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研究范文10篇

摘要]构成要件是我国刑法学中犯罪构成理论研究过程的基本词汇。该词源于资产阶级刑法学,曾被前苏联和我国学者深刻批判过,但在构筑社会主义国家犯罪构成体系上又被广泛使用,以致于批驳与立论相当混乱。本文对怎样正确理解构成要件,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标准,构成要件与犯罪形态的关系等问题,作了探讨。

[关键词]构成要件标准犯罪形态

犯罪构成是刑法学的核心,历来为学术界关注。经过学者和实际工作者的辛勤耕耘,这一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刑法学的繁荣和指导司法实践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当我们静下来理智思考这一问题时就会发现有关犯罪构成问题的研究说法或观点固然很多,甚至有许多已被普遍承认和接受,成为我们去评价一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模式。但也不能忽视有些问题用这一模式去衡量又有些牵强,或不尽人意,争论很大。任何一种理论或科学当它不能圆满解决相关的问题时,修正或完善就在所难免。持此态度,本文欲从什么是构成要件,衡量构成要件的标准,研究犯罪构成所应坚持的态度以及犯罪构成与犯罪形态的关系发表一己之见,以求同仁指正。

一、犯罪构成要件

“构成要件”一词对我国刑法学界来说是舶来品1。在资产阶级刑法学里,犯罪构成的理论是把构成要件分为一般构成要件与特别构成要件两部分。前者是指总则要件,也称犯罪的成立要件,后者是指各种犯罪所具有的特别构成要件,亦即各具体构成要件,一般称为构成要件2。因此,构成要件一词有其特定的含义,即用以表示刑法分则上各个抽象构成犯罪事实(即法定构成事实)。某种行为符合构成要件是犯罪成立的首要的和基本的条件,但并不是唯一条件,即行为符合构成要件与犯罪并不是同等的更不是同一概念。要成立犯罪还必须具有违法性和有责性。正如我国刑法学界对资产阶级的犯罪构成学说评论的一样,其在认定犯罪和适用刑罚等问题上都犯有以行为或行为人为中心的主客观相分离的倾向1。但有一点是特别肯定的,构成要件仅指刑法分则条文上规定的各种犯罪的特别构成要件。

前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学者们力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建立社会主义的犯罪构成体系,其中最具有代表性又为此作出实质性贡献的首推A.H.特拉伊宁,在其名著《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中首次明确提出了犯罪构成是负刑事责任的唯一基础,犯罪构成是主客观要件的有机统一等观点。他将犯罪构成的因素分为四类:(1)表明犯罪客体的构成因素;(2)表明犯罪客观方面的构成因素;(3)表明犯罪主体的构成因素;(4)表明犯罪主观方面的构成因素2。犯罪构成的因素能不能像我们今天简称为犯罪客体、客观方面、主体及主观方面是值得推敲的,特拉伊宁对此有过明确的论述。客体、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绝不是犯罪构成的因素,其实构成并没有这些因素,因此他们不能“组成”构成;事实上可以而且应当在犯罪中划分客体、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不过这是在犯罪中而不是在构成中划分,犯罪构成的使用是揭示犯罪的具体内容,因此在构成中可以而且应当划分的是表明犯罪的客体及客观方面,犯罪的主体及主观方面的因素3。显然特拉伊宁在这里区分了犯罪要件与构成要件,但遗憾的是在诸如表示犯罪构成因素的时候,如犯罪客体与犯罪客体的构成因素,仍把部分和整体等同起来,使其先前的立论并没有贯彻下去,这也已是被学术界同仁们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再者,特拉伊宁的论述中对构成要件是有所限制的,认为罪状规定犯罪构成,即刑法典中的罪状可以说是每个构成的住所,4构成永远是具体的,永远是现实的5。由于特拉伊宁的观点有些内容存在矛盾,随后一些学者们将刑法总则规定的要件与刑法分则规定的要件统一纳入到犯罪构成要件之中去6。因此,在前苏联的犯罪构成研究过程中构成要件有一个变化过程,从具体的刑法分则规定到包括刑法总则的规定,将犯罪构成的四个方面的因素简称为四个方面的要件,这一说法广泛地流传下来,直至今天。

一、单位犯罪的概念与特征

单位犯罪是犯罪的一种具体形态，先来讨论一下犯罪问题。19世纪法国刑法学家、犯罪学家塔尔德曾经指出：“犯罪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现象，可以用一般的社会规律来加以说明。”①我国刑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了犯罪的基本概念，即“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上述犯罪概念表明，我国刑法上的犯罪概念，是一个坚持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这一实质特征与违反刑法禁止性规范的形式特征相统一的犯罪概念，可以说，犯罪是指一切危害社会的、违反刑法的、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这一概念涵盖了犯罪的三个基本特征，因单位犯罪同样具备这三个特征，所以作一较深入的阐释。

（一）社会危害性。法律的规定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意志，当某一种具体行为侵犯了统治阶级的利益或动摇了其统治秩序时，它必然以法律的形式把它约束起来，即规定为犯罪行为，从而名正言顺地加以制约。我国刑法总则对于构成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外延作了概括的规定，分则中又将严重社会危害的内容分为十章，区别情况作了具体规定。社会危害性可以说从本质上体现了犯罪，从其表现形态来看可以划分为物质性危害和非物质性危害，前者是能够具体确定和度量的，又是具体有形的物质形态，后者是抽象的、无形的、不能具体测量的一种损害；还可以划分为现实的危害和可能的危害，前者是已经实现的社会危害，具体表现为实害犯，后者是可能发生的社会危害性，具体表现为危险犯或者不完整的故意犯罪形态，如犯罪的预备犯、未遂犯和中止犯等。某一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及其危害程度的强弱大小，这些是根据统治阶级的价值标准来判断的，因为法律毕竟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形式，它要适时而恰当地将其意志表现出来，必然要打上这一鲜明的特征烙印。同时，社会危害性还要随着时代的变迁，经济的发展，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从而体现出明显的动态意向，在不断的改变中体现其历史形态和可比性质。为了把犯罪和违法行为相区分，社会危害性还有一个程度问题，即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才能构成犯罪，否则只是一般的违法行为，用普通的道德规范加以调制就可以了。

（二）刑事违法性。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犯罪行为属我国刑法明文禁止的行为，只要触犯了这些条文即构成犯罪。与此相对应的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即自由”，这也是法治国家的重要体现。我国刑法中的禁止性规范散见于刑法典、单行法规、附属刑法中，内容广泛。如果某一个人的行为，尽管具有某种社会危害性，只要它不具有刑事违法性，同样不能认定其具有犯罪的性质。

（三）应受刑罚处罚性。某一具体行为也必须达到应当给以刑罚处罚的程度时，才能认定为犯罪。从一般理论上讲，构成犯罪必然要处以刑罚，刑罚是犯罪的法律后果，二者不可分离。通常情况下，有犯罪必然有刑罚，除非具有法定免除刑罚情节、享有刑事管辖豁免、超过追诉时效等几种情节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有罪无罚。从立法上看，所有的犯罪，都必须具有应受刑罚处罚性这一特征。

犯罪概念的上述三个特征，是辩证统一的，缺一不可的，三个特征中，社会危害性是本质特征，刑事违法性与应受刑罚处罚性是从社会危害性特征派生出来的，三个特征互相联系不可分割，共同构成犯罪概念的总体，成为区分罪与非罪的总标准。

关键词：上游犯罪；明知；罪数区别

20世纪以来，国际范围的洗钱活动日益猖獗，引起了世界各国和有关国际组织的关注。洗钱犯罪也被列入21世纪十大犯罪之首，控制和惩治洗钱犯罪，现已成为各国和国际社会面临的一项重要和艰巨的任务。中国是新兴的市场环境，由于自身的体制尚不完善，所以遭受国际洗钱活动的严重危害性日益突出，对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带来了不小的冲击。鉴于洗钱行为的严重危害性，我国继1997年《刑法》第191条规定洗钱罪之后，2006年6月29日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六)》在《刑法修正案(三)》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洗钱罪的三类上游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和金融诈骗犯罪。2006年10月31日出台的《反洗钱法》更是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反洗钱法律制度。本文就洗钱罪的“上游犯罪”的界定、洗钱罪主观要件“明知”的内涵以及与相似犯罪的区别等问题进行探讨。

一、洗钱罪的上游犯罪的若干问题

（一）洗钱罪的上游犯罪的界定

在谈论洗钱罪常常涉及到上游犯罪和下游犯罪两个概念。由于洗钱行为一般是将贩毒、走私、黑社会、贪污贿赂、诈骗等犯罪所得和收益通过复杂的交易手法转变为表面合法化的财产。因此，我们将能够获得资金收益并直接诱发洗钱动机的犯罪称作上游犯罪，而将洗钱罪称作下游犯罪。如果要准确的把握洗钱罪，应该首先界定洗钱罪的上游犯罪。“上游犯罪”范围的界定，大致有四种做法:一是将“上游犯罪”的范围限制在某些特定的犯罪。如意大利1978年刑法典将洗钱罪的范围限制于抢劫、敲诈或诈骗以及绑架犯罪；二是将“上游犯罪”的范围限制为犯罪。比如法国在1994年生效的刑法典，也正是为了遏止犯罪这个初衷而设立洗钱罪。但是由于这种做法使洗钱罪范围过窄，基本上已被大多数国家所抛弃；三是将“上游犯罪”的范围扩大到了所有的犯罪；四是将“上游犯罪”的范围泛化到所有的违法行为，只要行为人实施了将非法获取的货币资金或其他财产合法化的行为，就构成洗钱罪。1从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将洗钱罪的修改来看，我国应该属于上述四种分类中的第一类。不过有关立法部门已经把立法重心有所扩大，把法律制裁的着力点转移到打击洗钱犯罪的实际需要和有利于加强打击洗钱犯罪的国际合作需要这个出发点上来了。但是目前国际反洗钱立法的趋势已经是对一切犯罪所得的清洗行为定罪，即不限定上游犯罪范围。而我国现行刑法将洗钱罪的上游犯罪限定为犯罪等七类犯罪，范围明显过窄，这一限制既不利于反洗钱犯罪的国际协助和合作，也不利于有效预防和打击洗钱犯罪及其上游犯罪，实践中对某些案例处理已经缺乏刑法依据，已不能适应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

（二）在现实法律操作中，狭窄的上游犯罪可能会造成罪刑不相适应。

一、单位犯罪的否定——彻底的理论反思（一）法人本质学说之争法人能否成为犯罪主体是与对法人本质的不同认识分不开的，现在理论上一般认为“法人拟制说”和“法人实在说”是法人能否犯罪的一个理论基础。法人拟制说认为，法人本不是人，是法律将其拟制为人的，它纯属观念上的存在。19世纪初，德国学者萨维尼完善了法人拟制说的主要观点，他认为，法人是法律以假设的方法创造出来的权利义务主体。法人拟制说认为，既然法人是一拟制的主体，它也就不具备犯罪人应有的行为意志和行为能力，就不能犯罪，也不会产生法人犯罪的刑事责任问题。

法人实在说认为，法人和自然人一样属于现实存在的有机体，法人机关及其代表人以法人名义实施的行为应视为法人的直接行为。法人不仅具有权利能力，而且具有行为能力，由此直接引导出法人可以成为犯罪主体的结论。法人实在说是视法人为一种现实的存在物。法人实在说为追究法人的刑事责任提供了理论根据，因而被刑法理论广泛认可。

我们认为，“法人实在说通过理论中的本人说调和了拟制说的部分观点，试图用其来解决学说的内部矛盾，但其做法并不成功，而且这种调和只能带来学说基点上的混乱和模糊。一个理论学说必须正确定位其所要解释的范围，法人实在说的优势在于阐释法人行为的外部效果上的逻辑性和现实的简便性，它一旦深入到法人内部关系上便显得无能为力。”法人实在说把法人分成几个机构，这些机构是法人的法律意义上的肉体。但是，我们得承认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法人的法律肉体和自然人的法律肉体从生物学意义上和法律构造意义上均存在根本上的不同，法人在生理机能上难以具备自然人的肉体所具有的自然选择结果下的和谐运作功能。”由此可见，法人实在说强调的是整体意义上的探讨，但没有考虑机关本身以及机关与机关之间的具体关系，所以忘记考察法人内部所具有的先天“精神分裂症”。

综和上述对法人实在说的批判，我们赞同法人拟制说。

（二）单位犯罪的肯定论和否定论的争议及其焦点单位或者法人能否成为犯罪主体？单位或者法人成为犯罪主体之利弊的评价如何？中外刑法界及其刑法学界，一直存在着肯定和否定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1.外国单位犯罪及其刑事责任问题概况。早在罗马法时代，已出现了法人的概念，罗马法奉行“社团不能犯罪”的原则，认为法人不能成为犯罪主体。在封建刑法中也存在着把团体组织作为犯罪主体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一般来说，封建刑法所规定的团体组织的刑事责任，体现的是株连责任，而与现在刑法的罪责自负的原则相悖。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罪责自负原则确立，犯罪被看成是个人在其主观罪过的支配下实施的危害行为，刑事责任应该由实施犯罪的人担负。直至19世纪上半叶，在资本主义世界里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其刑事责任和刑法理论都不承认法人可成为犯罪主体。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垄断阶段，随着法人数量的不断增加，法人犯罪愈演愈烈，因而各国家制定法律措施，包括刑事对策。英美法系主要国家逐渐树立了法人可以成为犯罪主体的观点，这种观点主要以法人“实在说”为依据。但目前也有学者提出废除说，认为是自然人的身体行为，对人适用刑罚；不符合罪及个人传统原理，是株连责任；罚金刑和行政处罚的罚款没什么区别。资本主义大陆法系的多数国家，一向恪守罗马法“社团不能犯罪”的原则，否认法人可以成为犯罪主体。这种观点主要是以法人的拟制说为根据。因而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和司法实践均否认法人为犯罪主体。如在德国、日本中，否定说占了主导，他们认为：犯罪行为是身体的动静，只能由自然人实施；刑罚只针对有伦理的人；自由刑只对自然人适用，即使罚金在不能缴纳时易科自由刑，也否决了法人的犯罪能力；一个犯罪行为双重处罚，既罚自身，又罚代表。但近年来，某些大陆法系的国家也有学者提出法人可以成为犯罪主体的主张，如有人认为有犯罪能力但需在特别刑法中规定。

[摘要]工业文明使人类社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对大自然的无限索取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逐渐使人类陷入与自然对立的状况。世界各国为了保护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不断寻求解决途径。目前，生态环境恶化的程度已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世界各国已认识到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和亟待解决的紧迫性，同样注意到仅仅保护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是不够的并开始转变思维，将环境犯罪的范围扩展至生态环境。同时，环境刑事立法法益保护也由传统的人本主义向生态主义与人本主义并重过渡，环境犯罪伦理基础也逐步向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转变。文章基于此视角上的转变，提出处罚环境犯罪同时还应加入环境刑罚辅助措施，以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环境犯罪；生态环境；环境刑罚辅助措施

一、环境犯罪概念之界定

（一）环境概念之界定。若要界定环境犯罪的概念，必先清楚环境的概念。环境一词的内涵十分丰富，因不同领域而不尽相同。环境犯罪的产生又源于刑法对环境问题的介入，故限定环境刑法领域该适用怎样的环境概念亟待解决。从传统的法学研究领域和世界各国环境保护立法的状况来看，绝大多数国家通常将环境科学意义上的环境即人类的生存环境作为自己法律保护的权益。德国则将人类的生存环境与生态环境并重考虑，同时列为其法益的保护范围。德国学者认为刑法之所以保护环境，不仅是因为从人类的角度出发环境对人类的生命健康至关重要，同时，土地、大气、水源是生活的基础，环境是人类生活的组成部分，应该从生态学的角度对环境这一法益加以认识。①时至今日，众多学者仍对生态学上的环境概念是否应该纳入环境法和环境法学，这样做是否抢夺了人类的利益争论不休。环境状况恶化的今天，人类能再以狭隘的眼光和自私的心理去向大自然无偿索取，因此，作为环境犯罪意义上的环境，主要为人类生存的环境，还应该包括部分生态学意义上的环境。（二）环境犯罪概念之界定。目前对环境犯罪概念的界定仍无统一的标准，但根据对环境犯罪的不同称谓，学界当前对环境犯罪的界定没有太大的差别。通过对环境概念的考察可知，环境犯罪破坏了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资源，触犯了《环境资源保护法》和《刑法》的规定。纵观世界各国对环境保护的做法，在广泛运用刑法作为保护手段的同时，还需配合经济法、民法、行政法等方面的辅助手段。从传统的立法模式来看，对环境犯罪惩治的目的通常将保护人类利益置于首位，只有当人类的健康和财产受到环境犯罪的损害时才对其进行惩治。20世纪70年代后，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开始逐渐引起各国广泛关注，众多学者和保护环境的志愿者呼吁将环境保护的范围扩展至生态意义上的环境法益。在这一点上德国对环境犯罪中环境的保护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德国刑法对环境法益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以保护人类生命健康为中心”到“以保护生态环境为中心”的转变。最初德国刑法保护环境的目的在于使人类的生命健康免于遭受环境的侵害，后来转变为认为生态环境也是社会法益的一种，生态环境这一社会法益本身就应受到刑法的保护。这一转变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因此，应当确立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危害人类和社会整体利益的犯罪概念，由单纯对人身权、财产权的保护扩展至人的生存权利、经济权益、环境品质和生活品质的保护，从重视事后的惩罚转变为事后惩罚与事前预防并重，尤其要重视环境犯罪前的预防。基于以上论述，笔者倾向于将环境犯罪表述为：自然人或单位违反环境资源保护法规和刑法规定，破坏人类环境和其他生态环境，使生态平衡和人类社会受到威胁或实际损害，构成犯罪的行为。

二、环境刑法法益保护和伦理基础转变与环境犯罪的关系

（一）环境刑法的法益保护之转变与环境犯罪的关系。环境刑法中所保护的法益对象根据环境犯罪概念可知，为人类环境和其他生态环境。但从传统立法模式看，人类利益首先是考虑对象，环境立法的初衷不在于一般的保护生态环境，而在于保护人类的生命健康以及财产等利益免于遭受被破坏的环境的侵害。如果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没有造成对人类的实际损害，刑法则不会出面干预。这种立法思想存在以人类为中心的倾向，主张以人类为中心的人类生存环境，忽略人类所处的生态环境，最终法律保护的仍然只是人类自身利益，破坏生态环境仅仅是侵犯人类利益的媒介，惩治环境犯罪的行为仅为保护人类的自身权益。②生态环境对于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所具有的重要价值是不可低估的，生态环境受影响的程度明显或潜在地影响着人类社会。传统的法益更注重保护人类自身的利益，这就使得一些行为虽然已经对环境资源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但由于并没有实际威胁到人类的生命、健康、财产等利益，或者并未对这些利益造成威胁，传统刑法典便不认为是犯罪。因此，转变法益保护的观念至“生态中心主义”与“人本主义”并重成为焦点，因为仅追究造成人的健康、生命和财产的实际损害或威胁环境犯罪行为的责任时，可能使那些造成了环境的破坏但并没有危害到人类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利益的行为，免受法律的制裁，显然这是不利于环境资源的保护的。基于这种思想的转变，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世界环境刑事立法的趋势逐渐由传统的“人本主义”向“生态中心主义”与“人本主义”并重过程中转变。在兼顾人类自身眼前和未来利益的同时，还应对生态环境及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给予相当程度的重视，生态环境法益保护逐步成为主流观点。（二）环境刑法伦理基础之转变与环境犯罪的关系。因环境犯罪的产生源于刑法对环境问题的介入，环境刑法又是运用刑罚手段保护环境的法律，是刑法的有机组成部分。环境刑法作为一种必要的“恶”，就需要与道德规范体系相一致并获得伦理上的支持，使之具有正当性根基。不同社会、不同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因社会、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处于一个不断转变的状态之中。随着社会的发展，环境伦理学逐渐建立，环境伦理被认为是人与人之间应当建立一种平等的伦理关系；人与人负有道德义务，人对人之外的自然存在物也负有道德义务。环境伦理道德影响环境刑事立法始于20世纪初，目前，人类对伦理道德的认识已经不断攀升到新的高度：公正和平等成为刑法道德理念的核心，公开和宽容成为刑法道德理念的基础，人道成为刑法道德理念的直接体现。③环境刑事立法法益保护的对象于20世纪70年代后开始由人本主义向生态中心主义转化，基于法益转换和价值观的改变，世界运用刑法手段保护环境生态法益的面越来越广，力度越来越大，对如何整治环境犯罪提供了越来越坚硬的基础。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道德观是一种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观，现代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以生态中心主义为中心，重视人类自身的长远发展和生态利益。不仅注重代内公平、代际公平、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更注重以此为基础的环境刑事立法，制定合理的环境犯罪防控对策，有效约束人的行为，取得更为理想的法律效果。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实际就是生态中心主义与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结合，很大程度上反映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重要性，也即部分学者所谓的折中环境伦理观念，它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环境刑法的指导思想应当是人本主义和自然本位主义的有机结合，因此，环境刑事立法既要考虑人类的利益，还要兼顾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利益，这样才能保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已日益被人类所倡导且被世界各国选择适用，相信在今后的社会进程中，人类和大自然将会重修友好。

一、单位犯罪的主体。

单位犯罪的主体是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

公司、企业。依照公司法的规定，公司也是企业，由于公司这种企业组织形式在单位犯罪中所占比例较大，因而有必要将其摆在突出位置，这样有利于加强对公司犯罪的惩治和预防，所以刑法中将二者分开表述，以示其重要性。

事业单位。所谓事业单位是指受国家机关领导，没有生产收入，不实行经济核算，所需经费由国家开支的单位。与公司、企业不同，事业单位一般不以营利为主要目的，而是注重于社会公益事业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有些事业单位主要依靠国家预算对其拨付经费，它们的任务只能是从事公益性事业，不参与市场竞争，因此成为单位犯罪的可能性很小；而有些事业单位能够直接参加有关的民事活动，享有民事权利，承担经济责任，甚至被推向市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虽然一般不以营利为主要目的，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参与了市场经济活动，是很有可能成为单位犯罪的主体的。

机关。机关是指从事公共事务管理活动的权力部门，主要指国家政权机关，如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司法机关以及军事机关等。这里的机关应从狭义上理解，即仅指地方国家行政机关。但即使是狭义的机关，也不可能成为所有具体单位犯罪的主体。

团体。团体是指由某一行业、某一阶层的人员自主成立的组织，包括人民群众团体、社会公益团体、学生研究团体、文化意识团体、宗教团体等。与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相比，团体的结构比较松散，履行的社会职能比较特殊，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影响。

一、黑社会性质犯罪与腐败联姻的成因分析

首先，从黑社会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来看，他们需要权力的庇护。在我国开展“严打”整治斗争中有一个“专有”名词叫“保护伞”，它并非法律概念，而是政治概念，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阻止对黑社会性质组织违法犯罪活动进行查处的行为，也即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腐败庇护行为。黑社会性质犯罪跟腐败为什么会这么紧密联系在一起，究其成因，可以说腐败的庇护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生存保障。

各种类型的犯罪团伙和集团要生存、要发展，必然挖空心思向党政机关和执法部门渗透，编造“关系网”，寻求“保护伞”。一些地方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在获得良好的生存环境、并逐步完成罪恶的“原始积累”后，就会不甘于地下，开始直接向经济、政治领域渗透，寻求新的发展。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本质来讲，在经济领域，他们注定不可能公平地从事正当经营，而只会采取种种非法手段(诸如走私贩私、倒卖枪支、贩毒、拐卖人口、弄虚作假搞行业垄断等)去迅速攫取暴利。而要使这些非法活动披上合法的外衣或为之提供足够的掩护，也只能借助于腐败分子手中的权力。

历史证明，罪恶的力量一经得到合法权力的翼护，就必然会形成“权威”。而无论合法还是非法的“权威”，一经形成，社会就不可能无视它的存在和效力。大多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深知“两手都要硬”：一手要心狠手辣，一手要寻求“保护伞”，只有这样才能发展才能坐稳江山。第一手不硬难于敛财起家，第二手不硬难于长期立足。在这些“官人”的暗中照应下，一些地方的黑社会组织获得了宽松的生存环境，“借树蓄阴”，“茁壮成长”。浙江苍南以许海鸥为首的“托运部”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就设立了专门从事拉拢腐蚀干部的“公关部”，其负责人张明清对当地党政各部门的主要领导的阅历、爱好、社会关系、家庭情况烂熟于胸，一天到晚忙于迎来送往、请吃行贿、歌舞娱乐，腐蚀了一批干部。

国家干部尤其是政法干部为何心甘情愿替黑社会充当“保护伞”?主要是利益驱动和情惑。现今社会人们生活价值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追求享受为很多人所期盼。国家干部做为有权阶层很容易产生不平衡心理，手中握着权力却只能得到相对“微薄”的工资，面对花花世界却不能得到应有的物质和精神满足。在这种社会环境和心理作用下，这些人群在外界诱惑下就很容易丧失抵制力，一旦尝到甜头也就欲罢不能，一部分人群甚至会主动想方设法得去进行权钱交易，利用手中所掌握的权力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从腐败分子的物欲膨胀心理来看，黑社会组织的“孝敬”正好填补了其欲壑。而部分腐败分子还需要黑社会组织这样的隐形杀手为自己的权力发展扫除障碍。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也深知这个道理，所以他们编织“关系网”的手法也非常原始却非常有效，主要靠钱色牵针引线。部分思想变质、品行败坏、生活堕落的干部极容易被黑社会犯罪集团的“糖衣炮弹”所俘获。

一些蜕化变质、腐败堕落的党政干部和政法干警往往一拍即合，黑社会势力一经得到“保护伞”的翼护，就无异于与腐败分子结成了利益共同体，从而筑起一道逃避法律制裁的屏障。正是在各种“关系网”和“保护伞”的推波助澜、助纣为虐作用下，一个个带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集团才得以横行城乡，危害一方，为非作恶，肆无忌惮。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发展，又进一步促使了腐败现象的蔓延。许多参加“反黑”工作的司法办案人员愤愤坦言：哪里的黑社会性质的恶势力猖獗，哪里的腐败现象就严重。两者相互影响，相互滋养，相互勾结，相互利用，严重破坏了社会治安。

贿赂犯罪是一种权钱交易的刑事犯罪活动。尽管随着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和对经济犯罪分子打击力度的进一步加强，贿赂犯罪活动受到一定遏制，但是犯罪分子作案手段却也日趋隐蔽，贿赂双方一般都是在“一对一”的情况下进行权钱交易，案件证据的“一对一”也就长期困扰着司法工作，笔者试着从贿赂犯罪的证据特点入手，探讨建立贿赂犯罪的一些证据规则，提出实践中运用证据的意见。

一、贿赂犯罪的证据特点

贿赂犯罪证据与其他犯罪证据一样，也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等特征，本文不再论及，下面就该罪证据的其他特性作些阐述：

（一）单一性。

该特点又称“一对一”性，也就是从贿赂犯罪实施过程来看，是行贿人和受贿人一对一的形式，是钱款与无形权力的交易，因这种犯罪的特殊性，决定了它不像大多数犯罪，都有两种以上证据相互印证、形成锁链。实践中，定案的依据往往只有被告人的供述和行贿人的证言，证据较为单一。

（二）互证性。

【内容摘要】随着世界刑法理论由客观主义向主观主义的演进，行为人正在取代行为成为刑法学研究的焦点。犯罪中止形态正是顺应了这种形势而成为现代立法中普遍设立的一项刑法制度。犯罪中止是故意犯罪过程中犯罪人出于自己的意志而未完成犯罪的一种特殊的犯罪停止形态，其特殊性在于其停止的原因是行为人出于自己的意志，在这种状态中，行为人的主观意志决定了行为的停止状态。由于中止犯的特殊性在于行为人的主观意志，而要认清主观状态的具体情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对于中止犯的立法概况、成立条件及刑事责任方面各国都有不同的规定。本文讲围绕这些问题，并结合我国的相关规定，做了进一步的探讨。

【关键词】：犯罪中止成立要件责任依据

日本刑法学家平野龙一认为:“中止犯在整个犯罪论中或许不一定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而且，现在也并非特别紧急的问题。但是，中止犯集中体现了犯罪论的各种论点。犯罪论所讨论的是具备什么要件时，才能科处刑罚，而中止犯所讨论的是具备什么要件时减轻或免除刑罚，可以说，这是''''反过来的犯罪本身''''.”[1]正是因为犯罪中止理论中的许多问题与刑法学的根基和本源紧密相连，所以多少年来它一直是刑法学领域中一片极具吸引力和争议性的园地。本文拟对犯罪中止的相关问题加以探讨。

一、各国刑法中关于犯罪中止的规定概览

（一）外国刑法中关于犯罪中止的规定简介

在英美普通法中，对犯罪中止通常作未遂罪处理，在处罚上也不做任何特别考虑。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有大约半数州的刑事制定法允许被告人把非外来障碍致犯罪未完成的情形作为无罪辩护的理由。在美国尚有一个州的刑事制定法明确否定犯罪中止可作为辩护事由。但已有九个州的法院以判例法形式否认了中止犯的可免责性，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判例是LeBarron.Stcote案。[2]

高级人若是犯罪，往往是高级犯罪，手段高级，过程高级，结果高级。比如贪官污吏、窃国大盗不用暴力、不用受辛苦，只需要动动嘴，或做出一点暗示就可以攫巨额金钱，拥高级美女，享高级生活。

低级人若是犯罪，则是低级犯罪，他们没有能力盗国库、贪巨款、揽国际女星于怀中，最多是偷盗抢斗殴，而贪污受贿老鼠仓等高级犯罪他们是闻所未闻。

公众对这两类犯罪的痛恨程度是不同的。低级犯罪，往往是对社会普通人和下层人进行的。通常情况下低级犯罪的被害人自己也不富裕，有时被偷抢几千元几万元对他们来说是巨额财产，因此他们恨死了盗贼。而高级人对这类犯罪的感受则不很相同。首先是社会的保安警力等主要放在高级人群聚焦的地方，他们的安全得到较高的保障。其次是即使受到几万甚至几十万元的盗抢也是的“湿湿水”，连他们的皮毛也未伤到，所以盗抢对他们的影响的微乎其微的。曾有许多报导，某大官员的家被梁上君子光临，损失巨大也不去报警就是例证。

根据我国的刑法，可以看出，盗窃罪、抢劫罪、抢夺罪、侵占罪等，可以归为低级罪。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等，则可以归入高级罪。低级罪主要为低级犯罪人，无权、无势、甚至无固定生活来源的人所为，使用手段多为低级手段。高级罪主要或者只能由高级犯罪人，掌握重权或有着巨额收入的人所为，使用手段主要是高级手段。

几个低级罪的量刑标准：抢劫罪：3-10年、10以上、无期、死刑。盗窃罪与抢夺罪：3年以下、3-10年、10年以上、无期。侵占罪：2年以下、2-5年。

几个高级罪的量刑标准：贪污罪与受贿罪：免于刑事处分、1-7年、5-10年、10以上、无期、死刑。挪用公款罪：5年以下、5-10年、10年、无期。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5年以下。私分国有资产罪：3年以下或拘役、3-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