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范文10篇

在看了温教授的“不去夺农民的地农民就不会反抗”这个观点之后，我有了一些新的看法。

温教授认为我国在农民的土地制度的“小农平均占用土地这种基本制度”的作用根本就不在农业上，而在维持社会基本安定，这是它最大的制度效益。认为有了这个制度可以把大部分的农民控制在农村，控制在一个稳定的区域，这样可以大大地降低犯罪率，从而稳定社会秩序。

也许这个说法在以前还行得通，可以现在还可以吗？在世界向前发展的进程中，农业生产力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前的农业生产力可以说是较前些年有了很大的提高。也就是说在现在的中国农村，在生产力提高的条件下，农业生产实际需要劳动力明显降低。这样，大量的劳动力涌向城市，中国的流动人口大大增加，同样，社会治安的压力会很大，温教授所说的维系这个社会安定的成本也是相当高的。

在我的这个观点基础上，我认为温教授的“不去夺农民的土地农民就不会反抗”的观点欠妥。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这样就可以看出“不去夺农民的土地农民也可以会反抗”。这就要国家下大力度继续推进当前的新农村建设，把农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摘要]蒋廷黻的琦善研究以中外档案为依据，填补了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的空白，并且成为了这一研究领域的新标准。他对琦善的一些论断即便在今天的研究水平下也是不能被推翻的。时人对他做翻案文章的理解与他的真实意图存在着差距。他的目的在于为中国抵抗帝国主义侵略找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即运用外交手段求得和平，以现代化的方法来与帝国主义相抗衡。

[关键词]琦善；鸦片战争；反抗帝国主义；中国近代外交史

在鸦片战争史研究中，琦善的地位远逊于林则徐。头一次以琦善为主角并且还为他说了一些好话的，当推1931年蒋廷黻发表在《清华学报》上的《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了。对此当时既有人吹捧，也有人批评。1980年以来，这种褒贬不一的情形又再度出现。实则蒋廷黻后来还在一些文章中继续讨论过这个问题，下面就先总结一下他的基本观点。

一蒋廷黻关于琦善的基本观点

蒋廷黻主要从军事及外交两个方面人手研究琦善在鸦片战争中的言行及功过。军事上主要有三个问题：首先，琦善应负撤防的主要责任吗?其次，琦善到底有没有开门揖盗?最后，琦善有没有拒绝增兵、陷害忠良?他认为，琦善未主持交涉之前，道光帝即已制定并下达了撤防的命令，因此“道光二十年秋冬之间，撤防诚有其事，并且是沿海七省共有的，但撤防的责任不能归诸琦善，更不能归诸他一人”。其二，说琦善开门揖盗有失偏颇。谈判破裂以前，“琦善不但不愿散漫军心，且思‘激励士气’；不仅未撤防具，且派员前往虎门‘妥为密防’”。谈判渐趋破裂以后，琦善一方面仍不放弃谈判，一方面又不得不加强军备。在两种矛盾的策略下，广东的防务呈现出偏重于虎门以内的局面，并且一直秘密从事，结果于国内国外均不得谅解，终致开战。从大角、沙角之战与虎门之战的战况来看，中方“失败的理由不在撤防，因为炮台上的兵实在多，炮位亦甚多，而在兵士缺乏训练及炮的制造与安置不合法。失败之速则由于关天培忽略了下横档”。“中国的策略只图以台攻船，而二月六日英人实先以台攻台。”“战争的失败，琦善或须负一部分的责任，但是说他战前不预备，战中节节后退，不但与事实相反，且与人情相反。”总起来说，琦善在军事上的表现“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失败的根源还是在于当时战斗力“远不及英国”。不过蒋廷黻也承认，虽然客观上琦善没有撤防，没有陷害忠良，但在他的主观看法上，对于战争是十分悲观的。

蒋廷黻对琦善的外交是基本给予肯定的，认为“他的外交有时人的通病，也有他的独到处”。一是尊重英国人；二是基于中英实力的悬殊而坚持以交涉的方式来结束冲突，堪称“中国第一任外交总长”；三是当谈判破裂后，签订了一个实际上令英国政府极为不满的《穿鼻草约》，与后来的《南京条约》相比，这是“琦善外交上的大胜利”。

摘要：鲁迅先生的小说中，很多作品都反映了旧中国的妇女形象及其解放问题，塑造了一些十分典型的妇女形象，她们从顺从一步一步艰难地走向反抗，并且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她们的牺牲是值得的，正如单四嫂、祥林嫂、子君和爱姑等等形象一样。本文主要是通过对这几个典型形象的逐步反抗斗争及其思想义的深入分析，揭示束缚妇女进步反抗的深层原因，进一步探讨鲁迅先生对妇女的关注及对她们的解放问题的深邃思考。

关键词：鲁迅小说妇女反抗形象探索

一

“五四”运动掀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专制，提倡民主”上午呼声越来越高。这时期出现了大量反封建礼教，追求妇女解放的文学作品。鲁迅是较早关注妇女解放问题的伟大作家之一。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为我们留下了一个个鲜明生动的妇女形象，通过这些我们看到了鲁迅先生对妇女，特别是对旧中国劳动妇女命运的深切关注。她们中的典型形象是：《明天》中的单四嫂，《祝福》中的祥林嫂，《伤逝》中的子君和《离婚》中的爱姑，而且基本都是妇女反抗的悲剧形象典型。本文试通过对这几个典型形象的分析，探讨鲁迅对妇女的关注及对她们解放问题的不断探索。

二

（一）逃避的反抗

[摘要]蒋廷黻的琦善研究以中外档案为依据，填补了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的空白，并且成为了这一研究领域的新标准。他对琦善的一些论断即便在今天的研究水平下也是不能被推翻的。时人对他做翻案文章的理解与他的真实意图存在着差距。他的目的在于为中国抵抗帝国主义侵略找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即运用外交手段求得和平，以现代化的方法来与帝国主义相抗衡。

[关键词]琦善；鸦片战争；反抗帝国主义；中国近代外交史

在鸦片战争史研究中，琦善的地位远逊于林则徐。头一次以琦善为主角并且还为他说了一些好话的，当推1931年蒋廷黻发表在《清华学报》上的《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了。对此当时既有人吹捧，也有人批评。1980年以来，这种褒贬不一的情形又再度出现。实则蒋廷黻后来还在一些文章中继续讨论过这个问题，下面就先总结一下他的基本观点。

一蒋廷黻关于琦善的基本观点

蒋廷黻主要从军事及外交两个方面人手研究琦善在鸦片战争中的言行及功过。军事上主要有三个问题：首先，琦善应负撤防的主要责任吗?其次，琦善到底有没有开门揖盗?最后，琦善有没有拒绝增兵、陷害忠良?他认为，琦善未主持交涉之前，道光帝即已制定并下达了撤防的命令，因此“道光二十年秋冬之间，撤防诚有其事，并且是沿海七省共有的，但撤防的责任不能归诸琦善，更不能归诸他一人”。其二，说琦善开门揖盗有失偏颇。谈判破裂以前，“琦善不但不愿散漫军心，且思‘激励士气’；不仅未撤防具，且派员前往虎门‘妥为密防’”。谈判渐趋破裂以后，琦善一方面仍不放弃谈判，一方面又不得不加强军备。在两种矛盾的策略下，广东的防务呈现出偏重于虎门以内的局面，并且一直秘密从事，结果于国内国外均不得谅解，终致开战。从大角、沙角之战与虎门之战的战况来看，中方“失败的理由不在撤防，因为炮台上的兵实在多，炮位亦甚多，而在兵士缺乏训练及炮的制造与安置不合法。失败之速则由于关天培忽略了下横档”。“中国的策略只图以台攻船，而二月六日英人实先以台攻台。”“战争的失败，琦善或须负一部分的责任，但是说他战前不预备，战中节节后退，不但与事实相反，且与人情相反。”总起来说，琦善在军事上的表现“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失败的根源还是在于当时战斗力“远不及英国”。不过蒋廷黻也承认，虽然客观上琦善没有撤防，没有陷害忠良，但在他的主观看法上，对于战争是十分悲观的。

蒋廷黻对琦善的外交是基本给予肯定的，认为“他的外交有时人的通病，也有他的独到处”。一是尊重英国人；二是基于中英实力的悬殊而坚持以交涉的方式来结束冲突，堪称“中国第一任外交总长”；三是当谈判破裂后，签订了一个实际上令英国政府极为不满的《穿鼻草约》，与后来的《南京条约》相比，这是“琦善外交上的大胜利”。

内容摘要：“政冷经热”是中日两国关系典型的写照。自中日建交以来，两国间的经济往来日益密切，而两国间忽冷忽热的政治关系不断影响两国的经济往来。尤其是近年来日本首相频繁参拜靖国神社，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加上东海油气开发冲突，对钓鱼岛的主权之争，国人对日本的行为甚感愤怒，“抵制日货”不断被人提起，并在有些地区付诸实施。

本文从中日贸易现状入手，探询两国间经济的依存关系，在此基础上分析抵制日货对中日两国经济的影响,权衡抵制日货的利弊，最后得出抵制日货不可行的结论，并号召高呼“抵制日货”的人们清醒的认识抵制日货的实质，从而用理性的行动表达自己的爱国热忱。

关键词：抵制日货；爱国；中日贸易；可行性

一、中日经贸发展历程及现状

1.发展历程

民间外贸推动了中日建交，1972年中日实现外交正常化。30多年来，双边贸易额增长了160多倍。以2000—2005年为例，2000年两国贸易首次达到831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5.7%，2002年贸易额突破了1000亿美元，达1019亿美元，2003年达1335.7亿美元，2004年达1678.9亿美元，2005年达1844.4亿美元。

摘要：为应对美国可能的反倾销指控，中国菱镁企业通过行业协会协调出口最低价格。美国相关企业在美国法院起诉中国企业价格串通违反美国反托拉斯法。中国企业抗辩美国反托拉斯法的域外适用和美国法院的管辖权。本文分析了中国企业可抗辫美国反托拉斯法管辖的理由，着重分析了“国家强制主义”理论以及中国企业在应对美国反倾销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可能的反托拉斯法的问题。

关键词：反托拉斯法；域外管辖；菱镁；价格串通

2010年4月1日，美国新泽西联邦地方法院判定，中国菱镁企业的维持出口最低价的价格联盟行为，是受行使中国政府职能的行业协会的法规强制而为，因此，根据“国家强制主义”理论，美国法院不应将美国反托拉斯法域外适用到中国企业，美国法院没有管辖权。本案对中国企业今后应对可能的反托拉斯法指控有重要的判例意义论文下载。

一、基本案情

2000年4月9日，部分中国菱镁(magnesite)。公司成立“济源菱镁矿集团”和“华夏菱镁矿集团”。

2001年2月19日，济源和华夏菱镁矿集团正式合并为“中国菱镁矿出口协会”，由23家出口企业组成。

是一代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独特的个性特征，使他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卓尔不群，不仅开辟了一条举世无双的中国革命之路，并开创了古老中国的伟大新时代，创造了不同凡响的人生业绩。研究成功的个性因素，有助于我们在世纪之交回顾过去，展望将来，为培养跨世纪的新型管理人才开启一些思路，找到一些启发。

一、个性中的突出特征

出身农家，但他从小便显示出与一般农家孩子不同的个性特征。正是这些特别之处，使走出一条独特的人生之路。笔者认为，个性中的突出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不甘束缚，勇于反抗。从小便显示出强烈的反抗意识。他不喜欢束缚，讨厌各种陈规陋习。当他8岁进入私塾读书时，学堂里学习的全是四书五经之类经典，而教师只叫学生死记硬背，不予讲解。对此十分厌倦。于是他把自己喜爱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历史小说压在经书下面偷偷阅读。毫无疑问，这些小说中反抗不公平的社会现实的种种例子，深深地影响了。

当年纪稍长时，开始反抗父亲的权威。对于父亲不合理的责骂、惩罚，要么“引用经书里的话来作自己有力的论据”（注：《西行漫记》，123页，香港，南粤出版社。），予以反驳，要么联合母亲和弟弟，在家里组织“反对党”反对他父亲这个“执政党”。有时，甚至当众反抗父亲的压制。以至于在他十三岁那年，当他父亲当着许多客人的面指责他懒而无用时，毫不客气地回敬了他的父亲并离家而去。最后，他的父亲不得不与他妥协。这件事又给了一个启发，“从此我知道了，当我用公开的反抗来保卫自己的权利时，我父亲就变的宽和，但是如果我保持着温顺服从的态度，他只是骂我打我更甚”（注：《西行漫记》，124页，香港，南粤出版社。）。生活使明白：对于不合理的规矩教条，就是应当勇敢反抗，哪怕是像父亲这样的权威只要他的言行是不合理的，就可以公开抵制。只有勇敢地反抗才可能为自己赢得权利。

当渐渐成长成熟时，他意识到，教师的权威也罢，父亲的权威也罢，其实都是中国封建社会伦理文化与制度的具体体现。要改变不合理的现实，就必须改变整个旧的社会制度。自然，成了一个公开反抗旧制度的勇士。

“摩罗诗派”，19世纪初期盛行于西欧和东欧的浪漫派，是以拜伦和雪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浪漫主义诗派，其强调个人感情的自由抒发，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大力提倡想象，追求强烈的艺术效果。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阅读了大量英国摩罗诗人的诗歌作品，其作品中所反映出的勇于反抗时俗、坚韧的战斗精神、思想进取、争取自由、追求解放的摩罗精神对青年鲁迅此后决绝地投身新文化运动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在鲁迅的具体创作当中也不乏有受到摩罗精神影响的痕迹，本文旨在以英国摩罗诗派代表诗人拜伦、雪莱为例，对鲁迅创作思想，作品艺术及个性培养方面所受的摩罗精神的影响进行初步的探究。

一、鲁迅作品思想的摩罗精神

为了改造中国国民劣根性，鲁迅努力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阅读了大量西方文艺作品，对积极的浪漫主义文学十分推崇，鲁迅热情地赞扬“不为顺世和乐之音”、“争天抗俗”、“不克厥敌、战则不死”的摩罗派诗人。鲁迅的作品思想也明显受到了英国浪漫主义摩罗精神的影响。

（一）浪漫主义情结。

鲁迅作品思想中充斥着英国摩罗诗派的浪漫主义幻想，随处可见作品中浪漫主义思想的的渗入，第一篇纲领性论文《摩罗诗力说》中，极其全面阐述了当时欧洲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雪莱、裴多菲、莱蒙托夫、普希金等人的思想与主张。他对浪漫主义文学的高度赞扬与热情提倡始终贯穿于这篇著名的论文当中。积极的浪漫主义文学最重要的特征即是对于理想信念的执着与追求，以个人为单位号召全体人民奋起抗敌推翻暴力反动的封建统治。拜伦曾经高唱“只有革命，才能使大地免于受到地狱的奸淫”。[1]这正迎合了青年鲁迅主张反抗的革命意识。19世纪初期浪漫主义文学的两位具有代表性的摩罗诗人拜伦、雪莱对鲁迅影响巨大，在日后鲁迅的创作中留下鲜明的痕迹。拜伦在他的诗作《东方叙事诗》中塑造了一系列敢于反叛、积极进取的英雄人物，被称为“拜伦式的英雄”，“他们以挑战示威的态度，以异样的勇敢和热情，以不屈不挠的意志和毫不妥协的精神，或报复或反抗社会的专制和压迫。”[2]这与鲁迅此后塑造的一系列丰满的个人与社会严重对立的英雄形象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如其作品《过客》、《这样的战士》、《秋夜》以及《奔月》等作品都曾出现过这样的战士，他们是孤寂的“精神界之战士”、“任个人而排众数”，[3]积极地反抗黑暗腐朽的封建社会。陈鸣树也曾指出，1903年鲁迅所作的浪漫主义传奇《斯巴达之魂》，无论是从从叙述内容还是艺术构思，都无疑受到了拜伦的影响。雪莱的诗格调清新、意境优美，独具一种启蒙色彩，《西风颂》以豪迈奔放的激情赞美狂暴有力的西风，歌颂西风以摧古拉朽之力倾尽冬日颤冷的寒意，催促万紫千红的春天的到来。“就把我的话语/像灰烬与火星/还未熄灭的炉火向人间播撒！让预言的喇叭通过我的嘴唇/把昏睡的大地唤醒吧！如果冬天已经来了/西风啊/春天还会远吗？”[4]诗歌采取象征性的修辞手法，寓意深远。在鲁迅寓意颇丰、迂回曲折的抒情长诗《秋夜》中，不难找到雪莱《西风颂》的影子，整首诗的物象在象征的大背景下折射出作者当时心理活动。

(二)绝望中的反抗。

关键词：鲁迅小说孤独意识人格塑造

摘要：鲁迅的个性气质是内向抑郁型的，其中充满着强烈的孤独意识。在他的小说创作之中，这种孤独意识无处不在。正是这种孤独意识，鲁迅完成了自身作为思想家和文化伟人的人格塑造。

鲁迅始终是那样独特地闪烁着光辉，至今仍然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原因在哪里呢？除了他对旧中国和传统文化的鞭挞偏执和入木三分外，值得注意的是，鲁迅一贯具有的孤独意识所展示的现代内涵和人生意义是不能忽视的。鲁迅正是在“黑暗”与“虚无”、“孤独”与“悲凉”、“希望”与“绝望”的纠葛中走向孤独，完成了自身作为思想家和文化伟人的人格塑造。

一

鲁迅创作的年代正是旧中国最黑暗的年代。政府的昏庸，社会的黑暗，国民的愚昧，使鲁迅深感孤独、无望。他在给许广平的一封信中说道：“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偏激的声音。……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1}在鲁迅看来，真正真实的只有“绝望的抗战”。从“黑暗与虚无”的实有状态到“绝望的抗战”再到“终于不能证实”，这一过程蕴含的正是“反抗绝望”“反抗孤独”的人生哲学，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鲁迅研究的一个重大成果，表明了鲁迅面对现实人生的态度。

鲁迅心灵的“黑暗”可追溯到他的少年时代。那时祖父下狱，家道中衰；寄居舅家，遭人白眼；父亲重病，来往于当铺与药店之间，这一切使鲁迅从小就深味人生的苦痛。“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2}，所有这些都形成了少年鲁迅的心灵的某种思维定势，造成了周作人所说的“一种只有苦痛与黑暗的人生观”。坎坷的遭遇使鲁迅从小便用带有阴郁、怀疑、憎恶的眼神看待眼前这个世界，并形成了一种明显的内向、孤僻又略带偏执的性格。

【摘要】《白鹿原》描写了白、鹿两家三代人的人生历程，既体现了原上人们的生存追求和文化精神，又向人们暗示了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小说通过对不同人物的命运的关注再现了白鹿原上人们的生活形态和民族心路历程，以及发生在白鹿原上的事情对民族生存走向的影响。

【关键词】人物形象生存方式儒家伦理

一、白嘉轩和朱先生的人物形象。

《白鹿原》中的第一人物白嘉轩是白鹿村里的族长，姓名本身就象征着这位族长威严的地位和美好的品格，隐含着源远流长的必然的“活的历史连扣”。“白”色在中华民族远古的民俗里，是作为纯洁、吉祥的象征而得到崇拜的，“白”在汉字里含有洁净、彰明、清楚、真率之意。嘉轩二字同义重复，强调形象的品正德厚。为了恪守传统道德伦理，支撑白鹿原上的一切固有秩序，维护他的威仪，为此，他以身作则，与长工鹿三有着“亲兄弟”般的关系；他不计前嫌，尽力搭救狱中的黑娃、鹿子霖；他可以大义灭亲，与“不孝”的长子白孝文断绝关系；他可以不辞艰苦，去自残式地拜神求雨。总之，他的一切都是在完美的基础上再进一步。他不仅仅只是一个原上的族长，而是升华为古老民族中享有民族图腾和祖先崇拜地位的“族长形象”。这就是白嘉轩仁义性格的民俗来源。

朱先生，白嘉轩的二姐夫，读书人。他是小说里一个极大的闪光点，一个预言家，一位真正的哲人，是带有点“仙骨”的人物形象，是个可爱的人，他的智力可以使那个清朝巡抚的几十万兵勇退却，可以禁绝原上的鸦片种植，他博古通今，竟能预测几十年后的红卫兵掘了他的坟墓。这么一个智者、圣贤，他的一举一动很令我们想到那个民间的“阿凡提”，也可以想到诸葛亮。总之是我们在中国传统神话故事中经常见到的人物，一方面有着智慧的基因，一方面又有着仁义道德的光环，因为他本身是白鹿的化身，是这个原上美和善的象征。

二、白嘉轩和朱先生的生存方式：坚持以儒家伦理为精神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