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范文10篇

【论文关键词】翻译；语言；文化；文化负载词

论文摘要】翻译是将一种语言文化承载的意义转换到另一种语言文化中的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语言与文化的共性使翻译成为可能，语言与文化的个性给翻译带来重重障碍。本文试以文化负载词的英译为切入点，从语言与文化，语言与翻译及文化与翻译三个方面来阐述翻译实际上是翻译文化这一概念。

翻译是将一种语言文化承载的意义转换到另一种语言文化中的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意义的交流必须通过语言来实现，而每种语言都是一个独特文化的部分载体。在转换一个文本中的语言信息时，也在传达其蕴涵的文化意义。汉译英是译者将作者为汉语读者所写的汉语文本转换成功能相似、意义相符、供英文读者阅读的英语文本的活动。词汇是文化信息的积淀，各民族的文化观、价值观等文化的各个层面均反映于各自的词汇系统中，并形成带有文化色彩和文化内涵的文化词汇。由于负载着特殊的民族文化内涵，文化词汇往往构成了作为跨文化交际行为的翻译的难点和重点，文化负载词的英译对于中西文化交流和传播中国文化起着重要的作用。

1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语言是什么？各国学者定义不一。八十年代，我国学者对语言作了这样的界定：语言是人类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是符号系统（刘伶，1984）。后又有学者指出：语言是一种作为社会交际工具的符号系统（刑福义，1993）。西方语言学家一般把语言视为“人类特有的、具有任意性的符号系统”。笔者倾向于这样一种较为全面的界定：“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符号系统，当它作用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时候，它是表达相互反应的中介；当它作用于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的时候，它是认知的工具；当它作用于文化的时候，它是文化信息的载体和容器。”（许国璋，1987）

1.1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是通过社会习得的知识,而语言则是人类特殊的语言能力通过后天社会语言环境的触发而习得的一套知识体系。陈宏薇和李亚丹主编的《新编汉英翻译教程》一书中给文化下的定义为：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并根据《文化语言学》的文化分类法把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由于语言是人类最杰出的创造物之一，语言自然是文化的一部分。

20世纪70年代在德国出现的功能翻译理论认为翻译应该根据翻译目的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方法，即“目的决定论”。译文的好坏不仅仅取决于译文是否准确地传达了原作者的意图和信息，也取决于译文是否达到了译者本人想达到的交际目的。不同的翻译目的甚至可能导致同一译者对同一文本的不同翻译。因此译者不但要深刻把握原作者的意图，而且要非常明确自己翻译活动的目的，才能决定在翻译过程中采用什么样的翻译方法。

但是这一理论是否适合文学作品的翻译呢?目前理论界对这个问题存在不少争议。“语言学派”认为文学翻译的目的是固定的，就是准确传达原文的字面美以及潜在含义，在文学作品翻译中不应该也不可能存在译者本人的其他目的，因此认为功能翻译理论不适用于文学作品的翻译。

本文经过研究发现这种说法过于绝对，同是文学作品的翻译，诗歌、散文和小说等的翻译方法就很不相同。即使对同一体裁文学作品的翻译，不同译者也往往使用不同的翻译方法。这种不同除了由译者的风格和文化背景的差异造成外，还往往源于译者所希望达到的不同的翻译目的。也就是说，不同的翻译目的可以导致对文学作品的不同的翻译。本文采用庞德(EzraPound)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杨宪益夫妇(YangXianyiandGladysYang)的英译《红楼梦》和林语堂的英译《浮生六记》为例，探讨功能翻译理论在文学作品翻译中的应用。

一、功能翻译理论和庞德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

20世纪初庞德翻译了不少中国古典诗歌，1915年《华夏集》的出版更加使他名声大作。但是庞德翻译中国诗歌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把中国诗歌介绍给英语读者或者向英语读者介绍中国文化。作为20世纪初美国“意象派运动”(imagismmovement)的创始人和代表人，庞德翻译中国古典诗歌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使命是借助中国古典诗歌丰富、清新的意象来冲击当时在美国诗坛上充斥着的在庞德看来矫揉造作甚至无病呻吟的维多利亚诗歌风格。带着这样的目的，庞德在进行诗歌翻译时往往不局限于原作，不过分追求在字面上尽可能地保留原作的风格，而是进行大胆的再创作。他往往改动，甚至删去或者添加整行的诗句，而只保留在他看来最闪光的细节和意象以及诗篇蕴含的内在意义。比如他把李白的《玉阶怨》:“玉阶生白露，夜久浸罗袜;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翻译为:

"Thejeweledstepsarealreadyquitewhiteanddew,Itissolatethatthedewssoaksmygauzestockings,andwatchthethroughtheclearautumn"。

1.引言

美学思想源远流长，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但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却才只有两百多年。1750年德国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和美学家鲍姆嘉登（AlexanderGottliebBaumgarten）以美学（Aesthetics）为名，出版了他的美学著作，并用这个术语把美学规定为研究人的感性的科学。本书被看作是美学成为正式学科的标志。在中国，尽管美学思想历史也很久远，千百年来门类派别也很多，但却一直没有美学这样的学科，美学这门学科，还是从西方美学传入中国的。典型的中国传统译论是以中国传统哲学、人学、文学、美学、文章学、文艺学、语言学为其理论基础和基本方法而形成的翻译理论，其发展可归结为：佛经序翻译理论、正名论翻译理论、哲学化理论、文艺学理论（王宏印，2003：220-221）。中国译论从理论命题到方法论都与哲学–美学紧密相连（刘宓庆，2005：59）。支谦在《法句经序》中提出了翻译“美言不信，信言不美”的译论，而且“美”与“信”、“文”与“质”的统一协调始终贯穿于中国美学译论的主流。此外中国传统译论还呈现出其他美学命题，而中国传统译论发展到目前，可以说已经进入晚期（王宏印，2003：227）。

面对蕴涵浓厚美学思想的译论终结，我们的译论路在何方呢？中国翻译美学思想又是如何在中西结合的译论中得以新生呢？本文针对这些问题，回顾和探索近十年中国翻译美学研究的新发展。

2.中国传统翻译美学的终结

王秉钦（2005：4）总结出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发展史以十大学说为重要标志：古代的“文质说”（以支谦为代表），近代的“信达雅说”（严复），现代的“信顺说”（鲁迅），“翻译创作论”（郭沫若），“翻译美学论”（林语堂），“翻译艺术论”（朱光潜），“艺术创造性翻译论”（茅盾），“神似说”（傅雷），“化境说”（钱钟书），“整体论（焦菊隐）。马建忠在其《马氏文通》中提出“善译”之说：“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当相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声音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王秉钦，2005：36）。这段话的义蕴是相当丰富而全面的，涉及了风格学、文法学、修辞学，以至进入一般文化研究的领域。马建忠的“善译”力求与原文在意思上无一毫出入，而且使读者读了译文后能达到与原文读者相同的感受。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里说：“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则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也就是说既要通顺，又要忠实。茅盾还是迄今所知中国译论史上最早又最明确地提出翻译不可失却“神气句调”，即强调“神韵”这一重要观点的。可见，“神韵”这一中国传统美学中的重要观念是在新文学运动开展以后才被正式引入翻译理论的。郭沫若曾创造性地提出了“风韵译”和“气韵”的说法。如：诗的生命，全在它那种不可捕捉之风韵，所以我想译诗的手腕于直译意译之外，当得有种“风韵译”。郭沫若所强调的“风韵”与“气韵”，与茅盾当时强调的“神韵”是一个意思。可见在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都对翻译美学作出了贡献。傅雷毕生从事翻译工作，他在翻译理论方面的“神似”说与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说都很典型，是对文学翻译提出的美好追求目标和最高美学理想。陈西滢则借鉴美术创作的实践和理论，提出了翻译中的“形似、意似和神似”之说，这在中国译论史上带有创见意义。在翻译美学和风格的研究上，刘宓庆也有独到之处，如他的艺术观赏中的“超脱”、审美认识转化中的时空差和智能差以及再现审美体验规律的三种手段等。再如黄龙把“神韵”这个抽象范畴分成风雅、韵律、情操、灵感四个要素，进行了独具特色的研究。此外，还有林语堂、朱生豪、艾思奇、贺麟、陈康、朱光潜、金岳霖等，他们在翻译理论上都有各自独到的见解。

纵观我国的翻译史，从文化视角考察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其主要特点有三：儒学色彩浓厚；强调实践技能；与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紧密相关。从整个翻译理论历史可以看出，翻译理论从最初的“案本”等的“重质朴，轻文采”，玄奘的“求真”和“喻俗”，到后来的“善译”，和严复著名的“信、达、雅”，“直译、意译”，“信、达、切”以及鲁迅等人的“忠实、通顺、美”和揉合其它多种因素而形成的一种最高的翻译境界的“神韵”、“神似”、“化境”，到当前我国译界普遍认为比较恰切的标准“忠实、通顺”。据此，罗新璋在他的《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中指出“我国的译论，原作为古典文论和传统美学的一股支流，慢慢由合而分，逐步游离独立，正在形成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学科——翻译学。而事实上，一千多年来，经过无数知名和不知名的翻译家、理论家的努力，已形成我国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案本——求信——神似——化境，这四个概念，既是各自独立，又是相互联系，逐渐发展，构成一个整体的；而这个整体，当为我国翻译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识见超卓的前辈翻译应当开创新局面，在虚心学习外国先进译论，善于总结自身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实践，不断探索，发展我国独具特色的翻译论，建立卓然独立于世界译坛的翻译理论体系！”。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翻译理论大致是沿着这样一条轨迹发展的：从最初一丝不苟模仿原文句法的“质”（直译）发展成允许在句法上有一定自由的“信”（意译），最后在“信”的基础上，演变成充满创造精神的“化”，其翻译理论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翻译美学的发展过程。但王宏印认为，中国传统译论经过反复磨合，多方结合，已经进入一个综合得不能再综合的阶段了。

【摘要】随着当今社会科技的发展，大量的科技术语不断出现。这些科技术语来自不同的领域，如医学、地质学、电力学等。科技术语较之于其他词汇而言更具有专业性、系统性。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下，把这些科技术语背后的含义搞清楚，正确理解这些科技术语的含义，是每个科技翻译工作者面临的一大难题。因此，本文以目的论为基础，分析不同领域、不同语境下科技术语的翻译，并提出一些翻译方法，希望对科技翻译工作者的翻译教学以及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目的论；科技术语；翻译方法

目前，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新阶段，对世界做出了很大贡献。其中大部分贡献主要来自科技领域。因此，对待科技类文本的翻译，译者一定要在头脑中有个清晰的认知，要想翻译好科技类文本，首先要对科技术语有个明确界定，要准确把握科技术语的特点以及翻译方法，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科技术语种类繁多，更新速度又快，如何准确理解其内涵是每个科技翻译工作者都应该关注的问题。本文以目的论为指导，分析了科技术语的翻译方法，希望能够为译者的翻译及研究工作带来一定启示。

1翻译目的论概述

翻译目的论由德国功能学家尤金•奈达提出，他认为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应该首先确定文本目的，并且还要考虑受众需求。不同的文本具有不同的风格特点，比如有些文本注重向读者传递实用性的信息，而有些文本则注重向受众传达某种感情，以引起读者情感共鸣。根据尤金•奈达提出的这一翻译理论，“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跨文化交际活动，是译者根据委托人的要求，结合目的语文本的目的以及目的语文本阅读者的特点，对源语文本进行有选择的翻译”[1]。科技类文本注重向大众传递科技领域的知识，这些领域一般包括医学、电力学、机械制造等。这类文本具有一定的实用性，能够给读者提供某些实用性信息，使读者看了以后受益匪浅。而科技文本的最小组成单位是科技术语，译者要想最大限度的让读者明白其所要表达的内容，想在最短时间内带给读者最有效的信息，就必须在目的论的指导下准确把握语境这一基本要素，而且要考虑受众需求，在可行的范围内将源语合理地转换为外国受众所能理解与接受的目标语。此外，译者还应把握目的论的三大原则：“目的原则、连贯原则、忠实原则”[2]。在遇到一些外国受众不明白的源语时，译者应最先考虑读者的思维方式以及文化背景，在忠于原文的基础上适当性地对译文进行修改，以符合受众认知度，进而达到传递信息的目的。

2科技术语的介绍

一、关于翻译研究

翻译的学术研究之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让人很自然地想起学术名篇“TheNatureofAcademy”。作者在文中所描写的社会各阶层强加给学术的悲哀在我们的传统学术范式中亦依稀可辨。学术要关注什么？学术研究要引领何种潮流？学术如何突破世俗樊篱修成正果？这是真正钟情于学术的人们所注目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此次讲习班的过程中，被中国译界的同仁们作了一种别出心裁的诠释。

正如中国译协的领导黄友义、孙承唐和《中国翻译》杂志常务副主编杨平在开幕式上所倡导的那样：这次研讨，重在“全面地提高广大翻译工作者的素质”，重在“思维模式的改革”，重在“抛砖引玉”！这种理念，很快就在开讲人许钧先生的报告中得到印证。许先生对他的译著《红与黑》中的词句是如何剪裁未作任何阐述，而是从“传统与创新”的角度，对翻译、翻译学和翻译批评等问题进行了宏观的解剖。这位来自南京大学的博导还以他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了作为一处翻译学的导师应该如何引导学生和学界进入高层次的学术研究和国际交流的种种途径。许钧教授是主要从事法汉翻译研究与教学的专家，此次与他的同行刘和平教授一同出现在以英汉翻译为主的讲台上，这种安排本身就意味深长：作为组织者的中国译协《中国翻译》编辑部，旨在打破学科研究的界限，追求一种“殊途同归”的学术效应。

“殊途同归”，还体现在此次讲习班对教师和讲题的选择上。从教师来看，主讲人当中有八十多岁的译坛名宿程镇球、许渊冲，有年富力强的翻译家孙致礼、庄绎传、徐亚男，也有许多三、四十岁的著名中青年学者。各路豪杰流派不一，观点精彩纷呈。演讲的课题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到实践，从笔译到口译，从文学翻译到外交翻译、政论翻译、法律翻译、呈现出多层次、多视角和高品位的学术研究特色。

在宏观方面，翻译学的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代表了主流。来自北京大学的辜正坤教授以“点到为止”的方法，向学员们介绍了他的《翻译学通论》的理路构成，意在引导学生进入宏观翻译学与微观翻译学的主要层面。同是讲翻译学，香港浸会大学的潭载喜教授则是从西方翻译模式谈起，分析了西方翻译模式的强与弱，并对翻译学发展的路向作了展望。清华大学的王宁教授则基于对目前翻译及其研究之现状的思考，试图对全球化时代的翻译进行重新定义和定位，并对全球化进程中翻译的作用做出描绘。王宁认为：“翻译现在正经历着一种转折：从属于语言学层面上的字面辶多译逐步转向文化层面的阐释和再现。”这与西方文化学派的观点遥相呼应。对于西方译论给译者的启示，香港岭南大学的张南峰教授则以Vermeer的目的论和Even-Zohar的多元系统论为引线，深入线出、由此及彼地介绍了有益于翻译理论研究或实践研究的多种理论；张先生并结合“英汉文学翻译中的三个问题：戏剧语言、文化专有项和双关语”这一课题，为翻译研究和翻译教学中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问题作了全新的注释和演绎。在跨学科研究方面，北京大学的博导申丹为学员们展示了她在文学文体学与小说翻译研究方面的成果。申教授从西方文体学的发展概况入手，对文学翻译中对语域的处理和故事层次上的假象等值等问题作了理论与实践的分析，说明了文学文体学在小说翻译研究中的主要作用。申丹教授的高足王东风则通过对文学翻译中的文体变形处的分析，指出了文学翻译中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译家与作家的意识冲突。王教授认为，“无论是翻译文本中的译例，还是译家的言论，都清楚地表明译家的语言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作家。前者的语言策略具有信息取向，而后者则是诗学取向。”据此，他在文中对传统的信息或语义取向的翻译策略提出了质疑。这种多视角的研究路向为广大学员进行多元的、多层面的学术探索提供了样板，这也是此次研讨会的目标之一。

在学术研究方面体现出的另一理念是提倡资源共享、百家争鸣、推陈出新，为质疑学术传统和挑战学术权威提供温床和土壤。这次讲习班打破了传统的10分钟宣读论文的模式。每位主讲人花2-4小时把自己的最新成果以讲义、板书或投影和讲解相结合的方法向学员展示，穿插提问、发言、演示等模式进行探讨。学员们不但可以与教师共享这些科学研究的成果，同时还培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在这样的讨论中，新的学术观点不断生长。比如说，对于翻译的“异化”与“归化”的问题，南开大学的刘士聪教授就提出了一个颇为独特的观点。刘先生认为，就英译汉而言，应提倡“归化”，这与英、汉文化的强弱无关，并不代表汉语文化要迁就英语文化，亦与政治、经济无关，而是象征着我们对英语标准语言的一种追求，是纯粹的语言处理。这一观点令学员们困惑不解：如果是纯粹的语言处理，为什么英译汉的策略要与汉译英有所不同？在翻译的文化转向问题上，香港岭南大学的孙艺风博士认为，翻译的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安德鲁·勒弗菲尔夸大了意识形态（ideology）对翻译重写过程的作用。他认为，对待不同理论的吸纳应持全面审慎的态度。孙艺风对内地的许多学生在学术研究中表现出的“师言亦言”、“人云亦云”的“追尾”现象持否定态度，因此他主张：学术与教育的牵引应以培养独立的思维方式为重。在这次大研讨的过程，最“火爆”的一场“争鸣”来自诗歌翻译的两大名家——许渊冲和江枫。许先生以二十世纪可能改造未来人类面目的伟大成就克隆技术为切入点，深入地阐述了他的“文学翻译克隆论——信达优论”。许先生坚信，富有音美、意美和形美的“三美”译文就是“信达优”的译文。而江枫先生则以“译诗，形似与神似：一点必要的常识”为主题，对许渊冲先生的“新译论”提出了批评。这种沸腾的场面让广大译界同仁有机会目睹学术界的另一种光景，它形象地表明：学术研究的表现形式不总是“温情脉脉的面纱”，有时也会“硝烟弥漫”！问题是，学术界将以怎样的一种学术态度来诠释和审视学术之种种。这一点，我们或许可以从香港学者周兆祥关于“翻译与人生”的报告中得到一些启示。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西方翻译研究进展迅速。如果说西方译学研究在60和70年代的突飞猛进主要得益于语言学的快速发展的话，在近二十年里，文化研究、文学研究、人类学、信息科学、认知科学、心和广义上的语言学等均对翻译学科的发展起了较大的推进作用（参见Gentzler

1993,Neubert&Shreve1992）论文。尽管翻译研究的纷呈不一，但近年来可以说有两大派别占据了主导地位：一派以广义上的语言学（尤其是语篇语言学和话语）为基础，致力于建构和发展经验性质的翻译科学；另一派则从历史的角度通过描写的方式来研究翻译问题，意在揭示翻译实践与研究中蕴含的文化与因素（参见Venuti,

1997）。

本文旨在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三本西方译学研究代表作的考察，来看西方翻译研究新发展的一些特点。这三本著作分别为巴兹尔·哈廷姆（Basil

Hatim）所著《跨文化交际：翻译理论与对比语篇语言学》（1997）；哈罗尔德·基特尔（HaraldKittel）与阿明·弗兰克（Armin

Frank）主编《跨文化性与文学翻译的历史研究》（1991）；丁达·戈尔莱（DindaGorlee）所著《符号学与翻译问题》（1994）。就这三本书来说，哈廷姆的著作可视为上文提到的第一大研究派别的典型著作，基特尔与弗兰克的书则是第二大派别的一部代表作。这两大派别尽管大相径庭，但有一个突出的共同点，即具有较强的经验性。与此相对照，戈尔莱的《符号学与翻译问题》一书则是纯理论研究的代表。通过对这三本书的考察，我们不仅可以管中窥豹，看到当今西方两个主要译学研究派别的某些特点，而且可以对西方的纯理论研究略有了解。

作为一名热爱文学翻译事业并愿为之贡献一生的人，经过多年的翻译实践和理论阅读，自然会产生一些感受。就我个人而言，主要是以翻译实践为己任的；我把翻译理论作为对实践的指导，自己在实践中也不断探索、总结，从而不断提高译文水平。

一、关于翻译的一些概念

研究翻译，首先要明确什么是翻译。《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把一种语言文学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学表达出来；把代表语言文学的符号或数码用语言文学表达出来。《辞海》的解释是：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学表达出来。Oxford

AdvancedLearner’sDictionary的解释是：express(sthspokenorespwritten)in

anotherlanguageorinsimplerwordstoturnintoone’sanotherlanguage

.可见，以上几种解释都是大同小异，即用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另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这些解释都比较原则，也许作为词典也只能如此。《英汉翻译教程》（张培基先生等编）的解释是：翻译是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准确而完整地重新表达出来的语言活动（见该书《绪论》）。这一解释更准确、具体了一些，强调了“准确”和“完整”。

翻译是一种信息传递的方式,是运用一种语言(targetlanguage)把另一种语言(sourcelanguage)所阐述的内容准确而完整地表达出来的过程。商标作为一种竞争性符号,其翻译比起其他词语的翻译有更高的要求。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到对等,考虑到忠实原文,还要大胆创新,从文化习惯、商标特点、大众心理、寓意内涵等方面综合思考,翻译出能够演绎内涵、传递神韵,同时兼顾消费者心理感受和文化风俗习惯的音意兼顾、形神皆备的商标名。但是实际上我国的商标翻译实践还存在很多的问题,有的方面甚至还影响到我国产品和服务的国际化流动,亟待进行研究和创新。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译者创造性的缺失。

一、译者创造性缺失的原因及危害

1.对译者创造性的认识偏差

在实际的商标翻译过程中,很多人更多地强调的是对等,而抹杀了译者的创造性,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可能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认识的偏差。首先,很多人认为翻译就是模仿,译作要依赖于原作,而不讲求创造性。常常牢牢地抱住对等,却机械地理解了对等,仅仅简单地把对等和译者创造当成了一种对立,没有做到奈达所提倡的“动态对等”。其次,偶有译者创造也往往是被动性地创造。译者虽然承认翻译是一种再创造活动,但仅仅认为创造性应该是局限于语言层面的变通,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行为,没有深入到文化、心理以及接受观念等层面去思考。其实我们知道翻译本就是一个创造的过程,而且很多时候创造显得十分必要,钱钟书老先生在赞赏林纾的翻译成果时就曾说过：“翻译者运用‘归宿语言’的本领超过原作者运用‘出发语言’的本领,那是翻译史上每每发生的事情”[1]。

2.译者创造性缺失带来的商标翻译缺陷

(1)对文化差异的忽视

摘要]

最近，翻译界对归化和异化的讨论很多，散见于国内的各种外语类学刊，〈中国翻译〉2002年第5期还专辟一专栏来讨论这一问题，这些文章大大推动了“归化”和“异化”的研究，但这些文章更多是停留在语言研究的层面，本文将从跨文化的角度来探讨文学翻译中的异化现象。

[关键词]归化；异化；翻译；跨文化；后殖民主义

一、引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国内的外语类学刊发表了不少有关归化和异化的文章，这些文章努力将西方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理论中关于归化和异化的讨论运用于翻译理论和实践之中，有的文章高屋建瓴，从文化的角度对直译和意译作出概括，还有的文章运用关联理论来寻求归化和异化的最佳关联点，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拓宽了归化和异化的研究。

但归化和异化翻译的讨论仍存在一些误区，最明显的是将归化与异化翻译等同于直译与意译，将文学策略和文化的意识形态同语言的策略和翻译的技巧等同起来，从而将关于归化和异化的讨论拉回到传统和经验的讨论之中，这样做有碍归化和异化翻译研究的发展。《中国翻译》2002年第5期有王东风和葛校琴等的文章，探讨“归化”和“异化”翻译的研究方向及存在的问题，是归化和异化翻译研究的新成果。本文将从跨文化的角度来探讨翻译的归化和异化问题，

摘要：谚语是一个民族天赋、智慧和精神的体现。本人试图从影响谚语翻译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进行剖析，提出根据具体情况采用直译、意译、直译兼意译和释译四种翻译模式，以期收到良好成效。

关键词：谚语；翻译因素；翻译方法

一、引言

英国作家和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Bacon1561-1626）曾经说过：“Thegenius，witandspiritofanationarediscoveredinitsproverbs.”谚语是一个民族天赋、智慧和精神的体现。谚语是语言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语言的民族形式和各种手段的集中体现，是语言中的某些部分经过长期反复使用后自然沉积而形成的形式固定，简洁明快，寓意深刻的语言精品。谚语是人类语言文化大树上硕果累累的一枝，是语言白花园中的一朵奇葩。

何为谚语呢？《谚语·歇后语概论》给谚语下了如此定义：“谚语是人民群众生活斗争的经验总结，具有传授经验和教训劝戒功能，流传于人民群众口头的话语”。英语一则谚语告诉我们：“Proverbsarethedaughterofdailyexperience。”（谚语是日常生活的产物）英国搜集家ThomasFuller曾对谚语作过描述：“众多的事理经过煎熬，凝练成寥寥数词，这便是谚语。”英国首相JohnRussel认为谚语是：“众人的智慧，一人的妙语。”

以上观点虽各不相同，但都反映了谚语的特点：1、智慧的闪光2、经验的结晶3、精美的语言4、人生的启迪5、无翼的飞翔6、真实的写照。一般我们对谚语的含义理解为谚语是意义相对完整的句子，是语言中一种重要的熟语。大部分谚语是人民生活经验的结晶。人类智慧的闪光，它启迪人生，指导人们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