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数额范文10篇

1犯罪数额不是客观处罚条件

有学者认为，犯罪数额不是定罪的因素，而仅仅是量刑的依据。这很容易导致将犯罪数额的性质等同于西方刑法学中的客观处罚条件。所谓客观处罚条件，又称可罚性的客观条件，是指犯罪成立之后，国家对犯罪进行刑罚处罚必须具备的某种客观事实条件。其实质在于以某种客观条件的具备与否来限制刑罚权的发动。作为客观的处罚条件，它本身不是犯罪构成的要件内容，即使该客观条件不存在，犯罪照样能够成立，只是不发生刑罚后果。客观的处罚条件提出以后在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关于客观上处罚条件是否属于犯罪的构成要件，是存在争论的，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客观处罚条件不是构成要件要素，也不影响行为的违法性与有责性，只是立法者基于刑事政策的考虑而设立的发动刑罚权的条件行为人不具备客观处罚条件时，仍然成立犯罪，只是不能适用刑罚而己。第二种观点认为，影响违法性的客观处罚条件应属于违法性要素，因而应是构成要件要素只有不影响违法性的要素，才是客观处罚条件。

因此，将客观处罚条件分为纯正的客观处罚条件与不纯正的客观处罚条件。第三种观点认为，所有的客观处罚条件都是构成要件，事实上根本不承认客观处罚条件。第四种观点认为，客观处罚条件也是犯罪成立的外部条件，于是犯罪成立条件便是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与客观处罚条件。在上述四种观点中，主要还是客观处罚条件的性质之争。即它是否属于犯罪的构成要件。否认客观处罚条件是犯罪的构成要件的观点，其主要理由在于这种所谓客观的处罚条件本身不是行为或者行为的结果，而是行为以外的其他事由，包括第三者的行为以及立法者设置的处罚条件。将这些与行为无关的事由归结为犯罪构成要件，从法理上难以成立。但将客观的处罚条件与犯罪构成要件相并列，又在很大程度上冲击犯罪与刑罚的关系。因为犯罪是刑罚的前提，刑罚是犯罪的后果，这是关于犯罪与刑罚的关系的传统观念。在犯罪与刑罚之间插入客观的处罚条件，尽管只是个别情形，也破坏了犯罪与刑罚的对应关系。肯定客观处罚条件是犯罪的构成要件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犯罪构成要件的范围。当然，构成要件是否限于行为及其结果本身也不是没有争论。这种行为的前提条件并非行为本身，但它对于行为的性质具有决定意义，将之归入构成要件并无不可。在这种情况下，将客观的处罚条件视为与行为的前提条件具有相同意义的内容，归结为犯罪的构成要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行为为中心的构成要件的传统观念，但在法理上并非毫无道理。更为重要的是将客观处罚条件归结为构成要件，视为犯罪成立的条件，维持了犯罪与刑罚之间的对应关系。

2犯罪数额不是独立的违法性评价要件

刑法分则中规定某些犯罪必须达到一定的数额，那么，犯罪数额要件竟在这些犯罪中，对于该犯罪的成立起何作用通行的观点认为，数额犯罪的构成要件，它是一个符合性的构成要件，因而不同于一般的构成件。犯罪数额不同于行为、行为客体、结果等这些一般的构成要件，而是在此基础上反映行为的违法性程度。’”大陆法系刑法因为采取的是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的犯罪构成理论，符合构成要件该当性的行为还要进行违法性的评价，因此，某些事实特征可以成为违法性评价因素。在德国、日本等国家的刑法上，财产犯罪的成立不要求数额为条件。这样，事实上发生的一些侵犯财产的案件，表面上符合构成要件的该当性，但是由于财产价值轻微，不值得适用刑罚去干涉，从而被学者认为不具有可罚的违法性，并进而否认该行为具有构成要件的该当性。

因此，在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符合构成要件该当性的行为也许是没有实质违法性的行为，构成要件的形式与违法性的实质存在分离现象。但是，我国刑法犯罪构成理论与大陆法系犯罪构成理论不同，前文已述，我国犯罪构成的四要件是祸合式的犯罪构成，一有俱有，一无俱无，四个要件共同说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达到了犯罪的程度，应当受到刑罚的制裁。因此，某种行为如果具备了犯罪构成的要件，就说明该行为具有了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以及应受刑罚惩罚性。不存在形式上具备犯罪构成，而实质上没有违法性的问题，也不存在形式上符合犯罪构成而实质上不应受刑罚处罚的问题。这样，在犯罪构成的各个要件中，没有哪一个要件是独立的违法性评价因素，犯罪数额也一样。立法者在某些犯罪中之所以特别强调“数额”，主要是因为在立法者看来，数额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行为的危害性程度，符合数额要求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构成了犯罪。因此，数额在这些犯罪中，不是独立的违法性评价要素，数额本身就是犯罪构成的一个要件。具备该数额要求的构成犯罪，如果不具备该数额要求，整个犯罪构成都不具备。因此，那种认为某些行为由于没有达到法定的数额要件，而只是形式符合犯罪构成的观点是与我国刑法犯罪构成理论相矛盾的。

摘要：当前，受贿犯罪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例如，如何确定共同受贿行为中的个人"所得数额"，如何认定受市场行情影响比较大的贿赂物品的价值，如何认定及处理低价购房、收受干股的行为等，解决好这些问题对正确认定受贿犯罪，准确定罪量刑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共同受贿犯罪；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共同受贿犯罪通常呈现两种类型：一是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相勾结，共同索取、收受他人贿赂；二是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相勾结，共同索取、收受他人贿赂。根据刑法第386条的规定，对于受贿犯罪，应当按照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裁量刑罚。那么，共同受贿犯罪的"所得数额"如何确定？

一、两种大相径庭的数额认定标准

一种意见认为，从受贿共犯非法占有贿赂款物的方式看，共同受贿犯罪可以分为"共同占有型"和"分别占有型"两种情形。前者指国家工作人员与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近亲属或者共同利益关系人（如情人等）结成受贿共犯关系，其通常以共同占有受贿款物为特征。后者指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或者国家工作人员与其近亲属等之外的无身份者共同受贿，其一般都以共同分赃、分别占有受贿款物为归宿。在认定受贿"所得数额"时，对于"共同占有型"受贿，应当认定共同受贿的总数额；对于"分别占有型"受贿，应当认定各共犯人实际得到的款物数额（即个人分赃或实得数额）；对于共犯人部分分赃或尚未分赃的，可以参照其以前分赃的比例或者按平均数额分担。

另一种意见认为，刑法第386条中规定的"受贿所得数额"是针对个人受贿犯罪而言的，不能理解为共同受贿犯罪中的个人分赃数额。对于共同受贿犯罪的数额认定问题，应当依照刑法总则的共犯规定，按照"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共犯归责原则，认定个人所参与的共同受贿犯罪的总额。

摘要：在共同贪污犯罪中，贪污数额的认定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但目前我国对于数额的确定标准，立法中没有明确的规定，学术上没有形成通说，实践中也存在着不同的做法。本文在分析各种学说利弊的基础上，结合司法实践，提出犯罪总额是定罪量刑的基础，分赃数额是定罪量刑的一个重要情节。

关键词：共同贪污犯罪；数额

贪污罪既是一种职务性犯罪，也是贪利性的财产犯罪，它对公职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破坏及其程度，主要是通过对公共财产的侵害表现出来的。尽管决定贪污罪的定罪量刑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毫无疑问，贪污罪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主要表现在贪污数额上，其数额的大小，是衡量其行为社会危害性程度的主要依据，从而也是对贪污罪处罚的主要根据。因此，如何正确认定贪污数额关系到贪污罪与非罪，量刑的轻与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一、立法沿革

对共同贪污犯罪的处罚以什么数额为标准，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过程。1952年在《惩治贪污条例》中第一次采用了“分赃数额说”，即集体贪污按各个人所得数额及其情节，分别惩治。1979年的刑法典，在总则中对共同犯罪的处罚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在分则第155条贪污罪中，没有规定对贪污共犯处罚的具体标准。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规定：“二人以上共同贪污的，按个人所得数额及其在犯罪中的作用，分别处罚。对贪污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贪污的总数额处罚；对其他共同贪污犯罪中的主犯，情节严重的，按照共同贪污的总数额处罚”。此次补充规定中，既有“分赃数额说”，又有“犯罪总额说”。就司法解释而言，1985年“两高”在《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中提出：“对二人以上共同贪污的，按照个人所得数额及其在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分别处罚。共同犯罪的贪污案件，特别是内外勾结的贪污案件，对主犯应当依法从重处罚。贪污犯罪集团的危害尤为严重，贪污集团的首要分子，要按照集团贪污的总数额处罚”。可见此司法解释对共犯中的主犯、从犯采用的是分赃数额说，对贪污集团的首要分子采用犯罪总额说。1989年“两高”在《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解释道：共同贪污犯罪中，各共犯基于共同的犯罪故意，实施共同的犯罪行为，因此，各共犯均应对共同贪污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危害后果负责。对于共同贪污中主犯情节严重的，按照共同贪污的总数额处罚，共同贪污尚未分赃的案件，处罚时应根据犯罪分子在共同贪污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并参照贪污总数额和共犯成员的平均数额确定犯罪分子个人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对于共同贪污个人所得数额未达到2000元，但共同贪污数额超过2000元，主要责任者应予以处罚，其中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此解释第一次认可了“犯罪总额说”，即“各共犯均应以共同贪污犯罪行为造成的危害后果负责”。同时也对共同贪污尚未分赃的处罚参考标准作了解释。1997年修订的刑法典对贪污共犯处罚标准也没有作出具体规定，但是在刑法总则中对共同犯罪中不同犯罪人的罪责范围作了规定。

二、理论聚讼

据统计，我国刑法（包括修正案）规定的421种罪名中，约有311种要求犯罪数额，约占刑法罪名总数的73.9%.它们或由刑法条文直接规定，或由司法解释规定；有的决定着犯罪的成立，有的影响着犯罪的区分，还有的影响着量刑的轻重。然而犯罪数额中仍存在不少问题，直接影响着对犯罪的正确定罪量刑，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一、我国刑法中犯罪数额存在的问题

（一）制定犯罪数额的法律依据问题

问题一：两高在制定某些犯罪数额认定标准时，常规定一个幅度，然后授权省级法院、检察院依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并考虑社会治安状况，在其制定的数额幅度内确定本地区的具体数额标准，并报其备案。这种规定的效力问题，值得考虑。

问题二：无权机关制定的犯罪数额，如2001年5月9日国家林业局、公安部《关于森林和陆生野生动物刑事案件管辖及立案标准》就盗伐林木、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走私珍稀植物、珍稀植物制品等制定了立案标准。

（二）将犯罪数额不合理扩张的倾向

本文作者：杨嘉曹聃工作单位：西南财经大学刑法学院

重视定量因素是我国刑法的一个重要特征。〔1〕在我国1979年的刑法中,便已有数额的规定,从而使我国刑法学界开始了对数额的讨论。但不论是79刑法还是97刑法,不论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一系列5补充规定6或5决定6还是相关的司法解释,迄今有关于数额的确切含义尚未出现明确的概括和解释。对于犯罪数额的含义目前也仍只是刑法理论上的探讨。本文试图从数额的含义着手,进一步展开对犯罪数额在刑法领域的研究和探讨。

一、犯罪数额的含义

一般意义上,数额是指一定的数目和数量的标志。〔2〕数额本身体现了一定的物质财产的价值。刑法理论界讨论的数额,主要是针对犯罪数额进行,但是至今对其含义的表述仍未达成一致。综观而言,主要观点有:第一种,犯罪数额是现金及财物折算成现金的一定数目的标志。〔3〕第二种,犯罪数额是指以一定标准计算的财产的数目,即货币或具有一定经济价值的物品的数目。〔4〕第三种,犯罪数额是指犯罪行为所指向并对之施加影响的财物数量标志。〔5〕第四种,犯罪数额是指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以人民币为计量单位的经济利益数量。〔6〕笔者以为,判断上述表述何种较为科学,应考察其明确区别于其他相近范畴的特有属性。综观以上分类,不管标准如何,都具有以下共同特点:首先,与犯罪行为相联系,离开了犯罪行为,数额便不能称为犯罪数额。犯罪数额反映了犯罪行为的负价值,一般而言,犯罪数额越大,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就越大,其受到的刑罚就应越严厉。无论是所得数额、指向数额、又或是实行数额、结果数额等等,都是犯罪行为所指向,或是通过其实施而得到的,都与犯罪行为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其次,犯罪数额表现了一定经济利益,是用货币的形式来表示其价值的数量。犯罪数额与犯罪数量不同。前者表现经济利益的价值量,并以货币形式来表示社会危害性;后者则以犯罪对象的数目或重量表示社会危害性。同时,犯罪数额并不一定直接以财产数额的方式表现,在一些犯罪中,其所指向的物品的数额也是犯罪的数额。最后,犯罪数额具有定罪量刑的意义。从数额在犯罪构成中的地位来看,有的是某罪犯罪构成的必须要件,有的是选择要件,但都明确规定将数额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有的数额虽然刑法没有明确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也作为重要的量刑情节予以考虑。此时,再来考察前述四种犯罪数额的含义表述中,不难发现:第一种观点,不但未能揭示出犯罪数额与犯罪行为的关联性,还将犯罪数额仅仅局限于财产数额;第二种观点,对数额与数量的概念未加以区分,容易使人误解;第三种观点,在对数额与数量的概念未加区分的基础上,还将犯罪数额局限于财产数额,也不足取;而第四种观点,直接侵害的含义过于狭窄,实际案件中被间接侵害的利益不在少数,亦不足取。因此,笔者认为,犯罪数额应当表述为:与犯罪行为相关联且以货币形式表示的具有定罪量刑意义的经济利益。相应的,经济犯罪数额就是指为经济犯罪行为侵害的,并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的具有定罪量刑意义的经济利益。

二、经济犯罪数额的刑法意义

在经济犯罪中,经济犯罪数额与犯罪行为关系密切,它不仅影响着犯罪行为的性质、犯罪的构成,而且反映了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大小、经济犯罪行为的规模及其社会危害性的程度,从而影响着对行为人的量刑。可以说,在经济犯罪中,经济犯罪数额是区分罪与非罪以及刑罚轻重的重要客观标准之一。具体而言,经济犯罪数额在刑法中的意义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体现:1.经济犯罪数额是行为是否成罪的重要根据。如前所述,经济犯罪数额是体现经济犯罪社会危害性大小程度的主要标志。作为经济犯罪,其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对经济管理制度的破坏,而衡量这种破坏的程度,数额无疑是最主要的因素。根据刑法规定,许多经济犯罪的构成都是以一定量的数额作为起点的,即只有当经济犯罪数额达到一定量时,才能构成犯罪,否则,就不能认定成罪。首先,刑法明文规定一定量的数额是构成某些经济犯罪的必备条件。例如,刑法第171条(出售、购买、运输假币罪)、178条(伪造、变造国家有价证券罪;伪造、变造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等,只有在犯罪数额达到较大或巨大的情况下,行为人的行为才构成犯罪并适用刑法有关条文中所规定的刑种和刑度。其次,一定量的数额是衡量某些以情节严重,造成严重后果,造成较大损失等为构成要件的经济犯罪的主要根据。例如,刑法第18条(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182条(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等。再次,对于某些虽没有数额、情节,也没有后果、损失等构成要求的经济犯罪,一定量的数额同样也具有决定作用。例如,刑法第17条(伪造货币罪)、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195条(信用证诈骗罪)等条文中,均没有将数额情节等作为构成犯罪的要件,但在司法实践中具体认定这些经济犯罪时,不可能不将数额作为区分罪与非罪的主要依据。2.经济犯罪数额是衡量罪行轻重的主要标志。我国刑法不仅把一定量的经济犯罪数额作为区分罪与非罪的重要根据,而且还其作为划分经济犯罪行轻重的一个主要标志。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经济犯罪中的数额对确定适用刑罚档次具有重大作用。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社会危害性程度越大,刑罚就越重,重罪重罚,轻罪轻罚。我国刑法对于经济犯罪数额的规定,一般依据其大小分成三个基本档次,即数额较大、数额巨大和数额特别巨大。不同档次的数额表明了行为对社会的不同危害程度,从而在定罪量刑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其次,经济犯罪中的数额对选择具体刑罚具有重要作用。我国刑法中关于法定刑的规定是采用相对确定刑的标准。经济犯罪中宽幅性的数额档次与宽幅性的刑罚标准是相对应的,换言之,随着经济犯罪数额在一定档次范围内的变化,刑罚的轻重也就相应地在一定刑罚标准的幅度内浮动。如果经济犯罪数额刚刚到达某个数额档次的起点,量刑就在与之相适应的刑罚标准幅度内从轻,反之则从重。如果经济犯罪突破了该数额档次的界限,刑罚就随之升格。综上所述,经济犯罪数额在认定和处罚经济犯罪中始终起着重要且其他情节不可代替的作用。但是笔者认为需要指明的是:虽然经济犯罪数额的作用重大,但它也只是众多犯罪情节中的一个重要情节,而绝不是全部;虽然经济犯罪数额不可为其他情节所代替,但也并非对罪行做出完整评价的唯一标准。

「摘要」

“数额”在公安机关对金融诈骗犯罪进行立案认定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否具有特定的数额是决定是否作为诈骗刑事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标准。现行的法律文件对于数额的规定不够具体、明确，从而给司法实践的适用带来混淆。本文分别金融诈骗个人犯罪和共同犯罪两种类型就“数额”的认定、适用问题阐明看法。在金融诈骗个人犯罪中，应当区别犯罪既、未遂两种情形，在既遂犯中，应当以所得数额作认定，适用中注意对具有返还、非法使用处分、行政机关已经单独处理过等情形的具体适用。犯罪在预备、未遂、中止的情况下，以指向数额为认定标准。在金融诈骗共同犯罪中，则应当分别定罪和量刑两种情形作认定。

「关键词」金融诈骗所得数额指向数额认定适用

“数额”在公安机关对金融诈骗犯罪进行查处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否具有特定的数额是决定是否作为诈骗刑事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标准。2001年4月18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的《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以下简称《追诉标准的规定》），对于金融诈骗犯罪和经济犯罪中涉及到“数额”的犯罪基本都作了具体的规定，达到这一数额的，才能构成刑事犯罪立案、追诉，追究刑事责任；未达到《追诉标准的规定》中的数额的，不构成刑事犯罪，只能作为一般违法行为追究相应的民事或行政责任。《追诉标准的规定》意在解决由于缺乏对一些经济犯罪案件在立案侦查、批捕、起诉工作中出现掌握尺度不尽一致的情况，影响到案件的查处工作，从而给办案实践提供一个明确、统一的执法规范。但是，这一规定对于金融诈骗数额和其他经济犯罪追诉数额的规定，仍然有含糊之处，使得实践中仍然不宜操作。举例来说，在陈淑兰、陈淑英集资诈骗案件中，“二陈”涉及到的诈骗数额共达8877万元，用后吸收的集资款兑付先前的集资款本息为6467万元，无法返还的集资款共计2400万元，如果适用《追诉标准的规定》，究竟适用哪一个数额进行认定，该规定没有说明，从而给实践中的适用带来混淆；而这一问题在金融诈骗犯罪，乃至经济犯罪的认定中是普遍存在的。本文在下文中分别金融诈骗个人犯罪和共同犯罪两种类型就“数额”的适用问题阐明看法，为公安机关司法实践作一参考。

一、金融诈骗个人犯罪

对于金融诈骗个人犯罪的犯罪数额具体所指，在学理上有多种认识，包括：指向数额，是指诈骗犯罪的指向的公私财物数额，即行为人主观上希望骗得的数额；所得数额，是指诈骗犯罪人通过实施诈骗行为想实际得到的财物数额；交付数额，是指诈骗行为的被害人由于受骗而实际交付的财物数额；侵害数额，是指诈骗行为直接侵害的实际价值额，我们认为，对认定金融诈骗罪的数额问题应当首先分别犯罪是否既遂的情形。因为行为人在预备、未遂、中止的状态下，可能只存在指向数额，所得数额、交付数额、侵害数额都无从谈起。

摘要:经济犯罪中情节和数额的规定表现出不同的立法形式。情节和数额在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中的定位应当是犯罪构成要件要素，而不是犯罪构成要件。规定概括性情节及数额的犯罪中，规定概括性情节的犯罪不存在犯罪未遂形态，规定数额的犯罪是否具有犯罪未遂形态应当具体分析。

关键词:情节；数额；立法形式；犯罪构成要件要素；

犯罪未遂在经济犯罪的刑法条文中，存在大量的情节和数额的规定。有的条文规定了“情节严重”这一概括性情节，有的条文规定了具体的情节，如结果、具体数额或概括性的数额。同样是情节和数额的规定，有的是基本犯的成立条件，有的是法定刑升格的标志。

一、经济犯罪中情节、数额的立法形式

经济犯罪中，规定情节、数额的犯罪大量存在，就基本犯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种立法形式。

（一）单一性规定

一、街头“两抢”犯罪的现状

所谓街头“两抢”犯罪，是指行为人在市区或者人口聚居地公然实施的抢劫犯罪和抢夺犯罪。频繁发生于我省城区的街头“两抢”犯罪，严重危害了社会治安，破坏了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大好局面，影响了海南大特区的良好形象。据统计，自去年“严打”至今年6月份，全省各级法院共受理抢劫案件646宗1098人，审结633宗1091人，大部分是街头抢劫案件，被判处死刑的51人，其中街头抢劫和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被判处死刑的26人。共受理抢夺案件160宗220人，审结160宗218人。我省“两抢”犯罪最为严重的地区是海口市，自去年“严打”以来，海口市三个区法院共受理抢劫案件174宗241人，受理抢夺案件94宗127人。当然，法院受理的街头“两抢”案件只是已经侦破并被起诉的案件，实际发生的街头“两抢”案件远远多于法院受理的案件。

长期以来，刑事审判工作中存在着对街头“两抢”犯罪，尤其是对其中的抢夺犯罪的危害认识不足的现象，更谈不上对“两抢”犯罪的定罪量刑问题进行深入、系统、全面的研究。“严打”整治斗争以来，街头“两抢”犯罪被列为重点打击对象之一。研究“两抢”犯罪的定罪量刑问题显得十分重要。

二、街头“两抢”犯罪的定罪

我国刑法对抢劫罪和抢夺罪的定罪量刑作了严格的规定，再谈街头“两抢”犯罪的定罪与量刑似无必要。其实不然。这是由这类犯罪的特点决定的。其特点是：行为人乘人不备，抢夺他人财物时一是不计后果，即不管是否会造成被害人伤亡的后果，二是遇到反抗或抓捕时立即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行为人的主观心态和作案时的客观情况往往模糊了行为的性质：既象抢夺，又似抢劫。这就要求我们严格区分抢夺罪与抢劫罪的界限，做到定罪准确。为此，省高院于2001年4月向全省各级法院专门下文（下称《高院文件》）。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省高院的有关规定并结合海口市街头“两抢”犯罪猖獗的实际情况，会同海口市人民检察院和海口市公安局联合制定了《关于海口市办理抢夺犯罪案件的意见》，对抢夺犯罪的数额标准、犯罪情节、证据收集等问题作出的具体规定。《高院文件》规定：对乘人不备，抢走他人财物的，以抢夺罪定罪处罚。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论抢夺财物数额多大，一律以抢劫罪定罪处罚：1.抢夺中致被害人轻伤以上伤害的；2.抢夺中与被害人争夺财物的；3.抢夺时被发现而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4.抢夺后逃跑，对抓捕人员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抗拒抓捕的。其中的1、2项是根据街头“两抢”犯罪的特点作出的规定；3、4项实际上是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关于抢劫罪转化规定的进一步细化。

值得一提的是，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携带凶器抢夺的，以抢劫罪定罪处罚。笔者认为：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探讨，一是“凶器”的范围，枪支、刀具固然是“凶器”，绳索、根本不能射击的玩具枪是否也是“凶器”呢﹖二是“携带”的具体含义，随身携带固然是“携带”，但街头“两抢”中常见的驾驶摩托车抢夺的，如果行为人将“凶器”放在摩托车后车厢内是否也是“携带”呢﹖三、抢夺犯罪的量刑

一、两种大相径庭的数额认定标准

一种意见认为，从受贿共犯非法占有贿赂款物的方式看，共同受贿犯罪可以分为"共同占有型"和"分别占有型"两种情形。前者指国家工作人员与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近亲属或者共同利益关系人（如情人等）结成受贿共犯关系，其通常以共同占有受贿款物为特征。后者指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或者国家工作人员与其近亲属等之外的无身份者共同受贿，其一般都以共同分赃、分别占有受贿款物为归宿。在认定受贿"所得数额"时，对于"共同占有型"受贿，应当认定共同受贿的总数额；对于"分别占有型"受贿，应当认定各共犯人实际得到的款物数额（即个人分赃或实得数额）；对于共犯人部分分赃或尚未分赃的，可以参照其以前分赃的比例或者按平均数额分担。

另一种意见认为，刑法第386条中规定的"受贿所得数额"是针对个人受贿犯罪而言的，不能理解为共同受贿犯罪中的个人分赃数额。对于共同受贿犯罪的数额认定问题，应当依照刑法总则的共犯规定，按照"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共犯归责原则，认定个人所参与的共同受贿犯罪的总额。

二、对分歧意见的法理辨析

笔者认为，共同受贿犯罪的数额认定问题，直接关系到各受贿共犯人承担刑事责任的轻重程度，其首先应当遵循共同犯罪刑事责任分担的一般原则，同时也要兼顾受贿犯罪本身的特点与复杂性，目的是做到罚当其罪、实现刑罚的公正性。由此以观，上述第一种意见强调对于"分别占有型"受贿应当认定个人分赃或实得数额的见解，就显现可以商榷之处，具体阐述如下：

第一，从现行法律规定看，各共犯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是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而共同受贿犯罪的实践表明，各共犯人的"个人分赃或实得数额"往往与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不能等同。具体说来，二者通常呈现两个方面的差异性：一是在法律层面，共犯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是相对于共犯行为整体而言的，包括共犯人在共同犯意形成、共犯行为实行，以及事后分赃等受贿犯罪全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很显见，个人分赃或实得数额只是评价"所起作用"的事实要素之一，二者具有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很难等同视之。二是在事实层面，"所起的作用"与"个人分赃或实得数额"也时常脱节。如有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共同受贿犯罪中处于支配地位、起主要作用，而其分赃或实得数额可能较少，抑或并不参与分赃。相反，有的共犯人分得大部分或者全部赃款，却在共同犯罪中处于被动或服从地位，仅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简言之，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与"个人分赃或实得数额"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或评判标准，倘若主要依据"个人分赃或实得数额"确定共同受贿人的刑事责任，则与现行法律规定的共犯归责原则不符。

一、犯罪构成是犯罪成立之条件，这已是刑法理论上的共识。然而，各国刑法对犯罪成立条件的设置是有所不同的，犯罪构成理论对此必须予以足够的关注。

在大陆法系国家，通行的是“立法定性，司法定量”的方法，因此根据行为性质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任何犯罪都是一种行为，这种行为具有特定的性质，是否属于刑法规定的某种行为，就成为定罪的根据。在这种情况下，犯罪构成是行为的质的构成，而不涉及行为的量。因此，犯罪构成要件是罪质要素。当然，日本刑法理论上也有“可罚的违法性说”之倡导，主张轻微的法益侵害行为不予处罚。但在犯罪构成体系上，是通过构成要件阻却与违法性阻却的方法解决的，而没有设置一般性的罪量要素。[1]我国对犯罪成立条件的设置不同于大陆法系国家，在立法上不仅定性而且定量。我国刑法第13条犯罪概念中有但书之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在刑法分则具体犯罪的规定中，大体上有两种情形：

一是刑法没有定量规定，而只是对行为作了规定，例如刑法第232条关于故意杀人罪的规定，只要实施了故意杀人行为，都应构成犯罪而无论情节轻重。即便如此，故意杀人行为仍有按照刑法第13条但书规定不认为是犯罪情形。例如1986年发生在汉中的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件，1991年4月汉中市法院对涉嫌故意杀人罪被起诉的蒲连升、王明成做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无罪判决，1992年3月25日，汉中地区中级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

二是刑法有定罪规定，例如刑法第307条第2款关于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的规定，构成本罪不仅要有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的行为，而且这种行为还必须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这里的情节严重，就是该罪的罪量要素。在我国传统的耦合式的犯罪构成体系中，没有专门的罪量要件。在我国刑法理论上，对于这些犯罪的数量要素的性质还存在不同认识，主要存在以下两种观点：[3]第一种观点是构成要件说，认为犯罪的数量要素是犯罪成立的条件，如果不具备犯罪的数量要素，不能构成犯罪。因此，犯罪的数量要素属于犯罪构成要件。第二种观点是处罚条件说，认为犯罪的数量要素是客观的处罚条件。

在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客观的处罚条件是指那些与犯罪成立无关，但都能决定行为是否应受刑罚处罚的外部条件。客观的处罚条件的特点在于：它本身不是犯罪的构成条件，缺乏客观的处罚条件，犯罪仍可成立，只是不生刑罚之效果而已。就此而言，客观的处罚条件是刑罚发动的事由。在上述两种观点中，我赞同构成要件说。处罚条件说将犯罪成立与应受处罚两者相分离，认为在不具备客观的处罚条件的情况下，犯罪是可以成立的，但不应受到刑罚处罚。只有在具备客观的处罚条件的情况下，才应当受到刑罚处罚，即发生刑罚之效果。这种观点与我国刑法关于犯罪概念的规定显然是不相符合的。因为根据我国刑法第13条的规定，应当受刑罚处罚是犯罪的重要特征之一。这就意味着，应受惩罚性本身是犯罪成立的条件，如果缺乏应受惩罚性，就不构成犯罪。因此，在我国刑法中，不能承认构成要件之外的客观处罚条件。将犯罪的数量要素作为犯罪构成条件，还会存在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就是它到底是客观要件还是主观要件，抑或是独立的犯罪构成要件？在我国传统的刑法理论中，对于这个问题并无共识。一般将犯罪数额等客观性的罪量要素归入犯罪的客观要件，犯罪情节由于主要是客观性的要素也视为犯罪的客观要件，因而未将罪量当作一个独立的犯罪构成要件。个别学者考虑到犯罪情节中既有客观要素又有主观要素，因而将其视为是犯罪成立的一个综合性要件，既独立于犯罪的客观要件，又独立于犯罪的主观要件。我个人赞同将犯罪的数量因素看作是一个独立的罪量要件。罪量要素之所以不能归入客观要件，除了在罪量要素中不单纯是客观性要素而且还包括主观性要素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客观要件是行为人认识的对象，因而对于判断犯罪故意或者犯罪过失具有重要意义。如果将罪量要素当作是客观要件，如果行为人对此没有认识就不能成立犯罪故意而属于犯罪过失，由此而使罪过形式的判断上造成混乱。例如我国刑法第397条规定的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在构成要件中都包含“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这一构成要素。对于玩忽职守罪来说，这一构成要素当然属于其犯罪结果，因为玩忽职守罪是过失犯罪，过失犯罪都是结果犯，没有这一犯罪结果犯罪就不能成立。但在滥用职权罪的情况下，如果将这一构成要素看作是犯罪结果，在行为人对这一犯罪结果有认识的情况下应当构成故意犯罪；而对这一犯罪结果没有认识，但如果是应当认识而没有认识的，就应当构成过失犯罪。因此，我国刑法理论上，往往认为滥用职权罪是复合罪过，既可以由故意构成，又可以由过失构成。我不赞同复合罪过的观点，一种犯罪要么是故意犯罪，要么是过失犯罪，而不可能既是故意犯罪又是过失犯罪。之所以主张滥用职权罪是复合罪过的观点，究其原委，就是将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这一构成要素简单地看作是其犯罪结果。我认为，这一构成要素对于滥用职权罪来说，并非是犯罪结果而是独立的罪量要素。没有出现这一构成要素，仍然属于滥用职权行为，但只是刑法不予以处罚而已。只有当具备了这一构成要素，刑法才加以处罚。因此，这一构成要素是表明滥用职权行为的法益侵害程度的数量因素。由于这一构成要素不属于罪体，因而不属于行为人主观认识的内容，对于确定行为的故意或者过失没有关系，而应当根据对于行为的故意或者过失来确定其罪过形式。正因为如此，滥用职权罪的责任形式是故意而非过失。我认为，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成立要件是表明行为侵害法益的质的构成要件与表明行为侵害法益的量的构成要件的有机统一。关于表明行为侵害法益的质的构成要件是犯罪构成的本体要件，包括罪体与罪责。罪体是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罪责是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两者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4]由于我国刑法关于犯罪的规定，存在数量因素，因而犯罪成立要件除罪体与罪责以外，还应当包括罪量。罪量是在具备犯罪构成的本体要件的前提下，表明行为对法益侵害程度的数量要件。由此，我建构了一个罪体-罪责-罪量三位一体的犯罪构成体系。在这一犯罪构成体系中，给予犯罪成立的数量因素以独立的构成要件的地位，从而使之更加切合我国刑法的规定。罪量具有以下特征：

（一）法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