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益范文10篇

20世纪下半叶，随着信息网络的高速发展和信息传递的日益便捷，信息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重要资源，其与物质、能源一起，共同作为人类社会的三大基石。信息是无形的，不能从中获得现实的效益，但信息具有重要的效用，有的信息可以指引人们的行为，作为人们行为所参考的依据和准则;有的信息可以影响人的精神世界，愉悦人的心灵。在当今社会，信息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利益所在，对于核心信息的获取和占有成为世界竞争的主要战场，世界资源的核心已经从资本转向信息。信息具有利益属性，是信息受到法律保护的基础。法律对信息的利益属性作出规定，将其纳入保护范围之内，即成为信息法益，信息法益就是基于信息而产生的法所保护的利益。由此，信息是法律保护的对象，是信息法益的载体，信息法益是法律保护的具体内容，是信息的核心效用。从刑法角度来看，信息是犯罪所作用的犯罪对象，而信息法益是犯罪所侵害的具体内容(犯罪客体)。

一、信息的基本范畴

(一)信息的哲学基础和自然概念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的根本属性是其运动性。物质运动，必然会产生时空上的差异，而这些差异也必然会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之中得以反映，这一反映并不是唯一的，而是可以无限重复的，这就表明在这一系列的反映之中必有一个共同的独立于物质运动本身的研究对象，即事物状态变化的再现方式。对这一再现方式的描述，即为信息。因此哲学意义上的信息，是对物质运动状态的描述，是一定载体上所显示出来的他物的运动和变化的属性。在哲学信息概念的基础上，不少科学家提出了自己关于信息概念的界定。信息论的奠基人、美国数学家申农(C.E.Shannon)认为:“信息是组织程度，能使物质系统有序性增强，减少破坏、混乱和噪音”。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NorbertWiener)认为:“信息是有秩序的量度。”

在其后的信息科学上，对信息有本体论和认识论两个层次的认识。本体论上的信息是指事物自我显示出来的运动状态和运动状态的变化方式;认识论上的信息是指主体对事物运动的状态和状态变化方式的认识以及对此种认识的表达。这些概念都是科学界对于信息的界定，但都存在一定的缺陷，也不符合法律概念的要求。申农和维纳的观点只是对信息的个别属性的阐明，即减少物质的不确定性，但这并不是信息的本质要素，也不符合法律上信息概念的要求。同样，信息科学家们将信息分为本体论上的信息和认识论上的信息，后者并非信息本身，而是人对于信息的认识，与信息有着一定的差别，而前者也没有反映出法律概念清晰明确的要求，而是与哲学意义上的概念混为一谈。

(二)信息的法律概念哲学上信息概念涵盖范围较广，包含了一切符合信息本质要素的内容，但很多信息并不为法律所保护，或根本不为人所认识，法律只对部分信息进行保护，因此，必须在法律上对信息进行界定。笔者认为，界定法律意义上的信息概念必须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法律意义上的信息必须与人相关联。从法律干涉的角度来看，法律所处理的总是人与人之间关系和人与事物之间的关系，如果信息不与人类发生关联，则该信息无论如何不能成为法所保护的对象，新康德主义也认为，在人对现实世界产生认识之前，现实世界是一种混沌状态，是没有现实意义的状态，所以信息必须与人相关联才具有法律意义。由此产生的两个问题是:其一，任何信息都是经过人对客观事实的认识再加以表达于外部而形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意义上的信息是建立在信息科学中认识论意义上信息概念的基础之上的，是人通过自身对于事物的理解而表达出来的对事物状态及发展状况的描述。信息有其创设者，但法律意义上的信息并不要求信息与其创设者相关联，信息一旦被创立出来，它就独立于其作者，而成为现实中的存在;其二，法律意义上的信息要能够为一般人所感知，这就要求信息创设和表达都必须遵循固有的规则，有通行的表达方式，能够为社会的一般人所接受，如果不具有这一特点，信息就属于混沌状态之中，不具有法律上的意义。

论文关键字：资产评估；收益法；成本法；市场法

论文摘要：资产评估是对资产价值的评定估算。资产评估方法是实施资产评估工作的技术手段。在多年的资产评估实践中，形成了资产评估的三种基本方法，即市场法、成本法、和收益法。通过对三种方法的比较研究，能够在以后的评估工作中选择最合适的评估方法，以便对被评估资产作出最合理的估算。

资产评估，顾名思义，是对资产价值的评定估算。资产评估方法是实施资产评估工作的技术手段。这项工作既有客观性，既要考虑资产客观存在的现实状况，又有主观性，即评估人员要评估对象的现状及其获利能力进行分析判断。这种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结合，要求资产评估具有一套与其他工作或学科不同的特定方法。在多年的资产评估实践中，形成了资产评估的三种基本方法，即市场法、成本法、和收益法。实际上在资产评估实践中评估人员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采用不同的评估方法。因此，有必要对三种方法进行比较分析，以便于区分不同情况下应该选择适当的评估方法。

一、收益法与成本法的比较

(一)计价标准的比较

1、收益法的计价标准

摘要：背信罪的保护法益，对于增设背信罪，确定其构成要件等具有重大意义，对此我国学界尚观点不一。背信罪是后现代工业社会的典型财产犯罪，财产犯罪侵犯的是刑法上保护的“财产权”，信任保护并不是背信罪的第二法益。我国刑法上两个特殊背信罪的保护法益，符合背信罪保护财产权的法益要求。我国刑法增设普通背信罪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

关键词：背信罪；法益；财产权；背信损害

上市公司利益罪；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国内学者中较早系统研究背信罪的是张明楷教授，早在上个世纪，他就提出增设背信罪的必要性，①进而引发了是否要增设该罪的讨论。肯定论者往往通过例举实践中出现的一些典型的背信行为，严重侵犯了公私财产权和社会经济的有序发展，虽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却因为没有刑法规定而逃脱刑法的制裁，不处罚显失公平为由，论证背信罪的缺失，进而从弥补法律漏洞的角度论证创设背信罪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然后就背信罪的范围，成立条件，构成要件，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线，所属的犯罪类型等，展开分析和探讨。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即设计背信罪是要保护什么样的法益，即背信罪的犯罪客体是什么。因为，只有明确了背信罪的法益，才使得刑事立法具有以保护该法益不受侵犯的合目的性和合理性，进而指导立法者确定犯罪的性质、范围和种类，这也是立法者规定犯罪和刑事责任的意义所在。此外，只有当法益具有了明确清晰的内涵和外延，将哪些行为列入刑法的处罚范围，才具有合理性。而且，刑法的谦抑性决定了只有当法益受到严重侵犯时，或者说只有当其他措施不足以保护法益，值得用刑法来保护时，才动用刑法。这也要求首先要明确法益所在，才能有严重与否的判断。正如张明楷教授所言：“如果否认法益概念，那么刑事立法就会变得杂乱无章。”②对于我国刑法尚未有背信罪的现状，面临有可能新增法益的情形，只有在允许增设法益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借鉴他国设立背信罪。对此，笔者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要求刑法所保护的法益亘古不变是不现实的，但如果承认法益会随之变化，而更大程度上表现为扩张，那么，如何保证刑法的稳定性，坚持罪刑法定，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对于立法者而言，既然法益可以通过立法创设，那么，对具体法益的认识和确定以及具体法益是否值得刑法保护就显得格外重要，对于背信罪也是如此。

一、背信罪保护法益的争议

关于背信罪侵犯的客体，我国理论界主要有两派观点，可以归纳为简单客体论和复杂客体论，但在其内部具体内容又有不同。例如，认为是简单客体的，有的学者通过考察域外刑法关于背信罪的规定，例如中国澳门、中国台湾、德国、奥地利、日本、瑞士、韩国、泰国、俄罗斯等刑法以及美国模范刑法典等都规定背信罪是给他人造成财产利益的损害，法国、加拿大刑法指明该罪的危害在于侵犯他人的财物，认为背信罪的犯罪客体是财产权。③而有的学者认为背信罪侵犯的单一客体是合法的委托、关系。认为是复杂客体的，其中有学者认为，“背信罪的犯罪客体是为刑法所保护的而被犯罪行为所侵害的市场秩序和委托人的财产权利”，并且，“只有在法律上认为是合法的财产的才能认定为财产损害，……如果有精神损害的，可以作为背信罪的一个加重情节予以考虑”。④有的学者认为背信罪的客体大多是复杂客体，首先是委托人的财产利益；其次，大部分犯罪同时侵害了市场经济领域中的信用制度。⑤有的学者认为除了侵犯合法的委托、关系外，侵犯了被人的财产权利。⑥可见，在复杂客体内部，财产权都是保护法益，但是否是主要客体观点不一，此外的另一客体究竟是什么，也各不相同。总结起来，复杂客体论者认为背信罪不仅侵害了财产权，还侵害了社会信任关系，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信用关系的一种破坏，扰乱了市场秩序。由于背信罪是舶来品，当孰是孰非难以评判之时，有必要考察一下域外法例。早在19世纪，无论是普通法还是1810年的《法国刑法典》均已提出背信的概念，但是深受罗马法影响的一些大陆法系国家虽然多少受到法国的影响，但没有从立法上彻底地弥补这个漏洞。而相对较晚的1871年《德国刑法典》却首当其冲，规定了现代化的背信罪，明确了构成要件；其后日本深受启发，在1907年的《日本刑法典》中采纳了德国的背信罪立法例，并提出了新的表述，这也促使德国在1933年用抽象概括的方式取代了之前以列举的方式规定背信行为的种类。德国是背信罪理论学说和立法经验最丰富的国家，研究德国背信罪的立法现状以及相关学说，对于加深对背信罪的理解，为我国今后增设背信罪打下理论基础颇有帮助。

二、背信罪的本质

一、前言

社会转型期间大量复杂案件出现，在此形势下正义性成为了法的新增价值标准，但是这种“法寻找”面临着实施困境，蕴含刑法解释合理性及存在的制度空间。学术界关于刑法中法益保护位阶，应以何种法益作为保护优先性有很大的争议。在此讨论热潮下，不能很好地体现我国刑法宽严相济的要求，也很难满足民众对法的正义性。因此，基于法益保护位阶，加强刑法实质解释，有利于改善我国刑法政策实施的困境。

二、法益保护位阶对个罪构成解释的规范意义

本文所讲的“位阶”主要指的是，在刑法框架下不同法益保护的优先级，以及存在的某种次序。法益保护位阶是法律界存在的客观现象，反映了刑法规范的主次和轻重关系，在设计各种法益保护的冲突时，一定程度上强化刑法解释制约意义。（一）法益保护意义。对于法益保护位阶的认定，需要明确哪些行为受到刑罚处罚。刑罚所体现的保护法益，是刑法立法和解释的关键内容，也是对不同犯罪类型和量刑标准的重要参考因素。德日国家所制定的法益侵犯和保护的学说、理论认为：法益保护与刑法任务、刑法技能相挂钩，充分发挥刑法的作用有利于维护刑法技能的正当性，对强化法益保护具有重要作用。之所以法益受到法律界的重视，是因为明确刑法的法益保护内容，才能有效贯彻我国刑法宽严相济的政策，真正做到尊重与保护个体的，制定科学合理的法律条约，能够有效避免国家公权力的不正当扩展，对刑法实质解释进行强力追求，是促使法益标准发挥出罪功能，实现法益保护的重要内容。始终坚持刑法所具有的谦抑原则，可以发挥刑法的补充性作用，有利于增强法益保护力度，对于具体使用需要根据刑法投入条件，实行严厉的国家干预、刑法。（二）法益保护机能。从理论角度来看，法益保护主要有两大机能：第一，以构成要件解释和指导刑法解释和实施，发挥其内在技能的体系作用；第二，若是存在不值得保护的法益，那么以非罪化的原则，实行踩刹车的体系批判机能。根据以上法益保护机能出发，刑法一贯以事后处理的方式，在发生对法益重大侵害时，才正式介入和制裁。若是无法益受到侵害或是侵害情况不明的条件下，刑法存在无可罚性的情况，因此为刑法立法的犯罪化、非犯罪化，以及出、入罪提供了详细的标准。对于非犯罪化的法益侵害判断，主张将聚众淫乱、同性恋、吸毒、堕胎等行为纳入非犯罪化的范畴，因为法益侵害者和被侵害者为同一人，并且这些行为没有对他人法益造成侵害，因此实行非犯罪化的法益判断。另一方面，法益侵害主张罪与非罪之间临界点的案件，通过实质违法性判断，对法益侵害案件中的犯罪事实进行确立。为了保障法益保护侵害标准的确立具有科学合理性，相关人员对于该种法益侵害案件着重强调无价值论，即对法益侵害是否真正威胁到了法益，但是没有侵害到他人的合法权益。那么尽管侵害者的道德素质再差，在没有违背法律条款的前提下，违反了社会伦理规定，也无法将其行为定性为法益侵害。据法益侵害相关条款所言，即便法益侵害者的主观能动性存在“恶性”，但只要没有真正造成侵害损失，对法益权利造成损害，该侵害者行为表现的主观恶性再强烈，刑事立法方面也不能将其视为犯罪行为，审判处决同样不能当作犯罪处理，通过这样的处理控制处罚范围。

三、基于教义更新分析范式刑法实质解释

（一）将侵犯人身权写入条例，强化法益保护解释。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强调尊重与保障人权，同时这也是现代文明国家必须坚守的主旋律，对于刑法上体现的人权原则，主要表现在罪刑法定的原则。为了能够最大程度维护人民权利，保障其不因国家某些刑罚权的不正当扩张而导致权益在法律上受到侵害，部分国家将罪刑法定上升到了宪法的高度，这体现了社会主流价值对人的尊严的关注。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生命和财产不受侵犯，就是人权道德共识的体现。刑法所体现的人权原则合理性，就在于保护和尊重人权时有周密的辩护体系，有合法性、有效性的行为指导。除了人权保护的基本原则之外，根据各个国家的不同，在法律实施上有所差异，在法律规范下，法律统一共同体的成员组成是该国的全体公民，国家在构建人权保障权益法律保护条款时，需要先行稳定国家秩序，并将人权保障与自我理论建构相结合，以此作为法律实施的尺度，遵循宪法的原则更好地保护公民尊严和自由。1.人身权利法益保护目的设定通过分析刑法规范，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现行刑法十分重视人身权利相关法益保护。具体表现为：首先，刑法有明文规定法益侵害者应履行的责任与原则，对于已经触犯该项法律的行为人，假若该行为人年龄没有达到法定标准，根据刑法规定，认为该行为人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如此便形成了特定犯罪规定限制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条第2款中明确规定“对于年龄在大于十四周岁且不满十六周岁这个范围内的行为人，在犯下严重且恶劣的故意伤人罪、故意伤害罪、强奸罪、抢劫罪、贩卖罪等会对他人造成严重后果罪行的，必须承担相应刑事责任”。其次，对于严重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行为，根据《刑法》第20条的规定，阻止不法侵害人杀人、抢劫、强奸等行为不属于防卫过当，所以对于在行为人阻止不法行为时造成的刑事案件，行为人并不需要承担相应刑事责任，这一条款被称为“无限防卫权”，体现着我国刑法对公民人身权利的特别法益保护。最后，针对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根据相关条款规定的犯罪行为，如拐卖妇女、绑架罪、强奸罪等，均有死刑的设置。对于依法保障人身权利，刑法除了在立法领域进行维护，还应在司法领域发挥作用。根据刑事在司法上的意义所述，当确定被告人在一定范围内享有人权保障时，其依法享有人身权益保障的权利。学界对于人权保障的观点，主流观点认为想要切实在坚定宪法意义上实现人权保障，必须通过罪刑法定原则对司法权进行解释，并对司法解释制约司法权的形式进行详细解释，最终实现对公民人权保障。这种观点立足于被告人，构建的权利保障理论建构。对于被害人的权利保护，主要通过国家对犯罪人的追溯和惩罚。因此在刑法意义上，被害人利益受到侵害，由此被告人行为构成犯罪，以及针对被告人的行为构成重罪或轻罪的司法判断。2.侵犯人身权利犯罪强化实质解释对于重判罪犯，需要从其他维度解释犯罪构成。在我国刑法实施强调轻缓、死刑减少的时代，加强对侵犯人身权利犯罪强化实质解释，需要从以下几个基本命题出发：第一，通过明确案件实质来对法益保护判断标准、入罪解释进行强化，以此判断犯罪与非罪之间的临界点，在审判罪行时，必须考虑刑法保护问题，且保护范围涉及每个人的利益，包括被告人。强化入罪标准的扩大解释，体现在我国刑法解释实践中。根据我国《刑法》第17条第2条款的规定，对于相关的犯罪行为的“罪”含义界定，指的是具体的罪名（投毒罪、强奸罪等），还是仅仅指的是犯罪行为。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解，在学界有较大争议。针对这一问题，2003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了相关文件，规定了《刑法》第17条第2款的具体条文认定，指的是犯罪行为而不是具体罪名。第二，学界有这样的观点，即不能根据法定刑设置解释犯罪构成要件，如侵犯人身权利犯罪，需要对犯罪构成要件强化解释，规定严厉的法定刑、最低刑。根据这一要求，对于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行为，如绑架罪。需要在法定刑法设置上强化限制解释，才能有效发挥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第三，对于此罪、彼罪之间界限难以区分的问题，如致人死亡罪、故意伤害罪的区分，也引起了学界的讨论。因为不同的犯罪行为，所沿袭的罪刑法定标准也不一样，有可能草率地定罪，使得被告人法益得不到保护，与人权保障有所冲突。因此，强化刑法解释领域，从罪名选择体现刑事政策的要求。（二）价值性冲突犯罪入罪标准扩大解释。除了针对个人的刑事犯罪之外，随着黑社会性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造成群体伤害的犯罪行为，也成为了刑法调整的突出问题。犯罪有物质性和价值性冲突两大类，同时收人分配和财产占有方式不公，由此引发了社会冲突。针对冲突的原因进行分析和分类，又可细分为物质性、价值性原因。前者主要是因为不满物质利益分配比例和原则，导致的人与人、群体之间的冲突。后者主要是价值判断和认知差异造成的冲突，如宗教冲突等。两种冲突类型，在法规上的评判标准有所差异，社会性冲突主要受到物质利益的影响，因此通过改善社会制度，能够缓解和消除问题。对于价值性冲突，涉及到跨阶层、跨民族对冲突群体的合法性怀疑，由此动摇了社会的价值准则和制度体系。针对社会上的价值性冲突，需要从犯罪立场强化刑法解释，保护公民最低限度的规范认知。对于邪教类、黑社会性质犯罪等危害国家安全，都可归结为价值性冲突犯罪。针对这类犯罪行为，应加强严厉打击力度，扩大对入罪标准的解释。如针对邪教、恐怖组织的量刑，可以根据犯罪组织规模、领导、破坏程度等方面，设置更加清晰、明确的司法标准，体现刑法从严处罚的原则。

本文作者：易细华工作单位：湘潭大学

环境刑法是惩治和预防环境犯罪的法律，环境刑法学则是以研究保护环境刑法法益的理论与立法为主要任务的法学分支学科。在环境刑法学中，环境刑法法益居于最为重要的地位，是环境刑法理论研究、立法及司法实践的中心课题。

一、环境刑法法益之争及其评析

法益是指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和价值，它是西方刑法学者在探究犯罪本质的过程中提出的。环境刑法法益是指环境刑法规范所保护的而为环境犯罪所侵害的人们共同享有的利益。但对环境刑法法益的具体含义在学界却没有统一的认识，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环境保护制度说该学说认为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本身所固有的特点来看，该类犯罪的客体或者法益应当是国家环境资源保护管理制度。该学说表明了刑法介入环境保护是为了配合环境法惩罚侵害环境行为，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但笔者认为，该学说将制度作为环境刑法保护的法益并不恰当，国家设置制度还有更深层的保护法益存在。

(二)公共安全说该学说认为环境犯罪侵犯的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安全。该学说体现了强势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看到了环境犯罪与人身、财产法益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但笔者认为，该学说将环境犯罪归类于危害公共安全罪也是不妥当的。

一、胎儿利益民法保护概述

(一)胎儿的法律含义

何谓法律上的“胎儿”，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辞海》中关于“胎儿”的界定主要从生理角度予以界定即“妊娠12周(也有人提出是8周)以后娩出的胎体。”但我国的司法实践以及学术界一致认为法律对于胎儿的界定不能完全采取生物学和医学的界定标准，更应注重胎儿的社会性即对胎儿利益的更全面的完善和保护。其一，“12周”这个标准无法从技术上予以准确界定。其二，如果受孕12周以下就不被认为是胎儿，那么显然不符合我国《继承法》第28条的有关规定:“遗产分割时，应保留胎儿的应继承的份额。”因此，法律上对胎儿的保护期间的规定，应从精子和卵子结合，即成功受孕的那一刻起。

(二)加强胎儿利益民法保护的必要性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我国法制进程的日益推进，对胎儿利益的民法保护不仅体现在对人性的需求方面，更是加强我国法制建设进程的一种表现。此外，由于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胎儿利益由于无法可依而得不到合理保护的现象，使得加强胎儿利益的民法保护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关于胎儿利益的民法保护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屡有出现，1992年，四川新津县发生关于胎儿因抚养关系产生赔偿请求权的案例。本世纪初的江苏无锡孕妇被撞导致早产案、江苏南通“小石头”索赔案、天津高院的“脑瘫婴儿案”以及成都市成华区“交通事故导致胎儿索赔案”等等。这些案例的出现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我国加强胎儿利益民法保护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二、胎儿利益民法保护的法理依据

一、理论的诠释:法益保护位阶对个罪构成解释的规范意义

“位阶”意为“依某种次序形成的阶梯”。在刑法意义上，法益保护位阶是指不同法益按照某种次序形成的刑法保护阶梯。〔2〕法益保护位阶是法律世界的客观现象，反映了不同法益之间在刑法规范上的轻重或主次关系。“优位法益优先于低位法益得以实现”的法益保护位阶法则不仅决定着刑法中法益保护出现竞合或冲突之时的选择规则，而且对刑法解释具有重要制约意义。作为前提，哪些行为应受刑罚处罚?这是现代刑法理论的“阿基米德”之点。法益侵害说可谓缘此而生，刑法所保护的法益(Rechtsgut)对于刑事立法、刑法解释等是一个关键点，同时也是刑法分则部分犯罪类型化的决定性标准。到如今，“犯罪是侵害法益或侵害法益危险的行为”的理论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同，并成为德日国家及受德日国刑法学影响区域的刑法学通说，而“刑法机能=刑法任务=法益保护”的图示成立，也成为刑法正当性之所在。〔3〕为何法益论在当代学界受到重视?这主要是立足于对个体自由的充分尊重与保护，以预防国家公权力的不当扩展，这在刑法解释上具体体现为以“法益”作为衡量标准的出罪功能。依据刑法的谦抑原则，刑法是一种补充性的法益保护，即严厉的国家干预—刑罚—要取决于补充性法益保护的要求，在国家可以用更轻的手段保护法益的地方，刑法的投入就是不必要的。而相反，对于国家用较轻的民法或者行政法的规范或者其他社会政策措施不能解决的社会冲突，才允许使用刑罚予以威胁。〔4〕正如洛克辛所指出，“刑法干预权的界限必须来自刑法的社会任务”，“德国刑法学借助法益理论一直试图给刑法的暴力干预找到一个界限。其基本思想是:刑法只能保护具体的法益，而不允许保护政治或者道德信仰，宗教教义和信条，世界观的意识形态或者纯粹的感情。”〔5〕从理论上说，法益论本来有两个机能:一是作为构成要件之解释原理与指导方针的功能，即体系内在机能;二是如无值得保护的法益存在，则应该非犯罪化，即所谓的踩刹车的体系批判机能。〔6〕由这种机能出发，刑法采用的是一种事后处理机制，即重大损害发生之后，刑法才介入其中予以制裁。并且无法益侵害就无刑法保护，当法益侵害不清楚时，也就无可罚性，〔7〕从而为刑事立法中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刑法解释中的入罪与出罪提供了一个标准:一方面，在立法上，法益侵害说基于没有侵害法益的判断，主张将通奸、堕胎、同性恋、聚众淫乱等无被害人犯罪，以及对吸食等“自己是被害人的犯罪”实行非犯罪化;另一方面，在司法上，法益侵害说基于刑法保护重要法益和特别重要法益的判断，主张在处于罪与非罪之临界点的案件上，通过实质的违法性判断，以确定是否成立犯罪。为了确立这样的标准，法益侵害说常常主张结果无价值论，即在判断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时，最基本的是考虑行为是否侵害或者威胁了法益，没有侵害或者威胁法益的，即使行为人的内心再恶，行为本身严重违反社会伦理，也认为没有违法性。〔8〕根据法益侵害说，即使行为人具有主观恶性，或者没有侵害、威胁法益的行为表现出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时，刑事立法上也不得将其规定为犯罪，审判实践上也不得将其作为犯罪处理。这正好控制了处罚范围。〔9〕然而，当代学界有关法益侵害说的研究，则是建立在一个基本判断之上的，为了限制刑法处罚范围而存在。这就存在一个重大缺失，即没有在区分法益保护位阶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的法益，分别采用不同的入罪与出罪标准，比如，对于侵害生命法益的犯罪、侵犯财产法益的犯罪、侵害行政管理秩序法益的犯罪能否采用一种概括式的理论诠释，而不去再细致地区分生命、财产和行政管理秩序在法益评价等级上的差异，这可能就会导致刑法保护的顾此失彼，甚至导致刑法终极价值的失落。因为即使采用法益侵害说，也不意味着以科学法则为标准判断行为有无危险，而是仍然存在着价值判断的空间。其实，法益论作为一个完整的、复杂的体系，它在两个层面存在意义:一是对犯罪本质的诠释，把犯罪视为是对法益的侵害或侵害的危险，二是对犯罪论体系中违法性的实质判断，法益侵害说把违法视为一种对法益的侵害或者威胁，以区别于规范违反说将违法性定位为对“刑法背后的社会伦理规范违反”的结论。与之对应，法益论的功能在两个层面得以集中体现:一为刑罚的必要性，这不仅涉及刑事立法意义上的入罪化与出罪化，而且涉及刑法解释意义上的入罪解释与出罪解释;二是刑罚的妥当性，这是要求刑法中的法定刑设置必须与法益之间保持合理的对应关系，不得出现重罪轻打击、轻罪重打击等比例失调现象。而要实现上述目标，则必然需要在法益保护的位阶上排出“梁山座次”，以明确刑法保护的重点。这不仅是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需要，而且是更大限度地实现法的正义性的保障。为何如此?这是因为传统刑法理论注重“等同法”而视“排序法”为异类，本应成为具体个罪犯罪构成解释之首要依据的法益保护位阶的规范性格被抹杀。其实，法益论具备手段与目的双重面孔，这决定了以法益论为中心的犯罪本质思考亦存在两条基本进路:一为规范导向进路，该进路视法益为启动刑法手段的最终根据，这种进路倾向于采用形式推理:由法益的属性推出犯罪本质，法益保护的重点或价值关系根本不在思考射程内。二为价值导向的进路，该进路认为法益须受制于目的或价值，法益论的建构无非是实现刑法目的或价值的工具。价值导向的思考使法官跳出形式推理的拘束而依赖实质推理即借助价值之权衡作出判断。〔10〕这就为法益保护位阶的存在提供了理论与制度空间。法益保护位阶反映了刑法保护的重点法益与次要法益，并且它需要对不同法益在刑法规范上排出“梁山座次”，这就具有明显的规范性格:其一，法益保护位阶体现的是法益刑法保护价值的轻重关系。法益保护位阶是不同法益之间的比较问题，它体现的是不同法益之间在刑法评价意义上的轻重关系，并且以数量化的称谓如“特别重要法益”、“重要法益”、“一般法益”等体现出来。其二，法益保护位阶是实现刑法目的的重要维度。刑法目的乃是刑法作为一种犯罪控制手段所欲达到的效果，秩序维护与自由保障是刑法目的的法理解读，但这都是笼统的表述。而直观的表述是保护法益，但保护法益显然不仅意味着侵害法益即构成犯罪这种平等化的保护，而且意味着针对重要法益提高保护的强度———严密法网和严厉刑度，因而，对法益保护位阶的重视，也是实现刑法目的的重要维度。其三，法益保护位阶是法律规范而不仅仅是法律解释技术。法益保护位阶属于规范目的的范畴，规范目的以其自身的介质功能和普遍化诉求，旨在建立和维持这样一个立法共同体，建基于不同主体之间对话和吸收以及由此达成对立法意义、内容、效果及规范表达的共识，排斥一切对人们意愿、诉求、言说方式及内容的强制，从而使立法的规范适用能够全面地表达民众之价值取向与公共政策的需要。很显然，刑法重点保护生命权就是这种价值取向与公共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它是法律规范的组成部分，法律解释则是需要运用一定的技术挖掘这种客观存在。与之对应，法益保护位阶在三个层面存在:(1)在复数法益的情形下，这就要在区分法益位阶的基础上确定罪名，比如一个行为既侵犯生命权，又侵犯财产权，那么应该如何定罪呢?这已经在学界达成了共识，即刑法解释有关犯罪的认定，必须依据对优位法益的证成而完成，正如大塚仁所言，“为了将以保护多个法益为目的的刑罚规定体系化，应该将其中处于最优位的法益作为第一标准，补充考虑从属的法益。”〔11〕(2)当法益在自力救济与侵害行为发生冲突之时，如何根据法益保护位阶去认定自力救济者的犯罪构成，这大致包括刑法中的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界限、紧急避险与避险过当的界限等，如何区分，则需要根据刑法所保护法益之间的主次或轻重关系，结合刑事立法进行全面衡量。比如，我们不能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权而侵犯不法侵害者的生命权，这就涉及财产权与生命权这两个法益之间的比较与权衡问题。(3)由于存在法益保护位阶这一先验的客观存在，立法与司法必须对其有所不同反应，刑事立法应该对刑法保护的特别重要法益进行重点保护，并以严密法网和严厉刑度的方式对此予以体现，而刑事司法则应该立足于刑法保护的重点法益，当司法实践在遭遇此罪与彼罪、重罪与轻罪之临界点的案件之时，根据刑法保护法益的位阶划分，分别强化不同的解释方法及其限度，以体现法益保护的妥当性。鉴于篇幅所限，本文只研究法益保护位阶对刑法解释的制约意义。于此要追问的是，法益保护的位阶应该如何排序呢?学界已经注意到这一点，陈志龙教授将法益的位阶概括为:生命、身体、自由、财产和名誉等。〔12〕拉伦茨教授则认为，相较于其他法益(尤其是财产性的利益)，人的性命或人性尊严有较高的位阶。〔13〕为何现代学者都把人身法益赋予法益保护位阶的优先性，这是因为:法益有可衡量与不可衡量者之分，如生命、健康等就是不可衡量的(in-commensurable)，财产则属于可衡量的法益，同时，生命法益不存在质的差别，只存在量的差别。〔14〕正如德国学者所指出，“生命、身体完整性、自由和名誉被看作是和财产利益相比更高一层的利益，因为这些利益不仅包含了财产利益还包含一些因依附于个人的特征而无法用客观标准加以衡量的其他价值。”〔15〕当然，法益保护位阶并非这么简单，而是存在着更为复杂的情况，比如，有学者以法益主体为依据将法益划分为国家法益、社会法益与个人法益，并认为国家法益是指以国家作为法律人格者所拥有的公法益，社会法益是指以社会整体作为法律人格者所拥有的社会共同生活之公共利益，而个人法益是由自然人所拥有并由刑法加以保护的重大生活利益。〔16〕笔者认为，对于个人来说，把刑法保护的重点，按照生命、身体、自由、财产、名誉进行排列是正确的，这符合民众的道德情感，也符合常识、常理与常情。但是，法益还有国家法益和社会法益，如何处理国家法益、社会法益和个人法益之间的位阶，这是法益侵害说中的“好望角”，这不仅体现为国家法益中包含着国家安全、社会法益包含着公共安全，这种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可能同时造成生命权、人身权的侵害，而且个人法益亦包含生命、身体、自由、财产和名誉等，存在着法益保护重要性之差异，因此，对于侵犯国家法益、社会法益的犯罪不能一概而论，而是要结合社会一般人的标准进行具体分析。其中，以下几个法则应该需要遵守的:其一，人身性法益重于财产性法益，这在学界并没有分歧;其二，价值性法益重于物质性法益，因为价值性法益意味着对国家政权或社会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产生了质疑，而物质性法益则纯粹是为了保护某种物质性利益。当然，价值性法益与人身法益、物质性法益与财产法益等之间也存在交叉，比如，恐怖活动也会带来人员伤亡，会侵犯人身法益;其三，国家法益与社会法益并不必然具有优先性，而是要判断其是为民众的权利保障抑或为政府部门的管理便利，如果是后者则并不具有优先性，比如，我们不能因为劳动者的罢工等群体性事件而对劳动者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为了保障食品安全，则要求刑法加大对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等的打击力度。法益保护位阶对刑法实质解释具有重要意义。从本体上说，立法与司法解释都在努力解决一个行为在内容上必须具有什么样的性质才能受到国家刑罚处罚的问题，这就涉及对具体个罪犯罪构成的解释。在当今时代，刑法是对社会冲突的反应，并且是一种有限制的反应。刑法仅有保护重点还不够，还必须在保护重点上“痛下猛药”，“重其所重，轻其所轻”，以体现刑法保护的效果。在这里，既然犯罪的本质是对法益的侵害或危害的危险，而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存在着位阶之分，并决定着刑罚惩罚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这对刑事立法与刑法解释具有制约意义:一方面，刑事立法为了保护社会公益而限制公民个人自由时，至少应该做到两点:一是由于各个部门法都有自己保护的法益，且刑法乃最后的手段，因此，立法者应在区别“一般法益”、“重要法益”、“特别重要法益”的基础上，只有出于保护“重要法益”及以上之目的才可以对公民个人自由进行限制，以免以维护公益为名不当侵犯公民个人自由。二是刑事立法作为达成目的之工具，又应该符合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刑事立法有助于公益目的之实现，二是刑事立法不能加深目的实现的困难或毫无效果，或甚至是有害的。〔17〕另一方面，刑法解释应该在解释上打破一刀切的做法，而是在区别“重要法益”和“特别重要法益”的基础上，对“特别重要法益”之入罪标准强化一种扩大解释，而对“重要法益”之入罪标准强化一种限制解释，以体现刑法保护的重点及其力度。综上，基于法益保护位阶不同，刑法实质解释必然在区分“特别重要法益”和“重要法益”基础上有所区别对待，这是刑法实质解释的应有立场。那么，基于法益保护位阶分析范式的刑法实质解释应如何进行呢?这就把我们引向了下文的讨论。

二、教义的更新:基于法益保护位阶分析范式的刑法实质解释

本部分将分别针对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包括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强奸罪等)与价值性冲突犯罪(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罪、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组织罪和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等)，探讨刑法实质解释的方法与限度。

(一)对于侵犯人身权利犯罪在入罪上强化一种扩大解释

一如我们所知，尊重与保障人权已成为当今时代文明国家法律的主旋律，诚如美国人权学者路易斯•亨金所言，“人权是我们时代的观念，是已经得到普遍接受的唯一的政治与道德观念。”〔18〕人权原则体现在刑法领域，主要表现为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坚守。现今，为保障人民免受国家刑罚权行使扩张与恣意的侵害，罪刑法定已经发展成为各国刑法甚至是宪法上的法律原则。为何如此?这与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对人的尊严的关注密切相关。人是目的(康德语)，应当尊重人所享有的尊严，保障无罪人的生命、自由、财产等权利不受侵犯。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权原则就是多数人的道德共识，反过来，人权原则之合理性就在于它可以在现代性思想体系内部得到周密的辩护，其合法性和有效性则在于它是多数人的道德共识。〔19〕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人权具有两面性，它既是道德范畴，也是法律范畴。作为道德规范，人权因指向人本身而应当适用于所有人。作为法律规范，人权保护的一般只是特定法律共同体的单个成员，也就是民族国家的公民。因此，在人权的普遍意义与实现人权的具体条件之间，存在着独特的紧张关系。〔20〕这又需要在国家秩序和人权保障面前，法学家勇担人权保障的时代使命，并将其融入到自我的理论建构之中，从而筑起一道防护墙，卫护宪法赋予公民的尊严和自由。这不仅直接决定着刑法学理论建构的品质，而且影响着刑法学理论自身的解释力。然而不仅如此，从刑法规范本身分析，也可以看出现代刑法对人身权利(尤其是生命权、健康权)这一法益重点保护的目的设定。其一，现代刑法强调责任主义原则，对于没有达到法定年龄的未成人，依据刑事政策的判断，而认为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但另一方面，刑法又基于特别重要法益保护的需要，对特定的犯罪规定限制责任能力的人也可以构成，这在我国刑法第17条第2款中得以集中体现，本条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其二，针对严重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赋予一般民众更多的防卫自由。我国刑法第20条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这就以无限防卫权的方式，体现了刑法对人身权利的特别保护。其三，刑法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中，设置重刑罚，以严厉打击与预防此类犯罪发生，在刑法分则第三章的犯罪中，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强奸罪、绑架罪、拐卖妇女、儿童罪等均可判处死刑，而且在其他章节涉及与人身权利的犯罪，比如，放火罪、爆炸罪、投放危险物质罪、抢劫罪、生产、销售假药罪等，也都有死刑的设置。然而不仅如此，刑法对人身权利的保障不仅体现在刑事立法领域，而且体现在刑事司法领域。只是在刑事司法意义上说，我们不仅要关注被告人的人权保障，而且需要充分注意被害人的人身权利的保护，同时，刑法应该以有效的判例引导民众的行为，以减少侵犯人身权利犯罪的发生。现在学界的主流观点是，为了实现宪法意义上的人权保障原则，必须重视罪刑法定原则对司法权的制约意义。不难看出，这仍然是立足于被告人的人身权利保障的理论建构，这种建构是顾此失彼的，刑法的基本范畴“犯罪—刑罚”基本上是围绕国家与犯罪人这一对立主题展开的，而被害人的权利保护往往被国家对犯罪人的追溯和惩罚掩盖了。为此，有学者主张“责任的承担，不仅要面向国家，而且要面向被害人和社区……责任的基本诉求，则应在传统的惩罚与预防的框架内，导入恢复性的价值目标。”〔21〕因为在刑法意义上，是因被害人的利益被侵害才有了犯罪与刑罚设定，随之也有了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重罪抑或轻罪的司法判断，我们决不能仅仅把被告人视为刑法意义上的“人”，并且仅以被告人之图像建构刑法理论。而相反，被害人的权益才是刑法建构的逻辑起点，只有能够充分关注被害人之利益的刑法理论建构，才会有更强的解释力，并与刑法规范一道实现刑法目的。就此而言，刑法绝不是人权保障机能“一统天下”的局面，而是存在着行为规制机能与法益保护机能的制度空间。也因此，有学者从立法角度指出，“我国刑法所规定的定罪模式是立法定性加定量，这种定罪模式导致我国对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犯罪的犯罪圈过小，刑事法网‘厉而不严’，制约了刑法对公民人身权利的司法保障程度。而降低部分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的起刑点，则可以提高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保护程度，尤其是对被害人的保护。”〔22〕这可谓一语切中问题实质。笔者认为，在立法没有变动之前，刑法解释应该有所作为。从理论上分析，行为规制机能与法益保护机能之制度绩效的发挥，则需要我们立足于法益保护中重点保障公民人身权利的制度设计，一方面，以重刑主义体现国家严厉打击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犯罪的刑事政策导向，从而在刑法规范意义上实现一般预防的效果，减少侵犯人身权利犯罪的案发率。另一方面，以扩大刑法解释方式降低侵犯人身权利的定罪门槛，或在面临罪与非罪、轻罪与重罪之临界点的疑难案件时，强化一种不利于被告人的解释，以充分保障一般公民的人身权利。很显然，这是一种逆主流刑法学的解释思路，但却在当前时代具有重要意义。人权在两种意义上存在，一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出现冲突或竞合时，对国家权力运行强调不能突破公民权利的边界，以形成以公民权利限制国家权力的格局;二是当被害人的权利与被告人的权利发生冲突或竞合之时，我们应该强调作为善良公民的被害人之权利保障优先与作为邪恶公民的被告人之权利保障。既然涉及第二个方面，则意味着在保障被害人利益或被告人权利发生冲突或竞合之时，对犯罪强化一种不利于被告人的解释。当然，无论是我国早年实行的“严打”刑事政策，抑或现在贯彻落实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都把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作为从严的对象，比如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2月8日颁布的《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指出，“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依法严惩严重刑事犯罪的方针。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强奸、绑架、拐卖妇女儿童、抢劫、重大抢夺、重大盗窃等严重暴力犯罪和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犯罪，……该重判的要坚决依法重判，该判处死刑的要坚决依法判处死刑。”其实，重判罪犯只是从严体现的一个方面，从严解释其犯罪构成，则是另他维度。在强调刑罚轻缓、死刑无效的当今时代，后者的意义可能更大。惟其重要，那么，刑法解释如何在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上强化实质解释呢?这涉及三个基本命题:其一，在人身权利犯罪涉及罪与非罪之争议时，应该借助实质判断适度强化一种入罪解释。在侵犯人身权利犯罪处于罪与非罪之临界点时，我们必须考虑到这类行为侵害的是刑法保护的最重要法益，而这种保护涉及每个人的利益，因而应当在入罪标准上强化一种扩大解释。这其实已经体现在刑法解释实践之中。比如，我国《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该款规定的“罪”是指具体罪名，还是仅指犯罪行为?这在理论上存在重大争议，为了平息这种争议，2003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承担刑事责任范围有关问题的答复》规定:“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实施了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行为，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其罪名应当根据所触犯的刑法分则具体条文认定。对于绑架后杀害被绑架人的，其罪名应认定为绑架罪。”从而明确了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是指具体犯罪行为而不是具体罪名。在当今时代，特异体质的人数大增，〔23〕司法实践也大抵如此，在轻微的暴力或激烈的争吵中，则极有可能导致人身伤亡结果的发生，为了预防这些不必要的悲剧，则必须在侵犯人身权利犯罪的解释上对入罪的标准适当扩大化解释。这类案件发生之后，法官往往在意外事故和过失致人死亡罪之间徘徊不定，因为传统过失犯罪理论要求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疏忽大意没有预见而造成某种危害结果，是预见义务和预见能力的有机统一。问题争端在于，这种预见能力，是预见危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抑或结果发生的必然性，这在解释论上就存在着分歧，司法实践中，这类案件一般也从社会效果的角度，被法官按照过失致人死亡罪定罪处罚。而这种司法处理蕴含的解释机理是:我们完全可以因为此类案件涉及被害人的生命权这一重要法益为由，强化一种不利于被告人的解释。这不仅有利于发挥刑法的导向功能，而且有利于实现刑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之间的有机统一。其二，不能以人身权利犯罪之法定刑重而对其构成要件强化一种限制解释。学界有种观点，即根据法定刑设置来解释犯罪构成要件，有学者指出，“立法对绑架罪规定了极为严厉的法定刑尤其是法定最低刑。受其制约，对绑架罪的构成要件应当尽量作限制性的解释，使绑架罪的认定与严厉的法定刑相称。”〔24〕笔者认为，重视以刑制罪的内在规律，并重视法定刑对犯罪构成解释的制约，这是一种理论贡献，有其合理性。但就绑架罪这种严重侵犯公民人权权利(一般是人身自由，但并不排除生命权)的犯罪而言，由于其侵害的是刑法保护的最重要法益之一，对其根据法定刑的设置而在入罪标准上强化一种限制解释，可能有失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毕竟，随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民众不再为温饱问题而奋斗，如何活得健康、自由且体面，乃是人生最大的追求。与之对应，刑法保护的重心也发生了转移:人权保障重于秩序维护，人身权利重于其他权利。对此，我们应意识到，刑法之所以对绑架罪规定严厉的法定刑，乃是基于这是一种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刑法基于重点保护生命、身体、自由法益的考量而加重对此类犯罪的惩罚。就此而言，两高司法解释将索取非法债务而拘禁他人，认定为构成非法拘禁罪的解释结论，就存在着正当性危机。其三，在涉及此罪与彼罪之界限区分难题时，应该强化一种重罪解释。在司法实践中，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与间接故意杀人之间的界限如何区分，非法拘禁致人死亡或重伤转化为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的条件如何把握等，这都能引起理论界与实务界的极大兴趣，并且往往陷入“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的群雄争霸局面。笔者认为，这种论争若仅仅局限于法条主义逻辑的话，则实难决出胜负。其实，在此罪与彼罪发生冲突之时，也就意味着法条主义陷入某种困境，也意味着法官必须要预测某种司法裁决可能带来的后果，既然涉及到预测问题，则“社会效果”就会以“政治需要”、“道德期待”、“情理要求”、“自由裁量”等名义“入侵”刑法解释领域，去回应社会现实的需要，并强化刑法解释的社会效果。刑法解释远非一种单纯探寻刑法文本含义的学究式思维游戏。刑法解释本身是一种利益衡量与价值选择的活动，尽管有各种制度性的力量迫使这种利益衡量活动或价值选择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罪刑法定原则。但是在这个利益衡量游戏中，刑事政策通过各种组织化的力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25〕既然现代刑事政策强调对侵犯人身权利犯罪的从严处罚，那么在涉及重罪与轻罪之区分难题时，亦应该在罪名选择上体现刑事政策的要求而选择重罪，这就不是法条竞合时“特别法优于一般法”、“重法优于轻法”这些处罚原则所包含的，而是一个刑事政策的考量。

【摘要】随着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日益加剧，很多企业都在不断谋求做大做强，从而，一时间合并热兴起，随之而来的合并会计处理方法的争议也成为当今会计界的热点问题。本文首先通过参考国外会计准则及我国07年颁布的新会计准则，从理论层面比较了购买法与权益结合法的异同，并分别运用这两种会计方法处理TCL集团并购TCL通讯的案例，更加直观地比较购买法与权益结合法在适用条件、处理方法、产生影响等方面的不同，且在分析中运用了财务指标使比较更加直观化，然后结合我国现阶段国情浅谈合并会计处理方法的去向及取舍问题，认为现阶段我国不应该取消权益结合法，其存在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经济正在发展中的国家来说是有益的。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我国在市场经济加速发展的时期，能结合我国国情更好地处理企业合并业务，推动我国企业发展有一定的价值。

关键字：企业合并购买法权益结合法

CompareandChoiceAnalysisofPurchaseversusPoolingMethodbytheTCLcase

Abstracts

Asthecompetitionsamongcompaniesbecomemoreandmoreintense,manyofthemseekfordevelopmentbycompanymergence.Atthesametimethisbringsnewproblemtous,whichisabouttheaccountingmethodsindealingwiththemergence.InthispaperIwillcomparethepurchasemethodwiththepoolingofinterests,byanalyzingthemergingofTCLCorporationandTCLCommunicationCompany.Andweshouldalsotakeintoaccountthatinwhatconditionthetwomethodswillbesuitabletouse,theirdifferencesindealingwiththecaseandhowtheywillinfluencethecompany.Specially,somefinancialindexeswillbeappliedtotheanalysis.AndthisshouldbeofgreathelpinthefaceofChina’sacceleratingeconomictransition.

关键词：经济法；法益目标；经济基本权；公平；整体调节

摘要：不同的法律部门有不同的法益目标，经济法的法益目标应是经济法首先追逐和实现的利益即社会公共利益。这种法益目标，以经济基本权为权利外形，以实现经济上的"公平"为核心。经济法的法益目标的社会根源，是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它是以社会公共性为根本特征的经济管理关系。经济法的法益目标依靠社会整体调节机制的作用而实现。

我国现代经济法的发展是同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紧密联系的。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正确地确定与把握经济法的利益保护目标日益显得必要。人们不可能设想，经济法将以保护社会上存在的所有形态的利益作为自己的任务。同样，也不可能设想，经济法会不加区别地将任何具体形态的利益作为自己的首要保护目标。究竟它应确定什么样的利益保护目标即法益目标，这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题。

一、经济法首要的法益目标--社会公共利益

(一)利益与法益目标

法益应为法律保护的利益。[1]任何部门法都将保护一定的利益作为自己的任务，或言之，将追逐和实现一定的利益作为自己的目标。所以，所有部门法都有自己的法益目标。

在世界范围内,真正意义上的环境领域的刑事立法开始于上世纪70年代初,而我国的环境刑事立法开始于1979年刑法典,以后不断地在非刑事法律中规定了一些环境刑事责任条款,1997年刑法典设立单章规定环境犯罪,以后又在《刑法修正案》中,修改和增设了一些环境犯罪罪名和环境刑法规范。可以看出我国的环境刑事立法还处于一个明显的变化过程当中。这一过程一方面是保护环境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体现我国环境刑法的不断完善。在环境刑事立法中,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确定环境刑法应当保护什么?也就是环境刑法法益是什么?它制约着环境刑事立法的目的,进一步制约犯罪的性质、范围与种类,因此,环境刑法法益的确定对环境刑事立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环境刑法法益的确定应当遵循什么样的价值理念或标准呢?无疑环境伦理以及环境伦理学的发展为我们寻求判断环境刑法法益的价值理念或标准提供了去处。伦理的“属性及其合群、建构社会秩序、善待他者的正义取向,使它与实在法有天然的同构性、亲合关系,并为实在法提供判断标准和秩序依归的善的资源。”①

一、环境刑法法益与环境伦理的一般关系

所谓法益是指“根据宪法的基本原则,由法所保护的、客观上可能受到侵害或者威胁的人的生活利益。其中由刑法所保护的人的生活利益,就是刑法上的法益。”②由此可以说环境刑法法益就是刑法所保护的与环境有关的人的利益。环境伦理是指调整有关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与自然有关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观念、原则和规范的总和。作为一种行为规范,伦理本质上是调整与自然有关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的。因为道德产生的目的就在于调整人们的利益关系。“只有当发生个人利益同整体利益的关系的时候,只有当人类意识到这种关系并需要加以调节的时候,才会出现道德。”③“刑法规范也是行为规范。……违反刑法规范的行为,就是侵犯法益的行为。”④既然伦理规范、刑法规范同属于社会中人的行为规范,而行为规范本身是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的,环境刑法法益与环境伦理必然存在一定的关系。

“所谓法和伦理本来是互相关联的秩序,在本质上法只能是伦理性的东西的主张”。⑤从环境刑法法益与环境伦理的一致性来看,二者之间的关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环境刑法法益本身是环境伦理所调整的人的利益的一部分。环境伦理所调整的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与自然有关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是十分广泛的,这些利益关系的调整是诉诸于社会舆论、习惯和人们内心的信念等非强制性方式来进行的。当公众或立法者认识到道德的手段不足于有效调整与环境有关的利益关系时,立法者就把部分的与环境有关的利益关系上升为法律所调整的利益关系,以期用强制性的调整手段达到有效的调整效果。因此,环境伦理所调整的人的利益包含了环境刑法法益。其次,环境刑法法益以环境伦理价值判断为基础。伦理不仅仅是一种行为规范,其自身也蕴含着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的价值判断标准。伦理价值观念构成了整个社会价值判断的基础或价值源泉。环境刑法法益能够成为刑法所保护的客体,首先必须属于依环境伦理判断为善或正义的部分。如果环境刑法法益违背社会上主流的环境伦理道德,那么环境刑法就丧失了合理性或合法性的基础。

最后,环境伦理的变化将改变环境刑法法益的范围。环境伦理的变化常常伴随着道德关怀对象范围以及人们对某一对象价值属性基本观念的变化。当人们的道德关怀对象范围扩大或缩小,特别是人们对某一道德对象是否善恶、正义与非正义及其程度的价值观念产生变化的时候,整个社会的伦理将产生变化,而这种变化最终将导致法律调整范围的变化。现今,当人类把道德关怀的对象超越人类自身而扩展至在地球上生存的所有生物甚至整个自然界,当人们视环境污染或灭绝物种的行为为日趋严重的危害行为时,环境刑事立法所保护的环境刑法法益的范围越来越大,其表现就是环境犯罪种类和罪名也越来越多,甚至作为强制制裁方式的刑罚也越来越重。环境刑法法益与环境伦理所调整的人的利益并非完全一致,首先环境刑法法益都是人类重大的利益。

“由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社会道德生活领域的广泛性,以及人们精神生活的差别性,决定了道德规范体系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⑥这决定了环境伦理所调整的利益的重要性程度有很大的不同,立法者不可能将所有的环境伦理所调整的利益纳入环境刑法保护的范围,只能选择一些重要的环境刑法法益加以保护,否则,将导致刑罚的滥用,公民的权利或自由反而会受到侵害。同时,由于环境刑罚制裁的严厉性,把一些次要的环境利益当作环境刑法法益加以保护,其本身也是不正义的。其次,环境刑法法益的利益诉求具有普遍性。在社会现实中,环境伦理的价值观念、原则和规范是纷繁复杂、层次众多的,社会中不同的阶层、不同的群体、不同的利益团体通过环境伦理所反映的利益诉求是不同的,因而,某一具体社会阶层、群体或利益团体的利益诉求可能不具有普遍性。而环境刑法法益必须是全社会普遍的共同利益诉求,这是由法律的普遍性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