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范文10篇

关键词：民法学/宪法学/对话

内容提要：民法学与宪法学是基于双方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形成的相对独立的法学学科。双方展开对话一是因民法学与宪法学作为对话主体对自身不自足性认识而产生的内在需求，二是“民法与宪法关系”的理论研究现状不能满足法学发展整体性要求的客观必然性，三是民事立法的现实需要。无论对话是否达成较多共识，对话本身都有助于推进双方的理性发展。在对话中，法学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与融通是渐进的。

这个年代，是一个走向交往“对话”的年代。无论是活跃于国际舞台的政治家们，还是周旋于各种场合的社会与商业人士，都喜欢言必称“对话”。对话一词的运用，几乎遍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对话的英文为dialogue，意指双方主体就某一项议题展开沟通与交流，而这种沟通与交流不是各自言语的简单阐发，而是在互相交流与沟通过程中收获一些理解和启示。早在古希腊，对话即是当时学者的一种思维方式和论证方式，也是学者之间进行学术研讨、思想情感交流和沟通的主要方式。[①]如柏拉图的著作、色诺芬的《苏格拉底回忆》、我国春秋时代的《论语》。

作为法学范畴的两大学科由于自身相对独立性的外在特征日趋强烈，同时也因为法学的发展以及共同的社会主义法治事业的发展，展开了对话。除2006年5月25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共同举办“民法学与宪法学对话”研讨会正式昭示着面对面的对话外，两个学科之间的对话实际上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

两门学科的对话实质上是关于两者在研究对象上的态度、方法、以及研究过程中相互可以融通和借鉴等方面的沟通与交流。基于两学科之间关系的当前现状，以及法学学科之间的割据状态，本文试探讨两者对话的前因后果，以求学界能够冷静对待部门法学之间的关系，进而谋求法学内部的和谐发展。

一、对话的前提

关键词：民法学/宪法学/对话

内容提要：民法学与宪法学是基于双方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形成的相对独立的法学学科。双方展开对话一是因民法学与宪法学作为对话主体对自身不自足性认识而产生的内在需求，二是“民法与宪法关系”的理论研究现状不能满足法学发展整体性要求的客观必然性，三是民事立法的现实需要。无论对话是否达成较多共识，对话本身都有助于推进双方的理性发展。在对话中，法学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与融通是渐进的。

这个年代，是一个走向交往“对话”的年代。无论是活跃于国际舞台的政治家们，还是周旋于各种场合的社会与商业人士，都喜欢言必称“对话”。对话一词的运用，几乎遍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对话的英文为dialogue，意指双方主体就某一项议题展开沟通与交流，而这种沟通与交流不是各自言语的简单阐发，而是在互相交流与沟通过程中收获一些理解和启示。早在古希腊，对话即是当时学者的一种思维方式和论证方式，也是学者之间进行学术研讨、思想情感交流和沟通的主要方式。[①]如柏拉图的著作、色诺芬的《苏格拉底回忆》、我国春秋时代的《论语》。

作为法学范畴的两大学科由于自身相对独立性的外在特征日趋强烈，同时也因为法学的发展以及共同的社会主义法治事业的发展，展开了对话。除2006年5月25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共同举办“民法学与宪法学对话”研讨会正式昭示着面对面的对话外，两个学科之间的对话实际上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

两门学科的对话实质上是关于两者在研究对象上的态度、方法、以及研究过程中相互可以融通和借鉴等方面的沟通与交流。基于两学科之间关系的当前现状，以及法学学科之间的割据状态，本文试探讨两者对话的前因后果，以求学界能够冷静对待部门法学之间的关系，进而谋求法学内部的和谐发展。

一、对话的前提

一、商法的地位与《商法学》课程

商法是调整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伴随着商事交易关系的产生而建立、发展起来的独立的法律部门。

英美法系商法继续了其实证主义的立法理念,强调商法的灵活、便捷、安全,强调商人的自治、自律、自裁,通过对商法的修订补充,使其本国商法继续保持着适时性,极大的促进了贸易的发展。而在大陆法系国家中,商法出现了“民商分立”和“民商合一”之争。无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商法学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无论是实行民商合一还是奉行民商分立,也无论是否编纂有商法典,当代世界发达国家,都设有商法学这一独立的法学学科。1998年7月6日,教育部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将商法确定为14门法学专业核心课程之一,作为开办法学专业的最低要求,在教育部法律教育指导委员会领导下,制订了对全国法律院校适用的商法学教学大纲,出版了全国高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商法》,首次确立了商法在中国法律教学体系中的地位。

二、《商法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课时的安排

参考其他法律院校对《商法学》课程的设计,课时计划不尽相同,有的安排是54学时,有的学校安排72学时,但无论是54学时,还是72学时,都无法满足《商法学》课程内容的设计的要求。

随着我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不断提升和崛起，我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也逐渐增强，随着全球化组织的不断发展与扩大，全球文化的交流日益加强，与此相伴越来越重视比较刑法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治建设从以立法为中心逐渐向以法律实施为中心靠拢，法治理念从强调依法转向权利的保护，法律理论也从重视对外国的引介国际社会、法学学术界的目光慢慢向我国聚焦，共同关注中国崛起的问题，其中比较引入关注的转向自主创新。如中国刑法学未来的发展方向成为了刑法学界学者广泛讨论和关注的课题。刑法教义学引入我国刑法学也不过是最近十几年的事情，且最近几年刑法教义学的发展势头比较迅猛。在此过程中，有两位学者不得不提及———中国刑法教义学的“先行者”张明楷教授和中国刑法教义学的“先行者”陈兴良教授。［1］2005年陈兴良教授首次在《刑法教义学方法论中》首次提出了“刑法学的教义学”的学术命题，并上升到方法论的从层次，积极倡导发展刑法教义学，在此情况下，教义刑法学成为突破刑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也正是为此，教义刑法学正成为当前刑法学学界热议的新课题。从本世纪初，张明楷教授提出“只有以法哲学为基础解释现行刑法的科学，才是真正的刑法学”以及“没有发达的刑法解释学，就不可能有发达的刑法学”的观点，极力提倡刑法学派之争并要以解释刑法作为重点和引领来重构中国刑法学。他们二者所提倡不同的理论形成了中国刑法学界特有的学派之间的争论，为我国刑法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由于基于比较研究而形成的比较刑法学，离不开各国刑法基本原则、概念和理论体系及其背后的逻辑分析，其与教义刑法学具有天然的联系，故本文将此两个较为独立又密切相关的知识体系进行比较分析，以厘清二者之间的异同点。

一、比较刑法学

(一)比较刑法学渊源。比较刑法学的产生和发展与刑法学的产生和发展基本上是同步的，即比较刑法学是伴随着刑法学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比较刑法学的发展一般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比较刑法学的形成阶段。早在19世纪初，法国的巴黎法学院第一次开设了比较刑法讲座，这次比较刑法学讲座的开设将意味着比较刑法学的产生，也是比较刑法学创立的重要标准。从此以后比较刑法学不仅仅在法国开始传播，还在整个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陆续产生与兴起，一时间比较刑法学成为了欧洲大陆国家刑法学研究与讨论的新领域。同时比较刑法学对拿破仑刑法典和巴伐利亚刑法典及欧洲和一些亚洲国家如日本、伊朗等国家的刑法的产生与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869和1895年在法、英两国分别建立了比较刑法学会，对推动世界上其他各国刑法学与比较刑法学的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二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比较刑法学进入了科学发展兴起的阶段。在19世纪末初次建立了国际刑法学会以及1900年比较刑法学国际大会，这对比较刑法学的深入发展和科学研究提供了动力，一时间国际上掀起了各种各样的比较刑法学研究机构，大量学术成果纷纷面世，深度广泛的对比较刑法学的理论、性质、特点、适应环境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从研究的角度可以看出，当时的比较刑法学研究已从传统的只注重法条之间的的比较，进而转向理论层面的系统研究和逻辑分析，然而，从刑法学研究的广度来看，由过去的只对刑法学的比较研究，转向刑法理论、学说、原则、规则以及司法实践等全面的研究。在这一阶段，美国的犯罪教育学、监狱学、以及刑法方面的经验，缓刑制度以及在对未成年刑法犯罪的处理，少年犯的处遇等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这一时期处于战争环境下，受到战争的影响，法学研究处于停滞状态，比较刑法学的研究也难逃厄运。在这一时期，比较刑法学的研究没有出现新的进展，更多的是停留在以往的研究水平上。四是二战后至今，比较刑法学由于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一度停滞，战争结束后法学研究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期，比较刑法学的研究也出现了新的气象，随着世界各国比较刑法学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比较刑法学的研究机构和组织也进入了新的发展期，机构组织更完善和健全，比较刑法学的研究变得异常的活跃。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科技技术的不断提升，经济全球化水平的进步，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联系与交流越来越紧密，犯罪呈现出国际化趋势，各种各样的犯罪形式和手段正挑战着刑法的界限，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更好地进行全球化的合作共同打击犯罪，维护地区、国家乃至世界的和平安全与稳定，成为了各国刑法学界与刑法学者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在此之下，推动了刑法学界对比较刑法学研究的深入。现如今，比较刑法学不仅仅被作为一种刑法的研究方法或手段，其研究内容也不仅仅停留在法规范的比较或立法经验的批判借鉴，而是通过系统的研究，将其理论化、系统化，使其逐步发展为刑事法学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学科。(二)比较刑法学概念、特点及研究对象。比较刑法学就是将本国刑法与其他不同法系国家的刑法或将相同法系国家的刑法进行比较研究的一门学科。比较刑法学的研究对象有广、狭两义之分。狭义上的比较刑法学仅限于对世界上各国现行的刑法规定进行比较研究;广义上的比较刑法学则比狭义的比较刑法学研究的范围更广泛，其包括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法系、司法实践等纵向、横向的比较研究。比较刑法学不能仅限于某一地区、国家或者国际组织的刑事法规，也不是超阶段的、中立的、附属性的法学学科，它是通过对各国的刑法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和探讨而形成的独立的刑事法学科。比较刑法学特点:一是比较刑法学与刑法学，两者不同，比较刑法学研究的内容比刑法学广。比较刑法学研究的范围大到不同法系、不同国家的刑法、刑法理论、学说等，小至世界上不同国家刑法中的某个原则、规则甚至具体的概念，而刑法学在研究的范围要比比较刑法学小得多，一般只对本国的刑法原则、规则、概念、犯罪形态、刑罚制度、刑种、定罪量刑的标准等进行研究和分析，而不超出本国范围之外。二是比较刑法学与其他比较法学不同，比较刑法学是专门对与刑事法相关的领域进行学术研究，其中包括犯罪学、刑罚学、刑罚执行学、刑事政策学等学科，以及与刑法学联系紧密的犯罪社会学、犯罪心理学等学科。三是比较刑法学不同于外国刑法学，它不仅限于对外国刑法介绍、评价外国刑法，而是将本国的刑法与世界各国的刑法进行对比、研究、分析。比较刑法学虽然以比较的方法为主，也同时会运用其他的方法，例如逻辑分析法、历史对比法等。(三)比较刑法学研究方法。比较刑法学主要采用以下两种方法来进行:一种是宏观的比较法，按照不同属性将全世界主要国家的刑法进行比较研究。当前全世界按照不同的属性可以分为社会主义法系和非社会主义法系两种。社会主义法系如中国、朝鲜等，非社会主义法系一般指的是西方资本主要法系，在资本主义法系中还可以分为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另一种是微观的比较法，这种比较方法存在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就同一法系对不同国家刑法进行的比较分析研究，例如中国刑法与朝鲜刑法进行发对比分析研究，另一种观点是对具体的某一法律制度、刑法理论、具体问题进行比较研究，也称之为比较研究。还有其他分析方法，通过纵向或横向的方法来对刑法进行比较研究。无论我们运用那种研究方法对刑法进行比较研究都离不开对刑法条文、刑法理论等进行比较研究。不仅要对刑法本质问题进行比较，还要进行一些形式方面的比较。

二、教义刑法学

(一)教义刑法学概念简析。教义刑法学是德国刑法学界的一个重要的刑法概念，教义刑法学是司法论的产物而不是立法论的结晶。立法论和司法论是刑法两个不同的研究视角，立法论是以刑法应当如何制定的应然性为出发点的，其理论追求是为刑法的修改完善提供理论指导。而司法论是以刑法应当如何理解的实然性为出发点的，其根本目的是为刑法的适用提供理论依据。这种以刑法释义为主要内容的刑法学就是教义刑法学，它是直接为刑法的司法适用提供理论资源的一种研究方法，但它也并非完全是理论上的东西，而是会结合大量的案件审理来进行研究，一方面减少刑法中的漏洞，另一方面实现教义刑法学的完善和进步。自2005年，我国刑法学者开始涉足和研究教义刑法学。在教义刑法学的定义上，学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认为刑法信条学是关于刑法基础理论的科学，即刑法学科中被广泛认同的基本理论。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刑法教义学是关于已经存在的刑事制定法中发展兴起的一门学问，是对刑法法定规则的系统化和学术、司法判断所探讨的理论进行系统化的科学。观点一比较通俗，但概念模糊不清，表达不够具体准确;观点二直接援引了德国学者对该问题的论述观点，虽然对教义刑法学的特征作了定义，但是对其本质属性没有明确表现出来，对具体的特征也描述不够详尽全面。笔者认为作为法律和司法实践的桥梁的教义刑法学，需要在对司法实践进行批判性检验、比较和总结的基础上，对现行法律进行系统的解释，以便利于法院适当地、逐渐翻新地适用刑法，其研究范围是现存的刑法规则与原则，其主要的目的就是正当地解释与适用现存的刑法，使法律解释与推理的过程中更加具有正当性，从而达到在很大程度上实现法律的公正价值。(二)教义刑法学的研究方法教义。刑法学是刑事实体法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因此它的研究方法显得非常重要，从研究角度本身来讲，教义刑法学的研究目标和任务得到确立后，应该确定一套科学系统严谨的研究方法，以避免研究工作的盲目性和不着边际。1．理论的定义在教义刑法学的研究中，应该首先将教义刑法学的概念的研究作为基础，并基于此进行深入研究不断完善刑法教义学的研究方法。它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对教义刑法的外延和内涵做基础的定义，将研究工作落实到具体的法学者身上，让他们凭借专业的能力和客观的事件，进行刑法教义学的研究，通过自己的观点和遇到的形形色色的案件来定义刑法的含义和内容，同时需要引入一定的个人意见。二是要会借助历史的角度来进行理解，与第一层意识相比更客观，其研究结果也更具有说服力。2．实践的衡量科学的理论是从客观实际中抽象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事物本质及其规律的理论。因此，用实践来衡量理论，是教义刑法学的一个重要方法。从客观上说实践理性的衡量，能够更好的减少主观因素的干扰，实现在促进刑法执行和完善的过程中法不容情的效果，为刑事案件的判定提供公正的法律依据和标准。从主观上讲，实践来衡量理论，是更好的对人们主观意愿的制衡，在刑法面前不能用人们的主观来衡量对与错、是与非，而必须通过规范的刑法进行衡量。用实践来衡量理论，也会必须结合客观事实，避免造成冤假错案，保障刑法工作的顺利开展，为我国的社会稳定提供坚实的保障。

三、比较刑法学与教义刑法学关系梳理

本文作者：王运生单位：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法律系

公安院校主要是为各级公安机关培养复合型、专业性的高素质警务人员，公安院校实施的课程教育对警员未来职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现有的研究分析表明:绝大多数警校毕业生认为警校教育对自身取得职业成就有影响。［1］这种有效影响的存在基于学科、专业、课程的科学设置和结构优化。各公安院校根据人才培养目标，面向公安机关实战需要，结合本校特色，多对本校的课程结构、课程学时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合理安排理论课程和实训课程、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综合课程和单一课程等。部分公安院校依托学科调整，立足专业变化的实际和专业特色，增设了相关课程，比如，开设警察法学课程。在警察法学课程的教学实践中，出现了警察法学课程中的部分内容与行政法、刑事法、公安学等相关学科内容的重复和交叉。警察法学课程不仅面临着与诸如公安实用法学概论课程之间替代的考量等问题，而且还面临着各专业开设的同一性和特殊性的考量问题。作为警校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公安法学教育更是对警员执法素质的提高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警员无论是代表国家行使公安行政权还是刑事司法权，在依法治国的今天，都要严格依据法律规定进行，做到依法行政和依法司法。随着社会民众控权意识和程序意识的觉醒，警员行使警察权力时刻面临法律的实体和程序的监督，警察执法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警员的执法素质、执法能力、执法水平，影响着警察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权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发展，使公安机关由过去的单一的“刀把子”角色逐渐向管理服务型角色转变，这对公安机关警察权力的运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新的社会境况下，公安机关及其警务人员只有具备法治观念、权力边界理念、民主理念，方能在执法实践和公安机关社会管理创新中正确作为。警校的公安法学教育对培养警员的前述理念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直面前述问题，考量警察法学和公安法学教育的关系，需要厘清警察法学在公安法学教育中的定位。

一、我国警察法学的研究现状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几位教授率先展开了对警察法学学科地位的论证，并就警察法学的体系、内容进行了各自架构，初步提出了警察法学的含义、内容、作用、地位。尽管当时国内学者对警察法学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远未达成一致意见，但仍然有部分学者推出了警察法学专著或教科书，对警察法学独立学科地位的相关论证也不时见诸公安报端。随着公安法律法规的不断增多，部分学人以敏锐的眼光，发现警察法学具有其他部门法学不曾具有的独特性，为更有针对性地适应公安实践需要，积极论证、推动警察法学学科的成立，为我国警察法学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近期对警察法学的研究呈现出团体化、团队化趋势，警察法学会议不断召开，相关年会不断开设警察法学论题，并汇总学者警察法学研究成果，结集汇编。警察法学相关论题的论文不断公开发表，中国警察学会于2002年出版了《中国警察法学》一书，反映了阶段性的研究成果。各地警察院校也有部分学者，或个人或集体持续地对警察法学展开研究。部分公安院校开设了警察法学课程。警察法学的研究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状态，反映了警察法学研究的蓬勃发展。无法回避的是，我国警察法学研究起步较晚，研究时间短，研究人才不足，对警察法学独立学科的地位缺乏全方位、多视角、多层次和多方面的论证，警察法学在学科体系中的定位，对警察法学在公安法学教育中的地位等还未形成统一意见。警察法学的基本理论研究不足，对警察法学的定义还存在很大争议。警察法学与相关法学学科的关系尚未明确，警察法学与边缘法学、交叉法学的关系尚未厘清，完善的警察法学理论体系尚未形成，对警察法规缺乏科学分类，对警察法学缺乏深层次的追问和思考。因此，在警察法学研究领域，既存在着问题和不足，又有着明确的理论研究方向、空间和机遇。

二、警察法学的内涵及其内容体系

(一)警察法学的内涵界定

1虚拟现实技术

虚拟现实技术就是利用电子计算机设备模拟产生出全新的世界，能够将抽象的事物变得直观，并借助传感设备让用户可以身临其境，进行探索研究，可以更加直观而又自然地参与到事情中去[1-2]。

2刺法灸法学的教学特点

刺法灸法学是针灸推拿专业的核心课程，是一门针灸技术理论与操作相结合的学科，又是将经络腧穴学与针灸治疗学两门核心课程相互联系的桥梁课程[3]。针灸治疗疾病的过程是基于中医基础理论，将经络腧穴学与刺法灸法技术相结合的过程。刺法灸法技术操作是否正确，可对针灸治疗疾病的临床效果产生直接的影响。而刺法灸法的实训练习也因受到课堂、学生人数多、教师人数少等限制使学习效果大打折扣[4]。刺法灸法学是针灸推拿专业的基础操作课程，知识丰富、操作种类多且复杂，操作要求高，基于刺法灸法学及高职高专培养人才的目标特点，刺法灸法学教学内容安排上除了注重理论知识讲解外，还需注重技能训练力度及操作水平[3]。

3高职高专学生特点

我校学生的来源主要是普高和中职类毕业生，学生的学习能力相对较弱，而且大部分学生学习状态还停留在中学阶段，学习的积极性不高，但对于新鲜事物的好奇心较重，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强[5-6]。基于这种情况，在教学的过程中发现利用传统的教学方式使学生接受大量的理论知识有一定的难度，故本课题组将虚拟现实技术用于刺法灸法学的教学中，以此来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及积极性。

教育产业化引发的法学教育中的竞价交换，积极的方面在于提升了法学教育机构的社会交换能力，终结了80年代中国法学教育者令人不胜欷歔的经济窘迫――正是中国法学教育家在80年代拥挤的住房、明显不合身的花白中山装，让斯时无数投身法学研究的学子，不敢对“法学者”的社会角色产生向往――直到后来，人们才知道这叫做“经济人理性”。当法学研究生乐于进入个人收益方面具比较优势的社会组织后，上帝知道，我们的社会，将会为此付费。

社会中有两种人须由聪明汉担当，一是法律人，一是医生。他们是为社会组织或个体排解疾患的人。如果他们是由基因方面存在严重缺陷的人士来顶替，哪怕他们的社会角色再响亮，他们也往往仅能敷衍塞责，致社会或者个体机体病态更严重。因此，选择和培养法学良材，考据个人基因质素，是非常重要的，也是“社会主义”的。

作为一名关注社会分配正义的人，对于自90年代以来法学教育者经济状况之改善，是欣喜的。法律人经济上没有尊严，会导致法律没有尊严。法律制度，是社会中相当高级的一种设计，需要用充足的、庸俗的物质成果来保障。它和任何社会加魅装置一样，是需要“扮靓”的。法学教育者经济尊严的获得，亦是“社会主义”的。

当法学教育在不断满足自身基本需要之后，教育组织者忘记服务社会之目的，仅仅变成权势和金钱的俘虏，就需要对分配正义矫正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再行矫正。尤其是需要关注贫穷无势者的法学教育权利，保障法学教育产业化中，此类“最少受惠者”权益不被剥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不剥夺弱者则满足不了“强者”的分配份额，于是法学教育进入了弱肉强食的“野蛮时代”。

法学教育事不关己，但是对法学教育之野蛮时生的各类现象，人们难免会产生遗憾――这和遗憾80年代中国法学教育者的经济窘迫一样。不合理之社会机制运转，是需要额外付费的，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它直接导致“幼稚的法学”成为得志后的“癫狂法学”。所谓“癫狂法学”，就是讲不清道理、仍然叫“法学”的“法学”。“癫狂法学”，无疑是法学教育野蛮时代之学术衍生物质。

一、正确理解“精品”的含义，并鼓励“精品”的创作

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要求作为社会科学的法学的繁荣和发展。我们已经摆脱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法学的”幼稚阶段，但法学研究的现状，总的来说，与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是不相称的。主要表现在我国法学研究的成果，无论就其数量还是质量来看，都未能满足社会的需求。从质量上来看，这些年来，法学研究具有标志性的成果不多，主编的作品多、独著的成果少，汇编的成果多、专著成果少。翻译的精品不多，潜心考证的作品更是寥若晨星。要繁荣和发展法学，当然要鼓励原创性的成果，多出精品，也要求成果的数量上要达到一定规模。因此，我建议：

第一，要鼓励学者多出成果。大学应当是教学和科研并重，每个法学院都应当成为既培养学生，又培养学术成果的园地。我们应当进一步形成和完善奖惩机制，鼓励教师从事科研，推出更多的成果。并且要形成一套约束机制，刺激教师从事科研。实际上，传播知识、传承文明，更需要的是著作，而不仅仅是面对学生的讲授。

第二，要正确理解精品的含义。精品实际上是个人知识长期积累和学界学术逐渐发展的产物，在法学发达的今天，很难设想一部精品完全是个人的话语。在法学研究方面，我不赞成简单的、低水平的重复，但我也不赞成轻率地将某部作品冠以低水平而简单地加以否定。一部作品只要有其闪光点，有其思想的火花，给人某些启示，即使这些火花只是星星之火，也有其存在的价值。

第三，要正确理解原创性的含义。原创性不是说一部书从头至尾都是独到的观点，百分之百的内容都是前所未有的。只要在某一问题以及问题的某一方面有新的观点，在体系编排、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收集等方面有一定的独到之处，就可以认为具有原创性。

第四，要进行善意的学术批评。我们需要对他人的创作劳动给予足够的尊重，理解作者创作的艰辛。对作品的疏漏和缺陷，有必要进行商榷甚至批评，但这种批评应当是和风细雨的、善意的，不能采取挖苦、讽刺甚至进行人身攻击。不能把学术批评演化成相互攻击或出名的手段。

党校是教育培训党员领导干部的主阵地和主渠道。党校法学专题课，是党校法学教学的主要形式，也是党校法学教师对法学理论及实践中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分析综合、提炼加工后，形成的逻辑严密、结构完整的内容体系。如何上好党校的法学专题课是每一位党校法学教师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一、要坚持党校姓党

1.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党校教师要坚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执着和坚守，坚持对党和人民的忠诚。要坚持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以党的使命为使命，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2.要有过硬的政治素质。党校教师要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不断提高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在党校讲台、公开场合对重大政治和理论问题发表观点和看法时，应自觉维护党的威信、维护党中央权威，自觉维护党校形象。3.要不断增强党性修养。党校教师要按照党性要求进行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提高、自我完善。不断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要不断提升精神“钙质”，培养正能量，炼就坚强党性，用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学员。

二、要科学选题

选题即是确定授课的方向及范围，是教师的基本功之一，选好法学专题是提高授课质量的前提。1.选题要结合实际。所选的题目要有针对性，要时刻关注中央会议精神，突出法治热点、难点问题。要了解授课对象，符合学员需要，如学员在工作中经常遇到的法学理论或实践问题，这样的课程才会受到学员的广泛关注。通过教师的讲授，学员能从中受到启发和指导，同时在实际工作中还能提高依法执政能力，进而彰显学习成效。2.选题要体现教师的法学研究领域。党校法学教师要选择有研究基础、专业教学特长、自己熟悉的内容，把其转化为教学专题，如把自己的科研课题转化为教学专题。不同的班次学员职务不同、来源不一、对法治问题的关注点不同、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同，需求也就不同，所讲授的题目也要适应不同班次学员的需求，要符合各班的特点。3.选题要适中，不宜过大也不宜过小。如果题目太大就会涉及较多的内容，不易讲深讲透，难以进行深入探讨和分析，容易使学员感到蜻蜓点水似的不解渴。如果题目太小又会使涉及面太窄，过于具体不宜教师的发挥。

三、要精心备课

本科毕业论文是系统全面检验高校本科生通过四年专业学习（某些进行试点改革和允许提前毕业的高校为三年）所获得之各种学习成果、思维能力、综合素质及独立从事科研调查水准高低的主要依据。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由单一专才型向宽口径复合通才型转变，兼之“依法治国”、“法律至上”等观念日渐深入人心，不但各高校法学专业本科生撰写了数量庞大的法学毕业论文，许多非法学专业①的本科生也纷纷结合本专业实际，从个人兴趣、教师引导以及就业需要②等方面出发选择撰写同本专业相关的法学毕业论文。譬如诸多国际贸易专业本科生选择撰写国际经济法方面的毕业论文，电子商务专业本科生选择信息安全法类的毕业论文，哲学专业本科生选择法哲学、法伦理学类的毕业论文……凡此种种，举不胜举。平心而论，这可谓一种令人欣喜的现象，它既反映了目前我国本科教育的宽口径培养模式已在很大程度上被彰显，又折射出年轻一代法治理念质的飞跃。

不过有一点需着重指出的是，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毕竟与法学本科生有着较大差别。他们往往在四年本科学习中仅上过寥寥几门和本专业相关的法律实务课程（如新闻学专业开设的《新闻传媒法》等），个别兴趣浓厚的学生充其量也不过课余翻阅了部分法学书籍，负责指导他们毕业论文撰写的教师很多也仅为本专业而非法学课程教师。虽然在选题视野开拓度层面他们或许会宽于法学本科生，但在理论研究深度上，便着实难同法学本科生相提并论。③如此一来，我们就必须根据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之具体症结，一一对症下药，从而保证其能真正完成一份高水准的本科毕业论文。

一、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暴露的主要问题

1.论文选题不深入，主题不突出所谓好的选题乃成功之一半，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由于属“跳出法学看法学”，在研究视野开拓度上便有不少要宽于法学本科生。根据笔者在湖南长沙、衡阳、湘潭三地部分高校所做的抽样调查，同样打算写作合同法方面毕业论文，一些电子商务专业本科生可能会结合自己专业特点选择B2B或B2C等网络无形交易下的新型合同法律问题来写作，而法学本科生则因受电子信息技术知识匮乏束缚，往往更多倾向于探讨传统合同法问题。不过，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虽然在视野开拓度上较之法学本科生具备一定优势，但他们法学理论功底则有所不及，从而导致选题不深入，时常出现选了一个较新颖方面问题开始写作，最终结果竟是简单就事论事甚至虎头蛇尾草草收场的情况。譬如某些电子商务专业本科生选择了虚拟货币的法律问题进行写作，但往往浅尝辄止，要么便简单就事论事通篇缺乏法言法语和法律思维像一份记者的新闻报道，要么就从最宏观政府话语层面大而化之地发些空洞无用的议论。

此外，与选题不深入接踵而来的便是主题不突出的问题。

正如汤维建先生所言，论文选题决定了论文主题，它给论文主题划定了范围，［1］既然我们许多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存在着选题不深入的毛病，那主题自然也会不突出，常常令人不知所云。如某些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选择了非政府组织的法律问题进行写作，由于选题不够深入，在主题上也变得模模糊糊，洋洋洒洒通篇论述了很多非政府组织的起源、类型和特点，但究竟要探讨的是什么具体法律问题，到结尾都没有完全交待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