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道路范文10篇

摘要：随着社会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兽医在保障人类健康和保证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兽医的地位也在不断上升，但我国的兽医发展水平远不能满足我国当前发展。在新时代兽医行业该如何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如何科学化发展，成了现代兽医行业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重点。本文从几方面入手剖析兽医行业的科学化发展道路。

关键词：现代兽医行业科学发展信息化产业化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不仅追求物质生活的舒适安逸，更追求的是生活的高质量，追求的是安全与健康。因此，对肉、蛋、奶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随着社会发展，中兽医只有调整适应当前形式才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兽医行业如何在新时期更好地发展，以做好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确保畜牧业健康发展，保障动物源性食品安全，是当代兽医行业必须认真思考和深入探讨的问题。以下是几点建议，仅供参考：

适应新形势要求，信息化发展

信息化浪潮将现代人推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信息化时代。每个行业的发展也必须适应潮流，才能在发展中进步，在发展中提升。因此，兽医行业也要树立起与时俱进的观念，在行业中推进信息化的进程。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的最新理论成果，它所蕴含的新思想，更加显示了这条发展道路的特点和优势。在拉美国家出现危机之后，那种认为只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模式才是最完美的、是发展中国家必须效仿的唯一模式的观点，受到质疑。国际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中国的发展道路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肯定。

国外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正在开辟出一条通往发展的新道路，这条道路是建立在创新、积聚非对抗性力量、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和注重个人权利和责任平衡基础之上的。它是由取得平等、和平、持续的高质量增长的愿望推动的。它的一些核心概念的基础，是从创新和公正中得到极具影响力的实力。一些外国学者还指出，尽管中国发展道路的成功和优势是有目共睹的，其具体做法和特征也逐渐为人们所了解，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想学习中国的经验，但是后来他们发现,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

外国学者描述了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些特征，但是他们并不理解其中的真正意义，也不了解中国能够做到而其他发展中国家不能做到的真正原因。这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改革开放确立起来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中国不同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根本所在，也是中国发展道路成功的真正秘密。

同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也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相似的问题。所不同的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下的市场经济，它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与市场经济能够有效配置资源的特点结合了起来。从中国发展的实际效果看，这样的发展道路具有很大的优势。邓小平同志晚年说过一句很深刻、很有分量的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他这里所说的，就是这种中国特有的政治优势。

从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优势。

科学发展观是一种重视效率的发展观，而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优越性就是效率高，能够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现在，中央提出东部发达地区支援西部欠发达地区、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工业反哺农业等重大举措，一旦决定，就能够马上实行。相比之下，许多发展中国家却很难做到这一点。外国学者对此做了比较，指出：“中国的政治制度给了政府足够的控制力，而在巴西，中央政府可能没有这么大的权力来这样做。”“在所有对中国模式感兴趣的国家中，只有印度的规模可以与之竞争。但是像巴西一样，政府要想在几十年中坚持一项固定的经济计划，可能很难。”

一、中国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形成这一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理论有其历史与理论的渊源，我们是不能忽视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起到的启示作用的。19世纪80年代初马克思提出经济落后的东方国家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20世纪20年代，列宁进一步指出，一切殖民地和落后国家在先进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而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

对于中国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同样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本世纪40年代初期，他在《新民主主义论》这篇文章中回答了这一问题，他认为：国际原因，一方面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不是想让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是让中国心甘情愿地做他们的殖民地，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另一方面，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中国依靠共产国际的援助和支持，共产国际也不允许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国内原因，近展史几经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根本行不通，以梁启超和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想要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想法没有实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也是想让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造成了军阀混战的局面，最后也没有成功；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大不一样，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很团结力量也很强大，而中国的资产阶级还在大城市分散着，不能集中起来。并且他们既不能得罪国民党又不敢得罪共产党，所以，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走向资本主义道路。从历史角度看，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形成了一种习惯，必须由“一个政党领导、一个主义指导”。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真分析了中国当时的国情，将二者有机的结合起来，成功地开创了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发展道路。

综合以上多种原因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别的道路是走不通的。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对以邓小平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起到了前导和借鉴作用。

邓小平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没有出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邓小平认为中国近代史证明了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根本行不通，尤其是国民党统治中国二十多年，想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结果并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反倒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更没有什么民主可言，国民党统治了20多年，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证明走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从现实的角度看，如果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那就会出现少数人暴富多数人长期贫困的情况。1984年，邓小平在回答人们关于如果中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是否也能站起来的提问时，明确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十分重要，坚持社会主义对中国也十分重要。

二、中国为什么必须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摘要：和平崛起，作为中国的国家发展道路提出后日益引起了我国社会各界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也成为了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文章简要回顾了和平崛起发展道路提出的过程和主要依据，对其涵义进行了简单的分析，并重点阐述了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重大意义。

关键词：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发展模式

Abstract:peacefulriseasChina’snationalroadofdevelopmentafterChina’sgrowingcommunityandtheinternationalcommunity’sattention,hasbecomeahotissueinacademiccircles.Thearticlebrieflyreviewedthedevelopmentpathofpeacefulriseandtheprocessputforwardbythemainbasisforitsmeaningwassimple,andfocusesonthedevelopmentpathofpeacefulriseofgreatsignificance.

Keywords:China;peacefulrise;thepathofdevelopment;developmentmodel

一、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提出及其主要依据

“中国崛起”已成为国际社会不争的事实，关于中国崛起的发展道路问题，我国领导人曾多次指出中国的发展道路是和平崛起。2003年12月10日，总理访美期间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在这次演讲中，温总理首次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提出，“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改革开放与和平崛起的大国”。同年12月26日，主席在纪念同志诞辰110周年的座谈会上再次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坚持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2004年3月，在第十届人大二次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总理具体阐述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2005年4月6日，总理出席了亚洲合作对话第四次外长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做亚洲人民可信可靠的合作伙伴”的主旨讲话，再次强调“中国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和平崛起，作为我国的国家发展道路提出后不断引起了我国社会各界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也成为了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它是党的新一届领导集体的一项重要决策，是代表中国人民向全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国选择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时代优势的宏观驾驭，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历史和现实的准确把握，在我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有着深刻的历史性和现实性。

一、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提出及其主要依据

“中国崛起”已成为国际社会不争的事实，关于中国崛起的发展道路问题，我国领导人曾多次指出中国的发展道路是和平崛起。2003年12月10日，总理访美期间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在这次演讲中，温总理首次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提出，“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改革开放与和平崛起的大国”。同年12月26日，主席在纪念同志诞辰110周年的座谈会上再次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坚持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2004年3月，在第十届人大二次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总理具体阐述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2005年4月6日，总理出席了亚洲合作对话第四次外长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做亚洲人民可信可靠的合作伙伴”的主旨讲话，再次强调“中国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和平崛起，作为我国的国家发展道路提出后不断引起了我国社会各界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也成为了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它是党的新一届领导集体的一项重要决策，是代表中国人民向全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国选择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时代优势的宏观驾驭，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历史和现实的准确把握，在我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有着深刻的历史性和现实性。

（一）历史依据

从历史文化传统的角度来看，中国人民历来酷爱和平、重视文化。以和为贵的价值取向在我国根深蒂固，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始终流淌着“和”文化的传统，有着“和而不同”、“厚德载物”的宽大胸襟。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就是深深根植于“和”文化的底蕴之中，正如总理在哈佛大学演讲时所阐释的：“中国的和平崛起道路是建立在中华民族和为贵和和而不同的文化基础之上的”。

从历史实践的方面来看，中华民族曾经饱受战乱之苦，深知和平的可贵。中国人民从苦难经历中养成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价值取向，铸就了酷爱和平的民族性格。中国发明了火药，却没有首先用做战争工具。“自古知兵非好战”，成为历代军事家的格言。我国今天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正是这一民族品格的承继和光大。在这一外交政策的指引下，我们跟众多国家建立了伙伴或合作关系。本着“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妥善解决同周边邻国的边界领土争端。同世界各国携手反对恐怖主义，积极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在朝鲜半岛无核化和伊朗核问题上坚持促谈促和。凡此种种，反映了中国对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高度负责感。

（二）现实依据

建国初期，面对后农村出现的新情况，中国共产党内部在如何开展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争论的结果对中国农业发展道路以至整个社会发展都产生了极为重要和深远的影响。认真总结这场争论的历史经验，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和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后，我国农村出现了新情况：一方面绝大多数农民开始过上了前的中农的生活和拥有了与其相当的生产条件，出现了普遍中农化的趋势；另一方面也出现了某种贫富差别和分化。这种变化，相应地引起了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不同阶层、不同政治身份的人们产生了不同的认识，也感到了各自不同的种种困惑。从普通农民内心深处的愿望来看，他们希望发家致富，进一步扩大生产和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贫农希望上升为中农，中农希望上升到富裕中农，富裕中农希望成为富农。新富农是许多人的目标。但是相当一部分农民存在着矛盾心理，他们想致富冒尖，但又担心将来“掐尖”、“拉平”，落到旧富农的境地。对于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互助合作，不具备独立生产条件的贫困农民是愿意参加的，但是他们中很多人是希望参加变工互助组后能种好地，发好家，然后买车买马，进行单干。也有一部分经济条件很差的贫农存在着农业社会主义的平均思想，对新的贫富分化有怨言。

农民的复杂心理和矛盾困惑，也反映到了农村中的党员干部身上。在经济水平上升较快的农民中，有一部分是党员，他们对于党员干部是否允许雇工认识不清。有的觉得党员不应该剥削他人，表示自己在生产上不再发展了。也有少数党员为了继续雇工，要求退党。有的村干部认为组织起来是“国策”，单干不合法，不允许上升户添置生产资料，怕他们单干，甚至强迫农民参加互助组。

农民群众和农村党员干部的种种矛盾和困惑表明，他们迫切要求各级党组织及时给他们指明前进的方向。但是，在新情况面前，中国共产党内对同样的问题也存在着认识分歧。

东北是全国最早完成的地区之一，后的新情况较早地在这里反映了出来。东北的互助合作问题首先在党内引起了争论。1949年12月，东北局与东北人民政府联合召开专题讨论农村工作问题的座谈会，东北局书记兼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在总结性的发言中，对新情况、新问题作了政策性的解答。高岗着重批评了“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主张完全的自由竞争，让其自由发展的资本主义的路线”，批评了对单干、旧式富农感兴趣，对组织起来感到苦恼的种种思想；强调对组织起来要加强领导，要把变工组办得更好，真正使变工组胜过单干，以此来吸引农民；并提出现时的互助合作在获得生产工具的改进后，还可以进一步提高与发展，逐步提高为联组。认为从原则上讲，党员是不允许剥削人的，党员要雇工时，要说服他不雇工，党员不参加变工组也是不对的。

一、句容市林业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分析

在林业经济发展道路探索的过程当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对于林业发展有着不利的影响。句容市是林业发展的大市，有着良好的林业发展基础条件，但是林业经济发展能力并不强大，很难称得上是林业发展的强市。这主要是因为当地林业从业人员对于现代农业这一概念没有科学且详细的理解，对于林业发展的规划能力较差，没有对当地的林业进行科学客观的定位。这主要体现在两点:第一，对于森林的地位认识不清。森林是全球的环境系统当中的主体，更是地球上最完善的资源库，其结构具有复杂性，生物的产能极大，是全国的基因库，为全球水分的蓄养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另外，生物能量的主导之物也是森林，目前人们所广泛使用的煤、石油与天然气全部产自于森林，而未来可能使用的生物能也有一大部分来自于森林。林业发展人员对于森林的地位认识不清，使其不能正确地规划林业发展道路。第二，对林业的地位认识不清。林业对于社会的生态建设有着重要作用，无论是国家还是社会都十分重视林业的发展，其对于现代化城市的建设起主导性作用。国家的相关部门进行的生态城市建设与湿地保护工作足以说明林业的重要地，林业在其中起着促进作用，许多林业工作者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二、进行句容市林业经济发展的对策分析

1.提高林业发展的观念目前，林业工作者在林业开发与管理理念上存在落后问题。因此，相关林业部门要加大林业发展的宣传力度，使广大的林业从业人员与可能成为林业建设者的人们认识到林业在生态建设中的主体地位，正确对待森林的重要作用，从根本上转变林业发展的观念。不再以利益作为林业发展的唯一目标，重视其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其次，林业林业人员要督促自己加强学习，了解林业发展的最新动态，掌握最新的林业发展技术，更好地指导日常的林业工作。2.制定科学的林业发展规划只有具备了一个科学的林业发展规划，才能指导句容市的林业工作有条理的进行。因此，应当对自身的林业发展条件进行全面的分析，以此为基础制定出一个具有科学性与综合性的林业发展规划，使未来的林业发展工作有规划可依。在规划当中，要确立起林业发展的目标与指导思想，对工作当中应当遵循的原则进行制定。其次，要将整体规划分成不同的小规划进行实施，减小目标实现的难度，激发林业发展的动力。3.打造地方特色上文当中提到，句容市的条件十分适合乔灌木树种的生长。因此，应当明确当地林业发展的特色，从改变传统的体制与技术开始，将句容市的地方特色林业推向市场。从区域性的林业开始做起，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品牌，打造绿色林业品牌。以此将林业发展社会形象打造完成，为其林业的可持续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三、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以论句容市林下经济发展道路探索为题，对林业发展的条件进行了分析，并分析了其在林业经济发展道路探索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三点有效建议。希望我们可以对自身的林业发展条件进行准确的分析，抓住市场热点，实现当地林业的可持续发展。

论文关键词：中国发展道路；稳定；创新；独立自主；和平发展

论文摘要：中国发展道路的成功引起海内外学者的热切关注，他们试图用”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来概括中国的发展经验我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始终保持独立自主，努力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创新为动力，在稳定中求发展，走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还在发展中，形成成熟的“中国模式”一定是在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之时。

一、拥有13亿人口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影响当今世界发展局势的重大因素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工业制造品已经占世界总量的1／5，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21万亿元，居世界第6位。面对中国的崛起，国际社会兴起了研究中国发展道路的热潮。各个国家的大学、非政府组织纷纷建立中国研究中心，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专著、报告大量出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于2004年5月11日发表的一篇题为《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的沦文。该文对中国20多年的经济改革成就作了全面理性的思考与分析，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或叫“中同模式。”

“中国模式”是海外学者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几种经济发展模式提出来的，用来概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道路。多数中国学者也赞同这一主张。海外学者的研究在有些方面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中国发展道路的一些特点，但“中国模式”的提法有值得商榷之处：(1)外国学者对中国模式研究和运用，主要着眼于经济方面，同时又伴有某种政治意味。其实，外国学者描述了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些特征，但没有揭示中国能够平稳、有序、快速发展而其他发展中国家无法做到的真正原因。(2)所谓模式，即事物的标准样式。“中国模式”就是中国发展的标准样式。把已取得的发展经验叫做“中国模式”，有点拔苗助长，牵强附会之嫌。中国的改革发展正处于“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的关键时期，已取得的成功发展经验还有待于长期的和各种环境的检验。(3)今天的中国仍然处在发展变化中，许多方面还在探索之中，发展模式并未定型，也不会很快定型。中国还要经历将近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才能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个阶段之中的任何模式，必定是“初级”的和不完善的。具体而言，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式还有待完善，至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自不待言。如果把一种正在探索之中的经验叫做“模式”，容易在实践中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有的学者提出要慎言“中国模式”。

尽管我们不赞同“中国模式”提法，但并小反对研究中国发展道路，相反，认真和科学总结中国发展经验，是中国学者的责任。我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始终保持独立自主，努力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创新为动力，在稳定中求发展，走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建国初期，面对后农村出现的新情况，中国共产党内部在如何开展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争论的结果对中国农业发展道路以至整个社会发展都产生了极为重要和深远的影响。认真总结这场争论的历史经验，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和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后，我国农村出现了新情况：一方面绝大多数农民开始过上了前的中农的生活和拥有了与其相当的生产条件，出现了普遍中农化的趋势；另一方面也出现了某种贫富差别和分化。这种变化，相应地引起了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不同阶层、不同政治身份的人们产生了不同的认识，也感到了各自不同的种种困惑。从普通农民内心深处的愿望来看，他们希望发家致富，进一步扩大生产和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贫农希望上升为中农，中农希望上升到富裕中农，富裕中农希望成为富农。新富农是许多人的目标。但是相当一部分农民存在着矛盾心理，他们想致富冒尖，但又担心将来“掐尖”、“拉平”，落到旧富农的境地。对于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互助合作，不具备独立生产条件的贫困农民是愿意参加的，但是他们中很多人是希望参加变工互助组后能种好地，发好家，然后买车买马，进行单干。也有一部分经济条件很差的贫农存在着农业社会主义的平均思想，对新的贫富分化有怨言。

农民的复杂心理和矛盾困惑，也反映到了农村中的党员干部身上。在经济水平上升较快的农民中，有一部分是党员，他们对于党员干部是否允许雇工认识不清。有的觉得党员不应该剥削他人，表示自己在生产上不再发展了。也有少数党员为了继续雇工，要求退党。有的村干部认为组织起来是“国策”，单干不合法，不允许上升户添置生产资料，怕他们单干，甚至强迫农民参加互助组。

农民群众和农村党员干部的种种矛盾和困惑表明，他们迫切要求各级党组织及时给他们指明前进的方向。但是，在新情况面前，中国共产党内对同样的问题也存在着认识分歧。

东北是全国最早完成的地区之一，后的新情况较早地在这里反映了出来。东北的互助合作问题首先在党内引起了争论。1949年12月，东北局与东北人民政府联合召开专题讨论农村工作问题的座谈会，东北局书记兼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在总结性的发言中，对新情况、新问题作了政策性的解答。高岗着重批评了“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主张完全的自由竞争，让其自由发展的资本主义的路线”，批评了对单干、旧式富农感兴趣，对组织起来感到苦恼的种种思想；强调对组织起来要加强领导，要把变工组办得更好，真正使变工组胜过单干，以此来吸引农民；并提出现时的互助合作在获得生产工具的改进后，还可以进一步提高与发展，逐步提高为联组。认为从原则上讲，党员是不允许剥削人的，党员要雇工时，要说服他不雇工，党员不参加变工组也是不对的。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探索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必须认清经济全球化、世界民主化潮流与西方国家民主战略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一方面要立足本国国情，坚持走自己的路，坚持中国政治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另一方面又要善于吸收其他国家政治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借鉴其他国家政治发展进程中积累起来的、能够对中国政治发展有益的优秀文化成果。

一、经济全球化及其相关因素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不仅受到国内因素的影响，同时也与国际环境密切相关。当前，经济全球化一方面对中国政治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也为民主化浪潮的推进和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战略的实施提供了便利，从而使中国政治发展进程受到外来影响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1．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并非一个纯经济的现象，它对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着重大影响，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始终伴随着文化渗透、价值变迁、制度移植等现象。俄罗斯学者艾莱拉·沙夫罗勒娃(ElenaSafronova)认为：“当前全球化的进程不仅是各个国家文化和文明一致性的增长趋势，也是各个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一致性的增长趁势。”[1]这样，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就具有双重性，它一方面会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会带来较大的国际压力和负面影响。

从政治体制改革的角度看，经济全球化会推动中国确立一套更加民主和有效的政治机制，同时也便利了西方国家利用经济手段对中国施加政治影响。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决策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使任何决策的做出都不能仅仅依靠少数人的知识、经验和才华，也使少数人难以对决策的实施后果进行全面的预测和总结，对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瑞士著名学者简-皮尔·莱曼（Jean-PierreLehmann）认为：“当一个国家寻求更大程度上融入全球资本市场和吸引更多国外直接投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时，改进制度和政治管理以及遵守法律规则的压力就会大大增强。”[2]随着中国不断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中国政府相应出台了许多顺应国际潮流的举措，以便在经济领域能与国际接轨，这一过程必然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的过程。同时，也应注意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美国视之为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良机，利用中国对经济、资金、技术等方面的需求，以经济和科技为载体宣扬所谓的“西方文明”，并以此对中国进行诱压，试图达到在政治领域影响中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