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贫困范文10篇

摘要：根据我国农村反贫困的现实条件，我国应实施人力资源开发规划，实施有利于生态保护的反贫困措施，加快贫困地区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救助体系，发展政府组织的农村反贫困事业，从而使广大的农民尽快脱贫致富。

关键词：农村；反贫困；对策

Abstract:AccordingtotheactualconditionofChina,thepaperholdsthattheimplementationofthehumanresourcesproject,andanti-povertyprotectarevitaltoenvironmentalprotection,laborforcetransferinpovertyruralarea,improvingruralsocialinsuranceandaid,developinggovernmentalanti-povertyorganizations.

Keywords:ruralarea;anti-poverty;strategy

目前我国的扶贫开发已进入了解决温饱和巩固温饱并存阶段,贫困群体处于一个更为弱势的地位,政府必须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在政策上要向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体倾斜,社会各界要给贫困群体更多地关心和支持。就目前我国农村的反贫困而言，可以说仍然任重而道远。为此我国农村反贫困应采取以下对策。

一、实施人力资源的合理开发规划

在许多论述中，人们往往把“贫困文化”和“文化贫困”混为一谈，但实际上两者并不能等同。所谓“文化贫困”，主要是指贫困人口拥有的文化、知识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自身发展的要求而呈现知识不足、文化不济的状况。它主要是从知识层面上来理解的，基本上局限于工具理性的范畴。而“贫困文化”则主要是从文化形态上来理解，属于价值理性的范畴。其中的“文化”远非“知识”所能概括。奥斯卡·刘易斯认为，贫困文化是指一套穷人共有的规范和价值观，是一个特定的概念模型的标签，是一个拥有自己的结构与理性的社会亚文化现象。从根本上说，贫困文化是长期文化贫困的直接后果。审视贫困文化，必须把它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

贫困文化是现代社会中的一种文化现象，具有相对性。今天，市场经济中的社会结构更加开放，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合作日益密切，新旧意识形态不断裂变整合，这加速了整体性和同质性社会的解构与重组，社会分化趋势凸显。而当多数人均处于中等及以上生活水平时，仍有一部分人固守田园、思想守旧，脱离了社会的主流，从而在封闭的环境中发展出了贫困文化。而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虽然很多原始部落和群体对土地很崇拜，在物质上也极为贫困，但由于社会分化不明显，他们并未脱离社会生活的主流，因此不属于贫困文化。

但贫困文化并不能与传统文化简单地划等号。台湾学者林松龄认为，在多数普遍存在着绝对贫穷的传统社会，却很少具有贫困文化的非物质文化特性。他更倾向于将贫困文化视作现代社会的一种亚文化。我们认为，传统文化虽然是历史的结晶，具有遗传性，但也往往表现为强烈的现实性和变易性，并不是所有在历史上出现的文化都可称为传统文化。由于我国特殊的历史国情，尤其是长期城乡二元结构的发展格局等，使得传统思想意识影响深远，尤其在贫困地区，贫困文化更多地受到传统价值观影响，表现出传统文化的特色。而在发达国家城市“贫民窟”中出现的贫困文化，则不具备本国传统的主要价值及其相关特性。

美国社会学家赫兹拉认为，文化起源于个人与社会生活的迫切需要的满足。刘易斯也认为，贫困文化实际上是穷人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是穷人对自己低下的社会地位的反应。对长期处于贫困的人们来说，面对父辈们辛勤劳作却无法摆脱贫困的事实，会产生一种“难逃贫困”的预期，并以此构建他们的思维和价值体系。就如包尔生所言：“在极其贫困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不会具有获得和占有的欲望。他们的愿望超不出日常需要的范围，或者即使表现出了某种超出常需的愿望，这种愿望也不过是一种痴想，永远不会发展成为强烈的意志力量。”这样，在预期贫困的内外部环境很难或根本不可能改善的情况下，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只能是降低贫困标准，即依据自己过去的经历和对幸福生活的理解确立自己的贫困标准，并进而执著于这种自认为有理由珍视的生活。于是就出现了“你认为我穷，但我不认为我穷”的主观不贫困现象。通过贫困文化的调节，贫困者满足了自身的心理需求和所谓的做人尊严。但同时，“当这种状态变为一种习惯，人就会变得没有远见，满不在乎，苟且度日”，形成一种不求进取的价值观念，使贫困者陷入“自我设限”的藩篱，从而扼杀了其行动的欲望和潜能，使贫困长期存在乃至出现代际传导。也正因为这样，在贫困者的价值观念即贫困主体的精神状态不发生改变的条件下，单纯靠向贫困者提供物质帮助的办法难以完全消灭贫困现象，很容易发生贫困回归。

虽然贫困文化作为贫困人口特有的一种生活方式，偏离了主文化价值，且有时由于受其影响，贫困者可能与社会其他群体产生隔阂甚至相互敌视。但一般来说，贫困文化的价值、信仰、规范，并不直接与社会的主文化对抗和构成威胁。况且，贫困文化对社会秩序具有一种保守的力量，因为贫民们不希望维持其生存的脆弱平衡被破坏。只有当这种平衡遭到外力严重破坏，且无法恢复的时候，他们才是社会秩序的破坏者和反对者。也只有在这个时候，贫困文化才可能是一种反文化。因此，任何反贫困政策必须适当考虑贫困文化的影响和作用——既要在一定时间内一定程度地维持其独立性，又要逐步地引导其变迁和转型。

贫困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价值观念和心理机制，是一个巨大的社会文化效应场。特别是其中的文化传统有着强大的辐射和遗传力。它常常表现为一种内控自制的惯性运动，使贫困者从自卑到自贱进而自足，并外化为愚昧的信仰和习俗，形成抱残守缺的固定的心理习性，产生各种不同的社会特征和效应。

1引言

世界银行把贫困定义为人们不能获得最低生活水平。我们常说的贫困主要指经济贫困，及由此导致的生活水平质量低、购买力不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实现了从普遍贫困走向整体消除绝对贫困，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78年末我国农村贫困发生率约为97.5%，至2017年农村贫困发生率为3.1%[1]。国家统计局的《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按照每人每年2300元（2010年不变价）的农村贫困标准计算，2018年末农村贫困人口1660万人，比2017年末减少1386万人[2]。报告提出：到建党一百年时建成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整体消除绝对贫困。虽然我国反贫困工作取得显著性成就，但仍有1000多万处于农村贫困线下的绝对贫困人口，反贫困工作仍然任重而道远。因此，研究反贫困是时代需要，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关于贫困原因，社会学和经济学提供了多种解释。社会学从结构主义、冲突主义和功能主义角度给予不同解释。结构主义认为权力、财富以及其他资源分配的持续不平等导致一些人处于贫困状态，同时认为贫困文化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冲突主义认为贫困是各群体之间利益分配过程中争夺有限资源的结果，贫困者拥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资源很少。功能主义认为贫困的存在是一种社会必要状态。经济学认为，贫困不仅仅是资源、市场、技术、人才等方面的匮乏，还是一种能力的匮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则认为：贫困必须被视为是一种对基本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3]。贫困是机会不足、权利不够和保障不足所导致。因此，2000年世界银行出版的《世界发展报告》就认为，减贫战略应该是增进机会、促进赋权和增加保障三管齐下。在知识信息时代尤其是大数据时代，人们对信息的拥有呈现地域分化、阶层分化和群体分化特征，信息大量集中在城市、少量分散在农村地区，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拥有更多信息，社会高层人员比社会底层人员拥有更多更集中的信息资源[4]。信息分化趋势导致信息贫困，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信息分化趋势。与此同时，不同地域和群体间出现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所描述的“数字鸿沟”现象，数字能力成为知识信息时代的一种重要能力。“数字鸿沟”意味着知识资源配置不平衡的加剧,使那些没有机会接入信息网络的人成为经济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的边缘化人群[5]。数字化贫困是信息与通讯技术作用于社会主体而产生的一种新的贫困形式[6]，农村居民的数字化贫困往往表现在信息通讯技术使用意识、使用能力和经济能力上的缺失或障碍[7]。因此，信息已成为经济活动中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8]，获取和利用信息成为当前时代的一种重要能力。信息贫困既包括信息资源缺失又包括信息获取能力和解读利用能力薄弱。信息贫困和经济贫困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呢？文章试图从信息贫困视角出发，尝试弄清楚信息贫困对经济贫困产生的影响及其背后的作用机制，并基于此形成针对性的反贫困方式和路径，从而为反贫困提供政策依据。正如于2016年4月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可以发挥互联网在助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让更多贫困群众用上互联网，让农产品通过互联网走出乡村。”

2文献综述

随着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发展，信息贫困概念衍生出“数字鸿沟”“数字贫困”相关概念。数字鸿沟、数字贫困与信息贫困并没有本质区别，只是数字鸿沟、数字贫困的概念更突出了信息化发展的时代特征。为便于信息贫困类型的识别，笔者将缺乏以图书、期刊、报纸为核心的信息贫困称为传统型信息贫困，而把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贫困称为数字化信息贫困。对信息贫困的理解，已有研究从多重维度展开：①将信息贫困看作是一种经济、技术资源和社会权利贫困[9]；②认为要从物质贫困、信息能力贫困、信息权利贫困三重不同维度研究和理解信息贫困[4]；③认为要从信息行为、供给需求和经济贫困三个角度理解信息贫困[10]；④信息贫困表现为自身贫困与环境贫困两个方面，其影响因素有自然因素、社会因素和信息者个体因素三类[10]。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表明信息贫困受信息接受主体和经济、文化、社会规范和宗教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如焦雪等认为农民工信息需求表达不明确、获取途径老化、安全意识低下和信息运用被动僵化等方面的信息素养能力不足[11]；刘亚认为青少年在信息检索技能、信息评价和选择,以及从信息中建构和创新知识方面存在的缺陷导致青少年信息贫困[12]；张月琴等人通过对凉山州彝族村落的田野调查发现，当地人的信息贫困主要受价值观、风俗习惯和宗教文化等社会规范要素的影响[10]。由此可见，信息贫困不仅仅是资源贫困，还是一种能力贫困，受到贫困者自身因素、社会环境、基础设施等社会因素的影响。信息贫困和经济贫困存在什么关系呢？经济学研究早已将信息作为经济活动的一种重要因素。信息经济学认为，市场主体拥有的信息不对等，并基于不完全信息条件选择市场行为和进行资源配置，经济主体行为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经济学家阿罗曾指出：“不确定性具有经济成本，因而，不确定性的减少就是一项收益。所以，把信息作为一种经济物品来加以分析，既是可能的，也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事实证明信息对经济具有重要作用。随着经济形态从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演进，在现代社会中信息资源已经替代了物质、能源而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8]，网络信息资源共享是知识经济发展重点[13]，互联网正在改变生产方式，改变资源配置方式，产业集聚有信息匹配和选择效应[14]。曼纽尔•卡斯泰尔在《信息化城市》中曾指出：“新的产业空间和新的服务性经济根据信息部门带来的动力组织运行，整个过程最后通过信息交流系统来重新整合。”[15]有研究梳理国内外文献关于互联网信息技术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诸种效应、促进农村社会创新的机制及其所面临的制约因素，并指出农村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扩散和使用正在改造和重塑着农村社会经济[16]。实证研究表明，信息强空间和经济强空间呈现正向耦合性，网络的耦合程度较高，空间节点的信息化和经济化相互依赖性较高。信息化水平的差异反映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信息富国与信息穷国的“数字鸿沟”正是它们之间“经济鸿沟”的结果[5]。未来的经济是知识与信息成为经济增长主体要素的经济,贫富的差别主要取决于对知识信息和高新技术手段应用的程度[17]。研究表明，信息贫困对个体同样产生显著性影响。“信息分化”效应导致贫困农户获取扶贫信息的能力较弱,家庭收入水平较低的个体农民对扶贫政策的认可程度也较低[18]；城市融合进程中的新生代农民工难以获得富有价值的信息源、难以通过信息传输实现信息的有效获取，囿于自身信息能力的制约，也难以对信息进行加工与内化，实现信息与其他生产资料的转化[19]。信息贫困通常与经济贫困相伴而生，信息贫困是经济贫困的原因，经济贫困又会进一步强化信息贫困的结果，两者互为因果[20]。但是，已有研究对信息贫困影响经济贫困的机制尚缺乏清晰的解释，未能明确解答信息贫困是如何传导到经济贫困的。文章以此作为研究切入点，试图发现两者间的传导机制，进而为我国反贫困工作提供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3信息贫困传导到经济贫困的机制

3.1信息贫困的现状及原因。在我国，信息贫困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尤其是农村地区。由于我国信息发展程度不均衡，为便于考察，将对以图书、期刊、报纸为核心的传统型信息贫困和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数字化信息贫困分别考察。3.1.1传统型信息贫困的现状及原因。根据《2005年度零点中国公共服务公众评价指数报告》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公共图书馆在农村地区几乎是空白，普及率仅为5.9%，90.3%的农村居民表示所在地没有任何可供借阅图书或音像的公共图书馆。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第十六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农村居民的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人均报纸阅读量和人均期刊阅读量均远远低于城镇居民（见表1）。从上述调查数据来看，导致传统型信息贫困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第一，缺乏必要的阅读设施和信息资源，如缺乏公共图书馆、纸质图书、报刊资源。第二，阅读习惯导致信息分化和信息贫困，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村居民相对缺乏阅读习惯。阅读习惯受阅读能力、理解能力高低的影响，同时也与对信息作用的理解差异有关，相对而言，农村居民认为从阅读中无法直接受益，从而减少甚至摒弃阅读。3.1.2数字化信息贫困的现状及原因。数字化信息贫困主要表现为“数字鸿沟”现象。美国商务部把数字鸿沟概括为：“在所有的国家，总有一些人拥有社会提供的最好的信息技术。他们有最强大的计算机、最好的电话服务、最快的网络服务，也受到了这方面最好的教育。另外有一部分人，他们出于各种原因不能接入最新的或最好的计算机、最可靠的电话服务或最快最方便的网络服务。这两部分人之间的差别，就是所谓的‘数字鸿沟’。”网络服务的好坏是“数字鸿沟”的硬性条件，但实际上还有更深层次的软性条件，即处于具备好的网络服务的群体间还存在掌握信息技术和利用信息能力的“数字鸿沟”。硬性条件的“数字鸿沟”表现为信息基础设施的差异。最能反映信息基础设施的一项重要指标是互联网普及率，即网络服务的可及性。根据《第43次中国互联网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城镇和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差异较大（见图1），至2018年底我国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仅为38.4%，比城镇地区低近40%[21]，说明城市和农村地区存在显著性的“数字鸿沟”现象。软性条件的“数字鸿沟”表现为掌握信息技术和利用信息能力的不足，如不懂互联网技术、不会使用智能手机、无法使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搜集和利用信息。《第43次中国互联网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不懂电脑/网络（占比54%）、不懂拼音等文化程度限制（占比33.4%）、年龄太大/太小（占比11.2%）、没有电脑等上网设备（占比10%）是导致非网民不上网的主要原因。这表明个体之间存在显著性的“数字鸿沟”现象。（注：根据互联网信息中心《第43次中国互联网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自制图）因此，数字化信息贫困主要是由于网络服务不足的硬性条件和掌握信息技术、利用信息能力不足的软性条件所导致的。3.1.3信息贫困的原因。从上述传统型信息贫困和数字化信息贫困可以看出，导致信息贫困的原因具有一些共同因素，只是在不同的信息贫困类型中表现形式不一样。一般来说，人们有效获取信息时要面对从哪里找信息（信息源）、如何找到信息（获取能力）以及如何解读和利用信息（解读利用能力）三个彼此相关又相互独立的问题。因此，文章根据这三个方面将信息贫困划分为信息源贫困、信息获取能力贫困和信息解读利用能力贫困。信息源贫困是指无法解决从哪里找信息所导致的信息贫困状态；信息获取能力贫困指知道哪里找信息、但不知道如何找到信息所导致的信息贫困状态；信息解读利用能力贫困是指知道哪里找信息和如何找到信息、但不知道如何解读和利用信息所导致的信息贫困状态。信息源贫困是信息贫困中的绝对贫困情形，而信息获取能力贫困和信息解读能力贫困是信息贫困中相对贫困情形。具体见表2。3.2信息贫困与经济贫困存在耦合现象。信息贫困和经济贫困是否存在耦合现象呢？数据表明（见表3），互联网普及率、网民规模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存在正向相伴关系，即互联网普及率越高、网民规模越大，相应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越高，反之亦然。有人可能会认为，城镇地区和农村地区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是区域差异导致的收入差异，并不能反映出信息贫困导致了经济贫困。其实不然，城镇地区和农村地区内部同样存在信息分化和“数字鸿沟”现象。经观察发现，信息贫困和经济贫困存在正向相伴关系，反之信息富有和经济富有之间存在相伴关系。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图书和报刊资料较多、网络服务和智能手机等硬性条件较好的家庭，一般经济状况也较好。另一个佐证来自于月收入分层的网民群体介入互联网的参与程度及月收入水平的数据。数据显示：收入越高的群体，参与互联网程度越高，反之亦然（见表4）。但月收入水平和互联网参与程度并非线性关系，而是呈现倒U型关系，随着月收入水平增加，互联网参与程度增加，但到达一定收入水平之后，互联网参与程度在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228元，平均到月收入是2353.3元。如果以表4中月收入2000元作为贫困分界线，月收入水平低于贫困分界线的网民群体占39.3%，而月收入水平高于贫困分界线的网民群体占60.8%。这进一步表明，信息贫困与经济贫困存在正向相伴性。上述内容表明，无论对区域、群体还是个体而言，信息贫困和经济贫困存在耦合现象。3.3信息贫困传导到经济贫困的机制。信息贫困主要存在信息源贫困、获取能力贫困和解读利用能力贫困3种类型。那这3种信息贫困状态是如何传导到经济贫困状态，其传导机制是什么？阿玛蒂亚•森认为经济贫困本质上是能力不足。3.3.1从信息源贫困到经济贫困信息源贫困最直接的表现是信息资源缺乏，如图书、报纸、期刊、电视等传统媒介资源，公共图书馆以及互联网资源。这些信息资源缺乏限制了经济贫困者有效地启迪智慧、扩展视野、获取有效的市场信息和最新技术信息等，对处于贫困中的人们摆脱贫困形成难以突破的环境限制。这种信息源贫困导致因机会不足和保障能力不够所引致的经济贫困状态。笔者把这种因机会不足和保障能力不足所导致的经济贫困类型，称为资源匮乏性经济贫困。3.3.2从获取能力贫困到经济贫困。获取能力贫困是指知道从哪里获取信息，如公共图书馆和互联网，但由于缺乏阅读、查找和检索能力而无法获得有效信息，这是信息贫困中一种相对贫困状态。这里信息贫困者由于受教育水平、信息查找和检索能力等因素限制，从而未能掌握某种信息获取技术导致缺乏信息优势。在信息就是资源和财富的时代，缺乏信息优势意味着经济竞争中缺乏优势，从而导致物质上的经济贫困。笔者把这种因技术性能力不足而导致的经济贫困类型称为技术性经济贫困。3.3.3从解读利用能力贫困到知识性经济贫困。解读利用能力贫困由于缺乏相应的专业知识而导致信息贫困，如缺乏常识、管理类知识、文史类知识、经济类知识、社会和政治类知识以及技术类知识。对于这类信息贫困者而言，即使获取到了信息也无法利用这些信息摆脱经济贫困，由于缺乏专业知识，仍然无法将有效利用信息转换为经济效益。笔者把这种因知识性能力不足而导致的经济贫困类型称为知识性经济贫困。需要说明的是，信息源贫困、获取能力贫困和解读利用能力贫困3种状态可能单独存在，也可能叠加存在，意味着存在多重性信息贫困状态。因此，经济贫困状态也一样，资源匮乏性经济贫困、技术性经济贫困和知识性经济贫困可能单独存在，也可能多重存在。现实中也的确存在区域性贫困和个体性贫困相互叠加状态，如目前我国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农村区域的贫困者；而东部发达地区和城市区域，单独性贫困状况更多。与此同时，信息贫困和经济贫困是双向度影响的。信息贫困会导致经济贫困，而经济贫困会反过来加深或固化信息贫困状态。

摘要：根据我国农村反贫困的现实条件，我国应实施人力资源开发规划，实施有利于生态保护的反贫困措施，加快贫困地区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救助体系，发展政府组织的农村反贫困事业，从而使广大的农民尽快脱贫致富。

关键词：农村；反贫困；对策

Abstract:AccordingtotheactualconditionofChina,thepaperholdsthattheimplementationofthehumanresourcesproject,andanti-povertyprotectarevitaltoenvironmentalprotection,laborforcetransferinpovertyruralarea,improvingruralsocialinsuranceandaid,developinggovernmentalanti-povertyorganizations.

Keywords:ruralarea;anti-poverty;strategy

目前我国的扶贫开发已进入了解决温饱和巩固温饱并存阶段,贫困群体处于一个更为弱势的地位,政府必须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在政策上要向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体倾斜,社会各界要给贫困群体更多地关心和支持。就目前我国农村的反贫困而言，可以说仍然任重而道远。为此我国农村反贫困应采取以下对策。

一、实施人力资源的合理开发规划

本文作者：赵春花何英李维希工作单位：吉林大学

体育贫困人口的判定标准及产生原因

休育贫困人口的判定标准在我国对体育人口的判定提出了十分具体的标准即:每周身体活动频度3次(含3次)以上;每次身体活动时间30分钟以上;每次身体活动强度中等强度以上。“国际上一般把每周参加7次体育活动、每次活动时间20－30分，为适宜运动强度，称为经常参加体育人口。把以健康、身心娱乐或以提高运动成绩为目标的每周参加3次体育活动、每次活动时间20－30分钟，适宜运动强度，(中等以上运动强度)称为积极主动参加体育人口。”［9］根据这个标准我们把每周参加体育活动不足一次的统称为体育贫苦人口。其中将每年参加体育活动在26次以上或52次以下的统称为边缘体育贫困人口，将每年参加体育活动不足26次的称为绝对的体育贫苦人口。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边缘体育人口有转化为经常参加体育人口的可能与需要。因此在我国体育贫困人口的反贫困中应着重考虑边缘体育贫困人口的转化问题。但受我国当代国情的影响我国体育贫困人口的产生具有多样性、复杂性的特点，其组成成分也体现出多样性及复杂性。由于产生的原因不同导致不同类型的人成为体育贫困人口。在我国由于物质的飞速发展精神的相对滞后，体育贫困人口问题的出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其产生原因可以说受方方面面的影响，但笔者认为主要是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体育资源分布与分配不均、传统思想观念、教育不平衡、生理因素等原因造成。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不平衡。在我国由于受地理环境及政策的影响导致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经济及沿海和内陆经济差距十分大。据统计，“2007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31241元，西部仅为13073元，东部是西部地区的2139倍，双方的各项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也都差距悬殊。”［10］反映出明显的不平衡。据第3次全国体育现状调查显示“经济不发达的农村人群构成了不锻炼人群的主体。占63．0%。而参加体育锻炼的城镇人数(64．2%)要比乡村人数(35．8%)多28．4%。由此可见，在不参加体育锻炼的人群，乡村人数显著大于城镇人数。无疑与城乡之间的经济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生活方面的差异所导致。”［11］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体育参与更多的体现的是一种精神文化。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以及欠发达的城镇，由于受经济发展的制约体育场地、器材严重不足，像在农村一般是关注与粮食生产有关的灌溉设施、住房问题及修路等，只有这些都发展上去才会去关心农民的业余生活方面，在农村体育发展中国家做了很大努力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只要农民收入水平没有实质性的提高，农民对体育的参与就会大打折扣。其次市场经济条件下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由于我国一直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导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人们的经济水平差别大占有的体育资源也就不同，因而对体育的需求也就各不相同，导致社会体育水准不断的变化提高。最终导致越来越多经济差的人口成为体育贫困人口。体育资源分布与分配不均体育资源的分布与经济发展程度有直接关系，在经济发达地区各种体育场馆\俱乐部等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而经济欠发达或落后地区体育场馆及俱乐部等很少甚至没有。第五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结果显示，体育场地数量最多是广东省，有77589个，占全国体育场地总数的9．1%;最少的是西藏自治区，有1057个，占全国体育场地总数的0．12%。另外我国长期以来一直贯彻竞技体育优先发展的体育战略方针，将有限的资金大量投入到竞技体育中，因此导致竞技体育、学校体育大众体育发展的结构严重不平衡，而且据“第五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结果显示，我国体育场地大多数属于教育系统，占总量的65．6%，而对外开放率较低，仅为29．2$，开放体育场地利用率也不高。”［12］因此广大农民及很多处于社会边缘的人如农民工、下岗职工、来年人日、残疾人，由于受体育资源的限制很难参与真正的体育运动中，因而使得他们参与体育运动的机会出现不均和不足的现象。基于此体育资源的分布与分配不均是我国体育贫困人口出现的一个基本原因。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长期以来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成了一种中庸的思想，人们追求一种平稳与世界无争的状态，另外受:“重文轻武”“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等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人们把体育一般理解为野蛮的代名词。因此，在意识中存在一种对体育的排斥。尤其在中小学由于学生的自我意识还不成熟，一方面受家长传统观念的影响，降低了其对体育参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受应试压力及体育教师的影响，对体育产生一些偏见，导致学生体育参与的权利受限，最终导致一些中小学生成为体育贫困人口的组成部分。正是受这些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我国居民的体育意识及体育消费观念普遍较差，因而在我国呈现出一些中青年的知识分子及工人很少进行体育锻炼，进而也成为我国体育贫困人口的一分子。教育不平衡科教兴国一直作为我国的重要战略，只有人们的科学文化知识素质得到提高，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水平才会提高，只有人们学习了某种文化知识才会具有某种能力。教育平等一直是我们社会所追求的，但由于受地理位置、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制约，我国教育呈现出参差不齐的状况。正是由于教育的不平衡导致一些人的体育知识掌握丰富，技术、技能比较强，而另一些人的体育知识较为贫乏，技术、技能较差。“在针对居民受教育程度的调查中，发现不参加体育锻炼的人群通常受教育程度较低，高中(含中专)及以上不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均明显低于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初中及以下学历水平的人群占到了不参加体育锻炼的人群的75．1%。”［13］由此可见受教育程度是影响体育参与的一重要因素。一般来说受教育好的体育参与途径与机会较多，体育能力强其体育参与意识较强而体育消费一般较高，受教育差的则相反，使得受教育差的对体育产生一种躲避心理，进而与受教育好的差距越来越大，最终达不到社会体育参与水平而成为体育贫困人口。受生理因素的限制受生理因素影响而出现的体育贫困人口在这里主要指两种，一种是由于受一些先天或后天因素的影响而导致身体残疾进而参与体育的能力受限的人;另一种是随年龄的增加其运动能力减退的老年人。由于这两种人的身体条件限制导致其体育能力较差，虽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一直坚持“以人为本”加大对其关怀，但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地区差异大导致很多体育中的弱势群体难以达到社会体育的水准，进而成为我国体育贫困人口的组成部分。

我国体育贫困人口反贫困的基本措施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我国体育贫困人口的出现不是由单一原因造成的，而是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观念、教育、环境等因素综合造成的。因此只解决一方面的问题无法全面实现我国体育贫困人口的反贫困问题，在体育贫困人口的反贫困中有必要建立一套系统的工程。既要有针对性又要有综合性，既相互独立又互相配合，这里笔者主要从物质层面、意识层面、制度层面来讨论体育贫困人口的反贫困措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提高贫困人口的经济收入在我国由于经济贫困而导致的体育贫困人口是我国贫困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这些人应以政府政策为依托加大扶持力度，协调区域发展，扩宽就业渠道，保证这些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参与竞争的公平权利，提高工资水平，切实做到缩小贫困差距，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在其经济收入提高的同时对其进行引导教育，使其认识到体育的功能与作用，增强其健康意识，进而促进其对体育的参与及体育消费，最终走出体育贫困。加大对体育场地、器材的建设、开发及体育资金投入，以保证体育贫困人口参与体育的物质基础从我国两次体育场地普查情况的比较分析来看，“调查显示，‘四普’我国人均体育场地建设资金为31．06元，‘五普’仅增加了117．09元，‘四普’万人拥有场地基数为5个，‘五普’仅增加了1．58个;‘四普’人均体育场地面积0．65m2，‘五普’仅增加了0．38m2。”体育场地设施不足仍是当前导致我国体育贫困人口出现的一重要原因。从地区分布来看，西部地区是加强体育场地建设的重点。当地政府应抓住机遇积极加强西部地区体育场地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从城乡分布来看，农村是加强体育场地建设的重点。有必要在政策和融资渠道上向农村给予倾斜，也就是说在农村体育场地经费投入上要提供一定的政策优惠。”［14］针对我国社会上体育场馆、器材短缺及功能单一的现状，国家、当地政府与社会各体育组织应相互配合，根据实地情况合理开发当地体育资源，加大资金投入进行体育场馆及器材建设，同时继续深入开展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的开放，保证人们参与体育的物质需要。针对学校体育场地器材的不足，当地政府及有关教育部门应相互协调加大体育经费的支出，根据《中学体育器材设施配备目录》和《小学体育器材设施配备目录》等进行配备，从物质上给予保障，各级各类学校也应大力开发体育校本资源，提高对体育资源的利用。加强体育师资队伍建设，提高学生对体育的认识及参与水平学生是未来社会的主体，只有其在学校期间对体育有一正确的认识，在其走向社会时才会从整体上提高人们对体育的认识和参与，因而通过全面提高体育教师的素质，进而将体育的先进知识、技术、技能等更好的传授给学生，提高学生对体育的认识，培养其体育的兴趣，最终以养成学生终身体育的意识和习惯，尤其应加强贫困地区的体育师资队伍建设，据有关资料显示。“1999年我国中小学体育教师有35万人，其学历达标率小学为80．68%，初中为64．08，高中为39．48%，而贫困地区中小学体育教师数量不足，质量也远未达到这一比例。”［15］因此应加强体育教师的继续教育与培训机制的建设，使部分教师的、学历、职称、能力等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并定期对体育教师进行集中培训与学习，使体育教师及时掌握先进的体育知识、技术、技能，以及交流教学经验与技巧进而提高教师的的教学技术和纪念，最终将先进的体育知识、技术、技能传授给形式，使学生这一群体驺从体育贫困的行列。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建设，提高居民对体育的认识及参与水平在我国由于受传统思想的影响，人们参与活动表现出很强的保守性、集群性、从众性，因此要使人们参与到体育运动只，社会体育指导员应起到带头模范作用。既要做好组织宣传工作，又要在人们参与体育运动中给予正确及时的指导，提高人们对体育的认识，保证人们参与体育的热情以及安全性与科学性。但是由于受各地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的影响我国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只是摆设，基本处于一种“名存实无”的状态。因此应与国家政策为导向，实现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职业化，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建设而提高我国居民对体育的认识，提高运动能力，养成体育锻炼的意识从而消除体育贫困。强大众传媒对体育的宣传性，使人们认识到体育的功能及价值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人们获得信息更加便捷，途径更加多样。“社会调查证明;经常看体育节目的人，其体育参与意识也较强，其体育行为的频度也明显高于一般人。”［16］由此可以看出有效运用大众传煤有利于提高人们的体育意识及体育行为，进而使人们认识到健康的本质，认识到体育参与是一种健康投资，进而加大对体育的投入，促进其进行体育消费，有利于引导体育贫困人口走出体育贫困。进一步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在我国居民的收入基本都用在了看病、入学、买房子等方面，体育消费意识低下，只有解决了居民的后顾之忧，人才会有参与体育的动机和可能，尤其对体育弱势群体在制度上给予保障的同时加强人文关怀。进一不加强和晚上农民参与体育的法律法规，只有积极建立农民参与体育的补偿机制几鼓励机制。切实保障农民对体育的参与权利及机会。在国家《全民健身计划条例》的指导下，各级各地政府制定符合各地体育参与实际的法规文件各级各地政府在制定体育的法规文件时应尽量考虑全面、完整、具有可操作性等，同时立足本地经济发展加大对体育资源的开发，切实保障人们对体育参与的权利和机会。各级各地政府应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加强学校及机关体育场地对外开放的力度。另外由于我国研究体育法的人数较少，提出质疑及批评的更少，这不利于我国体育法的发展和完善。因此政府应积极组织相关人员加强对体育法的修改和完善，并加大实施监管力度，切实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究。教育主管部门应加强监督管理教育主管部门应定期对学校体育工作进行抽查，对未能达到学校体育要求的追究其管理责任，切实保证学生对体育的权利。对学校师资、体育资源不足的学校，加大体育经费投入的同时加大对经费利用监督，而且要协调社会各阶层力量及当地政府加大学校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师资队伍建设以保证学校体育的顺利进行。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探索着反贫困的道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综合国力有了很大提高，人民整体生活水平已基本达到小康，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也有了很大提高，但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地区差异大等特点导致我国社会发展出现不平衡现象。在我国体育发展过程中，一直以来注重竞技体育的发展而对学校体育、大众体育的关注较少，而学校体育与大众体育的发展好坏才是衡量我国体育发展好坏的标尺。另外受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环境等的影响各地体育发展也不平衡，因而体育贫困人口问题的出现也就“顺理成章”。通过上文的分析在我国体育贫困人口的反贫困应以体育资源开发与丰富为基础，以提高人们的体育意识及体育能力为关键，以国家政策法律为保障。但体育贫困人口的反贫困道路还很长，在体育发展中会出现更好的解决办法，同时也可能会产生新的体育贫困人口问题。总之，体育贫困人口问题是在体育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也应在体育发展过程中解决。

【摘要】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是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根本遵循和制胜法宝，也是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在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统一指导下，各省市区根据实际情况，具体指导扶贫开发工作，成功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减贫之路，为全球减贫事业提供了成功经验。在脱贫攻坚这一涉及链条非常多的系统性工程中提出的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始终如一地贯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维度，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在当代的总结与升华。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哲学底蕴

贫困问题始终是困扰人类的全球性难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成为我国制定发展规划、进行国家综合治理不可忽视的战略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立足当前我国的贫困问题，深入思考扶贫开发工作，在团结带领各族人民进行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中，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减贫道路，逐渐形成了以“七个坚持”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作为一个理论品格鲜明的思想体系，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蕴含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物质观、矛盾观与人民观。

一、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鲜活阐释

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特征是实践性，实践的观点内含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个范畴，是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最核心的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哲学原理的深刻彰显。脱贫攻坚成就的人间奇迹，充分彰显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实践力量，而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脱胎于中国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从实践到认识的过程是循环往复的，具有目的性的实践活动是人的主观认识与客观物质世界联系的纽带。作为一项紧迫的历史性任务与复杂的现实性工程，消除贫困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扶贫开发是一项艰难长远的历史任务，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实现和完成的，需要长期努力、耐心工作。扶贫开发工作开展以来，为了解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国家对贫困地区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使得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不过随着扶贫工作的深入推进，新的问题和挑战不断暴露，需要用新的理论指导解决。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不是俯身书案上的“灵光一现”，而是在反复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在扶贫工作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建立起来的，最根本的是为脱贫攻坚实践的特定需要服务，实践性是最鲜明的指向。回溯其实践根源，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源于中国共产党人深入贫困地区实地调研，切实探究和剖析贫困根源的躬身实践，并且围绕脱贫攻坚实践的需要展开。近年来，总书记就扶贫开发工作召开了多次重要会议，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理论深度和时代高度的思想，阐述了消除贫困的具体措施和根本任务，系统回答了扶贫中“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等重大问题，为带领人民摆脱贫困指明了目标方向，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基本遵循，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

二、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物质观的生动体现

2020年11月23日下午，贵州省政府宣布紫云县等9个县退出贫困序列，这标志着我国832个贫困县顺利实现全部摘帽，脱贫攻坚的决战取得了胜利。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致力于治理贫困，保险作为重要的金融工具，在赢得脱贫攻坚这场战斗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我国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超过13亿人，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近10亿人，更有大病保险、农业保险等政策性和商业性保险共同为巩固脱贫成果保驾护航。与此同时，我国的贫困治理工作重心将发生转移，从原有的消除绝对贫困，逐渐转向关注相对贫困，并致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返贫风险防控，促进农民内生动力，探索脱贫攻坚有效衔接乡村振兴的道路。自我国脱贫攻坚事业启动以来，保险在反贫困领域的研究和运用不断突破，保险扶贫的作用也逐渐得到重视。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中，再次提出众多与保险相关的政策性建议。然而，关于保险反贫困的具体减贫效应缺少深入分析，并亟需对保险反贫困长效机制的建立进行整体性探索，推动脱贫攻坚对接乡村振兴。本文从保险扶贫的路径出发，具体分析保险在反贫困的作用过程中产生的三种效应，实证保险在消除贫困的新阶段仍可积极发挥作用，并在以乡村振兴为背景的新目标新形势下构建较为全面的保险反贫困长效机制。

保险反贫困的实现路径

保险作为风险补偿的重要金融工具，逐渐在反贫困领域突显自己独有的作用。几十年来，我国在不断探索保险作用反贫困的多种路径和方法，在“政银企户保”多方参与及政策型保险和商业性保险的共同运作之下，产生了显著的减贫效应。结合现有研究，从生活和生产两个视角来看，可总结为三条主要路径。一是保险满足民生需求。我国致力完善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2020年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已覆盖13亿人，但重大疾病仍是低收入户致贫和返贫最主要的因素之一。当基本医保难以承担医疗支出时，大病救助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及时弥补缺位，对贫困人口实现兜底救助。此外，各种教育保险、住房保险、巨灾保险全方位补充保障体系，提高农村生活质量，完善扶贫框架。二是保险保障农业生产。贫困地区多为地理环境差或自然灾害多发地区，脆弱的生态结构和自然灾害为农业生产带来风险，农业保险为农村风险保障做出了重大贡献，可有效分散生产经营风险，保障农户具有较为稳定的收入来源。同时，商业保险机构可针对地方特色农产品，或农产品价格和设施开发普惠保险产品，促进发展地区内生动力。三是保险结合信贷体系。贫困地区普遍存在资产结构单一、信贷风险高、抵押物缺乏等信贷问题，以至于低收入人口贷款难、贷款贵，是影响农村企业发展、扩大农业生产规模的阻碍。保险结合农村信贷体系，推出小额贷款保证保险、农业保险保单质押等服务或产品，使贫困户信用等级得以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从而降低贫困户的贷款门槛，创造自主创业脱贫可能，推动扶贫开发由“输血”向“造血”转变。

保险反贫困效应

根据保险反贫困的路径研究，保险实际作用优势主要在于三点，一是在基本社会保险难以弥补生活开支时及时补偿缺口，二是政府可以较少的保费补贴获得可观的保障效率，三是保险业的第三方参与将反贫困的作用点逐渐从事后补偿转移到事前预警。由此，本文概述三点保险反贫困的具体效应为杠杆效应、补偿效应、预警效应三方面，并加以分析实证。

一、杠杆效应

摘要：世界范围内的贫民窟旅游项目往往将贫困、肮脏和暴力转化为旅游的吸睛点，以满足一些游客多元性的观光目的。在审视全球贫民窟旅游研究的基础上，文章指出，许多城市的贫民窟被利用改造成旅游的观光目的地。为了迎合游客的窥探心理，旅游企业和政府人员刻意将生活在贫困区的居民视为文化中的“他者”，而忽视了贫困居民“去污名化”的诉求与主张发展的声音。这种满足窥视癖的旅游服务项目，涉及到有关权力、不平等、阶层互动和地区重塑等问题的一系列复杂现象，因而引发强烈的社会争议。基于此，文章借助对浙江某一乡镇旅游扶贫的成功经验的文化解读，旨在表明尽管乡村旅游能为当地居民带来一定的利益，但权力拥有者应当倾听居民的声音，将他者视为自我，正视并解决贫困地区的问题。这是贫民窟旅游之研究成果对我国精准扶贫的现实意义所在。

关键词：精准扶贫;反贫困;他者;不平等;旅游人类学

一、聚焦贫民窟旅游

自19世纪以来，贫民窟旅游（SlumTourism）的现象就已出现。最初的观光地点集中在英国伦敦的贫穷街区[1]。彼时还处在英国维多利亚（Victorianera）时代，这些观光客们从富足、安全与舒适的环境中暂时跳出来，以优越感十足的姿态去探究贫民区人民的生活。这种猎奇贫困环境的旅游后来蔓延到美国，游客们对Chinatown、意大利人街区和非洲裔美国人居住地等“异国情调”社区充满浓厚兴趣。随着工业的发展和生产链的跨国延伸，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涌入城市参加工作。由于居住条件的制约，贫民窟越来越多地出现城市的某一区域。这种现象蔓延至世界各地，比如南非、印度、巴西、波兰、肯尼亚、菲律宾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等，因而这些国家和地区为贫民窟旅游提供了空间地理条件。在全球化的趋势下，贫民窟旅游浪潮此起彼伏，先后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的南非组织的乡村旅游，90年代的跨国旅游公司的推销观看贫民窟项目，以及2000年之后印度孟买成为最大的观光目的地。然而，就全球范围而言，尽管贫民窟旅游备受争议，但这些地区也的确成为这类旅游的热门线路[2]。社会各界对此开始逐渐关注，尤其是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SlumdogMillionaire）的上映，让这一现象变得家喻户晓。学术界也不例外，分别在2010年和2014年召开了第一届、第二届贫民窟旅游国际学术会议。然而，迄今为止，“贫民窟旅游”的明确定义尚存在争议。然而，该概念被普遍接受却与“贫困，肮脏和暴力”[3][4]为特征的区域分不开。之所以如此，或许是因为这一关系型的概念与特殊的政治愿景、经济利益和社会文化背景相关，以至于这么模糊不清、无法定论，但这并不影响学界对这类旅游现象的研究。事实上，这一社会事实的出现可以追溯到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英国工业革命期间，可谓滥觞已久[5][6]。而学界对此研究却始于上世纪80-90年代。起先是由地理学的一些学者开始探讨城市消费的空间问题，而后社会科学界接踵而来[7][8]。进入2000年之后，贫民窟旅游的研究才走向成熟，而且成果的影响也逐渐扩大。显然，贫民窟旅游的动机首先被关注。人们往往好奇为什么游客们来到这些地方参观、探访。事实上，这部分研究视角不仅已经摒弃以往的推拉理论的观点，认为的游客出游是由个人的动机与欲望所推动的[9][10]，以及观光地能满足游客欲望的属性所拉动，而且研究者们也不再在包括身体、文化、人际关系和声望等四种“伞形组合”（UmbrellaGroupings）的旅行动机上下功夫[11]，而是转向了具有后现代性的道德旅游的动机（moraltourismmotivations）。该理论认为，旅游者完全通过在未开发的农村社区或自然的区域来体验真实性，以此达到寻求意义的伦理目的[12]。正因为如此，贫民窟游客们更愿意将自己释放在一个接近“野性”或“原始”的环境中[13]，以此体验类似前工业化社会更“真实”的生活方式[1]，追求人类的生存意义，并反观自己在现代社会中的身份和所侵润的文化，以达到期望中的道德境界。其次，学界开始思考贫民窟旅游是否有助于反贫困（povertyalleviation）。从总体上说，随着游客的到来，贫民窟旅游可以为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当地人民带来经济利益，并引起他们的社会流动性。诚然，旅游业的发展不仅能够直接创造一定数量的工作岗位[14]，而且还间接地带动诸如食品、住宿、纪念品制作等其他行业的发展与繁荣。与此同时，游客对贫民窟的了解越深，则对以肮脏、暴力和苦难地方的“祛魅”效果越好[15]，有助于消除负面的看法和刻板的印象，为贫民的社会赋权和接受教育提供有利的条件。如果进展顺利，那么贫民所掌握的经济权力不仅可以让他们拥有社会流动的机会[16]，而且还有可能创造政治资本，并有助于迫使政府承认历史上被边缘化的贫困地区，换句话说，即可以帮助外界改变对贫困区的看法，并有助于发展出政治上的认可与接纳。然而，也有研究表明，尽管如此，但实际上贫民区民众能分享到多少的利益仍值得怀疑[17]。由于存在内部的权力结构不平等，旅游带来的利益常常被很少一部分人攫取，更多的民众即使获得了微薄的收入，也常常最终流入到了毒贩或帮派头目的腰包里。正如阿马蒂亚•森所指出，贫困不但是收入低下，更为重要的是其基本能力被剥夺了。换句话说，贫困不仅仅是缺乏收入和资源，还包括被排除在社会和政治参与之外，缺乏身心健康，缺乏安全感等等。因此，一些学者将贫民窟旅游与民生福祉、城市重塑（UrbanRegeneration）结合起来，研究贫民窟人们在旅游产业中被赋权的过程和重塑他们生活空间的可能。在游客或志愿者的支持下，贫民窟居民往往获取了资源和能力，与当局展开空间争夺的努力[18]。例如，以往的约翰内斯堡以犯罪、不安全而著称，但随着贫民窟旅游的蓬勃发展，人们开始关注城市的文化产业与创造力[19]，并向当局施压建造各种民生的服务场所，加大各种外来商业投资，欲图将约翰内斯堡发展成为世界级的非洲城市。尽管这些努力遇到重重困难，但类似富裕社区所特有的生活设施和品牌店铺渐渐出现，并作为多元化和包容性城市已初见端倪[20]。是以，旅游和旅游所创造的空间不仅仅是传递信息，还会影响贫民窟居民的社会地位和政治角色的转变，并由此开启重塑城市生活空间的社会变迁。以上这些研究，无论是游客的体验表征、当地经济的繁荣，还是社区的重新营造，人们能以视觉化的接受方式得以感知。然而，隐藏在背后更深层次的伦理问题、空间正义、内部的权力结构，以及全球化下的不平等关系等，或许更有研究的意义，因为这涉及到社会的正义和人类的福祉。因而，在巴西的罗西尼奥（Rocinho）贫民区，有研究者涉及了居民对贫民窟旅游道德的现有看法[21]。同时，一些研究者涉猎了贫民窟作为旅游的目的地将如何在电影、文学、摄影中加以道德呈现的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当然，内部的权力结构，譬如游客、导游、志愿者、当地官员，以及居民内部关系等也是研究的关注点。事实上，试图理解现有贫民窟旅游业的持续生存中的权力结构与伦理道德等问题任重道远。

二、旅游、全球化与“他者”

作为现代性后果之一的全球化，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来展现它在社会经济文化中的力量。在此过程中，“人口、物资、影像、信息、权力、金钱、理念和危险全都处于一种迁移状态之中，它们以难以琢磨的速度驶往未可预见的地方”[22]。在全球体系中，人们生活节奏持续加速，活动范围超越传统固定的空间限制，进而与外界开展经济、文化交流和融合日趋频繁。而旅游作为一种“跨界”休闲的生活方式，无形中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如果从历史视角而论，由以工业革命为起点的现代性进程，令世界各地成为了工业大生产中的一员，生产所需的劳动力成为了可以买卖的对象。大量人口集聚城市，由此诞生的贫民窟成为了普遍的社会景观。作为现代性发展后果的全球化浪潮，则将贫民窟之旅带到了世界城市的各个角落。正如有学者指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以贫民窟为观光点的旅游业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旅游业之一[1]。那么，如何满足游客的猎奇或窥探心里成了旅游从业者们的工作重点，他们常常努力挖掘地方特色、民族习俗、伟人事迹、自然风貌和特定历史来招揽游客[23]。当然，这些具有“特异”的文化自然的景点要素常常不在主流的文化宣传当中，用以满足大众游客的新鲜感和猎奇心理。然而，如何将这些非主流的景观加以展演，却很值得玩味。纵观众多的旅游景点，“异同寻常”大概是最佳的亮点，因而凸显当地的“异样”才是旅游业的存活并持续发展的根本。正如本文所论及的贫民窟，常常不被外界所了解。对于区域之外的民众而言，尽管贫民窟是存在于他们共同生活的城市某一区域，是该城贫困人口聚集的生活区，但却对其中人们的居住环境、生活状况、行为举止等知之甚少[24]。换句话说，贫民窟生存状况往往以“贫困，肮脏和暴力”为外界所认识，这与主流社会存在着鲜明的差异，致使界外成员多少生成强烈的好奇心理，这也是旅游策展者和从业人员努力打造和展现的方面。然而，被攫取出来的“差异”被刻意放大，贫民窟的“贫困，肮脏和暴力”业已成为了外界的刻板印象[25]。其结果是，贫民窟的居民无形之中被“污名化”，令其在投资发展、社会教育、设施建设、民生保障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导致一些居民纷纷搬离该地区，以避免遭遇歧视[26]。事实上，贫民窟的存在与当地的政治经济政策不无关系，单纯将该现象归咎于贫民窟的居民，政府似乎有推脱责任之嫌。然而，这种刻板印象一旦生成便难以扭转。可以说，这种过度夸大的“差异”对他们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也令他们成为了主流文化的“他者”。有学者把建基在对“他者”幻想中的做法称之为“内部东方主义”（InternalOrientalism）。此概念最初来自赛义德（EdwardSaid）的名著《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一书。其基本观点是，至少11世纪以来，东方和西方的“二元论”就已经借助西方文学、政治和流行话语被创造出来，并在殖民时期达到顶峰。他认为，“东方”作为西方文化创造出来的概念，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工具[27]。西方学者把西方文化视为标准，而将东方置于神秘、软弱与阴柔的“他者”的地位[28]。这一概念对西方人如何看待“东方”影响巨大。受此启发哲学家巴基奇（Bakic-Hayden）提出了一个相关的概念，即“内部东方主义”[29]。巴基奇指出，在东方文化中，也有人把东方内部的其他不同的东方人视作远离标准文化的“他者”。于是，相对“主我”而言，“他者”成了异类。在贫民窟之旅中，外界的游客，不论经济条件、社会地位还是教育程度等，相对居民而言皆有绝对的优势，他们居高临下地“凝视”[30]这些贫民，窥探他们的生活，并以一种优越的姿态和文明人的眼光向世人传播所见所感。这些凭借文学、影视、照片等载体的第一手讯息在“标准”文化审美的眼光中成了奇异、神秘、不可思议的社会景观。被一味放大的“异”所误导的社会后果，让人不明就里地认为人与人之间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再进一步以为差异是来自某种先天的因素所致。类似这种文化中心主义的本体论式观点，在人类学界早已被讨论、被批判。人类学提出了“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Relativism）概念作为有力回击，认为人类社会的多样性是来自地理、历史和文化的长期塑造，而非先天因素所决定[31]。同时，文化相对主义主张，不可使用一种文化的标准去比较、衡量另一种文化孰是孰非。只有在尊重彼此文化的基础上，人类社会才能和谐有序地进步。正如费孝通所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因此，作为贫民窟之旅所生产出来的“他者”文化与知识是有违这一原则的。事实上，居于贫民窟的民众为此付出很多努力，以此摆脱这种污名化的刻板印象。有学者认为，尽管贫民窟旅游相对来说是一种新现象，但对此的评价褒贬不一，存在很大争议。通过对贫民窟居民对贫民窟旅游发展的态度的半结构化访谈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贫民窟的居民对贫民窟旅游持负面态度[32]。换句话说，贫民窟之旅对居民的正面影响陈述评级较低，而负面影响陈述评级较高。为此，很多居民做出了行动以尽量消除这种消极影响。他们越来越能够在社会网络中定位自己，并利用全球化的影响，在其周遭的环境中实现环境和社会的变革[33]。同时，有学者通过对贫民窟旅游中的当地居民、游客以及政府、企业参与者等主体互动研究，开拓了对这些不同行为者如何协商不平等的理解[34]。通过跨文化的了解，居民逐渐意识到赋权的重要性，并将发生在他们身边的旅游作为跨阶级权力和不平等谈判的重要场所[35]。这些居民作为旅游业中的委员会成员，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参与其社区建设与改造，主导贫民区的未来发展。然而，这样的“自下而上”的努力付出的努力却是艰辛无比的。在下文中，笔者将简要介绍我国浙江某一乡镇贫困区的改造经验，来回应世界贫民窟的研究，以期为学术界提供中国样本经验，推动反贫困工作的顺利开展。

小额信贷利率定价现状及争议

小额信贷萌发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旨在为穷人提供信贷服务，帮助社会消除贫困。小额信贷的利率是金融机构和借款人最为关心的问题，它不仅关系到信贷资金的配置，而且还会影响到金融机构的财务可持续性。如何保证小额信贷在服务低收入人群、减轻低收入群体偿债负担的同时，保持小额信贷机构的可持续性，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当前，我国金融机构小额信贷利率的确定方式主要有四种：一是以央行基准利率为基础；二是以国家扶贫贴息贷款利率为基础；三是以商业利率为基础；四是以通货膨胀率为基础。从利率水平高低与发展模式上看，小额信贷的利率确定方式主要是两类：一是倾向于政策性扶贫的低利率，即用政府资金或捐款资金弥补因低利率所造成的亏损，维持信贷服务的持续性；二是倾向于商业化运行的高利率，即参考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以较高利率实现成本覆盖或盈利，保持信贷机构的财务可持续性。据统计，政府扶贫贴息贷款的利率最低，大约在2.88%~7%之间；国际资助小额信贷机构的利率均值是12.95%；UNDP和世界银行的小额信贷项目利率接近20%；一些小额贷款机构的市场利率超过20%。学术界对小额信贷利率水平设置存在较大的争议，其观点大体可分为两种：一是放开小额信贷利率有利于瞄准穷人，保障信贷服务的财务绩效。小额信贷需要识别穷人、帮助穷人、吸引穷人以及排斥富人，给予穷人进入信贷市场的平等权利。给小额信贷设置利率上限不仅抑制商业性信贷机构拓展农村业务，而且造成信贷资源的“价格洼地”，吸引有钱有势的富人与穷人争夺低廉的信贷资源。因此，放开小额信贷利率在短期内能够排斥富人通过寻租改变资金的流向，使金融资源流向低收入群体，并且从长远来看保障了金融机构的财务可持续性，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汤敏，2003）。二是保持小额信贷的低利率，减轻穷人还款付息的负担。这种观点认为具有扶贫性质的小额信贷的服务对象是低收入群体，高利率将加重穷人的负担，进而违背了其扶贫减贫的初衷。因此，需要为小额信贷利率设置上限，维持小额信贷的低利率，用财政贴息弥补利息缺口。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小额信贷的低利率政策弱化了其扶贫效率。第一，低利率的小额信贷让贷款户联想到政府救济，不愿意及时偿还贷款，使整片地区小额信贷的信用基础遭受根本性的冲击；第二，低利率吸引着中高收入群体争夺稀缺的信贷资源，使得信贷偏离服务穷人的初始目标；第三，低利率难以覆盖小额信贷的运营成本及风险，进而抑制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拓展业务的积极性。因此，社会各界对放开小额信贷利率限制的呼声越来越高。尽管社会各界普遍呼吁放开小额信贷利率限制的问题，但是如何确定合理的信贷利率区间还存在争议。

小额信贷的合理利率边界分析

（一）市场供求下小额信贷利率的上限小额信贷市场的供给与需求状况是小额信贷资源稀缺性程度与论证小额信贷高利率合理的重要依据。根据统计，我国现有农户2.3亿户，有贷款需求的农户约为1.2亿户，其中获得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的农户数超过7800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33.2%，占有贷款需求农户的65%（周兆函，2010）。2007年中国扶贫基金会共给农户发放1.2亿元小额贷款，国家开发银行发放小额贷款508亿元，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给农户发放2100亿元小额贷款（杜朝运、范玲玲等，2009）。相比较而言，我国小额信贷供给依然不能够满足农户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此外，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逐步退出经济落后、交通闭塞的农村地区，把农村地区的储蓄资源投入到城市经济建设中，进一步加剧了农村金融资源的短缺。因此，在二元经济下，农村地区信贷利率较高是资金资源供不应求的自然结果。作为反贫困的工具，不论是正规金融机构还是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小额信贷利率的上限，应该不能超过本地区资金市场自发决定的自然利率水平。从某种角度上说，小额信贷的利率低于农村的自然利率水平，就是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有利于降低借款人的偿债负担。（二）成本约束下小额信贷利率的下限尽管小额信贷并非以盈利为目的，但是合理的信贷利率水平能够覆盖各种成本，保持信贷机构经营的可持续性。我国小额信贷的主要目标就是扶贫减贫，消除极端贫困与饥饿，从而把利率设定在较低水平。但是，低利率势必造成信贷资金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信贷机构的财务可持续性随之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在这种背景下，后者不得不依赖社会捐助、财政贴息及转移支付维持生计。事实上，小额信贷低利率设计终究偏离市场均衡，一旦失去外部援助小额信贷机构很快就会陷入财务困境。因此，在保持小额信贷机构财务可持续发展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轻贫困，是实现小额信贷“双赢”目标与回归信贷均衡的必要手段。从这个层面上说，小额信贷的利率下限应该是覆盖包括经营成本、机会成本、风险溢价在内的各种成本，从而维持信贷机构的盈亏平衡。（三）小额信贷合理利率的确定及相关讨论由于不同小额信贷机构或项目的资金来源及约束存在差别，它们的利率设置自然具有较大的差别。政府贴息的小额贷款利率与一部分非政府组织的小额贷款利率是低利息或无利息；民间小额贷款利率的均值大约在20%左右；也有一些小额信贷公司采用“贷款利息+管理费”的运营模式将贷款年利息维持在27.6%~33.6%。农村研究中心2005年对15个省20个市县进行调研，发现农村高利息借贷发生率达到85%。这种建立在自愿交易基础上高额利息借贷行为，既反映出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信贷资源的稀缺性，也表明农户对信贷资金具有强烈的需求。综合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小额信贷合理利率的边界应该是既覆盖各种成本，又不超过本地区资金市场的自然利率。值得讨论的是，制定高额利息的小额信贷不等同于高利贷，不应该受到道德批判。如果资本的利息不超过资本的盈利率，该高额利息就不能称之为高利贷。也就是说，只要信贷利息低于农业资金的回报率或农村工业发展的回报率，该信贷利率就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合理利率水平。与政府贴息的小额信贷利率相比较，由市场供求决定且覆盖各类机会成本的小额信贷利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贷款人的还款负担，但是具有较好的反贫困功效。首先，高额利息贷款能够真正地瞄准穷人。低利贷款容易滋生寻租腐败，将有限的贷款资源有权势的富人阶层，偏离小额信贷的扶贫使命，加剧了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高息小额信贷所形成的“价格高地”有助于剔除高收入群体，使信贷资源真正地流到穷人的手中。其次，高额利息增强借款人的还款意识，减低贷款违约率。补贴性贷款容易被人看做是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白送”心理造成借款人不急于还款。这在间接上降低借款人的投资积极性与谨慎性，降低信贷资金的使用效率。高额利息贷款恰恰弥补了这个方面的不足，增强借款人的信贷风险意识与贷款人监督管理贷款的积极性，从而构筑起农村地区的信用体系。第三，高额利息提高信贷机构的财务可持续性。一般而言，小额信贷所面临的市场风险、经营成本要大于商业银行，低利息必然导致小额信贷机构陷入财务亏损，丧失基本运营能力，从而不得不向政府或其他机构寻求支持。高利息能够覆盖信贷机构的各类成本，提高其财务可持续性。反过来，在失去或减少外在支援的情况下，小额信贷机构会积极收集信贷信息、设计多元化的金融产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与内控能力。

小额信贷利率对反贫困的影响

在2012年下半年，我们对甘肃省白银市农村小额贷款进行问卷调查，在4个乡镇，8个行政村发放200份调查问卷。剔除未回收与无效的问卷，一共回收151份有效问卷。在被调查的151户农户中，129户农户曾经或现在拥有借款需求。其中，有83户农户向邻里亲亲借过钱，占总调查户数的55%；有45户农户向农村信用社借过钱，占总调查户数的30%；有10户曾借过私人高利贷，占总调查户数的6%；从农业银行借贷的户数只有3户，占总调查户数的2%。农民的天然脆弱性，迫使他们需要通过借贷来缓解因家庭变故、自然灾害、季节性收入以及市场变化所引起的贷款需求。根据调查，我们发现农户的借贷利率高低不一，其分布大体呈现出正态分布的趋势。借款人向邻里亲友处借贷的年利息主要在18%~24%之间波动。从某种角度上说，此时的利息是由该地区信贷资金市场供求决定的自然利率。私人高利贷的利率大体是在36%左右，而正规金融（如农村信用社）的贷款利息受到政府贴息的影响低于10%。在二元经济体制下，农户向正规金融机构获取低息贷款与私人借入高利贷的比例都较少，主要向亲朋好友支付自然利率的贷款。从农户的借贷用途来看，他们的信贷用途可分为生产性用途与生活性用途。根据调查，有45户用于农业生产、经营小生意及投资，所占的比重是30%；有35户借贷用于子女上学，所占的比重为23%；用于建房子与治病所占的比重分别是15%与10%。尽管农户的信贷有一部分属于非生产性用途（如子女上学、治病与建房子），但是他们在融资过程中大多用具有相对稳定收入流的种植性收入、外出务工收入以及经营收入作为还贷款项。同时，在调查过程中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建立在自愿交易基础上、以市场供求决定的自然利率为主的小额信贷使农户陷入贫困的案例。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将小额信贷的利息作为扶贫绩效的考核依据，不能将低利息等同于扶贫或减贫，而把高利率视为剥削或返贫。人为制定低利率的小额信贷制度，类似于建构理性的制度设计，没有考虑农村经济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往往违背了市场规律。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即从农信社获取政府贴息小额贷款的农户要求延长贷款期限与扩大信贷规模。通常而言，穷人的资金使用方式是较为保守的，侧重短期化、小规模以及周转快的投资项目，以减低各种市场风险。要求农信社延长贷款期限与扩大信贷规模，显然是为了满足借款人冒进、规模化的投资需求。只有收入较高的农户才能选择这种规模化、投资回收期长与高风险的经营模式。据此，我们判断农村有权势的高收入群体正在利用各种手段争夺本应给予穷人的贴息贷款，并且他们继续以穷人的名义要求得到更多的公共资源。通过对白银市农村小额信贷的调研，我们得出人为制定低利率不利于信贷资源流入到低收入群体手中，并且容易降低信贷资源的使用效率。这表明小额信贷的低利率不一定会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达到扶贫的目标。因此，小额信贷利息调整到能够覆盖各种成本、不超过由市场供求决定的自然利率水平是比较合理的。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继承马克思反贫困思想的基础上，充分吸收、邓小平等脱贫理论和我国实践经验，创造性地发展形成了以精准扶贫为核心的扶贫开发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精准扶贫思想内涵丰富，提出了扶贫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扶贫开发成败之举在于精准，精准扶贫的关键是激发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切实解决好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构建全党全社会共同关心的大扶贫格局，实行最严格的考核制度，消除贫困是人类的共同使命。精准扶贫思想的价值和意义重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思想，创新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推动了精准思维在治国理政中的深化，为全球贫困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史上的辉煌篇章。

关键词：；精准扶贫思想；理论品格；时代价值

党的十八大以来，把精准扶贫事业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对精准扶贫作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科学判断，形成了以精准扶贫为核心的扶贫开发战略思想。这是在马克思反贫困思想的基础上，继承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脱贫经验和理论，创造性地发展形成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精准扶贫思想契合了时代的要求，对打赢脱贫攻坚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促进世界反贫困进程等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脱贫思想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无产阶级的贫困问题高度关注，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彻底解决无产阶级的贫困问题，进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是对贫困问题现象和本质、解决贫困问题的方法和途径作出理论阐释的科学学说，理论内容主要包括：一是私有制是导致贫困的根源。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无产阶级贫困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认为无产阶级的贫困化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无产阶级的贫困包括“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只有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最终消除贫困。二是发展生产力是减少贫困的重要途径。马克思认为只有通过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达到或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水平，才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从根本上减少贫困。三是全面自由发展才能真正消除贫困。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最终必须要依靠自身解放，实现自身全面自由的发展，才能够彻底解决无产阶级的贫困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贫困理论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提出了共同富裕思想，将消除贫困作为奋斗目标，指出新成立的中央政府必须“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确立了中国共产党是消除贫困的坚定领导力量，农民是反贫困的主导力量，工业化和现代化是反贫困目标的前提和基础，合作化是反贫困的基本战略。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揭示了生产力落后是导致贫穷的重要根源，必须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入手，探寻摆脱贫困的道路，并将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作为扶贫开发的基本前提，实现共同富裕作为扶贫开发的总目标。系统阐述了中国扶贫开发工作的性质、对象、主体、组织形式、实现途径等重大问题，形成了中国扶贫开发理论的基本框架。科学判断了中国扶贫开发所处的历史阶段，明确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扶贫开发的总体目标等。可见，经过我国几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实践和经验总结，逐渐形成了治理贫困的一系列理论，为形成新时代中国精准扶贫的理论体系提供了深厚的思想渊源。

二、精准扶贫思想的基本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