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动力范文10篇

一、推力因子

（一）经济收入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经济发展迅速。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246619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11.4％。通过调研我们可以发现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呈上升趋势，2007年达到了2360美元。根据以上数据我们可以看出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收入水平不断得到提高，人们的经济能力也大大加强。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86元，比上年增长17.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2.2%，加快1.8个百分点。我国居民在满足了家庭的衣、食、住等基本需求和教育、家庭生活设施等的投资以后，仍然有可支配的收入用于其他方面，说明我国居民有外出旅游的经济能力。因此，在这样比较宽裕的经济条件下，人们具备了实现乡村旅游的经济能力，即推动乡村旅游的发展。

（二）闲暇时间

闲暇时间是旅游产生的基本条件之一。1995年3月25日，国务院重新修改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将每周工作时间改为40小时，即实行双休日工时制，并规定有长短不一的带薪假期。1999年9月1日，国务院实施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形成了“五一”、“十一”和春节三大长假。国务院第198次常务会议于2007年12月7日通过了《国务院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国家制定了新的放假方案，五一长假法定假日从过去的3天变为了1天，匀出假期给清明、端午、中秋三大传统节日；春节放假7天。这些休假制度，使人们可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增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乡村旅游的发展。

（三）旅游者心理需求

本文作者：孟令国高飞工作单位：台州学院

社会推动力又通常被称作“社会力量”，通常是与政府的行政力量相对而言的，指对各类社会事务有着重要影响力的群体、组织或个人。从组织维度考察，当前公共文化发展的社会推动力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以企业为代表的经济组织企业家、商人的个人性文化捐赠，因与经济组织密切联系在一起，因而也属于此类。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还承担着对员工、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的责任，对文化事业的热衷与奉献即是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具体体现。在当前，不少企业一方面为回报社会，另一方面也为树立良好公众形象、弘扬企业精神、丰富职工文化生活，积极参与到公共文化事业中来。有的企业通过赞助公共文化活动来参与公共文化事业建设，让更多社会群众享受免费的文化盛宴；有的则通过企业自身的文化建设，举办各类企业内部文化艺术活动，让本企业众多职工免费享用文化产品。在台州，对文化事业的参与方面民营企业一直扮演着主要角色，如台州市椒江区的“海东方乱弹剧社”、吴子熊玻璃艺术馆、台绣艺术馆、临海市的国华珠算博物馆等都是典型代表。（二）从事非营利性活动的政府以外的社会组织这既包括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慈善机构、援助组织、青年团体、宗教组织、工会、合作协会、经营者协会等社会组织，也包括除政府机关和文化事业单位外，不直接承担政府公共文化职能的公益单位，如学校、部队、敬老院等，尤其是以群众文艺团体为代表的公益文化产品的提供者。［3］相对而言，企业对文化事业的参与以财物捐赠为主，而社会组织的参与往往以文化产品的提供为主。如群众文化艺术团体就是公益文化产品的主要供给者，其组织形式多样。从组织的严密性和正规程度划分，此类组织可划分为两类：一是在民政（或工商）部门正式登记注册过的组织性、专业性均较强的正式组织，有严密的组织体系和正式的管理制度，其组织成员大多为专职，拥有某方面的文艺特长。组织活动以提供公共文化产品为主，也从事部分商业性文艺演出，但只是为了维持组织正常运转，并不以赢利为目的。在浙东南一带活跃的众多地方剧团即是此类组织，如嵊州的群艺越剧团、温州市五星京剧团、椒江区“海东方乱弹剧社”等。二是群众自发成立、自主开展活动的松散型组织，其组织成员多为兼职，有不少组织以退休人员为主要构成。此类组织通常以其提供的文化产品形式命名，如腰鼓队、舞龙队、排舞协会、戏迷协会等。仅台州市椒江区就有各类民间文艺团队130余支，平均每个街道（镇）14支，固定表演队伍5000余人。（三）依附于特定组织参与的公民个体公共文化服务的对象是全体社会成员。公民个体既是文化事业发展的受益群体，也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主要推动者。参与公益文化事业的公民个体，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拥有一定公共文化资源的文化产品提供者，他们或以掌握的琴棋书画、说学逗唱等一技之长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或用已有的某种特定的文化产品，如文物、收藏品等进行交流展示及无偿赠予，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二是热心于公共文化事业的文艺积极分子。他们以兴趣为导向，有选择地参加到各类文艺活动中去，成为松散型的组织成员。三是普通群众，他们大多只是公益文化产品的受众，但他们的内在文化需求，以及对公益文化事业的关注与支持，正是公益文化事业发展的源动力。三、社会力量参与文化建设的动因分析从动因上分析，社会力量参与公益文化事业的出发点虽各有不同，但从性质上区分，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即内驱力和外推力。从哲学角度分析，内驱力是社会力量参与公益文化事业的主要动力，但外推力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有时甚至会上升为主导力量。（一）内驱力1．社会责任感随着人民群众各方面素质的提升，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公民社会已露雏形，人们的社会责任意识与参与精神也不断增长。当文化需求得不到满足，而政府又无力有效提供时，部分先觉人士在责任意识的推动下，会根据自身能力自发地提供公共文化产品。浙江绿城集团董事长宋卫平捐建嵊州越剧艺术学院即是一例，台州市爱华控股集团也堪称典型。爱华控股集团平均每年拿出利润的10％以上支持公益事业，共为社会慈善和其他公益事业捐款达1080多万元，出资支持社会教育事业达3500多万元。近年来爱华集团参与的公共文化项目有：赞助70多万元，拍摄反映台州民营企业党建工作的电视剧《与你同行》；为椒江、温岭、玉环等地“国际禁毒日”宣传活动捐赠20多万元的禁毒书籍；出资168万元拍摄根据感动浙江人物罗雪华事迹改编的电影等等。2．兴趣爱好或个体需求部分公民个体出于某种兴趣爱好，通过加入趣缘群体，共同结成文体组织，一边学习交流技艺，一边为群众提供公益文化产品。如在台州市广泛活跃着的排舞协会、戏迷协会、腰鼓队等，其组织成员多是有这方面的文体特长，或出于健身、提高技能的需要而加入，在公益文化活动中也表现积极，甚至不仅出力，还自费购置相关演出物品。企业家的个人兴趣爱好更直接影响着企业对公益事业的支持领域与力度。如椒江玉宏集团董事长周夏龙即酷爱戏剧艺术，在他的影响下，公司资助的戏剧曲艺类公共文化活动项目不胜枚举，玉宏集团还自主出资成立了民营剧团，招聘专兼职演艺人员制作诸多优秀剧目不时奉献给社会大众。3．面子因素在实地调查中发现，许多企业及个人是在熟人、官员、有关部门的要求下，抹不开面子而被动出资、出力参与公益文化事业。这种参与虽然短暂地促进了某项文化事业的发展，但不具有长期性、稳定性，甚至有时还带来不良后果。如个别企业在时任政府官员的要求下，被动地答应了某项文化活动的资助，但当官员换届走人，企业又不再买账，致使活动流产。据了解，仅在椒江区，类似事例也绝非个案。（二）外推力1．政策引导从文化发展实践来看，通常政府出台的扶持政策越多、优惠幅度越大，社会力量参与文化事业的积极性越高。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力量乐于投资公共文化事业，与其捐赠优惠政策是分不开的。如美国政府规定，每年税款中的5％可以用作文化艺术捐款抵税，因此一些大财团与其说“默默无闻”地缴税，还不如捐给文化艺术，以显得品格高雅。在系列免税政策的推动下，美国源于社会捐赠的文化经费占到整个文化事业预算的43％。［4］在宁波，民办博物馆业的蓬勃发展也是源于政策的支持。自2004年开始，宁波市就制定出台了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博物馆业的系列政策。如在2005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意见》（甬政发［2005］47号）中，就强调指出：“鼓励和扶持社会力量兴办民办博物馆（纪念馆），对民办博物馆（纪念馆）在规划建设、土地征用、规费减免、从业人员职称评定等方面，享受国有博物馆同等待遇。”此后，鄞州、象山、慈溪、余姚等地陆续跟进，兴办博物馆的相关政策优惠不断扩大。在政策的大力扶持下，目前宁波市具有一定公认度的民办博物馆已发展到32家，约占全市博物馆（陈列馆、纪念馆）总数的32％。［5］2．利益吸引企业为扩大知名度，基于广告目的而赞助公共文化事业。营利性是企业经营的本质特征，因此在参与文化事业建设上，企业很容易与文化产业相结合，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推动力。但文化事业固有的公益特性，使文化产业总与公益文化事业密不可分。在温州、台州、宁波一带活跃的诸多民办非企业组织多具此类特性。在政府的有效引导下，不少投资文化产业的企业，也兼做公益文化事业，不少企业进入文化领域的定位也是半公益半营利。如在2005年，台州大唐机电贸易公司等7家民营企业联合投资500万元，拍摄电视剧《天命之年》就是一例。另外，一些企业出于公共关系的需要，提升知名度和美誉度，经常会出资赞助、冠名或协办一些大型公共文化活动，在提升本企业公众形象的同时，实际上也助推了公益文化事业。3．文化氛围所在地区的文化环境对社会成员潜移默化的影响，也是各界群众投身公益文化事业的助推因素。以嵊州民营剧团的发展为例。作为“越剧之乡”，浓浓的越乡文化熏陶了一代又一代嵊州人。由于越剧独有的文化效应与经济效益，近年来嵊州市大力扶持越剧文化产业。经过数年发展，众多越剧团体摆脱了家族式、低水平、小规模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实现了转型升级，不仅打响了专业品牌，在市场上站稳脚跟，而且给周边群众带去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目前在嵊州活跃着120支左右的民营剧团，从业人员约5000人，全年演出6000场以上。［6］4．典型示范如在台州市“1％文化计划”的推动下，形成了一批支持公益文化事业的优秀典型。在典型示范作用下，台州越来越多的企业更乐意拿钱办文化，不少建设单位的投入资金甚至超过投资总额的1％。如爱华控股集团在建设爱华新台州大厦时，除了按要求配套建设雕塑《汇聚》和一些环艺景观外，还额外投入100万元建成一条150米长的文化艺术长廊。

对公益文化事业的参与，社会力量需要付出大量的经费、时间和精力，但同时也会获得很多，基本是经济、社会效益双丰收。（一）社会效益社会力量的参与，主要是繁荣文化事业，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福利。从当前实际来看，仅靠政府投入远远满足不了当前人民群众的多元化文化需求，社会力量的介入是一个良好的补充。以嵊州市天乐集团公司为例。浙江天乐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国最大的扬声器零配件制造商，在公司发展壮大后，为推动企业文化建设，于2008年成立“天乐文工团”，包括戏曲、舞蹈表演队、舞狮队、合唱队、铜管乐队、锣鼓队等。文工团成员以招聘的嵊州市艺校毕业生十多人为骨干，其它全由公司内部员工构成。他们日常深入车间与普通员工一起工作生活，利用空余时间创作与排练各种文艺节目。几年来，文工团是集团内部组织的各种节日与庆典活动的绝对主角，还应邀多次赴上海、深圳、苏州等地、本市城市广场文化活动和送文化下乡（乡镇）等演出。（二）经济效益社会力量通过对公益文化事业的参与，提高了自身知名度、美誉度，促进了企业的生产经营。如宁波的民办博物馆，其实细分一下，许多都具有鲜明的行业博物馆特色。因为宁波一些根基浓厚的企业，为了提升企业形象，或者深化行业特色，一些藏品丰富的企业家纷纷在企业门口办起了博物馆，如它山石雕艺术博物馆、浙江民族教育博物馆和世界厨房文化博物馆，分别由实力雄厚的天海集团、华茂教育集团和欧琳厨具出资筹建，最高投资达到2个亿以上。另外，社会力量对公益文化事业的参与，会享受到应有的政策照顾，带来切实的实际利益。如文化捐赠可以享受免税，提供公益文化服务可以享受政府补贴等。一些民办博物馆、文艺馆舍等，在土地划拨和规划建设上，也享有诸多优惠。五、有效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文化建设的策略（一）完善政策机制，调动企业等经济组织参与文化建设的积极性经济组织拥有公益文化事业发展紧缺的财力资源，是促进文化事业发展、繁荣的社会力量主体构成。由于经济组织将营利性视为组织的首要目标，因此要提高引导经济组织参与公益文化事业的效力，在制定相关文化政策时，也要注意经济性的引导。这一方面在国家税收政策上要体现对公益文化事业捐赠的优惠。当前我国在企业和个人在捐赠所得税扣除方面的比例已经较为可观，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加强宣传解释工作，简化操作手续。还可以参照美国等国家施行的高额遗产税，鼓励富人向公益文化事业捐赠。另一方面，各地对经济组织捐赠公益文化事业时，除国家税收优惠外，还可以酌情从土地转让、建设规费、水电使用等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并考虑给予其它方面的政策性补贴。除经济利益吸引之外，更要关注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情怀的培养，促进其通过对公益文化事业的捐赠，来回报社会，树立良好公众形象，弘扬企业精神。公益文化建设既是政府职责，同时也是社会义务，企业和个人中一些有能力承担者，应当为公益文化建设做出应有的义务和贡献。一些发达国家的企业家对文化扶持之所以很自然，正是因为政策的导向，时间一久，扶持文化的高尚感、自豪感就会渗透在血液里。［7］当前要建立一种新的机制，依靠有关的政策导向，鼓励企业和个人捐赠，树立一种向文化捐赠的荣誉感。可以因地制宜地引导企业开展文化共建活动，走“资源共享”之路。大力推广企业与周边群众共享厂区内文化基础设施，企业与周边群众共享举办的各类文化活动，企业资助村居建设文化阵地，企业文艺团队参与基层文化展演活动，村企共同承办节庆活动等，让更多社会群众享受免费的文化盛宴的同时，也丰富本企业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二）提升专业内涵，引导社会组织对文化事业的高质量参与从公益文化事业的开展来看，各类社会组织，尤其是非营利性文艺团体，逐渐成为文化产品提供的主角，公共文化事业兴盛的发达国家已经是如此。当前我国各类社会文艺组织对文化事业的参与热情也十分高涨，但大多是出于业余爱好，专业水准及所提供的公共文化产品质量都有待提升。今后的文化政策，要加大对社会文艺组织的经费扶持，引导其有序参与文化事业，帮助提升其专业内涵和组织管理能力。鼓励有关社会组织与专业文艺机构、文化团体乃至专业文艺人才进行合作，共同参与文化民生工程建设，提供更多、更好的公益文化产品。各级政府也应当利用资源优势，通过专业培训、文艺交流、文艺人才培育等方式，提升社会文艺组织的专业水平。在建设公共文化事业时，要挖掘潜力，充分发挥群众文化团体作用，积极扶持民间艺人、文化能人、文化经纪人，切实提高群众自办文化的能力。［8］（三）培育文化自觉，引导公民个体对文化事业的积极参与十七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人民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最深厚的力量源泉。”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个国家公益文化事业的发展水平，除取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外，更取决于文化社会土壤的构建。如在美国，社会文化机构的捐赠是文化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柱，而这与美国志愿精神和乐善好施传统密不可分。据中国社科院《慈善蓝皮书》显示，2010年我国捐赠占GDP比重只有0．01％，而美国比例为2．2％。［9］由此可见，通过政策调整和教育引导，营造浓厚的社会捐赠氛围，对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公益文化事业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加强对公民个体的引导，另外一个需要培育的就是民众的文化自觉。按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观点，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10］只有当群众文化素养达到一定程度，文化自觉不断提高，对文化发展重要性的认知不断上升，那公益文化事业的发展才有社会支撑，文化政策的作用才会更为明显。一些地方在初期通过赠券方式培育和涵养文化市场与观众群，并逐步建立完善的长期执行的可操作的规范制度，这才是对文化艺术真正恒久的保护与支持，在今后的文化政策实践中值得推广与借鉴。

【摘要】研发合作组织可以实现联合技术创新并共同承担成本和风险，共享技术和知识资源，提高技术进步的速度和效率。本文研究了研发合作组织的共生竞合动力、自组织强化合作机制及分工协作机制。

【关键词】研发合作组织竞合动力强化机制协作机制

研发合作组织是一种研发模式，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独立经济行为主体为了实现技术创新进行优势和资源整合，共担成本和风险，共享技术和知识资源，实现提高技术进步效率的目的。狭义上，研发合作就是单纯指企业与科研机构进行的临时性质的项目合作，以实现科研机构创利、企业技术进步的目的。广义上，研发合作泛指企业为了实现技术进步所参与的各种性质和形式的合作，这种合作既包括企业与科研机构间的项目合作，也包括企业与企业间的开发合作。

一、研发合作组织的共生竞合动力

“共生”的概念最早由德国生物学家德贝里于1879年提出，它是指由于生存的需要，两种或多种生物之间必然按照某种模式相互作用和互相依存地生活在一起，形成共同生存、协同进化的共生关系。研发合作组织实质是一个企业共生组织，是以专业化分工与社会化协作为基础的共生互补的生态化组织体。研发合作组织作为企业间的一种特殊联合方式，依靠比较稳定的分工协作，通过能力互补使各方都获得更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组织作为一个弹性生态系统，组织内企业普遍存在着竞争，这种竞争使企业能保持较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研发合作组织内企业间的竞争并不是“狭路相逢勇者胜”的竞争，更多的是合作关系，竞争对手在某种程度上是合作伙伴。研发合作组织内形成了一种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竞合机制，这种竞合机制的根本特征是互动互助的集体行动。竞合行为是组织个体行为的一个显著特点，企业对于组织整体竞争优势的依赖以及寻求自身发展的压力使得组织内企业处于不断的竞合之中，个体企业在竞争中能够从中取利，组织整体竞争优势也在组织内企业的良性竞争中得以提升。组织共生竞合机制的存在，对于研发合作组织可持续发展的促进作用如图1所示。

研发合作组织共生竞合机制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有利于组织内企业建立战略联盟关系。在当前商业环境不断动态化与复杂化的情况下，靠单兵作战的方式已很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共生竞合机制有利于实现高效的网络化互动和合作，克服单个成员企业的规模劣势，形成合纵联横的网络关系，缓和经济利益的冲突。二是有利于促进企业的科技创新。组织内独特的竞合关系会形成一种独特的激励机制，从而成为组织内企业科技创新的动力。如果企业不能提高研发能力，不能持续进行科技创新，那么这类企业就有可能在组织中处于弱势甚至退出。持续竞争产生了不断的激励，使得企业之间在更高的层次上展开技术创新竞争。组织内企业在许多方面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进行技术开发和推广，从而在既竞争又合作的环境中推进科技创新。三是有利于组织内企业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企业的竞争优势体现在“链”的各环节上，通过在“链”的优势环节展开合作，可以充分发挥企业在该环节拥有的竞争优势，实现企业之间的优势互补并创造新的价值。四是有利于研发合作组织内部产生协同效应。协同效应有利于企业间实现纵向合作，降低成本，实现生产协同和技术协同。企业间可以互相学习经营管理经验，促进成功的管理经验在组织内传播。五是有利于形成组织持续竞争优势。由于共生性，组织内企业还可与本地知识生产机构形成共生体，实现组织的良性发展，获取优先扩散的技术与知识，从而营造优势。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中国经济迅猛发展，随之带动了人口的大规模迁移。劳动力迁移是人口迁移主要因素，并且迁入的劳动力会让我们的城市规模进一步扩大，提高产业结构，进而拉动社会经济的发展。本文以辽宁省劳动力流动为例，对劳动力流动在辽宁省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解释了辽宁经济发展是如何受劳动力流动影响的。分析结果表明应重视劳动力的流动，实现劳动力合理配置，以期为今后辽宁省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关键词：劳动力流动；经济发展；合理配置

一、引言

中国是一个泱泱大国，有着庞大的人口，要分析中国经济的发展决不能避开人口问题。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计划经济，由于受到户籍制度的严格限制，因此人口流动现象并不明显。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人口流动的现象日渐普遍且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可忽视。辽宁省作为东北地区经济体量最大的省份，在东三省都起着很大的作用，辽宁省经济发展的前景，都是整个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雏形。近年来，辽宁经济增速下降明显，其中劳动力流动是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如何将劳动力资源与其他资源结合起来，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实现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促进经济增长，是摆在辽宁省眼前的一个重大问题。

二、辽宁省劳动力流动的现状

（一）劳动力迁移规模大幅度增加

从小城镇的发展历程来看，由于受到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影响，小城镇在每个发展阶段的主导动力都存在着差异。但是，作为一个完整经济社会载体的小城镇，必然存在着复杂的、多样的发展动力。本文以河北省为例探讨小城镇发展的多元动力。

内在动力

(一)乡镇企业的发展

河北省小城镇发展突飞猛进的动力来源主要是农村的工业化，也就是众所周知的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乡镇企业的迅猛崛起与发展的影响，首先，在于它打破了“农村搞农业，城市搞工业”的传统观念，带动了小城镇第二、三产业迅速发展；其次，乡镇企业大多都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在促进人口和经济要素集中方面有着特殊的效果；第三，乡镇企业的发展也加速了资本、技术、信息等经济要素向乡镇工业小区区域内的转移，为河北小城镇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产业结构基础。此外，乡镇企业的发展，不仅增加了农民收入、缩小了城乡差别，也为小城镇的能源、供水、交通、邮电通讯、金融信贷等基础设施行业以及文化娱乐等公共设施建设积累了大量的建设资金，提高了小城镇的服务功能。在河北，乡镇企业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原有小城镇的发展，而且使一些乡村变成了小城镇，从而增加了小城镇的数量。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环境的变化，乡镇企业发展的市场空间在缩小、发展机制的优势在减弱，发展的竞争力在下降。

(二)专业市场

市场是商品、劳务、信息、资金等各种要素的聚集之所，要素通过市场而流通，人口因为市场而聚集，经济依托市场而繁荣。城镇化的过程实质是市场发育的过程。伴随着各类市场的蓬勃发展，商品交流、人口流动空前活跃，小城镇也就自然而然地得到了较大的繁荣和发展。一些小城镇就是靠市场，特别是专业市场的带动发展成为著名的商品交换城市。

一、循环经济主体的职能

企业、消费者、政府构成了循环经济系统的主体。这三个主体通过各自不同的职能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其中，企业既是资源消费者，又是废弃物的排放者。它在循环经济系统中的职能主要表现为：尽可能采用可再生和便于回收利用的资源，并减少资源的消耗；向市场提供能有效减少环境负荷并有利于再使用和再利用的产品和服务；通过开发清洁生产技术和废弃物再使用、再利用技术等发展循环产业；对企业自身排放的废弃物实施再利用和适当处置；构建企业间的废弃物和副产物循环利用的工业生态链，实现废弃物的零排放。消费者是包括循环型产品在内的各类产品和服务的最终消费者，也是废弃物的排放者。其职能应为：自觉控制容器包装的使用和废弃物的排放；遵守废弃物的分类回收等制度，以促进其有效地回收再利用；购买环境负荷少的产品和资源循环利用产品；尽可能延长物品的使用寿命，采用注重功能、服务的享用而非物品占有的消费方式。政府是国家和地区发展循环经济的决策者和推动者。由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生态环境问题上的无能为力，因而政府干预就成为必要的解决办法。也就是说，循环经济不会自发地发展起来，而必须有政府的推动。政府的职能主要表现为：为国家和地区循环经济的发展指出方向和目标；制定和实施相关的政策和制度，借以引导和规范企业和消费者的行为，为建立国家和地区的循环型经济系统创造条件；作为集团消费者通过自身的绿色采购行为直接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并为企业和居民做出表率。

为使循环型经济系统顺利运转起来，企业、消费者、政府这三个主体必须通过建立彼此间的合作关系，形成一个互为条件的整体。首先，企业和消费者要通过市场建立起良性互动关系，共同推动循环经济发展。如，企业要制造节约资源的环境负荷小的产品，消费者也要实行绿色采购，优先购买此类产品。在这里，企业把保护环境纳入经营宗旨和消费者确立绿色消费理念是二者在循环经济发展中实现良性互动的条件。其次，要建立循环型经济系统中各类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包括生态工业园区围绕废弃物和副产物资源化再利用的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和城市或区域范围内废弃物排放企业与废弃物回收、运输、资源化再利用、无害化处理等所谓静脉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上述各类企业都是循环经济系统链条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如果相互间不能建立良好的协作关系，系统整体就无法顺利运行。再次，要建立政府与企业、消费者之间的合作关系。如，政府应通过制度设计，运用适当的政策手段，影响企业和消费者的市场行为，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企业和消费者也应通过确立环保经营和绿色消费的理念，适应政策的变化，以求减少政策执行阻力，达到政策的预期效果。此外，在发展循环经济过程中，政府的各相关部门之间必须建立良好的协作关系，以保证政府制定的目标、规划、法令、政策等得以有效地贯彻实施。

二、循环经济的动力机制

为保证循环经济主体实现各自的职能，必须构建有效的动力机制，包括经济利益诱导机制、环境责任约束机制和绿色价值观影响机制。经济利益诱导机制和环境责任约束机制都是通过外在力量影响经济主体的行为，而绿色价值观影响机制则是通过经济主体价值取向这种内在力量，使其自觉规范自身的行为。

(一)经济利益诱导机制。指当某种制度能使经济主体获得预期的最大利益时，就会使其积极作为，以适应这种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只有当它使企业有利可图时，企业才会积极推动或适应其发展，从而成为发展循环经济的内在动力。如，当绿色消费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资源节约型产品和循环型产品的市场空间日益扩大，循环型产业成为一种巨大的商机时，企业就会积极地适应这种变化，推动它的发展；当资源循环技术日趋完善，企业进行废弃物资源化能大幅降低原材料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时，企业就会从追求低成本高利益出发，发展循环经济。利益诱导机制对企业主体主要表现为追求循环经济中潜在的最大利润，对消费者则主要表现为以较低价格获得预期需求的满足。如，消费者的消费行为通常决定于对商品效用与价格的比较，在效用相同或近似的情况下，会选购价格较低的商品。当循环型商品与原有同类商品相比效用相同或近似而价格低于或仅略高于原有同类商品时，就会对消费者产生吸引力。可见，通过对消费者进行这种以低成本获取需求满足的利益诱导，会开拓和扩大循环型产品市场，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

为了解当前农村社会和经济发展态势，掌握农村基层组织的基本情况，以便进一步做好农村社会稳定和农业生产发展工作，本人以所驻的石浦镇坦塘村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村社会和经济发展关系为切入点开展了调查。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应当说，当前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对农村社会和经济发展来说是机遇和挑战并存。

从有利因素看：一是适宜开展大面积的土地开发项目，发展规模农业。由于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减少，大批土地没有得到有效开发利用，许多外出经商务工户把全家的承包地、自留地都出租给同村农户，因此，使农村中部分有能力也有发展农业规模生产意向的农民有了一个机会。如本村葡萄种植大户李善泽，在本村租种7亩，还在邻村租种12亩，成为象山的葡萄种植大户。

二是有助于扩大城乡交流，减少城乡差距。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随着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农村社会面貌日新月异，城乡差距不断缩小。但是由于历史的和教育上的原因，农民的思想观念还比较陈旧，生活方式还比较落后，科技水平也相对较低。通过广大劳动力外出经商务工，带回的不仅仅是金钱，更为重要的是带回了城市的集体合作思想、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

从不利因素看：一是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使农村缺乏农业技术人员的问题更加突出。可以说，坦塘村绝大多数外出农业劳动力并不是靠种地养活不了全家才外出经商打工的，他们是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才弃地而去的。而这部分人中绝大多数恰恰是原来村中种植业的骨干。如村民洪昌根，务农二十几年，当生产队长也有十几年了，对种植业特别是柑桔种植相当在行，今年8月全脱产去上海务工。据他说，种一亩西瓜要先后投入近百元，辛辛苦苦管理三个月，最多能赚一二百元，还要“靠天吃饭”，收入没有保证。而每天做做短工也有30－50元一天，做一个星期就比种三个月地收入高。

【摘要】文章旨在探索城市旅游发展动力机制问题，通过对城市旅游动力系统模型分析，并结合桂林城市旅游发展的案例研究，为传统旅游城市的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关键词】城市旅游；动力系统；驱动机制；动力模型；桂林

城市旅游即以城市为目的地的旅游活动。自20世纪80年代始，城市旅游作为旅游目的地的作用也愈发显著，已经成为现代旅游的支撑点。以接待入境旅游者为例，我国2000年接待人数超过20万人次的24个城市和另外接待超过10万人次的12个城市共接待2369.73万人次，占全国接待入境旅游者总人次的76.1%（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统计年鉴）。由于城市旅游在城市复兴、城市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城市就业、满足居民游憩需求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受到政府和学术界的重视，成为关注和研究的热点。

一、研究背景

随着城市旅游的发展和竞争的加剧，城市旅游管理者和经营者过度重视旅游资源的开发、人造景点的建设和整个城市环境的绿化、亮化，而忽视城市特色的塑造和自身优势的挖掘的弊病逐渐显现：城市旅游产品雷同，缺乏个性，导致城市个性化旅游产品和服务特色丧失。其结果与城市旅游忽视发展动力机制的培育和城市旅游动力机制研究滞后不无关系。

城市旅游成为近年来旅游研究的主要热点之一，备受关注，国内外不少学者都进行了这方面的探索。国外Page（1995）、Dennis（1995）、VandenBerg（1995）和Pearce（2001）都对城市旅游进行创造性地研究；国内，1999年保继刚、朱竑对珠海旅游发展驱动机制模型进行开创性的探索，是国内较早探索城市旅游动力机制的学者；2000年彭华借鉴利珀（Leiper，1990）提出的人的需求+吸引物+信息的旅游吸引系统，提出了由旅游消费牵动和旅游产品吸引构成，并由中介系统和条件支持系统所联系的城市动力系统结构模型；2002年保继刚、刘雪梅对广东海外旅游发展作了定量化分析；2005年龙江智、保继刚运用“推——拉”（Push-PullModel）模型分析深圳、珠海两市旅游发展动力。但是，总体上目前关于城市旅游动力机制（DrivingMechanism）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缺乏专门、系统的论述。

摘要：杭州的乡村旅游发展势头良好，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为了理清杭州乡村旅游发展的动力，本文在分析相关文献和咨询专家的基础上，选取了影响乡村旅游发展的19个评价指标，并采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分析杭州乡村旅游发展的动力因子。分析结果表明：杭州乡村旅游发展受到经济动力因子，乡村旅游产业基础动力因子，社会服务动力因子和旅游资源动力因子等四个主导因子的影响。最后在动力因子的基础上构建了杭州乡村旅游发展的动力系统模型。

关键词：乡村旅游；动力系统；因子分析；杭州

1引言

乡村旅游是农村产业调整的重要形式，由于国家政策的鼓励，目前乡村旅游迎来新一轮的发展机遇。乡村旅游的发展对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用巨大，有利于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有利于农村村容村貌的改善、新农村的建设，有利于吸引农民就地就业、增加农民收入。而乡村旅游的优化发展离不开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动力系统的建设。国内外对乡村旅游的发展研究主要集中在乡村旅游发展影响因素研究、乡村旅游企业管理研究、乡村旅游利益相关者研究、乡村旅游地理空间分布研究[1]和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研究[2]。国内学者对乡村旅游研究的较多，但是研究乡村旅游动力系统的文章相比之下较少，由此可见，国内学者对乡村旅游动力系统的研究关注较少。研究内容上，朱漩认为乡村精英的示范作用促进了乡村旅游的常规化和自觉化发展[3]。张晓鸣通过西递村的研究认为人对空间固化、观念与行为的强化以及社会关联的硬化等特定动力因素促使西递村社区长期延续，从而促进乡村旅游的发展[4]。乡村旅游的发展是由众多因素构成的复杂系统的结果，需求、供给、支持作用和中介的影响构成了乡村旅游发展的动力系统[5-7]，政府的支持对于乡村旅游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8]。段兆雯，李开宇以西安为例，用对西安城郊的乡村旅游动力系统进行了评价，认为供给、需求、资源、区位共同构成了西安城郊乡村旅游发展的动力系统[9]。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而用定量研究乡村旅游发展动力系统评价的较少。杭州市是国内目前乡村旅游发展比较好的地区之一，本文以杭州为例，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运用因子分析法，进行乡村旅游发展动力系统研究，以期为杭州市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略尽绵薄之力。

2杭州市乡村旅游动力系统运行评价

2.1杭州市乡村旅游发展现状。杭州市近些年在国家政策的支持、市场的带动下，各界人士纷纷为乡村旅游献计献策，再加上资本的投入，乡村旅游的发展情况较好。截止到2015年，全市共有省级农家乐特色村、特色点共78个，省级四星级、五星级农家乐经营点、经营户共64个，浙江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2个，示范乡镇2个[10]。2015年，全市乡村旅游共接待3669.37万人次，经营总收入380892.49万元[11]。2.2评价方法。乡村旅游发展动力系统是指影响乡村旅游发展和变化的各种因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一种合力系统。从国内外相关文献可以看出，影响乡村旅游发展的因素众多，复杂多变。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通过降维使复杂多变的指标形成几个主成分，从而尽量全面地反映出原本复杂指标所代表的信息。2.3评价指标的选取和量化。在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遵循因地制宜、可衡量、可操作的原则，把影响乡村旅游发展动力系统运行的因素归结为以下几类：乡村旅游产业基础、乡村旅游产业规模、资源环境、社会文化和旅游业发展情况。通过咨询专家，运用德尔菲法，最终确定19个因子用于分析，从而避免人为确定权重而影响结果的准确性，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乡村旅游发展动力系统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2.4数据来源及数据处理。数据来源于2015《杭州统计年鉴》和杭州旅游电子政务网、浙江农家乐乡村休闲旅游网。通过收集以上网站和统计年鉴的资料，对杭州市10区（县），即江干区、西湖区、高新（滨江）区、萧山区、余杭区、富阳区、桐庐县、淳安县、建德市、临安市，选取19个指标，分别为农林牧渔产值（X1）、乡镇就业人数（X2）、乡村女性从业人数（X3）、直接从事农业人数（X4）、耕地面积（X5）、土地面积（X6）、固定资产投资额（X7）、第三产业生产总值（X8）、第三产业主导性（X9）、常住人口人均GDP（X10）、城市化水平（X11）、批发和零售贸易业（X12）、住宿和餐饮业（X13）、就业人员平均工资（X14）、含规模以上私营单位人才资源（X15）、资本开放度（X16）、乡村旅游资源品质（X17）、高等级旅游景区数量（X18）、高等级旅游资源平均等级（X19）。其中，第三产业主导性=第三产业生产总值/GDP×100%,城市化水平=非农业人口/年末总人口×100%，资本开放度=实际利用外资额/GDP×100%,乡村旅游资源品质指的是浙江省农家乐特色村（点）和五星级四星级农家乐的数量，高等级旅游资源平均等级指的是3A级以上景区分别与相应的权数相乘并相加，权数分别是5A景区为0.5,4A景区为0.3,3A景区为0.2。对原始数据进行相加、人均、百分比等计算，并进行均质化处理，从而得到适合因子分析的数据，进而对乡村旅游发展情况进行研究。

摘要：在现行的经济条件下，循环经济不会自发地实现。构建政府、企业、消费者等循环经济主体的动力机制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关键所在。有效的动力机制包括经济利益诱导机制、环境责任约束机制和绿色价值观影响机制。

关键词：循环经济主体；动力机制；经济利益

循环经济涉及生产、流通、消费等各领域，影响到产品生命周期的各阶段，因而与企业、消费者和各级政府密切相关。作为循环经济系统的成员或主体的企业、消费者和政府在循环经济运行中，各自承担着不同的职能。这些主体必须遵循循环经济的内在要求，自觉发挥各自的职能并相互协作。这样，整个循环经济系统才能顺畅运转起来。然而，在现行的经济条件下，循环经济不会自发实现。事实上，当消费者还没有接受绿色消费的理念时，不会购买再生利用产品，选择可持续的消费方式。同样，当循环产业无利可图或资源能源监督都未能形成外部压力的情况下，企业也不会转变增长方式，选择循环经济的发展道路。因此，在明确循环经济各主体职能的基础上，通过制度创新，构建循环经济的动力机制，就成为发展循环经济的关键。

一、循环经济主体的职能

企业、消费者、政府构成了循环经济系统的主体。这三个主体通过各自不同的职能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其中，企业既是资源消费者，又是废弃物的排放者。它在循环经济系统中的职能主要表现为：尽可能采用可再生和便于回收利用的资源，并减少资源的消耗；向市场提供能有效减少环境负荷并有利于再使用和再利用的产品和服务；通过开发清洁生产技术和废弃物再使用、再利用技术等发展循环产业；对企业自身排放的废弃物实施再利用和适当处置；构建企业间的废弃物和副产物循环利用的工业生态链，实现废弃物的零排放。消费者是包括循环型产品在内的各类产品和服务的最终消费者，也是废弃物的排放者。其职能应为：自觉控制容器包装的使用和废弃物的排放；遵守废弃物的分类回收等制度，以促进其有效地回收再利用；购买环境负荷少的产品和资源循环利用产品；尽可能延长物品的使用寿命，采用注重功能、服务的享用而非物品占有的消费方式。政府是国家和地区发展循环经济的决策者和推动者。由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生态环境问题上的无能为力，因而政府干预就成为必要的解决办法。也就是说，循环经济不会自发地发展起来，而必须有政府的推动。政府的职能主要表现为：为国家和地区循环经济的发展指出方向和目标；制定和实施相关的政策和制度，借以引导和规范企业和消费者的行为，为建立国家和地区的循环型经济系统创造条件；作为集团消费者通过自身的绿色采购行为直接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并为企业和居民做出表率。

为使循环型经济系统顺利运转起来，企业、消费者、政府这三个主体必须通过建立彼此间的合作关系，形成一个互为条件的整体。首先，企业和消费者要通过市场建立起良性互动关系，共同推动循环经济发展。如，企业要制造节约资源的环境负荷小的产品，消费者也要实行绿色采购，优先购买此类产品。在这里，企业把保护环境纳入经营宗旨和消费者确立绿色消费理念是二者在循环经济发展中实现良性互动的条件。其次，要建立循环型经济系统中各类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包括生态工业园区围绕废弃物和副产物资源化再利用的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和城市或区域范围内废弃物排放企业与废弃物回收、运输、资源化再利用、无害化处理等所谓静脉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上述各类企业都是循环经济系统链条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如果相互间不能建立良好的协作关系，系统整体就无法顺利运行。再次，要建立政府与企业、消费者之间的合作关系。如，政府应通过制度设计，运用适当的政策手段，影响企业和消费者的市场行为，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企业和消费者也应通过确立环保经营和绿色消费的理念，适应政策的变化，以求减少政策执行阻力，达到政策的预期效果。此外，在发展循环经济过程中，政府的各相关部门之间必须建立良好的协作关系，以保证政府制定的目标、规划、法令、政策等得以有效地贯彻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