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问题范文10篇

一、我国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现状

自我国建国以来，共颁布了两部刑法，分别是1979年和1997年修订并实施的，相对于1979年刑法典，我国在1997年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就对危害环境的犯罪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即在分则第六章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罪第六节中规定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条文中关于环境犯罪的行为分为了两类：第一类是污染环境的行为，第二类是破坏环境主要是自然资源的行为，这些规定在加强惩治环境犯罪的可操作性和系统性，拓展危害环境犯罪的范围，增加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明确环境犯罪的刑事处罚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标志着我国环境刑事立法正逐步走向完善。但是，从刑法修订到目前，在实践中频频发生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正不断地暴露着我国环境保护措施的诸多缺陷，许多惨痛的教训也警示着我们要不断地发现问题、改进问题，以期更有效地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

二、环境刑事立法规定上的缺陷

（一）环境犯罪立法体系的缺陷

我国现行《刑法》是在1979年旧刑法典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它抛弃了原有的“立法推理”模式，模仿俄、德等国在刑法中设立专章专节的模式，将环境犯罪从以前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提出来，将其改入“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中，并作为专节来规定。这样编排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是我国刑法保持稳定性，但却也存在着许多难以适应现实刑事制裁需要方面的不足：

1.不能凸显环境犯罪的重要地位。修改后的刑法将环境犯罪以节的形式编排并还将一些罪名夹杂在其他章节中，使环境犯罪显得杂乱无章，缺乏统一性和严谨性，不利于预防犯罪、惩治犯罪。

所谓单位犯罪，就是由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依据我国刑法第30条的规定，单位犯罪的主体为单位，即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而且只能是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构、团体这些特定的社会组织体。单位犯罪作为一种特殊的犯罪形式，也同样离不开犯罪的这一本质特征。单位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这些特定的社会组织体对刑法所保护的特定领域的社会关系造成的损害。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单位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范围一般主要存在于国家的经济流通、社会管理和行政管理等领域。综上所述，单位犯罪是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犯罪，即是单位本身犯罪，而不是单位的各个成员的犯罪之集合。一、单位犯罪的概念单位犯罪，在刑法理论上，也称为法人犯罪，是相对于自然人犯罪而言的，是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我国1979年制定的刑法只规定自然人可成立犯罪，没有规定法人可以成为犯罪主体。但随着改革开放政策逐步实施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单位犯罪的问题被提了出来。为了打击包括法人组织与非法人组织在内的单位犯罪，1987年的《海关法》第47条第4款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犯走私罪的，由司法机关对其主管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该单位判处罚金，判处没收走私货物、物品、走私工具和违法所得。”这是我国首次规定单位犯罪的问题。此后我国陆续规定了一些其他种类的单位犯罪。1997刑法第30条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据此，所谓单位犯罪，就是由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危害社会的行为。至此，我国系统的规定了单位犯罪的相关问题。二、单位犯罪的特征我国刑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了犯罪的基本概念，即“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上述犯罪概念表明，我国刑法上的犯罪概念，是一个坚持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这一实质特征与违反刑法禁止性规范的形式特征相统一的犯罪概念，可以说，犯罪是指一切危害社会的、违反刑法的、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这一概念涵盖了犯罪的三个基本特征，所以，我国的单位犯罪同样具备下面几个特征：（一)单位犯罪主体的特定性依据我国刑法第30条的规定，单位犯罪的主体为单位，即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而且只能是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构、团体这些特定的社会组织体。所谓公司，是指依照《公司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所谓企业，是指没有公司化的国有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私营企业、联合企业、“三资”企业以及外国企业；所谓事业单位，是指从事公益性活动的非经营性组织；所谓机关，主要是指国家机关，根据1986年第六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批准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规定，党的机关也包括在内；所谓团体，是指社会团体。以上这些可以成为犯罪主体的单位，必须是合法成立的。该单位必须合法存在、享有民事主体资格。有学者称单位犯罪主体的特殊性表现在“单位犯罪是两个犯罪主体”即复合主体。由自然人主体与单位主体共同构成。(二)单位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所谓社会危害性，是指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造成这样那样损害的特性。单位犯罪作为一种特殊的犯罪形式，也同样离不开犯罪的这一本质特征。单位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这些特定的社会组织体对刑法所保护的特定领域的社会关系造成的损害。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单位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范围一般主要存在于国家的经济流通、社会管理和行政管理等领域。其社会危害性范围虽然不及自然人犯罪范围那样广泛，但是由于这些犯罪组织体的能量大，因此其社会危害性程度则是自然人犯罪所不能比拟的。[4]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单位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另一方面要采取有利措施予以从严打击。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单位犯罪不仅具有社会危害性这一本质特征，同时其社会危害性还必须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才构成犯罪，如果单位所实施的违法活动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情况，则不能作为犯罪来处理。(三)单位犯罪的刑事违法性违法行为有各种各样的情况，犯罪是一种违法行为，但不是一般的违法行为，而是触犯刑律的行为。单位犯罪作为一种特殊的犯罪形式，当然也离不开刑事违法性这一重要特征。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单位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特别规定为单位犯罪的，才能构成单位犯罪，才应当负刑事责任。法律没有特别规定的，尽管是以单位名义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也不构成单位犯罪，单位也不负刑事责任。因此，单位犯罪的刑事违法性不仅是我国新刑法所确定的罪行法定的重要原则，也是单位犯罪的重要特征，离开了刑事违法性这一重要特征，单位犯罪也就无法谈起。综上所述，单位犯罪是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犯罪，即是单位本身犯罪，而不是单位的各个成员的犯罪之集合。单位成员之间是按照单位的统一要求和一定秩序，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协调一致，共同形成单位整体的，是由单位的决策机构由直接责任人员实施的，是为本单位谋取非法利益或者以单位名义为本单位全体成员谋取非法利益，为单位谋取合法利益的行为，不可能成立任何犯罪；仅仅为单位少数成员谋取非法利益的行为，也不成立单位犯罪，须刑法明确规定才可够成，刑法没有明确规定有单位犯罪的，不能够成此罪。三、单位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一）就单位故意犯罪而言，是否一定要有为本单位谋取非法利益的目的对此，有观点认为构成单位犯罪必须以此为主观要件。还有观点认为，为单位谋取非法利益是指这样一种心理事实，单位犯罪的决策机关在决定某一事项时，虽然认识到该事项违反法律规定，但在为单位谋利的狭隘动机驱使下，仍然决定实施这一行为，而直接实施单位犯罪行为的单位成员，也不是出于个人私利。尽管为单位谋取的非法利益可能使其全体成员分享，但核心是为单位本身或者说为单位整体谋取非法利益，否则，就不成其为单位犯罪。笔者认为，为本单位谋取非法利益不能成为单位犯罪的要件。就我国刑法规定的单位犯罪而言，大多数是出于为本单位谋取非法利益，但有些单位故意犯罪的成立并不需要有谋利的目的，如刑法第229条第1款规定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因此，将为单位谋取非法利益作为单位犯罪的要件，将放纵一部分的单位犯罪，不利于维护市场经济秩序。[1][2][][]（二）单位犯罪是否一定以本单位的名义笔者认为单位实施犯罪行为不一定都用本单位的名义，因为首先有些单位犯罪并不需要什么名义就可以实施，其次有些单位犯罪为了使犯罪更加隐蔽，往往隐蔽自己的单位名称，对外没有什么单位名义。单位秘密绕关走私就是如此。最后有些单位犯罪不是以自己单位名义实施，相反却是假冒他人的名义进行。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6月18日的《解释》第3条明确规定，即使是用单位的名义实施，但如果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的，同样应当按照自然人犯罪而不是单位犯罪的有关规定定罪处罚。因此，“以单位名义”实施犯罪并非所有单位犯罪的必备条件。（三）单位犯罪是否必须在“职务活动或业务范围内”实施。对此，有论者认为，单位的犯罪行为必须与自己的业务活动相联系，超出单位业务范围，或者与单位业务活动无关的行为不能成为单位犯罪的客观方面的内容。这种观点也是不正确的。一种犯罪是否可以由单位来实施，具有法定性，即只有法律明文规定的，才可以是单位犯罪。但从目前的刑法规定来看，刑法中的单位犯罪也并非必然与本单位的业务活动有关，或者必须是在单位业务范围内。不可否认，有些单位犯罪可能与本单位的业务有关，如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但有些犯罪根本与本单位业务活动风牛马不相及，例如，单位组织淫秽表演罪，怎么能说这种犯罪与单位的业务活动有关呢？而且在实践中，虽说单位的权利能力限定在业务范围之内，但单位超出业务范围之外的活动也并非一概无效。因此，将单位犯罪限定在职务活动或业务范围内实施明显地与法律规定相违背。（四）单位犯罪行为的主体究竟是法人还是单位对此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法人说与单位说。法人说认为，法人与自然人是相对应的一对概念，它并非一类真正的人，而是依法建立或是法律拟制的类似于自然人的一些具备行为能力的人，用法人定义更符合该类犯罪主体的一些本质特征，具有科学性。其次，非法人单位犯罪比较少见，法人定义基本可概括该类犯罪的全貌。最后，用法人定义有利于与国际接轨，便于操作和司法执行。单位说认为，法人无法概括当前单位犯罪的全貌，使一些单位逃避法律的制裁，并且法人犯罪不是一个法律概念，而是一个理论概念，许多国家立法也采用法人的说法。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单位犯罪中存在单位与自然人的双主体。笔者认为单位犯罪的主体应确定为单位。首先，我国刑法的规定，单位犯罪为“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它要求能够成为单位犯罪主体的只能是公司等法人或其他合法存在的非法人组织。就单纯从字面解释而言，自然人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具备这一条件或资格的。其次，如果承认自然人也是单位犯罪的主体也就是在事实上承认了单位犯罪实际上是单位与自然人共同犯罪。然而在单位犯罪中，单位代表人或直接责任人等单位成员的行为应视作单位的行为。单位是拟制的人，其意志只能通过具体的个人行为来体现，而不能脱离个体单独存在。因此，在单位危害社会的时候，不存在单位与单位成员共同犯罪的情况。如果单位与其内部的自然人共同犯罪，自然人则必须是以独立的个人身份并且是为牟取个人非法利益，如果其以单位成员身份参与犯罪，则不属于共同犯罪。因此认定单位与其内部自然人共同犯罪，该自然人必须既有单位犯罪的故意，又有个人犯罪的故意。这种共同犯罪一般表现为以下两种情形：其一，单位内部的自然人不是以单位成员的身份而是以独立的个人身份，且为了个人利益而与单位共同实施的故意犯罪。如某甲是某公司的职员，他预谋从香港走私一批外烟进口，但资金不足，便与公司经理商定，由公司提供贷款，走私违法所得，双方按四六分成。某甲走私后，非法牟利100万元，某甲得40万元，公司分得60万元。某甲与公司就成立走私罪的共犯。其二，单位内部的自然人与单位的整体意志相吻合，且不是以个人身份而是以单位成员的身份，为牟取个人利益而实施的犯罪。如某企业职工王某见自己的企业不景气，便向单位领导建议，由企业出资800万元，他自己筹集500万元，由他负责从国外走私香烟在境内销售，所得利益由企业与他个人均分。企业决策机关经验就决定，同意王某的建议并立即筹款实施。如前所述，此种情况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作为单位内部的一员，王某实施的犯罪应构成单位犯罪；另一方面，王某具有为自己牟利的目的，他的行为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应当肯定这是王某个人与单位之间的共同犯罪。总之，单位犯罪的主体只能是依法成立的、具有一定组织机构的，具备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和行为能力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和团体等单位，而不是法人或单位与自然人的混合主体。单位的性质不影响单位犯罪的成立。我国刑法第30条规定的单位，既包括国有、集体所有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也包括依法设立的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企业和具有法人资格的独资、私营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不以单位犯罪论处的情况。具备下列行为之一的，均不视为单位犯罪，而只能以自然人犯罪处罚:(1)个人为进行违法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2)公司、企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3)盗用、借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所得或私分的。我国对单位犯罪原则上采取双罚制，即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处罚金，同时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刑罚。刑法分则和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摘要:贿赂犯罪由于没有直接的被害者,很难从当事者那里获得有关犯罪的证言和其它证据。对此,美国等一些国家司法机关在对贿赂犯罪追究刑事责任时频繁地使用强制作证与刑事免责制度。而我国目前主要是通过不起诉、自首、立功等一系列制度,来解决对受贿犯罪进行成功指控中的证据问题。但由于获取证据的手段不够有力,使证据的真实性和稳定性难以保证,因此有必要学习和借鉴国外的一些相关制度。

关键词:贿赂犯罪;强制作证;刑事免责

一、我国惩治贿赂犯罪中的两难现实

2001年7月,原江西省温圳粮库南昌办事处副主任周雪华,因贿赂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被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全部个人财产。据称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因行贿被判处无期徒刑的首例案件。行贿罪在旧刑中的刑期上限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1997年新刑法大大加重了处罚,针对情节特别严重的,可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这是从立法上体现严惩行贿犯罪的指导思想。1999年3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出的《关于办理受贿犯罪大要案的同时要严肃查处严重行贿犯罪分子的通知》,是基于目前对行贿和介绍贿赂犯罪的打击不力的现实作出的决定。通知指出:“近一时期,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依法严肃惩处了一批严重受贿犯罪分子,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是还有一些大肆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的行贿犯罪分子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法律追究?”因此“,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要结合办理贿赂犯罪案件情况,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找出存在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以改变对严重行贿犯罪打击不力的状况。”一方面为查处受贿案件不得已采取了必要的刑事政策,另一方面担心对严重行贿犯罪打击不力。该通知的内容反映我国司法实践中打击受贿和行贿两种犯罪的两难境地。通知在针对行贿犯罪打击不力的问题上规定:“在查处严重行贿、介绍贿赂犯罪案件中,既要坚持从严惩处的方针,又要体现政策,行贿人、介绍贿赂人具有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第三百九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介绍贿赂犯罪情节的,依法分别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行贿人、介绍贿赂人在被追诉后如实交待行贿、介绍贿赂行为的,也可以酌情从轻处罚。”这一通知可谓用心良苦,一方面希望依法严治行贿犯罪,另一方面又希望能够得到行贿人和介绍贿赂人的主动交待。然而这一通知是否真能有效地获得行贿人和介绍贿赂人的主动交待,解决对受贿犯罪进行成功检控的证据问题的同时达到从严惩处行贿的目的,是令人怀疑的。

应当说,周雪华因行贿被判处无期徒刑,正是体现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严惩严重行贿犯罪的指导思想。贿赂犯罪,是腐败行为中最为典型的表现形式之一。贿赂犯罪必定导致法律规范的弱化,影响公众对国家公务活动的信任和支持。因此对贿赂犯罪必须加以遏制从而保护公职人员职责的公正性和公众对官员的信任。而行贿与受贿属于“对合犯”,行贿是受贿的前提,因此,要遏制贿赂犯罪,惩治和遏制行贿是必要的一环。就周雪华行贿胡长清个案来看,周为获取个人不法利益,在胡通向深渊的路上铺路架桥,既为胡创设犯罪条件,又诱发其犯罪欲望。还为胡腐败出谋划策,胡的堕落,周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因此,就周个人所犯罪行而言,判处其重刑无可非议。

然而,在惩处行贿犯罪时也有些问题需要考虑。首先涉及到贿赂犯罪的特殊性,关系到司法的实际条件与需要,同时还涉及公民的不容忽视的权利。

[摘要]赌博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外主流文化一直视其为不良行为，几乎历来各国统治者都制定过禁止赌博的法律法规和措施，然而赌博却仍旧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世上。时至今日，出于刑法谦抑性和刑法经济性考虑，加上非犯罪化思潮的推波助澜，很多国家已逐渐放开了对赌博的禁止。针对目前中国时禁时弛的刑事政策以及禁而不能的赌博现状，学界展开了有关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争辩。本文中，笔者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利用法经济学的分析工具阐释了赌博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争端，并对赌博非犯罪化的正当性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赌博；概念；犯罪化；非犯罪化；成本；收益；正当性

一、赌博的概念

各国法学理论界对于赌博这一概念的解释并不完全一致，但是对赌博的理解还是基本相通的。“赌，即以偶然事实决定输赢；博，即指博取财物。赌博简单地说就是用财物作注赌输赢。”目前担任赌博关系协会主任、被公认为研究赌博的主要权威保罗·贝灵格(PaulBellringer)认为赌博是可以描述为“两个人以上协议赌博、赌注由输的人给付赢的人、结果具有不确定性、结果是由运气决定的、参与赌局”的一种活动。[1]

二、赌博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之争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对赌博一直采取严厉措施予以打击。一是在立法上明确规定严厉的处罚措施，二是通过运动式的“大禁赌”对赌博活动进行遏制和打击。但是目前，赌博活动不仅死灰复燃而且日益猖獗，赌博、网络赌博、出境赌博等新形式的出现，使参与赌博的人数、资金迅速增加。据统计，我国每年有将近6000亿元人民币的资金流向国外及港澳地区的赌博行业。[2]为此，学术界针对赌博犯罪化是否有法理依据，是否应该对赌博非犯罪化，现在能否对赌博非犯罪化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辩。下面，笔者将从法经济学的角度将两派学者的观点进行阐述。

[内容摘要]会计犯罪是我国当前经济犯罪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刑法尚没有将此罪纳入其中。针对这种情况，本文从犯罪学的角度研究了当前我国会计犯罪的动因及现状，对会计犯罪的概念、特征、内涵及外延进行了界定，并针对我国会计犯罪的原因提出了相应的防范措施。[关键词]会计犯罪会计管理体制内部控制一、会计犯罪概念的首次提出要准确地把握会计犯罪，首先就要明确会计犯罪的概念。根据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概念，所有的犯罪行为都具有以下三个特征：一是犯罪行为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二是犯罪行为具有刑事违法性；三是犯罪行为具有应受惩罚性。会计犯罪本身就是经济犯罪中的一种类型，因此，我们认为应将会计犯罪定义为：会计犯罪就是单位负责人和会计人员以谋取一定的非法经济利益为目的，利用职务之便在经济活动及相关活动中，直接或间接实施侵害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秩序，触犯国家刑律应受到刑法处罚的行为。它既包括会计人员受利益驱使而发生的主动犯罪，又包括会计人员被他人利用或唆使而导致的被动犯罪。会计犯罪在构成要件上表现出来的特征是：（1）会计犯罪的主体特征。就是单位负责人和会计人员。（2）会计犯罪的主观特征。即行为人（单位负责人和会计人员）在主观上都出于故意且为直接故意。（3）会计犯罪的客体特征。会计犯罪的客体，即大都为复杂客体。它不仅侵犯了国家、集体或个人的合法利益，而且同时也必然直接地分割了国家整体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秩序。（4）会计犯罪的客观特征，其明显的一个标志就是假账。主要是会计人员通过涂改、伪造原始单据；伪造、变造会计凭证等手段侵吞国家和集体的财产。会计犯罪的附随特征表现为：（1）智能性。会计犯罪又叫“白领犯罪”、“智能犯罪”、“职业犯罪”，主要是行为人（会计人员）使用智能手段、技术实施的犯罪。（2）复杂性。会计犯罪通常都是会计人员通过巧妙的账务处理来实施的犯罪，它往往通过一些变通手法，不易为人们及时发觉或揭露。（3）损失的极大性。会计犯罪给国家、集体、个人造成的损失往往是极大的，这种损失除看得见的直接损失外，还包括另一种隐性的无形损失，而且从长远看，后者损失要更大。因为它动摇了会计人员及会计信息客观真实在人们心目中的可信度，其性质和司法犯罪是一样的。（4）隐蔽性。会计犯罪，特别是当会计人员利用计算机进行犯罪时，表现更为隐蔽，难于留下明显的犯罪痕迹，不易被人们所发现。二、会计犯罪的内涵界定要准确地界定会计犯罪的范围，就必须确立一个科学的标准。这个标准必须准确反映会计犯罪的本质特征，即其内涵。我们认为，会计犯罪的内涵界定一是犯罪，二是单位负责人和会计。这两大内涵决定会计犯罪必须是一种会计行为侵犯社会经济关系的犯罪，其客体是一定的经济关系。但会计犯罪又有别于其他的经济犯罪，主要是会计犯罪的主体是单位负责人和会计人员。因此，笔者认为犯罪主体主观非法经济谋利性和客观行为经济相关性及其犯罪主体的单一性（单位负责人和广义的会计人员），是界定会计犯罪的主客观标准。犯罪主体主观非法经济谋利性是会计犯罪的经济性在主观上的反映，即犯罪主体实施犯罪活动的动机是为了谋取一定的经济利益，也即犯罪主体在主观上具有谋取非法物质利益之犯罪目的。这一主观非法经济谋利性是由会计犯罪的经济性所决定的，任何会计犯罪最终都指向一定的物质利益；犯罪主体客观行为经济相关性是指会计犯罪的经济性在客观上的反映，即犯罪主体实施的犯罪行为直接或间接地最终必然与一定的经济范畴相联系，无论其犯罪行为发生在社会的哪个领域，其犯罪行为最终要侵犯一定的经济关系、经济秩序；犯罪主体的单一性是指该种犯罪的实施者是单位负责人和会计人员（包括会计、出纳、财务机构负责人及会计主管人员），而不是其他人员。三、会计犯罪的外延界定会计犯罪的内涵界定决定了其外延应当包括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一系列违反经济、民事、行政法规的、具有刑事违法性、对社会经济产生危害，达到了应受刑事处罚程度的非法经济行为。由于会计犯罪的种类、行为具有多样性，因此，我们在界定会计犯罪的外延时必须要充分考虑各种各样的情况。首先，让我们对犯罪、经济犯罪、会计犯罪三者间的关系进行比较。三者中犯罪的外延最大，它包括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侵犯财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贪污贿赂罪、渎职罪、军人违反职责罪等各种各样的犯罪；经济犯罪的外延次之，它包括与经济活动相关的一些犯罪，如产品犯罪、税收犯罪、知识产权犯罪、金融犯罪、公司犯罪、广告犯罪、自然资源犯罪、贪污贿赂罪、破产犯罪?

美国人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其畅销书《世界是平的》中，将"铲平"世界的力量归结为十大动力，这其中，与网络有关的就占了6项。

网络在迅速改变着这个世界，给社会和越来越多的人提供便利，但与此同时，网络里的违法犯罪活动也越来越猖獗。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网络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正越来越趋于激烈。而这种较量，直接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安全。

现实中的犯罪大量向网络转移

5月18日，江苏省昆山市红十字会网站遭到攻击，黑客窃取该网站后台管理账号和密码后，将原网站页面替换成虚假页面，并把正常赈灾捐款银行账号篡改成其个人账号实施诈骗，随后该犯罪嫌疑人被警方抓获。

5月25日，一些网络黑客偷偷地潜入了湖南省红十字会网站，将上面的慈善账号改为了他们进行诈骗的银行账号，现在6名涉案人员已经全部被抓获。据湖南省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介绍，7天前，他们发现红十字会网站上遭受黑客攻击，原本网站的捐款账号竟然被更改，开户行从建行变为了农业银行，账户名也从湖南省红十字会变为了一个个人账户。

据统计，我国刑法（包括修正案）规定的421种罪名中，约有311种要求犯罪数额，约占刑法罪名总数的73.9%.它们或由刑法条文直接规定，或由司法解释规定；有的决定着犯罪的成立，有的影响着犯罪的区分，还有的影响着量刑的轻重。然而犯罪数额中仍存在不少问题，直接影响着对犯罪的正确定罪量刑，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一、我国刑法中犯罪数额存在的问题

（一）制定犯罪数额的法律依据问题

问题一：两高在制定某些犯罪数额认定标准时，常规定一个幅度，然后授权省级法院、检察院依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并考虑社会治安状况，在其制定的数额幅度内确定本地区的具体数额标准，并报其备案。这种规定的效力问题，值得考虑。

问题二：无权机关制定的犯罪数额，如2001年5月9日国家林业局、公安部《关于森林和陆生野生动物刑事案件管辖及立案标准》就盗伐林木、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走私珍稀植物、珍稀植物制品等制定了立案标准。

（二）将犯罪数额不合理扩张的倾向

一、社会标签理论关于农民工犯罪问题的解释

“标签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末兴起的重要社会学理论之一，它对现代犯罪学领域的研究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标签理论的理论基础是互动论，其基本观点是：在人们变成越轨者并持续作为越轨者的过程中，给人们贴上越轨者的标签是一个关键因素。具体来说，个体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往往易被社会贴上某种“标签”，一旦个体被帖上“标签”，社会其他成员在以后的交往中就会用一种固定的模式去看待个体的一切行为，而个体也有意无意地接受了这一标签，形成了一种新的自我概念，并开始依照此标签的行为模式来行动。当个体被贴上“越轨”的标签时，也容易受此标签影响从而从事越轨行为。从标签理论来看，不良的社会标签是个体产生犯罪行为的原因之一。农民工犯罪行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各界对农民工的各种不良的标签所致。

从我国农民工现状来看，农民工犯罪固然有制度、经济、文化、心理等各方面的原因，但社会上对农民工的不良标签效应也是不容忽视的原因。我国农民工在城市中处于社会的底层，多从事收入低廉的体力劳动，社会评价较低，被社会各界视为低等人和易犯罪的群体，得到的多是各种负面评价及不公正的待遇。在这种负面的社会标签效应下，加之城市生活巨大的生存压力，很容易使农民工受这些不良标签的影响，自认为自己低人一等，按照这种不良标签的行为模式来行事，从而走上犯罪的道路。

二、不良标签的具体表现

1.社会对农民工的标签：“高犯罪群体”

在社会各界看来，农民工是公认的高犯罪群体。根据当前农民工犯罪的统计数据来看，情况似乎如此。如广州市的调查表明，流动人口作案被抓获的占全部抓获的犯罪嫌疑人的比重近年来不断增加，由1995年的70%左右到2001年的80%左右，而流动人口中绝大部分是农村进入城市的务工人员，在其他大城市情况也大体类似。但是如果深入分析，就会发现仅仅根据这些现象就给农民工群体贴上“高犯罪群体”的标签是有欠妥当。具体原因如下：

摘要

随着人类文明程度和现代化程度提高，有组织犯罪也借助人类最新的科研成果向现代化，智能化发展。从某中程度上讲有组织犯罪也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团体，为躲避打击，他们也在不断的变化着手法，其组织结构也在不断的完善着，犯罪手段也在不断的提高。一些组织严密，结构完善的有组织犯罪团伙，其犯罪手段正在向智能化、现代化方向发展。处于初级阶段的有组织犯罪团伙正通过非法手段和渗透转换角色，以求获得合法地位或为其寻求保护，通过贿赂腐蚀手段为自己寻求更加牢固的保护伞，而具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发展趋势，从宏观方面而言，也呈现出在数量上日益增多、在质量上向典型的黑社会组织演化、在活动领域上趋于跨国跨地区性、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从组织内部来看，呈现出内部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人员激增、趋于职业化的特点，给打击犯罪、稳定社会秩序工作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关键词：有组织犯罪；特征；改造对策。

近年来，国内的涉黑犯罪呈上升趋势，有组织犯罪具备了黑社会的雏形，达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在新形式下对有组织犯罪变化进行科学预测，加强其改造对策研究，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有组织犯罪的概述及其特征

有组织犯罪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着眼于我国目前有组织犯罪的实际，考虑到未来同国际反有组织的接轨，可将有组织犯罪视为一个演化过程。依据群体共同犯罪组织的严密程度，成员的稳定状况，犯罪的主要手段，首犯的权威态度和职业的犯罪水平标准进行划分，可由轻到重划分为犯罪集团、黑社会性质犯罪、黑社会犯罪三个阶段。通常我们狭义所指出的有组织犯罪即“黑社会犯罪”，其中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当前我国特有的法律概念，指某些犯罪集团已经具有黑社会组织的性质和主要特征，但在组织规模和程度上又未完全达到黑社会组织的标准，属于犯罪集团向黑社会组织过度的中间形态，其在性质上属于有组织犯罪类型之一。其特征：

我国刑法在全面总结惩治危害税收征管犯罪的基础上，吸收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和《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的有关内容，在第3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犯罪的第6节规定了危害税收征管罪，对原刑法规范进行了进一步修改补充，细化了有关内容，增加了可操作性，对于打击税收犯罪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实践中仍存有不少问题，现就偷税和抗税罪中有关争议问题谈一点个人看法。

一、关于偷税罪的有关问题

偷税罪是指纳税人采取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薄、记帐凭证，在帐薄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的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数额达到法定额度标准或者因偷税已受过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行为。偷税罪是税收犯罪中最常见的一种犯罪。该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的税收征管制度；客观方面表现为违犯国家税收征管法律法规，采取欺骗、隐瞒等各种虚假手段，不缴或少缴应纳税款或已扣、已缴税款，情节严重的行为；本罪为特殊主体，即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且具有逃避纳税义务，谋取非法经济利益的目的。该罪争议问题主要有：

1、两类犯罪主体构成犯罪的标准问题。

刑法第201条规定的偷税罪，其犯罪主体包括两类：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对这两类不同的主体，法条在构成犯罪的标准上规定并不完全一致。对于纳税人，第201条第1款规定：“占应纳税额的10％以上不满30％并且偷税数额在1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或者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应以犯罪论处。也就是具有偷税数额达到一定标准或者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两种情况之一的就可构成偷税罪。而对于扣缴义务人，第201条第2款规定：“扣缴义务人采取前款所列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已扣、已收税款，数额占应缴税额的10％以上并且数额在1万元以上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有人认为第1款规定的因偷税受过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构成犯罪的标准，同样适用于扣缴义务人。我认为，从立法的规定而言，该标准不适用于扣缴义务人。理由主要是：（1）第2款明确规定的是扣缴义务人偷税达到规定的数额及比例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即法律已经明确规定依照前款处罚的标准只是数额加比例，并未涉及因偷税受过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依照前款规定处罚的问题。在《税收征管法》中，纳税人是与扣缴义务人并列规定的纳税主体，也即纳税人的概念中不包括扣缴义务人。刑法第201条第1款和第2款的犯罪主体，也明确对两者加以区别。（2）扣缴义务人的纳税义务与纳税人有区别。扣缴义务人本无纳税义务，只是根据目前国家的实际情况，从便利税务稽征等方面考虑，国家税法强制性规定扣缴义务人具有纳税义务，其纳税义务是基于国家的强制委托而产生，他是纳税人与国家之间的一个特定中介，无纳税人的经济活动，也就没有扣缴义务人的法律地位。因此，有理由对于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采取有区别的标准。不能得出对纳税人的标准同样适用于扣缴义务人的结论。对实践中存在的扣缴义务人因偷税受过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只能根据税法的规定，予以经济的、行政的处罚。另外尽管立法上对扣缴义务人构成犯罪“数额加比例”的标准虽然只规定了下限，而未像第1款对纳税人规定的既有上限又有下限，但其下限的规定，与第1款规定完全一致，说明立法在“数额加比例”构成犯罪的问题上，对扣缴义务人的偷税行为与纳税人的偷税行为构成犯罪的标准是相同的。

2、一般偷税行为与偷税罪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