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中止范文10篇

【内容摘要】随着世界刑法理论由客观主义向主观主义的演进，行为人正在取代行为成为刑法学研究的焦点。犯罪中止形态正是顺应了这种形势而成为现代立法中普遍设立的一项刑法制度。犯罪中止是故意犯罪过程中犯罪人出于自己的意志而未完成犯罪的一种特殊的犯罪停止形态，其特殊性在于其停止的原因是行为人出于自己的意志，在这种状态中，行为人的主观意志决定了行为的停止状态。由于中止犯的特殊性在于行为人的主观意志，而要认清主观状态的具体情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对于中止犯的立法概况、成立条件及刑事责任方面各国都有不同的规定。本文讲围绕这些问题，并结合我国的相关规定，做了进一步的探讨。

【关键词】：犯罪中止成立要件责任依据

日本刑法学家平野龙一认为:“中止犯在整个犯罪论中或许不一定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而且，现在也并非特别紧急的问题。但是，中止犯集中体现了犯罪论的各种论点。犯罪论所讨论的是具备什么要件时，才能科处刑罚，而中止犯所讨论的是具备什么要件时减轻或免除刑罚，可以说，这是''''反过来的犯罪本身''''.”[1]正是因为犯罪中止理论中的许多问题与刑法学的根基和本源紧密相连，所以多少年来它一直是刑法学领域中一片极具吸引力和争议性的园地。本文拟对犯罪中止的相关问题加以探讨。

一、各国刑法中关于犯罪中止的规定概览

（一）外国刑法中关于犯罪中止的规定简介

在英美普通法中，对犯罪中止通常作未遂罪处理，在处罚上也不做任何特别考虑。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有大约半数州的刑事制定法允许被告人把非外来障碍致犯罪未完成的情形作为无罪辩护的理由。在美国尚有一个州的刑事制定法明确否定犯罪中止可作为辩护事由。但已有九个州的法院以判例法形式否认了中止犯的可免责性，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判例是LeBarron.Stcote案。[2]

【内容摘要】随着世界刑法理论由客观主义向主观主义的演进，行为人正在取代行为成为刑法学研究的焦点。犯罪中止形态正是顺应了这种形势而成为现代立法中普遍设立的一项刑法制度。犯罪中止是故意犯罪过程中犯罪人出于自己的意志而未完成犯罪的一种特殊的犯罪停止形态，其特殊性在于其停止的原因是行为人出于自己的意志，在这种状态中，行为人的主观意志决定了行为的停止状态。由于中止犯的特殊性在于行为人的主观意志，而要认清主观状态的具体情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对于中止犯的立法概况、成立条件及刑事责任方面各国都有不同的规定。本文讲围绕这些问题，并结合我国的相关规定，做了进一步的探讨。

【关键词】：犯罪中止成立要件责任依据

日本刑法学家平野龙一认为:“中止犯在整个犯罪论中或许不一定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而且，现在也并非特别紧急的问题。但是，中止犯集中体现了犯罪论的各种论点。犯罪论所讨论的是具备什么要件时，才能科处刑罚，而中止犯所讨论的是具备什么要件时减轻或免除刑罚，可以说，这是‘反过来的犯罪本身’。”正是因为犯罪中止理论中的许多问题与刑法学的根基和本源紧密相连，所以多少年来它一直是刑法学领域中一片极具吸引力和争议性的园地。本文拟对犯罪中止的相关问题加以探讨。

一、各国刑法中关于犯罪中止的规定概览

(一)外国刑法中关于犯罪中止的规定简介

在英美普通法中，对犯罪中止通常作未遂罪处理，在处罚上也不做任何特别考虑。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有大约半数州的刑事制定法允许被告人把非外来障碍致犯罪未完成的情形作为无罪辩护的理由。在美国尚有一个州的刑事制定法明确否定犯罪中止可作为辩护事由。但已有九个州的法院以判例法形式否认了中止犯的可免责性，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判例是LeBarron.Stcote案。

摘要:犯罪中止成立的两个要件为中止行为和中止自动性，其中中止自动性更为重要、争议最多。关于中止自动性的学说大体有客观说、主观说、限定主观说和折中说之争，其中限定主观说在行为人主观认识的基础上对行为人动机进一步限定，在判断主观方面上加入了伦理性因素。限定主观说多被学者所批判，主要集中于导致中止犯范围缩限、有违客观主义刑法、混淆法律与伦理等问题。本文认为限定主观说是判断犯罪中止的有力学说，它不仅为犯罪中止划定明确的界限、区分未遂犯与中止犯，而且为中止犯的处罚依据互为支撑，而其常为人诟病的伦理性因素其实才是“犯罪中止”这一规定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关键词:犯罪中止;限定主观说;自动性

犯罪中止即行为人出于自己的意愿，真诚地放弃未了的犯罪行为，或行为完成后及时有效地阻止结果发生。中止犯的成立条件包括中止行为与中止的自动性（任意性），其中中止的自动性判断最为重要，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未遂与中止的划分界限，以及刑法规定对中止犯必须减免惩罚的依据。关于自动性的判断标准，存在客观说、主观说、限定主观说的对立。客观说是根据一般人的经验对未完成犯罪的原因进行客观判断，如果当时的情况对于犯罪既遂不具有妨害性质的，即一般人认为行为人可以继续实施犯罪，但行为人放弃了，为犯罪中止，反之有妨害性质的，为犯罪未遂。折中说，也称新客观说，它与客观说的区别在于客观说对行为人未完成犯罪的原因进行客观评价，折中说则是对行为人对外部事实的认识进行客观评价。折中说用一般经验判断行为人的主观意思，行为人的认识在一般人看来对行为人继续实施犯罪行为有强制性影响，为犯罪未遂，反之，没有强制性影响的，为犯罪中止。客观说的贡献在于对心理因素的判断提供客观标准，主要体现在司法实践中行为人的实际心理活动有时很难查明，客观说可以为法官断案提供依据。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一般人的经验此时成了裁判者一人的经验，该判断自难期公允妥当。退一步讲，一般人的经验也并不明确。更为重要的是，“自动性”终究是主观要素，无论如何都不能无视行为人自身的特殊情况，中止行为是行为人基于自身意思做出的，个体差异之大，情况变化之多，不宜以一般人之客观标准进行衡量，有曲解行为人本意之嫌。主观说是从行为人本人认识出发，行为人认为客观障碍不足以妨害犯罪实施，但自愿放弃的，属于中止，反之行为人认为自己不能继续实施的，属于未遂。主观说虽然抓住了自动性的根本特征，强调行为人本人的意思，而且有简单的判断公式，一般都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弗兰克公式所提到的“能”与“不能”没有明确的判断标准，不同的人可能根据该公式得出相反的结论。主要的争议在于是物理上的“能”，还是心理上的“能”，抑或是伦理上的“能”，因此对自动性的认定并不明确。例如，同样是因为听到警笛声而停止盗窃，如果因为怕被警察逮捕而未能继续实施犯罪，为犯罪未遂；如果为了保险起见主动停止，则为犯罪中止。限定主观说相当于在主观说基础上做进一步限定，“基于己意自愿放弃”除了具有自动性，还应当出于反省、悔悟、怜悯、同情等这种动机，也即广义的后悔，对自己的行为持否定态度而放弃犯罪，才成立犯罪中止。也就是说，限定主观说在弗兰克公式上对“能”与“不能”做了伦理上的限定。限定主观说要求自愿放弃必须出于真挚，才可能成立犯罪中止，如果是被迫的放弃，技穷的放弃，因为明显提高犯罪风险的放弃等都是未遂，这必然大大缩小了犯罪中止的范围。

我个人是赞同限定主观说的。未遂与中止难以区分的原因就在于中止犯的范围太宽，无论是客观说的一般经验、规范说的规范标准、主观说的“能”与“欲”的定义，以及各种学说的融合折中，大多是在主观判断基础上引入另一判断标准，但这种变量的引入往往又使得中止犯的边界变得模糊。边界模糊就无法显示出判断核心，理论就会不稳定，就会飘荡，所以中止犯的概念必须紧缩。犯罪中止不仅要出于自愿，还要有伦理上的要求，例如怜悯、后悔同情、正义、良心发现、宗教情怀等等。出于行为人理性的、功利的计算，尽管自愿放弃继续实施犯罪或自愿阻止结果产生，都不成立中止。例如把某女扑倒准备实施强奸时，发现女方长相丑陋，欲望全无，或发现女方是熟人，从而放弃强奸的，是强奸未遂而不是中止。行为人的自愿放弃并非是对自己行为的伦理要求，而是相貌丑陋的女方不能满足他的性欲，或是怕被熟人认出从而告发自己，这种经过功利计算的放弃并不能成立中止。限定主观说对中止犯概念的缩限是合理与必要的，这有利于明确未遂与中止的界限，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两者在客观方面都没有完成犯罪行为，没有产生犯罪结果，但是相比未遂犯的“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对于中止的处罚“应当减轻或免除”显然更为宽缓。既然客观方面相同，为何中止犯的比未遂犯享有更多的特权？这种宽缓的处罚依据只能从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寻找。在行为人因着伦理的自律自动有效地放弃犯罪的情况下，行为人自己不应着手实行犯罪的感情即否定自己行为价值的意识起作用了。正是在这种场合，行为人的反规范性比通常的未遂犯要轻，减免或免除处罚才合适。未遂犯则是因为出现客观障碍妨害犯罪既遂，行为人的内心并未向规范回归，再次犯罪的危险性并未消除，只是比照既遂犯来说没有产生犯罪结果，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并不能获得中止犯那般的处罚特权。并且，立法者在未遂犯之外创设了中止犯的成立条件，并给予优厚的法律奖赏，这可以说中止犯是未遂犯的特列。既然是特例，中止犯的范围就应当缩限，不能在特例之上再开特例，一旦中止犯的范围不稳定，司法实践中就会出现未遂犯与中止犯的混淆，对普通未遂进行不当的法律优待，所以，对于中止犯的严格解释是合理必要的。

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唯有真诚悔悟者，才不具社会危险性，才值得被宽宥，刑罚权才有节制的必要。经由功利的计算才中断犯罪行为或组织犯罪结果产生的人，以及待时而动、变更犯罪计划的人，都缺乏真挚的感情，性情中还隐藏的危险因素，对于此类人，不值得给予法律上的优待，这是出于特殊预防的考虑。同时，只有原谅真诚悔悟的人，社会大众的情感才不会受到冲击，社会大众对于安全和秩序的需要才不会被破坏，如果宽宥了经过功利算计而放弃犯罪的人，社会大众就可以仿效犯罪人，一旦在犯罪过程中遇到障碍，明显提高犯罪成本与风险，便自动放弃，以求成立犯罪中止获得减免处罚特权，这样，一般预防的目的也难以实现。学界对于限定主观说有诸多批判。周光权老师在文章中提到限定主观说“一方面，其将伦理观念过多运用到刑法规范判断中，人为缩小中止犯的成立范围，不能及时有效地鼓励有犯罪意思并着手预备、实行者迅速返归社会，对于法益的保护也没有实益。另一方面，根据我国《刑法》第24条的规定，行为人只要‘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就是犯罪中止。这里的‘自动’，只要求行为人基于本人的意思放弃犯罪或者防止犯罪结果发生，而未将停止犯罪的动机限定为广义的后悔。所以，限定主观说与刑法规定也并不符合。”对于中止犯范围的缩限，个人认为是合理必要的，理由在前文已有叙述。对于限定主观说的限制不符合我国刑法规定。个人认为这种伦理要求未必超出“自动放弃”这一用语本身所可能具有的含义。“自动放弃”是指行为人出于自己的意思真诚地放弃。评价中止犯，要以未遂犯为参照，行为人犯罪未遂是因为客观障碍，例如技术不到家无法打开保险箱、发现有更好的犯罪方法于是暂且撤回另做打算，这种放弃也可以说是行为人自己的选择，但这种选择是因为技穷、难以为继、为降低犯罪成本才中断犯罪，这里见不到真诚的放弃。如果不问动机，只要有自愿停止就成立犯罪中止，无论持何种学说，我想都是难以直接接受的。所以中止犯的“自动”必须要有动机的限定，这不仅是中止犯自身定义的需要，与未遂犯进行明确区分的需要，也是为了刑法体系内部的和谐统一，同时也能为司法实践判断提供方便。而且这种严格的解释方法在刑法中也不是没有他例，比如在解释正当防卫的紧迫性时，如果要实施防卫的行为人有加害的故意，则否定存在防卫的紧迫性，这种解释也并没有超越“紧迫性”这一要素的含义。同时，这种限定在其他学说中也有所体现，比如周光权老师的规范主观说认为：被告人自己决定不再实施犯罪的心理态度对“基于己意”的判断只是提供了基础素材，只有从这种停止犯罪的意思和行为中，能够清楚明了地看出行为人的再犯可能性降低或者消灭，且该停止行为使民众恢复了对规范的信心的，才能最终从规范评价的角度认定为“基于己意”。这种规范评价其实也是对中止犯的“自动放弃”再一次做了限定。限定主观说是从行为人的主观意识出发，也常被人批评这种先主观后客观的判断顺序有违客观主义刑法，也有人指出如果行为人有悔过的意思，即便造成了犯罪结果产生，也以定以犯罪中止是不妥当的。对于此，个人认为客观主义刑法不等于教条式的“先客观后主观”的判断顺序，它的内核是限制刑事处罚范围，限制刑法对国民生活的恣意干预和定罪范围的不当扩大。先客观后主观的判断顺序是为了防止主观归罪，而犯罪中止更接近与一种出罪判断，是法律给予行为人的优待，这种优待事由并不受先客观后主观的入罪判断顺序制约。而且犯罪中止的中止行为和中止意思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中止行为不仅有身体活动，还要有中止意思的支配，非中止意思支配的行为不能称之为中止行为。客观主义理论之所以能够采取先客观、后主观的判断顺序，是基于客观行为独立于责任要素的基础上的，其主观要素仅限于支配身体活动的意志即可，不是指犯罪的故意与过失。所以限定主观说的适用与客观主义刑法并无冲突。至于造成损害的中止犯，我国《刑法》第24条规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对于自动放弃犯罪但没有有效防止结果发生从而造成损害的，我国法律已经给出明确规定。行为人出于良善动机自愿真挚地放弃犯罪，这不仅表明行为人危险性已大大降低，没有特殊预防的必要，而且对其减轻处罚也不会动摇社会法秩序与大众情感。这种法律也更加体现了法律对犯罪中止的优待之宽厚，于此，中止犯的范围不应扩大而是严格限制。可以看出，中止犯的范围缩限、判断依据、处罚依据都是环环相扣的。

最后也是最让人诟病的是限定主观说混淆了刑法与伦理的界限，将伦理带入刑法作为判断的依据。学者大多努力划清刑法与伦理的界限，让它们各自囿于各自的领域。但仔细想想，法律与伦理是可以截然分立、互不相干的吗？近年来有些文献虽未明确指明，但内涵接近这样的看法：伦理上的自我要求是中止犯成立的要素。例如包曼、韦伯与米契在他们的刑法总论中说道：“中止犯无须具备道德上的高度情操”可是随后又举例说：“弄错了被害人，认为犯罪目的不能达到而中断行为的，不是自愿中止。”又如王昭武老师在其文章中批评道限定主观说有将伦理性因素融入刑法理论之嫌，可随后又说出于真诚悔悟等伦理性动机放弃犯罪的，属于犯罪中止的属于充分条件。而且他提出的作为主观说的新的限定：“规范意思的觉醒”也排除了因惊愕、恐惧、担心被发现、期待落空一类的中止。在其之后给出的例子中，对于男友出于对女友的爱恋而放弃杀害行为的，肯定了中止的任意性。可以看出在进行理论分析和实际判断时，我们都不自觉地会用到伦理性因素。即便是提出的种种新的限定，如“放弃法敌对意思”“向规范的回归”，也不过是伦理因素的变种罢了。没有伦理因素的支撑，立法会趋于机械化，从而陷入“存在即合理”的循环论证。没有伦理因素的支撑，我们其实也无法解释为什么犯罪中止要享受如此优厚的法律待遇，我们为什么会原意宽宥一个真诚自愿放弃犯罪的行为人。如果仅从客观层面考虑，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几乎相同，为什么我们会对未遂犯有所恐惧与心有余悸而能接受中止犯的“浪子回头”？无论是从政策角度解释还是从刑罚目的考虑，好像都不能给出有力的说服。如果是为了达到预防目的，那么将所有的犯罪分子给予严厉惩戒、不予优待岂不是更能起到预防作用？如果从政策上考虑，脱离了伦理因素，我们为什么会认为中止犯有回归社会的可能性、值得法律奖赏呢？其实这种伦理性因素恰恰是“犯罪中止”的合理性所在，正是这种伦理性的动机让人们对行为人作出了宽谅、奖赏的选择，让我们相信行为人有回归社会的可能，正是这种伦理因素才是支撑“犯罪中止”的核心所在。其实在我们进行判断和衡量时，我们无法跨过伦理这道坎，不仅是刑法，其他法律规范也都或多或少地渗透着伦理因素，比如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笔者认为，我们确实是要避免道德归罪，但是对于伦理因素与法律的交融，我们也不必如临大敌，刑法是社会的底线，没有一种犯罪不是反伦理的，伦理给我们提供了入罪的支持，也给我们出罪的理由。刑法是保护一个社会共同体的核心道德，这种核心道德正是我们一切社会规范的源头。除掉伦理性因素，法律只是一部冰冷的机器。但作为一部为人所造、为人所遵守并维护社会共同体秩序的法律并非高高在上之物，它应当低下它的头颅，成为我们每个人都可触及的有温度之物。

摘要：犯罪中止的成立要件之一即中止行为应当有效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一般情况下行为与结果相伴而生，犯罪中止的有效性评价不存在争议，但是在一些案件中行为与结果显现之间存在一定时间间隔，如何评价犯罪中止的有效性存在分歧，本文旨在探究评价犯罪中止有效性的标准。

关键词：犯罪中止；中止行为；刑事政策

犯罪中止，是指在犯罪过程中，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而未完成犯罪的一种犯罪停止形态。从犯罪中止制度设计的本意来考量，犯罪中止是现代刑事立法中较为普遍设立的一项制度，主要原因是基于刑事政策上的考虑，“立法可以从刑事政策角度出发在已经犯了罪的行为人之间架设一座中止犯罪的黄金桥”，以此鼓励行为人悬崖勒马，放弃正在实施的行为或积极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立法为了更好地完成规范、保护、教育等功能，必然对中止行为大加褒奖，促使犯罪的人迷途知返，从而大大降低犯罪既遂的可能性，大幅度减轻犯罪对社会的危害性。另一方面立法之所以规定中止必须减免刑罚，还出于刑罚目的论研究，其未造成实害，无一般预防之必要，其犯意自动消失，无特殊预防之理由。

按照刑法理论，犯罪中止的形态包括两种类型，即自动停止犯罪的犯罪中止和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犯罪中止。①也有学者总结为未实行终了的中止和实行终了的中止。关于犯罪中止的特征理论界存在不同的主张，有三特征说或四特征说之区别，即“有效性“的特征是犯罪中止的基本特征，不管是哪一种中止，都必须没有发生行为人原本所追求的、行为性质所决定的犯罪结果，还是仅为实行终了的中止或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犯罪中止形态中需具备的特征。笔者认为从犯罪中止制度设计的本意来看，“有效性”应当是衡量是否成立犯罪中止的基本要素之一，如果不具备“有效性”的特征，中止行为没有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不能成为减免刑罚的依据。

如果犯罪结果不是在中止行为之后马上显现的，而是在一定时间之后才显现，针对这种情况目前法律对犯罪结果出现的时间并无相关规定，如何评价中止行为“有效性”存在争议。

借鉴中国法制史中《唐律疏议》的相关规定：手足殴伤人限十日，以他物殴伤人者二十日，以刃及汤火伤人者三十日，折跌肢体及破骨者五十日。限内死者，各依杀人论。古人通过立法的方式对于不同形式的犯罪手段致人伤害导致结果出现的时间做出了详细的规定，且不论这种规定是否合理，但可以看出古人对于犯罪结果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现是有所认识，这种认识也是符合自然科学规律的。既然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现，而犯罪中止的成立需要有效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所以判断犯罪中止的“有效性”必然要将中间的这段时间考虑在内，不是说当时没有出现犯罪结果，而是有效防止犯罪结果发生了。

第五章故意犯罪形态

第一节故意犯罪形态概述

一、故意犯罪形态的概念：是指故意犯罪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某种原因出现结局所呈现的状态。特点：1、客观存在着不同的形态；2、只能出现在犯罪的过程中；3、停顿性不可逆转性；4、只存在直接故意的犯罪中。

二、故意犯罪形态与故意犯罪阶段的关系：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1、在预备阶段只能出现犯罪预备和中止形态；在实行阶段只能出现未遂、中止、既遂。2、形态是静止的行为状态，阶段则是动态的发展过程。3、形态没有先后连续性，阶段则具有连续性。4、一个故意犯罪行为可能经过几个阶段，但不可能出现几种形态。

三、故意犯罪形态与犯罪构成的关系：分则只规定了既遂的形态。总则中讨论预备、中止、未遂。

第二节犯罪预备

论文关键词：转化型抢劫罪；预备犯；中止犯；未遂犯

论文摘要：关于转化型抢劫罪的停止形态，一直存在不少有待解决的理论争议。从司法实践看，转化型抢劫罪的预备行为有存在的可能，但是对于这种预备行为，没有必要将其作为抢劫罪的预备犯进行处罚。在满足时间、自动性、有效性三方面条件的情况下，转化型抢劫罪可以成立中止犯。对于转化型抢劫罪既、未遂的标准，应以是否最终取得财物作为标准，但对于具有加重构成的转化型抢劫罪，只要具备加重构成要件，不论是否取得财物，都成立既遂。

犯罪停止形态，是指犯罪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主客观原因而永久停止下来的各种犯罪状态。在刑法理论上，将犯罪停止状态区分为完成形态和未完成形态。前者是指既遂犯，后者则包括预备犯、未遂犯和中止犯。按照刑法的规定，转化型抢劫罪是以抢劫罪来定罪处罚，普通的抢劫罪存在不同的犯罪停止形态，那么转化型抢劫罪是否也存在不同的犯罪停止形态呢?如果存在，成立的条件或者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对此，刑法理论界还存在较大分歧和争议。

一、关于转化型抢劫罪是否存在预备犯的问题

对于转化型抢劫罪是否存在预备形态，我国刑法理论界鲜有论及。现有的观点大都认为转化型抢劫罪不存在犯罪的预备形态。其理由大致为：刑法第269条规定的“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是指已经着手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的当场，才具备向抢劫罪转化的前提条件。如果说先行的盗窃、诈骗、抢夺只停留在犯罪预备阶段，即还没有开始着手实施实行行为，就不可能产生转化的情况。在先行行为的犯罪预备阶段采取的抗拒抓捕等行为，其手段行为构成什么罪就按什么罪处理，但不构成抢劫罪。如果在后行行为处于预备阶段，只是因为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着手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情况下，依据刑法典的规定，“当场实施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表明后行行为已经着手，其预备阶段因为不具备转化的客观条件，所以就不可能转化为抢劫罪。这种观点实际上把先行的盗窃等行为作为转化型抢劫罪实行行为的一部分，从而将先行的盗窃等行为的犯罪预备阶段视为转化型抢劫罪的预备阶段。但是，如果从转化型抢劫罪为身份犯的角度考虑，转化型抢劫罪的预备行为并不等同于先行的盗窃(诈骗、抢夺)的预备行为。这是因为先行的盗窃等行为无论处在何种停止形态上，其作用都是对主体附加一个作为转化前提的特殊身份。而着手实行行为的起点是行为人给予特定目的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在实行行为着手以前，行为人都可能为犯罪的实行作准备，而这可能是在先行的盗窃等行为未遂、既遂甚至中止之后。比如，甲入室盗窃，窃取财物之后准备离开，听到另一房间内有人起床，甲担心被抓，于是在房间内寻找可以用来行凶的器具备用，后因意志以外的原因停止下来。也就是说，行为人为可能发生的暴力、胁迫行为做准备的行为，并非一定是发生在实施盗窃等行为之前，也有可能是在实施过程之中或者之后。因此，从行为样态上看，并不能完全否认转化型抢劫罪预备行为的存在。但是对于转化型抢劫罪的预备行为是否有必要将其作为抢劫罪的预备犯进行处罚，却存在疑问。

对于这一问题，日本刑法学界在对事后抢劫罪进行研究时，给予了相当的关注。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以日本刑法第237条抢劫预备罪的规定是否适用于事后抢劫罪为切入点。日本刑法第237条规定：持有抢劫犯罪的目的，并做过此种预备的人处以两年以下的处罚。比如说，行为人企图行窃时，考虑到可能被人发现，为免除逮捕，准备刀等凶器以备使用，这种行为可以理解成是持事后抢劫的目的而所作的准备。于是，刑法第237条中所言及的“抢劫目的”中，如果包含事后抢劫目的的话，行为人就构成了抢劫预备罪；如果不包含在其中的话，就可以否定抢劫预备罪的成立。对此，日本有判例(最高裁昭和54年11月19日决定·刑集33卷7号710页)持肯定观点，认为“刑法第237条‘抢劫目的’中，包含有刑法第238条中规定的以准抢劫为目的的情况”。在理论界，支持判例的肯定说占大多数，但认为事后抢劫的目的并不成抢劫预备罪的否定说也有相当的影响。肯定说与否定说从条文的位置、目的确定性、与身份犯之关系等方面，提出各自的理由。这些观点不乏可供参考之处，但仅从这些方面看，还很难说哪种观点更具优势。

摘要：大学生犯罪事件逐年上升，所以大学生法律意识缺失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因而就如何对大学生开展法制教学的问题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本文主要针对当前大学生法制教育缺失与加强大学生法制教育的必要性开展讨论，提出法律意识和模式的重新构建，给学术树立正确的法制观念，让学生知法、懂法、用法。

关键词：大学生；法制教育；缺失；高效教学模式

我国法制制度的逐步完善，现在法律已经和生活各个领域相互联系，大学生是未来发展的希望，所以提升大学生法律意识尤为重要，大学生法律意识的提升，只要依靠科学合理的发展教育。改革开发，让经济飞速发展，但是也冲击人们的思想观念，当前大学生主流思想依旧趋向于积极健康，但是受到家庭、社会各方因素的影响，大学生中间依旧会产生违法乱纪的情况，这些都将影响到高等教育的和谐发展。

一、大学生法制理念缺失的主要原因

（一）教育观念落后

现在我国各大高校对大学生法制教育的培养都局限在教学计划中的基础课程培养，法律对于学生来说只是一门课程，部分院校把法制教育也法制教学混为一谈，法制教育德育功能也受到淡化，没有将法制教育看成培养学生个人素养的一门学科，因而忽略学生法制能力以及法律精神。很多大学在开课初期就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修养结合一起讲授，法制教育被归类为德育教育，授课教师也不是专业的法制教师担任，大部分是德育教师兼任，所以减低法律的层次，学生从主观上就没有重视法律，因而部分高校忽略法制教育的重要性。比如，大学生已经是成年人，因而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是部分大学生还依旧把自己当成未成年人，很多入学的大一新生，由于一言不合聚众打架，更甚者是本市学生欺负外地学生。引发很多不良反响，公安机关的介入，导致该名学生失去获得学位证书的机会，学生在大家事件开展之处只是把该事件定位为同学之间的矛盾升级，但是从法律层面是恶性斗殴，即使没有造成人身伤害，还是构成刑事犯罪，出现这类情况的根本原因就是教育观念的落后，如果学生在打架之处就了解相关危害在组织打架过程中必然会有所顾忌，不会如此草率和鲁莽，当造成恶性事件后悔不当初。因而对大学生进行法制教育的过程让学生了解自己超过18岁后，要承担的法律责任，这是规范学生行为的准则，一旦跨出这个准则那么就要受到法律的严惩。

自动恢复行为是…种犯罪既遂后的行为，即在行为人实施了犯罪行为后，主观上积极的，及时主动的对其的侵害对象进行恢复原状或者积极的进行弥补，自动的消除或者减少其犯罪所造成的损害的行为。?犯罪人在犯罪既遂后实施了自动恢复的行为就表明犯罪人其主观恶性和其人身危险性随着恢复行为的自愿进行，已经得到了显著的减少或是消除。不但和犯罪中止有相等值的地方，其自动恢复行为对社会利益的维护要更胜犯罪中止。既然行为人犯罪的恶性减少了，相应的刑罚也必须相应的减少，这是罪刑相一致的原则体现。

由于犯罪人对权益不同的恢复形式和不同等的恢复程度以及前行犯罪造成的危害程度也不尽相同，要在法律上对自动恢复行为做出可以相对自由一些的规定，可以让法官多些自由裁量权。对自动恢复行为进行立法上的构建和对犯罪人的处置方面还是应该尽量的进行轻量刑、广规定的原则，对于那些确实已经完全消除人身危险性的犯罪人，可以适度的免去其刑罚的处罚或是用民事纠纷去解决这些问题。

根据自动恢复行为的不同的种类，规定相适宜的刑罚幅度，在不同的幅度内进行从宽的处，如说重罪的自动恢复行为的法定幅度就要小于轻罪的法定幅度。重罪犯的人身危险性和其的主观恶性就要大于轻罪的，就像故意伤害的人身危险性一般就要大于侵占罪的人身危险性。虽然同样在罪后都采取了积极主动的弥补行为，重罪犯的自动恢复行为要做的思想上的挣扎往往还要大于轻罪，即便是减少了很多人身危险性和主观恶性，但是其原有的人身危险性是较大的，故并不能武断的将其混为一谈。对于立法上，根据我国刑事立法的合理性要求，必须首先合乎逻辑性的将自动恢复行为理论引入我国刑法之中，作为一个国家的刑事法律规范：

首先考虑的应当是其与具体的罪刑规范之问及法条内部和刑法典与附属刑法、单行刑法各条文之间是否能够互相配合、协调。

其次是有可预测性。对于刑事立法而言，引入自动恢复行为理论就要求刑事立法主体所创制的刑事法律规范能使行为人据此对自己行为所导致的刑法后果准确地作出预测，简言之，自动恢复行为在刑事法律规范的调整中应当具有可知性。自动恢复行为在刑事立法要体现出这一点形式合理性要求，必须要做到以下两点：(1)自动恢复行为的适用范围合理(2)自动恢复行为在不同罪过中的刑罚配置合理。

最后是立法必须是有可操作性，即法律法规本身在刑法中有操作的可能，不会是肆意的滥用或是立而不用，也就是自动恢复行为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可行性。

摘要：自动恢复行为是在犯罪既遂后实施的一种弥补犯罪过失的行为，是一种罪后的悔罪行为，同自首立功一样有其得价值存在，通过对其得研究提出立法建议。

关键词：自动恢复；概念；立法

自动恢复行为是…种犯罪既遂后的行为，即在行为人实施了犯罪行为后，主观上积极的，及时主动的对其的侵害对象进行恢复原状或者积极的进行弥补，自动的消除或者减少其犯罪所造成的损害的行为。·犯罪人在犯罪既遂后实施了自动恢复的行为就表明犯罪人其主观恶性和其人身危险性随着恢复行为的自愿进行，已经得到了显著的减少或是消除。不但和犯罪中止有相等值的地方，其自动恢复行为对社会利益的维护要更胜犯罪中止。既然行为人犯罪的恶性减少了，相应的刑罚也必须相应的减少，这是罪刑相一致的原则体现。

由于犯罪人对权益不同的恢复形式和不同等的恢复程度以及前行犯罪造成的危害程度也不尽相同，要在法律上对自动恢复行为做出可以相对自由一些的规定，可以让法官多些自由裁量权。对自动恢复行为进行立法上的构建和对犯罪人的处置方面还是应该尽量的进行轻量刑、广规定的原则，对于那些确实已经完全消除人身危险性的犯罪人，可以适度的免去其刑罚的处罚或是用民事纠纷去解决这些问题。

根据自动恢复行为的不同的种类，规定相适宜的刑罚幅度，在不同的幅度内进行从宽的处，如说重罪的自动恢复行为的法定幅度就要小于轻罪的法定幅度。重罪犯的人身危险性和其的主观恶性就要大于轻罪的，就像故意伤害的人身危险性一般就要大于侵占罪的人身危险性。虽然同样在罪后都采取了积极主动的弥补行为，重罪犯的自动恢复行为要做的思想上的挣扎往往还要大于轻罪，即便是减少了很多人身危险性和主观恶性，但是其原有的人身危险性是较大的，故并不能武断的将其混为一谈。对于立法上，根据我国刑事立法的合理性要求，必须首先合乎逻辑性的将自动恢复行为理论引入我国刑法之中，作为一个国家的刑事法律规范：

首先考虑的应当是其与具体的罪刑规范之问及法条内部和刑法典与附属刑法、单行刑法各条文之间是否能够互相配合、协调。

一、国内外关于"着手"认定的观点

贝卡利亚在《犯罪与刑罚》一书中，首次在刑法学界中提到“着手”一词。到了18世纪以后，大陆法系的各国纷纷将“着手”一词界定为犯罪未遂中诸多特征中之一。［1］但如何界定“着手”，在各国刑法理论界中一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定标准。总的来说，大陆法系的刑法学界主要有主观说、客观说、折衷说三种观点。主观说基于刑事实证学派的立论，认为危险性格是刑事责任的基础，犯罪是行为人危险性格的表露，行为本身只具有征表危险性格的意义。因此，对于行为的着手不能仅从客观方面上予以认定，而应当从主观方面上加以考察，以行为人是否存在犯罪意图来确定犯罪的着手。客观说坚持客观主义立场，认为着手是实施行为之开始，主张从行为人所实施的客观行为出发来确定犯罪的着手。折衷说主张同时从行为人的犯罪意图和客观行为两个方面来确定犯罪的着手，认为当行为人明确表露出犯罪意图，并且实施了具有社会危险性的行为时即为犯罪的着手。［1］我国学者对“着手”的认定观点也不一致，陈兴良教授认为：犯罪行为的着手应当是主观上的犯罪意图转化为犯罪行为的开始［1］；张明楷教授则认为：已经开始实施可能直接导致行为人所追求的、行为性质所决定的犯罪结果发生的行为时，就是行为的着手［2］；而高铭暄教授认为：所谓着手，就是开始实行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某一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行为［3］。

二、对于中国刑法中“着手”认定的分析

我国《刑法》第23条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犯罪未遂是故意犯罪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种未完成犯罪的停止形态，第23条规定犯罪未遂必须具备以下特征：（1）已经着手实行犯罪，（2）犯罪未得逞，（2）犯罪未得逞是由于犯罪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犯罪预备，是指为了实行犯罪而准备工具、制造条件，但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着手实行犯罪的形态。由此看来，“着手”是犯罪行为的起点，它标志着预备阶段已经结束，它是犯罪未遂与犯罪预备相区分的主要标志。因此，辨明“着手”是认定犯罪未遂和犯罪预备的前提，正确界定“着手”具有重要的刑法理论意义和司法实践意义。笔者认为故意犯罪是行为人不断将其头脑中的犯罪计划加以实现，从主观见诸于客观、现实化的过程，而不同的犯罪故意必然引起反映其客观化的犯罪行为系列过程的不同。假设将着手行为界定的时间靠前，就容易让人误认为是严刑主义，对于鼓励行为人的中止犯罪较为不利；假设把着手行为界定的时间靠后，有失我国刑法的威慑作用，可能会把早已进入犯罪实行阶段的行为界定为预备行为；如果我们采取的判断标准太模糊或过于抽象，也不能准确判断何种行为才是“着手”犯罪。为了对“着手”确定较为准确，在司法实践中切实可行、好用的判断标准，笔者认为需要做以下具体分析：从《刑法》第24条对犯罪中止和第67、68条对自首、立功等从轻处罚情节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的刑事政策和立法的价值取向是最大限度地减少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最大可能地鼓励行为人停止已经开始的犯罪的预备行为和犯罪的实行行为，以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基于这种立法的价值取向和刑事政策，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推理：只要能最大可能地防止犯罪对社会和人民利益的危害，最大程度地鼓励行为人中止犯罪行为，我们的立法就没有理由不规定或采用能达到这种社会效果的量刑情节和犯罪的相关定义。但是我们却看到《刑法》第22条对犯罪预备行为及其量刑情节的规定，加上前面对“制造条件”在立法、理论、实务认定上的模糊性，实在难以最大程度地鼓励中止预备犯罪行为。

笔者认为，理论和立法上我们都有把“着手”的界定在一系列前后相继的犯罪行为中尽量推后的必要，这样“着手”之前为了犯罪的行为我们都可以把它们归入犯罪预备行为的范畴，使更多的犯罪预备行为都能得到从轻处罚的优遇，从而达到鼓励行为人在犯罪预备阶段中止犯罪的目的，最大限度地保护社会和个人免受犯罪之害，把单纯准备犯罪行为排出犯罪之外［4］，我认为如此就可避免前述第22条在司法实践中难解决的问题。因为只有单纯的准备犯罪行为而没有明显犯意外化的行为没有任何实害和现实危险，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因没有客观认定的依据是不可能的和不必要的，不利于鼓励行为人中止准备行为。由此看来，我国《刑法》第22条对预备犯的规定有进一步探讨和修改的必要。

那么对“着手”的界定在前后相继系列犯罪行为中的推后是不是宽纵了犯罪人？对此笔者认为，这种推后是以人们对犯罪的通常认识和刑法分则对具体犯罪构成的规定为依托的，是能够被一般观念所接受的，是有通常的标准的。从刑法对预备犯和未遂犯量刑情节的弹性规定来看，法官在考虑刑罚时有较大的裁量权，对具体的犯罪表现完全可以根据其不同的犯罪情节和社会危害性做到罪刑适应，使犯罪分子得到应有的惩罚。笔者认为，犯罪行为的主客观性决定了我们在界定“着手”时不能偏执一端，必须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标准，同时犯罪行为是人们认识的客体和刑法规定的内容，这就决定了我们在界定“着手”时不能不考虑刑法分则对具体犯罪的规定和人们的通常认识。理论上对“着手”的众说纷纭源于具体犯罪现实表现的千姿百态，应根据以上分析确定一个一般界定标准，即行为人所实施的刹那间犯罪行为环节就是着手。“行为环节”意味着“着手”不一定就是单个的身体动作，也可能是几个身体动作的组合整体，而在此之前的行为都是犯罪实行前行为，即犯罪预备行为，我们姑且称这种认定“着手”的标准为“具体犯意或具体犯罪性质被感知说”。例如，保险诈骗，以去保险公司“告诉”为着手；开枪杀人，以瞄准时为着手；故意纵火，以被点燃的物品能够独立燃烧时为着手。因此，犯罪实行行为的着手体现了具体犯罪构成要件的统一，具备了主观和客观两个基本特征。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为基础，是我们认定实行“着手”应当坚守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