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人才范文10篇

一、高等教育应该是学术教育还是职业教育

通才教育还是专才教育,很长时间争论不休。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知识的扩展以及民众要求受教育的期望增高,高等院校的功能扩展为教学、科研和为社会服务三大职能。中国高校的本科法学专业也应顺应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规律,从纯粹学术型,转到兼顾学术和应用性职业教育两个方面,既注意本学科高深学问的研究,维护其长远的发展,保证并促进国民素质的提高,也要注意培养社会经济急需的应用型人才,以满足现实发展的需要。法学是一门与社会紧密联系的实践性极强的科学。正如美国法学家波斯纳所言:法律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却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学科,为了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它必须不断从其他学科中汲取知识来充实法律学科的发展。法学人才不仅要精通法律知识,还要通晓相关学科的知识。当前,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网络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法学人才既要有直接参与国际诉讼的技巧和能力,直接外国人在国内的诉讼案件或直接到国外出庭参加诉讼,又要有处理投资、贸易、金融、电子商务、网络服务等一系列国际上最前沿和最具有专业性和技术性的法律事务的技巧和能力[1]。随着当今社会对法律人才需求的多元化,法律职业需要大批知识面宽、知识结构合理、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具有科学创新精神的高层次法学人才,即复合应用型的法学人才。因此,培养复合应用型的法学人才应成为当前我国法学本科教育的主要任务之一。

二、现行法学人才培养模式的缺陷

多年来的实践表明,高等院校所培养的法学专业学生,难以胜任社会实践的需要,高校培养法律专业人才的目标与社会实际需要相脱节的矛盾日益突出,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传统法学教育在培养目标、模式、专业课程设置等方面的局限性,尤其突出的问题是过分强调理论知识的灌输,缺乏其他国家在法律人才培养上对实践操作技能训练方面的安排。无论在大学里还是在毕业后都没有安排专门的职业教育阶段,而实务界所需的正是能够直接参与案件处理,解决具体法律问题的实用型人才,这就造成了法学教育与社会所需相脱节的局面[2]。我国现行法学人才培养模式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课程设置上的缺陷现行法学课程主要以部门法学科的划分或国家颁布的主要法律为标准,课程设置的包容性、跨越性不足,这一模式就难以使学生的兴趣爱好、个性特长在统一的必修课中得以满足和发挥,自然难以实现复合型、应用型法学人才培养目标。课程的开设重理论轻实践,而以培养和训练学生的实践能力为主要目的的课程开设较少[3]。这种法学教育模式实际上主要是以培养法学研究人才为目的,结果必然导致大量法学院系的毕业生进入法律实务界以后难以胜任和适应具体的法律实务,使学生的能力与社会的实际要求具有一定的差距。(二)教学方法单一流行于我国大学讲坛的法学教育模式为/填鸭式0的讲授方法。教师机械地讲,学生被动地听,缺乏主动性与参与意识。虽然有些院校在课堂上进行了课堂讨论法、案例教学法等新的教学方法的尝试,但都没有脱离理论科学教学模式的框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教学方法过于单一的问题。(三)法学教师队伍存在缺乏实践经验的情况我国的法学教师大多是从学校到学校,对法律的认知大都来自于书本,知识结构一般为纯理论性知识,缺乏法律实践工作经验,其教育教学工作也主要是以传授理论知识为主,注意力更多地放在理论研究中,不了解法律实务,就不可能培养出了解法律实务知识、掌握法律实务知识的法学人才。

三、复合应用型法学人才培养模式的

构建我们应当转变教育观念,以课程体系优化为切入点,以教学方法改革为重点,培养出能够适应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需要的法学人才。(一)优化课程体系由于现行的法学教育与社会实际需要相脱节,法学教育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很多专家学者就此进行了研究,并提出可以借鉴国外的相关经验,如美国的本科后教育模式,澳大利亚的双学位模式,日、德等国的/两站式0教育模式等,可以看出无论建议采取哪种模式,其目的是使法学教育的内容更具包容性、跨越性和实践性。我们应当根据我国的国情,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适应社会发展和人才培养需要的法学教育课程体系。各院校在优化课程体系时,应在办学层次、培养目标、规模效益等方面明确自己的位置,注重通过加大选修课比例、增设跨学科任意选修课来拓宽学生知识面,通过增加实践教学环节、增加创新学分、增加第二课堂活动,优化培养过程。法学选修课种类和领域的扩增,不仅使复合型、应用型法学人才培养模式灵活多样化,而且对学生各种潜力的发挥、个性的自由发展和多种技能的培养、特别是文化素质和科学素养的培养起到良好的作用。在课程结构上,应增加一些社会发展中新兴领域的法律知识,如商业谈判、企业兼并、证券金融、国际贸易等领域的法律知识。同时,还要增开一些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课程,增强学生从事法律职业所需的人文社科、文化底蕴及科技知识等综合素养。鼓励开设实践性、技术性强的法律运用课程,如律师诉讼技巧、商务法律实用、非讼处理、谈判技巧等课程。使整个课程体系体现从综合到专门、从理论到实践的有序设置,具有较高的综合性与较强的科学性,构建知识、能力、素质相结合的科学的专业结构和课程体系[4]。(二)改革教学方法培养复合应用型法学人才,就必须以素质教育为突破口,结合大学生自身特点和成才规律,根据社会对法律人才的不同需求,开展形式多样、注重实效的实践教学,应当积极开展案例教学、模拟法庭教学、辩论(讨论)教学,还应当运用诊所式教学。法律诊所教育在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以及建立良好的职业道德方面比传统教学方法更有成效,该种教学方法对教师的要求高,而且运作成本高,但从教学的效果来看,值得推广。根据教学相长的原则采用开放式的教学方式,教师应当善于启发和引导学生,如模拟法庭开展过程中,可以给学生简单介绍一个案件,然后让学生重构案情和场景,案件采取开放式结局,让学生的参与主导案情的发展,促使学生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去了解和熟悉在这种角色表演过程中所要用到的大量的法律知识和理念,而不是按预定的结果去表演庭审,从而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三)提高教师的实践能力为增强实践教学的师资力量,应加强对实践教学指导教师培训,定期组织实践教学教师进行现场的或网络的教学经验交流,使先进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得到迅速的传播和推广。

本文作者：邓红梅单位：武汉工程大学邮电与信息工程学院

截至2010年7月，独立学院办校已十一个年头，总数量已达337所，承担了三分之一的本科生培养任务，而独立学院的法学本科在校生规模占所有全日制法学本科生在校人数的三分之一。另据统计，目前在全国337所独立学院中，设有法学专业的独立学院总数已达181个。2011年4月，全国独立学院法学教育年会上，西南大学育才学院院长何向东强调说，法学是传统学科，全国有630所高校都开设有法学专业，学生约为29万人，就业压力很大。面对如此庞大的法学人才队伍，独立学院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推动学生顺利就业，“培养什么人”和“怎样培养人”是独立学院人才培养模式的关键问题。我院法学专业自2004年独立招生、独立办学以来，至今才历经短短的8年时间。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如何拓开就业市场，一直是笔者在教学中不断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构建符合我院法学专业办学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培养模式应当包括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师队伍等内容。

一、培养目标的制定

培养目标解决的是“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在各校各专业培养方案中，培养目标列居第一位。培养目标的定位应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学生特点为基础。目前，主要有研究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两种培养目标，根据市场的需求和学生的特点，应用型人才可分为技能应用型人才和复合应用型人才。技能应用型人才针对高职高专学生而言，它强调以构建学生掌握职业岗位技能和操作性技术知识为依据，以培养学生具有扎实的职业技能、较深的岗位业务知识、较强的技术再现能力为重点，复合应用型人才主要针对一本、二本院校的学生而言，它强调以通识为基础的深厚专业理论基础、宽广的专业知识面、较强的应用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复合应用型人才的能力培养要求在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关于对法学专业的培养目标和培养要求”中得到了证实，即把法学教育的重点强调为两个方面———素质教育和能力培养。素质教育的核心是“运用法学理论和方法分析问题”，能力培养的核心是“运用法律管理事务和解决问题”。因此，很多学者把本科阶段法学专业的培养目标确定为培养复合应用型人才。但是，由于独立学院本科学生基础知识相对薄弱，实践需求相对较强，把复合应用型人才作为自己的培养目标显然不妥。因此，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系统掌握法学理论知识和专业知识，具有较强实践应用能力、创新能力、社会适应能力的高级应用型法学人才培养目标才是独立学院法学人才培养目标的准确定位。高级应用型人才与复合应用型人才相比有明显差别，前者在法律理论基础知识掌握的深度方面、非专业知识掌握的广度方面相对要求较低，但在动手能力、实践能力、社会交往能力、团队合作能力方面，高级应用型人才甚高一筹。

二、课程的合理设置

（1）完善理论课程体系。“教育实践，就是以课程为轴心展开的。”理论教学体系的设置分为三大模块，一是专业基础课，二是专业方向课，三是专业选修课。法学专业基础课是法学的精髓，是培养法学专业学生具有法的精神和形成法学思维的基本训练课程，是学习应用法学的基石、台阶和前提。在此环节，可把教育部规定的14门核心课程根据该校专业优势在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方向课中进行合理的归类。笔者认为，法理学、宪法学、中国法制史应当归属于专业基础课，并把“法律英语”和“司法文书”纳入到此模块中。专业方向课应注重结合社会实际需要和自身办学特色、办学条件开设，既可开设国际法方向、经济法方向、知识产权方向、民商法方向、环境法方向专业课程，也可开设政府法务方向、律师法务方向、市场法务方向和国际法务方向专业课程。专业选修课是结合学生爱好和自身办学条件开设的科目，可开设《律师诉讼技巧》、《司法实务》、《谈判技巧》、《非诉处理》、《证据学》课程，除了开设与法律密切相关的课程之外，还应依托本校的其他优势专业，开设与法律有一定关系又与市场需求密切联系的的课程，如《企业管理》、《会计学原理》。法律的这种培养方式也正如博登海默所说：“甚至在提高专业能力较为严格的法律教育专业阶段，也必须提醒学生注意，法律乃是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一部分，它绝不存在于真空之中。法律并不是社会科学中一个自足的独立领域，能够被封闭起来或者可与人类努力的其他分支学科相脱离。”

一、现行法学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

（一）培养目标单一化，同质化严重。现行人才培养模式的培养目标较为单一、起点较低，仅仅局限在满足某一特定部门或岗位的工作需要上。传统的法学教育方式偏重于理论教学为主，法学院开设的课程主要是以部门法学科划分或者国家颁布的基本法律为标准，以传授系统和科学的法学理论和法律知识为目的。我们在贯彻这一目标时，忽略了社会对法治人才的实际需求，忽视了学生实践操作能力的培养，大部分法学院毕业的学生走出校门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较为薄弱。目前，我国法学专业教育同质化现象特别严重。几乎所有的法学院校人才培养目标高度雷同，没有根据本学校的优势，将法学专业人才培养分别定位，细分化程度不够，最终导致学生就业困难。综合型院校的法学院系，所有的法学专业人才培养基本上都集中在这几个方面:一是“培养公、检、法、司”机关所需要的人才；二是培养“能够适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三是培养“具有既能够掌握一定理论基础，同时也能够适用现代化建设所要求的应用型人才”；四是培养“复合型、应用型人才”，等等。各个高校之间在法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上几乎没有差别，缺乏准确定位。（二）教学手段简单落后。我国是实行成文法的国家，法学教育以讲解法理论和注释法律条文为主。教师普遍使用着填鸭式的讲授方法，教学就是教师教而学生只管学，学生只要熟记那些一成不变的要领和早已确定了的结论就行了，学生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见解，而法学理论又过于抽象，学生不易理解消化。这种灌输式教学方法和纯课堂教学使学生严重地脱离实践，导致学生在知识结构、思维能力和具体实践操作能力上的缺陷，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三）双师型教师比较缺乏。目前法学院校中的法学教师大多都受过系统的法学理论熏陶和严格的学术训练，却往往缺乏司法实践经验。大部分年轻教师是通过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留校的，大都是从校门到校门，没有经历过实际工作的锻炼，更没有过多地接触过司法实践领域内的事务，他们的理论知识有余，而实践操作能力和经验却无法满足学生日益增长的知识渴求度，这样势必会影响到其教学质量。一些法学教师喜好纸上谈兵，对一些法律条文进行纯粹分析、解释或学理研究，对现实社会中的具体问题漠不关心，对于教学也偏好“从书本而来，到书本而去”。法学教师自身不关注社会、不参与法律实践、不了解法律实务，自然不可能培养出了解法律实务、掌握法律实务技能的法治人才。（四）法律实践流于形式。法学是一门实践性要求较高的学科，相对于理论教学而言，法学实践教学是教学过程中最薄弱的环节。在以往法学专业实践教学环节中，我们普遍采用“实习“教学法，实践环节单一化，虽然高校都有模拟法庭教学，但有些学校开展的并不好，实操性也并不强。

二、应用型法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建构

（一）完善培养目标。新型模式的培养目标在于面向全社会各领域培养一大批高素养、宽基础、通经济、有专攻、能应变的广泛适应新世纪社会发展需要的法学应用型高级人才。高校专业和课程设置要紧扣国家和区域重大发展战略需求，如对于现阶段我国法治建设进程中急需的反恐处突、网络安全、知识产权、“一带一路”法治人才、自贸区涉外法律人才等，法学院应跟进培养机制和课程内容。这种应用型人才应具备专业知识全面、专业技能精良、综合素质过硬、竞争能力较强等特点。我们可以借鉴美国模式的培养目标，把学生培养成为应用型的法学通才，以满足新世纪市场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二）创新学习制度。根据国外高等法学教育的通例，要培养出文化素质过硬且具有较高法律技能的人才，一般都分为素质教育和职业教育两个阶段进行。改革目前我国法学专业本科教育的学制，以五年学制代替四年学制，即大学法学教育课程设为五年制，前四年可以理论学习为主，而第五年应着重实务操作能力的训练和培养，也就是“4+1”模式。明确对学生素质教育与职业教育的阶段性分工，对要选择法律职业的应届毕业生增加一年的职业教育。在日常教学中，尽管要加强专业培养，但是毕竟学生学习了法学专业，毕业之后都要去从事法律职业。既然要从事法律职业，那么就必须首先拿到从事法律职业的入门证，所以顺利通过法律资格考试也就成了很多学生在校期间的必然追求。高校在平时的教学中既不能“惟法律资格考试论”，同时也不能完全忽视法律资格考试，只有将二者结合在一起，融法律资格考试与法学职业教育于一体，才能解决法学专业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增加一年的职业教育，有利于解决大学课程设置上理论与实践的矛盾，使得进入法律职业的人员具备较娴熟的司法实践能力。（三）改进教学方法。新型模式的教学方法应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和方法，课堂教学推行讲解式与案例教学、理论分析与司法实践相结合的问答式教学方法。课前布置预习教材或指定参考资料，课中进行重点讲授，讲课时师生可以互相提问、互相辩论，教师引导学生积极思考问题。学校应加强教师的理论教学水平，培养双师型教师，培养学生的基本专业理论知识，提高学生的理论素养，只有如此才能使学生在以后的工作中充分发挥其潜能，增强其发展的后劲。与此同时，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教学方法可灵活采用举行疑案门诊、模拟法庭、观摩审判、法律诊所教育、进行社会调查、参加司法实习等多种形式，使学生具备基本的法学素质能力。此外，在“互联网+教育”背景下，开发网上教学功能，利用手机APP等教学手段把课程教育搬到网络上，可以在网上开展模拟法庭教学活动，以适应教学多元化的发展需要。法学教育必须扎根基础、扎根专业，不能脱离实际，必须走与中国的法治实践相结合之路。2013年7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下发实施“双千计划”的通知，明确2013年至2017年，选聘一千名左右法律实务部门的专家到高校法学院系兼职或挂职任教，选聘一千名左右高校法学专业骨干教师到法律实务部门兼职或挂职。正是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合作机制，使高校和基层法制部门的人才结构得以优化，实现了法律理论教学研究和法律实务工作的紧密结合与互相促进。“双千计划”为法学研究者提供了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通道，接触到中国“法治原生态”，这让他们更加了解国情，逐渐从旁观者变成建设者，从局外人变成局内人，在司法实践中感受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进程，把最前沿的学术理论研究从象牙塔带到司法实践一线，教学科研因为接地气，而更有底气。同时，高校教师挂职基层，深度参与到法律实践的探讨和研究中，在办案过程中了解法律在实务部门的运行过程及规律，在积累实践经验的同时深化已有的理论知识，回到学校反哺教学，给学生带来鲜活的实践案例和经验，把“死”的法律条文和枯燥的教学理论和鲜活的司法实践结合起来，促进教学内容和科研视野不断拓展，转变了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四）调整专业课程。2018年是国家法律资格考试的第一年，专业设置和课程安排要适应时代形势发展变化的需求，在培养学生法学基础知识的同时，根据法律资格考试的特点适当调整部分课程的比例和学时也是可行的。（五）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为加强“一带一路”背景下涉外法律人才的培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作出了重要部署，提出建设通晓国际法律规则、善于处理涉外法律事务的涉外法治人才队伍。2017年5月27日，司法部联合外交部、国家发改委、教育部、商务部、全国律协等13个部门召开了第一次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联席会议，号召加快培养通晓国际规则、善于处理涉外法律事务的涉外法律人才。这些政策性文件及联席会议均凸显了涉外法律工作的重要性，提出了培养涉外法律人才的紧迫性。为此，高等法学教育应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特别是加强对经济、科技相对发达国家的法律交流与合作，通过高效、主动地参与国际法学交流，通过派有关人员出国考察和请外国专家学者到我国来讲学交流等方式，促进相互了解、增进共识，以便能够集思广益，取长补短，逐步完善我国法学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参考文献：

[1]张法连.“一带一路”背景下涉外法律人才培养问题探究[N].法制日报，2017-12-06.

随着国家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法律在文明社会中的价值与功能日益凸显。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并被写入宪法。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体系,培养一大批高素质的专门人才和创新性人才的历史性任务。在社会法治化和教育大众化的浪潮下,经济全球化、知识商业化、学习数字化、发展可持续化等挑战也迎面扑来。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发展不仅对法律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为法学教育的改革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和内在动力。自上世纪末教育部法学教育专业委员会提出“大法学”的法学本科教育思路、确定14门法学核心课程以来,全国各地高校法学院掀起了法学教育改革的浪潮。在这股浪潮中,我院充分借鉴国内外成熟的办学经验,紧密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在国内法学院中率先开办德语法学本科班,致力于培养适应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基础扎实、知识面宽、能力强、素质高、富有创新精神的高层次复合型法律人才,并取得了丰硕成果。认真总结和反思这五年多的创新实践,不仅有利于我院法学教育的快速发展,对我国法学教育的改革创新及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也不无借鉴意义。

一、法学本科生培养现状与不足

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高等学校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在校法科学生的数量也急剧增加,其培养质量越来越受到教育界和社会各界的质疑和担忧。人们普遍认为,法律教育从精英化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变,以及法科学生为了缓解就业压力而将主要精力从课堂研习转向应对包括国家司法考试在内的各种职业考试,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法科学生在知识结构、思维训练与法律实践诸方面存在严重的缺陷。[1]

1.知识结构较为单一

从社会对法科学生的反映来看,法科学生的知识结构普遍过于单一,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虽然许多高校法学院把法科学生的培养目标定位为“宽口径、复合型”、“经济与法律相结合”等,但相关课程的教学实践表明,不少法学院的课程结构缺少实质性的创新,基本是在法学14门核心课程之外点缀一些与经济学、哲学、社会学等有关的选修课而已,没有将它们进行有机的结合和合理的编排,导致法科学生的法律基础理论训练不足,而对法律以外的学科又只知皮毛。

2.法律理论基础薄弱,法理思维不足

专升本科院校(新办本科院校)在培养法学本科专业人才就其理论性不及传统本科院校、特别是政法院校，其应用性不及高职院校，其人才培养的特色和优势在哪里，这是这些院校升格后应当思考的问题，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其人才培养的特色和优势是这些院校法学教育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本文试着就此做一番初浅的论述。

一专升本科院校法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的定位和特色

目前，中国大学生就业难是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而法学本科生就业在文科专业中最低，出现了热门专业和就业困难的悖论和强烈反差。这和办法学本科教育一哄而上，法学本科生盲目扩招有一定的关系，1977年恢复高考时只有三所法律院系进行法律教育，到2007年全国已有603所院系培养法学人才，每年数万名法学毕业生，同时，也和本科教育没有突出特色，人才规格单一，实践能力差更有着直接的联系。对那些刚刚升格为本科院校的法学本科专业来说，面临着办学思路的选择，如果走传统法律本科生培养的路子，它们的法学本科毕业生将面临更加尴尬的局面，一方面，新办本科院校培养的法学本科人才不如传统本科院校、特别是政法院校，这些院校有着长期办法学本科教学的经验，有的学校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特色，他们有一批理论功底比较扎实的师资队伍，有的学校还有硕士点和博士点，培养的学生有着较为扎实的理论功底和素养，这是专升本院校难以比拟的，也是短期无法超越的;另一方面，专升本院校培养的法学本科人才又不如高职院校的应用性人才有特色，很多法学高职院校是原来的中专转变过来，有培养应用性人才的传统和优势，比如由司法学校和警官学校升格的高职院校都有几十年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的经验。同时，法学本科只有单一的法学专业，而高职则有法律文秘，律师实务、行政事务等专业方向，具有较强的应用性，更符合社会的需求。如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在升格之后，走出了一条培养法律应用型人才的路子，形成了自己特色，其培养的学生既有法律基础，又有速录专长，能胜任文书校对，庭审纪录等多项职责，技能很强，学生受到用人单位的普遍欢迎，北京市法院系统上千名书记员有百分之七十来自该学校。专升本院校法学本科的生存和发展之道在哪?法律院校的功能定位是中国法律人才培养首要问题，也是今后发展的关键，我们认为，其关键是新办本科院校要认识自己的优势和劣势，从而确立自己人才培养规格的定位，并能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这样才能变劣势为优势，从而求得生存和发展。

其实，换一个思维角度，新办本科院校的劣势也是其优势，也是可以办出其特色的。一方面，和传统本科院校相比，专升本院校培养的人才的理论功底稍逊，但和高职院校相比其培养的人才有着较扎实的理论功底;另一方面，要赢得同传统本科相比较的优势和特色，要突出应用型和复合型的特征。传统法学本科教育往往只注重对学生进行法律原理、立法思想和专门法的基础性理论教育，对法学本科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司法实践经验留待法学本科之后进行，特别是1997年教育部对法学本科教育进行了调整，法学专业只开设法学本科一个专业，并规定了法学专业的十四门主干课程，法学本科再没有设置专业方向，法学本科的特色培养受到一定限制。因此，如果不对其进行调整，只突出法学本科的共性，按照这种模式培养的人才实际操作能力很有限，知识结构单一，而传统本科院校大多是按这个模式进行的。正是因为其强调法学理论的培养，其法学本科生成为研究生教育的后备军，这是传统本科院校培养人才的优势，其实，也是其劣势，因为这个培养方式不太注重学生实务能力的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比较差。新办本科院校培养人才则可以在应用性和复合性上下功夫，做文章，这是它们赢得同传统本科院校相比较优势的关键，也是其生存和发展之道。所以，新办本科院校生存和发展之道既在于其理论性，更要突出其应用型和复合型，专升本院校要在培养什么样的法学本科人才，怎样培养法学本科人才上突出其应用型和复合型的特色，从而赢得自己人才培养的优势。

从国外来看，就法学教育是职业教育，还是通识教育;是普法式教育，还是精英式的定位存在激烈的争论，有着不同的选择。不同的定位决定了法学人才培养模式的不同选择，主要有三种培养模式:一是英国和欧陆模式，即在高中毕业生中招收法律本科生;第二种模式是北美模式，这种模式把法学教育放在大学本科之后，即在我们所说的研究生层次上进行，要求那些希望进法学院读法律的人必须首先有一个非法学专业本科以上学历，然后经过严格考试才可以进人法学院，学制三年;第三种模式是澳大利亚模式，即把本科教育和与其他本科教育同时进行，学生经过五到六年左右的学习获得法律和其他专业的双学士学位。北美和澳大利亚模式突出复合性，强调法学专业人才知识结构的综合性，能够解决复杂的法律问题，更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11英国和欧陆模式与我国的模式相近，其局限性很明显。其实，北美和澳大利亚模式是坚持通识教育和职业教育相结合，这是其优点，是我国法学人才培养模式应借鉴的地方，有很多学者主张采纳北美模式，主张取消现在的法学本科教育，法学只办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办好法律硕士这一复合型和应用型的人才的培养，这样既可以培养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等法律人才，也为研究型法律人才(法学博士)提供后备军，这种模式突出了法律人才的精英化，是我国今后法学人才培养模式的方向。但就目前而言，这种模式不符合我国的国情，主要是学制长，成本太高，很多中国的家庭难以接受。同时，采纳这一方案的成本太高，一旦取消法学本科和专科教育，这么多法律院系何去何从，也会造成大量资源特别是师资的浪费。其实，官方也在进行相应的尝试，1997年教育部对法学本科教育进行了调整，在法学专业只开设法学本科一个专业的同时，借鉴美国的法学人才模式，实行法律硕士的培养模式，即法律硕士只招收非法学本科的学生。从现实的情况来看，结果并不理想，法律硕士没有受到社会的普遍欢迎，这说明这种模式目前和中国的实际不完全相适应。目前最现实的选择可能应偏重澳大利亚模式，即把本科教育和与其他本科教育同时进行，学生经过五到六年左右的学习获得法律和其他专业的双学士学位。正如医学类人才的培养模式，法学本科人才要注重理论性，更要注重实务性、应用性。但应根据各校的具体情况作出不同的选择，如研究型大学侧重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但大多数院校应向实务型和职业化转变。很明显，对于专升本院校而言，实务型和职业化是其现实的选择。

从法律职业的构成来看，包括三种类型:一是应用型法律人才，主要是实践型和复合型人才;二是学术类法律人才，主要法学教师和法学研究人员;三是辅助类法律人才，主要是辅助法官、律师、检察官工作，其分工如医师与护士，工程师和技术员。与法律人才结构相适应的是两种类型的法律教育:一是普通法律高等教育，主要是培养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其最低层次为法律本科教育，其法律本科生可以成为法学研究生主要来源;此外，还有一些院校及研究所培养学术类法律人才(法学教师和法学研究人员)，其最低层次是法学研究生教育;二是高等法律职业教育，主要培养辅助类法律人才[z]。传统本科院校，尤其是政法院校，既要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又要培养学术类法律人才;高职院校主要培养辅助类法律人才;对于专升本院校法学本科的培养目标的定位只能是应用型法律人才为主(包括实践型和复合型人才)，以培养辅助类法律人才为辅，虽然也可以为学术性法律人才提供后备军来源，但其主要方向还是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所有法律本科人才都成为学术性法律人才，因而，专升本院校要赢得同传统法律院校的优势只能是培养复合型和应用型人才，要赢得同高职类院校的优势只能是突出人才的理论修养。

论文摘要：新世纪对高等教育人才的培养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现实却存在反差，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法学专业毕业生素质与现实需求之间还存在极大的距离。法学教育的目标：应转向培养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应用型法律人才”。培养应用型人才，同时要注意素质的全面提高：应以德育素质为先导，以业务素质为主干，以文化素质为基础。

论文关键词：目标定位素质的全面提高诊所式法学教学方法

一、法学教育的目标定位

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国家的基本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新世纪对高等教育人才的培养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现实却存在反差：一面是急需高级法律专业人才的用人单位，求贤若渴;另一方面却是普遍的法学专业学生“求职难”。由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与共青团中央学校部联合主办的200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结果显示法学专业学生的总体就业水平仅为37.85%。而被视为冷门的哲学和历史学专业学生的总体就业水平，却分别达到40.35%和51.85%。1在2006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新浪考试频道合作的调查中，法学专业以35.6%的得票率排在“滞销榜”专业的第三位。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法学专业毕业生素质与现实需求之间还存在极大的距离。现实要求我们对整个法学教育进行改革。

法学教育目标的定位，将直接影响我国法学教育改革的进行。高等法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未来的法学研究专家，还是为社会提供运用法律的各种专业人才，是近些年来引起越来越多争论的问题。美国律师协会著名的麦克·科瑞特报告中提到，在r法律从业者整个的职业生涯中，其需要持续不断地加深对其从业环境——变动不拘的社会的理解和认识，需要良好的人际沟通和协调能力需要对法律事实独立的调查和评判能力，需要对法律问题作出及时的反应和采取最有效应对策略之能力。学生在课堂中如果学到的只是零散的、片断的、割裂的、凝固的知识，这显然不是法学教育应有的目标。法学是立足于社会现实的科学，而不是纯粹的规范科学，法学教育实质上应是一种高等职业教育。

由于法律问题都是十分复杂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这需要一种系统的法律职业能力去解决。法律教育具有的深刻的职业背景决定了法学教育是一门应用性学科，具有政治性、社会性和实践性强的学科突出特点，法学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因此，应从“以理解法律含义、传授法律知识为宗旨的教育模式”，转向培养学生成为法律职业者，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应用型法律人才”的目标。

2018年8月24日，在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指出，“要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要坚持立德树人，德法兼修，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努力培养造就一大批高素质法治人才及后备力量。”高校法学教育旨在培养高素质法治人才，如何进一步提升高校法科学生培养质量及就业能力是现阶段高校法学院着重研讨的工作。本文以提升法律职业胜任力为视角，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了解学生对于职业胜任力的认知，完善以职业胜任力为甄选标杆的法学人才培养。

一、胜任力和法律职业胜任力的概述

胜任力最早是由美国心理学教授DavidMcClelland提出的，1973年他在《美国心理学家》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胜任力是一种直接影响工作业绩的个人条件和行为特征并构建出冰山模型，包括个体工作中所具备的知识、技能、社会角色、动机、自我概述和特质性格等六部分，可以以此区分优秀者和一般者。后来英国学者LyleSpencer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出素质冰山模型，提出基准性素质和鉴别性素质的划分，认为胜任力是显著区分优秀与一般的深层次的个人特征。我国杨力教授在他发表的《一流法律家的胜任力标准和培养》文章中就法学教育引入“胜任力”进行阐述并将法律职业胜任力概括为四个层面、九项特征，第一层面是个人效能框架下的获取成就的动机、极强的自信和自我控制的调试，第二层面是认知能力框架下的问题的双向思考，第三层面是过程执行框架下的高度关注程序的稳态和准确、冲突的管理和疑难下的决策力，第四部分是人际影响框架下的面对情景的敏锐和崇尚服务公众的精神。法律职业胜任力让法科学生逐渐领悟到未来工作不仅依靠知识和技能，还要认识到更多的决定性因素，以使自己更加全面的发展。

二、高校大学生法律职业胜任力调研分析

（一）调研实施情况综述

项目组调研内容结合DavidMcClelland教授关于胜任力的概述，针对毕业生与未毕业生设计不同的问题且问题设计较为贴近学生实际以及社会环境，共收到292份有效问卷，其中包含27份已毕业学生和265份未毕业学生。根据DavidMcClelland教授的胜任力理论、冰山模型以及杨力教授有关法律职业胜任力的特征理论，本次有关法律职业胜任力的调研从法学知识、法律技能、法律职业动机、自我概述和特质性格等部分进行。

［摘要］立法人才是我国法律职业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目前急需立法人才，法学本科院校应当承担起培养立法人才的重任。立法人才除了要具备司法型法律人才的政治素养、职业素养和要求，还需要有更高的政治素养、更为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更广博的知识、敏锐的洞察力、社会调查与分析能力和立法思维。法学本科院校应当从人才培养目标、课程体系设置、“双师型”教师队伍培养和实践教学建设等方面探索立法人才培养机制。

［关键词］立法人才；职业素养；培养机制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越来越需要更多的立法型法律职业人才。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部分明确要求要完善立法体制、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和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部分中明确要求要“加强立法队伍、行政执法队伍、司法队伍建设”。2015年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正式审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决定》，其中第七十二条赋予全部设区的市、自治州，广东的东莞市与中山市，以及甘肃嘉峪关市和海南三沙市地方立法权。目前我国有284个设区的市、30个自治州，加上东莞市、中山市、嘉峪关市和三沙市，一共有318个城市获得立法权，于是，地方人大立法人才紧缺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正如全国人大代表陈伟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所讲述的：“从目前来看，设区的市行使立法权存在的主要瓶颈是立法人才的短缺。”[1]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我国当代的社会需求与改革开放前已经显著不同。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2]制定良好的法律，保障公平、正义的实现是人民群众过上美好生活的保障，贯彻落实报告精神就需要更多的立法人才。广州大学法学院从2015年秋期开始招收“立法专业人才实验班”，探索立法人才培养机制，经过2年的探索，对立法人才培养有了全新的认识。

一、培养立法人才是我国本科法学院校的任务

截止到2016年12月底，经教育部批准注册的设有法学本科专业的高等院校已经超过750所，在校法学本科生人数达45万人[3]。但在高等院校是否应当承担立法人才培养问题上出现了一个具有争议性的问题：立法人才应当在本科层次培养，还是在硕士、博士层次培养？对于这一问题有学者提出，“立法人才应当接受研究生教育，取得法学或法律专业硕士学位，而不仅仅是法学本科取得学士学位”[4]。从实践来看，目前我国法学院校立法人才培养基本上都是在硕士和博士层次。到目前为止，在本科层次开展立法人才培养的只有广州大学法学院。笔者认为，立法人才属于法治人才的一部分，本科法学院校应当承担起培养立法人才的重任。（一）传统法学教育主要培养法官传统法学教育主要培养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等典型的司法型法律职业人才传统的法学教育基本上以培养包括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的司法型法律职业人才为主。英美法系中的代表性国家英国、美国的法学教育都是以培养律师为职业目标。英国的4大律师学院主要是培养出庭高级律师。美国法学院人才培养的目标也是律师，学生毕业后基本上以律师作为法律职业的起点。美国的法官是从职业经验丰富的律师中挑选。大陆法系国家中，德国的法学教育也主要是以培养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等司法人才为目标。虽然德国法律教育经过改革，提出了培养“具有全方位工作能力的法律人”的目标，但是德国的法官教育在法学教育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即只有取得法官资格，才可能被任命为法官、检察官、律师或者公证人等。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法学教育也是以培养司法型法律职业人才为主。2002年开始实施的国家统一组织的司法考试制度，明确要求担任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必须通过司法考试。这对我国的法学教育有着巨大影响，此后的法学院校培养的法律职业人才几乎全部以培养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为目标。40年来，我国法学院校培养的法律人才大部分也是以律师、法官和检察官为职业。（二）本科法学院校理应承担起立法人才培养的任务针对各地人大立法人才奇缺的问题，目前人大系统内基本上是采取开设短期培训班的方式培养立法人才。2016年3月之前，全国人大常委会举办了3期立法法培训班，对各省（区、市）和178个设区的市、自治州的873名立法工作者进行了培训[1]。但是这些经过短期培训的立法人才存在基础理论差、知识不系统、缺乏立法思维等缺陷，这就严重限制了立法质量的提升。我国法学院校有系统的人才培养体系、强大的师资队伍和完备的教学资源，原本就担负着培养法治人才的任务，理应在培养司法型法律职业人才的同时，承担起培养社会主义立法人才的重任。应当在本科层次就开展立法人才培养的理由有5个。一是我国立法人才十分紧缺，只靠立法学的硕士、博士层次的人才根本无法满足需求。二是立法人才需要的许多知识和技能有必要在本科阶段培养。在法律专业知识方面，如立法体系、立法技术等基本知识在本科阶段掌握并无困难，反而有助于学生形成完备的法律知识体系。三是立法人才所需要的管理学、社会学、历史学、统计学等领域的知识和技能适合在本科阶段培养，不适合放在硕士、博士阶段培养。四是法律思维的养成需要时间和积累，在本科阶段就开始培养效果更好。五是法律职业信仰和职业道德适合在本科阶段开始培养。当然，本科阶段培养的立法人才可以继续攻读硕士、博士学位，这并不矛盾。具有立法学方向学士学位的学生，更适合于攻读立法学方向的硕士、博士。教育部2018年的《普通高等学校法学类本科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解决了这一争议。这个国家标准规定，本科法学人才培养的目标是培养“具备依法执政、科学立法、依法行政、公正司法、高效高质量法律服务能力与创新创业能力，熟悉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复合型、职业型、创新型法治人才及后备力量”，明确把“科学立法”作为法学本科人才培养的目标。可见，在本科阶段培养立法职业人才应当毫无争议。

二、立法人才的职业素养和能力要求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全球化的高速发展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多元化模式以及完善的程度,我国的经济和政治以及文化方面等各种活动，逐步走上法治化轨道,社会上针对与法律相关专业人才的需要已展现出迫切的局面。这就对传统模意义上法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带来了严峻的考验。所以,必须要对中国法学类专业人才培养方式传统的现状进行改善,积极探索出一条适合法学专业应用型人才的培养途径。

关键词：财经类；法学；人才；培养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学教育水平获得了巨大的进步,大多数的高校都开设了相关的法学专业。回故法学教育的发展进程,很多高校一直坚持高度重视学生人文素质的发展，反而忽略了对法律职业的教育与培养。在这样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形式的引领下,法学人才的发展，势必会产生一些问题。本文将围绕财经类法学应用人才的培养过程中，所具备意义与产生的问题，以及相关对策，为今后专业人士进行相关的研究时提供参考。

一、法学专业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建立的必要性

依据法学专业本身的特点，以及社会针对法学专业相关人才的供求状况,法学专业应用型人才结合社会的具体情况，具有以下三个特征：具备必要的创新能力，具有较强的法律技能,具备多种综合知识。伴随着我国社会多方面的快速发展,我们必须要创新培养法学专业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方式。经济全球化发展，针对我国对法律人才的培养形式造成了巨大影响。围绕当前的形势来看,拥有以上全部能力的法律专业相关人如同凤毛麟角。大力开发我国的法律体系服务市场,批准许可国外的一些律师事务所，在我国部分城市开设从事营利性活动的处。这就导致国外与国内相关的法律人才之间的竞争已经无法避免,对国的法律职业相关工作者将带来前所未有的考验。而缺乏相关专业的国际化法律人才，是我国目前为止的实情。所以,加快应用型法律人才的发展，和其他国家的法律职业工作者展开积极沟通，是我国法学教育工作目前最重要的任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立和完善，针对中国教育特别是法学专业的教育，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影响。市场经济归根究底就是法治经济,二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建立，离不开法律手段的保驾护航。因为我国市场经济自身具有主体的多元化、活动的契约性、操作的国际化、责任的严格性等多证特点，所以对法律职业工作者的要求越来越高。没有完整并且科学的法律制度和素质较高的行政执法部门以及和谐的法治环境来保驾护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不可能完善的建立起来的。所以,市场经济秩序的发展,既是一种新型的法律秩序，也是制度完善建立的过程。这必须要求法学教育机构对培养人才的方向上也必须有所改变,进而满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法学专业人才的需求[1]。

二、目前我国财经类法学应用人才的培养存在的问题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推动各领域、各行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对法律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标准和更为严格的要求。在此背景下，构建适应人才市场需求的国际化应用型法学人才培养新模式迫在眉睫。该文将围绕“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化应用型法学人才培养中国际法学课程教学体系的现状、存在的困难与障碍、解决方案，构建培养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化应用性法学人才的国际法学课程教学体系。

关键词:一带一路；应用型法学人才培养；国际法学课程教学体系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我国企业不断向外发展,我国在古代“丝绸之路”的前提背景下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基于这一发展背景，我国为了更好地促进自身发展，培养出更多推动中国对外经济发展的人才，需要积极探索应用型法学人才的培养模式和国际法学课程教学体系[1]。

1国际法学体系教学现状分析

当前参与到“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大多都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和地区大多处于经济发展的上升期。各沿线国家的资源禀赋各异，经济互补性较强，合作潜力巨大，因此，基于不同项目发展的需求，对于应用型人才的需求都极为迫切，尤其是不论何种行业都与之息息相关的国际化应用型法学人才[2]。1.1服务“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化应用型法学人才内涵。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我国也发展了越来越多的涉外性项目，这些项目都涉及了法律层面，其对于国际应用型法学人才的需求极为迫切。国际化应用型法学人才不仅要具备扎实的基础知识，同时还要有高尚的品德，在掌握一些交叉专业学科知识时，还要具备较强的国际化思维。为推动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有针对性地培养大量应用型的国际化法律人才是关键。1.2“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化应用型法律人才培养与国际法学课程教学体系的现状分析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化应用型法律人才培养模式也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国际法学课程教学体系也为适应发展目标做出了一定的调整，这些调整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但在此过程中也暴露出了诸多问题，总结如下：1.2.1人才培养目标不够明确。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主要呈现为“走出去”的全新发展趋势，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明确了解各国的一些基本法律知识，同时掌握简单的国外语言，是保障我国对外投资正常进行的重要保证。当前，我国的法学教育制度还没有完全满足“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全新要求，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当前我国对国际化应用型法学人才的培养方式较为单一，并且国际法的教材更新标准极为严格，需要根据国际化实事调整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然而当前我国使用的国际法教材缺乏创新性，甚至缺乏学习目标国家的相关法律体系，并且法律实务和教学环节还存在脱节现象。其次，国际法教学过程中有关国际化教育的内容较少，依旧是将我国法律的一些基本知识作为学习重点。另外，“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化应用型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和国际法学课程教学体系较少给学生提供实践的机会，大多数学校在教学过程中更加重视理论教育，导致学生虽然能够充分理解理论知识，但却不能理解涉外法律重要性的现象出现，最终也导致对国际法学产生浓厚兴趣的学生人数越来越少1.2.2国际法学课程教学体系设置不够合理。当前我国的法学体系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首先，前文提到的重理论轻实践的问题，造成了学生的具体操作能力较弱。即便是由学校积极组织的一些实践教学活动，对于很多涉外法律服务行业的学生来说，也不具备相应的吸引力。其次，在应用型法学人才培养和国际法学课程教学体系建构过程中，很多学校都盲目参考一些知名院校的课程体系，没有充分考虑本校学生的基本情况，也不能根据自身的发展特点建立特色课程；最后，不少学校的法学专业课程设置不够合理，课程内容以国内法律知识的学习为主，涉外课程较少，这就导致高校无法培养出综合素质较高的国际化法律人才。除此之外，高校教学模式单一、师资力量薄弱、教师教学观念落后、自身积累的实践经验远远不足等问题，也给“一带一路”发展与国际化应用型法学课程体系的建设带来了诸多困扰。国际法学课程教学中也面临着诸多困境与阻碍，如单一依托重点内容的培养方式和具体培养手段缺乏内在衔接等问题，都严重制约了教学体系的进一步改革和完善[4]。

2“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法学课程教学体系改革的构建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