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帝国主义范文10篇

[摘要]蒋廷黻的琦善研究以中外档案为依据，填补了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的空白，并且成为了这一研究领域的新标准。他对琦善的一些论断即便在今天的研究水平下也是不能被推翻的。时人对他做翻案文章的理解与他的真实意图存在着差距。他的目的在于为中国抵抗帝国主义侵略找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即运用外交手段求得和平，以现代化的方法来与帝国主义相抗衡。

[关键词]琦善；鸦片战争；反抗帝国主义；中国近代外交史

在鸦片战争史研究中，琦善的地位远逊于林则徐。头一次以琦善为主角并且还为他说了一些好话的，当推1931年蒋廷黻发表在《清华学报》上的《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了。对此当时既有人吹捧，也有人批评。1980年以来，这种褒贬不一的情形又再度出现。实则蒋廷黻后来还在一些文章中继续讨论过这个问题，下面就先总结一下他的基本观点。

一蒋廷黻关于琦善的基本观点

蒋廷黻主要从军事及外交两个方面人手研究琦善在鸦片战争中的言行及功过。军事上主要有三个问题：首先，琦善应负撤防的主要责任吗?其次，琦善到底有没有开门揖盗?最后，琦善有没有拒绝增兵、陷害忠良?他认为，琦善未主持交涉之前，道光帝即已制定并下达了撤防的命令，因此“道光二十年秋冬之间，撤防诚有其事，并且是沿海七省共有的，但撤防的责任不能归诸琦善，更不能归诸他一人”。其二，说琦善开门揖盗有失偏颇。谈判破裂以前，“琦善不但不愿散漫军心，且思‘激励士气’；不仅未撤防具，且派员前往虎门‘妥为密防’”。谈判渐趋破裂以后，琦善一方面仍不放弃谈判，一方面又不得不加强军备。在两种矛盾的策略下，广东的防务呈现出偏重于虎门以内的局面，并且一直秘密从事，结果于国内国外均不得谅解，终致开战。从大角、沙角之战与虎门之战的战况来看，中方“失败的理由不在撤防，因为炮台上的兵实在多，炮位亦甚多，而在兵士缺乏训练及炮的制造与安置不合法。失败之速则由于关天培忽略了下横档”。“中国的策略只图以台攻船，而二月六日英人实先以台攻台。”“战争的失败，琦善或须负一部分的责任，但是说他战前不预备，战中节节后退，不但与事实相反，且与人情相反。”总起来说，琦善在军事上的表现“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失败的根源还是在于当时战斗力“远不及英国”。不过蒋廷黻也承认，虽然客观上琦善没有撤防，没有陷害忠良，但在他的主观看法上，对于战争是十分悲观的。

蒋廷黻对琦善的外交是基本给予肯定的，认为“他的外交有时人的通病，也有他的独到处”。一是尊重英国人；二是基于中英实力的悬殊而坚持以交涉的方式来结束冲突，堪称“中国第一任外交总长”；三是当谈判破裂后，签订了一个实际上令英国政府极为不满的《穿鼻草约》，与后来的《南京条约》相比，这是“琦善外交上的大胜利”。

[摘要]蒋廷黻的琦善研究以中外档案为依据，填补了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的空白，并且成为了这一研究领域的新标准。他对琦善的一些论断即便在今天的研究水平下也是不能被推翻的。时人对他做翻案文章的理解与他的真实意图存在着差距。他的目的在于为中国抵抗帝国主义侵略找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即运用外交手段求得和平，以现代化的方法来与帝国主义相抗衡。

[关键词]琦善；鸦片战争；反抗帝国主义；中国近代外交史

在鸦片战争史研究中，琦善的地位远逊于林则徐。头一次以琦善为主角并且还为他说了一些好话的，当推1931年蒋廷黻发表在《清华学报》上的《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了。对此当时既有人吹捧，也有人批评。1980年以来，这种褒贬不一的情形又再度出现。实则蒋廷黻后来还在一些文章中继续讨论过这个问题，下面就先总结一下他的基本观点。

一蒋廷黻关于琦善的基本观点

蒋廷黻主要从军事及外交两个方面人手研究琦善在鸦片战争中的言行及功过。军事上主要有三个问题：首先，琦善应负撤防的主要责任吗?其次，琦善到底有没有开门揖盗?最后，琦善有没有拒绝增兵、陷害忠良?他认为，琦善未主持交涉之前，道光帝即已制定并下达了撤防的命令，因此“道光二十年秋冬之间，撤防诚有其事，并且是沿海七省共有的，但撤防的责任不能归诸琦善，更不能归诸他一人”。其二，说琦善开门揖盗有失偏颇。谈判破裂以前，“琦善不但不愿散漫军心，且思‘激励士气’；不仅未撤防具，且派员前往虎门‘妥为密防’”。谈判渐趋破裂以后，琦善一方面仍不放弃谈判，一方面又不得不加强军备。在两种矛盾的策略下，广东的防务呈现出偏重于虎门以内的局面，并且一直秘密从事，结果于国内国外均不得谅解，终致开战。从大角、沙角之战与虎门之战的战况来看，中方“失败的理由不在撤防，因为炮台上的兵实在多，炮位亦甚多，而在兵士缺乏训练及炮的制造与安置不合法。失败之速则由于关天培忽略了下横档”。“中国的策略只图以台攻船，而二月六日英人实先以台攻台。”“战争的失败，琦善或须负一部分的责任，但是说他战前不预备，战中节节后退，不但与事实相反，且与人情相反。”总起来说，琦善在军事上的表现“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失败的根源还是在于当时战斗力“远不及英国”。不过蒋廷黻也承认，虽然客观上琦善没有撤防，没有陷害忠良，但在他的主观看法上，对于战争是十分悲观的。

蒋廷黻对琦善的外交是基本给予肯定的，认为“他的外交有时人的通病，也有他的独到处”。一是尊重英国人；二是基于中英实力的悬殊而坚持以交涉的方式来结束冲突，堪称“中国第一任外交总长”；三是当谈判破裂后，签订了一个实际上令英国政府极为不满的《穿鼻草约》，与后来的《南京条约》相比，这是“琦善外交上的大胜利”。

近年来，学术届在研究伪满时期音乐教育方面做了很大的工作，从学术研究角度出发，我们应该正视这段历史，重新看待这段历史给中国所造成的深重灾难，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音乐文化等方面，都造成了及其深远的影响，要从中吸取教训。

一、伪满洲国时期的历史与社会制度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在1931年9月至1945年8月建立了所谓的“满洲国”，当时，对中国进行了放肆的侵略和占领，并对中国人民在精神上进行摧残和控制。当时满洲国的首都建立在吉林省长春市，并被大肆地称为“：新京”，成为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在我国东北部实行殖民帝国主义的经济、文化、政治中心。在东北实行殖民统治，除了政治、经济、军事的控制与侵略，尤为重要的还有文化艺术的侵袭，在东北推行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教育，歪曲社会历史，控制中国人民的思想与行为，将文化教育牢牢地控制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者的掌中，并肆无忌惮地谎称为“官制文化”。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对我国东北地区的文化侵略历史应追溯到1932年，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首先建立了资政局弘法处，这是一个真正的思想统治机构，将历史与当时社会进行伪装，并谎称是新成立的独立的国家，对中国人民进行精神上的洗脑，从思想统治上来抵制中国人民的反抗，最终目的企图侵略中国东北。在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府建立了一个规模巨大的政治、思想、文化统治中心，称为：“弘报处”，其目的是为宣传文化教育政治统治，在我国对人民推行法西斯思想文化的控制。1937年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对新闻、出版、文艺等方面进行全新的控制，特别是伪弘报处发表的《艺文指导纲要》，内容主要包括音乐、美术、文学创作等多个领域，其中心实质就是进一步推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精神，破坏中国历史文化，对中国人民进行精神文化上的侵略。

二、伪满洲国时期的学校音乐教育体制

伪满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国人民并不是一味地顺从和软弱，一些爱国人士成立了各种反抗组织和队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决定要从思想上抵制中国的反抗势力，企图在文化精神上控制中国人民的思想，抹杀中华民族的传统思想和文化教育，于是，他们破坏了原来传统的教学体系，建立了“新学制”。也就预示着奴化教育在中国东北地区真正地推行起来了，其内容包括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府大肆推行“教育体制改革”，建立了《学制要纲》。在这个纲领中提到了德育教育的目标民族协和精神，实际上就是让中国学生相信和接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存在，并信奉日伪政府。除此之外，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伪满洲国还独立地列出了“师道教育”，类似于我们当代的师范学校教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要想大肆推行奴化教育，就必须训练一批顺从的老师，从根本上对中国人民进行思想的侵略。音乐教学内容体现了所谓的建国精神，大肆赞扬为日本侵略者的功绩。“新学制”成为了我国教育史上最长、最大的一个教育学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从根本上并不想让中国人民接受和掌握太多的先进的思想和文化，让中国人顺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统治，使中国人的思想变得麻痹、痴呆。同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还强迫推行日本语的学习与训练，称“国语课”为日语，在音乐课上，由音乐教师教唱日本歌曲，这些都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推行奴化教育的卑劣手段。

三、伪满洲国时期的学校音乐课程体系

一、恐怖主义的根源

有人说：“恐怖主义是因为无路可走、因为绝望而产生的反抗，是弱小民族、弱势群体的一种无奈的挣扎。”这话很有道理，比如鄙人，也是弱势群体中的人，也经常受到别人的欺诈和压迫，而且投诉无门。于是心中常想：捅了他！炸死他！这不就是恐怖主义吗？但是我的恐怖主义从来没有变成计划，更没有变成行动。因为我的力量实在是太弱小了，我到哪里搞炸弹？我会使用炸弹吗？我捅刀子的技术能过关吗？我有钱雇佣杀手吗？杀人后我有藏身的地方吗？我有足够的钱买机票从而逃到国外某个无赖国家去吗？

所以，弱小到我这种程度的人是不能成为恐怖主义者的。所以，恐怖主义者似乎并不弱小，至少不像我一样弱小。

有人可能要说：“你刘大生还不是最弱的弱势者，而且只是一个个体而不是弱势群体，否则，你可能会成为恐怖主义者的。”这话倒也有道理，然而现实却不是这样的。比如中国的农民，从来就是世界上最弱最弱的弱势群体，可是他们什么时候搞过恐怖主义（中农民可能也参加过某些红色恐怖行为，但那是上面号召的）。今天的农民，实在没有办法了，至多会砸几辆贪官的小汽车，才不会逮住谁就杀谁呢！

诚然，1977年，北京有一位司机，把自己驾驶的卡车对着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群猛冲猛撞。这似乎也是一种弱势者的绝望反抗。但是，那位司机也不最弱势的人，她已经有车可开，有班可上，有工资可拿，而那个时代的我，当一个手扶拖拉机的驾驶员已经是最高梦想了。还有几个亿的中国人，那时候连卡车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呢！你能说，天安门广场上制造恐怖的那位女司机是最弱势的人吗？

巴勒斯坦人中也有过一些恐怖主义，他们对以色列也搞过一些恐怖活动。但是，你能说他们是最弱势的人群吗？你能说他们是走投无路的人吗？不能吧？以色列对他们的确有所不公，有时甚至很不公，但是他们在以色列工厂里获得的工资恐怕远远高于某些大国的工人老大哥。更重要的是，他们有和平请愿的权利，他们又有游行示威的权利，他们甚至还有罢工的权利，他们在行使这些权利的时候，如果不扔石头，以色列警察是不会开枪的。这样的人群不知比某些“强大的工人阶级”要强多少倍！

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内容的教学，使学生了解和掌握：义和团的成员、组织形式和活动地区。平原大捷。“扶清灭洋”的斗争口号。义和团势力在京津地区的发展。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的斗争。中外反动势力对义和团运动的镇压。《辛丑条约》的签订及其对中国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

通过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的教学，使学生认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因此口号的核心是“灭洋”，是义和团反帝爱国性质的具体表现。“扶清’说明义和团对清政府的反动本质认识不清，反映了农民阶级的阶级局限性。培养学生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通过学习、分析《辛丑条约》的主要内容及其对中国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以培养学生综合、分析能力。

通过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教学，让学生认识到义和团运动是波澜壮阔的农民反帝爱国运动。它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表现出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中国人民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是使中国免于沦为完全殖民地的主要原因。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教学建议

地位分析

摘要：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列宁和平共处思想在矛盾与冲突中应运而生。列宁和平共处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与列宁和平共处思想产生的现实基础为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提供特定的历史条件，不单纯是为社会主义国家创造机遇，同时也为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注入生机。

关键词：列宁和平共处思想;时代背景;现实基础

任何一种思想理论的形成都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语境，列宁和平共处思想的形成有其时代背景。19世纪末，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开始日益尖锐，无产阶级追求独立、解放的社会主义革命方兴未艾。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着风诡云谲的国内外形势鱼龙混杂的国内环境，让苏俄发展举步维艰，特别是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急切需要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急切需要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列宁和平共处思想在矛盾与冲突中应运而生。

一、列宁和平共处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步入了帝国主义国家。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使得不同发展程度国家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世界范围内的追求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运动空前高涨。加之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响给社会主义革命带来了胜利的曙光，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随之诞生。

（一）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各种矛盾错综交织。第二次工业革命，大大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生产资料高度集中到少数垄断资本家手里，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便全面走向反动，对内压榨无产阶级，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对外则大肆侵略亚、非、拉、美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1.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矛盾日益显著。资本家为了更多地追求剩余价值，满足自身的经济利润，想尽一切办法对工人阶级的搜刮和剥削。通过各种手段压迫无产阶级，并对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进行镇压。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强势打压使得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工人运动追求平等、自由、民主的运动不断高涨。资本主义列强在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拓宽海外市场，使其成为原料产地和产品输出地，便出现殖民主义世界体系的萌芽。帝国主义利用各种手段进行掠夺式的资本输入、原料侵占、政治打压、军事控制使这些国家逐步丧失主权，不同程度地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英、美、法、德等资本主义国家更肆无忌惮，与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封建势力相互勾结，残酷地剥削劳苦人民的财富，被奴役、被压迫的民众，民不聊生、苦不堪言，对帝国主义国家怨声载道，加剧了民族仇视心理，激化了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间的矛盾。2.不同发展程度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资本家要想攫取高额的经济利润，就必须在世界范围内开拓更大的市场、原料和商品的供应输出产地。然而帝国主义国家对世界市场的瓜分和掠夺，是依据他们的综合实力而定的。正如列宁所说：“资本家分割世界，并不是他们心肠特别毒辣……而且他们分割世界，是按资本、按实力来割的，在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制度下，也只有按这种标准来分割。”［1］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过渡，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保障本国垄断资本家的垄断利润，在全世界范围内推行侵略和扩张政策，瓜分世界领土，掠夺殖民地。英国、俄国、法国等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凭借着雄厚的实力瓜分世界上的绝大多数的土地，使得经济快速发展。一些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如德国、日本、美国掠夺殖民地相对较少，这种分配上的不均匀必然会激发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随着后起帝国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某些领域在一定程度上超过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它们要求重新瓜分殖民地和重新分配世界市场，必然会遭到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强烈反对，加剧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当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就必然导致帝国主义战争。

把握时代的基本特征，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理论的核心问题。如果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那么，没有对帝国主义时代基本特征的正确认识，就没有十月革命的胜利，也不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后来是这样总结的：“列宁曾经说过。革命首先从帝国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突破。十月革命时的俄国是这样的薄弱环节，十月革命后的中国也是这样的薄弱环节。俄国和中国的共同点是：都有相当数量的无产阶级，都有大量的农民群众，都是大国。”那里成了“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其中，“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斗争，列宁看成一件大事，斯大林也看成一件大事，说这是革命的间接后备军。中国革命也吃这一碗饭。”“十月革命的胜利能够巩固下来，一条重要的原因，就是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多。当时有十四个国家出兵干涉，但是每个国家派的兵都不多。”“印度没有突破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取得革命胜利，主要是因为印度共产党起先站在尼赫鲁的对面，不积极参加他们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去夺取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在印度独立以后，他们却跟在尼赫鲁的后面走，没有坚持自己的独立性。印度和中国还有一个区别，印度是英国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印度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是由英国资产阶级训练出来的。而中国，则是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半殖民地，这些帝国主义造成了中国长期不统一的、分割的局面。”（《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下），第839-842页）在这里谈的，便是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发生与成功的历史条件，这些历史条件构成了这一时代的基本特征，后者的揭示是与列宁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在井冈山回答“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时，依据和运用的正是列宁揭示的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他进一步揭示了这一规律在中国的具体表现。

列宁说：“历史条件还没有成熟的事情，是不能够加速的。”（《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1916年1月），《列宁全集》第22卷，第101页）所谓把握时代的基本特征，就是要对世界政治、经济的总和，世界的具体情况，即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进行具体的阶级分析。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不只是一个，要找到若干基本矛盾，发现组成每一对基本矛盾的对立双方的相互联系，以及这些基本矛盾之间的错综关系。所谓构成时代特征的历史条件，既包括每对世界矛盾中的双方构成统一体的条件，以及若干对世界基本矛盾组成世界体系的条件，或统称“历史条件1”；也包括每对基本矛盾的双方在统一体中地位相互转换的条件，以及若干对基本矛盾在世界体系中地位相互转化的条件，或统称“历史条件2”。应该说，历史条件1已经潜在地隐含着历史条件2，而这里说的历史条件2则是已经或正在成为现实的历史条件。矛盾的斗争贯穿于大系统运动的全过程，但因为历史条件1的存在以及历史条件2的潜在，而在总体上处于量变阶段；又因为历史条件2的出现而在总体上处于质变阶段。从历史条件1向历史条件2的过渡，是矛盾斗争中积累的量变到部分质变的结果。只有大系统矛盾运动的质变阶段，才能创造从一个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时代的客观条件。

对时代特征的认识，主要涉及它“是什么”的问题；由此引出的革命战略与策略的制订和实行，主要涉及“怎么办”即主观能动性的问题。

列宁认为：“这里谈的是历史上的大时代，无论过去或将来，每个时代都有个别的、局部的、时而前进时而后退的运动，都有脱离一般运动和运动的一般速度的各种倾向。我们无法知道，这个时代的某些历史运动的发展会有多么快，有多么顺利。但是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只有在这种基础上，即首先估计到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历史上的个别情节），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认清了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我们才能以此为根据来估计这国或那国的更详细的特点。”（《打着别人的旗帜》（1915年2月以后）。《列宁全集》第21卷第123-124页）“现在的帝国主义战争是两大强国集团的帝国主义政治的继续，而这种政治是由帝国主义时代各种关系的总和所产生和培植的。但是这个时代又必然要产生和培植反对民族压迫的政治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因此也就可能并且必然会有：第一、革命的民族起义和战争；第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和起义；第三、这两种革命战争的汇合等等。”（《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列宁选集》第2卷第874页）

对于列宁主义来说，事情本来是一清二楚的。所谓时代的主题，就是由这一时代的诸个世界基本矛盾的相互作用而集中表现出来的主要矛盾。时代的主题解决了，时代的性质也就改变了。说到矛盾，它必然是统一体中两个对立面不平衡的矛盾运动。对于帝国主义时代来说，东方被压迫民族从西方压迫民族的世界统治下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无产阶级从资产阶级统治下争取阶级解放的斗争，就是这个时代的主题。在帝国主义时代，世界矛盾的焦点进一步由西向东转移，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问题，成为时代主题的中心内容。其中，东方被压迫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又是东方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历史条件。于是，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成为帝国主义时代列宁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的最重要的战略方针。

就中心内容而言，西方的民族压迫和东方的民族解放，构成了帝国主义时代的主题。就这一中心内容矛盾斗争的形式而言，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条件下，会以和平的或非和平的方式交替展开。斗争方式的这种交替变化，并非就是时代主题中心内容的根本转变。

2005年9月3日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日，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斗争，铭记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做出的重要的历史贡献和巨大牺牲，以史为鉴，弘扬爱国主义，发扬抗战精神，走和平强国之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

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和巨大牺牲

我国的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抗日战争牵制了日军的大部分主力。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队共进行大规模和较大规模的会战22次，重要战役200余次，大小战斗近20万次，总计歼灭日军150余万人、伪军118万人。战争结束时，接收投降日军128万余人，接收投降伪军146万余人。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共3500多万人，中国损失财产及战争消耗达5600余亿美元。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和巨大牺牲。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新中国奠定了重要基础，也对世界各国人民争取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

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全面抗战

1989年,柏林墙倒塌了,在接下来的短短两年内，整个苏联东欧国家纷纷改旋易张，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以西方的胜利而宣告结束。

早在冷战结束以前的十年，中国就开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际上奉行和平与发展的外交路线的改革开放。

人类是在全球化的大浪潮中甚至欢呼声中进入21世纪的。

乐观的人们以为，全球化以为着原有的国家界限的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全球村”和人类共同体，其既包括经济-贸易上的WTO，也包括更大范围上的世界政治秩序，在这种秩序下，人们将越来越能够共享一套基本的信念、价值、经济-贸易发展带来的好处、通讯-交通带来的便利。总之，是自由民主的胜利，因此也是“历史的终结”。（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

悲观的人则认为，随着东西两大阵营的冷战以一方胜利而结束，代之而起的，将必定是文明之间的冲突，特别是西方基督教文明圈与依斯兰文明圈、儒家文明圈之间的冲突。如果不是文明冲突，还能是什么呢？（SAMULHUNGTINGTON《文明的冲突》）

在中国国内，主导的观念也是和平。在这种观念引导下，不但学术上在反驳文明冲突的可能性中，主要的反驳基本上是建立在一个“和”字上，例如说儒家文明如何注重“和为贵”，历史上中华文明如何善于吸纳、兼容各种外来文化，等等；而且，在具体的经济-政治布局上，基本上不再考虑毛时代的所谓“备战”，大量的“军转民”（军工生产转为民用生产），国际上也奉行大国外交，一再主动与美国等西方强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参见伏波：）

摘要:我国民族概念的形成,是根据本国实际情况,融入对民族发展方向的期望后,甄别吸收国外民族理论得以界定的动态过程。本文试图从分析对我国民族概念形成起到重要作用的三个理论方向入手,理解诸多时代背景因素在我国民概念形成中的作用。

关键词:民族概念;国外民族理论;时代背景

一、近代国家民族学说影响下的民族概念

这一时期以鸦片战争之后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为界限。这一时期,我国民族定义的现实背景是西方列强的入侵激起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时代渴望是救亡图存。

(一)民族国家学说的特点

民族国家理论是从地域、文化、人民和政府之间具有客观一致性的假设出发进行研究民族概念的学说,它在关于建国和征募忠实臣民的政治演说中获得极大发展的。在政治演说中,政治领袖们用民族国家学说把他们的追随者团结在同一面旗帜或其他国家象征的词汇下,进行政党活动。在这个学说下,民族概念是在政治和教育中被用来把普通人局部的、宗教的或基于亲族关系的忠诚转变为对国家的爱和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