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对象范文10篇

所谓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是指非国有公司、企业、单位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的本单位财物。职务侵占罪侵犯的犯罪客体是刑法所保护的非国有公司、企业、单位的财物所有权，犯罪对象则是这些非国有的公司、企业、单位所有、持有、租用的财物。财物是所有权的具体体现，是社会关系的物质表现形式。正如恩格斯指出的：“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在这里，恩格斯既明确地指出了社会关系与物的区别，又指明了物是社会关系的表现形式。但就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来讲，它与一般财产犯罪对象的内插与外延相比，具有其特殊性，即它不包括人，它的对象仅指财物。虽然职务侵占罪亦以侵吞、盗窃、诈骗等方式实施犯罪，但因其是以利用职务便利作为构成此罪的必备要件，故其犯罪对象又与普通盗窃、诈骗之犯罪对象有所不同，-是从这些财物的所有权属性而言，它仅指非国有的公司、企业、单位所有的财物；二是从这些财物的自然属性而言，其所包括的范围更为广泛。现就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所包括的财物类型试作探讨。

笔者认为，根据不同的标准，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层面对职务侵占犯罪的对象可作如下划分：

一、动产与不动产均可成为职务侵占犯罪的对象

动产可以成为职务侵占犯罪对象，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就不动产而言，能否成为犯罪的对象，一般都持否定态度，而且对此至今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和深入的研究。笔者之所以认为不动产能够成为职务侵占犯罪的犯罪对象，就是因为非法侵占不动产的案件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主张不动产不能成为侵犯财产罪以及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可以说是我国刑法理论界的通说。这种观点认为，不动产不能成为经济犯罪的对象，当然也不能够成为职务侵占犯罪的对象。这种论点的理由就在于它认为，既能窝藏又能销售的物，才能成为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只能销售不能窝藏的物，则不属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不动产不能窝藏，故不能成为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其推理之所以错误，就在于它是以不动产不能窝藏，故不能成为犯罪对象为前提，这就难免有失偏颇。因为在司法实践中，有的能够销售却不能窝藏的财物，事实上它早已成为职务侵占犯罪的对象。例如，作为职务侵占犯罪对象中的房屋、土地、工厂、矿山等，这些“赃房”、“赃地”、“赃厂”、“赃矿”能够销售，但却不能窝藏。笔者认为，“赃款”、“赃屋”、“赃地”、“赃矿”、“赃厂”，它们的共同法律属性是“赃”，而这些“款”、“屋”、“地”、“厂”、“矿”都是物的一种，其自然属性都是物，若以犯罪手段获得则就成为赃物，即其自然属性与法律属性的统一即为赃物。如果以能否窝藏、能否销售作为区分标准，那么，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能够窝藏而不能销售，能够销售而不能窝藏的对象就将无法穷尽，那么其犯罪对象也将无法穷尽。例如，行为人利用管理水电的职务便利，盗窃所在单位的水电就是如此，此种犯罪的对象可以销售，但根据目前科技水平就很难将其窝藏。至于赃款不能成为销赃罪的犯罪对象的观点，也并非无懈可击。例如，莱甲将其利用职务侵便利所侵吞的5万美元赃款在“黑市”出售，卖得45万元人民币就足以说明赃款亦可作为赃物销售。因此，如果按照上述标准进行思维，就脱离了当前犯罪的实际情况，特别是职务侵占犯罪的实际，不利于对这类犯罪的依法惩处。这种认识也与我国的刑法规定相违背。根据刑法的规定，财物理所当然包括动产，也包括不动产，当然不动产并不能成为所有侵犯财产犯罪的犯罪对象。不动产不被视为侵犯财产犯罪的犯罪对象，当然也就更不可能被视为职务侵占罪的对象的观念，这在我国的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部门还是相当普遍和根深蒂固的。但不动产作为职务侵占犯罪的对象，在司法实务中已是不争之客观事实。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所在单位房屋的案件时有发生，这就足以说明职务侵占对象，如果仅仅限于动产，就难以惩处此种类型的职务侵占犯罪行为。

关于不动产的定义，各国的立法并非完全相同，如美国、英国、加拿大、印度等国对不动产的界定范围均有差异。有的是采取排除法，即只对动产的范围予以法律定义，而对不动产则在刑法典中少有界定。例如，美国模范刑法典对动产的定义是：其位置能够移动的财产，包括生长、附着或发现于土地之物。其含义就是，生长于土地的植物、附着于土地之上的装饰物，发现于土地中的埋藏物等，均可视为动产的范围。英国早期的普通法对动产的界定非常执着，因此出现了从苹果树上偷摘苹果的行为不是盗窃，而在果树下面捡拾苹果则属盗窃的极不合理的认定标准。其理由是：树上的苹果系不动产的附属部分，地下的苹果才为动产。但现代制定法的观念已经有所转变。1968年的《盗窃法》规定有三种情况均可视为盗窃犯罪的对象：（1）以委托人或人的身份，“出卖或处置属于他人的土地，或以违背信托的方式占有或构成土地组成部分的任何物品”；（2）在未获土地占有权的情况下，“以分离或导致分离为手段或在已经与土地分离后，占有构成土地组成部分的任何物品”；（3）在已获土地占有权的情况下，“占有该土地上的任何装置或建筑”。加拿大和印度刑法与英美法系的原则类似。加拿大刑法规定“使其成为可移动之物”者，即为动产；印度刑法规定“任何物品只要附着于土地而非动产，就不是盗窃对象，但一旦与其分离，就可变成盗窃对象”。鉴于加拿大和印度均属英美法系国家，所以，英美法系中的经济犯罪对象有务求明确而不惜繁琐的特点。对于不动产可以构成一些经济犯罪的对象，例如可以成为职务侵占罪的对象。

对于不动产的范围，国外刑法虽然少有明确界定，但在国外的民法典中多有规定。一般都认为不动产是指不可移动，或移动后会改变其用途或价值之物，其范围一般认为包括土地、湖泊、矿藏、水流、山林、草原、滩涂及其之上的定着物。自然资源属于不动产并五分歧，但对其上的定着物，哪些为不动产则有不同看法。依德国民法第93条至95条规定，不动产除土地外，还包括土地之上的分建筑物。法国民法则从性质、用途、目的将不动产分为三种，较德国的范围广泛。依照法国民法第524条规定，依其用法，下列各物为不动产，即“因耕作土地所用之兽类”：“农业之器具”：“池沼中之鱼”：“铸造之器具”……等等。该条还规定：“纵属动产，如其所有人以水不能分离之方法，附着于不动产者，亦依其用法为不动产。”日本民法第86条规定：“土地及其定着物，为不动产。”其定着物的内容，与德国民法主要内容相同。我国台湾“民法”第66条第1项关于不动产的规定，亦与日本相同。我国大陆民法对不动产的含义及范围没有规定。理论上有人认为，不动产指不能移动或移动后会改变其用途和价值之物，如土地、建筑物、树木等。有人认为，不动产指不能移动位置，移动后会引起性质、形状改变之物，如土地、房屋。还有人认为，不动产为不能移动或移动后会引起性质和经济价值改变之物。从上述观点来看，不动产有两个特点：-是不动产不能移动，二是移动后就要改变用途和价值，或者改变性质、形状，或改变性质和经济价值。笔者认为，不能移动系不动产的基本属性，至于移动后是否改变用途、价值、性质、形状等，则不能反映所有不动产的特征。例如，成熟了的庄稼、水果收获后并不改变其用途和价值；经济林木、花卉移栽之后，并不改变其形状、性质等。因此，不动产的基本特征是具有不可移动性，即具有永久固定性。为了全面准确地把握不动产的特征，可将不动产分为两类：一类是绝对不动产，即绝对不能移动，移动后就会改变性质、价值等，如土地、房屋。将土地上的土层移动之后就变成泥土而不是土地，将房屋上的砖瓦等物移动之后就成为建筑材料而不再属于房屋的组成部分即房屋。另一类是相对不动产，这类财产可依物主意思属于永久性固定或在一定期限内相对固定并可移动，移动后一般不会损坏原有价值或损坏不大，例如树木、花卉、蔬菜等土地上的附着物。相对不动产与动产区别不大，可视其具有动产性质并可成为职务侵占犯罪对象，对此一般没有争议。在刑法理论上争论较大的主要是绝对不动产能否成为职务侵占犯罪的对象。我国刑法对于不动产能否成为犯罪对象没有明确规定，传统刑法理论认为不动产不能成为犯罪对象，但近几年也有学者提出不动产可以成为犯罪对象的主张。笔者认为，不动产可以成为犯罪的对象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且此种类型的案件将呈明显的上升趋势。随着对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的探讨研究的深入，必将成为一种共识。若在刑事立法上对此予以明文确认，将有利于打击此类犯罪。在刑法解释上应当将动产与不动产均视为犯罪的对象，否则，对一些职务侵占犯罪就无法处理。

论文关键词：受贿罪犯罪对象非财产性利益

论文摘要：目前学界对于受贿罪犯罪对象的范围界定上，主要有三种观点：一、认为受贿的对象应该严格限定在“财物”；二、认为受贿的对象还应该包括“物质性利益”；三、认为受贿的对象不但包括“财物”、“物质性利益”，还包括“非物质性利益”。文章分别对上述三种观点进行了剖析，并认为不能简单地判断是否将物质利益和非物质利益作为受贿罪对象，而应该结合各种因素综合分析，并且对于司法实践中常见的几种新型行受贿行为进行了界定。

按照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受贿的对象仅限于财物。刑法修改时及在司法实践中，一些专家和一线办案人员对此有争议。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受贿的对象应该严格限定在“财物”；第二种观点认为，受贿的对象还应该包括“物质性利益”；第三种观点认为，受贿的对象不但包括“财物”、“物质性利益”，还包括“非物质性利益”。我们先来看这三种观点的理由。

(1)关于“财物”。认为贿赂应限定为金钱和物品，即财物，其理由主要是：第一，从历史看，我国自古以来，贿赂均指财物，据《说文解字》一书的解释，“賕，以财物枉法相谢也。”“賕”即指贿赂，也就是以财物相酬谢。《唐律》规定：“诸受人财而为请求者，监临势要，准枉法论。”当时把贿赂的内容限定于财物，而没有把非物质性利益作为贿赂的外延。第二，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明确规定，贿赂仅指财物，因此扩大贿赂的范围是没有法律依据的。第三，根据上述补充规定的规定，对受贿罪是按贪污罪的法定刑处罚，而贪污罪是以贪污财物的数额大小作为量刑的标准的，如果把财物以外的非法利益也看作贿赂，司法机关就难以掌握定罪量刑的标准。第四，如果贿赂不限于财物，当公务员与公务员之间，各自利用职务便利为对方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时，将无法认定谁是行贿者谁是受贿者。第五，扩大贿赂的范围，将会使受贿罪成为“大口袋”，什么都往里装，把国家工作人员的一般违法乱纪行为或其他犯罪行为，统统当作受贿罪，这势必扩大了受贿罪范围，混淆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

(2)关于“财产性利益”。认为贿赂是指财物以及诸如定债权、提供劳务或者担保、降低利息、提供住房、安排旅游、提供吃请等可以用金钱计算的物质利益。其理由是，第一，虽然以财物为贿赂是我国历史上的传统观点，但是，传统的观点也是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改变，在今天，不能拘泥于传统观点而放弃对一部分受贿行为的惩罚。第二，改革开放以来，以财产性利益贿赂国家工作人员的现象大量存在，其危害性与以财物为贿赂并无本质区别，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第三，受贿罪侵害的客体是国家的正常管理秩序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其危害程度主要取决于对国家机关正常活动和信誉以及国家、集体、公民利益的损害程度，至于贿赂的数量，不能在主要方面反映受贿行为的整个社会危害程度。

(3)关于“非财产性利益”。认为贿赂应指财物和其他利益，包括非物质性利益，如解决住房、迁移户口、调动工作、招工招干、提拔职务、出国留学等等，甚至包括性服务。因为这些使公务人员获得用钱财买不到或难以买到的实际利益，具有诱惑力往往甚于财物。

对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即是对符合条件的犯罪的未成年人实施社区矫正。在我国，法律意义上的未成年人，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者。处在这个年龄段上的人，实施了危害社会、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人，即未成年犯罪人，习惯又称为“少年犯”。我们通常说的青少年犯罪，既包括了青年，也包括了少年，年龄跨度大于未成年。如何加强对社区矫正中的未成年矫正对象的教育和监管，使他们能顺利回归社会重新做人，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发生，是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任务，是社区矫正工作质量的具体体现，需要司法行政部门在社区矫正实践中不断探索新情况，发现新问题，积累新经验。

笔者依据国家两院两部、省、市关于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文件及有关社区矫正工作会议精神，学习并分析先行试点地区的做法和经验，调查了解原由公安机关监改的“五种人”中未成年犯罪人的特点，在此启发下，对社区矫正中未成年矫正对象的教育和监管提出粗浅认识。

一、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的重新犯罪现状分析

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逐年上升趋势，犯罪低龄化，农村未成年人犯罪上升幅度较快，初犯率较高，财产型犯罪和暴力犯罪仍呈上升趋势，团伙案件增加，教育保护未成年人已经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而且，可以预见，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入，西方文化、思想的不断涌入，青少年的成长环境也会变得更为复杂。如果不加大对青少年犯罪的预防力度，对走上犯罪道路的青少年进行教育和挽救，就很有可能发展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从我区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档案资料来看，我区的25岁以下的矫正对象有31名，数量占矫正对象总数的18％，年龄最小的16岁，农村籍的占总数的57％，犯罪种类有盗窃、抢劫、交通肇事、故意伤害、敲诈、聚众斗殴，判处刑罚全部为缓刑。其中，16至18周岁的未成年人有8名。

据我区法院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区被判处缓刑的人员共29人，其中，被判处缓刑的未成年人18人，占适用缓刑人员总数的62％。判缓刑未成年人重新犯罪1人，两次都是盗窃罪。据此统计，上半年，我区的缓刑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率为5.56％。

据北京市朝阳区一份调查资料显示，未成年人重新犯罪案件占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总数的15.44％。同时，未成年人重新犯罪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从时间上来看，时间间隔较短，在缓刑期内犯罪现象明显，初次与重新犯罪间隔6年以下的占总数的67.5％，缓刑期内重新犯罪的占总数的47.5％；二是从犯罪类型来看，初次犯罪种类多集中在抢劫、盗窃、故意伤害等暴力型或财产型犯罪，判处刑罚相对较轻，重新犯罪所涉及的罪名种类较多，所判刑罚多重于初次犯罪的刑期；三是从犯罪现象来看，未成年人重新犯罪单独实施犯罪行为较多，动机也不同于初次犯罪时、有的为泄私愤、有的一时冲动、有的精神空虚寻衅滋事等动机多样的特点，而是比较单一，目标明确，绝大多数是为了获取不义之财.

摘要

一、析题

主要介绍了侵犯财产罪，它是一种单纯着眼于财产的价值，并以之作为实现犯罪目的的直接手段的犯罪行为，主要包括：暴力、胁迫型财产犯罪，窃取、骗取型财产犯罪，侵占、挪用型财产犯罪和毁坏、破坏型财产犯罪。至于犯罪对象，是指犯罪分子在犯罪过程中对之直接施加影响的，并通过这种影响使某种客体遭受侵犯的具体人或物。

二、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的一般性问题

1.对象必须是一定的财物。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必须是一定的财产，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至少必须具有主观价值。

2.访犯罪对象必须具有相当的价值。成为侵犯财产罪对象不仅有质的要求，还有量的标准。

［摘要］刑法理论界关于错误问题主要有具体符合说、法定符合说和抽象符合说。本文以法定符合说为立足点，阐述了在同一构成要件和不同构成要件内，单独犯罪对象错误和共同犯罪对象错误的处理原则。同时根据在共同犯罪中各个行为人的分工不同，从共同实行犯、共同教唆犯、共同帮助犯三个方面具体说明共同犯罪对象错误的处理原则。

［关键词］对象错误;犯罪既遂;法定符合说

刑法中的错误问题，尤其是对象错误在司法实践中占有重要地位，不仅影响行为人的责任形式，更重要的是牵涉到犯罪既遂和未遂问题。正确地认识对象错误，能够准确地对行为人进行定罪量刑。如果分别按照抽象符合说、法定符合说和具体符合说等不同的处理方式，其结论将大相径庭。

一、对象错误的定性

行为人侵害的对象具有特定性，是成立对象错误的前提。行为人在产生犯罪意思时，若持一种放任态度，犯罪目标是一个或者是不特定的多数，不管发生任何后果都是和其意思相符合的，实际侵害的对象和意图侵害对象是一致的。［1］比如王某想要报复甲，在甲的水杯中放入毒药，但是其妻乙却喝了甲的水，导致乙死亡。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行为人意图侵害的对象是甲，但其在实施时对甲是否会用其水杯喝水以及是否会有其他人用其水杯是不能确定的。因此，即便发生了毒死乙的情形，也不构成对象错误。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如果有人用危害公共安全的方法实施犯罪，虽然行为人主观上的目标是特定的，但是由于方法本身决定了其侵害的对象不可能是唯一的、特定的，这样的情况也不会发生对象错误。犯罪行为客观上侵害了另一对象，导致实际发生的事实与行为人预想的事实不一致。对行为人所认识的对象和实际侵害的对象有怎样的不同，是不可一概而论的。［2］当行为对象是人时，把甲当作乙杀害是最典型的对象错误;如果以物为对象，仅仅体现的是财产所有权的关系时，就以物的所有者为标准来判断对象错误。出现对象错误时应当如何定性，是触犯一罪还是数罪，是既遂还是未遂，这些对定罪量刑都有极大的意义。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但刑法学界对于对象错误的定性有几种比较主要的学说。(一)具体符合说。该说认为，只有当客观上产生的结果与行为人所想要发生的事实一致时，才能成立故意，行为人才能负既遂的刑事责任。例如甲欲开枪杀死乙，却误将丙当作乙而打死。［3］刑法学界较早的具体符合说认为，甲主观上想要杀害的对象是乙，因此只有实际上杀死乙时，才能是完全地、具体地符合甲的意图，甲才能负杀人既遂的刑事责任。但甲事实上杀的是丙，因而不是具体的符合，所以甲对乙构成杀人未遂，对丙构成过失杀人。应根据想象竞合犯的原理，按照杀人未遂定罪处罚。现在的具体符合说认为，所侵犯的客体一致，都是人的生命健康权，并且不违背行为人的犯罪意图，所以构成故意杀人罪既遂。(二)抽象符合说。该说认为，行为人意图侵害的事实与实际发生事实在种类上没有必要是完全的、具体的相同，只要行为人有犯罪的意图，又现实地造成了法益受到侵害，就可以成立犯罪的既遂。例如，甲本想损害蜡像，结果却导致乙死亡，应以毁损财物罪和过失杀人罪中的一个重罪处罚。(三)法定符合说。该说认为，虽然客观发生的事实与行为人主观上意图侵害的对象不完全相同，但两者都在同一构成要件内，侵害的客体也一致，应当以行为人主观上的认识为标准，定为故意犯罪既遂。因为实际发生的结果与行为人的主观认识在法律上的性质是相同的。［4］例如甲欲开枪杀死乙，却误将丙当作乙而打死。该说认为，甲本来想杀的是一个人，结果也造成了一个人的死亡，侵犯了相同的客体，侵犯了同一种法益，因而构成故意杀人罪既遂。法定符合说把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客观侵害结合起来，能更加客观地评价行为人的犯罪行为。虽然针对对象错误来说，运用法定符合说和具体符合说得出的最终结论是一致的，但对打击错误的认识却出现了明显的分歧。［5］具体符合说还存在其他缺陷，如导致罪刑不均衡、与构成要件理论不协调等。抽象符合说只是片面地强调客观损害与主观恶性间的因果关系，不考虑意图侵害事实与实际发生事实是不是具有相同的法律性质，这当然是不科学的。综上所述，在处理对象错误的问题时，我们应当采用法定符合说。

二、单独犯罪对象错误的处理原则

本文作者：李建华工作单位：吉林大学法学院

一、经济刑法立法对象的确立

(一)经济刑法立法对象的确立基础

经济刑法的立法对象即经济刑法立法应该规制的对象,表明经济刑法立法把什么性质的行为规定为经济犯罪,并纳入其调整领域之内。它是经济刑法立法的基本立足点,是经济刑法立法中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法律只是追究那些事先加以禁止的对社会构成危害的行为。”[1](P29)“因为只有确定了什么行为应受法律谴责与遏制,我们才能确定我们要遏制人们实施什么样的行为,应把什么人视为我们使之遭到报应的罪犯,对什么人加以报复或对什么人进行改造。”[2]经济刑法立法对象的实质,是为了解决应把什么性质的行为规定为经济犯罪行为,什么性质的行为不应规定为经济犯罪行为的问题,并从立法上解决罪与非罪的问题,它对经济刑法立法具有决定性意义。我国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大量的经济犯罪已经出现,并对社会经济关系产生了极大的破坏后果。“经济犯罪所造成的物质上的损失是难以估计的,学术研究上的各种估计,几乎都是天文数字。……使经济犯罪对于经济社会的损害性和危险性,更形增高,而成为最严重与最危险的新兴犯罪。”[3]“经济犯罪对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有着比治安犯罪更为直接、严重的破坏力。经济犯罪往往成为社会冲突和社会动荡的导火索。”[5]通过经济刑法立法对各种经济犯罪行为进行有效地控制和遏制,是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当务之急。而要建立和完善经济刑法立法,就要准确地确立经济刑法立法对象及其确立基础。尽管经济刑法立法是立法机关有意识、有目的的创制经济刑法的主观创造性活动,体现了立法机关的自觉性和主观性。但是,正如人们不能脱离、超越历史与现实提出的要求、提供的条件而人为地创造历史过程一样,经济刑法立法对象的确立也不能脱离、超越我国现实社会经济生活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而凭立法者主观设计拟造;它决不是立法机关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活动,它必须以、也只能以社会现实为基础,并直接受制于现实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产生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的个人恣意横行。”[5]“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6]“刑法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植根于一定社会的物质生活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其存在的价值。”[7]因此,对经济刑法立法对象基础的考察、认识和确立,应着眼于社会经济生活现实需要,应以能够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为出发点,准确、全面、及时地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换言之,社会经济生活的现实需要是确立经济刑法立法对象的基础,更确切地说,就是在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着各种经济犯罪行为,以及对经济犯罪行为予以惩治和打击的调整需要,是经济刑法立法对象的确立基础。

(二)经济刑法立法对象的确立标准

确立经济刑法的立法对象,即确定某一行为是否应被规定为经济犯罪、应否被纳入经济刑法的立法对象中,需要遵循一定的标准。由于“社会是根据自身的利益确定何为犯罪”[8],因此,确立经济刑法的立法对象,也应以某一行为是否侵害了经济刑法所保护的利益即经济刑法法益为标准。¹所谓刑法法益,“即是受刑法规范保护的利益。”[9]相应地,经济刑法法益,就是受经济刑法规范所保护的利益。“在刑事立法上,对于某一社会生活利益应否以刑法手段加以保护,均以法益作为决策依据。”[10](P55)“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犯罪的本质、违法性的实质就是侵害或威胁法益”。[11](P3)确立了经济刑法法益,就能为经济刑法立法指明正确方向,并确立了经济刑法立法的目标。立法机关进行经济刑法立法活动,就应确定经济刑法所要保护的对象即经济刑法的法益及其范围大小,并把侵害经济刑法法益的行为直接规定为经济犯罪,以此表明经济刑法立法的价值取向。通过对经济犯罪的惩治和打击,实现对经济刑法法益的保护。可以说,整个经济刑法立法都是以经济刑法的法益为核心,并紧紧围绕如何保护其法益而展开的。全部的经济刑法立法过程就是为保护法益而进行的有目的、有方向的立法活动过程。经济刑法法益高度概括和集中体现出经济犯罪的本质,即经济犯罪所具有的严重社会危害性的本质内容,即经济犯罪“行为对法益的侵害或者威胁”。[11](P4)“正确把握法益概念的社会内涵,有助于刑事立法所保护的客体秩序(或者说行为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适应时代的精神。”[10](P56)经济刑法立法是通过对严重侵害法益或者侵害重要法益的经济犯罪追究刑事责任,并给予刑罚处罚来实现其目的。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确立经济刑法立法对象应以经济刑法法益为标准,但是,经济刑法法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发展而随之变化和发展。“对过去认为没有必要保护的法益,随着保护要求的增大,就应当进行相应的新刑事立法。相反,在认为某个法益已经不值得刑法保护的时候,以保护这种法益为己任的犯罪规定就应当从刑法中删除。无论如何,适当的实定刑法,必须适应具体社会中对法益保护的现实要求。”[12]在确立经济刑法立法时,应关注经济刑法法益的这种变化性,并相应调整经济刑法的立法对象。

1认识错误的概念和分类

1.1认识错误的概念刑法中的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在刑法上的认识与客观实际情况存在不正确的认识。行为人发生这种错误时，就产生了是否阻却故意的问题。[1]故意与过失是认识因素的范畴，行为人的认识因素不同，故意或过失会影响到行为人的意志因素，进而影响到犯罪行为的罪过形式。

1.2认识错误的分类我们知道，认识错误及其对刑事责任的影响关系密切。故意或过失作为认识因素的两个方面，认识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刑事责任的承担。可见，在发生认识错误的场合下对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追究理应有所不同。因而就有了认识错误的分类。我国刑法理论采取传统的分类方法，把认识错误分为法律上认识的错误和事实上认识的错误。[2]

2认识错误对刑事责任的影响

2.1法律认识错误及刑事责任法律认识错误，有学者称之为“违法性错误”。本文采纳“法律认识错误”的说法，是指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在法律上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及刑事处罚存在不正确的认识。法律认识错误通常包括以下三种情况：

2.1.1想象犯罪行为不构成犯罪，行为人误认为构成犯罪，即刑法理论上通常所说的“幻觉犯”。这种认识错误不影响行为的性质，即行为人是无罪的。

一、食品安全犯罪中“食品”与“安全”的界定

（一）食品安全犯罪中“食品”的定义

食品的法律定义，因国家之间文化背景与立法传统的差异，尚无统一概念。食物种类本身纷繁复杂，外加现代科学技术掺杂其中，立法给“食品”下定义并非易事。目前，在定义食品总体概念时，分类法被广泛采用。我国《食品安全法》中食品是指“各种供人食用或者饮用的成品和原料以及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但是不包括以治疗为目的的物品。”[1]美国属于分散立法模式，关于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定散于多部法律当中，其中调整食品安全领域极为重要的《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将其定义为：“供人和动物食用或饮用的各种物品；口香糖；用于制作上述食品的原料。”[1]从中美两国关于“食品”的概念规定来看，有同有异。二者区别主要是对食品食用对象方面的差异，美国规定“供人和动物”食用或饮用；我国明确仅“供人”，相比美国的定义范围更为广泛。此外，我国明确将“药品”排除于“食品”之外。我国认为药品需要专门法律以更高、更严的标准要求它；美国的食品和药品一直自成体系，置于同等地位保护。我国在定义“食品”时与美国也存在很多相似之处。例如，两国均规定以“食用或者饮用”方式提供的物质补给属于食品的范畴；对食品是否需要加工等过程两国均持否定态度，均认可“原料”是食品的范畴，从而使食品的范围可以覆盖从农田到餐桌的整个过程。最后，在定义方法上，两国都采用分类法，大体上是将食品分类为食品、饮品及原材料。

（二）食品安全犯罪中对“安全性”的界定

关于食品“安全性”的界定本身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判定食品安全需结合时下背景。20世纪80年代世界范围内食品安全主要以满足人们的基本生存需求为要义，随后世界卫生组织又将其等同为“食品卫生”。至今，食品安全的内涵也不同以往。总之，食品的“安全性”因时而异，标准也愈来愈高。目前，我国《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安全性”规定也非常高，规定：“食品安全是指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2]我国对食品安全不仅要求最基本的质量安全，同时还要营养充分，缺其一在我国都不能称之为安全食品。美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对“食品安全”并未给出明确的定义，取而代之是美国政府投入巨额经费于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和研究之中，通过制定一系列严格的标准，利用先进的技术来检测食品是否达到安全标准。例如，美国在农药残留方面标准几乎就将所有的农产品涵盖其中。因此，在食品安全方面，美国直接以食品是否符合安全标准来体现其安全性。我国虽然在具体判断安全性时，也有一定的标准，但与美国标准相比，源于经济、技术等多方面的较大差距，我国标准制定和成效显然与之相去甚远。

二、中美食品安全刑事立法调控范围的比较研究

第三章犯罪构成

第一节犯罪构成概述

一、犯罪构成的概念：是刑法规定的，决定某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而为该行为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一切客观要件与主观要件的有机整体。特点1、犯罪构成的法定性；2、犯罪构成的主客观统一性；3、犯罪构成与社会危害性的统一性：犯罪构成是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法律标志。4、犯罪构成的重要性：特点：是法定的；是主客观要件的有面整体；是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法律标志；是认定犯罪的惟一法律标准；是罪刑法定主义的产物。作用：是区分罪与非罪的标准；是区分此罪与彼罪的标准；是区分一罪与数罪的依据；是区分重罪与轻罪的依据。

二、犯罪的构成的分类：1、基本的犯罪构成与修下的犯罪成：基本的是指分则性条文就单独的既遂犯所规定的犯罪构成。修正的是指总由性条文以基本的犯罪构成为基础并对之加以修正而就共犯、未遂犯等所规定的犯罪构成。2、完结的犯罪构成与待补充的犯罪构成：完结是也叫关闭的犯罪构成是指刑法完整地规定了所有要件的犯罪构成。待补充的是指刑法仅规定了部分要件，其它要件需要司法机关适用时进行补充的犯罪构成。3、单一的犯罪构成和复杂的犯罪构成：单一的是指刑法规定的各个要件均属单一的犯罪构成。复杂的是指刑法规定的要内容可供选择或互有重叠的犯罪构成。

三、犯罪构成要件：客体、客观要件、主体、主观要件。

第二节犯罪客体

摘要:在刑法上,认识错误系认识因素的一个方面，而认识因素又被界定为犯罪的主观方面内容之一,因此，认识错误在刑法实务中对于犯罪的分析认定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毫无疑问会对定罪量刑产生影响。本文将着重分析法律认识错误的含义及特征,深入探讨法律认识错误的刑法学原理,为指导实务提供强有力的帮助。

关键词:刑法;认识错误;定罪量刑

我国刑法奉行罪刑法定原则,但现实生活中,往往出现明明想犯甲罪却犯了乙罪,明明想犯重罪却犯了轻罪等等情况。认识错误在我国现行刑法中并未体现,但刑法制定和修订史上,该概念被不少学者提出且观点各异,特别是事实认识错误,本文将着重于探讨研究该认识错误在刑事责任确定中的比重。

一、刑法中认识错误的概念及立法依据

（一）概念。关于“刑法中的认识错误”的概念，刑法学界众说纷纭，现着重从国内各大高等学校的教材中对该概念的定义进行比较。西北政法大学：刑法上的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对于自己行为的法律性质和事实情况的认识发生错误。中国政法大学：刑法上的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的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不相符合。西南政法大学：刑法中的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在法律上的评价或者对与自己的行为有关的事实情况的不正确认识。不难看出，具体到我国刑法学界，刑法中的错误乃主观之认识与客观之事实不相符也；刑法上所说的错误是指行为人对于自己的行为在法律上和事实上的认识错误。这是值得关注的两种观点。（二）立法依据。在我国，对于刑法的认识错误是有法可循的。同时,其他国家的刑法对此也有明文规定。例如：1976年《西德刑法》第16条明确规定：“（1）行为人于行为之际，对于犯罪的法定构成事实所属情况欠缺认识者，不成立故意行为，但是对过失行为之可罚性不生影响。（2）行为人对于行为之际有可成立较轻法规所定犯罪构成事实之情况者，惟依较轻法规处罚轻故意行为。”该条文就是关于犯罪构成事实错误的规定；还有该法第17条规定：“行为人于行为之际，欠缺违法行为之认识，且此认识错误系不可避免者，其行为无责任，如系可避免者，得依第49条第1项减轻其刑。”又如，《日本刑法》第38条（关于故意、过失条款）规定：“不得因不知法律而认为没有犯罪故意。但根据情节可以减轻处罚”。除以上规定以外，其他的国家对此也存在类似的规定，如瑞士、奥地利等。认识错误的立法规定作为错误论的依据，其影响该理论的概念界定、类别区分及效果等方面。虽然根据我国现行刑法尚未有明确详细的规定，但错误论已经在司法审判实务中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

二、认识错误对刑事责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