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洗钱范文10篇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国务院和甘肃省政府关于打击经济犯罪的有关指示精神，加强协调配合，有效防范和打击洗钱犯罪活动，维护国家正常的经济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依据《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省政府反洗钱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甘政办发〔2007〕2号）精神，结合实际，特建立****市政府反洗钱工作联席会议（以下简称“联席会议”）制度。

一、联席会议主要职责

****市反洗钱工作联席会议在市政府的领导下，指导全市反洗钱工作；贯彻落实国家反洗钱工作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组织、协调和落实各成员单位积极履行反洗钱工作职责，动员全社会联手开展反洗钱工作；协调建立全市反洗钱综合信息共享机制。

二、联席会议成员单位

联席会议由分管副市长担任总召集人，市政府分管副秘书长、人民银行****市中心支行行长任召集人，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具体名单如下：

总召集人：杨伟市委常委、副市长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反洗钱工作还存在诸多问题和困惑，需要寻求妥善的对策和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加以解决。

一、当前反洗钱工作面临的主要困扰

1、认识不够，缺乏反洗钱工作的紧迫感。由于反洗钱是一个新概念，相当多的人缺乏足够认识，对基层行开展反洗钱的必要性持怀疑态度，金融机构也缺乏主动性。目前在认识上虽有明显转变，但在认识的深度和水平上仍需进一步提高，而有关部门和社会居民的相关知识更少，难以形成反洗钱工作的浓烈氛围，人民银行必须继续加强反洗钱工作的宣传发动，增强社会各方的紧迫感和责任意识。

2、组织松散，缺乏反洗钱运作的协调机制。

①反洗钱组织目前基层人民银行尚未成立专职的反洗钱机构和队伍，主要工作人员基本为兼职，日常工作的组织仍处于松散的状态。②各金融机构也仅仅是按照人行要求对应成立了领导小组，分别指定了不同的部门负责反洗钱业务，如在湖北辖内，工行设在法律事务部，农行设在保卫处，中行设在法律与合规处，建行由营业部负责。附属在单个业务部门很难适应发现、分析和上报可疑资金运动的需要。③金融机构监管部门缺乏有效的反洗钱工作协作机制，基层人行相应的违规处理面临矛盾，比如，《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对金融机构违反反洗钱义务的处罚措施包括，可由人民银行“取消其直接负责的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基层人行对反洗钱工作的处罚建议难以落实到位，与反洗钱有关的部门的合作机制和“一行三会”协调机制还在建立和完善中，协调难、配合难、齐抓共管更难。

3、理念模糊，日常操作缺乏可行的制度规程。基层行反洗钱人员对洗钱交易的一般过程研究不够，工作理念模糊，对整个反洗钱工作的指导思想、原则目标、组织体系、工作内容、运作方式都没有明确可行的思路，要么是充当档案员角色被动地收集保存交易报表，要么是等待观望上级现成的工作模式出台，不能主动地根据“一规定两办法”制定实施细则。因而现行反洗钱手段不能适应反洗钱工作需要，仅把工作重心放在基层金融机构大额支付交易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上，收集了资料而不能发挥价值，离主动防范和打击洗钱犯罪的客观要求太远。

一、洗钱的定义及危害

无论从国际还是国内来看，洗钱的定义仍是形式多样的。《新帕尔格雷夫金融大辞典》把洗钱定义为“将非法活动收入转变为其来源可有效地不受执法者和社会注意的房地产和金融资产”，“是所有与永久隐藏各种形式的犯罪分子的收入的非法来源有关的活动”。2006年6月，在我国《反洗钱法》草案中，洗钱是指通过各种方式掩饰、隐瞒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等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活动。抛开犯罪与非犯罪的法律定义，从抽象的金融学意义上考察洗钱行为，可将它视为一种将风险和收益推向极致的金融行为。

洗钱不仅损害了金融体系的安全和信誉，而且对于正常的经济秩序、社会风气等各方面都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

1.损害金融机构的信誉和效益。洗钱主要通过金融机构进行，大多数情况下，洗钱行为侵犯了国家对金融活动的监管制度，使金融机构在客户中的信誉和安全感受损，进而也影响了金融机构的市场份额，甚至发生挤兑。同时金融业又与工商企业、流通企业等社会经济体系各环节密切相关，一个金融机构的不良行为很可能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极大地干扰社会正常的经济秩序，严重地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

2.削弱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效果。洗钱活动不遵循资金流向最有效益领域的基本经济规律，破坏了资源的合理配置，客观上干扰了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效果，损害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增长。

3.引发经济扭曲和不稳定。洗钱造成资本外逃，导致社会财富流失。且由于洗钱把资金转移到不易被注意的低质量投资领域，经济增长可能因此受到消极影响。例如，房地产行业的火爆，并不一定是需求过旺所致，其很大部分原因是洗钱者的行为引起。当这些行业不再是洗钱的目标时，撤离资金会造成产业的不稳定状态，引发整体衰退，而整个社会经济也因此受影响。

一、保险机构作为一般金融机构在反洗钱中面临的现实困境

(一)动力不对称

洗钱者可以分为主动洗钱者和被动洗钱者。主动洗钱者主要基于以下目的：一是将犯罪收益变成表面合法的资金，即洗钱是贩毒、走私等上游犯罪的下游犯罪，其动力来自于“价值创造”的使命，即“实现价值”；二是把合法资金洗成黑钱以用于非法用途，如把银行贷款通过洗钱来资助恐怖行动或其他非法活动，主要是基于利益之争，达到政治宗教甚至是报复目的；三是将一种合法资金洗成另一种表面合法实际不合法的资金，如把国有资产通过购买团体年金，将公款转移到个人账户以达到侵占目的，即“公饱私囊”，满足私利。而被动洗钱者在洗钱过程中，既增加了收入，又过失地成为了主动洗钱者的帮凶，如，保险公司增加了保费；中介人得到了佣金；跨国洗钱中，资金流入国增加了外汇收入和税收收入。无论是主动洗钱还是被动洗钱都给洗钱者带来一定实际意义上的好处，洗钱带来的巨大收益就如同一个磁力超强的磁场吸引着洗钱犯罪者。

反洗钱是一种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领导的行政行为，其动力主要来自于社会的正义感。反洗钱行为会使反洗钱的积极参加者付出一定的经济或其他成本。而我国又有规定：罚没收入和追缴的赃款要全部上缴国库。如此一来，保险机构反洗钱所付出的制度成本、雇员成本、展业成本、核保成本……根本无从得以补偿；对于协助国而言，成本大于收益，一部分外汇无偿流出，可能还会因此导致国际收支的困难。如由于缺乏国内法规的直接管制，地下保单的保单中介人很少有反洗钱的意识。再加上地下保单的佣金提成非常高，一般来说，首期佣金高达60%，有的甚至达到80%—100%，为了招揽业务，他们通常不会严格追查保费的来源，对客户资料的审核也是能宽则宽。可见动力的严重不对称，很可能会导致洗钱犯罪恶性膨胀，而反洗钱行动热情不高、力度不够的局面。在我国目前以保费作为保险公司业务评价的体制下，参与洗钱还可增加一定时期的保费。所以，对于以营利为目的的保险公司，追求短期利益，会使其乐于看到资金流到自己的手中，而懈于追究资金的性质及来源，不愿去监控资金的流向，更不愿意去建立一套显然要增加保险机构成本但又不直接创造利润的反洗钱体系。

(二)外部效应的不对称性

若从经济学的外部性角度来分析洗钱与反洗钱，则洗钱作为一个独立的“行业”具有负外部性，即“向他人施加成本，而非为他人带来收益”——洗钱活动损害了合法的商业活动和健全的金融市场，造成一国经济政策的失控，导致经济扭曲和动荡，所有这些都由国家和无辜的其他人来承担。而反洗钱是典型的具有正外部性的活动，即“不被补偿的收益向他人溢出”——反洗钱行为维护了社会正义，稳定了金融市场，使国家和人民受益。这种外部效应的严重不对称，给反洗钱工作埋下了严重的隐患。下面建立模型来说明这个问题。

一、现金结算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反洗钱工作的影响

1.现金管理法规滞后，制约了反洗钱工作的开展

目前人民银行现金管理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国务院1988年制定的《现金管理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明显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

一是部分规定已不符合实际情况。二是《条例》赋予开户银行一定的行政管理职能，与《商业银行法》规定的银行作为企业性质的经营目标不相关，履行起来实际成效不大，银行为争存款、拉客户，为企业大开现金使用方便之门，致使现金管理流于形式。三是处罚措施不完善，开户银行作为国家现金管理的主要对象，《条例》中对其违规行为法律责任不明确，临柜人员遵守现金管理制度的约束性不强，法律责任缺乏，已无法约束一些违规的现金管理行为，与反洗钱所要求的大额现金交易报告存在较大的差距。四是人民银行的现金管理职能得不到充分发挥。人民银行作为现金管理的主管部门，仅限于对金融机构的检查，不具备对企业等使用现金的主体的直接管理处罚权，不能深入监督现金管理的全过程，从而造成了实际工作中企业对人民银行的现金调查监督不配合的现象，降低了中央银行履行现金管理职能的权威，影响了反洗钱工作的开展。

2.社会公众长期以来形成的现金使用偏好，加大了可疑交易核查的难度

现金虽然是最原始的支付手段，但也是流动性最强的支付手段。目前，洗钱犯罪分子正好利用民营经济和私营经济比较发达、现金投放量和使用量巨大，偏好现金结算的氛围进行犯罪活动，使合法交易与非法交易交织在一起，给反洗钱资金交易监测带来极大的困难，增加了反洗钱工作的成本，降低了反洗钱工作效率。

2006年4月25日，备受社会关注的《反洗钱法(草案)》，首次提请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审议。草案涵盖了反洗钱监督管理，金融机构、特定非金融机构的反洗钱义务，反洗钱调查制度，反洗钱国际合作和法律责任等内容。这标志着我国对洗钱犯罪的战斗已经打响。

所谓“洗钱”是指将犯罪所得及其收益通过转让、转换、使用等方式，隐瞒和掩饰其非法来源和性质，以使犯罪所得形式上合法化的行为。洗钱不仅为违法犯罪行为大开方便之门，也损害了一国政治、社会、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安全和信誉，严重地威胁着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安全。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全球每年洗钱的数额介于1.5万亿到3万亿美元之间，约占世界各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至5%。因此，打击洗钱犯罪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各国纷纷成立反洗钱机构，同时国际社会反洗钱合作日益紧密，成立国际性和区域性反洗钱小组，联合打击洗钱犯罪。那么，“黑钱”到底是怎么“洗”白的，它又有哪些危害呢？

一、洗钱的主要方式

洗钱是违法犯罪分子“合法化”其犯罪活动收益的手段和过程，是一种高智商犯罪。洗钱的方式花样繁多，常见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1.将“黑钱”存入银行。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洗钱是最经典、最常见的洗钱方式。以贩毒案件为例，贩毒分子把贩毒收益存入一家银行后，通过不同账户(包括国外的银行账户)之间的资金划转，模糊资金原始来源性质，将黑钱“漂白”。自从我国实行储蓄实名制后，直接存入银行这种方式风险很大，于是犯罪分子采取变通的方法，把黑钱交给亲属，以亲属的名义存款，实际仍归自己所有，或者是利用假身份证办理存款手续。

摘要：反洗钱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一个焦点问题。我国近年来非常注重采用法律手段打击洗钱活动，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初步构建了以反洗钱刑事法律为基点、以金融机构反洗钱法规为重心、其他法律法规相配套的反洗钱法律体系，专门的《反洗钱法》也正在紧张起草之中。但相比国际反洗钱立法及实际工作的需要，我国当前的反洗钱立法还存在诸多缺陷和问题，需要尽快健全完善。

关键词：反洗钱，反洗钱立法，洗钱活动

近年来，随着国际社会对恐怖融资打击的强化和国内洗钱活动的不断猖獗，我国重视和加快了反洗钱的法制建设。继1990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关于禁毒的决定》，在其第4条首次将洗钱活动规定为犯罪后，1997年修订的新《刑法》第191条又明确增设了洗钱罪，并于2001年12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第7条对刑法第191条进行了修改，将恐怖活动犯罪增列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2000年3月，国务院颁布了《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其从根本上否定了利用匿名账户进行洗钱的合法性。此外，2003年1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制定颁布了主要针对金融系统反洗钱的《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人民币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和《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等三部规章（以下简称“一个规定、两个办法”）。2003年12月新修改的《中国人民银行法》也增加了有关反洗钱的条款。从而，初步构建了一个以反洗钱刑事法律为基点、以金融机构反洗钱法规为重心、其他法律法规相配套的反洗钱法律体系。[①]然而，随着国际国内反洗钱形势的发展，我国当前的反洗钱立法尚存在诸多缺陷，严重滞后工作的需要，急需健全和完善。

一、我国当前反洗钱立法存在的主要问题

总体而言，我国的反洗钱立法尚处于起步阶段，体系不够完善，只是初步形成了一个由刑事立法、有关金融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构成的反洗钱法律框架，与国际反洗钱立法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刑事立法中有关洗钱犯罪的规定仍不完善。

成员进行专项培训，要求检查组成员掌握现场检查实施方案、现场检查要求和被查单位有关情况，遵守工作纪律等。

第四章现场检查实施

第十九条检查组应向被查单位出示《中国人民银行执法证》和《现场检查通知书》，按《现场检查通知书》确定的时间进驻被查单位。

检查组应与被查单位举行进场会谈，会谈由检查组组长主持。会谈内容包括：

（一）检查组组长宣读《现场检查通知书》，说明检查的目的、内容、时间安排以及对被查单位配合检查工作的要求；

（二）听取被查单位的反洗钱工作介绍（被查单位应提供文字材料交检查组归档）。

本文作者：玄立平工作单位：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

客户风险等级管理流于形式客户风险等级管理，是指金融机构依据客户的特点或账户的属性以及其它涉嫌洗钱和恐怖融资的相关风险因素，通过综合分析、甄别，将客户划分为不同的风险等级并采取相应控制措施的活动。对客户进行风险等级管理，可以平衡反洗钱成本和收益，提高反洗钱工作效率。但目前我国反洗钱相关法律法规中对客户风险等级管理的规定只有原则性的条款，具体该如何实施，没有明确要求；在监管中也只能是检查是否按时对客户进行了风险等级划分和审核。这就导致一些金融机构划分客户风险等级不是出于预防本机构洗钱风险的需要，而是担心受到监管机关处罚而被迫开展，对客户风险等级管理工作不够重视，甚至部分机构的反洗钱工作人员不清楚如何运用这一结果支持反洗钱工作，多数机构对风险等级划分的结果也只停留在查询、浏览等简单功能的使用上，没有充分发挥该项工作的成效，使该项工作流于形式。可疑交易报告数量激增而情报价值不高可疑交易报告制度是预防洗钱措施的核心，报告质量直接影响反洗钱监测分析工作，从这几年中国反洗钱年度报告中可以看出，2006年可疑交易报告仅153.5万份，2007年上升至1662.02万份，2008年为6891.5万份，2009年有所下降，为4293.3万份，2010年又上升至6185.2万份。尽管可疑交易报告数量不断攀升，但质量一直不高。同期人民银行向侦查机关报案数2006年1239起、2007年554起、2008年752起、2009年654起、2010年911起，而侦查机关的立案数则更少，2007年94起、2008年215起、2009年119起、2010年374起。大量的可疑交易报告一方面容易造成中国是洗钱大国的错觉和误解，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国际形象，另一方面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都要付出相当大的成本处理、保存这些信息，同时这些可疑交易报告中绝大多数为垃圾信息，这些垃圾信息又淹没了真正的可疑交易，影响了反洗钱信息情报中心对洗钱线索分析和甄别的质量，成为制约我国反洗钱监管效率的瓶颈。大额交易报告工作实效让人质疑大额交易报告不必然与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相关，国际上对是否要求金融机构报送大额交易报告做法不一。我国当初制定大额交易报告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对大额转账交易的宏观分析，可以帮助确定反洗钱需要关注的行业、区域和交易种类等信息。目前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报送单位账户之间（法人、其他组织和个体工商户）单笔或当日累计人民币200万元以上或者外币等值20万美元以上的转账交易，自然人账户之间、自然人与单位账户之间单笔或当日累计人民币50万元以上或者外币等值10万美元以上的转账交易，所有金融机构都要报送单笔或当日累计人民币20万元以上或者外币等值1万美元以上的现金交易。首先，这些门槛的设定是否科学合理还有待考证。如规定对于同一金融机构、同一户名下多个活期账户间转存资金的业务不属于大额交易免报范围，结果客户处于理财等目的进行的交易被大量重复报送。其次，从开始报送大额交易至今，监管部门的有关工作报告中均没有体现出如何利用大额交易报告进行分析并将分析结果运用于反洗钱工作中。而从这几年中国人民银行接收的大额交易报告量来看，2007年2.1亿份，2008年1.77亿份，2009年1.78亿份，2010年2.4亿份，虽然金融机构报送大额交易已实现了系统自动报送，成本得到了控制，但监管部门需要对存储海量的信息付出巨大的成本，由于没有明显实际成效也让人对该项工作的必要性产生了怀疑。

原因分析

合规监管的内在缺陷制约了反洗钱工作的有效开展当前我国反洗钱监管主要是合规监管，这种监管模式的核心是监管者以法律制度的形式明确金融机构的义务空间，即金融机构在开展业务过程中出现特定条件时，必须遵循法定要求采取措施，其基本假设是反洗钱义务可度量，金融机构应履行什么义务、履行多少义务是确定的；基本监管方法是运用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发现金融机构未按规定履行法定义务的事实，并按履行义务的情况给予适当的处罚。在反洗钱监管初期，合规监管对培养和提高金融机构反洗钱意识、有效履行反洗钱职责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而随着反洗钱工作逐步推进，合规监管的弊端逐步显现，其内在缺陷也开始制约反洗钱工作的有效开展。首先，其基本假设是不成立的，随着金融机构业务不断拓展，现行的法律法规没有也不可能穷尽金融机构的义务空间。其次，合规监管缺乏激励兼容，导致金融机构防卫心理较强。特别是在可疑交易报告方面，将可疑交易标准作为规章要求固化，不符合洗钱手法、类型会依据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特点，一些可疑交易报告标准过于宽泛，与洗钱风险的相关度不高；在具体监管中，监管者将抓到几笔可疑交易漏报或者其他违规行为作为重大处罚的依据，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必然导致金融专注于形式合规，“宁多勿漏”，报送大量的垃圾数据，既成为金融机构的负担又造成监管机构的负担，双方都付出了较高的执行成本和监管成本，实际成效却不明显，由此造成监管效率不高。反洗钱规章制度的假定过于理想化现行的反洗钱制度假定金融机构与监管部门充分合作，金融机构在发现任何洗钱迹象时，会主动采取措施并立即向监管部门报告，但金融机构的反应行为方式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能力，二是意愿。能力又取决于“知”和“信”。“知”是金融机构对客户的了解，具体表现为知道、怀疑或者有理由怀疑客户有洗钱行为；“信”是金融机构的诚实信用以及相应采取的措施，监管部门希望金融机构在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同时，还会利用自己特定的信息资源优势为净化金融环境服务。但事实上，有信无知的金融机构不可能提供有价值的情报，知情不报的无异于洗钱者的同僚，无知无信的根本就是洗钱的天堂，因此只有知信兼备的金融机构才是监管部门的理想合作人。意愿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本”和“利”，金融机构为履行反洗钱义务付出了巨大的有形成本，收益却主要是无形的，在本利权衡之后，理性的金融机构只与监管部门进行“选择性合作”，这也与“充分合作”的假定相差甚远。另外“，保守客户秘密”是金融机构极其重要的战略性资产，但客户身份识别要求金融机构全面了解并共享客户信息，这直接威胁到该资产的安全性，要求对客户进行风险等级管理，也给金融机构的客户经理角色带来了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金融机构进行充分合作的意愿。现行反洗钱法律制度体系缺乏相关业务指引从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来看，暂时还缺乏相应的反洗钱业务指引的内容，相关的规章只有原则性的规定，但具体如何实施，并没有明确要求，金融机构只能自我完善。如在对客户风险等级管理方面，只规定金融机构要根据客户特点，并考虑地域、业务、行业等进行风险分类，具体该如何操作，没有更细化的指引；又如对于非面对面交易，规定金融机构要采取更为严格的客户身份识别措施，但具体如何采取更严格的措施，相关规章中没有进一步的说明。从对各金融机构了解的情况来看，它们也没有有效地对如何实施这些原则性规定做出细化和完善，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客户风险等级或业务风险情况来分别采取识别、监测等要求就无法与其内控体系有效融合，反洗钱工作效率也就难以提高。成本收益不对等，金融机构容易出现短视行为金融机构开展反洗钱工作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包括制度安排、技术支持、组织机构、宣传培训、流程整合、接受检查、协助调查等，随着反洗钱工作的不断深入，其投入的人力、物力等资源也不断增加，而获得的收益主要是有助于其树立守法经营、具有社会责任感的良好形象等隐性收益。金融机构作为“经济人”，必然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权衡开展反洗钱工作的成本和收益，尤其在业务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出于业务考核压力的考虑，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容易出现“短视”行为，怠于履行反洗钱义务。

对策建议

完善管理模式，推行风险为本的反洗钱工作方法所谓风险为本，就是根据风险配置反洗钱资源，其核心是识别风险、评估风险、管理风险，这种监管模式有利于监管部门对整个机构的风险水平、控制风险能力进行评价，采用差异化的监管模式进行指导及检查，实现监管者和被监管者双方资源的优化配置。人民银行从2008年开始提出“风险为本”的监管理念，并不断强化，但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现行的监管方式与风险为本的监管差距还很大。首先国家风险评价体系是建立以风险为本的方法的关键，而我国目前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风险评估体系，无法在反洗钱体系内部形成对洗钱风险的共识，难以确保监管者和被监管者对金融体系的缺陷和面临的风险有一个正确、及时的认识，使依据风险来分配资源成为一句空话。其次，监管者通过目前非现场监管体系所收集的信息可以部分反映金融机构所开展的反洗钱工作的情况，但难以满足以风险为本的反洗钱监管的要求。因此，要提高反洗钱监管效率，需要在建立统一的风险评估体系的基础上，不断完善管理模式，优化监管方法，把风险作为监管的重心，关注风险，关注有问题的金融机构，切实推行风险为本的反洗钱工作方法。不断完善反洗钱法律制度当前我国反洗钱面临的最大挑战不在于洗钱者有多高明，而在于制度设计本身的缺陷，现行的反洗钱制度掩盖了监管部门与金融机构的利益冲突，低估了能力和意愿对金融机构的合作水平的影响力，对金融机构的震撼力超过了对洗钱者的震撼力，反洗钱法规制度的有效性取决于它对金融机构决策行为的影响力，而该影响力又受制于规章制度的可接受性，金融机构的决策是其能力和意愿的函数，规章制度的实施必须确保金融机构产生合意的行为，而排斥一切反作用力。为此，监管部门应当根据实际情况不断修改完善反洗钱法律制度，制度安排多从金融机构甚至洗钱者的角度考虑，适时制定相关业务指引，以统一标准，降低成本，也为实施“风险为本”的监管方式提供制度支持。建立反洗钱工作激励机制金融机构在反洗钱领域的第一道防线作用不可替代，如何调动其积极性和主动性，决定了反洗钱工作的成效。在当前形势下，我国可以借鉴国际成功经验和做法，从强化约束机制和正向激励机制两方面研究措施，建立以行政监管为主、激励机制为辅的激励性监管机制，双管齐下，最大限度提高金融机构反洗钱积极性。加强反洗钱队伍建设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技能过硬的反洗钱队伍也是提高反洗钱监管效率的关键。对于监管部门来说，推行风险为本的工作方法对监管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监管人员不仅需要对金融活动、金融机构开展的各项业务及其面临的洗钱风险有深入了解，也要胜任对金融机构进行风险判断并进行整体评估，确定金融机构的风险，以决定监管资源的使用。这些要求远远超越了机械地将法律和监管要求适用于每一个金融机构。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反洗钱工作人员要根据业务实际情况，灵活地根据风险标准，对具体业务的风险进行判断，并采取相应的措施降低风险。因此，各方必须重视反洗钱人才建设，加强对反洗钱人员的培训，奠定反洗钱工作发展的人才基础。

一、基层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金融机构经营行为不规范。

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入，金融机构经营主体多元化趋势更加明显，竞争日益加剧，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始终是金融机构的目标，基层金融机构表现尤其突出。随着众多金融机构在基层设点运营，地方同业竞争日趋激烈。金融机构迫于外部竞争和内部考核的压力，为了更多争取客户资源，不同程度地采取放宽开户条件、直接或变相提高存款利率、放松现金管理、简化审核手续等手段来吸引客户，争取存款，拓展业务。在此情况下，基层金融机构容易放松对客户身份的识别，忽略对大额资金来源的甄别和审查，甚至明知资金来源有问题，为防止客户流失，以牺牲原则为代价，给客户出主意、想办法，违规处理业务，埋下风险隐患，给有效预防和查处洗钱活动人为设置障碍，不利于反洗钱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对反洗钱工作重要性认识不足。

一是反洗钱意识淡薄，内控制度流于形式。反洗钱内控制度在基层金融机构不能得到有效执行，管理人员和一线员工把开展反洗钱工作片面地认为是加强对客户的审查以及对业务的束缚，不利于稳定客户和吸收存款，容易导致反洗钱工作只做表面文章。二是基层金融机构囿于经营成本和人员条件，难以按规定建立健全组织机构、配备相应岗位人员，一人多岗、违规兼岗现象比较普遍，职责不清，责任不明，反洗钱的各项制度难以在实际工作中得到有效贯彻落实。三是认识不到位。基层金融机构认为洗钱应是大城市的工作，与基层无关，在基层开展反洗钱工作成本过高，意义不大，反洗钱工作未能有效纳入绩效考核，加之人民银行对基层金融机构的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较少。因此，基层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高，逐步形成不肯为甚至不愿为的观念。

（三）基层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反洗钱素质低，影响反洗钱工作的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