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人范文10篇

摘要：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是预防职务犯罪的重要措施。本文针对新形势下外逃职务犯罪人的情况,提出了建立联合机制、创新打击手段、运用民事诉讼、灵活对待死刑、增设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加强国际合作等举措,以更好的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

关键词：外逃职务犯罪人国际合作民事诉讼

开辟打击职务犯罪的“第二战场”,缉拿惩处外逃职务犯罪人,是探讨职务犯罪的重要课题。笔者认为扫除职务犯罪人最后一根“稻草”,摧毁职务犯罪人在国外的“天堂”,彻底打击职务犯罪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协调联动,建立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联合机制

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需要多部门协同作战。目前我国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主要是单兵作战方式。职务犯罪人外逃案发后,通常是以一部门为主,其他部门配合,临时组合,没有正式的联合打击模式。由于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涉及多部门,单个部门能力有限,孤军奋战,造成打击效果不佳,效率不高,致使一些职务犯罪人得不到及时打击惩罚,社会影响不好。为了更好的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笔者建议,国家尽快建立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联合机制。其主要思路和内容如下:一是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联合机制可以参照防范职务犯罪人外逃联合机制的成功做法,在其基础上继续建立打击职务犯罪人追逃联合机制,整合资源,优化配置,形成合力。二是联合机制以两级联合制为主,三级联合制为辅。即联合机制层级主要为国家和省级两级。一般是建立中央和省级联合机制,在需要的情况下可以建立三级联合机制,加上地市级。三是联合机制部门主要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外交部、公安部、中央纪委等部门组成。四是联合机制管辖是属地管辖和中央管辖相结合。即案发后,由外逃职务犯罪人犯罪地的省级部门管辖,国家级机关指挥领导,省级联合部门中具体管辖职务犯罪人的部门承办。通过建立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联合机制,形成规范稳定的专门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的机构主体。

二、创新打击手段,主动及时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

摘要:养老保险金是绝大部分人在晚年时期的基本生活保障,而对处于社会中弱势地位的犯过罪的人尤其如此。犯过罪的人包括以监禁方式执行的服刑人员、以非监禁方式执行的服刑人员和服刑完毕的刑释人员,他们的养老金被全部或部分地予以剥夺,也即在养老保险制度中他们遭到了社会排斥。这种社会排斥合法不合理地客观存在着,不利于罪犯的教育改造、社会的秩序稳定、人权的社会保障以及法治的建设发展。我国养老保险制度中对犯过罪的人的这种社会排斥,对犯过罪的人是一种非刑罚惩罚,并且是一种过量的惩罚,从而导致与现代刑法中“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理念的背离。

关键词:犯过罪的人;养老保险;社会排斥;非刑罚惩罚

“由于自然法则的支配,人总是要老的。个人的劳动能力,总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减退。在自然法则面前,所有人都面临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早期死亡,使他挣钱谋生的生涯缩短,而他的遗属则处于无人供养的状态;另一种是活到晚年,直到他挣钱谋生的能力完全丧失,并将其终身的储蓄花光。如果他在劳动和工作期间没有任何储蓄或储蓄很少,他的余年就将难以为继。”［1］而现代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物质资料的丰富、人口的增长,老年化所导致的养老问题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社会问题,世界各国都给予了高度重视。我国从家庭养老到单位养老再到社会养老的发展历程中,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也一步一步地得以深入。但是,在现有的养老保险制度中对犯过罪的人的养老保险的规定是否公正合理?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一、对几个相关概念的说明

何谓惩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存在着很大的争议。笔者比较赞成王立峰对惩罚的界定,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以下的论述。即“惩罚是享有权利的主体依据一定的理由对违反规则的人施加的一种公认的不利后果”［2］。根据刑法理论,刑事责任是犯罪的法律后果,承担刑事责任的方式,也即对犯罪人的惩罚,在我国的《刑法》中主要有以下几类。第一,刑罚。这是犯罪人承担刑事责任最常见、最基本的一种方式。“刑罚是刑法规定的由国家审判机关依法对犯罪人适用的限制或剥夺其某种权益的强制性制裁方法。”［3］即特指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和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以及驱逐出境(对犯罪的外国人)九种。第二,非刑罚制裁措施。《刑法》第37条的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第三,单纯宣告有罪。如《刑法》第67条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这种方式由于对犯罪行为的否定评价和对犯罪人的谴责,从而引起对犯罪人在生活、名誉上公认的不利后果,因而实质上也是一种惩罚。第四,转移处理。这是一种特殊的承担方式,即《刑法》第11条的规定:“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的刑事责任,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而本文所说的“非刑罚惩罚”,更强调的是《刑法》规定的惩罚之外的惩罚,也即以上四类惩罚之外的惩罚。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因此,本文所说的“犯过罪的人”,是指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确定为有罪或者曾经确定为有罪的人。这里既包括正在服刑的犯罪人,也包括服刑完毕的刑释人员。至于服刑的方式则既可以是监禁服刑也可以是非监禁服刑。

【内容提要】基于未成年罪犯所具有的特点，对未成年罪犯执行自由刑的方式与内容也有别于成年罪犯的自由刑，在美国未成年犯罪人的释放安置是指只在监禁期后在社区里监督未成年人。释放安置是未成年人被关进行刑机关（原始刑罚）的最后成分，而不是由法官判处的刑罚，它的最基本功能是在社区里监督未成年人。紧随具有严格时间表的监禁刑之后，设计释放安置是要帮助未成年人过渡到“真正的世界”。

【关键词】自由刑/释放安置/未成年罪犯/监狱

未成年人释放安置是指只在监禁期后在社区里监督未成年人。释放安置是未成年人被关进行刑机关（原始刑罚）的最后成分，而不是由法官判处的刑罚，它的最基本功能是在社区里监督未成年人。紧随具有严格时间表的监禁刑之后，设计释放安置是要帮助未成年人过渡到“真正的世界”。

未成年人释放安置不是一个新概念，其渊源可追溯到十八世纪，通常认为它类似于未成年人缓刑和成年人假释。最近十年来，为了反映刑事司法制度现在采取的更加严厉惩罚的态度，未成年人释放安置已经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这个词条回放了历史场景，把未成年人释放安置与未成年人缓刑和成年人假释联系起来，并且深入阐述了释放安置的问题。

一、历史回顾

在十八世纪，未成年人大约8岁时就要被送去当学徒，去学习技术、承担责任和接受训练。在十八世纪后半期，这个做法开始衰退了，导致了未成年人监督的崩溃。其结果是，目无法纪的未成年人有时间投身于反社会的课外活动——犯罪。

一、历史回顾

在十八世纪，未成年人大约8岁时就要被送去当学徒，去学习技术、承担责任和接受训练。在十八世纪后半期，这个做法开始衰退了，导致了未成年人监督的崩溃。其结果是，目无法纪的未成年人有时间投身于反社会的课外活动——犯罪。

由于不受监督和不守规矩的未成年人人数日益增加，被拘留的个体未成年人人数和类型也就随之增多了。因此，十九世纪早期出现了把被拘留的儿童与被拘留的成人分开关押的举措，专为儿童设置的第一个拘留设施于1825年开启。纽约收容所收留流浪儿、弃儿，并且关押犯罪未成年人，希望给他们提供较为积极的环境。在他们被关押期间，要求儿童学习文化知识和职业技能，关押时期持续一到三年。根据在收容所期间他或她的行为表现，一个评估委员会决定对未成年人的关押期限，该委员会必须为未成年人释放回归社区做准备。

在监禁期限届满之后，把未成年人释放到一个家庭作为契约雇工在私人住所劳动工作。这已经被视为现行未成年人释放安置运动的起始阶段。契约期间的目的是在社区中监督未成年人并且教导归档儿童学习工作技能。此外，这个措施也给未成年人提供了一个养育环境，以便努力减少可能引诱她或他实施不法行为的因素。从十九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起先批准了释放的契约约定的委员会，要求一个官方机关检查未成年人的进步情况。

在十九世纪末，收容所的契约成分消失了，因为它不再被视为有利可图了。然而，许多人认为，它没有真正消失；而是工作名称改变了（Pisciotia，1993年）。契约约定变成了释放安置或假释，而且检察机关变成了假释机关。唯一的不同是，契约约定程序把未成年人释放给“主人”，而释放安置／假释方法把未成年人释放给他们的家庭或监护人。

二、未成年人释放安置与未成年人缓刑及成人假释的比较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市场经济活动增多，自主权力增大，企业经营管理等权力显得越来越重要，握有一定实权的企业领导干部成为糖衣炮弹攻击的对象，不少企业领导干部与国家机关中有的领导干部一样常常处于金钱、人情、关系包围的氛围之中，一些人在追求享乐的心理支配下，从小吃小喝到大吃大喝，从接受一般财物到巨额钱财，从心理演变到权力演变，从权力演变到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利用职权进行职务犯罪。这是企业领导干部从量变到质变，从而逐渐走向犯罪的必然原因。分析其犯罪动机产生的心理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原因主要是心理失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蔓延。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分配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的收入出现了较大的差距，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了较大的冲击，人们的意识和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分配上的差距必然会影响到每一个人，并促使一些人的心理失衡，为此相互攀比，为了敛财而不择手段。这其中比较典型的心理表现是：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历史经验心理

中国几千年文化中积淀下来的人为财死、鸟为死亡的消极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强化，升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的意识进一步强化。职务犯罪行为人普遍认为财是国家的，现在由我经营，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所以为官一任，房子、孩子要先安排好，还要尽可能多捞票子。

“替人办事，受人钱财”的商品交换心理在商品经济社会，犯罪行为人普遍认为一切都是可以用钱交换的，认为社会上流行的就是我给你办事，你就得给我好处，这是礼尚往来、等价交换。因而把权钱交易，收受贿赂视为理所当然。如某国企中的职务犯罪行为人讲：请人办事送礼，为人办事受礼，这是礼尚往来，人之常情，由于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把权力职责范围内的工作看作是收钱受礼的条件，多了还想多，来者不拒，于是贪梦之心急剧膨胀。

“收入有限，得拿就拿”的反差补偿心理

改革开放后，社会上有一部分人确实先富起来了，一些企业领导干部收入不高，与富起来的人相比，其收入、生活、享受等方面都相差一大截，由此反差心理逐渐强烈起来，在金钱的诱惑下，一些企业领导干部开始利用手中的各种权力寻求补偿。一些国企的领导者实施职务犯罪时往往认为自己工龄长、职位高、付出多、贡献大，与一些企业的厂长经理相比自己所得太少，太吃亏，于是一旦时机成熟即坦然实施职务过限行为。如某国有钢铁厂的厂长在职务犯罪时发后谈到：我当厂长后，看到一些企业的厂长根本和我们不一样，他们不干活，吃喝厂里的，还在外出差什么花费都回来报，每年收入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象我们这样的厂长差远了。例如我们厂一年获利几百万元，可我自己的工资只有一万多。于是认为自己也要开放一些，不要胆子小，不要老是过苦行僧的生活，吃点、拿点没有什么关系。由于这样想，也就这样做了，结果越陷越深。

2015年我区实施社区矫正以来，对职务犯罪的罪犯社区矫正效果较好，现试进行分析：

一、对职务犯罪的犯罪主体适用社区矫正的优势

对职务犯罪的犯罪主体适用社区矫正的优势，主要可以从行刑的方式和犯罪类型这两方面来分析。

一是，相对于在监狱内服刑，对符合条件的犯罪分子使其在社区内服刑，既有利于刑罚资源的优化配置又有利于服刑人员自身的发展。

社区矫正在社区内服刑，使得服刑人员能够在不脱离社会的条件下得到教育改造的机会。狱政管理和劳动改造、教育改造共同构成了狱政制度，其中突出劳动改造罪犯功能，让罪犯在劳动中接受教育；突出教育改造罪犯功能，体现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改造是根本的改造；突出狱政管理功能，通过严格、科学的管理规范罪犯行为，促进其心理矫正和行为矫正。但是这种制度也有其短处，其严苛的制度和狭小的空间范围，使得犯罪分子从生理上和心理上都完全的与社会脱节，即使脱离监狱环境也需要较长的时间适应，并且容易在回归后造成生活上的困难。而长时间的适应期也使犯罪分子容易因为生计维艰或者因在监狱中受到其他罪犯的交叉感染，重新走上犯罪道路。对于将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罪犯置于社区内对其进行监管教育，使之不脱离社会让他有自力更生的机会减轻家庭和社会的负担，又能够通过家人的关怀，志愿者和相关社区矫正工作者的帮扶教育，扭转其错误看法及其扭曲的心态，从根本上矫正其犯罪行为、矫治其犯罪心理，达到教育改造犯罪分子，避免其重新走上犯罪道路的根本目的，使罪犯适应并顺利回归社会。

二是，与其他类型的犯罪相比，职务犯罪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一般来说，犯罪人再度危害他人人身财产安全，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可能性较小，因此可对其适用社区矫正。

同志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大会，公开处理去年在海陵工业园区凌窦村阻碍执行公务的5名违法犯罪人员，以此来进行普法宣传教育，提高大家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下面，我讲三点意见：

一、进一步统一思想，全面提高对遵法守法重要性的认识

今年以来，我区紧紧围绕实现“全省社会治安安全区”二连冠的奋斗目标，狠抓创建各项措施的落实，市区社会治安环境明显改善，社会治安状况总体平稳。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城乡建设的加快推进，征地拆迁等工作的深入展开，与此相关的寻衅滋事、妨害公务、阻碍执行公务等违法犯罪现象也呈不断增多趋势。对此类现象，如果我们继续姑息迁就，任其发展，必然会影响市区城市建设的进程，必然会阻碍市区经济建设的发展。改善和整治执法环境是有序推进依法治区各项工作的需要，是服务我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需要，是保障全区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需要。全区各乡镇、街道、部门和单位务必要从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出发，深刻认识改善和整治执法环境的重要意义，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区委、区政府的决策上来，下大力气、用硬措施来推进普法工作的深入开展，不断提高全区上下各级机关部门和广大遵法守法、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二、进一步加大力度，积极整治和改善市区执法环境

全区各乡镇、街道、部门和相关单位一定要加大力度，扎实措施，狠抓落实，切实改变市区整体执法环境。一是要继续加大普法宣传力度。要及时宣传遵法守法的正面典型事迹，提高大家认知能力；要快速准确地曝光反面典型，显露警醒惩戒作用；要大力宣传相关的法律法规，教育引导。通过持久深入的宣传，形成全社会知法、懂法、守法的良好氛围。二是要继续加大协调力度。全区各有关部门要服从大局，切实履行好各自的职能作用。对工作中发现的违法犯罪行为，特别是那些涉及妨害公务的犯罪行为，公安、检察、法院等政法部门要组织专门力量，进行现场办公，坚持快侦、快捕、快诉，坚决予以打击，决不允许蔓延发展，决不让其形成气候。三是要继续加大信访工作力度。区信访部门要继续做好相关的来信来访工作，对涉及政法系统和整治执法环境方面的来信来访要耐心细致的开展说服教育工作，及时疏导化解矛盾。

人格在现代各国的刑法理论和实践中与犯罪行为的关系愈来愈紧密，这既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又有着坚实的现实基础，前者主要围绕刑法学派之争而进行，后者基本上以对犯罪人的关注和科学实证的方法为支撑而展开。

在我国，就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关系的专门阐述，为数不多，但涉及二者关系的附带性说明并不鲜见，且主要集中在行为理论、责任与刑罚领域，又以对人格理论的批判，尤其是对人格刑法学理论的批判为主，尽管也有学者在犯罪论中细致地探讨了二者的关系，但将其贯穿犯罪论、刑事责任论、刑罚论的则仍不多见。有鉴于此，本文拟对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关系作出省思，以期将该问题的探讨引向深入。

一、心理学上行为与人格之关系的论争及评析

在心理学中，迄今为止尚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人格概念被普遍认可，但这并不意味着心理学家对人格聚讼纷纭的界定杂乱无章，相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这些界定大抵都是先天因素、后天因素即生物因素、生理因素、环境因素之中一个或以上因素作用下排列组合的不同文字表述。行为作为连接着某种心理态度的作为和不作为与人格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系？心理学家的专门探讨不多，有关论述一般附属在人格、行为等理论中，大体有如下几种：

（一）人格中心说

即在人格和行为的关系上，立足于自由意志论的立场，主张人是自我实现者，行为人的人格动力是自我实现倾向，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是意识的、自主的，能超脱环境对其影响。这以人本主义心理学为代表。罗杰斯（Rogers）认为，“自由选择的存在是不容否定的。”[1]任何看似被决定的因素都是表面性的东西，是自我与经验发生冲突的结果，[2]在此以自我实现为核心的人格被置于中心地位，具有支配行为的属性。马斯洛(AbrahamMaslow)的需要层次理论、动机理论等更是将人格对行为的支配关系明朗化。吸收了部分人本主义心理学内容的存在主义心理学在自由意志的人格理论上走得更远。[3]进入当代，与人本主义心理学持相似自由意志论立场的积极心理学更趋于温和，它强调意识和经验在环境中得以体现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受环境影响。[4]这实际上趋向了折衷说。与此颇有渊源，奥地利犯罪学家伦茨(A.Lenz)主张犯罪行为是犯罪人的人格在一定环境下的表现。[5]

关键词:社区矫正/社区服务令/教育令/恢复性司法

内容提要:荷兰的社区矫正与恢复性司法实践活动，类型多样，效果显著。而社区矫正与恢复性司法的结合，对保障社会安全很有助益，将是未来发展的方向。

一、荷兰社区矫正的法律框架

“社区矫正”是指处以具有非拘禁性质的处罚措施，在英美法系国家，包括缓刑令、社区服务令、附条件不起诉以及附条件不执行监禁刑判决。犯罪人留在社会上，受一定期限的监督，并有义务遵守判决所附条件。判处犯罪人遵守一定条件，往往是为了治疗和矫正犯罪人的缺陷，如药物或酒精成瘾、无家可归、没有工作等。在荷兰刑事司法制度中，社区矫正既可对成年人判处，也可对未成年人判处。

（一）对成年人的社区矫正

2001年以来，对成年人可以判处的社区矫正有两种类型：为社区提供无偿劳动与教育刑。“为社区提供无偿劳动”，即社区服务令；教育刑始用于未成年人，后出现主要为成年人设计的教育刑项目，如“酒后驾驶课程”。但对成年人判处的社区矫正类型主要还是社区服务令。

【摘要】

现代刑法理论普遍认为刑法对犯罪处以严厉刑罚的原因在于犯罪行为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对国家的统治秩序形成了极大的冲击。为了维护法律秩序的稳定和保障社会整体利益不被侵犯，国家便运用手中的刑罚权以遏制该危害社会行为的蔓延。因而在犯罪是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阶级关系以及刑罚是社会防卫的手段之一等主流理论的倡导下，国家和社会成了刑事案件的被害人，惩罚犯罪的权利也就自然而然地归国家垄断所有。在这样一个以犯罪人和国家为中心的刑事司法模式中，犯罪行为所直接侵害的个人往往被忽视，被侵犯的权益并没有因为国家对犯罪行为的惩罚而得以恢复，刑罚的运用仅能给予抽象性的心理抚慰，这些具体的被害人仍然深陷于权益受损的痛苦之中。因此，以被害人为中心旨在修复和补偿被侵害的法益的恢复性司法理念逐渐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人们在对传统刑罚理念的质疑和批判的同时，加速了刑罚目的和功能的多元化进程。

一．何谓恢复性司法

恢复性司法是西方近30年发展起来的一种刑事司法模式，它是指通过一系列的司法活动，努力恢复犯罪前的社会秩序和个人状态，修复被犯罪所侵害的国家、社会以及个人的各种合法权益，并以此来减少犯罪、安抚受害者和教育改造犯罪人，彻底恢复和保障法律所保护社会秩序的稳定状态。恢复性司法强调通过恢复性过程中的道歉、赔偿、社区服务、生活帮助等方式使被害人因犯罪所造成的物质精神损失得到补偿，使被害人因犯罪受影响的生活恢复常态，同时亦使犯罪人通过积极的负责任的行为重新融入社区，并赢得被害人及其家庭和社区成员的谅解。简单说来就是通过恢复性程序达到恢复性结果，其所强调的是赔偿和预防，而不是给予惩罚。恢复性司法的最初设想在于通过被害人、犯罪人与社区成员之间的交流与对话，使得社区人际关系经过整合达到更为和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得以更加牢固的境界；同时也能够使得犯罪人通过积极的负责任的行为重新取得被害人及其家庭和社区成员的谅解，并使犯罪人重新回归社会。

从恢复性司法所包涵的内容以及其所追求的目标看，其对犯罪与刑罚理解有着与现有的刑事司法体制完全不同的理念。传统的刑事司法认为犯罪是对国家的侵害，是对统治秩序的冲击，是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因而基于这种理念产生的犯罪行为的可罚性是现行刑事司法中“犯罪人－国家”对抗制度产生的根源。随着“被告人中心论”成为近现代刑事诉讼的核心理念，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无罪推定原则、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确立更是将被告人权利保护推向极致。但是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犯罪行为的直接受害者——刑事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几乎处于被忽视的地位。随着被害人学的兴起，强调以被害人为中心的“犯罪人——被害人”和解的刑事司法制度也被提出并逐渐发展起来。恢复性司法作为一项全新的理论是对传统的刑事司法理念的颠覆。它认为犯罪首先侵害的是被害人的权益，其次才是社会和国家的利益，因此对犯罪人的刑罚处罚是无意义的，犯罪人应当以面对被害人，了解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恶劣后果并通过赔偿、道歉等行为消除自己行为所带来的不良影响的方式承担责任。在恢复性司法程序中，犯罪人承担责任的形式包括道歉、金钱赔偿、为被害人及其家属提供劳务、社区服务等等。与传统刑事司法中的刑罚相比，恢复性司法认为现行的司法系统将真正受犯罪影响的人排斥在决策过程之外是这套规训与惩罚机制的最大失败，这必然使得司法民主变成一句空洞的口号。故此，恢复性司法强调减轻乃至消除被害人因犯罪所导致的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使被害人尽快摆脱犯罪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并通过犯罪人积极的劳动和服务在犯罪人、被害人及社区成员之间营造一种相互信任的气氛。

二．恢复性司法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