向，为中央银行进一步发挥公开市场业务的作用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我国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的发展历程

1.公开市场业务的启动与恢复期(1994~1998年)

1994年我国成功实施了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和人民币汇率并轨，实行了银行结售汇制度，建立了银行间外汇市场，中央银行为了稳定人民币汇率，于1994年3月启动了外汇公开市场操作。1996年4月又启动了买卖短期国债的公开市场业务。当时交易对象只有14家商业银行，交易工具只有财政部当年发行的短期国债，交易品种只有正回购一个，交易方式非常单一，每次的招标数量很少，只有1～2亿元的规模。1997年因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公开市场业务基本上停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