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困难范文10篇

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以来，县乡财政收入持续增长，财政保障能力不断提高。但由于经济发展不均衡、财政供养人员增长过快、财力调节不到位等原因，部分县乡财政较为困难，集中表现为欠发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工资现象不同程度存在、公用经费保障水平较低等。

为缓解县乡财政困难，促进地区协调发展，年中央财政出台了以缓解县乡财政困难为目标的“三奖一补”激励约束机制，预计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基本缓解县乡财政困难。

-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三奖一补”资金1163亿元，其中年438亿元，加上地方安排的奖补资金和县乡政府组织的税收收入增量等，县级财力水平明显改善，县级财政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逐年稳步提高，县乡财政保障能力明显增强，地方政府发展粮油生产的积极性得到保护，财政供养人员过快增长势头得到遏制，精简机构的步伐明显加快，县乡财政困难基本得到解决，县乡财政运行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保吃饭，保运转”，转变为如何促进民生、促进发展、履行公共支出责任。

虽然缓解县乡财政困难工作已取得较大进展，但由于省以下财力不均衡的问题仍较为突出，与县乡政府支出责任相匹配的财力保障机制尚未建立，部分县（市）财政仍处于紧运行状态，重点支出保障水平不高，县乡财政良性循环的基础较为薄弱。

按照党的大完善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增强基层政权提供公共服务能力的要求，中央财政将进一步完善激励约束机制，研究建立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切实巩固缓解县乡财政困难成果，构筑县乡财政良性运行的制度保障。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20世纪80年代，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全面铺开，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民由原来的合作医疗群体变成了自费医疗群体，农民看不起病、看病难的问题日益突出，农民的医疗保障问题再次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国家开始逐步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之后，农民医疗负担有所减轻，看病就医率有所提高，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状况有所缓解，广大参合农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在其运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如何解决新制度运行中出现的瓶颈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了。中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发展面临的困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没有形成稳定的筹资增长机制

筹资困难，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能力不强。根据规定的合作医疗标准，2006年在政府提高补助标准后，新农合的人均筹资也只有50元，与城镇职工医保人均筹资1000元的标准差距明显，这直接表现为最后补偿比例、最高限额等方面的差距。即使国家、地方政府、集体、个人筹资的钱全部用于村民的医疗支出，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调查统计，村民一次住院的平均花费是7000多元，而有的大病住院动辄就是上万元，合作医疗只保住院，政府出资部分主要用于住院费用报销，农民自己出资部分多数试点区县全部或大部分用于农民门诊费用报销，现有的大病统筹制度实为“杯水车薪”。另外，针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可操作性的法律仍很缺乏。目前，国家虽已出台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指导意见，但是还没有具体的指导实践的法律法规。

家庭账户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家庭账户在解决农民门诊需要方面发挥的作用有限。特别是这种做法减弱了统筹基金的规模，影响了患大病农民的受益面和受益额。农民家庭账户资金沉淀现象比较普遍。沉淀资金过多也会导致不少问题：一是弱化了制度的共济功能，从而增加了动员农民参加新农合的积极性；二是存在着家庭账户空账运行的隐患等。医疗合作资金缺乏保障。一方面表现在资金筹集难度较大。农村合作医疗经费除了一部分来源于政策允许的已列入村提留公益金的范围外，其余大部分必然是以农民个人缴纳为主，客观的经济发展水平，过多的农民负担项目制约了农村合作医疗发展，从而决定了合作医疗资金收集的分散性、参加对象的波动性和工作的复杂性，致使合作医疗资金的筹集一直很难形成一种有效的机制。另一方面表现在财政资金很难到位。参合农民医药费不能及时报销，将严重影响农民参合的积极性，不利于参合率的提高。

二、农村医疗卫生机构服务水平低，无法满足农民多样化医疗需求

医疗资源严重不足，乡（镇）卫生院医疗设备紧缺，乡、村两级医疗卫生机构是农民看病治病的主要场所，而镇、村两级卫生机构服务能力不高，服务项目少。特别是村卫生室状况令人担忧：某些村卫生室设施非常简陋，不能适应农民的健康需求；卫生员的业务素质与合作医疗工作的要求极不相符。另外，合作医疗经办机构工作人员不足、办公经费紧缺。农村卫生医疗机构条件差，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水平不强。自启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以来，各乡镇的卫生院、村卫生室均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发展，但由于种种原因，多数乡镇卫生院生存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相当薄弱，基础设施和医疗设备资源仍然相当紧缺和落后，医疗机构业务收入低、房屋设备陈旧老化、队伍素质差、医务人员长期得不到培训、技术骨干流失严重、债务负担沉重等现象，许多地方农村地区的医务人员队伍依然以老医生为主，甚至还有一些赤脚医生，他们只会用传统的土方法为农民看病，购买的先进设备成了摆设，会用的人很少。农村卫生投入、医疗条件、医疗水平远远不能满足当地群众就近就医的需求，影响了参合的积极性，也不利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的持续发展。

一、农村金融发展困难的历史原因分析

在中国的历史上，政府、乡村、农民三者之间的关系基本保持不变。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一直以来都是皇权不下县，县下自治，代表皇权统治的最低一级地方官吏就是县，县以下的亭、里、村等都是靠道德调整的农业社会，亭长、里长等都是有威望的人担任的，不代表政府和朝廷，只接受政府的管理和协助政府完成赋税、徭役等工作。也就是采取委托制，皇权将权力下放，将农村问题的管理委托给农村中的精英，而作为委托人，农村中的精英在执行决策，难免会出现委托—问题，出现皇权利益和者农村精英利益的相分离，再加上给予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皇帝给予的费用较少，即给的工资资金较少。因此，迫于生活和生存的现实，就会出现农村精英从其服务对象———农民的身上拔毛的现象，这也就是当今社会和古代社会农村问题一直成为桎梏的重要原因。服务对象则在极度贫穷的情况下，就会闹革命，而基于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地理优势发展起来的部分农村有些会产生要独立的念头，这就不利于中央政府的管理和控制。因此，从历年统治者的角度来讲，不希望农民太穷也不希望农民太富。基于穷与富中间，农民处于中间半死不活的生活水平正是统治者所想要的。因此，从历史渊源来看，中国农村金融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在一起，农村金融的问题解决起来就很困难。

二、农村金融发展困难的农民行为原因分析

目前，关于农民行为的理论主要有三个命题，笔者侧重于从中国小农命题分析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困难的深层次原因。第一种，理性小农命题。20世纪中后期，形成了形式主义和实体主义两派的观点。形式主义以舒尔茨、波普金为代表，其理论观点可以概括为“理性小农”。认为传统农业中的农民与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家一样，是商人，追求经济利润。第二种，道义小农命题。实体主义以恰亚诺夫、斯科特为代表，其观点可以归结为“道义小农”。主张小农的经济行为是为了维持生计，而不是实现利润最大化，遵循“家庭效用最大化”的原则。其行为基于“风险最小化”和“安全第一”的生存经济学。第三种，中国小农命题。基于中国农村、农业、农民的现状提出，中国农民数量多、穷。导致了两个基本的特征，一是半无产化，二是拐杖逻辑。人地矛盾激烈，过少的土地养活过多的人口，无法实现规模化，土地被农民寄于太多的生活、生产、生存希望。国外土地实行长子继承制，产权明晰，中国则是诸子继承制，产权不清晰，土地是后路，许多在城镇化进程中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的农民返乡，半无产化特征明显。当农民入不敷出，出现问题时会寻求拐杖———政府。特别是在经济上，借贷在农村不成规模，农民缺钱时，首先是用非农收入来保证家庭的流动性临时性资金需求，其次寻求自己的亲朋好友。然后才是国家借贷，最后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求助于高息借贷。政府所提倡的商业性农业借贷是一种“奢侈”的制度安排。拐杖逻辑导致农民的经济活动依附于政府，缺乏动力。

三、农村金融发展困难的制度原因分析

1、农村金融制度我国金融制度变迁是政府供给主导的自上而下强制性的制度供给，并非从农民需求出发。政府主导金融业改革，以城市模式向下导入农村，改了之后又改，但实质上是没有什么变化的。在商业银行方面，实行市场化制度。引发了银行最大限度地追逐利润最大化，没有盈利点的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被舍弃。农业银行、邮政储蓄等都撤并了大部分县以下的营业网点，转向城市。此外，由于农业的高风险、长周期、收益少，农行、邮政储蓄等都严格控制基层的信贷规模，进村的基层机构却成为农村的“吸血器”，吸收农村存款，通过各种方式外流到城市高盈利的领域，加剧了农村资金的供求矛盾。对农村信用社实行自上而下行政命令式改革政策。农信社于1994脱离农行开始独立运营，但无奈接受了农行的风险贷款，加上地方行政干预，为“项目热”和“开发热”发放了众多不良贷款，问题诸多。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和民间借贷活动实行抑制性金融政策，许多贷款需求满足不了。2、农村土地制度目前，金融机构主要有三种放款方式：担保、抵押、信用。由于农民的信用水平较低，担保一般没有来源，加上我国实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农村房屋产权的市场价较低，农户即使能贷到款，贷到的资金也很少。在农村可行的是通过抵押放款，但是农村现有的土地制度却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抵押品的短缺、成本和风险，导致了农民贷款难，再加上农户和金融机构信息不对称，农户借款是用于基本的生活需要还是用于农业生产设施设备的购买，金融机构无法及时有效进行监测，巨大的交易成本和监测成本又阻碍了金融机构的进入，农村金融的风险难以控制。3、农业保险制度我国农业保险发展较为落后，农业属于典型的弱质产业，受自然气候的影响大，自然灾害多，市场风险大。农业很薄弱，靠天吃饭。由于农业生产风险的特殊性，保险公司不赔则已，一赔则损失很大。现阶段，我国农业保险体系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我国农业保险的品种少，覆盖范围小，农民的保险意识淡薄、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不够。此外，我国再保险体系尚未建立、商业保险保障作用有限、风险分散机制亟待完善等问题，使得农业生产的风险难以分散。现行的农业保险规模与农村经济对农业保险的需求不相适应。

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利用外资水平的不断提高,外资企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受肺炎疫情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各国在跨境投资方面大幅下滑。为尽快摆脱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稳外贸稳外资的政策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受病毒性肺炎疫情影响，众多外资企业亦面临诸多困难。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外资企业现状及存在困难,探讨促进外资企业在华进一步发展的对策,以期能对外资企业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外资企业的概念

从定义上讲，外资企业是"内资企业"的对称，是指依照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在我国境内设立的由外国投资者独自投资经营的企业。根据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规定，外资企业是一个100%的外商独资经营企业，它不包括外国企业、公司和其他经济组织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分支机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引入外资的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外资企业”也随着经济发展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新的总概念，所有含有外资成分的企业都称为“外资企业”。我国根据外商在企业注册资本、资产中所占股份和份额所占比例大小的不同，以及企业的法律特征等方面，将外资企业重新定义出三种类型:①中外合资经营企业;②中外合作经营企业;③外资企业。外资企业，是外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对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外资企业直接推进了我国工业化进程以及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了城镇就业，在技术创新与扩大出口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华外资企业总体发展情况

我国的外资企业是伴随着我国改革和开放政策而逐步建立并不断发展的。1979年10月，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了中外合资企业的合法性。1980年5月1日，首家中外合资企业——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解开了我国发展外资企业的序幕。1985年是外资企业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当年新登记的外资企业3254户，是前5年总数的1.4倍。1988年形成了外商来华投资的第二次高潮，全年新增外资企业5201户，使外资企业总户数达到13747户。1992年是外资企业发展的第三次高潮，全年新登记外资企业47891户，利用外资工作跨上了新台阶。下面，从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项目个数、实际使用外资额、外资企业年底登记户数、外商投资总额、注册资本等方面对近10年外商在华投资基本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在华外资企业从无到有，经历了缓慢起步、快速增长、波动调整、持续增长……一步步发展壮大。从以上图表数据可见，近10年来，外商在华投资情况总体呈持续上升态势，外资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发挥着巨大的支撑作用。根据2020年底商务部对外公布的数据，我国2020年实际使用外资近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6.2%，新设立的外资企业数量达到3.9万家，成为全球最大的外资流入国，全国利用外资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其中，高技术产业利用外资同比增长11.4%。从利用外资结构比例来看，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为人民币7767.7亿元，增长了13.9%，占比为77.7%。高技术产业使用外资增长比为11.4%，高技术服务业增长比为28.5%，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增长78.8%，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增长52.7%，电子商务服务增长15.1%，信息服务增长11.6%。从外资投资来源方面看，外资的主要来源地比较稳定。对华投资的国家和地区位居前15位的，投资增长了6.4%，占全部投资的98%，其中荷兰增长47.6%，英国增长30.7%，东盟国家对华投资增长了0.7%。

外资企业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

作者：袁永红单位：人民银行洪泽县支行

一、政策性农业保险开展情况

（一）农业保险险种概况。目前，洪泽县开展的政策性农业保险险种主要有三麦、水稻和能繁母猪保险。三麦、水稻保险是从2005年开始试点，到2007年在全县推开，主要由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洪泽县支公司承保；能繁母猪保险从2007年9月份开始，由人保财险公司洪泽县支公司承保。2011年开始，洪泽县又率先在淮安市范围内开展了设施高效农业保险。三麦、水稻保险主要是对种植初始物化成本保险，而不是一种针对农作物产量的保险。

（二）保费和理赔标准。按照保险条款的规定，2005年到2007年间，三麦、水稻每亩参保保费分5元档、10元档和15元档，因保险责任范围内灾害造成减产70%以上的，参保农户相应得到每亩100元、200元和300元的保险赔偿。从2008年水稻保险开始，参保保费调整为10元档、15元档、20元档和25元档，赔偿标准相应调整为200元、300元、400元和500元。原则上一个县城区域范围应选择一个档次进行投保。目前，洪泽县三麦、水稻种植业保险赔偿标准统一选择500元/亩的档次进行投保。能繁母猪每头保费为60元，保险金额由投保人和保险人参照当地市场价格的7成确定，且不超过1000元/头。

（三）保费补贴。三麦、水稻保险2005年和2006年试点期间，保费市级财政补贴30%、县级财政补贴20%，参保农户缴纳50%；2007年保费中央财政补贴25%、省财政补贴25%、县财政补贴10%，参保农户缴纳40%，市财政安排专项资金，实行以奖代补，对三麦、水稻承保面达70%以上的村，按农户实缴保费的10%奖励村组干部；2008年至今保费中央财政补贴提高至35%、省财政补贴25%、县财政补贴10%，参保农户只缴纳30%。能繁母猪保险保费省财政补贴50%、县财政补贴30%，参保农户缴纳20%。

（四）资金使用与管理。为了加强农业保险资金的管理，确保资金安全运行，县促进农业保险发展委员会办公室、中华保险淮安中心支公司分别设立农业保险基金专户，对保险资金实行封闭运行、单独立账、独立核算。目前县政府基金由县财政局管理。农业保险试点管理费按保费总额三麦和水稻保险提取14%、能繁母猪保险提取15%，专项用于农业保险承保机构的承保、勘察定损、理赔等相关工作费用支出，其余部分用于当年保险理赔，2008年下半年起调整为60%进入县政府基金专户，40%进入承保机构基金专户。当年保费不够理赔的，从基金账户中支出，历年基金专户结余资金仍不能满足理赔的超赔部分，2008年下半年起调整为县政府承担60%，承保机构承担40%。至2010年下半年开始，依据市政府与承保机构签订的农业保险种养业联办共保协议相关规定，政府与承保机构的专项基金及赔付分成比例调整为5：5，具体到洪泽县，由县政府与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洪泽县支公司按照5：5的比例分别承担保险责任。

立足当前农村的实际，要增加农民的收入，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村小康一条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积极扶持的发展农村劳务经济。

一、影响农村劳务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因素

1、全社会就业形势严峻，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加大。目前城镇劳动力中的工厂、企业下岗人员，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的分流和减少冗员，促使失业和隐性失业人员不断增加，使得城镇难以接纳农村转移出来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进而影响到农村劳务经济的发展。

2、城市化进程缓慢，制约着农村劳动力向大、中城市流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村劳务经济的发展。城市化滞后，就业潜力巨大的第三产业吸纳就业的能量就难以释放，城乡就业矛盾就难以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将受到阻滞，最终使农村的劳务经济不能够健康发展。

3、低层次的产业结构，在总量上制约着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水平，不利于农村劳务经济发展。世界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第三产业是吸纳劳动力就业最具潜力的“朝阳”产业，1996年美国260万个新增就业机会中就有240万个来自服务业，而我市第三产业发展较慢，剩余劳动力必然增多。而且，乡镇企业的发展起伏不定，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就业弹性下降，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力十分有限，在总量上制约了农村劳务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

4、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低，越来越不适应向非农部门转移的需要，影响和制约了农村劳务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市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虽有所提高，但总体水平仍然非常低下。首先是文化素质还比较低，有一技之长或有一定经营头脑的所占比例更少。由于文化素质低，他们未掌握先进的生产技术的劳动本领，未掌握市场信息，不了解劳动力的需求情况，往往造成盲目闯荡市场的现象。其次是小农意总值比较浓厚，思想不够解放。由于中国受封建统治时间长，加上改革开放前政府长期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动，使农民习惯于自产自给的小农经济，思想保守，留恋故土，怕担风险，缺乏“敢闯”、“敢冒”、“敢试”的精神，致使劳务经济的发展受到影响。三是“小富即安”的思想较为严重，根本不想外出务工。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经济条件有了明显的改善，不仅解决了吃饭问题，而且绝大部分农民产生了安图享受的思想，认为外出务工是吃苦受累，因而不再外出务工，进而影响到劳务经济的发展。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统筹城乡发展”，这是在对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现状进行科学判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没有城乡的统筹发展，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我们对城乡统筹发展必须要有正确的认识，一方面，我国虽然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国家的综合经

济实力确实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农民的市场化意识也得到了增强，这些为我国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另一方面，我们对我国的国情要有清醒的认识，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是我国今后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不能头脑发热，各地区绝对不能不顾实际情况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强制性地取消城乡各种制度的差别，想在短时间内消灭城乡差别只是一种主观愿望，实际是不可能办到的。我们要认识到城乡差别的消灭是以产业的发展和经济实力的提高为基础的，没有产业的发展和经济实力的强大，城乡统筹发展只能是一句空话。因此，各地在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时，必须要充分认识到面临的主要矛盾和困难。

城乡差距大，总体经济实力不强

实现城乡统筹不仅仅指财政方面，城乡统筹发展的最终要求是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要城乡一体化发展。目前，我国城乡差别大，无论是城乡居民的收入，还是城乡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状况，以及城乡居民的市场化观念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别。要缩小这种差别，最终消灭城乡差别，需要一个过程，必须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推进，不可能一蹴而就。我国目前总体的经济实力还不够强大，虽然GDP的总量排在世界第六位，但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刚突破一千美元，刚刚进入世界银行提出的下中等收入的门槛，而农村的地域这么广大，农村人口如此众多，农村的贫困人口还有两千多万，要真正做到城乡统筹，确实有财力方面的制约。多数人补贴少数人的时候，这件事情是好办的，但是当少数人补贴多数人的时候，办这个事情的难度很大。现在城乡居民的比例，农村近70％，城市是30％，从实际状况来说，由于是少数人扶持和帮助多数人，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总体上讲还是国力还不够强。我们要充分地认识到这个国情，不能搞。各地在推进城乡统筹时必须立足于各地的经济实力状况，实行多层次的城乡统筹发展战略。

城乡产业分割，关联性弱

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最关键的是通过城乡产业的融合，推动城乡经济、社会资源的自由流动，以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一体化。我国当前城乡二元结构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城乡产业分割，产业关联性不强。我国各地也非常重视城乡统筹发展，现在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际操作者，都存在这样一个倾向：似乎加快城乡统筹发展就是在城市发展现代化工业和服务业以吸纳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在农村就是加快农业产业化，对农业结构进行调整。其实，这种产业发展政策还是人为地分割城乡产业，进一步弱化了城乡产业的关联性，从长远来看，不利于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当前，我国乡镇企业经营困难、农业结构调整带来的农民增收效果不明显就是城乡产业关联性不强的结果。

摘要：“先要强身健体，达到硬指标，取得预选赛资格，通过比赛后就能拿到一笔数额可观的培训基金，然后就可以全力以赴进军奥运会，能不能冲击奖牌就看自己的真本事了！”一位农信社主任借着“奥运余热”为记者打了个生动形象的比喻，把所有参与改革的农信社都比作运动员，而他所说的“强身健体”就是最初的一场硬仗——增资扩股。

关键词：农村信用社；增资扩股；现实难题

引言

改革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使得这项看似并不复杂的工作也意义重大。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经营陷入困境的农信社为扩股难而发愁，经营业绩好的农信社也同样有着难言的苦衷。

一折：顽固的堡垒

“我们的压力太大了，只能硬着头皮去做工作，每股降到了30元，农户入股积极性还是不高。”李主任是罗庄区农信社的主任，在向记者介绍他们的增资扩股工作进展时，他眉头紧锁，脸上写满了愁容。论文百事通用他自己的话说，“这真是一块顽固的堡垒。”

移动电视又被称作数字电视地面广播，它是通过无线数字信号发射、地面数字接收的一种电视收看形式。”[1]移动电视可以分为三类：1.车载电视：在交通工具上安装机顶盒就可以实现电视节目无线接收。2.楼宇电视：接收机通过安装在户外的任意一个地方（主要在商业楼宇，电梯中）。3.手持接收机：即手机移动电视，用户通过手机就可以收看收听电视节目。本文主要探讨的是车载电视中的公交移动电视。公交移动电视最早出现在新加坡。2001年2月14日，新加坡巴士服务公司在巴士上进行了世界首次移动电视节目的播出，拉开了公交移动电视进行的序幕。上海是中国首个、全球第二个普及移动电视的城市，上海公交移动数字电视于2002年5月28日正式开播，逐步覆盖了市内大部分公交车，移动电视在上海成功运营后，在全国掀起了移动电视的运用热潮，湖南、北京、河南、南京、广东、湖北、辽宁、江西、合肥等二十多个省市也纷纷开始启动公交车移动电视项目，构筑了公交移动电视平台。在这股大潮的冲击下，2005年5月云南公交移动电视也正式开播，云南的信息化进程也跟上了时代的步伐，昆明市民在乘车旅途中可以轻松地学习、休闲、娱乐。

一、云南公交移动电视发展的现状

云南移动电视项目经过一年多的反复考察论证、技术攻关和播出试验，终于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利用一个模拟电视频道，可传输10套高质量的数字电视节目和10套数字音频节目。2005年5月，运用这一技术，云南电视台全资控股的云数传媒公司与昆明市公交集团合作，在昆明市800辆公交车上安装了移动数字电视接收设备，并开办“七彩公交”频道，节目由云数传媒公司制作，云南电视台播出，昆明的公交移动电视一经亮相，就得到迅速传播，云南公交移动电视平台建设至今，“能够容纳30套电视节目的移动数字电视信号已基本覆盖了整个昆明地区，已在1600多辆公交车上安装了2000个移动电视接收终端，覆盖全市110余条主要公交线路。”[2]移动数字电视主要靠基站传播信号，通过电视台制高点天线发射无线电波，覆盖电视用户，目前的昆明移动电视信号覆盖范围主要在昆明城区周边，曲靖、玉溪等城市的基站也已建成，公交移动电视有了进一步的推广，但是除了极少数地州外，云南其它大部分地州公交移动电视还是一片空白。

二、发展云南公交移动电视的现实意义

（一）扩展了电视的竞争空间在媒体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移动电视的出现无疑给电视带来了惊喜，它变固定接收的方式为移动接收，使人们随时随地可以收看电视，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变革，使电视拓展了竞争空间。可以说，在社会生活中已取得广泛影响的传统媒体（无论是报刊、电视、广播还是网络媒体），在传播空间的拓展上无法与移动电视相提并论。昆明公交上的七彩公交频道，利用传统媒体的传播空白，开辟了信息传播的另一个有效途径，形成电视的有益补充，搭建了一个城市多功能综合服务的平台，是宣传昆明，宣传云南的一个窗口。

（二）带来更多的商业机会云南自启动移动电视项目移来，率先在公交车上推广，取得了较大的发展，特别为公交移动电视量身打造的，带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七彩公交频道，也越来越被人们熟知。由于封闭，强迫的收视环境，使七彩公交频道成为了一个潜藏着无限商机的蛋糕，无论是产品开发商、电视工作者还是广告商，都深刻地认识到公交移动电视的优势和美好前景，并极力推进公交移动电视的发展进程，使得公交移动电视广告价格不断上涨，市场前景一片看好。

文化产业作为污染小、利润大、带动性强的朝阳产业，不仅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还可以直接创造经济效益，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而且能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并就近吸纳大量劳动力，促进就业，为区域发展开拓出更大的空间。从2007年党的十七大开始，国家就加强了对文化产业的重视，提出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今年10月18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又将文化产业单列为九大方面之一，提出要“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1]达州要实现追干跨越，加快发展，必须壮大文化产业。

一、达州文化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达州文化产业中的文化旅游业、新闻出版业、广播电视电影业、文化艺术服务业、广告业、网络文化服务、文化娱乐体育业、艺术培训市场、传统工艺品业等虽都有所发展，但与周边城市和其他发达地区比较，尚处于起始阶段，且步伐较慢，整体水平滞后于经济发展，尚未发挥出其辐射带动的综合性功能。这与达州悠久的历史、丰厚的文化遗产不相匹配，与实现“川渝鄂陕结合部区域文化中心”的目标也还有较大的差距。具体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经济收益不大据统计，达州文化产业增加值从2006年到2010年5年间，保持了一定的增长幅度。2006—2010年，文化产业平均增幅为12%,低于全国平均增幅17%以上的水平。与同期GDP增长幅度相比，也低2个多百分点。2009年，文化产业增加值为27979万元，仅增长9.8%，其增幅低于GDP4.4个百分点。而发达地区文化产业的增幅一般高于GDP增幅6到8个百分点。另外，达州文化产业收入占GDP的比重也较低。据调查，达州市文化、体育和娱乐业2007、2008、2009三年收入占GDP的比重分别为0.42%、0.41%、0.41%；2010年，全市“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及相关产业总收入仅占全市GDP的3.5%，虽有所上升，但与发达地区的5%左右相比，仍有明显差距。

（二）带动力不足达州文化产业对其他产业的辐射带动力不明显，在带动就业方面的作用也发挥不足。过去五年，文化产业累计新增就业39.3万人，仅占社会就业结构的3%，而发达地区文化产业可以吸纳就业总人数的1/10左右（甚至更多）的就业者。

（三）规模小，层次低一方面，全市能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独立法人实体较少，没有本地的龙头企业和科技含量高的产业，最基本的文化企业状态——家庭式作坊都较少。全市文化产业未形成产业链，没有形成规模经济，文化企业缺乏活力和竞争力，最有影响力的渠县刘氏竹编也面临濒危状态。另一方面，文化产业中的创意产业、动漫、娱乐体育用品生产等产业在达州几乎为零，而提供文化服务的拍卖市场刚刚起步，融资机构、评估交易所等中介机构几乎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