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立法范文10篇

论文关键词:行政垄断反垄断法规制

论文摘要:在我国行政垄断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其本质是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政府机关或其授权的单位)滥用行政权力限制和排除公平竞争,是国家公权力对经济生活的不当介入和干预。它的存在严重限制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本文结合反垄断法的定义及法益目标探究行政垄断的具体立法规制问题。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各国,均将反垄断法规作为规范市场秩序、维护公平竞争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法律。为了及时应对经济全球化及加入WTO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加速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必将是大势所趋。行政垄断作为我国垄断的主要表现形式,理应为《反垄断法》所规制。但从此前对外公布的《反垄断法(草案)》与相关法律设置来看,尚存诸多缺陷,有进一步探究的必要。

一、行政垄断的概念及表现

(一)行政垄断的概念界定

行政垄断有的称为行政性垄断,有的称为行政化垄断,有的称为超经济垄断,有的称为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而对于其含义的界定,学界更是见仁见智,各有侧重。概括而言,学界对行政垄断概念的界定可分为下述三种学说:一是“行为学”,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为大多数,认为行政垄断为一种行政性行为。例如王保树在其主编的论著《经济法律概论》中即将行政垄断界定为“政府及其部门运用行政权力限制、排除竞争的行为”。[1](p277)二是“状态说”,即认为行政垄断是指由于政府的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力的作用而形成的垄断。徐士英在其论著《竞争法论》中即持此观点;[2](p85)三是“状态行为说”,此说是前两种学说的结合。即行政垄断是政府行政机关或其授权的单位凭借所拥有的行政权力,滥施行政行为,而使某些企业得以实现垄断和限制竞争的一种状态和行为。[3]

一、行政垄断的概念及表现

(一)行政垄断的概念界定

行政垄断有的称为行政性垄断,有的称为行政化垄断,有的称为超经济垄断,有的称为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而对于其含义的界定,学界更是见仁见智,各有侧重。概括而言,学界对行政垄断概念的界定可分为下述三种学说:一是“行为学”,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为大多数,认为行政垄断为一种行政性行为。例如王保树在其主编的论著《经济法律概论》中即将行政垄断界定为“政府及其部门运用行政权力限制、排除竞争的行为”。[1](p277)二是“状态说”,即认为行政垄断是指由于政府的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力的作用而形成的垄断。徐士英在其论著《竞争法论》中即持此观点;[2](p85)三是“状态行为说”,此说是前两种学说的结合。即行政垄断是政府行政机关或其授权的单位凭借所拥有的行政权力,滥施行政行为,而使某些企业得以实现垄断和限制竞争的一种状态和行为。[3]

笔者认为行政垄断从汉语语法而言可以理解为动词或名词。从该角度而言,有学者将其视为一个静止状态也无不可,但是从法律角度而言,结果乃行为之结果,行政垄断状态的出现是因为行为人实施了某一具体行为。而法律所规制的理应是行为,而非行为之结果,亦即法律规制的首要任务应是防止某一恶性结果之出现,而非在该结果出现后的化解或取消。因而笔者认同行为学的观点,认为反垄断法所规制的行政垄断应是一种法律行为,这也符合国际上的惯例。俄罗斯反垄断法即将行政垄断界定为联邦行政权力机构及联邦各部门的行政权力机构、各市政当局,所从事的与反垄断法规相抵触的行动,以及含趋向阻止限制和排除竞争的行动。[4]

除行为和状态之争外,学界对行政垄断的主体范围也存在争议,有些学者仅仅将其主体限定为行政机关,该界定缩小了行政垄断主体的范围。笔者认为行政垄断的实施主体是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以及依法经授权取得行政权的组织。

综上所述,所谓行政垄断是指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以及经授权的行政组织滥用行政权力限制、排除(或排斥)正当竞争的行为。

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需要建立和保持一个有效的竞争政策。中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样离不开有效的竞争政策。竞争政策的目标与任务就是保护和促进竞争，使市场竞争与价格机制发挥有效的调控功能。当然，保护和促进竞争政策的目标与任务，是在法律的基础上实现的，贯彻实施竞争政策的主管部门也要依法行事。因此，建立和完善各项有关市场竞争的法律法规，特别是反垄断法律制度，就成为建立有效竞争制度、保护和促进竞争的基础和起点，这对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来说，显得更为重要。

中国目前尚无一部专门的反垄断法。但是，现行的法律规定中已对垄断和限制竞争行为作出一系列法律规范，分布在不同的法律、法规、规章之中，主要有《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相关的《价格法》、《招标投标法》、《国务院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规定》等，它们涉及到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禁止卡特尔（限制竞争协议）和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等方面。虽然这些法律规定是不系统和零乱的，但表明中国的竞争法规范已具有雏形或者说已经初步形成。根据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的要求，国家经贸委、国家工商总局负责起草《反垄断法》草案。下面我就中国的反垄断立法有关问题作一介绍。

一、关于垄断的界定

如何界定垄断是中国反垄断立法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它关系到反垄断法的调整范围。对垄断的定义，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反垄断立法中，垄断的定义都是指经济性垄断，我国的立法应与国际惯例接轨。行政性垄断是体制转轨时期的特殊问题，可通过在适用范围中增加相关规定加以解决，不必给垄断自制一个新的定义。另一种意见认为，行政性垄断是目前我国主要的垄断形式，送审稿中也设专章对行政性垄断进行了规制。因此，垄断的定义应既涵盖经济性垄断也涵盖行政性垄断。同时，对于定义的方式，也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主张采取形式逻辑的定义，例如刑法关于犯罪的定义，民法通则关于民法的定义，合同法关于合同的定义等，以实现法律概念的明确、清晰、具体和可操作性。另一种意见认为，可采取经验的方法，对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成熟的垄断形式加以概括，结合中国国情用列举方法表明法律对垄断的禁止态度。

我认为，对垄断进行定义，应当考虑以下因素：一是世界各国现行反垄断法，对垄断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从而导致中国立法客观上缺乏可参考借鉴的权威样板；二是垄断概念的形成，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如美国以反托拉斯为代表，德国以反卡特尔为代表，日本以反私人垄断为代表，中国则以反行政垄断为特色，一般不易模仿，也不易搬用；三是垄断涵盖的内容，实质上是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内经济发展状况的反映。各国立法者及反垄断执法者，往往将规模经济、经济情势和世界贸易中的市场份额等因素纳入垄断认定的视野，也在客观上使垄断定义因国家不同而不同，甚至一个国家内也会因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不同；四是引进外来的规则、制度，必须符合中国国情，结合中国实际。

从中国国情出发，同时尽量与大多数国家反垄断法对垄断的定义保持一致，中国反垄断法对垄断的中国反垄断立法的现状与问题定义可以采取列举的方式。包括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企业过度集中和滥用行政权力等方式导致的排除或限制竞争，损害其他经营者、消费者权益，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内容提要]我国加入WTO后，市场经济环境的改善以及利用外资渠道的扩宽为外商的跨国并购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跨国并购在促进国内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如垄断。因此，尽快构建我国的并购反垄断规制法律制度，将跨国并购纳入该制度框架成为当务之急。本文借鉴欧美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实践，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情况，提出了构建和完善我国并购的反垄断规制法律制度的一些思路和建议.

[关键词]跨国并购垄断市场份额

一、跨国并购的基本性质分析

（一）、跨国并购的含义

并购(Mergers&Acquisition)一词包括兼并和收购(或购买)两层含义:。

兼并(Merge)指公司的吸收合并，即一公司将其他一个或数个公司并入本公司，使其失去法人资格的行为。是企业变更、终止的方式之一，也是企业竞争优胜劣汰的正常现象。在西方公司中，企业兼并可分为两类，即吸收兼并和创立兼并。

摘要：文章认为，就发展规模经济而言，我国反垄断立法应恰当地把握其中的“度”，并适用“合理原则”。同时，作者提出我国反垄断法应有域外效力，并分析了我国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领域。作者还主张我国应设立国家反垄断委员会，作为反垄断法的专门执行机构，以更有力地保证反垄断法的贯彻实施。

关键字：反垄断立法

反垄断法在市场经济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我国，进行反垄断立法，既要借鉴国外经验，又要研究我国的国情，使之能够有效地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保障市场机制的健康运行，其中的一些问题尚有待进一步探讨。本文拟就此谈些看法。

一、发展规模经济与我国反垄断立法

在当前的中国，发展规模经济，鼓励企业联合兼并，组建企业集团，如火如荼、方兴未艾。因此，在我国要制定反垄断法，首先必须解决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和处理发展规模经济与反垄断的关系。早在1987年8月，国务院法制局就成立了反垄断法起草小组，并于1988年拟定了《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暂行条例草案》。1993年9月，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但反垄断法却未能同期出台。反垄断立法搁浅的主要原因是立法界、学术界对现阶段我国是否有必要制定反垄断法都存有重大分歧。其中一种较为典型的看法是，我国现在正处于市场经济的初始阶段，企业的规模化程度太低，规模经济还没有实现，现在进行反垄断立法是不明智的。对此，笔者不以为然。

在微观经济学上，厂商采用一定的生产规模而获取的经济上的利益，简称为规模经济。在技术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生产规模的扩大所带来的规模经济，其规模收益情况顺序经历递增、不变和递减三个阶段。如生产规模扩大，生产收益反而减少，这种现象称之为规模不经济。的确，现代市场经济中，垄断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它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规模经济的要求。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单靠市场机制协调众多的中小型企业的经营活动会使交易费用相当昂贵，而企业内部协调比市场机制协调带来更大的生产力、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利润时，多单位的综合性企业集团就会取代许多中小企业之间的外部稳定性联系，从而使市场内部化，同时也就产生了垄断性产业集团。这也是过一定限度，则会带来规模不经济。就垄断企业自身而言，过大规模的长期存在，管理成本加大，竞争的外在威胁减弱甚至趋零，其内部的各个利益集团的行为可能偏离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目标，而在组织内部追求各集团本身利益，致使企业效率下降。若企业规模大至接近完全垄断的市场，这种缺陷更为明显。因此，规模经济并不等于经济规模，完整的规模经济理论包括了规模经济和规模不经济两个方面。诚然，我国企业的规模化程度总的说来确实不高，适当扩大企业规模，追求规模效益是很有必要的。但从反垄断立法的角度来看，经济力集中和企业规模化亦是相对的，即相对一个国家和特定市场范围而言，而这在发达国家与在发展中国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我国，某些企业的市场销售额（还有总资本额、职工人数等方面〉不必达到某些发达国家企业水水平，即可拥有较大的市场占有率，即可形成垄断和限制竞争局面。如石化工业、船舶制造业和有色金属工业等，因为由个别企业独家生产经营已形成了独家企业垄断一个行业的局面。在汽车制造行业，我国的重型车市场，三家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已达到83%；在中型车市场，两家企业市场占有率已达到86%①。经济力如此高度集中，这应是不争的事实。更何况当前我国企业规模正处于迅速增长时期，许多企业存在片面追求扩大规模的倾向，加上某些政策导向，使我国一些企业和行业经济力集中和垄断化程度日趋严重。，需要指出的是，反垄断法的核心是保护竞争。当代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表明，有效竞争模式是竞争的唯一现实模式。因此，反垄断法特有的法价值一一竞争，就其内容而言也应指的是有效竞争。而在微观经济学中，有效竞争，就是指能够使经济活动保持高效率的不完全竞争。换言之，有效竞争理论本身也承认规模经济、企业兼并或联合甚至垄断的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只要经济力集中未使市场结构失去有效竞争或有失去有效竞争之虞，就不应禁止。因而，我国反垄断立法也并非单纯，甚至并非主要反对结构性垄断，更不意味着反对规模经济z它更重视的是反对各种限制竞争行为。直言之，正如有的学者所概括的：“反垄断法反对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大企业，而是任何独占市场的企图；它所努力消除的并非简单的企业优势，而是借助该种优势对于竞争机制的扭曲与蹂躏；它限制的并非企业通过先进的技术、优秀的策略等正当商业行为而获得的市场支配地位及高额利润，而是出于减灭竞争压力、长期轻松获取利润的目的，以非正当的方式对于该地位的维持与滥用；它所保护的并非弱小企业的弱小，而是保护它们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②当然，限制竞争行为主要是凭仗其垄断和市场支配地位得以实施。所以对于那些形成垄断和取得市场支配地位而暂时并未实施限制竞争行为的企业或企业的联合兼并，我国反垄断立法无疑也应予以密切关注，并规定可以采取某些措施加以防范。

一、关于外资并购监管中反垄断的价值取向

当今世界全球经济一体化，在国际投资活动中，外国投资者通过兼并或收购东道国的经济实体，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在东道国的市场地位，比在东道国新设一个企业在时间长短、手续的繁简、资金与商誉的利用上都更具优势。对东道国而言，外国投资者对国内企业的并购会给东道国带来更多的国际资金与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技术，起到盘活存量资产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外资并购也会对东道国的国民经济整体和国内其他经济实体产生一些不良影响，特别是在“横向并购”的情况下，则有可能导致外资对某些行业的垄断。譬如我国的某些行业(如饮料、洗涤剂、化妆品等行业)已经或正在形成被外资垄断的情况。对企业并购中的垄断问题进行规制一直是西方国家对并购实施监管的核心内容。

“市场经济是竞争的经济，随着市场竞争的开展，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经济的集中。”为了防止经济力量的过度集中，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秩序，一般通过反垄断法对企业并购进行控制。反垄断法是一个由公平、自由和社会整体效益等多种价值构成的法律系统。而我国的外资并购是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而产生的，相关规范和制度制定较晚，也没有形成系统、完整的外资并购的反垄断体系。随着我国的入世，在外资并购中暴露出的问题会越来越多，尤其是反垄断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二、并购浪潮中的我国反垄断立法相关问题探讨

（一）我国是否有必要在反垄断法中规定对企业并购的控制

早在1987年8月,国务院法制局就成立了“反垄断法”起草小组。1988年就有《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暂行条例草案》提出。但是1993年9月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却未能同时亮相。反垄断立法搁浅的原因是因为当时立法者和学术界对彼时制定反垄断法是否恰当产生了争议，而争议的焦点就是反垄断法对企业并购的控制问题。当时较为普遍的看法是中国还处于市场经济的初始阶段，企业平均规模过小，企业间的联合刚刚开始发展，企业集团的组建还在初期，如果将有关限制企业并购的条文规定在反垄断法中，势必会不利于国家产业政策的执行。故认为中国应当鼓励企业集中，而不是反垄断。本文认为，从我国当前所处的企业并购浪潮的时代背景来看，有必要在未来的反垄断法中规定控制企业并购的条款。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反垄断法》的出台在经济法领域具有重要意义。但我国现行反垄断法律体系其仍具有一些不成熟的制度规定，对此研究仍然比较稚嫩，依旧需要探讨并进一步完善。本文通过对我国现行反垄断立法的梳理，提出问题并作出评价。

关键词:反垄断;法律体系;立法

作为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的竞争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的制定、通过和实施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标志着我国现代化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石的确立，但我国整体反垄断法律体系仍存在一些不足，对其进行梳理与评价及时发现问题，对于我国竞争法律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进步具有积极意义。

一、垄断及反垄断法的一般理论

(一)垄断的概念。垄断是市场经济成长过程中的特殊产物，生产集中到一定的程度，自由竞争便无法保证，逐渐被垄断代替。垄断是一种释义较多的概念，笔者认为，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垄断所展示的内涵就各不相同。从辞海的解释来看，垄断是指操控市场，独占利益，即以不正当的手段进行全盘操控，破坏市场行情，以便独占利益。作为一个经济学概念，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垄断是经济高度集中的表现，是一种规模经济。在社会生产的过程中，垄断通常都以非道德或违法行为的“形象”被人熟知。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垄断是指少数的经营者，为了获取高额的利润，违反法律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通过协议或者商业的合谋联合，对于其他某一部门或者几个部门产品的生产或贸易流通进行实质上的限制，或者通过滥用经济优势地位，排斥或控制其他经营者的经济活动的行为。(二)反垄断法的概念。反垄断法是经济法体系中市场规制法的重要部门法之一，是调整在国家规制垄断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裁。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我国的一些行业企业垄断化程度越来越严重，对于我们的社会经济产生了许多负面效应，进而催生反垄断法律的产生。

二、我国反垄断现行立法梳理与总结

[摘要]反垄断法立法目的具有宣示性和导向性，为所有的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提供价值基础。由于国情和社会、经济制度的差异，每一个国家的反垄断法价值目标都是具有独特性的。中国目前正在抓紧制定符合自己的制度、传统和目标的反垄断法。因此本文通过阐述反垄断法固有的、特有的价值目标，分析了我国反垄断法的草拟稿与送审稿的不同之处，考察我国反垄断法的现实基础，对于中国的反垄断法立法目的的现实性及可操作性，提出自己的设想以对中国将来的反垄断立法有所反思和借鉴。

[关键词]反垄断法价值目标效益竞争

引言

美国著名法学家博登海默曾说：“任何值得被称之为法律制度的制度，必须关注某些超越特定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相对性的基本价值”。①法律基于满足社会的需要而产生，法律价值自然是法的精髓所在，寓于法律之中。因此，在变动不定的法律条文背后，总是沉淀一系列法律的基本精神。这些基本精神指导着法的制定、修改以及实施，因此法的价值取向是任何法律所无法回避的一个基本问题。

目前，我国已经制定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于要不要制定反垄断法，制定一个什么样的反垄断法，学术界以及有关的职能部门进行了很多研究和探讨，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认为，由于我国没有经过足够的资本集聚和资本集中过程，还没有形成规模经济，加之市场经济不发达，垄断还未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的普遍现象，也未对我国经济造成明显的损害，因此并不急于反垄断，也不急于制定反垄断法；另一种观点认为，尽管垄断在我国尚未成为普遍现象，但毕竟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随着经济市场化的加快，垄断也必将逐步蔓延并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危害，因此反垄断及制定反垄断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已经十分突出地表现出来。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分歧?这就是对立法的目的、意义等理解不同。因此，科学地理解反垄断法的价值，不仅对我们研究西方发达国家的反垄断法有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于我国的反垄断立法乃至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都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第一章反垄断法固有的价值目标

早在1980年10月，国务院的《关于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暂行规定》中首次提出了反垄断、特别是反对行政垄断的任务。1994年5月，“反垄断法起草小组”成立，《反垄断法》曾先后列入第八届、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但由于争议太大，最终连法律草案都没有进入立法机关审议程序。2003年，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将《反垄断法》列入本届立法规划，在2006年的立法计划中，将其作为重点立法加以明确。

根据《财经》记者了解，反垄断立法在中国之所以“难产”，关键在于行政阻力。一方面，行政性垄断其实是破坏市场竞争秩序的最大来源，但行政性垄断背后巨大的部门利益，使得相关行政部门、地方政府或明或暗地反对反垄断立法；另一方面，一些国家部委对反垄断执法权又争得不亦乐乎。同时，如果《反垄断法》通过实施，中国现行的《价格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招标投标法》等法律，以及国务院及其部委过的很多涉及反垄断的行政法规、规章，势必需要进行相应修订甚至废除，这将影响到某些主管部门的执法权限，影响到某些机构的既得利益。

由此，《反垄断法（草案）》几经反复，12年内迟迟未能正式提交立法机关审议。据《财经》获得的准确信息，此次国务院原则通过的法律草案，就上述两大争议难点作出了“一退一进”的权衡。

一方面，法律草案最终删除了原来作为单独一章存在的“禁止行政性垄断”的规定。该章原条文总计六条，明确规定了“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定他人买卖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强行买卖或者限制其他经营者正当的经营活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销售，或者限制本地商品流向外地市场”，等等。目前的法律草案中，仅在总则部分留下了一条原则性规定：“禁止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

据一位参与立法咨询的专家透露，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退步”，关键在于行政垄断在中国根深蒂固，真正解决问题，要通过行政体制改革甚至整个政治体制改革来完成。《反垄断法》能够解决市场竞争中的垄断行为，就已经完成了它的任务；即使法律规定了反行政垄断，在实际操作中也不可能得到实现，不过是一些宣誓性条文，反而损害法律执行的权威。

另一方面，在执法机关及其权限上，目前的法律草案中提升了反垄断机构的地位，明确提出组建“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国务院有关部门、机构的负责人和若干专家组成；委员会的议事方式、工作规则，将由国务院另行规定。这样立法，既平息了各大部委之间的权力争夺，同时提高了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规格，使得法律一旦出台，执行力度可以得到保障，无疑是一大进步。

根据《财经》记者了解，反垄断立法在中国之所以“难产”，关键在于行政阻力。一方面，行政性垄断其实是破坏市场竞争秩序的最大来源，但行政性垄断背后巨大的部门利益，使得相关行政部门、地方政府或明或暗地反对反垄断立法；另一方面，一些国家部委对反垄断执法权又争得不亦乐乎。同时，如果《反垄断法》通过实施，中国现行的《价格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招标投标法》等法律，以及国务院及其部委过的很多涉及反垄断的行政法规、规章，势必需要进行相应修订甚至废除，这将影响到某些主管部门的执法权限，影响到某些机构的既得利益。

由此，《反垄断法（草案）》几经反复，12年内迟迟未能正式提交立法机关审议。据《财经》获得的准确信息，此次国务院原则通过的法律草案，就上述两大争议难点作出了“一退一进”的权衡。

一方面，法律草案最终删除了原来作为单独一章存在的“禁止行政性垄断”的规定。该章原条文总计六条，明确规定了“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定他人买卖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强行买卖或者限制其他经营者正当的经营活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销售，或者限制本地商品流向外地市场”，等等。目前的法律草案中，仅在总则部分留下了一条原则性规定：“禁止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

据一位参与立法咨询的专家透露，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退步”，关键在于行政垄断在中国根深蒂固，真正解决问题，要通过行政体制改革甚至整个政治体制改革来完成。《反垄断法》能够解决市场竞争中的垄断行为，就已经完成了它的任务；即使法律规定了反行政垄断，在实际操作中也不可能得到实现，不过是一些宣誓性条文，反而损害法律执行的权威。

另一方面，在执法机关及其权限上，目前的法律草案中提升了反垄断机构的地位，明确提出组建“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国务院有关部门、机构的负责人和若干专家组成；委员会的议事方式、工作规则，将由国务院另行规定。这样立法，既平息了各大部委之间的权力争夺，同时提高了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规格，使得法律一旦出台，执行力度可以得到保障，无疑是一大进步。

从目前的草案设计来看，中国反垄断立法主要借鉴了德国模式，将垄断行为定义为“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排除、限制竞争的经营者集中”三种，这表明，中国的反垄断立法并不反对企业变“大”，不像美国或日本那样，一旦企业规模过大，有可能面临拆分危险，中国的反垄断立法不反对企业占据市场优势，只有企业滥用这种优势限制竞争，法律才会予以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