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式范文10篇

内容摘要：本文根据库恩范式概念的内涵，分析了当前三农研究范式危机的原因和类型、进行范式依赖的必要性和方式以及范式转换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三农研究；范式危机；范式依赖；范式转换

三农问题指涉的事实在不断变化之中，而不同研究者研究的事实之为事实又并非那么类同而简单的事情，加之三农研究涉及的是一个多维复杂多变的系统，在当前三农研究成为所谓的显学状态下，研究者都有各自研究和表达的权利，如何把握三农之真实的互动确实涉及到了三农研究的范式问题，本文将从范式的方法论上提供一些思考。

一、三农研究的范式危机

范式是托马斯．库恩科学哲学的重要概念，与范式密切相关的科学共同体和不可通约性也是库恩理解科学本质和科学进步的重要命题。库恩将凡是具备两个特征的成就称之为“范式”：它们的研究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同时，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1]

库恩的范式源自对自然科学史的研究，但是这一概念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而且库恩在解释解读科学文本的不可通约性时也认为，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科学活动是“一种人文事业”，它本身就是不断生成和变化的理解文本。狄尔泰认为社会科学指涉的人类生活具有一种时间的结构，韦伯在《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一文中指出：社会科学的对象是文化事件，文化事件的规定包含价值和意义两种基本要素。[2]库恩范式基本上是反对本质主义的，它既指科学共同体的共有信念，同时它也是富含实践智慧的去形而上又去纯粹经验的一种方法论，它将范式置于优先地位，它符合西方哲学从对实在的关怀到对实在知识的关怀，再从对知识的关怀到对寻求实在知识的正确方法关怀的转向，它将科学研究截持在本体与主体间性关系既非深层又非浅表的时空上，所以，无论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共性，还从社会科学区别于自然科学的特点看，库恩范式更符合社会科学研究的本质和发展规律。

内容摘要：本文根据库恩范式概念的内涵，分析了当前三农研究范式危机的原因和类型、进行范式依赖的必要性和方式以及范式转换的重要意义。关键词：三农研究；范式危机；范式依赖；范式转换三农问题指涉的事实在不断变化之中，而不同研究者研究的事实之为事实又并非那么类同而简单的事情，加之三农研究涉及的是一个多维复杂多变的系统，在当前三农研究成为所谓的显学状态下，研究者都有各自研究和表达的权利，如何把握三农之真实的互动确实涉及到了三农研究的范式问题，本文将从范式的方法论上提供一些思考。一、三农研究的范式危机范式是托马斯．库恩科学哲学的重要概念，与范式密切相关的科学共同体和不可通约性也是库恩理解科学本质和科学进步的重要命题。库恩将凡是具备两个特征的成就称之为“范式”：它们的研究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同时，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1]库恩的范式源自对自然科学史的研究，但是这一概念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而且库恩在解释解读科学文本的不可通约性时也认为，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科学活动是“一种人文事业”，它本身就是不断生成和变化的理解文本。狄尔泰认为社会科学指涉的人类生活具有一种时间的结构，韦伯在《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一文中指出：社会科学的对象是文化事件，文化事件的规定包含价值和意义两种基本要素。[2]库恩范式基本上是反对本质主义的，它既指科学共同体的共有信念，同时它也是富含实践智慧的去形而上又去纯粹经验的一种方法论，它将范式置于优先地位，它符合西方哲学从对实在的关怀到对实在知识的关怀，再从对知识的关怀到对寻求实在知识的正确方法关怀的转向，它将科学研究截持在本体与主体间性关系既非深层又非浅表的时空上，所以，无论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共性，还从社会科学区别于自然科学的特点看，库恩范式更符合社会科学研究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还界定了范式的一般含义，与此相对应，三农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部分，其应有的研究范式即是三农研究人员对三农研究所共同接受的信念、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技术方法的一种互动体系。库恩范式对三农研究仍具体理论和实践意义，但按照库恩范式的标准来衡量，当前中国三农研究是存在一定程度的范式危机的。三农问题难以解说的现状是三农研究范式危机的总体表现，面对问题的竞争性意见，人们甚至开始反思，三农研究的某种方式是否是科学的，或者说三农研究的科学意义是什么？这些问题似乎超过了三农研究的范围，在库恩范式的范畴下分析，三农研究的范式危机具体表现在多方面和多重意义上。学科的范式危机。三农研究不象一个完整的学科，是一个多科学，甚至是一个边缘的研究，三农研究的对象和领域几乎随处可得，三农研究也只是因为当前三农问题的升温而热了起来，三农研究本身缺乏一个完整的学理规范，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管理学等等都可以问事于三农。对三农中某一具体的现象研究时，也没有单一的范式。有时甚至出现众说纷纭的乱象。方法的范式危机。实证的方法、规范的方法、各种经验技术性方法都可用在三农研究上，面对活跃变化的三农，在一个宽泛的时间段内反观，诸多方法都有令人质疑的地方。有些所谓计量或调查的方法应用于三农研究，还很难说是方法论的创新，只能说是一种新式工具的应用。对这些具体方法掌握不透时，会出现明显虚假的实证，还很难从范式的视角上去把握三农实证研究的真谛。理解的范式危机。这是三农范式危机的主要方面，以上两个方面都是三农范式危机的表面形式，理解的范式危机更符合库恩范式的概念。三农研究只是缘引多学科范式成就进行的，对同一问题和现象的解说存在不同的范式竞争，甚至出现各说各话的现象，使得经验资料独立于研究者而存在似乎成为一个永恒的问题，这也是范式自身悖论的一种表现。三农研究的范式危机还表现在，三农研究不像自然科学，也不像其他的一些社会学科那样具有自明的实在性，即便形成了某种共同体，这种学术共同体的研究扩展到真实世界中去也存在问题，而难以做到理论范式与事实范式的融合，比如当我们研究三农问题时，我们自以为如此，但我们所研究的三农对象的行为果真如此吗？而且，三农研究还没有象自然科学范式的有效解释和应用那样，让世界在范式下动起来，范式理论的反映与真实世界范式还难以一致激活。三农研究还未能达至自己的研究成果。三农研究没有一个较有影响的共同体，即便有一些共同体，这些共同体的规模也不是很大，很难形成广泛成就性影响。存在三农研究范式危机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三农研究属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的特点和范式的内涵决定了三农研究不成熟阶段的范式危机。其次，三农研究的涉及面太广，面对宽泛的对象研究，一时间要想有一个统一的范式显然不可能。研究人员会从农民、农业和农村的不同维度来看待三农问题，有人会从农民收入问题进行分析，有人会把三农看着是农民权益问题；有人会从演进的方式分析三农问题，有人则会从建构的角度进行分析；有人从国家视角解读三农问题，有人则从公民社会的发育不足来进行诠释；即便从国家视角进行分析，有人会特别强调国家功能，有人则注重国家型态的变化和结构的合理转换。第三，现实社会的快速变化，急切地催逼对旧范式拒斥和新范式的出现，而新范式又迟迟不来，这是由社会事件类比和重复性问题引起的困境。第四，还有意识形态的干扰，即是一些规则超越范式形成的干扰，三农研究多是前置性问题遮蔽型研究，在范式本身匮乏的情况下，潜意识规则就会大肆侵入。比如农村治理应该是一个很好的话题，但一些研究者彻头彻尾地用政府计划管制的思维来研究；又如关于农民组织的问题，一些学者只从所谓仁慈的角度去思考弱势的农民需要组织，甚至会出现“组织农民农民怕，农民组织政府怕”的境况。等等问题不一而足。第五，尽管一些三农研究是以某种范式作支撑的，但是这种研究范式并不那么明显。当前三农研究并非是完全处于前范式阶段，而是同时具有前范式和需要范式革命某些特征。三农范式危机的状况总的来说，有利也有弊。范式危机可以说是一个非垄断性学术氛围的结果，有利于学术观点的竞争，但是如果所指同一问题的竞争观点久久不能归一，那么每一个竞争性的东西都难以说是成熟的科学，培根也说过，真理从错误中比从混乱中更容易获得。另外三农研究的范式危机也多少是在中国社会具备一定程度的后现代性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与不存在单一范式的社会分化发展相吻合，但是在多元和多样性的情况下，寻求挑战性的新范式的冲动仍然很强烈，追求三农共识性研究仍然让人激动不已。二、三农研究的范式依赖科学研究需要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即范式理念上进行，同时也使研究囿于共同体内，有利于解谜活动的进一步完备。无论研究是处于常规科学阶段还是需要进行科学革命，都是在依托一定的范式下进行的。研究者常常是在强把大自然塞进由专业教育所提供的概念箱子里方式下训练而成的。库恩认为科学家不能拒斥范式而仍然是科学家，他们可以拒斥旧范式，但又必须同时接受一个新的范式，因此对于科学家和一般的研究人员来说，依赖范式是必须的。从广义来讲，寻找一种观念依托即是范式依赖，这种观念依赖已经内化为人类基因的本能之中。其实如果没有范式的指引，我们根本不会把一些事实当作问题，另外我们能够发现事实和问题，也是因为有范式的潜在影响的。当前三农研究并非是完全处于前范式阶段，而是同时具有前范式和范式革命某些特征，这主要是因为三农研究仍然是依赖了某种小范围的范式。三农研究范式依赖的意义：使三农研究成为一个富有成就的常规科学，在范式的指引下解释问题，并应用于三农研究的社会活动之中。并以此为基础通过范式转换的科学革命来实现三农研究向另一阶段常规科学的过渡。尽管作为专门的三农研究人员来说，不必过多地思考方法论上的问题，向其追问三农研究的目的和方法也似乎超出了其研究范围，但是不管怎样，任何研究人员要想进入三农研究方面，就得进入某种范式状况，要想进行范式革命也得以此为基础。具体研究三农问题时的范式依赖形式有：一、单一范式的借用。尽管三农研究还存在某种程度的范式危机，但是我们还是有可供选择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单一范式的。这是一种对既存范式的类比依赖，或者说是范式在三农研究中的解谜应用，而这种解谜应用是不知足的。二、对不同范式的比较依赖。因为三农研究并非处于完全的前范式状况，它有一些成形的范式可以应用，不同的成形范式可以指向三农研究，而这种不同范式的共同指向又具有显明的前范式特点，必须进行比较应用。三、不同范式的组合依赖。范式的组合依赖适合三农问题多样化分析，这种依赖有利于既关注个体又关注整体的研究。范式依赖对三农研究也存在一个悖论性影响。一方面因为范式是一种前理解，范式依赖使得事件有意义，它对研究有一种指引的作用，而前理解范式的形成也是因本体诠释时的原初事件的显明而来的，范式的作用表现为事件突现----形成思维系统（前理解）----多事实映证（常规科学）----反常事实的激发的循环过程之中。另一方面范式依赖也会让人有戴着一副有色眼睛的感觉，防碍人们获得较为中性的观察，使得搜索事实的“无污染知觉”不大可能，事实上任何的观察都不可能是在一张白纸上去画画，如果真是一张白纸，可能就等同于白痴，他会对一切事实无知。这样就要学会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同时在范式的依赖下，给自己的思想留下一片自由的空间也是很重要的，当然仍然要让范式优先，这样才具有科学性，这也是范式依赖时应当注意处理的关系。总之，我们在依赖范式进行三农研究时，一定要面向对象，面向真实的场景，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经验并不等于范式，范式也不应干扰经验的再生。特别是在快速变化的社会，我们对所依赖的历史范式应该持过多的怀疑。比如我们在对三农问题进行个案研究或区域比较时，我们就应该得出三农问题的异质性与同质性，而不应该迂腐地将三农研究局限在自认为的范式上。三、三农研究的范式转换范式危机、范式依赖和范式转换是从范式作用的不同阶段分析范式形态的特征，三者之间其实是相互联系和互为因果的，范式依赖是范式转换的前提，如果不先存一种范式，何以进行科学革命的范式转换，有范式依赖的基础，也容易实现范式的团体性转换。依赖范式是为了更好地研究，范式指引下会使研究更加精致，但是从认识的发展来看，任何一种范式都会沦为被抛弃的地步。范式转换因人因事因时而变，在需要转换时而不知转换，就会要么不知着落，要么陷入读书陷阱和知识的负担之中不能自拔。库恩范式不仅强调不可通约性的范式，而且库恩后期还强调语言的不可通约性。库恩的范式并非完全是唯心的相对主义观，库恩范式的格式塔式的转换是人与物互通的结果。因为三农研究存在明显的范式危机，又因为三农研究范式依赖的非常规科学的特征，所以范式的转换和新范式的确立是三农研究应当突出关注的问题。当今三农研究存在前范式类的纷争，我们所说的需要三农研究范式的转换并非指既存范式的整合，整合难以解释范式的不可通约性，更难以体现科学革命的彻底性，即便与老范式存在概念语言等形式上的类同，新的范式在观念视角方面则发生了不可通约性的变化，这是范式转换的本质特点。竞争性范式的消解，也即是事实与理论的深入同化，范式转换是不拘泥于否定的抛置性否定，范式的包容性体现在转换之中，而决不是新范式对旧范式有任何包容的意图。库恩范式革命的意义在于鼓励超越范式本身，但它最终将范式超越的无限层次包裹在一起，实现范式思维下的超越超越再超越。由于处处都有反常，因此存在三农研究的范式危机，所以需要范式转换而在某些方面达致统一，即便三农研究处于成熟的常规科学阶段，也会有反常的出现，而需要实现从旧范式向新范式的转换。范式既是一种共有信念，也是一种科学研究的方法。因此，范式的转换既是观念的转换，同时也是方法的转换。三农研究范式的转换也是指两者合二为一的同步转换。方法是依赖于范式中的元理解而设计的，通过方法获取观察事实是一个事情显现的闭合过程，在此过程中，反常会触发新的元理解和对应的新方法，使得范式进入另一有效的轮回之中。本文并不指定三农研究范式转换的具体方向，因为一旦这种方向已经明了，何来范式危机的持存和始终保持危机意识的觉醒呢？本文只是特别提示三农研究需要新范式的出现，需要特别的个人在非连续非累积的情况下“悟出”一个新的系统来，并且需要符合理论与事实的一般范式的映照规律，形成能够解说和应用的三农研究范式，并将此范式与共同体一起做大做强。参考文献：[1]（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2]（德）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9月。

摘要：财务管理是每个企业的命脉，在企业的日常管理中有着重要地位。随着时代的日益发展，在企业日常的运营中企业传统财务管理范式已经不能满足现代化企业的日常财务管理需求，面临着诸多问题。企业要加强对财务管理范式的改革和创新，以满足企业发展的管理需求，充分发挥财务管理的强大作用，促进企业又好又快的发展。本文就传统财务管理范式与柔性管理范式的特点、传统财务管理范式与柔化财务管理范式的对比、柔化财务管理的具体实施内容3方面对传统财务管理范式与柔性财务管理范式进行探析，希望对企业财务管理范式选择有所启发。

关键词：传统管理范式；柔性管理范式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以及市场经济竞争环境日益严峻，现今世界对企业的财务管理水平要求也越来越高。目前，大多数企业还使用着传统的财务管理模式，在日常企业管理中遇到了诸多问题。因此，柔性财务管理范式就应运而生走进了大家的视野。相较于刻板遵守固定的规章制度来进行财务管理的财务管理范式，柔性财务管理则更加注重通过人性化的诱导来进行财务管理，提升管理质量。

一、传统财务管理范式与柔性管理范式的特点

传统财务管理范式是一种较为侧重强制性的管理模式。它要求企业的财务运作要严格按照企业的各种财务管理制度来执行，从而对企业的财务进行全面控制，进而实现财务管理目标，是一种刚性管理模式。而柔性财务管理范式则是比较重视以人为本，通过对企业员工心理的引导，加强员工的财务管理意识，从而对企业的财务进行诱导式管理。这种柔性管理模式没有传统财务管理模式的刻板，以人性化管理为主，更加容易被企业员工所接受并融入进日常的工作中去。

(一)传统财务管理范式的具体特点

一、意象作为传统艺术的表意范式

“意象”作为中国传统艺术的表意范式，是中国先民生存实践的结晶。古人通过观察万象、体悟“大象”，“法象天地”，最终创造出“易象”———以阴阳符号及其计算推演，建构世界、表述世界的象数符号系统。易象的传受是“意会”的。意会过程中的主观情感和主观体验与客观物象交互作用，形成了特定的艺术表意范式，中国古代文论用“意象”来指代这种在艺术审美过程中，主体不断凝结印象材料以构造对象、认知世界和构成世界的精神活动中的产物。“意象”（Image）一词在西方艺术理论中晚出，西方艺术一向以摹本、再现为表意范式。以狄尔泰的生命美学为发端，西方美学从模仿美学转向体验美学，美学研究的注意力从审美对象转移到审美主体，移情说、直觉说、距离说、内模仿说等等推波助澜，使意象走向了显学。莫里斯•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阿恩海姆的《艺术与视知觉》揭示了意象产生的心理机制；苏珊•朗格的《艺术问题》、《情感与形式》提出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是“与情感和生命的形式相一致”的“有意味的形式”；20世纪初庞德为代表的意象派正式提出“意象是主客观‘熔化’、‘转化’契合的过程，给外部的事物以意象的形式”。虽然“意象”诞生于西方的逻各斯与科学心理学文化土壤中，但是，意象作为艺术表意范式的功能机制，却获得了东西方美学的共识。“意象”是立足与主客、心物交感来完成审美及信息传受的。任何艺术品都是由“意”和“象”两者交融而成，艺术品通过符合美的形式规律的“象”，表达人对存在的感受与反思相关的“意”。由于人类生存感受的共通性，“意象”便具备了揭示意识及一切现象并构成世界的秩序的“符号”能力。作为符号的意象，必须能为某一“类”事物或某一类力的作用方式赋予具体的形式。艺术中的意象本身就是陈述，它包含并展示出它想要陈述的意义，因此它的可见形式与它要表达的内涵息息相关。艺术“意象”是艺术存在的根据，人们因为它们而确信艺术品、艺术意味、艺术价值的存在，并运用意象建立所谓第三秩序。意象离不开客观物象，但它又是“意”中之象，传统艺术中意象的接受与感知，是建立在人的体验、情感、想象之上的，是审美主体精神操作的结果，是审美主体的内在心象。因为它在意与象上体现了双重的“真”，因而“最大程度地拥有了对象的全部内容，保全了对象的气足神完”。

二、仿像：西方艺术表意范式理论的新变

“仿像”概念来自希腊文，其原意一方面表示图像，另一方面又表示模拟。早在公元前460年左右，原子论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和留基伯就已经使用eidolon表示物质世界的形式复本以及由我们的感官所接受的某种知觉形式，柏拉图将这一观念用于他对世界的阐述，认为理念是世界的原本，现实世界是理念的摹本，而艺术是摹本的摹本。艺术摹本的意义在于，它是人们对天国的回忆，是天国在灵魂中的痕迹的外化，它召唤人们回归理念世界的秩序。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是人对自然的模仿，认为艺术仿本的意义是以与自然同构的秩序彰显自然的本质。千载而下，西方文论在模仿说的基础上，一直标榜艺术的模仿、再现特征。某种意义上说，“仿像”在西方文论中，一直在与真、自然的二元关系中被作为“假象”，其本身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波德里亚第一个对其进行了本体研究，以Simula-tion（仿像）替换了eikon，创立了“仿像”理论。他认为，与摹本的区别是，仿像无“客观本源”。波德里亚特别强调仿像的虚幻性，“人类建构的各种巨大仿像从自然法则的世界，走到力量和强力的世界，今天又走向心象与物象二项对立的世界。存在和表象的形而上学之后，然后是能量和确定性的形而上学之后，然后是非决定论和符码的形而上学。自动控制模式生成、差异调制、反馈、问答等等：这就是新的操作形态”，波德里亚用“符码”翻译了仿像的整个历史秩序。在波德里亚的语境里，符码意味着所生产的客体不是常规意义上的摹本，在那里，摹本就是源头的、自然的、客体的摹本。可见“仿像”与“摹本”的不同就在于，“仿像”不是对现实世界秩序的描摹，其本身就是一种秩序、一个世界。

三、计算艺术“仿像”的新格局

如果说波德里亚是以电视媒介文化为本体提出的批判的仿像论，他对仿像的揭示出于其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忧虑，那么计算艺术则是运用了数字媒介，为艺术开创了一种新的“仿像”表意范式。计算艺术讲求的是数据处理和创造性编码。在探寻和检测“美”的过程中，运用能够刺激人类审美神经的编码排列，在大脑潜意识中形成一种直观的数学模型，我们在这模型里衡量间隔、比较比例、翻译算法，并且进行一系列的情感计算。人们常常被数字艺术的视听效果所震撼，实质上，那些令人们沉浸的意境，其本源魅力来自于“Photoshop”图像效果处理、“Shrek”3D动画此类软件深层结构的算法的美。以分形艺术为例，分形的本质就是标度变化下的不变性，分形艺术系统中的每一元素都反映和含有整个系统的性质和资讯。我们生活的世界看似纷繁复杂、毫无规则、支离破碎，分形几何提供了一种描述这种不规则复杂现象中的秩序和结构的方法，它研究无限复杂但具有一定意义下的自相似图形和结构的几何学，揭示了世界的自然原貌。如今计算机和数字技术逐渐形成了人们创作、体验和接受艺术的媒介，计算艺术与物理学、心理学、生理学相关联，追求更好地实现客观物理和主观心理之间的复杂交互。可以说，计算艺术就是物理上的深度仿真对心理上的潜层意识的映射。计算艺术提升了传统艺术意象范式的“意”与“象”转换能力、直观化了转换效果，并在此之上产生了意义的“函数”级的扩展，由于这种数字仿像的虚拟现实特征改变了意与象的格局，促成了“意象”向“仿像”的变革。审美意象的表意范式源于“象”的普遍性和“意”的独特性，就“象”能“类万物之情”而言，审美意象的产生不是仅仅借助于逼真的模仿物象就能做到，而必须把握表现在事物变化中的阴阳的结构、关系、功能和运动。意象范式中最高的美学境界是“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追求的是“唯变所适”的和谐之美。传统艺术的意象化表达在于具象与抽象的流转之间，是将主体的情感、认识投射到客观物象之中，并以一定的表现手段对客观物象进行主观化概括，形成一种介于似与不似之间的主观化物象空间。其“不似”指具象的形，其“似”指内在的神，形不似而神似，构成以形写神、神形兼备的意象。计算艺术的仿像化表达在于算法中规则元素的不规则运动之间。计算艺术令人可以察觉到模式化元素的运动之美，创造出一些不寻常的效果，在这种模式下，映射出人类意识流动、生命结构的艺术“仿像”能够给人带来深度的审美共鸣。如果说传统艺术中通过“意象”间接完成的“移情”，在数字艺术中变为由“仿像”直接生成的“植情”———人们不仅是将此“情”移置到对象中，而且是将此“身”移植到对象，或者就寄生于对象本身。计算艺术创造的“仿像”使意象不再停留在内心视象的精神操作，而是使主体的精神在与现实世界实现了同构关联的同时，与世界互动创化、生生不息，这是以意象为表意范式的传统艺术力所不及的。主体必须调整艺术认知思维和行为，以适应这种离散式、跨时空、可参与、互动式、直观化的，体现人类感觉的延伸和人为感觉的、艺术表意范式的新格局。

表现主义模式的规范内涵就表现在物化概念当中：我们不能再把它当作我们自己的产物来加以感知的东西，限制了我们自身的生产率，同时也约束了人的自主性和自我实现，并使主体同世界和自身出现了疏离。一旦关于世界形成或构成的唯心主义思想被唯物主义理解为生产过程，那么，实践哲学就可以直接从自然主义的角度对这些反思哲学的定义进行转换。在这个意义上，A?赫勒把日常生活明确为“个体的总体化生产活动：它始终为社会再生产创造了可能性”。在唯物主义对于唯心主义的实践结构概念（胡塞尔最后做了阐述）的解释当中，“生产”变成了劳动力的消耗，“客体化”变成了劳动力的对象化，对产品的占有变成了物质需求的满足，即消费。“物化”阻止生产者把外化的本质力量当作失去控

制的陌生的东西，但现在却变成了物质的剥削，而导致剥削的原因在于优先占有社会财富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当然，这种阐释也有利于把日常实践概念从基础主义意识哲学的论证义务和方法论困境当中解脱出来。而伯格与卢克曼继承了基础主义意识哲学的论证义务和方法论困境，为此，他们把青年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和晚期胡塞尔的实践概念等同起来。

然而，一旦脱离了反思哲学基础，生产范式要想承担同样的社会使命，至少会遇到三个新的问题。（1）生产范式严重束缚了实践概念，于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劳动或产品制造这样具有范式意义的活动类型，与具有言说和行为能力的主体其他一切文化形式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实际上，赫勒同样也把制度和语言表达形式看作是人的客观化。它们和严格意义上的劳动产品是一样的。（2）生产范式在一种自然主义意义上决定了实践概念，于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在社会与自然之间的交换过程中，是否还能形成一种规范内涵？赫勒断然指出，艺术家与科学家的生产活动始终都是一种有效的模式，可以创造性地打破机械的异化生活。（3）生产范式赋予实践概念以一种明确的经验意义，于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劳动社会将走向终结，那么，生产范式会不会因此而失去其说服力呢？奥佛（ClausOffe）就此问题在德国社会学大会上致了开幕辞。我在这里只想探讨一下马尔库斯（G.Markus）曾经讨论过的前两个难题。

关于（1）：马尔库斯打算阐明的是，不仅工业产品——劳动过程的工具和产品，而且所有社会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甚至包括生活世界本身，在何种意义上能够被看作是人类劳动的对象化或客观化。他分三步进行了论证。首先，马尔库斯指出，生活世界的对象因素把它们的意义不仅归因于生产的技术规则，而且归因于惯用的习俗。商品的使用价值不仅代表着消耗在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力和在其中运用的技能，还代表着它的使用关系和它能满足的需求。和海德格尔分析使用对象的物的特性一样，马尔库斯强调社会特性，认为这种特性是用于生产的对象所特有的，象是一种“天性”：“只有当产品与占有过程，即与个体的活动发生关系时，它才是一种对象化。在个体的这些活动中，主要的使用习惯得到了保存和内化，其中所体现的社会需求和能力再一次转化为活生生的愿望和技能”。

换句话说，不仅生产消耗的劳动力，而且消费占有的社会可能性，都在客体中获得了对象化。

第二，实践无论是把生产技术规则还是把实用性的功利规则当作取向，都是以规范为中介来分配生产资料和所生产的财富。这些行为规范确立了不同的权利和义务，并为不同社会角色的履行提供动力保障。而这些社会角色反过来又决定了行为、技能和需求的满足。这样，社会实践就表现出了两面性：一方面，社会实践是生产过程和占有过程，它依据的是技术—功利规则，并标示出社会与自然的不同交换水平，即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另一方面，社会实践又是一个互动过程，它由社会规范调节，并把通向权力和财富（即生产关系）的不同压力表现了出来。后一过程把实质性的内容，即一定的技能和需要，注入决定分配地位的特殊结构当中。

一、生态理性的起源及国内外主要观点

“生态”的词源可追溯于希腊语的“house”或者“environment”，起初是指家或者人们所处的环境，后来“生态”一词发展成为有机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而“理性”是人类通过思考做出的合理行为的能力，因此，生态理性即作为有机体的人类在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下做出的符合理性的行为能力。按照经济学家的解释，人类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并非能够直接实现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尤其在心智方面还存在着短期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本性，这就直接导致了人类在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往往走向暂时趋利于人类的道路，在不断的试探中总结经验调整自身的行为模式。由此看来，生态理性反映了人类的受动性和主动性在与环境的反复互动中形成的一种适应性行为能力。国外关于生态理性内涵的探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德雷泽克认为生态理性指人类与环境构成相互依存和协调的系统结构，并且在人类与环境的互动下使系统向低熵的方向发展，从而形成高序的稳定系统结构，这种观点认为人类应该合理的控制自身行为，以可持续的方式作用于生态系统[1]。第二，以高兹为代表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理性是基于生态条件的经济活动的效能限度，它反映的是生态文明时代适应环境的意识形态[2]。吉仁泽等人强调了人类的认知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得到不断发展，并且形成人类做出反馈于环境信息结构的合理行为策略[3]。第三，哈耶克和史密斯认为生态理性体现了人类在自然漫长的演化过程中产生的社会秩序，而这种社会秩序深深的植根于在此之中的个人，由此影响着人类对待生态系统的行为，它强调了社会环境对人类行为的形塑作用[4]。国内关于生态理性的论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唐代兴指出现代人类文明所沾沾自喜的由科学理性构建出的新技术革命文化，其直接催生了全球化的生态危机。因此，要应对形势窘迫的生态危机，必须突破科学理性的瓶颈，构建生态理性[5]。种海峰认为生态理性是对人类现代性文化的批判与继承，即通过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理性思辨，将人类文明实践引向新的方向，是人类文化理性进步的体现[6]。牛庆燕认为生态理性的思维范式包含三个层面：生态理性是系统有机的思维范式，生态理性是主体与客体相统一的思维范式，生态理性是事实与价值相契合的思维范式[7]。因此，总结国内外关于生态理性的论述可以看出，生态理性是现代人在认识、完善自身与自然界的过程中形成的,规范、约束和指导自我实践活动的自觉意识,表现为对人类生存终极意义的真切眷注。这是一种追求全球生态系统安全的理性,它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智性分析与悟性体验相统一的综合性思维方式，它遵循最优化价值原则、追求限度性的和谐生活方式。生态理性会引起哲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的广泛关注，并且引导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展开。

二、生态理性、生态哲学与生态文明的逻辑关联

工业革命带来的直接结果是物质的极大丰富，但是过度追逐资本会导致工具理性的猖獗，并逐步建构成人类社会的主要理性形态，工具理性的过度扩张最终引起生态问题进而引发生态危机。生态环境是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生物的栖息、繁衍和发展的根基，人的自身发展离不开水、大气、土地等自然资源，但是部分自然资源的增长是极其漫长的过程，当这种增长速度无法满足人类发展需求时，就会反向成为人类发展的客观制约因素。应该看到，古代四大文明古国的诞生都是基于充沛的自然资源，并且因为环境危机而淘汰的人类文明也比比皆是。例如，美索不达米亚区域起始的人口膨胀导致居住环境恶化，产生土地沙漠化、森林破坏、动物多样性减少等问题进而直接使该区域的人口急剧下降。因此，和谐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是人类永续发展的先决条件，当代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从而让人们反思现有理性形式的可行性，以生态理性为基础思维范式建构的哲学体系推动了全新的文明形式———生态文明。首先，生态理性指导着生态哲学的思维范式，促使我们对工业文明的哲学基础进行反思。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与自然的共同演进中形成的现代化工业文明逐渐暴露出诸多弊端，生态理性在人类的反思与批判中应运而生，是对工业文明下人类观念的超越。主要体现在：一是哲学自然观的转向，工业革命催生的人类征服自然、支配自然的主从关系向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转变；二是生产范式的转变，即从以现代科学为知识资源的征服性技术所导致的环境污染向可再生环境技术转变,最终实现生产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三是发展理念与目标转向，生态理性下人类不再盲目追求经济利益单一效益，而是权衡经济、生态、社会等方面的综合效益，抛弃财富至上的价值观念。因此，生态理性从某种意义上讲孕育了生态哲学，促使人类通过对现代文明的批判与反思，为文明的发展方向予以哲学思考。其次，生态哲学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之基与实践之源。生态哲学通过哲学的思辨指导绿色运动的开展，又不断的发展生态哲学自身，以至于逐渐走向成熟。从生态哲学的内核来看，它颠覆了传统主客对立的二元论，而是以人与自然共处的有机生态观作为理论核心。生态哲学的发展为我们系统地认识自然、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绿色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更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指导，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德国哲学家萨克塞认为，人类在深入探究生态问题之后，逐渐跳出了追逐客观物质欲望的深渊，推动了现代社会人生意义迈向更高境界[8]。毋庸置疑，生态问题关乎人类命运的延续，面对生态问题，就是人类理性深刻思考人何以存在的问题。这不得不促使我们对当代人类文明发展形态及其前途命运进行深刻反思，在工业文明穷途末路之际，人类必然会重新思考工具理性，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生态哲学的引导下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全新的实践路径。最后，生态文明建设是生态理性和生态哲学发展的价值归宿与最终目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过程也能更好地推动生态理性的扩展觉醒、生态哲学的不断完善。西方现性的精神启蒙无不散发着人类至高无上的地位，自然不再是人类敬畏的对象，而是在人类通往自由彼岸必须要克服的障碍。与此同时，人类对社会文明程度的衡量标准以人类战胜自然能力的强弱为划分，在现性以从必然实现自由的思想引导下，不断刺激人类增强自身控制自然之力，并最终完全实现支配自然。因此，工业文明的思维范式就是工具理性与资本逻辑结合后的无限谋利理念，工业文明的生态危机实质上是其哲学基础的危机。生态文明建设就是在生态理性思维范式引领下、在生态哲学理论指导下的生态实践行为，是生态理性觉醒和生态哲学发展的价值归宿。同时，我们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中，也能更好地完善生态理性与生态哲学的发展。因此，生态理性、生态哲学和生态文明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生态理性是思维范式先导，它的觉醒能够促使人类对传统工业文明哲学基础进行反思，构建新的哲学体系；生态哲学是理论实践基础，它是在生态理性引导下对工业文明哲学基础的反思与批判；生态文明是终极价值归宿，也是生态理性觉醒与生态哲学发展的具体实践，同时生态文明建设也能反过来促使生态理性与生态哲学的完善。

三、探寻生态理性的实践路径，推动生态哲学与生态文明的新发展

首先，应当塑造和培育生态理性的人格。理性是人所独有的能力，生态理性最终必须转化为生态理性人格（生态人）。相较受生物本性和自然本性驱使的“自然人”，生态人更强调作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的主体性；同时，相比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单面人”，生态人突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对于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生态价值和社会意义；与经济理性支配而形成的“经济理性人”相比，它要求人类承担起保护自然的历史任务。因此，我们需要完成生态理性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机结合，让生态理性成为核心价值观的内在滋养，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生态理性的社会实践。总而言之，培育和发展生态理性，是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理论基础。其次，应当构建和弘扬生态经济理性。生态经济理性就是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模式。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在经济物质发展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因此，必须弘扬生态经济理性，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改变传统粗放式生产模式，尽可能降低能耗、环境污染而获得高质量的经济产品。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说，也只有充分考虑生态效益的经济发展，才能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和持续性。再次，应当审视和彰显生态科技理性，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将生态理性融入科技理性中去。首先，要求人类必须扭转形而上的机械自然观，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调解人与自然有机系统的内部矛盾。其次，要求我们实现科技价值观念的生态转向，将生态价值尤其是生态道德引入到科技理性中，以此维护人在自然实践中的合理行为。同时，要依靠21世纪新科技革命的发展趋势，实现科技体系的绿色化生态化发展。21世纪以新一轮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为代表的科技与产业变革在众多领域都将实现生态化、智能化的转向，这也是我们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最后，在工具技术理性和生态理性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目前，我们将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多是推给了工具理性，然而适当尺度的工具理性是推动社会进步中力量，之所以导致生态危机，是资本与工具理性的深层缠绕，致使工具理性失去限度。在资本的操纵下，人类逐渐丧失了主体性，被裹挟着追求无限增长的物质欲望，生态危机也就从中“应运而生”。20世纪60年代，生态危机造成的危害促使人类反省对待自然的粗暴行径，生态意识的觉醒使人类开始重新思考工具技术理性。相比而言，生态理性是新生儿，思想体系还尚未成熟，依然未能完全摆脱技术理性框架。但是，理论总是在实践中才能不断的发展和完善，生态理性也会随时代的发展得到修正，一旦新的思想发展成熟，旧的问题就会消失。

摘要：本文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结合实践观察，回顾实用观和体验观两种对立研究范式，探讨不同消费观念的哲学基础，以及当代消费者研究领域内的体验的转向，并对体验转向的演变进行分析和述评。对研究范式的分析和述评能帮助研究者清晰界定不同的消费观念，从不同视角理解人的消费行为，有助于管理实践者理解消费的性质和动态。

关键词：消费研究范式；范式转向；实用性消费；体验性消费

在当代商品化社会里，消费无处不在。我们为整理文件而购买一盒燕尾夹，为消遣娱乐而花费不菲的价格购买迪士尼门票，为身份和体面而购买名牌衣服和包，为结婚而购买上好的戒指，也为好友相聚而购买可口的茶点。显然，以上这些不同的消费行为，具有不同的意义。购买燕尾夹，是为商品的功能性；迪士尼门票则是为了身心的放松、感官的享受；名牌衣服和包则是为了炫耀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让自己显得高人一等或不那么掉价；而戒指，则是一种符号或标志，告诉别人自己已婚了；好友相聚的茶点酒品则是一种满足人的社交和交流需求的媒介，使人融入特定的团体或社区。消费研究领域已有具体概念阐释上述各类消费现象，可分别称之为实用性消费、体验性消费、区分性消费、符号消费和趣味性消费。这些不同的概念，表征着学者试图从不同的视角理解人的消费行为，蕴含着从实用观向体验观研究范式转向的思想。本文在国内外现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实践观察，试图探讨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回顾消费者研究领域中的实用观和体验观两种对立研究范式，探讨其哲学基础，以深入理解人的消费行为。其次，简述这种转向的历史演变以及这些趋势对当代消费社会的影响和作用。本文对消费范式的梳理和述评，能帮助研究者清晰界定不同的消费理念，从不同视角理解人的消费行为，并为企业如何合理区分不同类型的消费者提供支撑。

一、消费的实用观和体验观转向

在当代消费领域中，依据对商品的认识，存在两种对立的研究范式：一是实用观，它关注商品的工具性或实用性功能，如订书机的功能就是把文件订起来；二是体验观，它关注产品所提供的享乐、游玩、审美、刺激、象征等愉悦品质的价值，如跑车、休闲、画展、跳伞等。实用观将消费对象作为人类改造自然的工具，强调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是主体对客体的外向性行为，以哲学中的实在论为基础，注重消费对象的实质属性。而体验消费观，则将消费目的指向人本身，愉悦人的情感，助其满足对新奇性、刺激性、情感性、回忆性以及象征性的需求。这种观点是自尼采伊始的人的转向的延续，即将关注重心回到人本身，以哲学中的意向论为基础，强调人的主体能动性，人对消费对象的意义赋予和操纵。1.消费的实用观传统的实用观认为消费者对于产品价值的界定在于效用的最大化，强调产品实质属性的表现（Hirschman&Holbrook,1982），主要利用产品特性或产品效用方面的价值（Bettman,1979），认为消费者均理性地将产品作为实现其生活和工作目标的工具和手段，这种目标既可以是一些实用性目标，如填饱肚子，御寒等，也可以是一些社会性目标，如赢得他人的承认、接受或羡慕、取得社会地位等。这种研究视角以个人或家庭为研究单位，强调个体理性，认为个人或家庭行动者具有自主性，在理性算计的基础上做出消费选择。主要代表有“消费者决策过程模型”（Nicosia,1966）、“家庭决策制定模型”（Sheth,1974）、“信息处理模型”（Bettman,1979）与顾客行为模型（En-geletal.,1995）等。这些模型以系统性的观点，将消费行为视作一种解决问题的理性过程：先确认需求，接着处理信息，再评估方案，最后制定购买决策等。消费者在整个过程中均以理性人出现，将商品的有形品质及其实用性作为价值的主要形式（Hirschman&Holbrook,1982）。显然，实用观的工具理性消费范式留下了许多解释盲区（Sheth,1979），无法解释一些自目的性、满足情绪需要（emo-tionalwants）的消费现象，如各类趣味性的休闲活动、感官愉悦、白日梦、审美消费以及消费过程中想象的、情绪的和鉴赏性（appreciative）体验等；也无法解释以群体为单位的群体性、聚众性消费行动，如狂欢节、节日聚会等。为克服信息处理主导研究范式所预设的消费者工具理性的局限，在消费者行为研究领域出现了“体验的转向”（ExperientialTurn）（Jantzen,Lindberg&Østergaard,2015）。2.消费的体验观转向Kotler和Levy于其1969年的著作《拓宽营销的概念》中，将体验消费现象纳入营销范畴。此后，体验和享乐性价值不断获得消费研究学者的认可。Kotler（1972）认为，“营销人员的责任在于创造有吸引力的价值”，而“价值是完全主观的，其值如何仰赖于消费者如何理解和认知该商品”，如同产品的物质实体一样，产品的美学和无形特征也可以产生消费价值，这也正是Hirschman和Holbrook（1981）组织的“消费者美学与符号消费”第一次营销大会的主题。消费者创造消费意义和价值的主体性开始获得研究者的认可，市场研究不再局限于传统产品如肥皂、豆类罐头和刀具等，参观博物馆或歌剧欣赏、冒险、游戏等亦成为合理的研究课题。不久之后，Holbrook和Hirschman（1982）发表了他们里程碑式的文章：“消费的体验方面”。Holbrook等人从精神现象学出发，以意向性认识论为基础，提出了消费的“体验观”。他们将消费者作为商品的感知者以及思考者（Addis&Holbrook，2001），而不仅仅是使用者；认为消费是一种伴有各种象征意义、享乐回应和审美标准的主观意识状态，以满足消费者精神上的需求（Hirschman&Holbrook,1982）。相较侧重消费对象实质属性的实用观，体验观强调消费者对于消费对象的主观、个人化的体验和感受，探求消费者对产品符号、美学、意象和幻想意义的反映，注重感觉和乐趣，关注消费对象的象征性品质，而非其有形的物理构成，重视对多感官体验的研究（Addis&Holbrook，2001）。体验观认为所有商品，无论多么平凡，都可以具有符号/象征意义（Levy,1980）。所以，像骑单车和滑雪活动等，消费者均可主观施加象征品质（symbolicqualities）于其上。可见，体验观扩大和补充了以理性为基础的实用观消费模型。体验的转向表征了消费研究领域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以及研究焦点的演变，反映了对消费意涵认识上的转向。过去，消费一词一直被定义为消耗、浪费、挥霍，被理解为一种经济损失，是对物质实体的消耗。体验观的转向，大大拓展了物的本体，物不再仅仅是其实质构成，还包括其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体验视阀下的消费，正如波德里亚在其《物体系》所述，是“一种系统化的符号操作行为”。

二、消费研究范式的演变

只要现代性理论以反思哲学的基本概念，诸如认识、意识和自我意识等，作为自己的取向，那么，它就与理性或合理性概念之间有着一种显著的内在联系。但它和实践哲学的基本概念，诸如行为、自我生成以及劳动等之间的关系就没有这么简单了。虽然，在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当中，实践和理性，生产活动和合理性等概念的规范内涵仍然还有着不易发觉的盘根错节的联系。但是，这一联系到了20世纪20年代已有所松动：此时此刻，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一批理论家批判第二国际的经济主义和历史客观主义，主张恢复物化批判原初所具有的实践意义。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分裂出了两种不同的路线：一条继承了马克斯?韦伯的传统，另一条则受到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影响。青年卢卡奇和批判理论把物化理解为合理化，并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接受了黑格尔的思想，提出了一种批判性的合理性概念，而且，他们没有为此而动用生产范式。

相反，早期马尔库塞和晚期萨特则更新了已经失去活力的生产范式，为此，他们根据胡塞尔的现象学解读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并阐述了实践概念的规范内涵，而且，他们没有为此而诉诸于合理性概念。只有在完成从生产活动向交往行为的范式转型，而且，交往理论还要完成对生活世界概念（自从马尔库塞讨论哲学劳动概念的文章发表之后，生活世界概念就不断重新融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的重建之后，上述两个传统才能汇合到一起。这就是说，交往行为理论在实践和合理性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内在联系。它所研究的是日常交往行为实践的合理性假设，并用交往理性的概念探讨了以沟通为取向的行为的规范内涵。这种范式转型的动因主要在于，社会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不能单纯依靠某一个传统。我在其他地方已经了韦伯式马克思主义的困境。现在，我想讨论一种试图根据现象学来更新生产范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困境。为此，我选择了布达佩斯学派的两个代表人物作为讨论对象。具有反讽意义的是，晚期卢卡奇还曾为人类学转向和复兴作为“日常生活世界”的实践概念铺平了道路。

胡塞尔在分析生活世界时引入了实践这一建构性的概念。但他从一开始就不是依靠马克思主义的原始问题。这一点在以下例子中反映得非常清楚：由伯格（Berger）和卢克曼（Luckmann）（在舒茨的基础上）和海勒（Heller）（在卢卡奇的基础上）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生活世界理论，显示出了惊人的相似性。两种理论的核心范畴都是客观化概念：“人的表达具有客观化的能力。也就是说，人的表达表现在人类活动的产物当中，无论是对于劳动者，还是对于作为共同世界组成要素的其他人而言，这种产物都是可以把握住的”。

“人的表达”用英文来说是“humanexpressivity”，所涉及到的是被泰勒追溯到赫尔德的关于创造和教化的表现主义模式，这种模式通过黑格尔、浪漫派当然还有费尔巴哈一直传续到了马克思。这种本质力量的外化和占有模式，一方面是来源于亚里士多德形式概念的动态化——个体通过他自身的生产活动展示出他的本质力量；另一方面，又得益于反思哲学对于亚里士多德主义形式概念与审美形式概念的调和——主体性外化自身的对象化活动，同时也是一种有意识的创造活动和一种无意识的教化过程的符号表达。因此，艺术天才的创造性堪称这样一种活动的典范，在这样活动当中，自主性和自我实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让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无论在面对外在自然或内在自然时都失去了暴力特征。伯格和卢克曼把这一观念和胡塞尔超验意识建立世界观的创造性结合了起来，而且，根据以下模式来把握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人类活动外化的产品获得客观性的过程，……就是客观化的过程”。但对象化表明的只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客观化、占有和再生产这一循环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而在这个循环过程当中，创造性活动和社会化主体的教化过程是融为一体的：“社会是人的活动的产物；社会是一种客观现实性。人是一种社会的产物”。

由于这种生活世界的实践在意识哲学当中仍然被解释为一种先验主体性的劳动，所以，它的内部仍然包含着自我反思的规范性。在意识的形成过程中，在结构上就存在着一种错误的可能性：把自身的劳动具体化为一种自在（An-Sich）。与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康德的先验表象批判一样，晚期胡塞尔在他的科学批判中也运用了这种思想框架。所以，伯格和卢克曼才顺利地把胡塞尔的客观主义概念与物化概念联系起来：

“物化是关于人的产物的观念，仿佛它们不是人的产物，而是其他什么东西：自然决定性、宇宙法则的结果或神圣意志的启示。物化暗示着人会忘记他自己才是人类世界的起源，而人对他作为生产者与产品之间的辨证法也失去了意识。按照定义，物化的世界就是一个非人化的世界。人把这个世界体验为陌生的事实，一个人无法驾驭的异化产物。人没有把这个世界体验为自身生产活动的先验产物”。

在法学体系中，宪法属于根本规范，具有最高的效力。与此相关，设立违宪审查制度的主要目的就是发现和废除任何与宪法相抵触的低阶法律以及法规、决议、命令等等。但众所周知，作为万法定盘星的宪法本身也是需要修正的，并非永恒的绝对真理；这个事实不断向人们提出以下问题：宪法最高效力的基础究竟何在？改宪的根据和条件又是什么？在做出回答之前，我们先考察一下国家秩序的构成原理以及宪法学的基本范式。

外部根据、等级性以及循环一般而言，欧美各国的现代法治秩序（特别是宪政体制）主要是以普世不朽的“自然法”观念为价值根源的。自然法被理解为存在于国家法的外部作为检验国家法是否符合正义的尺度。在这里，正义带有神圣色彩，是一种超越于此世的理想。虽然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把正义界定为一国人民相互间的纽带，强调合法正义的重要性，至少把正义的某种形式与群众的多样化状况和存在条件联系在一起，但他最大的贡献却被认为是提出了作为“超越成文法律的正义”的衡平概念。

外在的自然法与国家法内部之间当然需要有连接点，这就是社会契约的假定及其现实的表现形态-宪法，因而具体法律规范的正当性判断就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被转换成合宪性判断，外部根据与内部根据在这个顶点上合而为一了。其结果，现代法治的构成原理似乎是以效力的等级性为基础的，呈现出凯尔森（HansKelsen）所描述的那样的以宪法为顶点的“金字塔”型结构。从宪政设计的角度来看，上述表面上的特征也不妨概括为“国家权力结构多元化，法律规范体系一元化”的公式。

从外观上稍加比较就可以发现，中国的传统恰恰相反：权力结构是高度集中的，而规范体系的形态则与家喻户晓的阴阳两仪“太极图”颇类似，在德与刑、礼仪与律令、政策与法规以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解决方式之间，始终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的动态，公共秩序的构成原理是以周而复始、物极必反的循环性为基础的。作为正当性判断标准的“道”，不是国家法之外的超越力量，而是体现为内部循环运动中的“非常道”-“反者道之动”这一句话就把道与自然法之间的本质差异表述得淋漓尽致。在《老子》的思想中，道意味着“上德”、“无为”，往往表现为以物极必反的转折点、个别性承认的累积以及社会舆论鼎沸等方式对国家的强制力进行限制。

清末的宪政运动由于对上述等级性与循环性之间的区别缺乏透彻的理解，导致人们大都没有真正跳出中国传统的“权力一元化，规范多元化”思路，也未能发现在既定条件与改革的目标模式之间进行结构性连接和转换的可能性，结果不是盲目地接受“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语出一九0六年九月一日预备立宪诏）即为宪政的官方定义，就是激进地号召立即改换统治者，以直接民选的总统来代替君主行使统一的实权。当时的朝野各派都忽视了宪法的本质在于一种特殊的规范结构（constitution）和公正程序，而不仅仅是个强权归谁、舆论倾向哪一方的问题。即使民国前期的“五五宪草”（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公布）也是名为权能分治，实则“以党治国”、“万能政府”、总统****，宪法的最高效力以及规范体系的整合性始终没有获得必要的保障。这样的概念误解以及其他前提条件注定了中国在二十世纪立宪和行宪以失败而告终的结局。在今天我们重新考虑推行宪政之际，有必要对中国与欧美之间在国家、社会以及法律制度方面的阴错阳差进行重新认识，以免重蹈历史的覆辙。

在规范与事实之间的反思需要指出，把“金字塔”与“太极图‘’所隐喻的关于法治秩序的不同范式揭示出来

【摘要】目的分析与探究在儿科护理管理中使用风险防范式护理的应用价值。方法选取本科室就诊的96例患儿为研究对象，随机将其分为护理组和常规组，各48例，常规组进行传统护理管理，干预组实施风险防范式护理，对比2组护理风险及护患纠纷的发生情况。结果结果显示，干预组患儿风险事件的发生情况和纠纷事件的发生率均少于常规组，P＜0.05，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在儿科护理管理中进行风险防范式护理科有效降低风险事件的发生，同时可有效减少纠纷事件的发生。

【关键词】儿科护理管理；风险防范式护理；护理效果；纠纷事件

儿科是医院中非常重要的科室之一，是一个预防与治疗，并保证儿童身体和心理正常发育的综合学科[1]。儿科护理工作具有风险大、难度大，极易出现纠纷和投诉事件。本研究主要以96例患儿为研究对象，分析对其实施风险防范式护理管理的临床效果。

1资料与方法

1.1患儿资料。选取本科室儿科2017年1月至2018年1月收治的98例患儿为研究对象，随机将其分为护理组和常规组，各48例，常规组患儿男女比例为25:23，年龄范围在1至12岁之间，平均年龄为（4.36±3.22）岁，主要患病类型为消化系统疾病、神经系统疾病及呼吸系统疾病，患病人数分别为18例、16例和14例；护理组患儿男女比例为25:23，年龄范围在1至12岁之间，平均年龄为（4.15±3.48）岁，主要患病类型为消化系统疾病、神经系统疾病及呼吸系统疾病，患病人数分别为17例、14例和17例。对比2组患儿基本资料，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2护理方法。对照组采取传统护理管理模式,未对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行评估。研究组开展风险防范式护理干预,具体方法如下。1.2.1护理风险评估。组建护理防范小组,组员将循证医学作为工作基础,通过查阅资料结合临床的方式评估儿科常见的风险问题,组内讨论后进行总结。本次评估发现,儿科护理事件的主要风险因素包括:(1)医嘱执行风险;(2)技术操作风险;(3)患儿自身潜在风险。针对上述风险因素,制定出针对性的预防措施,以便降低护理风险事件的发生率。1.2.2护理风险管理的实施方法。医嘱执行风险:强化医生、患儿家属与护士间的沟通,及时将患儿的监护情况向医生报告;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指导患儿家属积极配合医疗操作,以便保证医嘱执行的质量,降低护理纠纷;在执行医嘱的过程中,若遇到疑问应在认真分析的同时及时与医生沟通,以便提高医嘱执行的安全。技术操作风险:严格落实三查八对,通过自查、责任护士、办公护士查对的方式强化护理质量。护士长定期对护士的业务操作能力进行考核,对其中存在的隐患及时纠正,并分析操作失误的原因,提出处理方案。患儿自身潜在风险:(1)多形式风险教育。将护理风险及其预防内容设计成图文并茂的画册、卡片,发放到患儿家属手中,同时辅以口头宣教,以强化患儿家属对风险事件的印象,提高配合度。(2)护理风险管理的实践要点。宣教材料与口头宣教时应以言简意赅、通俗易懂为原则,以便患儿家属可以理解与接受。例如:宣教材料中可多加入温馨的漫画内容,直观展示出风险问题与注意事项,提高宣教质量。(3)心理健康指导。护理人员在患儿入院与出院时,对其家属实施全方位的心理健康指导,举成功案例以强化他们对患儿治疗的信心,以积极的态度配合风险健康宣教与相关护理工作。1.3观察方法。观察两组患儿护理风险与护患纠纷的发生率。1.4统计学意义。本次研究中所有数据信息均使用SPSS20.0进行分析，计数资料以（%）表示，通过x2进行检验，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通过x2进行检验计数资料，使用P值进行判定，P＜0.05时则说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