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理论范文10篇

一、本选题的研究现状和意义

国外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可分为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奉行的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两大块。其中只有居于主流地位的前苏联的法学理论才形成了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该体系很象以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为纬线,以系统解释法现象所需要的基本知识和基本学说为经线所形成的一张网。这一理论体系的早期代表人物是斯图奇卡、帕舒甘尼斯,后来是维辛斯基,再后来有阿列克谢耶夫等。他们在历史上率先在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理论的指引下发展出了较系统的法学理论。从今天的观点看,一方面,他们的理论体系仍然是有价值的法学遗产,但其本身也有很大缺陷,如对体系形成的客观依据缺乏必要论证,展开体系的逻辑思路脱离了马克思、恩格斯所最为看重的思维方法,国家主义色彩太浓,对社会主义民主认识不足,主要反映计划经济时代的要求等就是较突出的例子。在中国,从1947年李达写的《法理学大纲》的遗存部分中可以看到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最初探索。1949年以后,在译介和借鉴苏联法学理论的基础上,我国逐步形成了与苏联法学理论体系相似的一个雏形,可惜后来中断了这方面的研究。但应当看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余年中,我国法学家已为形成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这些年来,经过法学界老中青三代学者的不懈努力,今天我国可以说已有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大致构形,其构成要素是人们在马克思主义引导下围绕基本法律问题和较重要法律现象而表达的学术观点。这个初步构形不否认法有阶级性但摆脱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旧套路,大体上适应了世纪之交中国的基本情况。但这个初步框架本身还很不完善。其中的问题主要是:像前苏联的法学理论一样,没解决好形成理论体系的客观依据和逻辑方法问题;对基本法现象的定位很大程度上脱离社会生活实际;尚未形成科学、严谨的范畴架构;基本分析框架不能全面涵盖和合理整合公法、私法两大领域;对法的本位的认定有偏差,与部门法学严重脱节,等等。本选题的研究将会大大促进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对于进一步确立、保持马克思主义法学在整个法学领城的主流地位和在建设杜会主义法治国家过程中的主导作用,非常必要。

二、本课皿的主要思路

通过适当的模式转换,形成一个能够统一适用于公法与私法、制定法与判例法、国内法与国际法等领城的完蛀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燕本框架.申请人选择如下其体思路来展开本课题的研究:1.在区分法学理论体系与法理学教学体系的羞础上,提出和论证确立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客观依据.2.证明马克思的“从抽象上升到其体”的方法是展开法学理论体系的最•适当逻辑方法,并按逻辑的与历史的相一致,理论与中国法律生活实际相统一原则来确定法学理论体系的内容构成,3.按实事求是的精神,修正已有的对最基本的法现象和法律生活最基本矛盾的定位,将权利和权力确定为最基本的法现象,同时将权利与权力的矛盾确定为法律生活最基本的矛盾;4.从利益、进而财产的角度把握各种法现象的实质,其中首先是权利、权力和义务的实质,5.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从法定的权利和权力中抽象出它们的共同实质—法律承认、保护的利益和归属已定之财产,证明权利和权力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统一体了,理论上以这种统一体为反映对象,以种种法定之权为外延,以它们组含的利益内容和财产内容为内涵形成法权概念,以法权概念为逻辑起点确定理论体系的整个范畴架构;6.按照对利益关系和财产关系进行全面的法学分析的需要,将法权、权利、权力、剩余权、总体权、义务和法等7个概念确立为法学的基本范畴,其中法权为核心范畴;7.以上述内容为基点、以法权分析为线索解释法的起源、发展、终极归属、本质、渊源、作用、价值、正义、体系以及法律关系、立法、司法、执法、法律责任、法制与法治等基本法学问题,形成一个新的法学理论体系的雏形;8.提出将上述框架应用到宪法学、民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等部门法学中去的具体思路或方法。

三、本课题的价值

本课题有很高的创新程度,其具体表现是:1.它将把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制定法制度、搞市场经济、民主和法制传统少、致力于建设法治国家等羞本情况,作为确立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要参数加以有机整合,形成该理论体系的中国特色,2.它将法学关注的重心从权利和义务调整到了权利和权力,改变了对最重要法现象和法的最基本内容的传统估计;3.它将改变对法律生活基本矛盾的现有估计,认定权利和权力的矛盾是法律生活最基本的矛盾,4.它将采用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提炼出法学的核心范畴,形成法学的基本范畴群,这在法学中是首创,没有先例;5.它将证明存在权利权力统一体的猜想,从法学角度实现对“权”(即西方法学界所谓“广义的权利”)的认识的概念化,形成了“法权”这个对法学极为重要的新概念;6.它致力于以法权分析为学科标志,以利益关系和财产关系分析为实质内容,统一解释全部法现象价.它力图实现法学理论同部门法学的紧密结合,并形成能统一适用于公法与私法、制定法与判例法、国内法与国际法的一般理论;8.它将提出和证明适用于立法、司法和执法全过程的法权衡量原则与方法;9.它将导致现有马克思主义法学思维和法理学教学体系的巨大变革。本课题的重要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1.将在新的基础上形成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体系。2.本课题将从根本上改变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同法律生活现实的结合方式,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创造性地运用到法学中来。根本方法的改进必然大大提高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科学性、严谨性和系统性。3.在当今中国,法学实际上有个市场份额问题,在英美法学思潮强劲增长的条件下,本课题的研究和完成将极大地提高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竟争力,有助于保持它在中国法学领域的主导地位。4.本课题将从利益属性进而财产属性上来把握权利、权力、义务等基本的法现象,而财产是有价格的,因而权利、权力和义务等也有可能间接量化。这为法学的定量分析提供了基础,增强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实用性、实证性。5.本课题将形成法权衡最的原则和方法,这直接有助于促进法律体系内部的和谐统一,提高立法的科学性和司法、执法的公正性。

现在世界上关于法的定义五花八门,有几十种之多。对法律是什么的回答既体现不同的价值观,也体现不同的认识论。马克思主义法学把法定义为:法是由国家制定和认可的、体现国家意志的、以权利和义务为主要内容的、由国家以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社会行为规范。法律的生命在于实行。尊重法律,维护法律的权威应该是我国公民的基本道德。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我国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和其他各种各样的法学理论不同之处在于:一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是一定发展水平的经济基础的产物,法的发展必须同整个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发展相适应,法律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经济条件所提供的范畴和结构。二是坚持统治阶级意志与人民意志相统一的观点。法律是一个社会中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集中表现。超然的、抽象的法律是不存在的,法律是统治阶级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立法者由人民选举产生并对人民负责,最大限度地表达人民的意志是我国立法的宗旨。三是坚持发展的观点。法一定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基于新的社会现实制定与之相适应的法律规范是法律生命力的源泉。

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方式,法具有多种社会作用。我国古代思想家管仲把法的作用概括为“兴功惧暴、定分止争”。现代社会的法的作用显然不止于此。在政治领域,法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第一,法确立掌握政权的阶级的统治地位,为国家政权的存在、结构和活动提供法律依据。“要立国,先立法”,国家的产生和存在必须具备合法性。在国际法上,合法性表现为获得国际法上的主体资格,在国内法上,合法性表现为合宪性。在这里谈一谈宪政的问题。近年来,我们听到很多关于宪政的讨论。宪政的含义,有不同解释,有人认为宪政就是“限政”,就是“分权制约”,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理论认为,宪政的核心是一部好宪法切实得到遵守。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必须成为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的行为准则。对执政党来说,宪政就是依宪执政。

法也是凝聚国民精神的政治符号。很多国家的学校要求学生向宪法致敬,公民进入法庭要对法律宣誓,掌握国家政权的政党和领袖表示对国家宪法和法律的忠诚最能够得到人民的支持。

第二,法确认和维护国家政权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既包括物质财富的生产,也包括经济制度。任何社会的立法者都把维护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作为重要任务。法对经济基础的作用主要表现在:(1)保障作用。通过设定权利和责任,鼓励、支持符合法定经济制度的行为,惩治违反和破坏法定经济制度的行为;(2)规范作用。通过制定公司法、合同法、税法、企业法等规范经济活动,将其纳入健康发展的轨道;(3)指导作用。通第三,确认和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关系和与同盟者之间的关系。统治阶级内部不同群体、不同阶层和不同成员的意志和利益是有差异的。把这些差异统一到统治阶级整体利益之下,规定他们的权利和责任,确定共同的行为准则,使个别利益服从整体利益,个别主张服从统一意志,以维护统治阶级整体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利益。统治阶级与其同盟者的关系也需要以法律形式加以确定。

高校法学理论教学的主要目的是传授法学知识、训练大学生的法律思维，进而为社会培养更多优秀的法律专业人才。现阶段，高校法学理论教学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和不足，其在课程设置与安排、法学理论教方式等方面都不够科学和完善，这就严重影响到法学专业学生学习法学理论的积极性。以下是笔者结合自己多年的教学实践经验以及分析调查，就法学理论教学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阐述，并提出几点切实可行的解决对策。

一、当前高校法学理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1.法学理论教学目标不明确。现阶段，关于高校法学教育的目标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法学理论教育就是法学专业的教育，其教学目标就是全力培养法学专业人才，一切以专业教育为主。二是法学理论教育属于法律职业教育，一切以法律领域职业需求为导向，为职业需求服务。三是法学教育是一种素质教育，法学理论教学是为了培养出具有更高素质的综合性人才。以上三种教学目标代表着几种主要趋势，还有非常多小众化的教学目标。这足以看出高校法学理论教学还没有一个足够清晰、明确的法学教育定位，教学目标混乱，必然会影响到教学的质量，进而影响法学专业学生的学习效果。2.教学方式、内容传统，不符合当前大学生的学习需求。当前，高校法学理论教学还在沿用着传统的教学模式，教学内容也只是以各种原理、理论、概念为主。教师在课堂上讲授，学生在下面听讲、记笔记。这种教师占主导，学生处于被动学习地位的传统教学方式，教师和学生之间没有交流与互动，严重影响到学生学习法律理论知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3.考试形式单一，成绩代表一切。在很多高校中，考试成绩始终代表着一切。高校的期末考试形式主要以笔试为主，虽然加入了平时成绩，但平时的成绩没有明显差距。一些教师为了提高学生考试的通过率，就会降低实体难度和判卷标准，从而造成了学生不重视平日里的考试。

二、如何提高高校法学理论教学的质量

1.创新教学方式，丰富教学内容。众所周知，传统的教学方式主要指的便是课堂讲授法。讲授法虽然存在着很多不足，但是，高校必须要考虑到法学专业学生的实际情况。因为法学理论教学中有很多理论性非常强的法学知识，这对于刚刚进入大学学习法学专业的学生而言学习和理论难度都非常大，他们还是需要课堂讲授这种教学方式来逐渐学习和了解法学理论知识的。因此，高校必须要保留讲授法这种传统的教学方式，并且将讲授法作为主要教学方式之一。以讲授法为主，要适当创新和引进其他教学方式。诸如，案例教学法。教师在讲授理论知识时，可以适当引入各种各样具有代表性的真实案例，通过实际案例来讲授理论知识，进而实现从真实到理论的升华。案例教学法可以很好地培养和提升大学生运用和归纳法学理论知识的能力，也能够有助于法学专业学生树立起法律思维方式。高校还可以尝试应用启发式教学的方式。启发式教学最大的特点便是将学生作为中心，教师所做出的一切教学活动都应该围绕学生来进行开展。这种教学方式，学生可以有更多的机会表达出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学生的理解能力、判断能力以及创造力。此外，模拟法庭教学也是一种比较具有吸引力的教学方式。模拟法庭教学是为了使学生真正了解司法实务，有效培养学生的操作能力，将所学知识同实践相联系，进而学以致用。2.明确教学目标。笔者认为，高校法学理论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单纯地进行法学教育，而应该是培养出具备良好法学专业知识与技能的综合性、高素质人才，其不应该将教学目标完全定位在法律这一范畴之内，作为法律人才，其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德才兼备。因此，高校进行法学教育不要只传授学生相应的职业知识和技能，更要培养学生的基本职业素养，训练学生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知识技能，拓展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较高的批判精神及公正气质。3.优化考试结构，引入口试。我们都知道，一名大学专业的大学生，其不仅仅需要掌握各种法学理论知识，更需要具备良好的口才。良好的口语表达能力，也是他们在实际法律工作中维护他人利益、维护社会正义的重要法宝。因此，笔者建议高校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引入口试这一种考试形式，其目的就是要培养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以及临场应变能力。口试内容可以是分析案例，也可以阐述自己对某些理论的理解，时间可以放在期末，也可以放在期中。优化考试成绩的结构，提高平时成绩所占比例，从而更好的体现课堂教学效果。

综上所述，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当今社会对于法律专业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标准也越来越高。高校必须要高度重视起法学理论教学的创新与改革工作，及时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找到切实可行的针对性解决方案，进一步提高法学专业学生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养。

随着学科多元化的趋势，学科之间不断分化和不断组合，作为一门古老而年轻的学科，语言学也以最积极的态度配合着这一趋势。语言哲学是语法学学科与哲学学科的结合，我们给予重视和探究是对应用语言学的不断发展与完善，适应了当代语言学发展的潮流。古今中外有很多国内外学者专门研究乔姆斯基(chomsky)在语言学方面的贡献，对语言哲学方面细致研究的却很少，因此在这里笔者探讨一下乔姆斯基语法理论中的哲学思考。

一、从语言哲学的发展脉络到乔姆斯基语言哲学的立脚点

语言哲学并非一开始就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出现的，而是哲学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形成。20世纪的“语言转向”［1］就是语言哲学的必经之路。“当概念思辨明确成为哲学的主要工作，语言转向就自然而然发生了。”［1］只有到了20世纪语言转向后，语言哲学才正式独立成为与物理哲学、化学哲学等分析哲学并列的一个哲学分支。乔姆斯基是著名语言学家之一，他的语言哲学立场是:哲学思辨在语法学上的体现。乔姆斯基认为语法是第一原则，“语言并不能独立存在，语法赋予它什么样的特点，它就是什么样”。［2］在这里我们主要探讨的是“哲学语法”即“探索我们怎样理解语言并怎样通过语言理解世界”。在语言层面上主要是关注乔姆斯基的语法学理论即形成了转换生成语法理论的这一语言现象。而该理论“不仅作为一种语言学理论引发了一些哲学问题而且本身就对人类处理语言深层语法结构的能力提出唯理论的哲学解释(认为人的这种语言能力是天生的)”。［3］因此，在乔姆斯基的语法学理论中又可见到哲学思辨的痕迹。

二、关于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理论中的“直觉”(intuition)的哲学思考

“直觉”概念应追溯到早期自然哲学毕达哥拉斯学派，他们最早提出探讨“直觉”问题并认为直觉就是万物的本原———数。这是西方哲学上“直觉”范畴的开端。从语法层面上理解，直觉表现为语言直觉。哲学上的“直觉”范畴已在乔姆斯基语法学上有所表现。乔姆斯基认为，语法学研究不可能完全依赖对素材的描述，更需要语言学家依据自己的直觉，本语族人的直觉来进行研究。对语法规则上是否可用，他并非以技术验证而是强调本语族人的直觉，并且认为直觉是语言素材的一部分。以下我们来分析一下乔姆斯基TG理论中短语结构与转换结构是如何运用“直觉”范畴的。

1．短语结构与直觉。词与词之间组合成短语，在其组合过程中需要有一定的系统规则，系统规则并非与生俱来，而是通过人们自身的直觉探索再分析，最终用语言来表达形成的一种体系。例如:Theboybrokethecap．为什么不能说成“Theboyhitthecap．”或“Capthebrokeboythe．”为什么冠词只能放在名词前面，为什么动词不能用hit?这是种语言直觉，洛克认为“直觉可以直接认识一件事物的正确本质而不致陷入于错误”。［4］于是，我们认识到了现实生活情境中一些动词的选择，也懂得了词与词之间的依赖关系和语句通顺即称为语感，这属于语言使用者的“语言直觉”。根据“语言直觉”我们归纳出许多的短语结构规则。但是这时的理论研究还不够完善，在80年代初，乔姆斯基意识到在词汇性范畴和短语性范畴之间还存在着中间状态的范畴。例如:Thisverygoodidea．根据“语言直觉”我们可以了解到中间状态的存在，而没有其他的方式来验证，也无从说明。“语言直觉”提供前提，乔姆斯基把短语结构规则改用X价(Xbar)作为中间状态，在例子中isa就是那个中间状态。

本文作者：丘敬山工作单位：温州大学法政学院

社会本位理论

经济法之所以到了市场经济阶段以后才真正产生和发展，这是由市场经济的性质所决定的。市场经济是一种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核心内容的经济形式，商品为卖而生产，并且卖得越远越好，“有路必有丰田车”，它导致商品大流通，人员大流动，资本四处逐利，市场经济是一种外向型、开放型、社会化的大经济，市场化导致社会化乃至全球化，这对法律提出了特定的调整要求。社会化的市场经济不同于过去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自然经济要求“听民自便”、国家“无为而治”;也不同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甚至排斥国家的经济职能，使国家仅处于“守夜人”的地位。社会化的市场经济要求国家站在整个社会的立场，本着社会公共利益对市场经济进行组织、管理和调节，因而提出了一套新的法律要求，这种要求就是经济法。这就形成了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理论，社会本位理论是市场经济的自然发展和必然要求。这是因为:首先，市场经济是一种社会化的大经济，市场化与社会化是同步的，市场社会是大社会，芸芸众生，性趣各异，利益多元，方向不一，尽管社会自身具有一定的协调功能，能够维持一定的社会秩序，但社会就像中的一条船，虽然能够随波逐流，但还是需要舵手才能劈波斩浪，平稳航行，社会需要组织、管理和协调，所以，自有社会以后就有国家或政府，需要它们进行社会协调。实践证明，社会不能处于无政府状态，即使是恶政府也优于无政府，正如过去人们不可一日无君主，现在人们不可一日无政府。其次，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经济，在竞争铁律的支配下，优胜劣汰，生产集中，形成垄断，少数垄断寡头控制国计民生，攫取超额垄断利润，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是少数人经济、专制经济，而不是大众经济、民主经济，它必然会走向社会化的对立面，垄断具有反社会性。为了矫正市场经济，使其能够朝向社会、代表社会和服务社会，就必须反垄断，反垄断是实现和维持市场经济社会化的根本途径之一。社会化已经成为了经济社会的普遍而客观的要求，它必然要在法律上得到充分的体现。这种法律不同于个人本位或私人本位的法律，也不同于政府本位或其他本位的法律，它体现社会化的要求，具有社会性的属性，贯彻整体主义精神，从社会整体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和调整关系，以社会为本位，促进社会公共利益，追求社会公平正义，是一种社会本位的法律。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社会波动、两极分化、社会不公等社会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必须从维护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为了维持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所必需的社会环境、社会秩序、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等社会公共利益，经济法才得以产生和发展。这正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白皮书所指出的:“经济法是调整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对经济活动实行干预、管理或者调控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

国家干预理论

社会化必然要求国家的出场，社会化是国家产生的重要原因，国家随着社会化而产生，是维持社会协调和社会秩序所必需的。尽管国家存在种种缺点，但与其他相比，还只有国家才能最好地代表社会化的要求和体现社会性的属性，如无论是市场规制还是宏观调控都只有通过国家职能的行使才能完成。这样，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理论就自然地过渡为经济法的国家干预理论，它要求国家干预体现社会性的属性，通过国家履行社会协调的职能，从社会整体的角度去实现社会化的要求。国家干预的介入，是要国家扮演与市场不同的角色和功能，是为了克服和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和不足。国家干预的介入改变了市场经济完全自由放任的性质，国家干预提出了与市场调节不同的法律调整要求，需要与之相应的经济法。经济法是与国家干预有关的法律，凡是与国家干预无关的法律不是经济法。可以说，没有国家干预，就没有经济法。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之法。但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经济法学都是依据市场失灵———国家干预这样的逻辑来构建经济法的基础理论，把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作为经济法的主要立论基础。其逻辑是，市场失灵必然要求国家干预，国家干预一定能够弥补市场失灵，为了消除市场失灵，甚至不惜以国家干预取代市场机制。这导致许多人对经济法的成见或误解，认为经济法强调国家干预，具有反市场的倾向，这使经济法背着破坏市场、反市场的恶名。〔1〕随着19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出现“滞胀”以来，凯恩斯主义失灵了，资本主义经济学开始了对“凯恩斯革命”的再革命，供应学派、公共选择学派、货币主义学派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从各个角度、运用各种方法纷纷论证了这样一点:市场会失灵，但国家也会失灵，并且国家失灵比市场失灵更严重、危害更大，因此用国家干预去弥补市场失灵，不但不能弥补市场失灵反而造成更大的失灵，自此国家干预的神话破灭了。有人甚至走极端，把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完全对立起来，如有人认为:“中国的经济生活中到处存在着管制，与其说是为了解决市场失败，不如说是为了消灭市场。”〔2〕这样一来，建立在国家干预基础上的经济法学理论似乎也随之摇摇欲坠了。但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完美无缺、自给自足和包办一切的，无论是市场还是国家都是如此。对于都不完善的市场与国家来说，使自身完善的最好办法就是相互包容、密切配合、取长补短、相得益彰。这正如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德教授所指出的:“实际上，到底是采取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还是采取对个别经济行为进行必要的社会控制?这二者之间常常发生冲突，要抉择何者更优是不可能的。纵观经济政策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出，理论与实践都是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的，人类有时强调自由竞争市场的作用，有时却又希望政府能进行适当的控制。但是，我们始终如一地认为:当人们只考虑需要政府对经济进行特别干预而忽视市场机制时，应该提请政府注意竞争性市场机制的功能;当人们虔诚地笃信自由放任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时，又必须强调社会控制在什么情况下仍然是必要的”。〔3〕萨缪尔森把现代经济称之为“混合经济”，并形象而生动地指出:对于“混合经济”来说，“市场和政府这两个部分都是必不可缺的。没有政府和没有市场的经济都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经济”。〔4〕尽管关于市场机制与国家干预的争论还会继续，但人们已有基本的共识，即市场机制与国家干预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来说，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是缺一不可的。因此，国家干预是否定不了的，这是由市场失灵决定的，也是市场经济内在需要的。从整个人类经济发展史来看，虽然国家干预的范围和程度变化不定，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还是不断加强的。〔5〕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国家干预的缺陷，如国家干预导致权力滥用，滋生社会腐败，侵害私人自由，妨碍市场机制，影响效率提高，等等。但国家干预的缺陷不是否定国家干预的充分理由，而是指出必须用比对待市场失灵更严格、更谨慎的态度和方法去对待国家干预，必须改进和完善国家干预，竭力防范国家干预失灵。为此，需要“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6〕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依法确认和规范国家干预，实现国家干预的法治化。国家干预失灵并没有否定经济法学理论的基础，恰恰相反，它构成了经济法学理论的基础。正因为国家干预也会失灵，所以需要对国家干预依法予以规范，如依法规定国家干预的范围、方式和程度、等等，实现国家干预的法治化。法律对国家干预的规范，是对国家干预的把关、改进和完善。法律是民主的产物，是集思广益的结果，更具科学性，国家依法干预经济能够更好地反映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法律是一种程序，这些程序是道道把关、步步完善和层层改进，国家依照这些法定程序进行干预能够优化干预。国家干预的法治化，是对国家干预的改良和优化，这种国家干预不但不会妨碍市场机制，而且是对市场机制的有益补充，在这种国家干预的配合下，市场经济才能健康协调有序地发展。如果没有法律规范，国家干预往往是违法干预、滥加干预，这种国家干预才会妨碍市场机制。可见，国家干预失灵不但没有否定经济法学理论的基础，反而进一步加强了经济法学理论的基础。准确地说，是市场机制的缺陷和国家干预的缺陷，即有人所称的“双缺陷”〔7〕共同构成了经济法学理论的基础。所以，经济法不仅是确认国家干预经济之法，而且是规范国家干预经济之法。这已经得到了各界的公认，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白皮书认为:“经济法为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适度干预和宏观调控提供法律手段和制度框架，防止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和盲目性所导致的弊端。”

经济法本体论

【内容摘要】高校法学教育专业中，法学理论教学是专业教学的基础课程之一，理论教学的质量对学生法学专业技能与毕业就业影响深远。因此，基于目前国家教育部门对高校大学教育的改革规划，法学理论教学中必须要克服课程设置不合理、教材知识与实践差异、理论专业教师经验不足等问题，灵活采用各种教学方法与技术，激发学生法学理论知识学习的积极性，针对法学理论教育现状进行针对性的改革与创新，立足于现代化社会发展对法制人才的需求，重新规划法学理论教育。本文从理论教学模式改革入手，归纳与总结高校法学理论教学存在的问题，针对教学现状提出有效的理论教学改革对策，促进高校法学理论教育质量的提升。

【关键词】高校法学;理论教学;教学模式

高等教育事业深化改革中，法学理论教育在法制社会建设下，正在积极探索改革创新之道，基于我国基本国情与法律教育现状，围绕大学生法律素质与法律意识，重新规划课程教育目标，针对社会对法制建设人才的要求，转变教学方向和更新教材内容，在法律理论教育改革中逐步提高学生对法律意识与法律知识的了解。将法学理论教育与实践性教学融合，形成以实践工作为基础的全新法律理论课程，针对高校法学理论教育存在的缺点，促进高校法学理论教育实践性教学常态化。

一、高校法学理论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法学教师缺少实际教学经验。法学专业学生主要还是从课堂教学中获取知识，了解法学理论基础知识，虽然智能终端的普及为学生提供了新的学习渠道，但课堂教学质量依旧决定着学生学习效果。目前，高校法学理论教师多数都是从学校毕业后直接从事教学，教学实践经验较少，基本上课堂教学都是照本宣科，没有深入把知识进行归纳与总结，使得法学理论教育的实践性较少，基本都是以理论化与书本化教学为主，使得课堂气氛枯燥，学生学习积极性不足。

(二)教学内容传统。法学理论教学内容十分丰富，不仅包含了大量的条例与法律法规，还有很多概念性的知识，这门学科知识的学习比较枯燥，难度较大。所以，法学教育中教师按照课本知识讲解就会压抑学生学习积极性，长此以往会使得学生失去兴趣，严重影响课堂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效率。就现阶段高校理论基础教学中，教师还是采用传统教育模式，教学方法过于单一，且内容书本化，难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教学中对学生技能教育的重视，忽略了学生法律素质教育，素质教育与法律基础在高校教育中存在较大偏差，不利于培养学生职业素养和综合素质。尤其是教师在教学中更加注重学生考试分数，没有从学生能力与素质入手进行综合性考核，难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内容摘要：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宪法是法治的基石，市场体制的孕育成长需要宪政制度的协调配合。将视野局限于政治宪法、过于注重定性分析的传统宪法学理论显然不能适应经济建设与宪政建设同步发展的要求。在西方学术界，正式将经济学和法学结合起来研究的努力，始于本世纪20年代的制度经济学；到70年代美国法学家波斯纳吸收经济学家科斯等人的成果，创立了法律经济学；从宪法的角度研究经济发展，把经济学与宪法学联系起来研究，则始于以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回顾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有助于宪法学关注经济宪法，借鉴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宪法问题，实况宪法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与研究方法的更新，走向经济宪法学。

关键词：宪法学，经济宪法，经济学

经济学关注政治、法律问题，法学注重相关经济因素，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学术传统。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紧密关联，学科理论高度综合化的条件下，总结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过程，对于更新宪法学理论与方法，实现经济宪法学理论创新，是很有意义的。

一、法学与经济学交汇中的宪法理论

把政治、法律和经济联系起来思考的最初尝试，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墨翟等古代先哲。到了近代，亚当。斯密率先结合政治和法律制度分析经济发展，从而开创了古典政治经济学［1］。美国实用主义法学家霍尔姆斯大法官在19世纪末曾预言：未来的法律属于研究统计学和经济学的人们［2］。这些早期探索已经昭示着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交融的前景。

在法学与经济学相互融合的过程中，经济学家在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方面充当了理论先导。法学家则提供阵地扮演了组织者的角色，并将两个学科的结合引向系统化。

摘要:法学学科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法学教育要处理好知识教学和实践教学的关系。法学理论课程实践性教学改革的不足主要在于“以学生为中心”理念不够深入、法学理论课程的社会实践环节成效有限、法学理论课程的实践教学主体的参与积极性不高等等。本文认为对其进行完善的方法可以从案例教学方法在法学理论课程中的充分应用、使学生尽可能的参与到模拟法庭相关竞赛中去、有效组织学生进行相应的法律实习或见习等方面入手。

关键词:法学理论;法学实践;教学改革

2017年到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曾说过：“法学学科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法学教育要处理好知识教学和实践教学的关系。”这是因为法学的理论固然十分重要，但是法学不仅仅强调理论学习，还要重视社会实践。单单的进行理论教学对于那些想进行学术探索的学生来说是有很大助益和帮助的，但面对毕业就要找工作的学生来说，教导他们理论得以运用才是最实际的。因此对于高校法科学生来说，大学四年对于法学理论的学习虽然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如何在理论学习中更好的使他们与法学实践有一个更好的接触，使理论与实践更好的衔接，是新时代法学教育不能逃避的研究课题。

一、法学理论课程实践性教学改革的意义

法学教育，要特别注重对应用型的法律人才的培养，这一点对于地方本科高校尤其重要。但是，传统的教学模式和理念，对进入新时代的法学教育来说，亟需革新。某种程度上来说，传统教学理念是以教师为中心，而新时代则要求要以学生为中心；传统法学理论课程主要侧重于考核对知识的机械性记忆，而新时代则要求侧重于考核学生对知识的灵活运用与创新；传统法学教学方法是以课堂讲授法为主其他方法为辅，而新时代则要求多种类型教学方法并行运用。在当今中国，各个地方需要应用型的法律专业人才，为应对这一挑战，对法学理论课程的应用型教学改革势在必行。对于法学理论教学模式的创新，我们应该注重培养学生对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学生解决专业问题的创造性能力，以及学生与他人（包括教师、同学）互动合作的沟通能力。法学学生所应具有的法律实务能力和法律职业能力，不能仅仅依靠法学理论知识的学习，还要依靠实践性教学环节与课程。[1]

二、法学理论课程实践性教学改革的不足

内容摘要：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宪法是法治的基石，市场体制的孕育成长需要宪政制度的协调配合。将视野局限于政治宪法、过于注重定性分析的传统宪法学理论显然不能适应经济建设与宪政建设同步发展的要求。在西方学术界，正式将经济学和法学结合起来研究的努力，始于本世纪20年代的制度经济学；到70年代美国法学家波斯纳吸收经济学家科斯等人的成果，创立了法律经济学；从宪法的角度研究经济发展，把经济学与宪法学联系起来研究，则始于以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回顾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有助于宪法学关注经济宪法，借鉴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宪法问题，实况宪法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与研究方法的更新，走向经济宪法学。

关键词：宪法学，经济宪法，经济学

经济学关注政治、法律问题，法学注重相关经济因素，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学术传统。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紧密关联，学科理论高度综合化的条件下，总结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过程，对于更新宪法学理论与方法，实现经济宪法学理论创新，是很有意义的。

一、法学与经济学交汇中的宪法理论

把政治、法律和经济联系起来思考的最初尝试，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墨翟等古代先哲。到了近代，亚当。斯密率先结合政治和法律制度分析经济发展，从而开创了古典政治经济学［1］。美国实用主义法学家霍尔姆斯大法官在19世纪末曾预言：未来的法律属于研究统计学和经济学的人们［2］。这些早期探索已经昭示着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交融的前景。

在法学与经济学相互融合的过程中，经济学家在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方面充当了理论先导。法学家则提供阵地扮演了组织者的角色，并将两个学科的结合引向系统化。

本文作者：王国柱李建华工作单位：吉林大学法学院

中国特色知识产权激励自主创新理论

中国特色知识产权激励自主创新理论诞生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伟大实践，并且科学地回答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核心问题。“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2〕但凡领先于世界的先进国家都是创新的典范，只有能够不断创造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成果和制度文明的国家才具备足够的竞争优势，才能获得可持续的发展。创新已经成为大国崛起的必备条件，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必须以创新驱动发展。同时，考虑到西方国家的技术垄断和中国自身的经济安全、文化主权等因素，中国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建设创新型国家。〔3〕因此，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任务。到2020年，中国要基本建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在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4〕中国特色知识产权激励自主创新理论深刻地揭示了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对自主创新的推动和保障作用。从本质上讲，知识产权与创新密切相关，只有创新才会有知识产权，〔5〕知识产权制度的本质是鼓励创新，不鼓励模仿与复制。〔6〕知识产权制度是直接保护创新成果的法律制度，知识产权在自主创新体系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知识产权为自主创新提供激励机制，通过赋予创新者一定期限内对其创新成果的专有权，使其可以通过有偿转让或者许可创新成果的使用获得收益，实现对创新活动中投入成本的补偿，能够激励我国科技、文化、经济等领域的创新主体不断地投入到创新活动中去，创造更多更好的自主创新成果和自主知识产权。同时，知识产权在促进创新成果产业化和商业化，以及维护公平有序的创新环境方面都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知识产权激励自主创新理论集中体现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激励自主创新理论在专利法领域体现为通过专利权激励科技自主创新。“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7〕努力研究开发出自己的具有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努力创造并掌握好我们自己的知识产权，努力建设强大的民族高技术产业，这是关系我国经济繁荣、民族振兴和国家强盛的战略之举。专利权的功能在于创新主体的某项创新技术在某一国家被授予专有权之后，即可在该国境内享有该项技术的独家使用权。同时，企业在某个技术获得专利权之后，将该技术做为基本专利，将其改进技术和外围相关技术都申请专利权，可以形成一个由基本技术和外围相关技术一起构成的、竞争对手无法突破的专利网。在这个意义上，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高低就表现为自主专利数量的多寡和质量的优劣。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正在酝酿专利立法之时，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较为落后，迫切需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因此，通过对国外专利权的保护，引进中国急需的科技成果是当时专利立法的重要目的。中国的专利法律制度自建立以来，在保护发明创造，促进科技成果应用，提升中国科技水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科技发展水平已经有了较大提高，如何提升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水平，提高自主研发能力，不断创造竞争优势是中国科技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激励自主创新理论成为我国专利事业发展的行动指南。2008年修订的《专利法》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为己任，提高了专利授权的标准，采用绝对新颖性标准，有利于提高中国的专利授权质量，推动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专利法》还规定了专利行政部门有义务及时公布专利信息，这有利于促进信息情报交流，为技术创新提供保障。激励自主创新理论已经深入到专利制度之中，成为我国专利法的指导思想。第二，激励自主创新理论在著作权法领域体现为通过著作权激励文化自主创新。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繁荣的经济，也应该有繁荣的文化。当代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中国人民的热切愿望。〔8〕“文化引领时代风气之先，是最需要创新的领域。”〔9〕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应当坚定不移地走自主创新之路，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新时期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著作权是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保障，文化创造的成果主要表现为著作权，保护著作权就是保护文化创造力。“《著作权法》的制定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非常大的进步。这个法律的特点不仅是规范已有的社会生活，更重要的是创造生活，把本来没有的东西变得有了。”〔10〕著作权激励文化自主创新理论体现在激励文化内容自主创新和激励文化产业自主创新两个方面。通过保护作品创作者权利和传播者权利，使其获得应有的回报来激励创作，推动具有民族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优秀文化成果不断涌现，创造出不朽的精神财富，促进文化繁荣和社会进步。从本质上讲，文化产业就是以版权产业为核心的、提供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服务的产业。著作权法确立的作品复制权、广播权、摄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权项支撑着图书音像业、广播电视业、影视业、信息网络业、文化创意业等产业。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文化产业不仅体现国家的“软实力”，也是经济领域的支柱产业，是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标志。在现代社会，文化的自主创新需要以企业做支撑、产业为整合，还需要政府的有力支持，形成从作品创作到文化产品生产销售的完整产业链，著作权在各个环节均发挥着激励和保障作用。近年来，以著作权为支撑的文化产业的行业增加值有了大幅度提高，在激励自主创新理论的指导下，文化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将不断获得提升。第三，激励自主创新理论在商标法领域体现为通过商标激励品牌自主创新。在市场经济的竞争环境下，以商标、商号(字号)、商誉为代表的品牌成为企业的重要资产和竞争利器，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决定了企业的市场占有率。现代市场中消费者的消费已经由产品消费转向品牌消费，体现在消费行为上就是崇尚品牌、追求品牌。企业所运用的品牌战略，其实就是以对商标、商号、商誉等无形资产的投入、运作来发展经济、发展产业、发展企业的经营机制和竞争策略。〔11〕在国际竞争中，自主品牌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象征，是掌握国际分工主导权的关键。从国家长远发展来看，加强自主品牌建设有利于降低能耗，发展高附加值产业，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十二五”规划纲要》将“推动自主品牌建设，提升品牌价值和效应，加快发展拥有国际知名品牌和核心竞争力的大型企业”作为重要任务加以推进。商标权是激励品牌自主创新的核心机制，商标法对商标专用权从使用权和禁止权两个方面进行保护，对驰名商标进行特殊保护，还对最能够彰显商品特色和品质的集体商标、证明商标和地理标志加以规定，促进自主品牌的培育和发展。商标制度建立以来，中国商标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从商标申请的数量上看，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商标大国，自主品牌的竞争力也得到了提升，但有影响力的自主品牌还十分有限，中国还没有成为品牌强国。《商标法》的第三次修改工作正在进行之中，推动自主创新、实施商标战略、完善品牌的创造和保护制度是本次法律修订的重要目的。在激励自主创新理论的指导下，商标制度将有力推动中国产品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使中国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创造强国”的跨越。中国特色知识产权激励自主创新理论阐明了激励自主创新是中国知识产权法的核心功能和重要价值目标，这是其最突出的理论贡献。该理论同时认为，科技自主创新、文化自主创新和品牌自主创新是相互依存、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关系，科技创新为文化创新和品牌创新提供基础性条件，文化创新为科技创新和品牌创新提供智力支持，品牌创新是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的重要目标。

中国特色知识产权国家战略理论

中国特色知识产权国家战略理论的提出，有赖于国家对知识产权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政策工具属性的深刻认识以及对世情国情的准确把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但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尚未得到根本改观，资源、环境、技术的瓶颈制约日益突出，实现可持续发展遇到的压力不断增大，迫切需要转变增长方式，谋求科学发展。中国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体系逐步建立健全，保护水平不断提高，知识产权的拥有量迅速增长，知识产品的质量不断提高，经济和社会效益日益显现。但是，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水平和拥有量还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公众知识产权意识仍较薄弱，市场主体运用知识产权的能力有待提高，知识产权制度仍需要进一步完善。从国际上看，知识产权保护趋于国际化、一体化，知识产权问题在国际贸易、人权、能源、环境、气候等纷争中日益显现，中国必须积极应对，谋求主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通过实施知识产权战略，从制造大国转变为创新大国，他们的成功经验对于中国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变增长方式具有借鉴意义。客观的国际国内形势要求中国从国家战略高度对知识产权发展进行干预，在保护好知识产权的基础上，在微观层面上积极主动引导、帮助企业等市场主体认识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学会科学管理知识产权、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和国际贸易，发挥知识产权激励创新、提高市场竞争能力的根本作用，〔12〕知识产权的政策工具属性日益凸显。知识产权国家战略理论就形成于这种国内形势和国际背景之下，中国的知识产权国家战略呼之欲出。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实施知识产权战略”。2008年6月，国务院颁布《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简称《纲要》)，知识产权战略由此被提升为国家重要战略。知识产权国家战略理论立基于知识产权的多元属性，着眼于知识产权的战略价值，该理论以激励创造、有效运用、依法保护、科学管理为方针，着力完善知识产权制度，积极营造良好的知识产权法治环境、市场环境、文化环境，把全社会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创新发展上来，〔13〕进而达到大幅度提升我国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的目的。从国内和国际更加宽广的视野观察，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一方面有利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规范市场秩序和建立诚信社会，为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制度支持，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支撑;另一方面，有利于增强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和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有利于扩大对外开放，实现互利共赢，应对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的变革，促进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知识产权秩序的形成。知识产权国家战略理论集中体现于《纲要》的目标和举措之中，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是党中央、国务院深刻分析国际、国内形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协调、配合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而作出的重要战略安排。第一次以国家战略的形式将民族创新精神与国家发展目标结合起来，不仅极大丰富了知识产权制度的内涵，更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战略方针。〔14〕《纲要》的制定与公布，是中国知识产权法制建设30年最为精彩的一笔。以此为标志，中国知识产权事业进入一个新的重要历史时期。〔15〕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水平较高的国家。知识产权国家战略理论以完善知识产权制度为理论重点。在立法方面，要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顺应知识产权迅速发展的趋势，及时修订《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专门法律及有关法规，也包括开展遗传资源、传统知识、民间文艺和地理标志等方面的立法工作。重视知识产权立法的衔接配套，增强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和行政保护方面，加强司法保护体系和行政执法体系建设，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同时提高执法效率和水平，强化公共服务。此外，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还包括深化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强化知识产权在经济、文化和社会政策中的导向作用;运用财政、金融、投资等手段和产业、能源、环境保护政策，引导和支持市场主体创造和运用知识产权;推动企业成为知识产权创造和运用的主体;既充分保护知识产权又防止知识产权滥用;提高全社会的知识产权意识，培育知识产权文化。知识产权国家战略理论可以分解为知识产权创造战略理论、知识产权运用战略理论、知识产权保护战略理论和知识产权管理战略理论。其一，知识产权创造战略是知识产权战略的基础。“知识产权创造是自主创新成果的法律表现形式，推进自主创新因而也成为知识产权创造战略的最基本组成部分”，〔16〕中国知识产权创造战略的核心目的就是创造更多更好的自主创新成果。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自主知识产权创造体系，支持企业通过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形成自主知识产权，提高把创新成果转变为知识产权的能力;其二，知识产权运用战略是知识产权战略的目的。随着中国知识产权事业的飞速发展，知识产权越来越多地融入经济建设的主战场，政府和企业对知识产权运用的重视程度都与日俱增，知识产权运用战略也成为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重要方面。要引导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促进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的创新成果向企业转移，推动企业知识产权的应用和产业化，缩短产业化周期，全面提升知识产权运用能力和应对知识产权竞争的能力。同时，要促进自主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化、商品化、产业化，引导企业采取知识产权转让、许可、质押等方式实现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其三，知识产权保护战略是知识产权战略的关键。从国家战略角度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完善，主要包括立法保护、司法保护和行政保护等方面。《纲要》实施以来，《专利法》进行了修订，《著作权法》和《商标法》的修订正在进行之中，制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法律法规，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取得了新进展。其四，知识产权管理战略是知识产权战略的保障。“知识产权管理战略强调将战略主体的知识产权资源进行规划、整合和组织，用以提高知识产权资源的利用效益。”〔17〕知识产权管理的内容包括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知识产权审查管理、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行业知识产权管理、中介组织知识产权管理、国防知识产权管理等方面。要深化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制。要充分发挥版权中介组织在版权市场化中的作用，完善知识产权中介服务管理，加强行业自律，还要完善对外合作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加强国防知识产权管理，增强对重大国防知识产权的掌控能力等。

中国特色知识产权保护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