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式改革范文10篇

十七大一以贯之地坚持新时期以来的正确方向和道路，全面规划部署了历史新起点上的中国发展大局，目标、任务、要求都提得十分明确，深得党心民心。接下来，关键是落实。而所谓落实，关键又是在体制上、政策上、措施上落实。

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个重大任务来说，尤其是这样。

十七大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个长期以来的要求修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是引人注目的。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告诉我们，增长不等于发展，在发展中国家争取现代化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现象。增长与发展的主要区别在于，增长一般是数量、规模上的扩张，而发展则突出表现为在增长中不断实现的结构变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强调从主要依靠增加投入的粗放方式转向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劳动者素质提升和企业家创新活动的集约方式，这便是着眼于发展的，因为由此将带来成本结构、生产结构的变化，这些变化与同样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收入结构、消费结构的变化相互作用，便带来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促成整个经济结构的变革。这个过程，就是经济作为一个有机体而成长、发展的过程。

从转变增长方式到转变发展方式，包含这样的内容，但不止于这个意义。它立足于基本国情和发展新阶段的特征，并着眼于经济全球化趋势，来谋划又好又快的发展，是以更高的立意和更开阔的视野，更加突出地强调从方式上解决增长与发展乃至全面发展相统一的问题。如上所述，发展的概念是关于结构变革的概念，而所谓全面，也正是就整体的结构状况而言的。这样来看，转变发展方式所要解决的问题，在需求结构上，要通过扩大内需来调整出口、投资与消费需求的结构，这个问题的实质在于收入结构（居民、企业、政府的收入份额）的调整，其中一个重点是财税收支结构的调整；在成本结构上，通过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的转变，通过外部成本的内部化，降低资源、环境、生态方面的代价；在产业结构上，以比较优势与技术进步为基础，实现三次产业的结构合理化，推进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改造传统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在地区经济结构上，也要以比较优势为基础，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既要注重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更要着眼于国家整体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来达成区域经济的合理布局；在城乡结构上，遵循工业化发展规律，与城市化进程相适应地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按照有利于在规模经济意义上充分发挥城市功能的要求推进城市化或城镇化。

强调转变发展方式，更深刻地提出了转变增长方式的意义和重要性。提出转变增长方式的任务已经许多年，为什么一直没有根本解决问题呢？这与政府主导经济增长或发展的方式有最主要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主导发展，厥功甚伟，功不可没。在以制造业为主进行大规模生产的工业化阶段，特别是在体制转轨的初始阶段，政府主导即主要由政府配置资源还是一个自然的选择，也很有效（这与计划经济体制在其初期有速效于某些部门的增长有点类似）。但在工业化和体制转轨的这两个阶段特征发生变化以后，随着技术进步特别是信息产业革命带来的深刻影响，随着市场关系在深度和广度上的不断发展，随着创新（不只是技术创新，而是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越来越成为决定整体经济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主要由政府配置资源的行政主导方式，由于其自身固有的特点和局限性，便越来越不能适应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如果以缺乏创新而主要拼资源消耗的粗放增长作为旧增长方式的典型特征，那么，这种增长方式是天然地与行政主导方式联系在一起的，这不依人们的认识、觉悟为转移。行政主导方式一天不转变，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改革目标一天不实现，这种旧的增长方式就一天不能根本转变。

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实质是改革政府主导经济增长方式亦即转变政府职能的问题。若干年来，以转变政府职能为目标的政府改革一直在艰难推进，市场经济体制因此也在深化，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基本的解释。但任重道远，改革尚未成功，且受到一些部门、地方、行业垄断的特殊利益和在市场经济、政府与市场关系等问题上不时泛起的旧意识形态观念交织在一起而形成的阻碍和干扰，这又对中国发展在其新阶段上凸显出来的诸多问题和矛盾提供了基本的解释。现在，十七大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个更进一步的提法来强调解决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和矛盾的重要性、紧迫性，深切体认这一点，就要更加明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在政府改革。说它是根本也好，核心也好，关键也好，无论用哪个词都一样，都是为了说明政府改革对转变发展方式的决定意义。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发展，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转变发展方式就是这个第一要务之急务，第一要义之大义。抓这个要务中的急务，要义中的大义，要从改革政府行政主导发展的方式入手，牢牢把握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从制度上更充分地实现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并与之相适应地从制度上定位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的职能、责任和作用方式。真正落实这个任务，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就在其中了。

按照国务院、自治区人民政府有关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的通知精神，我市粮食补贴方式补贴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在市粮食改革领导小组和财政、粮食、发行、农业局等有关部门的配合指导下，全市各级政府精心组织，高度重视，周密安排，扎实工作，使全市粮食直补工作顺利开展，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此项改革深受广大农民衷心拥护，对促进农民增收、保护农民利益、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促进粮食生产的发起到了作用。

一、我市粮食补贴方式改革的主要做法

（一）加强领导，落实政策，全面部署粮食直补工作

实行对农民直接补贴改革，是国家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对于保护广大农民利益，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促进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具有十分重要意义，因以，我们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内政发（2003）22号、财政厅等四家联合下发的《内蒙古自治区粮食补贴方式改革实施方案》内财建二（2003）687号、财政厅《关于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调整粮食风险基金使用范围的实施办法》内财建二（2004）197号等粮食改革文件，全面开展了粮食补贴方式的改革工作。

1、提高认识，加强组织领导

粮食直补农民改革，关系到广大农民和切身利益，具有政策性强，涉及面广的特点，因此，我市各级领导非常重视此项工作。市政府成立了以副市长为组长的领导小组，财政、粮食、农发行、农业局等有关部门为成员，各旗县区政府及乡镇也相应成立了组织，强化了对改革实施工作的领导，建立了层层负责的粮食改革工作目标责任制。市政府及各旗县区政府召开了粮食直补农民改革动员大会，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自治区有关粮食直补改革的精神，要求各级干部提高认识，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深入贯彻执行粮食补贴方式改革的政策。

论文关键词：隐瞒证据强制讯问当庭认证

论文提要：我国刑事庭审方式改革之后，带来了三个新的问题，即检察院依法隐瞒证据、公诉人强制讯问被告人以及合议庭"当庭认证"。这些问题的存在表明，我国改革后的庭审方式未能贯彻控辩平等、实体真实与正当程序相统一的原则及辩论原则，必须通过建立、健全证据开示制度和庭前准备程序，确认被告人沉默权，严格实行辩论原则等方法深化改革。

我国原来的刑事庭审采用职权主义方式，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鉴于这种方式容易导致"先判后审"，难以做到公正审判而进行了重大改革。根据现行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法院按照普通程序对刑事案件的法庭审理大体上包括以下几个步骤：公诉人宣读起诉书，被告人、被害人就指控事实进行陈述；讯问被告人和向被告人发问；控方举证，接受辩方质证和法庭审查；辩方举证，接受控方质证和法庭审查；控辩双方发表总结辩论意见；合议庭评议和宣判。与原来的庭审方式相比，现行庭审方式的最大特点在于，法庭上对于被告人的讯问、对证人和鉴定人的询问、对书面证据材料的宣读和物证的出示等活动，不再由审判人员包揽，而主要由控辩双方进行，但审判人员仍然有权对被告人、证人和鉴定人发问，有权决定休庭并在庭外调查核实证据，只不过这种发问和庭外调查仅仅具有补充性，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主要是基于控辩双方在法庭上的对抗式举证和辩论，因而庭审过程呈现出控辩双方举证和辩论、法官居中听证和裁判的"外观"。这可能是实务上称新的庭审方式为"控辩式"的主要原因。从限制检察院庭前移送的案件材料的范围、对有关罪或非罪的证据与有关量刑情节的证据一并调查、法官保留了一定的调查职权等方面来看，我国庭审中的证据调查程序与日本、意大利改革后的庭审证据调查程序具有相似之处，似乎是"汲取了当事人主义诉讼的合理因素"而改造了传统的"强职权主义"庭审调查方式。但是，与英美法的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大陆法的职权主义刑事诉讼和日本、意大利的新型混合式刑事诉讼相比，我国刑事庭审中的证据调查无论在程序设计上还是在具体实施上，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这些缺陷有些是旧的庭审方式遗留下来的老问题，有些则是这次庭审方式改革所产生的新问题。以笔者之见，这些新问题突出表现在检察院"依法隐瞒证据"、公诉人强制讯问被告人和合议庭"当庭认证"三个方面。充分认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准确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并寻求妥善的解决方案，是深化刑事庭审方式改革的重要前提。本文拟就此三个问题略陈管见。

一、检察院"依法隐瞒证据"，侵犯了辩护一方的质证权和辩护权

在改革前的庭审制度下，检察院起诉时必须一并移送全部案卷材料，辩护律师可以在开庭以前到法院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法庭上的辩护。为了防止审判人员通过庭前阅卷而形成不利于被告人的预断，解决"先判后审"的问题，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50条将按照普通程序的起诉方式由"全案移送"改为"复印件移送"，即检察院在按照普通程序提起公诉时不再移送全部案卷，而只需要移送起诉书、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这样，法院的庭前审查由原来以实体审查为主变为现在的以程序审查为主。立法者希望以此迫使审判人员在法庭上认真听取控辩双方的举证和辩论活动，以便做出正确的裁判。但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并没有配套性地建立起证据开示制度，检察院掌握的控诉证据除了向法院移送的部分以及依据《刑事诉讼法》第36条已经在审查起诉阶段提供给辩护人查阅的"技术性鉴定材料"之外，没有任何合法的渠道能够向辩护一方公开。另一方面，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以及开庭以前的调查取证权又受到严格的限制，特别是对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的调查，需要经过检察院或者法院许可之后，再经被害人或证人本人同意才能进行。这样，辩护律师能够在开庭前看到并且掌握的证据材料，实际上基本上限于检察院移送给法院的"主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证据目录和证人名单。

哪些是"主要证据"？据1998年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6条的解释，包括以下三类：（1）起诉书中涉及的各证据种类中的主要证据；（2）多个同种类证据中被确定为"主要证据"的；（3）作为法定量刑情节的自首、立功、累犯、中止、未遂、正当防卫的证据。但是，该条同时规定："人民检察院针对具体案件移送起诉时，主要证据由人民检察院根据以上规定确定"。据此，检察院可以自行决定在具体案件中移送的"主要证据"的范围，"合法地"隐瞒有利于或者不利于被告人的其他证据。1999年1月18日施行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83条虽然进一步明确了"主要证据"的含义，将它界定为"对认定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起主要作用，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要影响的证据"，但它又规定："人民检察院针对具体案件移送起诉时，主要证据的范围由办案人员根据本条规定的范围和各个证据在具体案件中的实际证明作用加以确定"；"对于主要证据为书证、证人证言笔录、被害人陈述笔录、被告人供述与辩解笔录或者勘验、检查笔录的，可以只复印其中与证明被告人构成犯罪有关的部分，鉴定书可以只复印鉴定结论部分。"这里不仅把"隐瞒"证据的主体由"检察院"改为具体负责审查起诉的"办案人员"，而且对书面证据需要"隐瞒"的范围作了明确的规定。不管这一规定的背后有多少客观条件的限制因素在起作用，由最高检察机关出面做出的这种"司法解释"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它实际上是鼓励"检察人员依法隐瞒证据"，并具体指明对于书面证据可以"断章取义"！我们把《检察规则》的上述规定与证人普遍不出庭这一事实结合起来考虑，就不难想象，如果公诉人在法庭上宣读的书面证据材料不属于检察院移送的"主要证据"的范围，当审判长询问辩护人或被告人的意见时，辩护人或被告人根本不可能发表什么有针对性的不同意见！因为他们既不知道公诉人宣读的书面证言是否反映了该份书面证据的全部内容，也没有机会对提供证言的人进行"反询问"。如果公诉人宣读的书面证据属于检察院移送的"主要证据"的范围，但移送的只限于其中"与证明被告人构成犯罪有关的部分"时，被告人如果对其内容的真实性持有异议，除了简单地表明其异议之外，还有什么办法使质证更加有效，从而使法官相信自己的异议是有根据的？如果公诉人只是部分地宣读了起诉时移送的某项"主要证据"的一部分，辩护人除了再宣读另外一部分之外，又有什么办法能够更有效地对此进行质证？以这种基本上走过场的形式进行所谓的"质证"，怎么能够保证法院的判决"忠于事实真相"？。

第一节审判方式改革的目标

所谓审判方式是指法官和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所处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不同，而形成的审判案件的方法和形式[1]，我们认为，审判方式就是指法院按照法定的程序审理案件的方式和方法。目前，两大法系分别采取了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这两种模式都是法律规定的程序，而在不同的程序下，法官在审判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当事人在整个裁判过程中的所享有的权利是各不相同的，因此审判方式主要是程序制度的范畴。当然，有关行政权与审判权不分等问题，也涉及到整个司法体制。

长期以来，由于受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模式和前苏联的诉讼模式的影响，我国一直实行一种超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2]，即较之于大陆法系国家的强调法官在诉讼中的作用而言，更注重法官在诉讼过程中所应发挥的主导者或主宰者的作用。在这种模式下，行政权与审判权不分，法官在是否开庭审理、调查取证、询问当事人、调解结案等多方面都享有极大的权限。在诉讼中，法官大多习惯于事先阅卷、调查事实，而不重视庭审，法律关于公开审判的规定常常未能执行或流于形式。在庭审中，法官经常采取询问当事人的方式，而不是由当事人双方或控辩双方实行对抗，从而导致在许多刑事诉讼中当事人不是与法律打交道，而是与法官对抗，使法官不可避免地陷入其中，成为矛盾的焦点，不可避免地引起公民对法院裁判公正性、正当性的疑虑[3].在民事诉讼中，法官也习惯于在庭审前的调查取证、阅卷，不仅导致庭审走过场现象，而且使法官可以“阅卷取证”为由而随意接触当事人及律师，为“人情案”或“关系案”的产生及司法腐败行为大开方便之门，并使审判活动缺乏公开性和有效的监督。调解简单化和不充分尊重当事人在调解中的自主自愿的现象较为普遍。由于合意庭的法定职权不能落实及实行对裁判的层层审批制度、裁判前由下级法院对上级法院的请示制度等，都导致了法定的程序不能遵守，裁判不公时有发生。由此可见，为实现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必须改革我国现有的审判方式，并应在改革中建立和完善程序制度。

我国自80年代末期以来，实行审判方式的改革，从强化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开始到强化庭审功能、强化合议庭和独任庭的职权、落实公开审判制度、强化对审判活动的民主监督，等等，都旨在对既定的程序制度实行改革。审判方式的改革正在不断深化，由于审判方式主要涉及程序制度的问题，因此在程序制度的保障和完善方面，改革的主要目标应该是：

第一保障程序的公正性，审判方式改革最终目的是为了保障法院独立公正的行使审判权，严格执法，实现司法公正。而要保障司法公正首先要在公正的程序下进行审判活动，公正的程序不仅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前提，而且它本身也是司法公正的重要内容。有一种观点认为，裁判不公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司法腐败造成的，而司法腐败问题主要是因为法官个人素质造成的，不涉及到程序因素。实际上程序制度的公正和公开也正是防止司法腐败的主要措施，例如，通过完善程序制度禁止法官与当事人单方接触、强化公开审判制度、实行对判决书的公开评论、加强对审判活动的民主监督等等这些都有助于减少和防止司法腐败现象，确保裁判的公正。甚至对司法人员的教育整顿以及加强廉正建设都必须要从程序的公正着手。

按照程序公正性的要求，司法审判人员必须在裁判过程中，始终对诉讼当事人保持超然独立的地位，不能与其有任何经济上的利害关系，也不得与当事人随意的单方接触，在诉讼过程中，对当事人双方应实行诉讼地位平等的原则，双方都应当有平等的权利、机会，法官应对双方的意见和证据予以平等的重视。对当事人依据程序法所享有的各项权利，如申请回避、答辩、辩护、要求公开审判、变更诉讼请求、申请再审等各项诉讼权利，法官都应当予以充分的尊重和保障，在诉讼过程中，法官应当为当事人有效的行使诉讼权利提供必要的便利。

[摘要]本文认为,乡镇长选举方式改革是中国政治民主化的一个新的现实生长点,它有利于巩固基层政府的治理基础,增加基层政权的合法性。乡镇长选举方式改革是中国人事制度改革的一个突破口,它为传统干部选拔制度走上现代政治选举制度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和渐进发展的中间环节。但是,乡镇长选举方式改革也面临着心理障碍、认识误区和制度限制。

[关键词]基层民主乡镇长选举干部选拔制度

根据党的十五大关于“扩大基层民主”的精神,从1998年迄今,四川、山西、广东、河南等省的部分乡镇,分别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乡镇一级政府或党委、人民代表大会的领导人产生方式的改革。①虽然这些改革大多仅仅属于技术性创新的层面,但在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却蕴涵着深刻的制度性创新意义,它标志着中国大陆扩大基层民主的政治体制改革进程,已经开始由广泛推行“村民自治”的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社会民主层面,向进一步改革基层政权领导人产生方式的政治民主层面发展。这些改革不仅表明中国基层政权的民主政治发展程度有可能在现行的基本政治制度的框架内通过一系列的技术创新而得到很大的提高,而且体现了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中国政治社会发展的必然逻辑。

一、乡镇长选举方式改革的意义

乡镇长选举方式的改革无疑是中国政治民主化的一个新的现实生长点。乡镇长选举模式探索的成功,有利于巩固基层政府的治理基础,增强了基层政权的合法性。基层政府领导人由选民选举产生,选民对于领导人有评判权、甚至罢免权,这使得地方政府领导人的合法性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地方选民的选票,而反过来与上级政府的关系则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伴随着地方民主化的发展,就会出现越是下级政府,其获得有充分量化的民意基础的政治合法性程度越高,地方政府合法性程度的提高有可能成为推动民主进程发展的动力,从而使中国的政治发展进入一个良性互动的新阶段。事实上,在邓小平的政治理念中,对此有过具体的论述。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中谈到:“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②这表明中国改革最高决策层对于民主政治的进程是有一个渐进发展的时间表的。随着中国走向现代化步伐的加快,政治现代化客观上也已经进入了改革的日程。邓小平在1989年5月底就指出:“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搞改革开放。”③邓小平的这段话表明,虽然他在遴选干部的机制上还是沿用了传统的由执政党组织部门由上而下的选拔方式,但选拔的标准已涉及到了“人民公认”这个有关“公信力”的前提条件,于是更重要的问题就是“人民公认”的结论将通过何种途径和形式规范化、程序性地产生。可以说邓小平关于“选人民公认的人”的论断,其选择的根本条件已是“人民公认”,因此,可以合理地将其视为是最终向“人民选他们公认的人”发展的过渡环节。而目前所进行的乡镇长选举方式的改革尝试,就是邓小平“选人民公认”者的政治主张的积极实践。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可以合理地诠释为内在地包含着通过规范化、程序性、定量的民意表达机制来寻求新的法理制度性的政治合法性基础,是邓小平理论的新发展。

乡镇长选举方式的改革也是中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又一个突破口。为传统的干部选拔制度向现代政治选举制度的转变提供了一个合理的渐进发展的中间环节。目前乡镇长选举改革的试点地区,在选举程序设计上存在着许多不合理、不完善之处,这恰恰是在中国基层的社会民主向政治民主转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过渡环节。一方面是尽可能的保持了与现存体制的平稳衔接和现实制度下的可操作性,另一方面又积极地将民主选举的理念和方向推进到了中国最基层政府的实践层面。虽然在这些试点地区,对于“选举”和“竞选”的理解和诠释还带有传统考核选拔制度的许多痕迹,但对于“竞争性选举”这一民主政治的核心内容的价值取向的肯定确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这为逐步在操作性程序的层面不断地完善中国的政治选举制度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对目前所存在问题的深入探讨和对这些矛盾的逐步解决正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动力。如果将建立和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不同程度地以考选制或聘任制来改革现行的干部选拔制度,视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对“事务官”管理制度的改革,那幺乡镇长选举方式的改革则是对“政务官”产生途径的最新探索。

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新的课程体系已进入了全面实验阶段。新课程体系在课程的目标、功能、内容、结构、实施、评价与管理等方面都有了重大改革。这一系列的改革，最终都要靠教师在教学改革的实践活动中去实现、去完善。课堂教学是最主要的教学活动，因此，我认为，课堂教学是课程改革的重头戏。而多媒体在辅助、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改变教学模式方面，有着重要的地位，值得探讨。

多媒体辅助教学，充分调节学生的视觉、听觉，激发学生的多种感官功能，实现了多种感官的有机结合，从而使知识能打破空间时间的限制，多层次、多角度、直观形象地展示于学生面前，最大限度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大大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人们认识事物最先都是通过直观体验，多媒体正好顺应了这个认识规律。

运用多媒体教学可以把多种教学方法，如直观教学、启发式教学、视听强化教学等紧密结合起来，从而达到启发学生创造思维，吸引学生主动学习，提高学生多方面能力的教学目的。

在教学方式上，多媒体辅助教学具有灵活多样的特点，改变了以前老师只能用简单的“授——受”的教学方式。在运用多媒体计算机的同时，加上教师的精讲与启发，再结合学生的质疑、问难和讨论，使学生通过身临其境的直观感受和仔细观察，从而得出正确结论，有效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真正体现了学生为主体。

一、创设情境，激发学生自主学习

自主学习是新的课程改革提出的新的学习方式。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自主学习概括地说，就是“自我导向、自我激励、自我监控”的学习。按我的理解，自主学习就是指学生能自己确定学习目标，自己制定学习进度，参与设计评价指标，积极发展各种思考策略和学习策略，自发思考解决问题的途径，在解决问题中学习；自动投入到学习任务当中（这种投入包括情感投入），在学习过程中对认知活动能够进行自我监控，作出相应的调适，并能获得良好的高品质的学习效果和情感上的满足体验。

内容提要：

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是执政党建设中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也是新形势必须解决的重大实践问题。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是党的领导水平、执政水平的重要体现，党的领导是否有效，关系党的执政安全。新的历史条件下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有其必然性：它是迎接WTO挑战的需要，党执政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惨痛教训的深刻反思，党的自身建设的内在要求。

关键词：共产党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必然性

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问题，是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一个重大新课题，也是我们党要着重研究的重大理论课题。所谓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是指党对国家机构、社会组织进行组织、领导和管理的一种制度、体制、机制及具体方式、方法。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是党的领导水平、执政水平的重要体现，决定着执政党的兴衰存亡。其基本问题就是正确处理党与权（国家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党与民（人民民主权利）、党与党（派）、党与经（经济组织）、党与法等的关系。核心是党怎样实行领导，使党的领导更加符合党的执政规律，党的工作充满活力，以维护党的执政安全。实质是科学有效地实现党的领导，更好地为人民谋利益。党的领导是否有效、执政效能能否充分发挥，直接关系到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国家政权的坚持和巩固以及人民权力、权利的实现、保障。

同志指出：“现在历史条件变了，社会环境变了，党肩负的任务变了，因此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方式、方法，也必须相应地改变或改进。”“一定要准确地把握当代中国社会前进的脉搏，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使党的工作充满活力。”因此，改革、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有其必然性。

一、迎接WTO挑战的需要

作为推行公务员制度的一面旗帜，实行考试录用制度，即：“凡进必考”称得上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突破口。这一制度的推行，规范了公务员的“进口关”，实现了公务员进入机制的科学化、规范化，为公务员队伍建设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提高了公务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实现了“伯乐相马”到“赛场选马”的过渡，不仅促进了高素质、专业化公务员队伍的形成，而且有力地遏制了公务员考试录用工作中的不正之风，树立了党政机关选贤任能、公正廉洁的新形象。近年来，县乡通过考录，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人员进入各条战线，给公务员队伍输入了新鲜的血液，注入了新的活力，已成为县域经济建设的生力军，但由于考录制度起步较晚，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发展速度又较快，在考录工作中不免还存在着一些亟需完善之处。

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考录制度执行力度缺乏严肃性。经过7年的耕耘，“凡进必考”现已成为公务员录用的共识。但是一些地方，仍然还心存侥幸，对考录工作认识不够深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是为了吸引人才，对高学历、高职称、稀缺专业人员实行免考或随意简化考试科目和程序，以考核代替考试，以考调代替考录。二是“钻政策的空子”，利用考试与调任领导干部的空间，个别“庸才”不经考试披上公务员的“外衣”，堂而皇之登上领导干部的舞台，出现了“考不进来调进来”的现象。三是考录工作缺少透明度，考生、家长心存疑虑，对考录工作“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缺乏可信度。

二、录用要求“门槛”过高，缺少平等性。一些部门用人要求过高，使很大一批考生“望门兴叹”，也让他们失去了平等竞争的机会。一是学历要求过高，只招收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这样就把一批同等学历的自考生排斥在外。这既违反了公务员录用考试中关于“平等竞争”的规定，也违反了我国教育法关于“自考文凭和普通高校毕业文凭同等待遇”的规定。二是制定“土政策”，实行地域限制，只招收本地籍考生。这让公务员招考面向社会成为空话。

三、考录工作未实现定期化、缺乏连续性。一是公务员考录信息“闭塞”。由于考录工作未定期，考生不知道招考工作何时举行，县级人事部门又很难给一个明确答复，等有一个明确信息后，又由于来得比较突然，时间、空间衔接上又相对紧凑，缺乏有效准备，往往不得不放弃考录机会，因此很多考生抱怨考录信息“闭塞”。二是考录工作无连续性。县市没有招考公务员的主动权，一些地方、部门严重缺人，上报审批、考试录用“战线”太长，急需人员得不到及时补充，致使公务员队伍年龄结构与知识结构的更新与交替出现断档，这样既不利于公务员队伍的正常新陈代谢，又因人员配备不足而影响了某些工作的正常开展。

四、考录缺乏针对性，用人单位难找想用的人。在当前的招考方式中，特别是在笔试、面试工作中实行“千人一卷”的模式，不能突出不同行业、不同岗位的具体专业要求，致使录用对象虽然通过层层考试选拔，但仍存在着“高分低能”现象，即符合招考职位的条件，却不能胜任岗位工作。

为加强乡镇财政管理，逐步缓解乡镇财政困难，根据《××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乡镇财政预算管理方式改革意见的通知》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为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按照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改革乡镇财政管理方式，全面实行“乡财县管乡用”。通过县级财政部门直接管理和监督乡镇财政收支，规范乡镇财政收支行为，确保乡镇既得利益，充分调动乡镇发展经济、当家理财的积极性，在确保人员工资、机构运转的前提下，确保重点支出;进一步推进各项财政改革，加强管理，提高理财水平，确保乡镇基本支出需要，控制财政供养人员的不合理增长，防范和化解乡镇债务风险，缓解乡镇财政困难，维护农村基层政权和社会稳定，促进县乡经济和社会事业健康发展。

二、基本原则

(一)财政分配利益向乡镇倾斜的原则。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县乡财政管理体制，加大对困难乡镇的扶持力度，从体制上保证乡镇工资发放和机构正常运转等基本支出需要。

(二)统一模式、积极推进的原则。各乡镇要按照全省统一改革模式积极推进改革，确保乡镇财政预算管理方式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为加快建立农村公共财政体系，规范乡(镇)收支行为，转变乡（镇）政府职能，搞好农村公共服务，防范和化解乡（镇）债务风险，维护农村基层政权和社会稳定，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根据《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财政厅关于推进乡镇财政管理方式改革指导意见的通知》（辽政办发〔20*〕90号）和《关于转发市财政局等部门*市推进乡镇财政管理方式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沈政办发〔20*〕33号)，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七大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按照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和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的要求，改革现行乡（镇）财政管理方式，促进乡（镇）依法组织收入，确保乡（镇）人员和公用经费支出，防范和化解乡（镇）债务风险，强化乡（镇）财政监督管理职能，维护农村基层政权运转和社会政治稳定，促进农村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又好又快发展。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乡（镇）政府管理财政的法律主体地位不变的原则。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一级政府、一级预算”的规定，在推行乡（镇）财政管理方式改革中，要坚持“三个不变”原则，即乡（镇）政府管理财政的法律主体地位不变，乡（镇）财政资金的所有权、使用权和财务审批权不变，乡（镇）政府享有的债权和承担债务责任不变。乡（镇）政府要在县财政部门指导下，做好财政管理工作。

（二）坚持从改革全局出发，同步推进的原则。实行乡（镇）财政管理方式改革是农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经过实践证明的成功经验。各乡（镇）要按照全市及县里的统一部署，积极创造条件，保证各乡（镇）同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