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范文10篇

20世纪70年代在德国出现的功能翻译理论认为翻译应该根据翻译目的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方法，即“目的决定论”。译文的好坏不仅仅取决于译文是否准确地传达了原作者的意图和信息，也取决于译文是否达到了译者本人想达到的交际目的。不同的翻译目的甚至可能导致同一译者对同一文本的不同翻译。因此译者不但要深刻把握原作者的意图，而且要非常明确自己翻译活动的目的，才能决定在翻译过程中采用什么样的翻译方法。

但是这一理论是否适合文学作品的翻译呢?目前理论界对这个问题存在不少争议。“语言学派”认为文学翻译的目的是固定的，就是准确传达原文的字面美以及潜在含义，在文学作品翻译中不应该也不可能存在译者本人的其他目的，因此认为功能翻译理论不适用于文学作品的翻译。

本文经过研究发现这种说法过于绝对，同是文学作品的翻译，诗歌、散文和小说等的翻译方法就很不相同。即使对同一体裁文学作品的翻译，不同译者也往往使用不同的翻译方法。这种不同除了由译者的风格和文化背景的差异造成外，还往往源于译者所希望达到的不同的翻译目的。也就是说，不同的翻译目的可以导致对文学作品的不同的翻译。本文采用庞德(EzraPound)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杨宪益夫妇(YangXianyiandGladysYang)的英译《红楼梦》和林语堂的英译《浮生六记》为例，探讨功能翻译理论在文学作品翻译中的应用。

一、功能翻译理论和庞德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

20世纪初庞德翻译了不少中国古典诗歌，1915年《华夏集》的出版更加使他名声大作。但是庞德翻译中国诗歌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把中国诗歌介绍给英语读者或者向英语读者介绍中国文化。作为20世纪初美国“意象派运动”(imagismmovement)的创始人和代表人，庞德翻译中国古典诗歌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使命是借助中国古典诗歌丰富、清新的意象来冲击当时在美国诗坛上充斥着的在庞德看来矫揉造作甚至无病呻吟的维多利亚诗歌风格。带着这样的目的，庞德在进行诗歌翻译时往往不局限于原作，不过分追求在字面上尽可能地保留原作的风格，而是进行大胆的再创作。他往往改动，甚至删去或者添加整行的诗句，而只保留在他看来最闪光的细节和意象以及诗篇蕴含的内在意义。比如他把李白的《玉阶怨》:“玉阶生白露，夜久浸罗袜;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翻译为:

"Thejeweledstepsarealreadyquitewhiteanddew,Itissolatethatthedewssoaksmygauzestockings,andwatchthethroughtheclearautumn"。

【摘要】概述翻译的内涵及翻译活动的文化特点。介绍我国英语翻译活动的发展特点及要求。从社会、文化、地域等方面分析跨文化视角转换翻译活动的影响因素。探究如何针对汉英语言的不同特点落实跨文化视角转化。提出结合不同文化框架，梳理文化关系；明确词语搭配转换，掌握翻译要求；合理舍弃翻译结构，融入汉语文化等翻译技巧。

【关键词】英语翻译；跨文化视角；转换技巧；翻译技巧

翻译是基于不同文化、不同语言发展而来的转化手段，在独具特色的语言表达体系中肩负着消除文化隔阂、更改表达方式的重要使命，对于文化结构的互补、吸收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随着当前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基于英语与汉语两大模块的翻译工作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语言工作者所重视。只有对翻译重新定义、合理定义，才能确定翻译活动的本真价值。在英语翻译研究活动中，张培基先生将翻译定义为“将一种语言中所包含的思维情感用另一种语言重新表达出来的过程”，其强调翻译活动的情感价值。基于此，翻译的概念早已超出了“语言转化”的范围，其所强调的是在一定文化背景下所发起的语言转化活动，与人文智慧、历史环境等因素都保持着极紧密的联系。

一、翻译活动的文化特点

（一）以语言为基础服务单位

在英语与其他语言体系的交流活动中，翻译工作被视为与该语种共同进入大众视野的文化产物，作为一种借由文化需求发展而来的产物，语言作为抽象的交流形式从文化体系中展现出来，而翻译则为语言向不同文化层面的传播创造了必要条件。在不同的文化体系中，文化结构与语言结构相互影响、相互干预，其保留着“因人文因素与社会因素而产生的本真差异”（汪翠兰2006）。当语言作为文化产物流入另一文化体系中后，语言与文化的研究活动则变得更复杂：研究者除了要针对源语言作好文化梳理工作之外，还要根据译语确定文化表达背景、社会历史背景，从而最大化地减少文化差异，使不同的文化结构能够进入新的文化体系中。从当前的翻译活动来看，英语的辐射范围极广，对于其他语言所产生的冲击也十分明显，基于此，可将翻译视为“转化语言与思想的工具”，其产生、应用与语言息息相关，变革、创新等活动也直接受到语言特点的影响。翻译是桥梁，语言则承担着“运输”的重要责任，文化如何流动、语言如何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受其他文化体系的影响，而且受翻译活动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翻译；语言；文化；文化负载词

论文摘要】翻译是将一种语言文化承载的意义转换到另一种语言文化中的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语言与文化的共性使翻译成为可能，语言与文化的个性给翻译带来重重障碍。本文试以文化负载词的英译为切入点，从语言与文化，语言与翻译及文化与翻译三个方面来阐述翻译实际上是翻译文化这一概念。

翻译是将一种语言文化承载的意义转换到另一种语言文化中的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意义的交流必须通过语言来实现，而每种语言都是一个独特文化的部分载体。在转换一个文本中的语言信息时，也在传达其蕴涵的文化意义。汉译英是译者将作者为汉语读者所写的汉语文本转换成功能相似、意义相符、供英文读者阅读的英语文本的活动。词汇是文化信息的积淀，各民族的文化观、价值观等文化的各个层面均反映于各自的词汇系统中，并形成带有文化色彩和文化内涵的文化词汇。由于负载着特殊的民族文化内涵，文化词汇往往构成了作为跨文化交际行为的翻译的难点和重点，文化负载词的英译对于中西文化交流和传播中国文化起着重要的作用。

1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语言是什么？各国学者定义不一。八十年代，我国学者对语言作了这样的界定：语言是人类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是符号系统（刘伶，1984）。后又有学者指出：语言是一种作为社会交际工具的符号系统（刑福义，1993）。西方语言学家一般把语言视为“人类特有的、具有任意性的符号系统”。笔者倾向于这样一种较为全面的界定：“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符号系统，当它作用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时候，它是表达相互反应的中介；当它作用于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的时候，它是认知的工具；当它作用于文化的时候，它是文化信息的载体和容器。”（许国璋，1987）

1.1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是通过社会习得的知识,而语言则是人类特殊的语言能力通过后天社会语言环境的触发而习得的一套知识体系。陈宏薇和李亚丹主编的《新编汉英翻译教程》一书中给文化下的定义为：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并根据《文化语言学》的文化分类法把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由于语言是人类最杰出的创造物之一，语言自然是文化的一部分。

文学翻译是一门艺术。文学翻译是把诸如小说、散文、诗歌、纪实文学、戏剧和影视作品等文学作品翻译成某外国语言的过程。文学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的简单转换，还需运用一些文学艺术手段，带有主体性和创造性。一般的非文学翻译只要语言准确地传达原作的内容，明白畅达又合乎该文体习惯就可以了。但对于文学翻译，这样的要求还远远不够。这是因为文学作品是作家用特殊的语言创造的艺术品，它具有形象性和艺术性，体现着作家独特的艺术风格，并且具有引人入胜的艺术意境。所以，文学翻译要求译者在深刻理解原作，把握原作精神实质的基础上，还要具有展现原作家的文学修养和艺术表现力的能力，以期传达出原作内容与形式浑然一体的艺术境界。无论作何种体裁的翻译，意义的传达都占有很重要的作用。文学作品的翻译，受译者个人的外语水平或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影响，翻译传达所达到的效果也不同。初做翻译工作的译者，或者说学生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常遇到各种障碍，这就需要借助一些翻译理论、翻译策略和翻译技巧，达到翻译目的。《呼啸山庄》目前在我国国内有多个译本，方平、杨苡、高继海和薛凤琴都译过该书。本文选用方平先生和杨苡先生的两个译本，选取第三章的几个句子，在人名翻译、小品词处理和动词翻译三个方面，对两个译本作简单的比较分析，分析在篇章翻译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并试图找出解决办法。

一、人名翻译

外文中人名的翻译，一直没有统一的标准，常用的主要是音译。又因为个人发音特点各不相同，同一个词在不同人口中可能也会有不同。比如“Rachel”，因其美式英语中读|retf藿l|，常译为蕾切尔；在英式英语中读|reitf藿l|，常译为瑞秋，这两种译法都是可取的。而像Charles，音译为“查尔斯”更为确切，但是因为Charles早期进入中国时，多是一些商人买办使用，名字既要显得有洋味，还要叫得方便，因此多取为“查理”。时至今日，“查尔斯”和“查理”都是其约定俗成的译法。在《呼啸山庄》的译本中，译者对人名的翻译相似中也有不同。如女主角CatherineLinton，杨苡先生译为“凯瑟琳•林惇”，而方平先生译为“卡瑟琳•林敦”。“凯”音严格遵守了英语发音，相比较“卡”的译法，则是受了中式发音的影响，这种现今一般都按“凯瑟琳”翻译。“惇”和“敦”读音皆为dūn，考虑到Linton发音时重音在第一个音节，有很多译者取dùn音相配的词，如“顿”，效果更好。而在翻译Cathy时，杨苡先生译为凯蒂（dì），这种译法虽已被读者接受，但仍有不妥。而方先生译为“卡茜（qiàn），很明显就属翻译错误了。不过，早期译者在处理人名时，还会考虑另外一个字数因素。汉语人名多是三个字，复姓如“欧阳”、“东方”等，在人口基数上本来就占少数，有些人为了方便，取名时也是只取单个字作为名字。为使英文人名更符合汉语的习惯，译者有时也会做一些处理。如在处理Lockwood和Heathcliff时，杨先生就注意到了这一因素，把Lockwood译为洛克乌，把Heathcliff译为希克利。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人的阅读变得简单。

二、小品词翻译

小品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功能词。在英语日常会话中，有一类小词，如well，ok，oh，allright等，其本身并没有实在意义，却有助于说话者意图的表达和说话流畅的实现。小品词在英语中使用的频率是极高的。据统计，十个最常用的英文单词中，就有三个是小品词。小品词的作用主要是它的句法功能，在句中使词与词之间产生语义关系，因此翻译小品词，最重要的是抓住小品词所在的特定语境中词与词之间可能存在的最准确的逻辑语义关系。对于可直接保留下来的小品词，直译是最好的办法。在更多情况下，英汉语存在很大差异，就需要借助一下翻译策略，跨越小品词翻译的障碍。例如：Letmein-letmein！（WutheringHeights，P19，洛克乌德深夜听到窗外的叫声）方平先生译为：“放我进来———放我进来吧！”杨苡先生译为：“让我进去———让我进去吧！”“in”在字典中的多个释义中，“inorintosomeplace，position，state，relation，”最贴近原文所要表达的意义，汉语可理解为“进入到某个领域”。上述两种译文“来”和“去”的汉语意思正好相反，“来”属于“接近”的范畴，“去”则属于“远离”的范畴，虽说用词不同，对中国读者来说，仍可以互相领悟，不会影响意义的传达。又如：“Itistwentyyears，”mournedthevoice…方译：“已经有二十年啦，”那声音凄惨地呻吟道……杨译：“已经二十年啦，”这声音哭着说……“这”和“那”，同属指示代词，“这”指代比较近的人或事物，“那”指代比较远的人或事物。方译为“那声音”，而杨译为“这声音”，在情感态度上小有不同，但在语义传达上都能为读者接受。小说翻译，在准确无误地传达原意的基础上，还要注意作者进行创作时使用的手法。再比如：“How-howdareyou，undermyroof？”方译：“你，你怎么敢，在我的家里？”杨译：“怎么———你怎么敢在我的家里？”此处两种译法的不同在于对“how”的理解。显然，杨先生采用了直译的技法，在语义传达上也没有错误。不过在笔者看来，方先生的译文所产生的效果更好。首先，在句子形式上面，译文仍然保留了原来的结构，三个小句，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其次，把破折号改为逗号，也更加符合汉语口语的习惯。另外，因为汉语无论是问句还是陈述句，主语都是最先出现的，在极度愤怒、惊讶下，说话人产生一种“口吃”状态，方译把句子译为“你，你怎么敢”，重复使用“你”，符合汉语习惯，更容易被汉语读者接受。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英语用词比较注重逻辑理性，汉语用词则偏重经验悟性、辩证思维。在翻译时，应该根据英汉语各自不同的行文习惯处理这些小品词。另外在小品词的翻译中，有时要注意其交际功能和语篇功能。

三、动词翻译

一、引言

商标是指由文字、图形及其组合等构成，使用于商品或服务上，用于区别不同商品生产者或经营者所生产或经营的商品或提供服务的一种标记。随着国际经济交流的日益频繁，大量的公司企业需要走入或跨出国门，其产品在他乡异国是否能成功地开拓市场、占领市场，树立起品牌的良好形象，除了媒介的广告之外，商标的翻译妥当与否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美国学者艾·里斯所言：“一个译名的好坏，在销售业绩上有千百万美元的差异”。

二、商标翻译需注重心理因素

1.民族文化心理

商标翻译受民族文化心理的制约。由于各个民族经历了各自不同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形成了迥然不同的民族文化心理，因此在国内外贸易中，很可能同一种商标的产品在一个国家或民族倍受青睐，而在另一个国家或民族却遭受冷落，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商标时要充分考虑文化及历史背景。例如：“凤凰”在我国传说中是一种神异动物，代表“运气、快乐和优雅”，人们相信骑“凤凰”自行车能带来好运气，而在西方文化传说中凤凰是一种不死鸟，有“再生”、“复活”等意思，因此该商品在西方无人问津也就不奇怪了。相似的例子还有“白象”（在西方是无用而累赘的东西）、“喜鹊”（在西方指喋喋不休令人厌烦之人）等。

2.消费心理

一、功能目的论概述

功能目的论是德国功能学派中最具影响的翻译理论。和奈达所提倡的对等理论不同，功能目的论不再强调译文与原文之间意义和文体的对等，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存有目的性，而翻译作为人类行为的一种，也具有相应的目的性。功能目的论主张翻译行为应以传递信息为重点，翻译质量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翻译预定目标的确立。20世纪80年代，功能目的论引介到中国，对中国的语篇翻译产生了巨大影响，旅游酒店宣传语作为一种特殊的语篇，翻译时要精准地把握该酒店的特色，考虑旅游者的需求，从而激发旅游者的入住意向。因此，功能目的论对旅游酒店宣传语翻译实践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二、功能目的论发展

功能目的论最早出现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先后经历了四个阶段。凯瑟琳娜•赖斯在1971年出版的PossibilitiesandLimitationsinTranslationCriticism（《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限制》）一书中，最早提出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优先考虑译文的功能而不是完全对等的原则。随后，赖斯的学生汉斯•弗米尔提出翻译目的论。弗米尔指出，目的论的核心是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必须由译文预期目的或功能来决定。这在某种程度上补充了赖斯的功能说。第三阶段是贾斯塔•赫兹•曼塔利的翻译行为理论。该理论是对翻译目的论的进一步发展，认为翻译是一种文本形式上的跨文化转换活动，是翻译行为的具体操作。此外，她还指出翻译实践离不开翻译过程的三个基本要素，即行为、参与者的角色和翻译过程所处的环境。第四阶段是克里斯蒂安•诺德的文本分析模式。她将文本按功能分为四种不同的类型：信息功能、表达功能、感染功能和寒暄功能，并提出“功能加忠诚”的原则。该原则要求翻译人员对翻译行为中的每个参与者实行分责制，协调好各个方面的关系至关重要。诺德理论的提出，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功能目的理论。

三、功能目的论指导下翻译原则

功能目的论突破了传统“等值”翻译理论观，不再认为原文是翻译活动中唯一不变的核心，而是强调译者因素，尤其是翻译活动发起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同时，也要求译者遵循三大原则，即“目的原则”、“连贯原则”和“忠实原则”。“目的原则”即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必须由译文预期目的或功能来决定。“连贯原则”则要求译文必须符合语内连贯的标准，即译文必须能让接受者理解，并使译文在交际环境中具有意义。“忠实原则”指原文与译文之间应存在语际连贯一致，即忠实于原文，而忠实的程度和形式则由译文目的和译者对原文的理解程度决定。

一、概说

人类创造语言的目的就是要利用语言来表达思想。交流感情，进行人际沟通，传播人类文明与进步，传承科学创造与发明。其实语言本身也是一门科学。它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在目前世界尚存的2000多种语言中。汉语的使用人口最多，英语的影响面最大，实属世界上最活的两种语言。究其发展规律。人们不难发现：语言只有在发展中才能求生存，在变化中才能求发展。

作为与语言文字密切相关的翻译，也难免要随着语言的发展而发展。随着语言的变化而变化，只有这样，翻译工作才能与时俱进，与时代同步。

二、语言的变化

语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受到社会诸多因素的影响。下面仅以英汉两种语言为例，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说明。

1、时事政治引起的变化

首先,翻译者要对英汉两国的文化有个全面的了解。那么,什么是文化呢?英国的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EdwardB,Tylor)曾在其《原始文化》一书中首次界定了文化的概念:“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或者,也可以说文化是人和环境互动而产生的精神物质成果的总和这个总和中可以包括生活方式、价值观、知识技术成果以及一切经过人的改造和理解而别具人文特色的物质对象。

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在这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产生了无数精神物质成果,翻译工作者必须对此有所了解,才能对汉语习语中所蕴涵的深层含义,意象联想和实际意义有正确的把握。如守株待兔是出自《韩非子》中一个寓言,它说的是一个人在偶然的机会下拾得一只撞昏在树下的兔子,便从此不务正业,专等兔子再次撞倒在树下,当然这样的机会是可遇不可求的。如果对这个故事不了解,则虽知字面意义,却难知其实际涵义。翻译时可直译watchthestumpandwaitforahare,然后另加注:Fromthestoryofapeasantwhoseeingaharerunheadlongagainstatree-stumpandbreakitsneck,abandonedhisploughandwaitedbythestumpinthehopethatanotherharewoulddothesamething.这个注释为国外读者介绍了中国著名的饶有趣味的小故事,使内容更充实,理解更顺畅,同时也有效地传播了中国文化。如果翻译者本身就对习语中所包含的文化背景了解甚少的话,则更谈不上传播文化,做文化的桥梁了。英语语言文化也极其丰富。可以不夸张的说,英语可能是全世界借用外来语最多的语言。其中有25%以上来自于希腊语,50%以上来自于拉丁语,而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因此,英语习语中有很多是承载希腊神话和罗马故事的,当然这只是其文化的一部分,作为翻译者同样也要对这方面的知识有系统的掌握,否则在遭遇相关习语时文化的缺省很容易导致意义的缺失甚至误解。如Pandora''''sbox,字面意思是潘多拉之盒,潘多拉是个女名,但仅仅知道这个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了解这个成语所出自的希腊神话,才会知道它常用来比喻灾难、麻烦、祸害之源。所以说,语言不是独立的,学习语言永远不会是单纯的学习语言技巧或技能,这个冰山一角之后所隐藏的是巨大的民族文化基奠,习语更是如此,可以说,要想准确的翻译英汉习语,对中英历史文化的广泛涉猎非常必要。其次,除了了解中西方文化之外,翻译者必须建立自己的习语语料库。就好比学习英语必须得有一定的单词量,翻译习语者必须得有中英文的习语库。我们知道文明是相通的,人民群众经过长期的生活劳动所产生的智慧也会有很多相同之处,有些习语人们是能够通过常识和生活经历体会出其含义,但在翻译时如果能够使用本国语中相对应的习语,则不仅语言的基本含义能够体现出来,语言的幽默精练与魅力也能够表达的淋漓尽致。要达到这一点,没有一个巨大的英汉习语库,可能并不容易。因此,翻译者除了平时生活阅读学习中对习语要具备特别的敏感随时搜集之外,还得专门进行相关积累,最好是建立起自己的语料库,从而在真正翻译时能够胸有成竹,信手拈来,当然这儿的“信手”是建立在长期的刻苦的学习积累之上的,是“梅花香自苦寒来”。从下图我们可以对翻译活动获取一个直观的认识,英语习语和汉语习语是分别从属英语文化和汉语文化大背景之下的语言形式,翻译者要建立其相应背景下的习语库,才能有效的进行英汉习语的对译。而在英汉习语的对译中又会有相应的文化交流与转换。我们可以惊奇的发现,不仅习语后的文化背景会对习语翻译产生影响,英汉习语的对译同时又会给双方文化带来新的元素,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机的融入对方的语言和文化中。在英汉习语翻译中不乏有这样的例子。如汉语习语中的“酸葡萄”和“武装到牙齿就是从英语习语中“sourgrape”和“armedtotheteeth”直译后融入汉语的,而英语习语中的“loseface”和“papertiger”则是汉语的经典之作。因此英汉习语库也会随着翻译交流的进行而不断丰富与扩大。

另外,在英汉习语翻译过程中由于母语的语言系统和本族文化系统早已在头脑里根深蒂固母语系统和本族文化系统中与汉语和汉文化相异或貌似实异的因素必然干扰和阻碍英语翻译,造成所谓的“语际负迁移”和“文化负迁移”。我们应根据所给的某个词语的汉语对应词或释义所蕴含的语义信息从自己头脑里的心理词汇或语料库中去检索和提取与之相对应的汉语词语,并建立起英汉词语之间的语义联系。当英汉词语的语义完全对应时,就可能产生“语际正迁移”。如toshowone''''scard与“摊牌”,toturnoveranewleaf与“揭开新的一页”,“Easycome,easygo.”与“来处容易,去得快”,Helaughsbestwholaughslast.与“谁笑在最后,谁笑得最好.”当英汉词语的语义不完全对应时,则可能导致“语际负迁移”妨碍正确地理解和使用英语词语。如dragon(龙)在英美文化中是没有地位的爬行动物,是凶恶可怕的象征。但在中国是“吉祥、高贵”之义。如“龙风呈祥”、“望子成龙”、“龙腾虎跃”等褒义习语。如英译“望子成龙”中的龙时,如果译成toexpectone''''ssontobecomeadragon,则会让西方人不得其解,甚至产生误解。因此,“龙”的形象在英译时不能保留的,可意译为toexpectone''''ssontobecomeanoutstandingperson。所以,词语英译汉时,如果能够先在研究母语和本族文化的基础上来进行英语语义解释和英汉词语语义的对比分析,然后再动笔翻译,无疑将有助于防止和克服母语和本族文化的干扰,对于不同语域的民族文化传统、文化内容和文化心理,译者要从宏观上了解文化的蕴含、翻译的基本理论及技巧,且加以对比和分析。只有在考虑异域文化的前提下把“信、达、雅”融为一体,使译文“神形”并茂,这样才能确保文化“传真”的实现,才能真正地做好文化翻译。

最后,在习语的翻译技巧与手段上,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总结起来不过是直译、意译、增译与注释这几种。笔者认为,翻译习语最重要的并不在于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和技巧,而在于其一,文化背景知识和习语知识的积累与广泛了解;其二,对翻译之根本理念的认识,即翻译的本质与目的是什么。可以说,不同的翻译方法体现着不同的理念,不同的理念会造就不同的翻译风格。很难说孰对孰错,但针对不同的读者群,对应不同的时代,可以也应该在翻译手法上有所偏重。例如: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国际交往日益增多,中西文化交融汇合,尤其是西方文化的广泛传播,使中国多数读者对西方的某些寓言典故也多有了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必须本着一贯的作法,对所有涉及到西方典故的成语都来一通注释,以达到“清楚明了”的效果呢?或者直接把Pandora''''sbox意译为罪恶之源呢?时代在前进,人们的思想和知识能力也在不断进步与变化,翻译理论不应也不会停滞不行,或是有一套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法则,我们必须不断摸索,不停推敲,善于观察,才能找出最适合最可行的翻译法,这也许才是翻译的正道!

1中医翻译的现状分析

1.1中医翻译的必要性

(1)把中医推向世界。

尽管新的科学体系在西方的发展运用，中国在自然科学领域的成果却很少在国际上被人了解甚至使用。中医是其中之一。导致这种尴尬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医没有有效的得到推广。中药翻译对于这项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

(2)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合作。

中医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它对中国的发展和繁荣起了重要作用。当今，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包括专家对中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了解中医的同时，他们也了解了中医背后的文化，这样一来，中医就对中西文化交流起到了桥梁的作用。

翻译文学史多将李健吾定性为法国文学专家，孟昭毅等主编的《中国翻译文学史》在介绍其人时开篇即言:“李健吾，山西运城人，中国著名的法国文学翻译家。”［1］227诚然，李健吾以诸多的法国文学翻译与研究实绩享誉学术界而被尊为法国文学的权威，这也使得人们很少去关注他对于其他国家文学的译介，而除法国文学外，李健吾还翻译过数量相当可观的俄苏戏剧与一部希腊歌剧(《浦罗米修斯被绑》)。因为他在法国文学领域的成就太过突出，在多数的评介文章中，他对别国文学的译介或是被一笔带过或是干脆不提。有鉴于此，本文不妨专谈李健吾的俄苏文学翻译。

一、俄苏戏剧翻译实践

李健吾本人就是一位著名的剧作家，他对俄苏文学的翻译实践也全部发生在戏剧领域。李健吾进行俄苏戏剧翻译的时间相对集中在1949年8月至1954年7月，即他在上海剧专任教期间，先后翻译了高尔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戏剧数种，另外他还在1948年翻译过契诃夫戏剧一种。据统计，李健吾翻译的俄苏戏剧集计有契诃夫戏剧集1册、高尔基戏剧集7册、托尔斯泰戏剧集3册以及屠格涅夫戏剧集4册，各册剧目分别是:《契诃夫独幕剧集》1册，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出版，包括九个独幕剧:《大路上》、《论烟草有害》、《天鹅之歌》、《熊》、《求婚》、《塔杰雅娜?雷宾娜》、《一位做不了主的悲剧人物》、《结婚》、《周年纪念》(九个剧目查自《契诃夫独幕剧集》［2］一书)高尔基戏剧集7册，全部由上海出版公司在1949年出版，包括:《底层》、《仇敌》、《怪人》、《瓦莎•谢列日诺娃(即《母亲》)》、《日考夫一家人》、《野蛮人》、《叶高尔•布雷乔夫和他们》(引证自《李健吾文集•李健吾主要著译书目》)［3］托尔斯泰戏剧集3册，由平明出版社在1950年出版，包括:《头一个造酒的》(内含六幕喜剧《头一个造酒的》两幕剧《祸根》)、《文明的果实》、《光在黑暗里头发亮》屠格涅夫戏剧集4册，由平明出版社1951年至1954年分别出版，包括:《落魄》(含三幕剧《疏忽》、《落魄》、独幕喜剧《什么地方薄什么地方破》)、《贵族长的午餐》(含两幕喜剧《食客》、独幕喜剧《贵族长的午餐》、《单身汉》、《内地女人》(含独幕喜剧《内地女人》《扫仑太的黄昏》、《大路上的谈话(片段)》)(以上引证自《1949—1979翻译出版外国古典文学著作目录》)以上即是李健吾俄苏戏剧翻译的全部内容，他总计翻译契、高、托、屠四大作家各类戏剧29种，翻译书目约占整个翻译生涯译介书目总数的百分之三十。

二、俄苏戏剧翻译缘由

李健吾精通法语、英语，不通俄语，他译的俄苏戏剧都是通过英语译本转译过来的，在俄苏戏剧翻译的同阶段，特别是1949与1950两年，李健吾鲜有法国译作问世。长于法国文学翻译的李健吾为何扬短避长，而将精力主要投注于俄苏文学的译介?这是一个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问题。北大版《中国翻译文学史》在介绍国统区翻译文学时说:“希特勒入侵苏联后，翻译工作者的视野自然而然地集中在翻译反法西斯战争的文学作品上。”［1］231然后该书又列举了一些译家译作，李健吾译的“高尔基戏剧集”赫然位列其中。这种说法貌似有理，其实不然，编者主观地认为李健吾译高尔基戏剧是为了声援反法西斯战争以致犯错，前文已经提到“高尔基戏剧集”译于1949年，其时抗日战争已然胜利四年了，所以《中国翻译文学史》的说法并不可靠。先探讨李健吾翻译高、托、屠戏剧的原因，比较可信的是他本人的说法，他自传中提到翻译俄苏戏剧一事时说:“我在剧专任教时，给全校开‘剧本分析’一课，深感教材缺乏，就从英文译出高尔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戏剧集，凡是有人译过的，我就不译了。”［2］28在这里，李健吾说得很明白，他翻译高尔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三人的戏剧主要是为了作教材之用。但接踵而至的问题是，他为何要选译这几位俄苏作家的剧本作教材而不用他更熟悉的法国戏剧?李健吾本人并未道出，从韩石山的《李健吾传》中我们却可以见出一些端倪，1947年李健吾因为剧本《和平颂》与左派文化人产生分歧，双方进行了激烈的论战，他也因此被进步阵营视作敌对分子，在很长一段时间处于被批判的地位，对于此事，《李健吾传》直接言明:“在文化战线上取得胜利，其标志便是对李健吾、沈从文的批判。”［6］266被掌权的左派文人视作是文化战线批判的重点对象，李健吾的日子不会好过。自由派知识分子李健吾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剧专地位十分尴尬，因此，他翻译左派推崇的俄苏作家尤其是高尔基的作品也是为了迎合当时的政治口味，向主流政治气候靠拢，以此改善自己在当时的处境。可以说，李健吾的俄苏戏剧翻译包含着诸多的无奈。李健吾翻译契诃夫戏剧的原因有所不同，彼时李健吾尚未到上海剧专任教，不存在“为作教材而译”的目的，而且契氏的作品也不像其他三位作家的戏剧一样无人译过。契诃夫是戏剧大家，他的大多戏剧已被翻译过来，这些独幕剧有些之前也早有译本，据《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三四十年代•俄苏卷)载:“曹靖华继续翻译了契诃夫的独幕剧《纪念日》、《蠢货》、《求婚》、《婚礼》，1929年被收入未名丛刊出版。”［7］336曹译的四个剧目即是李健吾译的独幕剧集中的《周年纪念》、《熊》、《求婚》、《结婚》。1948年文化生活出版社要统一编选一套契诃夫的戏剧选集，契诃夫的五个多幕剧《伊凡诺夫》、《海鸥》、《三姐妹》、《万尼亚舅舅》、《樱桃园》在20年代已经被译出，唯九个独幕剧尚未译全。文化生活出版社便邀请与之关系密切的李健吾代为翻译，为了保证风格上的统一，李健吾将九个独幕剧全部重译交予出版。李健吾之所以接受这项翻译任务，与他对契诃夫戏剧的认可也有关系，同为剧作家的李健吾高度评价契诃夫的作品，他在译作的序言里写道:“无论是现实生活的俗浅也好，还是抒情境界的质朴也好，契氏有能力在光影匀适的明净之中把真纯还给我们的心灵。”［2］4他还在序言中转引英国戏剧家萧伯纳的话“我每回看到契诃夫一出戏，就想把自己全部的戏丢到火里”，李健吾对契诃夫的敬佩之意可见一斑。综上所述，李健吾对四位作家戏剧的翻译不外乎两种原因，做教材之用或受出版社邀约，藏于此两因之下的深层原因是他所处的特殊政治环境以及对作家作品的认同。

三、俄苏戏剧翻译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