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娱乐化范文10篇

摘要：随着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电视节目为了满足受众休闲娱乐的需要，提高收视率，从而使电视节目出现了“泛娱乐化”的倾向。对于电视节目“泛娱乐化”的现象，我们应该正确去对待，分析其成因，并形成有效的对策。以期创造一个和谐的视听环境，使受众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和娱乐导向。

关键词：电视节目；受众；泛娱乐化

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对电视的影响尤其明显，数字技术被广泛地应用到电视节目的制作上。电视节目为了满足受众休闲娱乐的需要，为了提高自己的收视率，提高经济效益，千方百计地设计和制作一些大众喜欢的电视节目，从而使电视节目出现了“泛娱乐化”的趋势，有人甚至把现在的电视发展趋势说成是“泛娱乐化时代”。具体的表现就是各家电视台纷纷推出娱乐化的电视节目。以湖南卫视为例，从《快乐大本营》、《真情》到后来的《娱乐无极限》、《越策越开心》，连稍微严肃一点的《晚间新闻》和《背后的故事》，都或多或少被灌注了娱乐的因素，其中，《晚间新闻》更是开全国娱乐式播报新闻的先河。湖南卫视组织制作的《国球大典》，由民间海选、大师对抗赛、乒乓嘉年华三大主体活动组成。这种高、低端互动的体育狂欢，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体育电视节目“娱乐化”之路，促进了体育与大众传媒的互动与结合。除了湖南卫视，从上海电视台的《相约星期六》，到江苏电视台《南京零距离》、《大刚说新闻》，都不难看出现在的节目越来越贴近民众，生动性、娱乐性不断加强。有的电视台为了增强娱乐化，甚至邀请相声演员来参与主持电视节目，像近年来大红大紫的郭德纲，频频出现在电视的镜头前，除了主持安徽卫视的电视娱乐节目之外，在辽宁卫视主持《到底是谁》，还在天津卫视和众多名嘴主持娱乐节目《笑傲江湖》。就连电视媒体龙头老大央视，也开始了节目娱乐化生机与危机的讨论，并在实际的节目制作过程中，开始走向娱乐化，如《开心辞典》、《非常6+1》等品牌节目陆续改版，其中，《非常6+1》更是打出了“彻底娱乐化”的口号。除此之外，还有《梦想中国》、《星光大道》、《幸运52》等电视节目。甚至体育节目也出现了娱乐化的倾向，如《城市之间》。

那么，什么是电视节目的“泛娱乐化”现象呢?所谓“泛娱乐化”现象，指的是电视媒体制作、播出的格调不高的娱乐类、选秀类节目过多，人为制造笑料、噱头、“恶搞”、“戏说”过滥，连新闻、社教类节目也掺进“娱乐”元素，甚至用打情骂俏、大话“性感”、卖弄色相的情节和画面来取悦观众。如科教类的电视节目，《探索·发现》、《走近科学》等一批优秀栏目，就是借鉴故事片等其他叙事艺术的手法和技巧，用讲故事的方式，综合利用各种电视手段，生动活泼地向观众传播科学知识。

一、电视节目“泛娱乐化”的成因

我们都知道，电视问世只有70余年，它通过光电交换使景物快速、连续传播，将千里之外的景象瞬间呈现于观众面前，不仅听到千里之外的人和物的声音，而且能亲眼看到他们的形象。电视的图像、声音、色彩(影调)向观众传播各种信息，最迅速、最有效地再现真实的场景。同时，电视也经历了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从单一画面到多画面，从单功能到多功能的发展变化，发展速度非常惊人。电视发展到今天，其发展势头很强劲，栏目众多，发展空间很大。纵观各个电视台的节目，我们可以发现，娱乐逐渐成为一种潮流，成为媒体刺激受众的重要手段，几乎各种类型的节目，都在探索娱乐化功能的创造空间。娱乐性的电视节目自不必说，在一些非娱乐类节目中，娱乐化倾向也开始崭露头角，并大有不娱乐到底不罢休的发展态势。

摘要:电视新媒体是基于数字电视开展而构建的一种新媒体，其在发展与变革中实现了一定的创新，在起初的“泛娱”发展阶段中，电视新媒体满足了受众的观看乐趣与好奇心，但随着电视新媒体的进一步发展，更加重视正确价值观的传播，作为受到大众信赖并认可的媒体形式，电视新媒体需要实现由“泛娱”到“智娱”的转型，以提高全民修养与素质为目的进行电视新媒体的创新，在能够满足受众需求与节目创新的同时，为促进电视新媒体的健康发展提供动力。

关键词:电视新媒体；“泛娱”；“智娱”

电视媒体的创新发展以能够适应时展变化为基础，在新媒体发展趋势与时代背景下，电视新媒体的诞生是必然趋势。电视新媒体覆盖了数字电视、移动电视与户外新媒体等多种形式。而在市场对于电视节目需求量增加，市场电视节目同质化严重，受众审美与素质受到影响的当下，电视新媒体应发挥主流媒体的责任，引导受众群体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不断寻求新的发展出路与发展形势，创新电视节目，由“泛娱”向“智娱”转型，实现电视新媒体的新发展。

1电视新媒体“泛娱”带来的不良影响

电视新媒体与社会发展趋势接轨，适应了市场需求，但也需要重视作为主流媒体必然引导市场做出一定的变化。电视新媒体创新发展阶段一味适应市场需求，形成的“泛娱”给市场带去的不良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这主要可以体现在以下3点。1）对电视文化形成的不良影响。电视新媒体作为主流媒体形式，其引导并带动着许多小型媒体的发展，而一味适应市场的需求，满足市场经济发展形式，难免受到功利主义的影响，给电视文化形成了一种不利的发展趋势，在迎合受众需求的同时也形成了低级趣味。电视文化的“泛娱”发展与其自身主流文化形态、精英文化背道而驰，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多元化的文化格局。在当前主流文化受到不断冲击的情况下，电视新媒体更应该做出改变，为大众形成积极的文化形态，满足大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克服“泛娱”形式，实现“智娱”转型。2）对受众形成的不良影响。电视新媒体的“泛娱”尽管在极短的时间内给受众形成了娱乐形态，满足了受众的即时需求，但过度娱乐化是有很强的冲击力的，其在受众回顾、思考的同时会对受众的思想价值观念造成一定冲击。因此过度的娱乐化对于受众而言实际上是不利的，会侵蚀受众的心灵，麻痹精神意志，电视新媒体作为主流文化形态，在娱乐元素基础上，应缓解受众的不满情绪，使其能够在社会现实主义中深入思考，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与社会观。3）对媒体形成的不良影响。电视新媒体的“泛娱”不仅影响了受众与社会文化形态，对于其他媒体形态也形成了不良的影响，电视新媒体的“泛娱”在转型上或许并没有受到太多的阻碍，但相对于受其影响的其他媒体形态而言，一旦被大众所接受，形成了文化经济形态，那么很难有效进行改革与创新，而不同的媒体形态形成的影响不同，由电视新媒体“泛娱”造成的不良影响也就形成了盲目扩大化，不利于其他媒体的健康发展。

2电视新媒体“泛娱”到“智娱”的转型

摘要：从选秀的“霸屏”，到文化类节目的全面兴起，再到文化类节目的深耕，体现了新世纪以来我国电视节目创作热点的变迁。在这过程中，我国电视荧屏也实现了从“泛娱乐”到“泛文化”的可喜变化。“泛文化”是本文对当下电视节目创作生态的创新概括。

关键词：泛娱乐化；泛文化；娱乐节目；文化节目

新世纪以来，我国电视节目创作热点经历了从“娱乐”到“文化”的转向，这种转向得益于政策规制的牵引，也依靠市场力量的驱动。“泛文化”成为对当下电视节目创作生态的全新概括。

一、娱乐泛化：选秀潮的兴起

2005年，湖南卫视《超级女声》的播出，成为中国电视娱乐节目发展的分水岭。一档地方卫视的娱乐节目，造就万人空巷的收视盛况，在当时国内电视业界尚属首例。《超级女声》决赛期间的收视率甚至超过了央视春晚①。“超女”的成功也直接引发了选秀浪潮。省级卫视纷纷推出了各自的歌唱类选秀节目。一位卫星频道总监曾一度断言：“选秀是二线卫视冲击一线卫视的必由之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更合适、更有利的捷径。”②在“新闻立台”之后，“娱乐强台”成为电视媒体新的共识。出于差异化竞争的需要，“选秀热”又先后带动了“闯关热”“K歌热”“魔术热”“相亲热”和“达人热”。娱乐节目升温对我国电视内容生产造成了颠覆性的影响：一方面，综艺娱乐节目比重提升，新闻、文教、生活服务等类型节目受到挤压；另一方面，娱乐化向其他节目类型渗透，例如新闻节目的“软化”③，“说新闻”成为常态，猎奇、低俗题材频频出现，导致新闻节目的权威性、公信力受损。这种“泛娱乐化”现象引发学界业界的担忧。2011年7月，国家广电总局专门召开“关于防止部分广播电视节目过度娱乐化座谈会”，于10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对婚恋交友类、才艺竞秀类等7类娱乐节目的播出套数、时长和时段等进行严格控制，从而为新闻和思想道德建设栏目“让路”；2013年10月又推出“加强版限域令”，即《关于做好2014年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编排和备案工作的通知》，要求各上星综合频道每年播出的新引进境外版权模式节目不得超过1个，并对歌唱类选秀节目作进一步限制。电视节目的泛娱乐化虽然引发了低俗化、同质化、跟风抄袭等行业问题，但也昭示了电视媒体市场意识的觉醒。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电视媒体在早期主要通过引进节目版权来推陈出新，保证节目品质；其后，经历了学习模仿、融会贯通的过程，逐步摆脱了对国外版权的依赖，练就了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部分节目甚至实现了版权输出。

二、文化转向：创新驱动下的文化自觉

[摘要]校园文化建设是高校人才培养和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互联网等多元文化冲击下，为保持吸引力，娱乐性元素被引入校园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但这也让校园文化受到泛娱乐化的侵蚀。应对泛娱乐化入侵，需严肃校园文化，鼓励校园文化在重视教育意义的前提下，优化形式，并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从而提升校园文化的育人价值。

[关键词]泛娱乐化;严肃校园文化;育人价值校

园文化的作用在于通过显性与隐性、物质与精神相结合的方式教育学生、培养学生。当今时代，在课外生活多样化、互联网信息丰富化的冲击下，如何保持校园文化的吸引力和活力，是许多高校相关领域工作者共同关注的焦点。但过度娱乐性元素的引入，高校校园文化的教育性意义是否正在受到泛娱乐化的威胁，同样值得警惕。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提到，使文化精神枯萎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奥威尔式的，即让文化成为一座监狱；一种是赫胥黎式的，即将文化变为一场娱乐至死的舞台。高校校园的日渐开放与丰富都预示着，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第一种的弊端。但一旦矫枉过正，受到赫胥黎式文化特征隐蔽性的蒙蔽，可能带来的结果是让校园文化陷入泛娱乐化的困局。“娱乐至死”警示教育者，娱乐不再是形式，而成为目的。这将与校园文化，乃至大学精神产生直接的内涵的冲突。

“娱乐至死”铸成新阶段校园文化牢笼

对“娱乐至死”的担忧，随着互联网文化的强势席卷愈发明显。现阶段的新形势是：高校给予学生更多的选择自由，一些工作者提出将游戏、娱乐理念引入校园文化建设中，从而与校园外的世界争夺学生的注意力。在实际执行中，如何吸引学生被放到如何引导学生、给予怎样的文化熏陶等考虑之上。

1.“娱乐至死”将挑战校园文化教育的意义性

摘要：本论文对大众媒体新闻“泛娱乐化”的趋向进行了剖析，并对新闻的职业道德、栏目的质量、新闻敏感及新闻线索、社会公信力进行了阐述。指出在现代社会，新闻舆论是否能健康、自由地发展，直接关系着这个社会是否具有自我完善、自我净化、自我更新的功能，并强调了新闻记者及媒体工作者责任感的重要性。

关键词：泛娱乐化；职业操守；虚假新闻；公信力

毋庸置疑，我们的新闻正在走向“泛娱乐化”。翻开一些报纸杂志，《网络色狼求色劫财》、《激情相约约来警察》、《漂亮女教师卖身救弟》之类的噱头充斥版面。打开广播电视，几乎在各个时段都能听到看到主持人用轻松调侃的语气播报的娱乐性新闻节目。对于媒介内容“泛娱乐化”及其带来的相关问题，引发了传媒业界的关注。2004年，《南方周末》发表的两篇文章《崔永元炮轰电视庸俗化》和《电视为什么不能庸俗化》，标志着这一讨论已经从专业问题扩大为一个公共性话题。笔者想就此谈几点自己的看法。

一、新闻“泛娱乐化”将使媒体丧失职业操守在市场经济发达、生活节奏加快、资源紧张的今天，市民需要更多的关怀。让市民暂时忘掉烦恼，并且能获得大量的信息来帮助克服现实中的烦恼，是会受到广大市民欢迎的。因此作为媒体来说，不仅要给受众提供信息，还应该增强服务意识，娱乐受众。从某种角度说，媒体内容的娱乐化也可以说是媒体人性化、新闻内容人性化的一种体现。

虽然，我们的生活需要娱乐和轻松，媒体当然也不例外。但这种“泛娱乐”的新闻报道方式是不可取的。过分地强调新闻的娱乐功能，必然会影响到其它功能的有效发挥，使新闻报道走入“娱乐”歧途。笔者以为，作为一个社会人(受众)，可以对坏人坏事、奇人奇事、怪人怪事产生浓厚的兴趣，也可以对那些坏人坏事、奇人奇事、怪人怪事产生浓厚兴趣的观众付之一笑，乃至随声附和、喝彩叫好。而作为一个媒体人，一个以守望社会良知为己任的新闻工作者，就不能听之任之，更不能投其所好。以这种方式获取的高发行量、高收视率，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就是媒体见利忘义、“见死不救”的最好证据。

二、新闻的“泛娱乐化”是虚假新闻的温床现代传播技术的广泛应用，使人们对新闻事件的感知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大量新闻事件的传播实践证明，在如今竞争异常激烈的社会中，媒体之间的竞争也异常残酷，“适者生存”的生态法则同样在媒介中得以体现。有些大众传媒，为了提高收视率或发行量，获取丰厚的经济效益，已经不是单纯地聚集报道某新闻事件了，而是从各自媒体的特点出发，对新闻事件进行策划，并进行创意构思，通过娱乐化达到吸引受众眼球的目的。

据世界旅游组织在全球范围内的调查显示,“今后15年全球参加社会工作的人们每年将有50%以上的时间用于休闲,休闲经济将在旅游产业体系中占据首位,休闲旅游产业将是第三产业中第一重要的产业”[1]。随着休闲经济时代来临,人们休闲理念的日趋成熟和新休假制度的实施,休闲度假旅游也以其更加注重旅客精神上的放松和愉悦成为了时下国内旅游市场的新宠,并以其故地重游率高、对资源利用率高、效益突出等优势受到各级相关部门及旅游界的高度重视,纷纷将其作为发展旅游业的重点来抓。安徽作为国内旅游大省,于2008年提出了“抓钱庄、造粮仓、建天堂”的目标,其中“建天堂”即要把安徽建设成为泛长三角旅游休闲的天堂。近年来安徽省大打“休闲牌”,以芜湖方特、巢湖香泉、来安白鹭岛、黄山醉温泉为代表的一批旅游休闲度假产品投入运营,极大丰富了旅游产品类型,提升了旅游人气指数。对安徽休闲度假产品进行研究,不但对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增强休闲旅游产品的竞争力,改变以往“南热北冷”格局等方面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对指导安徽休闲旅游业发展,制定休闲旅游规划方面具有理论和借鉴意义。通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对1999—2011年核心期刊中篇名为“休闲旅游”进行检索发现,论文数目多达500余篇,可见休闲旅游已成为旅游界研究的重点方向之一,学者们已从多个研究视角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但通过进一步的检索也发现,目前对休闲度假产品进行的研究还不多,而从省级行政区域进行研究更为鲜见。

1基本概念的探讨

1.1休闲度假旅游

关于休闲度假旅游,目前学术界还没有给出一个统一的定义。王莹从游客的角度将其定义为:消费者支配自己的“闲暇”时间用于度假旅游活动,以达到放松、体验、娱乐、健康和自我完善目的的行为和过程[2]。汤颖松等从休闲度假旅游的特征出发将其定义为:休闲度假旅游是以游憩、娱乐、度假、休养为主要目的,直接关注人的内在感受的一种较高层次的旅游形式,与普通旅游相比具有访问地相对固定,强调休息、娱乐和保健,滞留时间相对较长,可重复消费及家庭化等特征[3]。笔者结合本文研究认为,休闲度假旅游是指依托温泉、湖泊、森林、山地、乡村、城市等旅游资源,利用闲暇时间外出进行令精神和身体放松的康体休闲方式,是一种集消闲、健身、娱乐、社交为一体的综合旅游形式,是相对于观光旅游而言的一种积极的、多样化的休闲方式。

1.2休闲度假旅游产品

目前学术界对旅游产品的定义较有影响的大致可分为从旅游者角度出发、从旅游目的地角度出发和综合以上两个角度的第三类定义[4]。笔者认为李天元对旅游产品做出的定义更全面。他认为旅游产品包括总体旅游产品和单项旅游产品,总体旅游产品的概念从需求角度看,是指旅游者从离家外出开始直至完成全程旅游活动并返回家中为止这一期间的全部旅行经历的总和;从供给(或旅游目的地)角度看,是指旅游目的地为满足旅游者的需要而提供的各种旅游活动接待条件和相关服务的总和;单项旅游产品是指旅游企业所经营的设施和服务或旅游企业借助一定的设施向旅游者提供的项目服务[5]。笔者认为,休闲度假旅游产品是指通过对休闲度假型资源如温泉、森林、湖泊、山地、乡村等进行开发、设计、组合,提供满足游客消闲、健身、娱乐、社交等需求的设施与服务的总和。

传播学家W·施拉姆认为，大众传播媒介除了比较显著的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之外，大众传播媒介的一般社会功能还包括传递社会规范及作用、协调公众的了解和意愿以及行使社会控制等。所以说，大众传播媒介的娱乐功能只是这诸多功能中的一个小小分支。

可如今，泛娱乐化正成为不少媒体经营者运作媒体的“必杀技”——他们将媒体功能的综合化转向片面的单一娱乐化，认为严肃、权威的新闻，不再需要，一些人甚至认为，在新媒体时代，娱乐可以带动一切，媒体就是娱乐。

于是，无论在报纸、广播电视还是在网络媒体中，娱乐新闻的比例加大，富有人情味、纯知识性、纯趣味性的、与人们的切身利益并无直接关系的软新闻在新闻报道中大行其道，关系到国计民生及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硬新闻大大减少；严肃的新闻被娱乐的手法加以软化而包装成"娱乐信息"，强化新闻事件的戏剧性悬念或煽情性刺激，新闻越来越故事化、文学化。

表面上看，这种泛娱乐化行为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但后果是：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感被忽视，严肃的新闻原则遭到了商业逻辑的损害，公众利益也受到市场取向的威胁。

去年在全国媒体上闹得沸沸扬扬的“杨丽娟追星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兰州《西部商报》在2006年4月披露，杨丽娟苦苦追求刘德华12年，杨父为其不惜变卖房产甚至卖肾。从杨丽娟接受采访所说的话中，可以明显地感到她语无伦次，逻辑混乱。从常识判断，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不工作、不学习，生活被追星所主宰，是不是有一些不正常的心理状态？如果这时我们的媒体能够用引导的态度报道这件事情，并帮杨丽娟进行心理救助，她就有可能走出追星的荒诞光圈。可是，媒体在做什么？在某些媒体的描写下，杨丽娟是可笑的、病态的，她的家人是不可思议的。没有人帮助他们，媒体甚至在诱导受众去欣赏一场闹剧。

摘要：“大众文化”是当前文化市场上占比份额最高、影响范围最广的文化形态。大众文化的审美双面效应对青少年的审美价值观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青少年对大众文化的盲目接受容易导致审美品位低俗，审美能力弱化，审美主体意识缺失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以学校为主对青少年开展大众文化教育，培养青少年学生的大众媒介素养，向他们普及大众文化研究理论知识，为他们解析大众文化症候，促进他们大众文化审美能力与素养的提升，从而有助于青少年树立正确的审美价值观。

关键词：大众文化；青少年；审美价值观

所谓“大众文化”，是指“以大众媒介为手段、按商品规律运作、旨在使普通市民获得日常感性愉悦的体验过程。”[1]它在我国兴起于20世纪和21世纪交替的历史性时刻，包括畅销书、流行音乐、影视剧和广告文化等多种流行文艺形态，是当前文化市场上占比份额最高、影响范围最广的文化形态。大众文化的“泛娱乐化”特征容易传导肤浅庸俗的审美趣味，使“审美”变为“审丑”，对青少年的审美价值观有着重大的潜在危害和影响。“娱乐”本来是人在日常生活中休闲放松、追求精神平衡的一种正常需求，而“泛娱乐化”则是“资本操纵下的全球化产物，以微信、微博、网站、邮件等现代媒介作为最核心的载体，以粗俗搞怪的、搞笑娱乐的方式，向人们传播浅薄的、无价值的信息，使人们达到精神上的快感、心理上的安抚。”[2]不同于幽默和讽刺依靠暗喻、反讽等精妙的艺术技巧使人发笑，蕴含丰富的思想内涵使人回味，“泛娱乐化”逗笑的主要手段往往是“解构”。

即是运用复制、拼贴等方法，通过悖离主流观念，反叛传统经典，破坏公律信条等方式构成矛盾冲突和陌生化悬念，形成使人发笑的心理刺激。对各种经典文本的恶搞、改编和滥用，大量“有意思没意义”的娱乐视频和影视桥段，都不仅在市井坊间广为流传，也深入到学校校园，“眩惑”着无数的青少年学生。从美学角度来看，“泛娱乐化”的大众文化大多展演的是无深度、表面化的内容，呈现奇特怪异、荒诞不经的后现代风格，是一种“丑”的形态。“丑”的审美效应是负值的，显示的是人生不应有的价值取向，从负面角度揭示人生不应当如此，因此对“丑”的欣赏需要经过否定之否定的复杂辩证过程，扬弃应被挞伐的“丑”的内容，才能领悟到与“丑”相反的“美”。如宫斗剧中渲染的腹黑生存攻略，现代言情故事中反复出现的“男财女貌”模式，都是在宣扬一种负面的价值观念，是应该被否定和批判的对象。然而在“娱乐”的外衣包裹下，“泛娱乐化”之“丑”非但不容易被拒绝，更难被发现和识别。对于涉世不深，缺少人生历练和反思能力的青少年，更是如此。所以应加强青少年的大众文化教育，防止他们毫无戒备地接受“泛娱乐化”的大众文化，在不完全懂得“审美”的情况下被动“审丑”，成为“愚乐”文化、“傻乐”文化的牺牲品。大众文化是依托现代大众传媒进行工业化生产的流行文化，很擅于运用市场营销手段打造时尚形象，制造热点话题，吸引大批热情冲动的年轻人趋之若鹜。在大众文化的洪流中，如果青少年不能保持冷静的头脑，被大众文化任意裹挟的话，不仅会浪费自己的审美情感，影响自己的审美能力，更会损害自身作为人的主体地位。在图像化的大众传播语境中，和急于利益变现的商业节奏催促下，大众文化往往没有时间和耐心在打磨产品质量上下功夫，倒是乐于在简便快捷的产品“包装”上投入颇多。这就使得大众文化的相关产品很有可能是表面光鲜亮丽，看上去很美，实则内里空洞无物，徒有其表而已。内心空虚、追求时髦的年轻人群很容易被这种虚假的“化妆术”欺骗，把自己的满腔热情和情感寄托在虚无的假象上，造成审美能力弱化，审美经验浅表化。“美”作为体现人的自由本质的感性形式，与理性认知之“真”，伦理道德之“善”是协调统一的，三者共同构成人类文明与文化的元价值。然而陷入大众文化营造的浪漫幻象的年轻人，总是忽略对与“美”协同一体的“真”“善”的追求，走上艺术欣赏，乃至人生追求的歧路。近些年来影视娱乐业所形成的“粉丝经济”“饭圈文化”，作为大众文化商业营销的一个主要“症状”，显示出的正是大众文化对青少年精神世界的控制性影响。狂热的年轻粉丝们对包装出来的“明星”亦步亦趋，紧紧跟随，只被对方精彩“人设”所迷惑，根本不去探究其人的才学、品行、道德如何。他们奉“明星”为“偶像”，以此“充实”自己的人生，却不知在虔敬的顶礼膜拜、忘我的投入奉献中，已经丧失了自我，失去独立自主意识，被虚妄的“偶像”剥夺了自己作为人的主体性。还有青少年崇尚的种种酷文化，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对流行文化的模仿。标新立异的外观形式，隐藏不住虚假的自欺欺人，精神信仰的空虚，和依随他人的盲目。审美价值观是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内心区分美丑的标准。人们对真假、善恶的分辨和选择，体现着人生价值观的取向，也对人生价值观的树立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人类审美的正确取向应该是在真善的导引下使人生美化、生活艺术化，享有艺术化的人生，这对个人和社会的发展来说都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正确的审美价值观对他们的成长至关重要。目前大众文化对青少年审美价值观造成的伤害和影响，已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除了国家层面在大众文化的生产传播方面严加管控之外，家庭和学校也应担负相应的美育责任。但因为家长的审美修养和大众文化素养的水平参差不齐，未必能对孩子进行合理的美育教育，所以还是要由学校教育担负主要责任。大众文化在我国兴起至少已有二十余年，已经快速发展成为最有影响的社会文化形态，但关于大众文化的美育教育却是严重不足，与大众文化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并不匹配。正如有研究者所批评的那样：“一方面，学生们平时接触的文化几乎全部是大众文化，……另一方面，他们学习的课程中居然没有大众文化！”[3]这一方面源于美育教育观念上认识不够，另一方面是缺乏成熟的可推广借鉴的教育模式和实践经验，让教育者即使有心却不知从何下手。

长期以来，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中高等教育，学校的人文教育基本是被经典文化、高雅文化所垄断，即使有一些民间通俗文化的内容，也要经过一番“雅”化才能进入课本和课堂，大众文化在学校教育中几乎没有立足之地。然而学子们已然深受大众文化的浸润和影响，所以才有“高雅文化进校园”这样的活动来强化高雅文化教育，以抵制大众文化的洪流。但在笔者看来，仅是抵制还不够，还需要对青少年的大众文化情结进行疏导，否则只会加重青少年文化接受中的叛逆情绪。这就需要拓展传统的以经典文化、高雅文化为主的精英主义的美育观念，大胆尝试“大众文化进课堂”，对青少年学生开展正面的大众文化教育，与他们一起揭示和探讨大众文化的问题，而不再是回避。关于大众文化教育开展的方式方法，也并非完全无处可寻，无迹可考，事实上已有相关研究和实践给出了经验和启示。在西方，大众文化研究在高等教育中早已被纳入相关专业的必修课程，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尤其受到重视。在我国，21世纪之初，大众文化教育也开始进入了高校课堂。王一川主编的《大众文化导论》和陶东风主编的《大众文化教程》等优秀教材陆续问世，并不断再版更新，为大众文化教学的开展提供了有益的教学参考。但是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我国高等院校的大众文化教育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实际进展比较有限。大众文化课程一般只在新闻传播学科相关专业开设，或者干脆没有开设，更很少被列入通识教育计划。高等院校的情形尚且如此，中小学就更加缺乏大众文化教育意识，造成青少年大众文化相关知识的空缺，为青少年接受大众文化的负面影响埋下隐患。当然，大众文化教育应根据教育对象的特点设定相应的教育方式方法，比如高校的大众文化教育可以开设专门课程，理论性更强，而中小学的大众文化教育则更需融入美育、德育相关课程，较多采用专题讨论的方式。但总的来说，从保证教学效果，利于实现加强青少年普遍的大众文化素养目标考虑，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个案分析的方法比较可取。而在教育内容方面，可以从培育青少年的大众媒介素养，普及大众文化研究理论知识，和解析大众文化产品症候几方面入手，切实提升他们对大众文化的审美辨识能力，涵养他们正确的审美价值观。培育青少年的大众媒介素养是指向青少年传授关于大众传播媒介的知识，增强他们接受媒介信息时的主体意识，提升他们接受大众文化的自主性。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以网络为核心的大众媒介深入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大众文化就是依托现代大众传媒而兴起和运行的流行文化。大众媒介的网络化、图像化、数字化、虚拟自由、互动性强等特征为大众文化俘获受众提供了有利条件。缺乏媒介素养的受众是很好的媒介信息的接受者，却不是很好的分析者和批判者，心智不够成熟的青少年更是容易随波逐流，迷失在媒介信息的汪洋大海。有国内研究者指出：媒介素养的核心理念之一，即是“受众不是被动地接受媒介内容，而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特征来确定、诠释媒介讯息的含义，并对媒介施以影响”，[4]也就是说受众接受信息要具备主体性意识。著名媒体文化研究者波茨曼曾强调清醒的媒介意识对抵御媒介控制的重要作用：“只有深刻而持久地意识到信息的结构和效应，消除对媒介的神秘感，我们才有可能对电视，或电脑，或任何其他媒介获得某种程度的控制。”[5]并且在他看来，唯有通过学校教育才能解决这一问题：“帮助年轻人学习解读文化中的象征是学校不可推卸的责任，要做到这一点，学生应该学会怎样疏远某些信息形式。我们希望学校应该把这样的任务纳入课程之中，甚至成为教育的中心。”[5]的确，像魔术揭秘一样，向青少年揭示媒介信息传播的外在流程与隐性目的，将有利于消除媒介宣传对他们的神秘诱惑，增强青少年接受媒介信息时的主体意识。而在正确的媒体观引导下，青少年也能对大众文化生产与传播有较清晰的认识，能够主动自觉地规避和疏远文化污染，发挥出自己的审美主体作用。大众文化研究理论知识的普及是指向青少年学生介绍和讲解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知识，增强他们的大众文化理论素养，提升他们的审美思维和审美境界。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理解大众文化的实践立场，马尔库塞对发达工业社会中“单向度的人”的否定和警示，以及波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阐释等理论知识的学习，都可以促进青少年理性思维的进步，加深对社会现实的理解与思考，培育他们唯物辩证思维的发展，陶冶他们超越性的精神追求和阔大的人道主义情怀。而这也正是追求人类最高自由的审美精神的价值要求。

与大众文化理论知识普及相配合，对代表性的大众文化症候解析必不可少。两者结合，可以有效发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优势，切实提升青少年的大众文化鉴别欣赏能力。大众文化的症候是指那些思想倾向不良，像疾病一样影响大众文化健康发展，具有负面影响作用的大众文化现象。如影视创作上的诸种“神剧”，审美潮流上的“小鲜肉”“阴柔风”。因为有强烈的娱乐效果，广大受众不仅难以发现这些症候，反而为其鼓掌喝彩，青少年更是容易深陷其中，盲目模仿攀比。在大众文化教育中，运用相关理论知识帮助青少年发现症候，刺破它的丑恶，将有助于加深青少年对大众文化理论的理解和吸收，增强他们大众文化鉴赏的实践能力，可以有效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审美观。总之，在当今的大众文化时代，对青少年开展大众文化教育有着迫切的现实需要。这不仅关系到青少年审美价值观的构建问题，更影响到青少年人生观、世界观的价值取向。而以大众文化教育促进青少年审美价值观的培育，对青少年认识世界、人生成长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青少年开展大众文化教育，有利于帮助他们树立真善美协同一体的正确审美元价值观念，增强他们的审美主体意识，提高青少年对不良大众文化的免疫力，促进和保护青少年精神世界的健康发展。

摘要：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针对新时代中国文化领域发展现状，推进传统文化普及化、外来文化本土化，将高雅艺术融入人民群众生活，实现通俗化发展，满足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该文主要以近年来文化类节目为对象，在简述中国高雅文化通俗化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多角度分析新时代高雅艺术通俗化发展的原因，并就下一步发展路径进行创新探索，提出发展意见。

关键词：新时代；高雅艺术；通俗化；文化类节目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对文化艺术的需求从简简单单的“观看”逐步过渡到“欣赏”，从单一逐渐走向多元，从娱乐生活转向丰富自我。面对人民群众在精神文化层次更高标准的需求，文化行业应逐步拓宽自身领域，结合新时代文化产业发展情况，在高雅艺术现有的群众基础上推进通俗化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艺术文化的需求，开拓更广阔的发展路径。

1中国高雅艺术通俗化发展趋势概述

在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都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全媒体时代，高雅艺术越来越低影响和介入人们的生活，迎来新的发展契机。利用文化类节目利用新时展机遇推动高雅艺术通俗化发展进程，首先要对进行通俗化的高雅艺术进行概念界定，在结合实际的基础上概括出高雅艺术通俗化发展趋势的特征。1.1高雅艺术的概念界定。迪吉马奥认为，在19世纪，美国上层阶级通过支配和控制某些文化产品的生产和展出，向下层阶级索取高额门票，限制他们接触这些文化背景，有意制造了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之间的区分。高雅艺术从此也成为与大众艺术相对立的一类艺术形式。随着社会发展，高雅艺术的阶级边界逐渐模糊，但由此带来的传播界限仍然存在。在这一理解的基础上，张琦提出现代社会对高雅艺术认识逐渐转变为因其自身形式、传播途径或其他原因，现阶段还不为广大群众所熟知的，可以通过现代大众传媒为人民群众所了解欣赏的艺术文化。以“高雅艺术”指代并不具有任何褒贬含义，如同“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其与通俗艺术从来都不是对立的存在，而是共生共存，共同组成人民群众所需的精神文化体系。1.2高雅艺术通俗化发展现状。自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以来，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呈现多类型、高品质、滋养性的发展趋势，相应的也引起了文化艺术形式的转变。以文化类节目为例，高雅艺术以多种形式逐渐渗透进群众生活，在总体趋势上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2.1内涵。重定义将高雅艺术以节目形式进行通俗化传播，核心就是其文化内涵。目前文化类节目的普遍都采取对节目所传播的高雅艺术的内涵重新定义的方式，进行通俗化解释。将文化内涵重新定义，就是打破一切限制其发展的藩篱，确立观众普遍可接受的，将综艺娱乐性与艺术欣赏性结合的新的内涵。近年来，文化类综艺节目以创新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范式火热荧屏，成为中国电视综艺节目的一股清流。以中央电视台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推出的《经典咏流传》《中国诗词大会》等一系列节目成为传播“爆款”，打破诗词文化以往铅字形象的刻板印象，以受众视角进行通俗化的解释，重塑“传统可学习性、文化可娱乐性”的内涵。这种方式不是让高雅艺术走下神坛，而是从多个方面搭建起观众通往艺术殿堂的桥梁。1.2.2形式原创化。文化类节目不同于综艺性节目，它以文化传播为根本目的，在短时间内让观众获取大量的知识信息，故形式较为单一。目前文化类节目主要分为竞赛、专题、知识讲座、鉴宝、访谈以及综艺等几种类型。目前以取得成功的文化类节目坚持原创原生，避免走“外来引进”的老路，在制作、编审、内容、推广等方面以满足大众精神文化需求为导向，体现新时代中国文化类节目本土性特征，实现节目形式的原创化。原创新形态声乐节目《声入人心》，发掘音乐剧艺术与其产业化发展所综合构建的动态传导形式，由音乐剧歌曲入手，以充满美感的舞台表演、叠加选手故事的方式“润物无声”地向观众推广了音乐剧，缩短观众与高雅音乐间的距离，勾起人们对歌曲所涉及剧目的好奇心。原创的节目形式实现了口碑与收视率双丰收，也推进音乐剧在中国的推广和产业化发展的进程。同时，因其原创的节目形式和深刻的艺术内涵走出国门，得到世界的认可。基于高雅文化自身特质进行原创化探索，不仅能找到最适用的方式对高雅文化进行通俗化推广，而且可以避免高雅与通俗之间的冲突，保证节目口碑与影响力。

2推进高雅艺术通俗化发展的原因分析

摘要：当前，电视综艺文化节目普遍存在着泛娱乐化的倾向。在泛娱乐化形势之下，如何既维持收视率，又保持一档节目的独立品格，山东卫视的《我是先生》探索出了一条颇有特色的道路。《我是先生》是一档以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宗旨、展现优秀名师为特色的电视综艺文化节目，在选题上表现出了独特的坚守和担当。它秉持“传道授业解惑”的师道精神，发掘诸位教师身上的故事，展现不同教师的风采，弘扬了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国风格。《我是先生》既是一档“真人秀”节目，同时也融合了演讲、访谈等多种元素，其中“好学团”嘉宾的对话和相声演员高晓攀的相声推介，使节目本身表现出“混搭”的特点，在节目形态上展现了多种探索和创新。

关键词：《我是先生》；师道精神；“真人秀”；“混搭”；综艺节目

面对大众传媒竞争日益激烈的多屏时代，电视传媒如何利用自身的媒介优势来实现电视节目的文化坚守和创新，山东卫视的《我是先生》电视节目，走出了一条既坚守了传统文化，又实现了探索与创新的新路。2015年10月28日，由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主办的“泛娱乐时代电视文化节目的坚守与创新——《我是先生》节目研讨会”在北大举行。与会学者们对《我是先生》在电视节目泛娱乐化形势下挖掘文化内涵、探索节目创新的努力给予了高度肯定，认为它打破了文化节目叫好不叫座的魔咒，成功实现了收视率和口碑双丰收。《我是先生》是山东卫视联手唯众传媒共同打造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宣导真人秀节目。该节目于2015年6月21日开机，于2015年7月5日首播，其后每周日晚21：20播出，在各大卫视真人秀节目扎堆的周日荧屏大战中，它以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这一严肃的主题，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又获得了相当高的收视率。它的成功引起了我们的关注与思考。

一、电视文化节目的坚守与担当

在国际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双重夹击之下，电视节目的生存空间遭到了空前压缩。为了争取收视率，拓展电视节目的生存空间，中央电视台和各大卫视纷纷推出了自己的“真人秀”综艺文化节目。这些节目看似样态缤纷，实际雷同不少，品质参差不齐，有的也呈现出积极向上的活力，但普遍存在着浮躁、浅表的倾向。山东卫视的《我是先生》是一档以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宗旨、展现优秀名师为特色的电视综艺文化节目。该节目第一季邀请国内72位优秀教师开坛论道，为观众开课讲授，展现当代师者风范。这些名师，有被誉为“东方舞蹈女神”的陈爱莲老师、中山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研究院李淼老师、为保护古建筑四处奔走的湖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柳肃老师、视传播国学为己任的古琴大师行者先生、能将英文歌词翻译为优美古诗词的中南大学“女神老师”孔玮，等等。节目播出后，这些名师在网络上积攒了众多人气，网友们纷纷留言表示这些教师展现了师道风采，展示了可贵的教育精神，体现了宝贵的师道传承。在当下的电视文化节目中，《我是先生》无疑是一档有特质的节目。谈及《我是先生》的节目初衷，山东广播电视台台长吕芃表示，为了响应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号召，山东卫视决定重点推出一档传扬历史优秀文化、弘扬优秀名师的节目，于是就有了《我是先生》。吕芃认为，在今天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弘扬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优秀师道文化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这促使我们把《我是先生》作为匡正世道人心的一个具体切入点。”《我是先生》秉承“有先生，中国强”的理念，遍邀全国人气名师，拓展三尺讲台，将一堂堂“别人家老师的课”请上荧屏，既弘扬了传统文化，又为人们展示了当代教师风采，显示了电视节目的坚守，被人们誉为“一档有担当的电视节目”。不同于明星扎堆、泛娱乐明星充斥荧屏的其他综艺节目，《我是先生》另辟蹊径，它从传承文化、教诲众生的出发点去做节目，汇聚全国各领域建树颇丰的“大神级”人气名师，或庄严论道，或展示风姿，对冷话题做热思考，在选题上表现出了独特的坚守和担当，给泛娱乐化的电视节目现状带来了一股清风。当然，这个节目不是简单的说教，而是注意讲好故事。在这些登台的人气名师背后，都凝聚着一个个有意思的中国故事：中山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研究院讲授量子物理的李淼教授同时又是一位诗人，湖南大学建筑学院柳肃教授一直致力于古建筑的保护，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特殊教育学校校长邱新会一直以自己的方式从事残疾儿童教育，荷兰乐安东先生则不远万里来到景颇山寨为少数民族孩子开办培训学校……每一个人物背后，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我是先生》在把不同领域的人气名师请上荧屏的同时，实际上又在发掘这些教师身后的故事，既传承了文化，又讲述了一个个中国故事，展示了这些教学名师身上的中国风格，使得节目“有笑点、有泪点、更有亮点”，让人们感受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独特传承。在电视节目快餐化时代，《我是先生》保持了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冷静思考。中国传媒大学苗棣教授称《我是先生》体现了“不拘一格下的文化坚守”。

二、“传道授业解惑”的师道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