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教育范文10篇

教育产业化引发的法学教育中的竞价交换，积极的方面在于提升了法学教育机构的社会交换能力，终结了80年代中国法学教育者令人不胜欷歔的经济窘迫――正是中国法学教育家在80年代拥挤的住房、明显不合身的花白中山装，让斯时无数投身法学研究的学子，不敢对“法学者”的社会角色产生向往――直到后来，人们才知道这叫做“经济人理性”。当法学研究生乐于进入个人收益方面具比较优势的社会组织后，上帝知道，我们的社会，将会为此付费。

社会中有两种人须由聪明汉担当，一是法律人，一是医生。他们是为社会组织或个体排解疾患的人。如果他们是由基因方面存在严重缺陷的人士来顶替，哪怕他们的社会角色再响亮，他们也往往仅能敷衍塞责，致社会或者个体机体病态更严重。因此，选择和培养法学良材，考据个人基因质素，是非常重要的，也是“社会主义”的。

作为一名关注社会分配正义的人，对于自90年代以来法学教育者经济状况之改善，是欣喜的。法律人经济上没有尊严，会导致法律没有尊严。法律制度，是社会中相当高级的一种设计，需要用充足的、庸俗的物质成果来保障。它和任何社会加魅装置一样，是需要“扮靓”的。法学教育者经济尊严的获得，亦是“社会主义”的。

当法学教育在不断满足自身基本需要之后，教育组织者忘记服务社会之目的，仅仅变成权势和金钱的俘虏，就需要对分配正义矫正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再行矫正。尤其是需要关注贫穷无势者的法学教育权利，保障法学教育产业化中，此类“最少受惠者”权益不被剥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不剥夺弱者则满足不了“强者”的分配份额，于是法学教育进入了弱肉强食的“野蛮时代”。

法学教育事不关己，但是对法学教育之野蛮时生的各类现象，人们难免会产生遗憾――这和遗憾80年代中国法学教育者的经济窘迫一样。不合理之社会机制运转，是需要额外付费的，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它直接导致“幼稚的法学”成为得志后的“癫狂法学”。所谓“癫狂法学”，就是讲不清道理、仍然叫“法学”的“法学”。“癫狂法学”，无疑是法学教育野蛮时代之学术衍生物质。

教育科学化是时展的迫切要求，法学教育的发展需要运用正确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学术自由是法学教育“科学化”的保障。中国法学教育正处于发展的十字路口，如何抉择将影响中国法学的发展和中国法制的进程。

一、中国法学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定位不清。法学教育应当如何定位？是通识教育还是职业教育？是大众教育还是精英教育？是人文教育还是科学教育或者是二者兼有？现在把法学教育当作通识教育的做法，使法学教育脱离了职业特性。高水平的法学教育理应保证相当比例的高层次的人才培养机制，即法学硕士、法学博士以及博士后的学历教育，这是正规法科院校所应承担的责任。这里的“高层次”主要指的是相关课程的精专，以及培养方案的学术化和专业化，而绝不仅指硕士、博士、博士后这些表面的层次。

（二）独立发展程度不够。中国法制建设中存在大量的本土因素，纯粹的“法律移植”多存在于法律规则领域，却无法与法律规则一同进入人们的交往行为领域，取得大众的心理认同。尽管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不可避免地仍然在借用来自西方的法学术语、法学分析工具，但在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寻求着新的法学学术范畴和研究模式。这一事实强烈地刺激着一些法学家开始关注中国问题，研究中国法律，创造有别于从西方引入的“中国法学”。

（三）职业技巧培训不足。中国法学教育还没有系统地对受教育者进行足够的从业技能的训练,在教学中主要采用填鸭式教学方式，而案例教学、诊所式教学、讨论式教学这些教学模式还在初步尝试阶段；各类考试中的案例题的比例还不高；由于课堂教学的安排和实施，或操作上的不便，实习课普遍不被重视。法学教育目前的低起点与法律职业高素质要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如何克服这个矛盾还没有找到更好的解决之道。没有很好掌握职业技巧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就难以适应法律职业的相应要求。

二、对我国法学教育的改革构想

一、我国法学教育的现状

现今，我国国内的法学教育改革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其中确实涌现出了不少优秀的教学模式和经验教训，然而，还是有很多突出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比较明显的就是“教材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仍然占主导地位，这种教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其自身的优越性，但对老师和学生却也是另一层面上的限制。我国的教育模式很大程度上受传统教育中文史哲的影响，使得法学教育注重培养法学精英，重理论而轻实践，导致很多法律人才实践经验的缺失。传统的法学教育模式基本上就是以老师讲解为主，更加注重理论知识的培训，缺失了对法律内涵的讨论。实践教学主要局限于被动式的案例讨论、无声的审判观摩（法庭旁听）、程式化的模拟法庭和断裂式的毕业实习等四种形式。首先，案例讨论教学这种教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提升了学生分析处理问题的能力，但这种教学方式一般都是老师提出问题，然后学生分析解答，决定权主要在老师，学生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难以形成自己的见解，老师所提问题限制了学生对所学专业理论知识的吸收。并且，老师所提问题可能没有考虑到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的影响，仅仅围绕法律本身，使法律缺失了其社会效应。审判观摩的教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算是实践，使学生真正接触到具体案件中，但是这种教学方式并不能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加上老师不能及时根据案件中所涉及法律知识要点进行讲解，学生还是不能灵活运用法律知识解决相关问题。模拟法庭教学对于加强学生对法律知识的运用有其自身的优越性，然而，其中所设计的案件都是经过精心的设计和预想，难以达到真实的效果，使学生不能更深层次的思考案件本身，很难引起学生积极主动的思考。毕业实习在某种层面上补充了其他几种实践教学中的缺陷，并且提升了学生分析处理案件的能力，然而，由于实习期通常在学生毕业前的最后一个学年进行，实习时间较短，学生常常不能参与到案件的整个过程中，大大降低了实习的质量。而且，临近毕业，学生可能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实习中去，因此实习效果可能也不够明显。

二、法学教育目标的明确定位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对法律的要求总是在不断更新，因此法学教育目标的确定也应跟随社会发展的脚步动态变化。法学教育目标应当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要求，不能完全按照国外的模式生搬硬套，而是结合自身需求，与我国国情相结合。所以，在确定法学教育目标时，需要充分全面的考虑法学教育当前的历史和社会条件，弄清楚法学教育的内涵，确定符合本国发展需要的法学教育模式和法学教育目标。因此，在我国的法学教育改革中，利用我国目前的法学教育资源，实现法学教育的分层化，不仅要大力推广素质教育和精英教育，还要加强法学教育的职业化和大众化。法学教育的大众化符合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对基本法律的需求，法学教育的职业化符合法律职业的需要。

三、法学教育目标实现的对策举措

（一）完善法学教育方式。首先，需要完善课堂教育模式，学生不仅要学习相关法律知识，还应加强课堂上的讨论，利于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消化吸收。由于法学知识枯燥难懂，于是对于刚开始学习的法学专业的学生，就算老师在课堂上讲解之后，可能还是有很多知识难以理解消化，因此，课堂上的讨论还是相当有必要的。适当的讨论不仅可以活跃课堂，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还能对相关重点难点进行深刻探讨，加深印象。通过老师授课加上课堂讨论的方式，更好的帮助学生融会贯通所学知识。除此之外，还可以进行其他一些方式辅助学生的学习，例如模拟法庭等等，使学生亲身经历，让所学知识得到发挥利用。（二）法学专业课程进行优化。对于我国的法律教育模式还比较的呆板，不能够在教学中使学生得到更多有价值的信息。我们可以参考下美国的教学，借鉴下他们的顶点课程。这一课程最早出现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美国法学本科的教学课程。这一课程正像他的名字一样，属于本科法学课程系列中的终点课程，它能够充分的考察和提高一个学生的能力。这种课程因为在教学过程中的效果明显，而被各个国家引进学习用于教学中。顶点课程被用于高校高等教育法学改革之中，具有很重要的实际意义。（三）构建科学测评体系。为了能够达到更好的督促作用，构建一套完整合理的科学测评体系是相当的重要的。在教学过程中通过这一套测评体系制定出比较完善的考试题型，可以评估教学完成情况，教师的教学质量还有学生的学习状态。对于宪法学的考试命题需要很高的要求，命题人员需要具备较强的专业知识，对当前的命题方向能够很好地把握。一套比较好的考题，既需要综合考虑学生的学习水平，还要考察教师的教学质量。

本文作者：邱收工作单位：吉林大学法院

一、中美法学教育比较概述（现状的比较）

（一）管理体制比较

1、中国的法学教育管理体制在中国,与改革前的国有企业一样,大学也分别由不同的“主管部门”管辖。按照“主管部门”在国家权力架构中的位置,设有法学院(系)的大学,主要是国立和省立两类院校,还有少量是市辖,其中许多院校设有法律系。在学校与主管部门的关系上,高等学校基本上依附于主管的政府部门。教育主管部门通过控制大学的重大事务（如校级官员的任免、人事编制、统编教材的编写、计划内招生人数，教师职称评定、经费使用等）和稀缺教育资源的分配（如科研项目、硕士点、博士点、重点学科、重点研究基地等）对包括法学教育在内的整个高等教育行使着直接的控制权。但又由于缺乏全国统一的关于法学院批准条件和资格审查的规定，任何一所大学基本上都可以自主和决定法学院系或法律专业。这样，一些大学在缺乏最起码的师资力量和教学条件的情况下也开办法学院系或法律专业，严重影响了法律人才的培养质量。2、美国的法学教育管理体制美国的法学教育是由全美律师协会(AmericanBarAssociation,简称ABA)和美国法学院协会(AmericanAssociationofLawSchool,简称AALS)进行统一管理的，主要由ABA负责。ABA在美国的法学教育中具有极高的权威,只有经其认可的法学院的毕业生才有资格参加律师资格考试和成为律师,而数量不小的州律师协会承认的法学院的毕业生只能在本州执业,或充当律师的助手。A-BA把法学院作为“律师职业的守门人”,对法学院的要求非常严格,每年要对这些学院进行评估,以确保“产品”的质量。而政府对法学院的控制,以政府补贴作为维系其关系的纽带。由于政府补贴相对有限,政府的间接管理并不起多大作用。在这种制度下，美国法学院实现了高度的学术自由、教学自主和高校自治。

（二）教育目标

1、中国“学术教育型”教育目标法学教育的目标是什么———到底应当成为培养未来的律师、法官、检察官等法律职业者的职业教育学院，还是应成为一种培养国民素质的通识性教育或培养学者和法学专家而教授法学理论和系统法律知识的研究学院———这是首先必须明确的一个问题，而我们至今却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从教育制度设计上说，中国法学院校应负责学术教育和职业训练两项教育内容。但目前而言，法学院实际上主要是进行学术教育，职业训练主要表现为大学期间的实习。由于实习时间安排在大四下学期，学生此时大多忙于毕业论文及找工作，根本无暇真正去实践，同时实习制度又缺乏严密的组织管理，通常由学生自己联系实习单位，因而使得实习实际上流于形式。最后，法律职业训练的任务转嫁到了用人单位的头上。正因为这一点，法律实务部门对法学院的教育方向、内容和方法不断提出质疑和批评。于是，人们越来越深刻认识到：建立专门的法律职业训练机制是中国司法改革和法学教育改革刻不容缓的工作。但职业训练教育是否还应交给法学院，或者说我们应该学日德式还是学美国式，尚无定论。2、美国实用主义的“律师型”人才培养目标美国法学院的教学目的不只是教授法律,更是教授“法律人技巧”。法律浩如烟海,而法律的变化与知识的更新又如此之快,使得要在有限的三四年时间内灌输给学生今后职业生涯中可能会用到的所有的法律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因此,美国法学教育的目的并不在于要学生知道某种法律的具体规定,知识的传授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让学生理解法律的运作机制,教会学生能够具有法律人特有之思维能力,包括理解能力、思考能力和判断能力,能够运用自己所学的法律知识去解决实际的法律问题。这种“利用最少的时间,掌握最多最实用的东西”教育理念实际上就是美国实用主义思想在法律教学上的体现。

摘要：当前高校法学教育存在专业型、职业型和兼顾型3种教育模式。我国长期采取专业型教育模式，实践中普遍存在“重数量、轻质量”“重理论、轻实践”“重课本、轻学生”等问题，从而造成整体教育质量不高、法科毕业生市场竞争力较差的状况。确定多层次的教学目标、走专业教育和职业教育兼顾之路、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是我国法学教育改革的可行路径。

关键词：法学教育模式；人才培养；改革

一、法学教育的基本模式及特点

根据教育机构对专业知识传授与职业技能培训的侧重点不同，法学教育模式总体上可分为：专业型教育模式、职业型教育模式和兼顾型教育模式。专业型教育模式以德国、意大利等国为代表。专业型教育模式的特点是，法学院的教育以理论教学为核心内容，侧重于法律概念和法律知识的传授，注重法律思维和逻辑能力的培养，不以培养职业化人才为主要目的，但更注重课堂的开放性和学生的创造性。比如德国，高等法学教育以传授法律专业知识和其他人文社科知识为主；课程设置严格规范，注重学生法学理论知识和逻辑能力的培养；在考试委员会的综合答辩过程中，学生可以就某一学术问题自由发表意见，与教授进行辩论；法学院的教育不以通过司法考试为目的，如果学生毕业后致力于从事法律职业工作，则需要通过第一次司法考试，并进入法院、律师事务所等单位实习［1］。职业型教育模式以美国为代表。职业型教育模式的特点是，法学院的教育以培养职业法律人为目的；法学教育设定在本科基础教育之上，即只有取得其他专业学士学位并致力于从事律师、检察官、法官等法律职业的毕业生才可以进入法学院研修法律；教学方式以案例教学为主，通过从案例中抽象出法律规范和法律原理来训练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同时以“诊所式”实践教学方法，引导学生用所学到的法律知识解决和处理具体案件，从而培养学生的司法实践能力［2］。职业型教育的教学目标非常明确，即学校通过为学生提供处理法律实务问题的技术性训练，使法学院的毕业生能够具有“像法律职业人那样思考”的能力。兼顾型教育模式以日本、英国为代表。兼顾型教育模式兼顾了法学理论能力和法律实务能力的培养，这些国家在第一阶段即院校专业教育完成后，还设置了专门的职业技能培训阶段，以培养法科毕业生的职业技能，使其具备成为法律职业者的职业能力和素质。比如日本，法科学生在本科阶段会接受法学理论教育，他们在通过司法考试后，可以进入“司法研修所”进行为期2年的职业教育，这一阶段以研究案例、接触司法实践和处理现实法律事务为主，以培养司法研习生解决实际法律问题的能力［3］。类似地，英国法学本科教育也以专业知识传授和法律思维能力培养为主，从事法律职业的学生毕业后必须接受“律师学院”或“法律协会”提供的专业技能培训。对高等法学教育来说，无论是以法学知识传授为目的，还是以法律职业能力培养为目的，或者两者兼有，法学教育模式大体上都可被分为2个阶段：一是法学基础知识教育和法学思维培养阶段；二是法律实践教育和职业能力培养阶段［4］。从当前法学教育的发展趋势来看，虽然法学教育并不以专门培养法律职业者为目的，但职业技能训练阶段在法学教育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即使对没有选择从事法律职业的法学院毕业生而言，了解法律如何在现实生活中运行，远比学习各种法学概念和基础理论更加重要。

二、我国法学教育模式之困境

我国法学教育在经历了20世纪末的突然繁荣之后，已经进入瓶颈期，存在不少问题，集中表现为以下3对矛盾：一是日益增长的法学院校发展规模与不断下降的法学毕业生质量之间的矛盾；二是高等院校法学人才培养模式与社会对高素质法律职业者现实需求之间的矛盾；三是以理论教学为主的教学方法与学生提高综合能力特别是职业能力的主观需求之间的矛盾。首先，我国的法学教育长期以来偏重数量的增加，而忽略质量的提高。在法学学科和专业设置的问题上，我国高等院校法学专业设置的门槛过低，不管是公立还是民办院校，文科或是理科院校，法学专业可以说是遍地开花，目前全国拥有法学专业的高等院校已有近700所之多［5］。当前法学专业毕业生严重饱和，随着法学研究生的不断扩招，在缓解法学本科生就业压力的同时，每年也向法学人才市场投放了大量的竞争者。由于长期忽略法学教育质量，高校并不能很好地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高素质法律人才。知识结构单一、实践应变能力差，是法科毕业生进入工作岗位后普遍表现出来的不适应性特征。这种“重数量、轻质量”的办学模式无疑会造成人才和教育资源的浪费。其次，在教学模式的选择上，我国长期坚持专业型教育模式。通过对法学专业设置的分化、细化，使学生不断学习和掌握更深、更细的专业知识。法学教育的一个基本目的是使学生掌握基本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思维，并能够运用所学的各种法律知识解决和处理现实问题。但在强调法学专业系统逻辑和理论逻辑的同时，却忽视了法学学科的社会实践性特征，导致了原本理论色彩就十分浓厚的法学课堂与社会脱节更加严重。很多法学院学生在毕业时还无法写出一份内容规范的诉状，不能识别与具体案件相关的法律问题，不能根据案件事实寻找解决案件所需要的法律规范，甚至连基本的法庭程序和规则都不懂［6］。法学院培养的法学人才，“有技而无能”“有专而无业”，这是我国法学教育长期忽略社会对法律职业者的现实需求所造成的尴尬结果。再次，在知识传授方式上，我国的法学课堂从来都不以学生为中心。教材是整个教学的中心，教师是整个教学的主导，课堂教学以课程的逻辑性和系统性为基础，无论是探讨理论问题还是实践问题，学生总处于被灌输和被教导的状态。这种被动教育模式，一方面导致法学课堂相当枯燥，与社会实践脱节；另一方面也导致法科学生在教师的教导下亦步亦趋，很难养成主动思考的习惯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更缺乏怀疑、批判和创新精神。学生接受法学专业教育的一个基本动因，是希望毕业后成为法律职业者或从事法律相关工作。但当前很多院校的法学专业课程设置固化，不仅缺少法律职业能力培养的相关课程，更忽视了与之相关的法律职业精神的培养。这就导致许多法科毕业生在参加工作后，不仅缺乏必要的法律职业技能，也缺乏基本的职业伦理道德。

摘要:从美国传入我国的诊所式法学教育模式是法学实践教学模式的一种，以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技能为中心，符合我国应用型法律人才的培养目标。但在本土化中遇到诸多问题，在非政法类的工科院校落实更具难度，本文拟就非政法类院校法学专业低成本法律诊所的运作模式进行探讨。

关键词:诊所;法学教育;非政法类院校

诊所式法学教育是美国的法学院兴起的一种新的实践性的法学教育模式，其特点在于无论课堂教学还是诊所实践，均侧重职业能力训练，使用真实的案件和背景材料，让学生会见当事人，调查取证、询问证人，参与谈判、调解甚至审判。以学生为主导训练其律师的思维和从业技能。而随着我国法学教育的应用型、职业化要求的提升，法学实践教学的重要性也被提升，诊所式法学教育模式便引入我国。

一、诊所式法学教育在我国的实践和发展困境

（一）诊所式法学教育的中国模式。诊所式法律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技能、职业道德，提供法律援助，促进社会正义。这种教育模式对我国传统教育模式缺失具弥补性，因此，我国各高等院校借鉴“法律诊所”教育模式，开设相应的课程，并依据各自的实际情况探索各自法律诊所的运做模式，形成各自的特色。比较典型的模式有：综合诊所模式、专门诊所模式、特色诊所模式和社区服务诊所模式。综合诊所模式的实施者为法学教育实力雄厚的法学院，设立的诊所依托强大的科研、教学机构可承办民商刑事等各种类型案件，有比较充足的经费和相对比较完备的设施和师资；施行专门诊所模式模式的学校一般结合学校教育资源和本地情况设立相关部门法诊所。例如：劳动法、环境法诊所；特色诊所往往体现该校特色，例如：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社区服务诊所是就近或在有特色的社区设立诊所实习基地，将法律知识应用到社区建设中，为社区和群众提供法律服务，实现了社区法律服务与法治事业的共建。这四种法律诊所各具特色，其共同之处在于都和其自身所处的地区和学校本身实际情况相结合，在最初引进的各高校施行过程中产生了良好效果。但是由于中美在法律传统、教育理念、法学人才培养目标、法学人才培养基础方面存在的诸多差异以及更多的设置诊所的高校在师资、资金投入等方面的差异使得诊所式法学教育的本土化产生困境。（二）诊所式法学教育在非政法类院校实施的困境。1．经费问题。诊所式法学教育模式较为昂贵。美国法学院的学费高昂，民间也有向高校捐款的传统，可以维持较高的运行成本。在中国的法律诊所普遍存在经费不足的问题。法律诊所活动的开展需要的办公场所和设施，学生需要调查取证、承办案件，指导教师对案件的全程参与指导等都需要经费，而我国各高校的经费来自学费和财政拨款，学费不高，来自民间的捐款很少，非政法类院校法学专业能够获得的资金支持更是比较有限。没有稳定的、充足的经费支持，诊所教育持续发展下去难度可想而知。2．指导教师问题。法律诊所需要有法律理论功底和丰富实践经验的教师来指导，其最合理构成是除法学专业原有的教师队伍之外，还应另外聘请有丰富实务经验的律师。我国法律诊所教师大部分为法律院系的教师担任，本身需教授传统的法学理论课程，还要专心学术研究，较少具有司法实务经验，即便有兼职律师的实务经验，往往因诊所教育的报酬问题以及需要教师对学生的行为进行全程的监督和指导，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而不愿意担任。在非政法类院校中这样的问题更为突出。3．学生受众范围问题。诊所式法学教育是一种专业化、精细化的教学模式。由于它需要老师的一一指导,在师资和设施等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不可能有太多的学生参与，在诊所实践中只适合采取类似传统的“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在课堂教学中采取“小班”方式教学，与通常法学课程教学几十人甚至大合堂教授不同,这就意味着只有少部分法学专业学生有机会选修诊所课程。4．法律诊所案源问题。诊所式法学教育需要使用真实的案件和背景材料，让学生办理真实案件和法律事务，在实践中训练律师的思维和技能。但是一方面因为法律诊所的宣传不够，另一方面当事人不愿意将案件交由没有执业经验的学生办理，导致国内很多法律诊所面临案源不充足，学生也无法在真实的案件中学习法律知识和技巧，无法培养律师的职业道德和职业责任心。这一问题得不到解决，往往导致诊所的名存实亡。对以上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可以得出结论，经费问题应是阻碍诊所式法学教育在我国各高校发展的最大困境，非政法类院校尤甚。经费困难不仅会直接影响诊所办公设施和硬件条件的提供，还对诊所教师规模、教师对诊所投入、学生受众范围、案源选择等产生影响。

二、非政法类院校实施诊所式法学教育的设想

一、社会的现代化发展

20世纪科技的飞速发展推动信息化社会的发展，电脑和互联网的出现，正式宣告当代社会进入信息化时代，进入21世纪信息的作用更加明显，每一个人的生存都离不开信息，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也离不开信息，信息已经成为这个世界最重要的因素。

在信息社会中，信息成为比物质和能源更为重要的资源，以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为目的信息经济活动迅速扩大，逐渐取代工业生产活动而成为国民经济活动的主要内容。

信息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并构成社会信息化的物质基础。以计算机、微电子和通信技术为主的信息技术革命是社会信息化的动力源泉。

由于信息技术在资料生产、科研教育、医疗保健、企业和政府管理以及家庭中的广泛应用，从而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

信息社会的特点：(1)社会经济的主体由制造业转向以高新科技为核心的第三产业，即信息和知识产业占据主导地位；(2)劳动力主体不再是机械的操作者，而是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3)交易结算不再主要依靠现金，而是主要依靠信用；(4)贸易不再主要局限于国内，跨国贸易和全球贸易将成为主流。

原则上，民事诉讼的程序由原告向法院提交诉状从而启动。根据诉状的记载内容，被告和法院对于原告向法院就什么请求什么救济一目了然。可以说，诉状的记载为以后诉讼程序的展开提供了重要的指针。因此，诉状如何记载与整个诉讼的运营息息相关。理论上，这个问题也意味深长。相对应，被告方也会针对原告方的救济要求提出相应的答辩状。据此，揭开了诉讼程序中解明争点的序幕。诉讼就是随着双方当事人所提出的攻击防御不断向前推进的过程。作为法官，掌握当事人攻击防御的逻辑构造，不仅有利于提高审理的效率，而且可以正确分配诉讼中的主张证明责任，作出公正的判决。

一、攻击防御方法与要件事实概述

所谓攻击防御方法，即当事人提出作为自己请求基础的法律及事实上的主张、对他方当事人的主张进行否认，提出证据申请及对其做出否认、证据抗辩等一切诉讼资料［1］。一般而言，攻击防御方法由原告在诉讼中实施的攻击与被告所实施的防御交错构成。其中，原告为支持自己本案申请的基础提出的一切诉讼资料称为攻击方法。被告为了支持自己的反对请求基础提出的一切诉讼资料称为防御方法。将当事人提出的事实主张放在诉讼标的、原被告对立的立场以及证明责任分配的理论框架下，攻击防御方法又有另外一番意义。具体而言，攻击方法就是原告所提出使得作为诉讼标的的“请求”具备充分理由的事实主张及证明;防御方法，就是被告所提出的否定诉讼请求的事实主张与证明。质言之，攻击或防御的方法即是权利或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消灭的必要的事实主张与证明。在攻击防御方法之中，类似所有权确认诉讼中买卖、继承及借款请求诉讼中的清偿、时效消灭等可以与其他攻击防御方法相分离，并独立审理、判断者可以称为独立的攻击防御方法。必须注意的是，诉、诉的变更、反诉、中间确认之诉、控诉、上告、抗告等本身即是本案请求，而非攻击防御方法。依据权利保护①的民事诉讼目的论，法院如若试图保护当事人的权利、维持稳定和谐的民事权利秩序和体系，必须判断原告所提出的作为诉讼标的的权利或法律关系是否存在。但问题是，权利或法律关系乃是作为一种观念存在，而不能凭借感官直接加以认识。不论一个国家是否拥有成文法传统，但其法律秩序中都必定包含受其规制的对象在日常生活中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除此之外，上述规则亦同时兼为法院在国民发生争议之时作出裁判的准则和依据。而在拥有成文法的大陆法系国家，随着民法典的制定，事实与法律相互分离。民法典所具备的裁判规范的属性要求其自身必定具备一般性这一特质。换言之，民法典所有规定不仅可以适用于特定的案件，而且可以适用于其地域和时间效力范围内所有的“类似案件”。一般而言，民法典以一般方式描述的案件事实(构成要件)被赋予同样以一般方式描绘的“法律效果”。赋予一词意指当构成要件所描述的案件事实存在，法律效果即应发生。易言之，即应适用于该具体案件［2］。将规范构成要件陈述的实际案件与法律适用范围内的法律效果结合，拥有法律要件以及法律效果的法条被称为完全的法条②。换言之，因构成要件实现，法律效果即“有其适用”，这正是作为规范性语言表达形式之一的完全法条所具有的特质。结合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并不是一种主张，而是一种适用命令。制定规范者并非在陈述事实上如何如何，而是在指出法律上应当如此，应予适用。完全的法条在逻辑上意指若构成要件在某具体案件事实中被实现，则即应赋予该事实相应的法律效果。法官判断原告所主张的权利是否存在，正是通过综合判断权利是否发生、是否消灭、是否存在妨碍发生等诸多法律效果来完成的。而法官判断是否存在权利发生、消灭、障害等法律效果又是通过判断各法律效果所对应的法律要件是否存在。如同权利一样，实体法所规定的各个法律要件具有一般性和抽象性，因此也无法直接判断，乃是通过判断各个要件所对应的具体生活事实来完成。而法律要件所对应的具体事实即是要件事实［3］。

二、单一主张之攻击防御体系

(一)第一次攻击防御1．请求原因(Klagegrund)。只要被告不承认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请求的旨趣)，那么原告都必须主张能够获得欲求法律效果的实体法规范所对应的要件事实。如果被告承认该要件事实，原告则不用提供证据证明该要件事实。法官可以根据当事人自认的结果径直认定该事实，继而承认原告所主张的法律效果则顺理成章。如果被告与原告就该要件事实发生争议，亦即被告或否认或表示不知道，则原告都必须提供证据证明相应的要件事实。当原告举证不能达到证明标准的时候，举证不成功，法官将不得不认为相应的要件事实不存在，或者未发生。换言之，原告将就此承担相应的证明责任。如果原告的举证使得法官的心证超越了证明标准，法官将认定相应的要件事实存在，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所以，原告为使自己所主张的诉讼请求有理有据而承担主张责任及证明责任的事实为请求原因事实［4］。2．抗辩(Einrede)。被告否认原告主张的事实，即请求原因事实时，原告就有必要举证证明相应的要件事实。除了否认之外，被告仍有办法可以阻却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具体而言，被告可以提出妨碍原告主张权利发生的实体法规范抑或消灭原告曾经拥有权利的实体法规范(权利障碍规定、权利消灭规定、权利阻止规定)所对应的要件事实，亦即权利障碍事实、权利消灭事实以及权利阻止事实以图说明原告的请求无理由。被告主张上述要件事实即称为抗辩。被告对所有抗辩事实承担主张证明责任。被告在否认原告请求原因事实的同时，假定法官认定原告主张事实的情形下所提出的抗辩一般称为假定性抗辩。依据要件事实理论的观点，抗辩必须与请求原因同时成立。具体而言，请求原因事实与阻害请求原因事实对应法律效果的权利发生障碍事实可以同时成立。请求原因事实也可以与消灭请求原因事实对应法律效果的权利消灭事实同时成立。此外，请求原因事实还可以与暂时阻止请求原因事实对应法律效果发生的权利阻止事实同时成立。必须注意的是，此处所讲的同时成立，乃是从事实层面上而言，两者并非水火不容。但是，请求原因事实与抗辩事实在法律效果上却是无法调和的。也就是说，请求原因事实是为了引发原告所欲求的法律效果，也就证明产生了相关权利。而权利障碍事实则是为了证明相应权利并没有发生。同理，权利消灭事实并没有否定曾经产生了相应权利，但是该权利也因为出现了权利消灭事实而消灭。权利阻止事实与权利消灭事实一样，并不否认原告曾拥有某项权利，但因权利阻止事实的存在，原告所主张的权利并不能立即行使。

(二)第二次攻击防御1．再抗辩(Ruplik)。针对被告提出的抗辩事实，原告可以否认。当原告否认被告提出的抗辩事实时，被告则必须就抗辩事实举证。除了否认，原告还可以针对被告提出的抗辩事实提出新的事实以阻挡或消灭抗辩事实产生的法律效果。换言之，原告可以在承认抗辩事实的基础上提出反对法条对应的要件事实以证明被告的抗辩无理由。此时，如果被告对原告提出的要件事实有争议，原告就必须就此提供证据。上述原告必须承担主张证明责任的事实为再抗辩①。再抗辩事实与抗辩事实的关系，如同抗辩事实与请求原因事实的关系一样，在事实层面是可以同时成立的。再抗辩事实可以使得因为被告提出权利消灭事实导致消灭的法律效果复活，也可以使得因为被告提出权利障碍事实而未发生的权利重现曙光，还能为因被告提出权利阻止事实而未能即时行使的权利扫清障碍。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与抗辩事实可以同时成立，并且消灭抗辩事实产生的法律效果的事实，但如果其产生的法律效果与当初请求原因事实所产生的法律效果不同的话，就不是再抗辩。在这种情形下，与当初的请求原因事实及抗辩事实并列构成独立的请求原因事实。2.再再抗辩(Duplik)。针对原告提出的再抗辩，被告可以否认，也可以在否认的同时提出再再抗辩。理如前述，再再抗辩事实乃是在事实层面上可以与再抗辩事实同时成立的事实，且在法律效果层面上能够消灭和对抗再抗辩事实产生的法律效果并最终复活抗辩事实所对应的法律效果。被告对于再再抗辩事实承担相应的主张证明责任。如此往复，针对被告的再再抗辩，原告可以提出再再再抗辩，并对其承担主张证明责任。再再再抗辩事实与再再抗辩事实的关系一如此前每组攻击防御方法的对应关系。上述构造便是当事人之间一轮又一轮的攻击防御体系。

在给付之诉中，当事人以“请求”的方式提出自己的主张，法院则根据请求权的得丧变更审判当事人的“请求”是否适当。具体来说，通过民事裁判解决现实纠纷，须针对民事实体法规定的法律要件，在结合民事裁判的诉讼构造以及法官的判断框架的基础上，考虑主张证明责任的分配，亦即以“要件事实”为脉络展开对于民事实体法的解释〔1〕。要件事实理论是解释民事实体法构成要件并适用于案件事实的一整套技术;而掌握这套技术，必须接受专门的要件事实培训。鉴于我国并没有专门的法官研修所，因此，在大学法学教育中贯穿要件事实教育就不失为有益的尝试。

一、要件事实论概述

(一)要件事实与要件事实论

在民事诉讼法学领域中，一般所谓的要件事实乃指实体法条文(法律要件或构成要件)所揭示的类型化事实(因为是法律概念，所以名之为法律要件要素或者构成要件要素更为妥当)。而与要件事实对应的具体事实(事实概念)称为主要事实〔2〕。由于有些实体法构成要件难以截然区分法律概念与事实，比如过失、因果关系等，因此，也有人主张将要件事实理解为抽象的法律构成要件，而与之相对应的具体事实则称为主要事实。但是，通说认为要件事实一词与主要事实同义，并无二致〔3〕。近年来，“要件事实论”一词开始被引入我国，但对其研究处于零散状态，尚未形成研究的浓厚氛围。而因研究者视角的不同，各自理解的含义也未必统一。通说认为，所谓要件事实论，是指从当事人攻击防御的角度解释民法，并以证明责任与主张责任为基础考察民法的一种理论。要件事实论与主张证明责任论(明确主张证明责任的理论)不同，但两者又具有密切的关联，在研究对象上有所交叉。主张证明责任论在要件事实论中的意义，仅仅是特别强调根据与实体法相关的学说和判例中所揭示的解释和思维方式分配需要主张证明的具体事实罢了。也正因为要件事实论包含了上述内容，所以要件事实的分析结果必然会对民事实体法的学说和解释学施加一定的影响。

(二)要件事实论的主要内容

如上所述，所谓要件事实即法律要件对应的具体事实，而要件事实论即从事实主张中提取诉讼标的，并以此为出发点将事实按照法律效果纳入请求原因事实、抗辩事实、再抗辩事实等攻击防御体系。因此，要件事实论所展开的工作内容包括:抽出发生法律效果的法律要件，分配法律要件所对应的具体事实的主张、证明责任，规整主张的顺序(请求原因、再抗辩等等)。首先，就主张责任而言，哪一方当事人必须主张某事实，亦即当事人没有主张该事实则面临败诉:(1)当事人即便没有主张与法律效果发生相关的事实也不会败诉;(2)没有主张自己承担主张责任的事实也毫无败诉风险;(3)对于一定的事实，待对方当事人抗辩后主张即可的情形下，此前即便没有主张都毫无败诉风险。换言之，虽然当事人不直接主张请求原因事实即败诉，但因在对方当事人抗辩之前都没有必要主张再抗辩事实，所以不主张再抗辩事实亦无伤大雅。其次，证明责任亦与请求息息相关，即哪一方当事人必须证明该当事实。换言之，规定了当事人在某事实未证明(不能证明)时承担败诉风险的情形。申言之:(1)当事人即便没有证明与发生法律效果无关的事实也不会遭致败诉;(2)没有证明不属于自己承担证明责任的事实亦无败诉风险。因之，若未能充分理解要件事实，对当事人而言，则有未主张应主张之事实、未证明应证明之事实而遭受重大不利益之虞。即便于法院而言，亦有不能准确指挥诉讼的危险。所以说，要件事实在诉讼中所发挥的作用举足轻重〔4〕。从前文关于要件事实理论的定义可以看出，要件事实论并非一门特殊的学问，本质上它是民事实体法的解释论，与一般的民法理论并无本质差异。其只是在分析实体法律要件的基础上，根据主张证明责任的分配基准判断原告与被告各自应该主张证明的要件事实并将其划分为请求原因、抗辩以及再抗辩。正因为本质为民法解释学，所以当要件事实论围绕某民事实体法的规定分配主张证明责任的时候，必须参照与该法律条文的制度旨趣、立法理由相关的判例以及民法理论提供的解释论，才能做到公平、公正的分配。当然，要件事实理论反过来对于民事法学也具有一定的反思作用。具体来说，要件事实论更加关注民法作为裁判规范的一面。要件事实论以法规不适用说、修正的法律要件分类说、主张责任与证明责任必定一致为理论根据，具有浓厚的观念和逻辑色彩。必须指出，既然要件事实论本来就是民法解释理论的一个分支，因此，将要件事实理论体系化、精密化便显得尤为重要〔5〕。

一、诚信教育的研究意义

随着社会的多元发展，“诚信”的内涵也不断发生着变化：

一方面联系这诚实守信、重信守诺的传统诚信美德，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社会契约思想和民主政治的发展要求。诚信是社会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基本要求。市场机场的快速发展不仅快速积累着社会财富，另一方面“金钱至上”的腐朽思想也冲击着社会的道德底线，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首先要求由一个诚信的交易环境。同时诚信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基石，法治的不断深化就是国家对公民最直接的诚信体现，没有了诚信那法治也无从谈起。诚信教育应当属于传统的思想品德教育范畴，是教育者在实施教育过程中，采取符合教学规律的思想教育方法，贯穿诚信的基本原则，加深受教育者对诚信的理解和认识，从日常行为中培养其诚信的品质，养成诚信的良好习惯，促使其主动践行诚信道德。法律行业本身就是一种讲求诚信的行业，对于未来的法律人——法学专业学生来说，诚信教育也是必不可少的。

二、法学教育中诚信教育的现状分析

法学专业的思想政治课程仍然是以传统的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等课程为主，而涉及诚信教育的内容，老师往往是稍微提及，甚至基本未涉及到，可见诚信教育在法学专业课程体系中仍然处于一种弱势的地位。在少部分法学专业学校，对于诚信教育满足于对学生提出具体的诚信要求，而没有具体的行为规范来引导学生的行为，诚信教育往往流于形式。“当前一些高校的诚信教育在方法上存在忽视学生教育主体，重理论、轻实践，重灌输、轻引导，重“知”、轻“行”的现象，学生的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不能很好的协调起来，对受教育者只是一味的讲大道理，而忽视学生的生活细节和身边小事的教育，忽视学生的道德实践，学生的诚信水平并未提高”。

三、加强法学教育中诚信教育的对策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