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范文10篇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把惩治职务犯罪作为重点工作之一，侦破了一批职务高、数额大、影响大的大案要案，特别是成克杰、胡长清、李纪周等重大案件的查处，有力地震慑了犯罪分子，振奋了党心民心。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职务犯罪已成为需要高度重视、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在此，本人就职务犯罪这个课题作一尝试性的浅述。

一、职务犯罪的概念及其特点

职务犯罪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进行的犯罪，它的本质特征是权力商品化，犯罪人利用社会公共权力进行“权钱交易”，以满足个人、家庭或小集体利益，其犯罪造成的危害较之其他刑事犯罪相比更甚，是一种严重的腐败现象，据我国经济学家的保守估计，在90年代后半期，“国家因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在9875亿－12570亿元之间，占全国GDP总量比重在13.2%－16.8%之间。”预防职务犯罪、惩治腐败已成为我国迫在眉睫的问题，其严重程度恰如同志多次强调的那样，已经成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

从大量的已被揭露出来的职务犯罪的案例来看，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职务犯罪作为刑事犯罪的一种，在整个犯罪中占有相当的比例，比较突出的如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罪等等。分析其主要原因就是在权、钱、情这三个环节的管理上存在漏洞，总体来讲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位高权重，贪污受贿。

位高权重，贪污受贿是众多职务犯罪的首要特征。孟德斯鸠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据有关报道，仅一个建筑项目的兴建，从可行性研究开始，到项目竣工，共有23个环节可能出现违法违纪现象，轻则“吃拿卡要”，重则行贿受贿；建筑工程的规划、设计、采购、施工、质量监督、监理等环节都有可能是职务犯罪案件的多发区。行家们说，工程设计文件的一笔一划，一句话，甚至一个字，都是“钱”。像广东的于飞，沈阳的慕绥新和马向东等都与此有关。

看过西方电影警匪片的，一定记得警察逮捕嫌犯的时候，念念有词背诵“你有权”保持沉默，“你有权”得到律师协助，等等。如果仔细一点，一定还记得，警察宣布逮捕的时候，一定要说明嫌犯是受到了什么指控，也就是说，是出于什么罪名而要逮捕这个人。如果警察没说清楚，嫌犯本人或者家人就必定要追问是什么指控，一定要把这个罪名问出来。道理很简单，知道了罪名，才可以有针对地设法为自己辩护。在英美法律里，这是一项重要的公民权利，来源于历史悠久的“人身保护令法”.

“人身保护令法”的意思是，任何人在受到逮捕、拘留、禁闭或其他形式的人身限制的时候，都有权要求法庭人身保护令。法庭的人身保护令要求双方都到场，由实施逮捕或拘留的一方向法庭说明，为什么要逮捕或拘留此人。如果法庭承认其理由，就将安排对此指控罪名的审判；如果法庭认为指控理由不足，就将命令放人。在英美法律中，逮捕之后通常会在最短时间内举行这样的法庭听证，通常会在这样的听证程序中确定取保候审的金额，被捕者在缴纳保金后可以获得相对的自由，以便积极准备在庭审中为自己辩护。

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也有相应的规定。第六十四条、七十一条分别规定，公安机关拘留、逮捕人的时候，必须在24小时内告知拘留或逮捕的原因。第九十六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有权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

我国和欧美国家一样，在刑事司法中实行“无罪推定”的原则：任何人在经过法庭审判，根据证据被判有罪以前，都是无罪的。被公安机关侦查，拘留，逮捕，并不一定有罪。

公安机关也有可能搞错，甚至陷害了无辜的人。所以法律称呼这些受拘留或逮捕者为“犯罪嫌疑人”，而不是“罪犯”。而在将他们定为嫌疑人加以拘留或逮捕的时候，一定要说明他们涉嫌了什么罪名，以便他们为自己辩护。

郑家栋被拘留，原因是“涉嫌犯罪”。涉嫌犯的什么罪，既未见媒体明确的报道，也未见警方宣布。只说“涉嫌犯罪”却不说涉嫌什么罪名，这很不规范。模模糊糊的“涉嫌犯罪”引起了学者们的议论纷纷，议论的要害却是这位学者涉嫌犯的罪是不是会玷污了他所从事的学问，是不是影响了道德，如此等等大得吓人的议题。可是要是问，他到底涉嫌了什么罪名，却还没有人说得出个子丑寅卯来。

[内容提要]用之得当，会防病治病，用之不当会成为瘾癖，危害人的健康和生命。因其具有严重的成瘾性(不当使用可使人产生来自生理上和心理上强烈的药物依赖)，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往往具有强大的经济诱惑力等方面的原因，使得当前国际范围内的大有泛滥之势。的泛滥不仅会严重威胁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危害人民的身心健康；而且也会严重败坏社会风尚，直接导致或诱发各种犯罪，有鉴于此，犯罪是当前世界范围内的一大社会公害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制止泛滥已成为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打击犯罪已成为各国司法机关所共同面临的一项严峻任务。本文结合我国现实状况，从东、西部受国际环境影响的不同和城市化进程的不同着眼，通过分析总结东、西部犯罪人员、吸毒人群的差异，以及东、西部的运毒方式、路线作一比较，以期更有利地打击控制我国犯罪，为富国强民保驾护航。

〈关键词〉东部、西部、、犯罪、城市化进程、比较、差异。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历史上，我国深受烟毒危害，西方列强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华民族陷入沉痛的灾难之中。历史的警示，使中国人民忘不了带来的危害和耻辱。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采取坚决措施，开展查禁鸦片烟毒的斗争，短短3年时间，就使危害中国百余年的鸦片烟毒基本上在全国范围内禁绝。此后，中国被国际舆论赞誉为“无毒国”，享誉达30多年。

然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毒潮猖獗，毒害再度袭来。“毒害不除无宁日”的历史重任，不可推卸地落在了我们肩上。面对蔓延的严峻形势，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坚决措施，1997年，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重点整治”工作，收效明显；1998年，在北京成功举办了全国禁毒展览，并将有关资料在全国巡展，使1．6亿人受到了直观的禁毒教育；1999年，在全国范围内部署“无毒社区创建”活动，并针对易制毒化学品走私和冰毒犯罪开展了专项斗争；2000年，了《中国禁毒白皮书》，向世界表明中国的禁毒立场和禁毒决心；2001年，又以“堵源截流”为突破口，积极组织开展禁毒严打整治斗争，争取禁毒斗争的阶段性胜利。并于1990年11月成立了由18个部委参加组成的国家禁毒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国的禁毒工作；2001年8月28日，中国、老挝、缅甸、泰国四国部长级禁毒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四国重申禁除的坚定决心，探讨进一步开展实质性合作与交流的方法和模式。会议通过了指导四国今后禁毒合作的《北京宣言》。“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

一.：

（一）．

近年来，**区局以争创无职务犯罪单位活动为主线，在加强教育、建章立制、强化监督和长效管理等方面加以落实，构建具有国税特色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防体系，党风廉政建设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连续四年在区机关作风评议中名列前茅，多次被市、区评为“争创无职务犯罪先进单位”。

一、坚持教育为先导，打牢预防工作基础

为扎实做好法制宣传和预防工作，该局坚持把教育作为先导和基础，始终把握重点人群，突出针对性和实效性，通过选树正反典型、开展主题讨论等形式，不断增强干部职工“三种意识”。

（一）从“高”处着眼，突出领导表率，增强“无私奉献意识”。要求干部特别是领导班子成员和中层干部自觉做到率先垂范，发挥模范带头作用。领导班子成员走上讲台，为干部作《党章》、“总书记6.25讲话精神”等专题辅导，先后组织“四个怎样”、“三强化一弘扬”、“强化科学管理，进一步增强执行力”等主题讨论活动。同时重视身教，在学习和工作中，该局要求干部做到的局领导、科所长必须首先做到，让领导成为干部思想上、行动上和工作中的标杆，时刻接受全局上下的检视，牢固树立国税事业发展而无私奉献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始终保持领导班子成员和中层干部的先进性。

（二）从“用”处考量，突出教育实效，增强“廉洁从税意识”。为消除“以权谋私、以税谋私”的错误思想，该局通过“上下互动、内外互促”的方式，打破你说我记的简单模式，不断拓展教育形式，丰富教育内容，使之尽量贴近干部的思想工作和生活实际，切实增强教育的实效性。“上下互动”就是指在局内利用“纪检日”、“学习日”，通过网上辅导、集中讨论、答疑考试、理论研讨等多种形式，坚持学习两个条例、省、市《预防职务犯罪条例》等文件精神；及时更新区局内网法规法纪教育、警示教育等版面内容；积极开展“廉政征文”活动；组织干部参加《南京市预防职务犯罪条例》测试；组织撰写论文，送交预防工作调研文章近20篇，先后在区内、市内、市外、省外的相关会议上进行了经验交流。“内外互促”，就是利用外部条件帮助干部“照镜子”，选树正反面典型要求干部对照日常工作学习情况给自己“画像”；邀请市局、区检察院等专业人士到区局开设专题讲座，“以案说法”，并与干部开展互动交流，对纪检监察、预防职务犯罪和行风建设等群众关注的问题展开讨论；组织参观南京龙潭监狱，亲眼看看犯人的工作和生活，亲耳听听犯人的忏悔，使干部在心灵上受到震撼、行为上感到约束、工作中懂得珍惜，牢固树立“廉洁从税意识”。

（三）从“小”处入手，突出时代要求，增强“勤俭效能意识”。该局把预防职务犯罪不仅体现在党风廉政建设上，同时落实在“坚决制止奢侈浪费”的具体行动中，体现在提高行政效能上。在教育中将预防工作与响应节能减排号召、建设“节约型机关”、转变机关作风、提高行政效能结合起来，制订详细的措施和办法。坚持“两个务必”，认真执行中央有关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规定。工作中倡导依法行政、廉洁从税，恪守“聚财为国、执法为民”信念不动摇，努力增强为纳税人服务技能。坚决维护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经济工作纪律和群众工作纪律。同时，进一步加强信访举报、案件检查、案件管理和审理工作，严格执行局长接待日制度、谈心谈话制度和诫免谈话、民主评议等各项制度，对群众反映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做到早发现、早纠正。

刑法学上所揭示的贿赂犯罪是指各种形式的受贿罪、行贿罪和介绍贿赂罪的总称。而犯罪学上的贿赂犯罪不仅包括各种犯罪行为，还包括违法乱纪行为。即将贿赂现象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而他们为什么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去实施一系列犯罪行为或违法乱纪行为呢?究其原因有两个大的方面:

一、社会原因

(一)权利的失制，体制改革不配套

在新旧体制全面交替过程中，由于经济体制改革不够配套，政治体制改革、司法改革及廉政建设相对滞后，因此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空隙和漏洞，从而给贿赂犯罪的蔓延以可乘之机。尽管我国设置了许多权利监督机构，但是由于体制没有理顺，致使监督机制不畅，监督效能不高，某些地方的监督机构形同虚设。这些监督机构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预防贿赂犯罪的目的，但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

(二)收入分配的不合理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商业，随之而来的收入差距也越来越明显。根据有关数据显示，国家公务人员每月的工资是一千到三千不等，地区不同，工资有所差异，但地区间的工资高低幅度没有太大差别。而一个商人，如果瞅准商机，一次可赚几十万甚至是几百万，像房地产商，他们在投入资金搞建设的同时也抓住了现在房价在逐年增高的商机，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的投入可能换回的是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回报。这些收入差距刺激越来越多的公职人员在外搞副业，他们利用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对周围人的影响力不断为自己的副业在尽可能短的时间、以最低的成本谋求更高的利润。近年来的即将离职或退休人员贿赂犯罪案件逐年增加，这些人在这种高额利润诱惑下，往往会产生错误的心理，凭什么我为国家、为人民辛苦一辈子，就要过这种紧衣缩食的日子，而那些人凭什么就能过上衣食无忧的阔绰的生活，自己的努力和付出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特别是有的公职人员利用自己在职期间的社会关系为自己的副业拓宽门路，利用不正当的手段发财致富，这更刺激国家公职人员的心理天平。

[摘要]职务犯罪，是指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的贪污受贿，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或者侵犯公民权利，破坏国家对公务活动的管理职能，依照国家法律应受刑法处罚的行为。贪污、贿赂、侵权、渎职等职务犯罪是当前腐败现象的集中表现。侵犯了受害者的合法权益,破坏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已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为了给予受害者更全面、更具体、更适当的协助,以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必须建立法律、社会等各层面的支持体系，我们要坚决打击职务犯罪。

[关键词]职务犯罪产生的原因特点防范措施

职务犯罪历来是最严重的腐败现象之一，它严重侵蚀党的肌体，危害国家的利益，破坏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践踏社会主义法制，影响社会的稳定，已经成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问题。检察机关围绕检察职能，运用检察手段，建立职务犯罪预防机制，构筑预防职务犯罪体系，采取相应的措施和有效途径，控制和减少职务犯罪的发生，是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一、职务犯罪的法律界定

职务犯罪是指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的贪污受贿，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或者侵犯公民权利，破坏国家对公务活动的管理职能，依照国家法律应受刑法处罚的行为。贪污、贿赂、侵权、渎职等职务犯罪是当前腐败现象的集中表现。也就是指具备一定职务身份的人故意或过失地实施与其职务之间具有必须联系的，触犯刑律应受刑法惩罚的各种行为的总称。

从主体上看职务犯罪是要求主体具备一定的职务身份为前提的犯罪。职务是构成职务犯罪的和基础。职务犯罪就是具备一定职务身份者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的，或者对其职务工作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而构成的犯罪。

惩处是一种特殊的预防形式。对职务犯罪分子，只有严厉查处，才能惩治犯罪，警示他人，才能进一步强化法律的威慑作用，取得更好的预防效果。但是，有的人对法律威慑力的构成和充分发挥作用的认识却存在偏差，认为法律的威慑力尤其是刑法的威慑力主要依靠惩罚的严厉性，把威慑力简单等同于严厉的刑罚。 事实上，包括刑法在内的法律的威慑力，是源于责任的严格性、及时性和不可避免性。责任的严格要求性尤其是刑罚的严厉性，对发挥法律的威慑作用固然重要，如有时对故意犯罪分子适用死刑，能够起到“杀鸡吓猴”的效果。但同时应当看到，就一些贪利性、谋利性职务犯罪而言，尽管犯罪分子对刑罚的严厉性会有所顾忌，迫使其计算犯罪利害得失，但他们往往自恃具有较强的专业知识和反侦查能力，存在侥幸心理。当这种心理主导行为走向时，单纯依靠刑罚的严厉性的威慑效应就难以发挥，尤其是在对其法律适用缺乏确定性的情况下，就更难收到实效，也就是说，单纯依靠刑罚的严格性的法律威慑对于遏制犯罪是有局限性的，对单纯依靠刑罚的严厉性的威慑效果，必须有一个清醒的估价，寄予过高的期望只能导致更大的失望。 实践证明，法律上存在盲区、漏洞和模糊，司法中查案不及时或有案不查，存在一定的犯罪“黑数”等，都严重削弱了刑法的威慑效能,影响了遏制和预防职务犯罪的效果. 目前司法实务中,影响法律尤其是刑法威慑力的发挥,主要有如下因素:(1)犯罪日趋隐蔽和智能化,有的打着合法旗号实施犯罪行为,给及时发现犯罪造成困难;(2)犯罪虽被发现,案件及时告破,但由于司法控制能力不足,犯罪分子得以逃脱,未能及时归案;(3)犯罪分子虽已归案落网,但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存在重罪轻判；或者虽被判处应有的刑法，但未得到严格执行，所谓“前门进，后门出”；（4）法律规定不够科学严密，还存在一些盲区，漏洞和模糊之处，不尽科学、合理和完备，使一些该受惩罚的危害行为难已及时追究。 因此，要从整体上增强和充分法律的威慑力，以更有效的遏制和预防职务犯罪，关键是要提高立法质量和司法效能。具体来说，要坚持以下四条要求：一是必罚；二是及时；三是公开；四是平等。 “必罚”要求在立法上，要严密法网特别是刑事法网，对公民的权力，义务明确规定，对禁止行为明确规定，对违反法律的责任明确规定，对于应当规定为犯罪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更要完整、明确、科学地作出立法上的规定，同时科学设置法律责任的及时追究程序和措施，防止立法上存在盲区、漏洞和模糊，导致司法中无法可依，有法难依，影响对有关犯罪行为的及时有效的打击，从而降低了法律的威慑力。在司法上，对于构成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行为，做到发现一起查办一起。 “及时”强调的是司法效能，犯罪实施与破案、惩罚在时间上联系越紧密，刑罚的威慑效果越好，越能教育人，越能警戒潜在犯罪人员。 “公开”的意义在于使社会上的人知法、守法、护法，及时掌握同犯罪斗争的措施和途径，了解犯罪分子弄权渎职的必然下场。法律威慑有赖媒体张扬。要充分利用报刊、网络、电视等媒体的作用，形成一个包括无数公众在内的庞大的“关注群体”，才能使犯罪分子成为“过街老鼠”，使“伸手必被捉”，增强法律的威慑效应。 “平等”是对法律适应上的要求，任何人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对一切犯罪分子，不论身份、地位、职务高低，都要依法一体追究，不能有任何例外，防止以权压法，以言废法，以钱买法，以情乱法，以功抵法，树立法律的权威和尊严，维护法制的统一。小陈老师工作室版权所有

一、当前职务犯罪的新特点

（一）大案要案急剧增多。十六大以来的近5年中，全国查处的贪官达20多万人。过去贪污受贿数万元可算为大案，而现在犯罪金额在几十万元、几百万元甚至上千百万元的屡屡出现，金融界犯罪金额上亿元的也不乏其案。如成克杰任职其间单独或伙同他人收受贿赂款物4000多万元。浙江第一贪官温州王天仪收受贿赂180多万元、美金1万元、巨额财产来历不明1400多万元。

（二）从“高干”到“村官”一样犯案。如已查处的案件中，有高级领导干部陈希同、王宝森、成克杰、胡长清等；仅2003年，就查处15个部级领导干部，平均每周有一个厅级干部落马，每天有一个处级干部犯案。有湖南政府原副秘书长王道生，江西纸业集团公司姜和平以及枣阳市原土地局局长章大梁等厅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等案件，这些案件涉案金额均在几百万元至上千万元，他们位高权重，所造成的破坏后果极为惊人。而过去被认为不入“官”流的“村官”也屡犯大贪案。如安徽省隆岗村守业贤参与私分公款31万元，受贿1万元。中国“村官”经济型职务犯罪呈逐年上升趋势。2003年，浙江省长兴县检察院立案查处了农村基层干部贪污挪用土地专项资金55件。

（三）窝案串案、团伙作案日增。表现为犯罪分子内部串通、内外勾结、合伙密谋、长期群体作案坑害国家。如广东湛江走私案、厦门远华走私案和福州陈凯特大贩毒、走私、组织偷渡案中的贪污受贿以及中国华润总公司下属的邹秀海、刘板、杨三合伙挪用公款2.4亿元，受贿67.5万元特大挪用公款案、窝案、串案触目惊心。其中陈凯案件中的原福州市委常委秘书长方长明因收受巨额贿赂而造成国家的经济损失1000多万元之巨。

（四）经济职务犯罪广为蔓延。腐败不但在经济管理热点行业，而且在科教文卫等“清水衙门”也不断出现，教育部门已不再是一块净土，贪污、受贿呈现出恶劣蔓延趋势。教育系统在基建发包、教学设备、物品采购、辅导资料印刷、发行、人事调动、干部任免等环节也屡屡发生职务犯罪。从2004年南京市检察机关查处的南京中医药大学冯小龙受贿案，涉案金额102万元；南京经济学院基建办方慕钰受贿案，涉案金额155.9万元，美金2000元；南京财经大学副校长刘代宁受贿案，涉案金额161.7万元，美金3000元及实物字画等几起重大案件足以说明教育部门经济职务犯罪的趋势及其严重性。

（五）国企领导犯罪突出，国有资产流失严重。由于国企体制存在着深刻弊端，腐败案件呈上升趋势，领导利用职权贪污受贿，挥霍浪费，挪用公款，隐匿、转移、私分国有资产等现象日益突出，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北京市丰台区法院在分析2002年以来审理过的国家工作人员涉嫌贪污犯罪案，发现国企领导干部和财务人员犯罪现象突出，占被告人总数的76%，涉案金额达678万元，占涉案总额的91.8%.据统计，2003至2004年8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查办国企人员贪污贿赂犯罪25322人，国企改制过程中的职务犯罪造成了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北京市检察机关的有关资料显示，犯罪造成的损失从5年前的不足亿元增加到了4.7亿元。从已查的案件中，国有资产严重地隐匿、转移、私分、流失严重，成为“最后晚餐”。如陕西西光电仪器厂原总经理刘某以隐匿手段把1300余万元国有资产流入个人腰包；福建厦门市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某趁国企改制之机以转移手段，侵吞公司股权及红利3700余万元。浙江金华市某饮食服务公司领导班子在公司改制时，集体决定将公司价值1700余万元的房产不报评估，后变更产权共同予以贪污等等，足以说明其严重程度。

本文作者：黄杰宋娟红工作单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

辩护律师介入对职务犯罪侦查的影响

（一）口供中心主义面临挑战首先，律师可自由会见嫌疑人，不限次数、不被监听，使嫌疑人更加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在实体上提升对所涉嫌犯罪的认识。其次，律师的程序性辩护使犯罪嫌疑人的程序意识增强，给侦查机关侦查活动的合法性提出更高要求。再有，职务犯罪的嫌疑人本身素质较高，心理素质也较强，再加上律师的专业帮助，进一步消除了犯罪嫌疑人的恐惧情绪，提高了防御意识。总之，辩护律师介入侦查后增大了犯罪嫌疑人抗审的可能性，翻供的情形会不断出现，必将影响案件的顺利查处。如北京市某检察院对律师会见后犯罪嫌疑人翻供的比率进行调查，律师介入侦查阶段引起翻供的案件，达到翻供案件总数的80%以上。①（二）侦查模式受到挑战辩护律师的介入使职务犯罪侦查活动置于律师的监督之下，调查取证变得公开化、透明化，给长期形成的“重打击、轻保护”的执法理念带来很大冲击。第一，新刑诉法规定了很多证据规则，比如不能强迫自证其罪、非法证据排除等，如果在侦查阶段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行为存在，在辩护律师的监督和主张下，所收集到的证据很可能在将来的诉讼活动中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第二，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亦享有调查取证权，可以说自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律师的调查取证活动与侦查人员处于同步状态，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侦查机关的取证优势，增加了取证难度。同时，一些过去使用的侦查手段在辩护律师介入后无法使用。比如，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在实践中形成了办理窝串案的一系列工作机制和工作方法。在现行刑诉法体制下，有关案件的线索、信息都由侦查部门一家掌握，在证据上占有绝对优势地位。而辩护律师介入侦查活动后，法律赋予其更强有力的辩护权利，侦查机关的这种优势局面必然会被打破，甚至出现订立攻守同盟、打草惊蛇等诸多不利情形，给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办理窝串案带来阻碍。

应对辩护律师介入的对策

（一）转变执法理念，树立两个意识1.树立人权意识。新刑诉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基本原则确定下来，意味着在整个刑事诉讼活动中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职务犯罪侦查活动也不例外。律师在侦查阶段诉讼地位的明确正是基于这一立法原意。职务犯罪侦查人员应转变“重打击、轻保护”陈旧执法理念，正确树立人权意识，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具体而言，侦查人员要做到尊重犯罪嫌疑人的人格尊严，也就是要把犯罪嫌疑人当做平等的诉讼主体来对待，不得作出侮辱、贬低嫌疑人人格的不当行为，禁止刑讯逼供。2.程序意识。自侦部门任何一个程序上的违法都将是授人以柄，成为律师据以攻击的武器。因此要求职务犯罪侦查人员要转变“重实体，轻程序”的执法理念，树立牢固的程序意识，将程序观念贯穿侦查活动始终。大到每一个侦查环节的审批程序，小到每一份笔录的制作，都要做到程序合法，无可挑剔。同时要看到，新刑诉法关于侦查程序的规定更加全面和严格，侦查人员要全面学习、熟练掌握。比如在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这一规定明确了侦查机关具有告知的义务，如果没有及时告知将会涉嫌程序违法。（二）积极探索研究，做好两项工作1.搞好案件初查工作。辩护律师介入侦查使犯罪嫌疑人的防御性增强，犯罪嫌疑人口供的稳定性降低，对职务犯罪侦查部门而言只有转变依靠口供、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才能应对新刑诉法的要求。在这种情形下，不遗余力的做好初查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初查是审查的一种方式，是对管辖范围内的线索进行初步调查，以判明是否符合立案条件的诉讼活动。②初查是职务犯罪案件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前一个重要的阶段。初查内容包括案件事实，即是否有犯罪事实的发生和是否需要追究刑事责任，还包括涉案人员的有关情况。初查的成效决定着职务犯罪是否能立案，被初查的当事人是否能得到法律的追究，所侦查的案件是否能够得以突破，决定着查办案件的成败。要降低对口供的依赖，减少翻供给侦查工作带来的不利影响，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应将工作重心前移，向初查要效率、向初查要证据。在工作思路上，侦查人员应从由供到证的思维方式向由证到供转变，在接触案件、受理审查职务犯罪线索时，就要树立证据的意识和全局的意识，尽可能收集更多的物证、书证和证人证言等证据，为后续的侦查活动奠定基础。在工作流程上，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应注重总结各种不同案件在初查阶段呈现的规律，探索诸如贪污、贿赂等类型案件在初查阶段应掌握哪方面的证据，哪种类型的证据等等。只有不断在实践中摸索和总结，才能使初查工作更具操作性和有效性。2.提高侦查技能。辩护律师的介入给职务犯罪侦查的取证工作带来不小的压力，侦查部门应不断提高侦查技能，以应对新的挑战。第一，转变办案习惯。打破固有的封闭式办案习惯，做好在开放的环境下办案并接受律师监督的准备，着力提高透明条件下的工作能力，以开放的心态和严谨的作风迎接新刑诉法的实施。第二，提高首次讯问质量。按照法律规定，在侦查机关首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时，辩护律师还未介入，因此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应抓住首次讯问的时机，利用好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初慌乱、恐惧的心理，从讯问中得到更多的信息和线索，打好这一时间差。要做好首次讯问，就要求侦查人员认真准备讯问提纲，充分利用初查阶段获取的嫌疑人的特征和弱点，并将之运用到讯问的策略上来，将第一次讯问成效最大化。第三，丰富侦查手段。口供依赖度的降低及取证难度增加都迫切需要侦查人员提高取证能力。新刑诉法首次赋予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以技术侦查权，侦查部门应依法运用好技侦手段，更好地为突破案件服务。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应加强对相关专业知识的学习，加强对审计、税务等领域的取证规律研究，不断拓展侦查手段，提高取证能力。（三）改变传统思想，强化一种关系律师以辩护人身份介入职务犯罪侦查最直接的表现可能就是侦查人员与律师的接触会越来越频繁。摒弃传统的抵触律师的思想，强化与辩护律师的关系，增进双方的沟通和交流，充分保障律师的诉讼权利，是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必须实现的转变。从这个层面上讲，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不仅要在思想上有所转变，在工作机制中也应有所创新。一方面要做好充分准备接受律师的来访和咨询，包括接待地点的准备、回答律师提问的策略等。另一方面也要学会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新刑诉法已对此作出明确规定，在实践中侦查机关不仅要严格按照规定执行，避免程序违法，更重要的是应对律师提出的意见进行取舍分析并加以利用，以更好的服务于职务犯罪侦查活动。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大量基础建设项目不断上马，但因工程建设市场体系还不够完善，工程建设领域已逐渐成为腐败的“重实质”，“工程上马、干部下马”的现象时有发生，发案率和受处理人数远超出其他领域，工程质量下降，“豆腐渣工程”增多，给党和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因此，工程建设领域中的职务犯罪是一种最具危险性的权力腐败，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真正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本文着重就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的特点、成因及对策作些探讨。

一、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的特点

1、贿赂行为具有团体性和半公开性。工程项目进入有形建设市场，实行招投标后，工程项目不是建设单位个别领导说了算，建设单位发包方的大部分权力转移到组织招投标的管理部门的手中，贿赂腐败的对象发生了变化，从集中个人变为多人。由于工程建设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僧多粥少”，加上施工企业不同于工业型企业，不仅客户少，而且施工周期长，只要能承接一两项大型施工项目，就能满足企业全年甚至几年的生产任务，就能救活一个企业，所以，为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部分施工企业的领导使出浑身的解数，采取各种或公开或隐蔽的手段进行项目攻关。因此出现了“工程一立项，攻关紧跟上，确保君满意，成功才有望，一旦争到手，垫资也要上”的不正当现象。如江苏省交通工程总公司发生的窝串案件中，涉及包工头张文艺行贿的就超过100万元，他从事工程包工头不到十年，成了千万富翁，正是靠不正当的竞争手段。这种带有贿赂性质的“攻关”行为，已具有半公开性，成为人人皆知的“秘密”。

2、行贿和受贿数额较大。由于一般建设工程造价少则几百万，多则数千万甚至数十亿元，企业为了拿到项目，不惜下大“赌注”。在相互竞争中，水涨船高数额惊人，否则，怕出手太小气，起不了作用、还白白耗费了钱财和精力。如广东省交通系统特大受贿窝案，涉嫌受贿人民币1282.69万元，港币149.6万元、美元2.1万元。其中原交通厅副厅长李向雷个人收受贿赂62万元人民币和1万美元。

3、职务犯罪具有隐蔽性。工程建设领域的贿赂、回扣等腐败行为和不正之风名目繁多，如劳务费、信息咨询费、茶水费等。而且权钱交易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过去主要发生在建设单位发包、材料设备采购等几个重要环节，表现为送、收好处费、回扣等，实行招投标后则表现为滥用职权，违规操作、弄虚作假、接受贿赂等。上述现象大多数都是“一对一”的私下交易行为，有的还披着合法的外衣，隐蔽性较强。受贿者也精明地采取有第三者在场不收、不是熟人不收、物品无发票不收。有的还以请对方考察为名，游山玩水，吃喝玩乐，实行一条龙服务等等。

4、职务犯罪具有共生性。以被查处的职务犯罪案件看，开始从个体隐蔽作案，逐步向合伙作案转化，互相勾结，团伙作案的现象增多。在查处案件中，往往会出现查处一案带出多案、查处一人带出多人、查处一般干部带出领导干部，查处违纪的带出犯罪的，拔出萝卜带出泥，窝串案也时有发生。如代号为“5·28”的广东省交通系统特大受贿窝案，涉及公职人员89人，其中厅级干部4人、处级干部20人，牵涉30多个公路建设管理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