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畴范文10篇

当今社会的快速发展,使设计在生活中的地位日渐凸显,笔者认为,设计在多方面改变着人们的观念,尤其影响着新时代青年人(1980年后)的生活.当代人的生活不仅限于吃饱穿暖,富有创意的精神生活才是其现代追求.所谓设计,就是指用新颖的设想、想法、计划解决问题的方法,通过视觉的方式将其传达出来的活动过程[1].设计的本质就是创意,生活是创意灵感的第一来源.设计能够改变人们的生活,它就像一缕阳光,悄无声息地触及人们心灵最深处,令年轻人在最平凡、最繁重的学习与工作压力中也能够拥有一片美丽而宁馨的空间.

1平面设计的范畴及其特征

所谓“平面设计”,所指的是在平面空间中的设计活动,其涉及的内容主要是二维空间中各个元素的设计和这些元素组合的布局设计.平面设计大致可分为3类:包装设计、一般平面设计和企业形象设计(CI)[1].其中,一般平面设计包括:版式、字体、广告、海报、插图、CD策划、展示、画册、摄影、网页等设计,而这些内容的核心是在于传达信息、指导、劝说等.它的应用范围较为广泛,如平日看的报纸是版式设计的使用;市场销售的商品是包装设计的展示;日常所看的书是装帧设计的体现等.总之,平面设计是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一种设计形式,几乎涉及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平面设计是人们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其决定性因素包括社会标准、经济市场、人的基本需求、技术条件等基本要素.平面设计是为社会、经济、市场和人提供服务的一种积极的活动.设计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设计虽然是生活的反映,但生活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必须从生活中提炼真金.它贴近社会生活,既满足大众的精神需求,又提升审美品位.设计师的任务,就在于把掌握的生活真实提升为艺术真实,创作出作品.平面设计虽然源于生活,但是为大众服务的,要回归生活,所以社会生活是检验设计是否具有社会价值的标尺.

2平面设计对青年人现代生活的影响

现代青年人出生在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之始的20世纪80年代,生活于数字网络时代的他们是最能体现改革开放特征的一代.他们多是独生子女,在价值取向、思维方法、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彰显着自己的个性,他们对新事物的接受度、审美观、消费观及文化认同感都有着与其往代人不同的观点.

2.1对青年人的审美情趣的影响

20世纪年代以来，许多学者在反思中国诗学研究的现状时指出，近百年来中国诗学除了主要接受西方的一套诗学话语外，并没有构建或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文论话语体系，以至于患上了“文论失语症”。而一些学者指出，医治此“病症”的药方之一就是中西对话，通过与西方文论范畴的对话中突显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教化”是中国古代文论范畴，而“净化”是西方文论范畴，如果将这两个异质的文论范畴进行对话与比较，可以更好地阐述古代“教化”范畴的现代价值。

一“教化”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范畴。

古代“教化”范畴主要强调文学经邦济世的政治功用，其批评原则和特征不仅为古代文论家极力推崇，而且“教化”范畴所呈现出的思维模式，已经渗透于我们民族的大脑、灵魂和发肢，“教化”范畴在现当代文论中仍有强大的生命力。“教化”范畴出现于文学理论中，乃始于汉代的《毛诗序》:“《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毛诗序》又曰:“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在中国诗歌理论发展史上，第一次用“教化”这个范畴来阐释文学的政治社会功能，并从此确立了“诗教”原则，为历代文论家推崇并加以大力宣扬，成为了后世文学创作的普遍准则。自“教化”范畴确定后，历代文论家对古代“教化”范畴都有阐发，尽管其阐发重点不同，但“教化”范畴却在内涵上仍有一以贯之的特征。首先，“教化”范畴行使经世致用的重要手段是“美刺”说。“美刺”说作为理论形态首先出现在《毛诗序》中。《毛诗序》云:“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将“美”与颂诗联系在一起，“美”就是歌颂，而且歌颂的内容是政治上的成就。“刺”则是臣民用诗歌针对社会伦理政治的混乱败坏进行批评讽刺。“美刺”说强调了文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要求通过文学的教化作用，达到干预社会，改造社会政治的作用。这使“教化”范畴带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其次，“教化”范畴行使社会功用的目的是“文以载道”。

文章相对于道而言只是手段和工具，“文以载道”才是“教化”范畴的目的和价值。古代“教化”范畴“文以载道”的特征仍然体现在现当代的“教化”范畴之中。尽管在现当代语境下，“文以载道”中的“道”与古人所言之“道”有着迥然的差异，但是其思维模式是一致的。最后，“以情动人，潜移默化”是“教化”范畴的重要美学特征。“教化”范畴反对文学作品用干瘪的言语来进行枯燥的道德教育，它主张用审美的形式，感性的形象对个体进行潜移默化的感染与教育，以达到教化的目的。中国古代文论家们早就注意到了“教化”范畴的这一重要特征。例如，儒家就非常强调“乐教”。儒家认为，“乐”是人们内心感情的艺术表现，同时它又能对人们的思想感情产生潜移默化的感染作用，人们如果将伦理道德精神渗透并体现于乐，那乐就能成为推行道德教化的理想。

二“净化”与“教化”范畴一样，都是非常古老且含义丰富的范畴。

提要：在彻底的现象学还原之后，逻辑范畴连同一切本质科学都被“悬置”了，但是现象学描述的手段仍然是自然态度中的公共语言，由此所必然带来的世界视域之前理解与彻底的现象学还原之要求，是否会形成冲突？胡塞尔自己是如何应对这一困难的？由此现象学描述、现象学方法还有怎样一种意义？本文尝试着对这些问题做出一个简单梳理。

关键词：“现象学”之谜|私人语言|现象学描述

有一种观点因颇具说服力而相当流行：自从维特根斯坦提出了私人语言之不可能性问题之后，以笛卡尔式自我反思为特征的“意识哲学”便失去了其合法性基础。这在二十世纪哲学流派中首当其冲的是便是胡塞尔现象学。关于私人语言之不可能性和现象学的关系问题，在国内倪梁康先生与张庆熊先生几年前曾有过一场争论[1]，彼此相持不下。而随着国内近来对维特根斯坦在其思想转型期的所谓“现象学阶段”的关注和研究，以上这种观点又再一次地凸显出来[2]。维特根斯坦发现无论我们创造什么样的语言，都无法直接描述、或者说如“现象”本身那样把“现象”复制在语言中，而只能借助于公共性的范畴与普遍性语词来言说现象。所以他认为对现象直接描述的“现象学语言”是不可能的。显然，他后期的私人语言批判，是他这个所谓“现象学阶段”之后的一种自然归宿。

不过，笔者认为，胡塞尔现象学从未试图用一种私人语言来进行现象学描述。作为一门尘世的（Weltliche）学问，它需要能被所有人传达和理解。它从未试图创造一种专属于自己的“现象学语言”，它所使用的语言正是我们每天所言谈与理解的日常语言。然而必须承认，私人语言之不可能性以及维特根斯坦对自己所尝试的“现象学语言”的否弃，向胡塞尔现象学所提出的真正值得反思问题在于：使用一种公共性语言进行现象学描述所必然带来的解释学前设，与现象学还原所要求的彻底性，两者之间不矛盾吗？胡塞尔是否把捉到了这一问题，他又是以怎样的态度去面对的？由此现象学描述、现象学方法还有怎样一种意义？

一、胡塞尔：对语词普遍性之承认与对逻辑范畴之还原

关于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对现象进行描述以及这种语言自身的特点，胡塞尔是有着清醒的方法论认识的。在《观念I》中他曾明确地指出：“属于表达行为本质的普遍性意味着，被表达者的一切特殊性绝不能在表达中被反映。意指层不是，而且必然不可能是一种对底层的复制”[3]。一方面，语言与存在是异质的，表达是普遍性的意指。胡塞尔所说的在现象学还原之后对于现象的直接描述，并不是要对于感觉予料进行直接的描述或者直接复制；他在其现象学工作中从来使用的都是我们的共同语言，如果说他对这种语言有什么要求的话，那只是“表达的忠实与无歧义性”。他说：[4]

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符号具有形式、意义、内容三个方面，语言符号也同样具有形式、意义、内容三个方面，它是“三位一体”的符号系统。语法学家们对语言符号的研究主要从这三个方面着手进行。在研究中，当代语法学流派无论是形式主义还是功能主义都承认语言事实中有句法因素、语义因素、语用因素。现代汉语语法学界根据符号学的思想从“结构、语义、表达”的角度对现代汉语的语言现象进行分析，从中建立了三个平面理论：句法平面，语义平面，语用平面。本文以三个平面和三种因素作为理论框架讨论现代汉语时间名词的范畴问题。范畴可以理解为最高意义的抽象和概括，无论是词汇意义还是语法意义都离不开用范畴来表达，可是由于人们对语言现象的抽象和概括的角度不同，因此也就必然会形成不同的范畴。本文对时间名词的描述从动态和静态两个角度大体分为三个范畴：指称范畴，组合范畴，表达范畴。

(一)指称范畴

当从时间名词的指称意义来看待范畴也就是从语义因素考虑时，我们建立了指称范畴。指称范畴又包括向范畴和量范畴两个次范畴。

1．向范畴。按照时间名词自身表示时间意义是否具有方向上的规定性，我们可以继续分为有向范畴和无向范畴。以说话时间为分界点，如果时间名词可以表示过去的时间或表示现在的时间或表示将来的时间，也就是它指称的时间具有一定方向性，我们称之为有向范畴。指向过去的时间名词称为后指时间词，如“上古”、“中古”、“近古”、“近代”、“现代”、“过去”、“大前年”、“前年”、“去年”、“大前天”、“前天”、“昨天”、“目前”、“当初”、“上周一”、“上周日”、“上个月”、“大上个月”等，指向现在的时间名词称为中指时间词，如“现在”、“今天”、“今年”、“当代”、“此时此刻”等，指向未来的时间名词称为前指时间词，如“将来”、“明年”、“明天”、“后年”、“大后年”、“后天”、“大后天”等。请看例句：

(1)明天学校组织一年级的同学去博物馆参观秦始皇兵马俑。(前指)

(2)你的努力不会白费，将来会有更大收获。(前指)

“主脑”是我国古代文论中一个特殊的审美范畴，由清代戏曲理论家李渔提出。“立主脑”之说主张在构建戏曲时迎合观众的欣赏情趣，使剧本便于“登场”，李渔在《闲情偶寄•词曲部》［1］中对其进行了专节论述。“主脑”是李渔戏曲理论具有创新价值的范畴之一，体现了“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范畴、概念常常呈现出模糊性、多义性的特点，这本质上是一种隐喻性特征”［2］。在李渔之前，不仅没有人将“立主脑”的思想运用于戏曲创作，甚至很少有人运用过“主脑”这个理论术语。长期以来，人们对“主脑”的解释众说纷纭，观点各异。研究李渔曲论中的“主脑”范畴，对于理解和把握李渔戏曲观念的艺术特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主脑”范畴的意蕴演变

“主脑”是一个假借词。从现代医学角度看，“脑”是指挥人体知觉、运动、思维、记忆等活动的器官，因此大多数人认为“主脑”的本义是指人的大脑思维机关。其实，中国古代并不把头脑视为人的思维器官。自隋唐以来，我国以诗赋、八股取士，非常重视诗赋和八股文的写作，因而早就有一套起、承、转、合的文章作法。在这类古典文艺理论中，已有类似“立主脑”这样的思想，但还没有运用“主脑”这一术语，出现的是近似意义的“头脑”、“大头脑”、“大间架”等词，而且讲的是写文章，而不是写戏曲。根据现有古代文献资料，用“头脑”、“大头脑”作比喻最早出现在《传习录》里。王阳明说:“盖《四书》、《五经》不过说这心体，这心体即所谓道心，体明即是道明，更无二:此是为学头脑处”，此处“头脑”意即“关键”;又说:“为学须得个头脑功夫，方有着落。纵未能无间，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此处“头脑”即是指“主宰”之义;又云:“大抵吾人为学紧要大头脑，只是立志。所谓困忘之病，亦只是志欠真切”［3］，此处“大头脑”乃是指“关键的地方”。王阳明弟子王艮也说过:“学者初得头脑，不可便讨闻见支撑，正须养微致盛，则天德王道在此矣”，其中的“头脑”一词意为“真谛”;又说:“志于道，立志于圣人之道也。据于德，据仁、义、礼、智、信五者心之德也。依于仁，仁者善之长，义、理、智、信，皆仁也，此学之主脑也。游于艺，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也。”［4］其中的“主脑”一词的意思是“关键”。由于王阳明等人的巨大文化影响，戏曲理论家们纷纷借用“头脑”、“主脑”二词用于戏曲批评。例如，王骥德在其最具代表性的曲论著作《曲律》中提出了“大头脑”的概念。他认为:“《西厢记》每套只是一个头脑，有前调末句牵搭后调做者，有后调首句补足前调做者。单枪匹马，横冲直撞，无不可人，他调殊未能知此窾窍也。”王骥德又说:“不关风化，纵好徒然，此《琵琶》持大头脑处。《拜月》只是宣淫，端士所不与也。”［5］160他的“大头脑”概念是指作家的创作宗旨。徐复祚采用了“头脑”的说法:“《琴心记》，极有佳句，第头脑太乱，脚色太多，大伤体裁，不便于登场”［6］，这里的“头脑”是指戏曲结构的线索安排。李渔与徐复祚、王骥德二人时代相去不远，又有丰富的创作经验和理论素养，既然同样看到了传奇结构上存在的弊端，在提出“主脑”说时，当然要在传统的理论中去寻找帮助。从明代中后叶开始，南戏(传奇)逐步向大型化方向发展，动辄几十出，涉及很多人物，而结构往往散漫无依，随心逐词。如何使剧本写得集中、严谨，成了相当突出的问题。晚明的戏曲理论家如徐复祚、王骥德等人都对此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补正的方法。“立主脑”说便是在明清传奇内容日趋庞杂而情节结构松散繁复的背景下，李渔总结前人之说提出来的。他在《闲情偶寄•词曲部》中把结构问题提到举足轻重的地位，并形成了一整套结构理论，如“结构第一”、“立主脑”、“密针线”、“减头绪”等。其中，“结构第一”是其纲领，“立主脑”则是“结构第一”论中的关键性概念，其他如“密针线”等观点都与“立主脑”有关。目前学术界对“主脑”的确切内容并无统一说法，大致有三种理解。一是杜书瀛等人提出的“立意、主题思想、一人一事(中心事件)或中心线索”说［7］;二是郭英德等人提出的“关键或关键情节”说［8］;三是张少康提出的“主题，基本题材、主要冲突”说［9］。这三种说法虽然有些差别，但都涉及了一个共同论点，即李渔的“主脑”是能够反映作者立言本意的“一人一事”，此“一人一事”为戏曲传奇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性人物和情节，它确立了主要人物和中心事件，是作者“本意”的具体化和形象化，并集中反映了剧本的主要矛盾和冲突。

二、“主脑”范畴的内在意蕴

李渔的“立主脑”说详细地阐述了剧本情节和结构的安排，要求故事发展和情节结构要围绕“一人一事”展开，此“一人一事”要“一线到底，并无旁见侧出之情”，其余的次要人物和次要事件都要伴随围绕，密切关联和服从于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做到“针线紧密”、“照应埋伏”、“剧中有名之人、关涉之事，与前此后此所说之话，节节俱要想到”。这一结构原则抓住了戏曲结构创作的关键，不仅对李渔自身的戏曲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深刻影响了当时剧作家的戏曲创作，丰富了中国戏曲美学理论。

(一)主脑与观点

在新媒体视域下，视觉传达设计的表现形式不断创新，充分满足不同类型艺术设计者的多元诉求。在新的艺术设计环境下，通过发挥多媒体平台的应用优势，通过引入创新思维、灵活运用数字化思维，全面提升视觉传达设计的多元化优势。本文将结合《视觉传达与媒体应用》一书，分析新媒体视域下视觉传达的内涵，探索新媒体视域下视觉传达的艺术设计范畴与形式，以期为当前促进新媒体与视觉传达设计有机融合提供有效参考。由王洪亮等编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于2009年12月出版的《视觉传达与媒体应用》一书，主要以视觉传达设计为研究对象，从印刷媒体的视觉传达、户外媒体的视觉传达、影视媒体的视觉传达、展示空间媒体的视觉传达、网络媒体的视觉传达和新媒体的视觉传达等多个角度对视觉传达与媒体设计应用进行全面论述，提出了视觉传达与媒体的关系、视觉传达与媒体的社会文化环境、户外媒体视觉传达的优势与局限、户外媒体视觉传达的设计原则与方法、影视媒体视觉传达的优势与局限、影视媒体视觉传达的设计原则与方法、展示空间媒体艺术设计的范畴以及功能和特征、展示空间媒体视觉传达的设计原则与方法、网络媒体视觉传达的设计原则与方法、新媒体的历史与发展和新媒体视觉传达设计的范畴与形式等观点，为当前利用视觉传达设计，全面优化广告的展现形式提供了重要铺垫。该书具有以下特点：

一、理论详细，内容丰富

该书研究理论基础详细，论述内容丰富全面，通过对视觉传达与媒体的概念、觉传达与媒体的关系和视觉传达与媒体的社会文化环境等内容进行解读，使读者对视觉传达与媒体应用的理论内涵形成完善认识。该书重视理论定义的清晰界定，通过对户外媒体的概念、影视媒体的概念、展示空间媒体的概念和新媒体的概念等主要理论概念进行清晰论述，为该书后续理论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在新媒体环境下，视觉传达设计通过汇聚当代大众需求，通过发挥多元化、融合性优势，汇聚审美价值与多元功能，合理渗透、融入新媒体艺术设计意识，大力发展平面视觉创意，全面提升视觉传达设计水平。视觉传达设计是重要的生活塑造方式，通过将生活美学进行生动、合理表达，直接影响了大众的生活方式。视觉传达设计是社会伦理的生动践行与表达，其中，设计伦理是视觉传达设计的生命底线，也是将设计美学与消费者诉求有机融合的重要实践。在新媒体环境下，要积极探索新媒体技术与视觉传达设计的融合点，通过不断创新视觉传达设计的表现形式与空间，全面提升视觉传达设计的生命力。

二、框架完整，论述严谨

该书论述框架完整，整体语言及观点表达严谨，通过对报纸媒体、杂志媒体等印刷媒体的视觉传达的特征及要求进行论述，结合户外媒体视觉传达的优势与局限，提出了户外媒体视觉传达的设计原则与方法，结合影视媒体视觉传达的优势与局限，论述了影视媒体视觉传达的设计原则与方法。另外，该书论述观点严谨，通过对展示空间媒体艺术设计的范畴以及功能和特征进行分析，提出了展示空间媒体视觉传达的设计原则与方法。随着新媒体发展应用不断成熟，视觉传达设计范畴不断拓宽，通过依托新媒体平台，将多元技术与设计方式进行整合，在优化视觉传达设计流程、优化设计效果的同时，也为大众呈现更具有冲击力的视觉感官效果。通过发挥新媒体优势，创新视觉传达设计活动，将时代特色与传统文化、多元审美融入视觉传达设计活动，极大拓宽了视觉传达设计的表达空间，充分满足了大众多元化的审美需求。

三、聚焦实践，实用性强

人们的政治行为隐含着一系列的价值取向。如果说政治科学的基本任务，是在客观地描述政治行为过程的基础上揭示行为背后的价值取向；那么，政治哲学就是单刀直入政治价值的领域，对这些行为的价值取向进行规范的解释。在政治哲学的论坛上，出现了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主主义、制度主义、社群主义等流派，这些流派对权利、正义、公平、程序等政治原则展开了激烈的论争，这些论争的实质是价值之争。

政治行为背后的价值取向，是由价值链条所构成的价值体系。厘清这些价值及其内在关联，是政治哲学的基本任务。有关这些价值的判断及推理，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基本范畴体系。在这个范畴体系中，最基本的构成要素是：自由与秩序、民主与权力、分配与公平、程序与合法性。这些范畴的基本内涵以及关联性，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自由与秩序(libertyandorder)

在政治哲学的话语体系中，作为人的基本权利的自由，也许应该被置于最高的价值层次。然而罗兰夫人在法国大革命的恐怖统治高潮时说过这样一句话：“自由，有多少罪名假汝名进行！”罗兰女士关于追求自由有危险的观点为很多人所赞同，但是对自由本质及其价值的认识却不能获得大家一致的赞同。[1]实际上，人们对政治价值及其排序（priority）的认同往往是相互冲突的，从语义逻辑的角度解构和调适这些冲突，应该说是政治哲学的重要任务。

现实政治冲突的认识论原因，就是人们对政治价值及其排序的各持一端，沟通不了，妥协不成。就政治价值本身而言，它们不应该是断裂的，而是内在和谐的整体。自由就是这个整体的起点和归属。这个观点符合马克思的基本主张。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认为，劳动是人的社会类本质，而劳动的本质就是自由，因此自由是人的社会类本质。既然自由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性，那么自由就是人类行为（如劳动）的出发点。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的旧社会，就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了自由的价值特别是重视实现每个人的政治自由，这就是从资本对人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当然，马克思主义把自由的实现寄望于那消灭了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从不自由走向自由，也就是说，自由的社会是人类发展的归属。就政治历史来看，人类社会对自由孜孜不倦的追求，归根到底是出于对专制权力（absolutegovernment）进行防范和约束的要求。无论如何，自由提供了社会大众及边缘群体诉求权利、抵制强暴的正当理由。因而自由往往成为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话语。然而，自由又是与一定社会秩序相联系的权利运动，这样的权利运动，要么是暴力革命，要么是点滴改良。因此，自由又可以成为社会精英的政治动员口号。

自由的理念不是横空出世而来的，而是历史经验发酵的产物。然而，人类所记载的历史比比皆是对专制暴政的控诉，个人的历史经历也往往是对专制权力的痛苦回忆。因此，那些呼喊自由的人们，他们的一个潜意识就是如何从根本上防止悲怆历史的重演。人们诉求自由权利的政治行动，既是现实权利的诉求，也是对一种良好社会的寄托。因此，自由概念的争议性质，不仅在于解释者的社会背景及其个体经验的差异，还在于人们对历史的解释以及未来的憧憬都大相庭径。

一定的道德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为教师职业道德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也给师德建设提出了许多新的历史课题。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主要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全面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当前要以加强职业道德建设、纠正行业不正之风为重点”。笔者认为，在当前社会所存在的管理混乱、政令不畅、法制疲软、腐败滋生、罪恶肆掠、金钱至上、唯利是图等现象一时难以扼制，行业不正之风无“行”不入，渴求社会理性、正义和秩序的呼声日益高涨的情势下，把倡导和实践教育公正作为加强师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对规范师德行为，提高师德水平和端正教育行业风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本文拟从教育伦学范畴和师德行为的角度，对教育公正作肤浅论述。

一、教育公正是师德的重要范畴

公正是人类的始终追求。在社会教育关系中实现公正，历来是教育家、思想家和政治家们竭力倡导的价值目标和籍以发挥著述的传统领域。就我国而论，从孔圣人主张“有教无类”的教育公正思想算起，也有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但略感意外的是:何谓公正?何谓教育公正?人们总是一语带过，包括目前已出版的众多伦理学辞书，均未列入条目正面予以阐释。

据笔者对中外有关公正思想史资料的审视认为，公正是指一种社会关系状态。尽管人们对公正的理解，感觉和判断在不同时代、不同人群中会有不同，但构成“公正”的“要素”却为人们所公认。即:“平等”是公正的基本原则；“相同的情况同样对待”是公正的示例(也称“公式”)；现实的“价值取向”、“道德标准”是衡量公正的尺度或具体内容。所谓教育公正，就是公正的根本要求在社会教育关系或教育过程中的实现。

引言

虽然命运这个词在专著中不时出现，但命运范畴的意义依然暧昧不明。很少有人将命运当

作一个本体论课题来，落实到个体层面的则更少。本文在个体层面上对命运概念进行了生

存论—本体论意义上的探索后发现：命运确实意指着实在的生存论规定，因而应该被确认为正式的

哲学范畴并获得严肃的研究。

哲学家们否认命运存在的根本理由是：人是一种超越性的存在，可以不断超越已有的规定性，

本文作者：钟国定工作单位：上海海运学院国际筑运系

O前言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政策以来,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党的十四大,又进一步明确了我国体制改革的目标,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党和国家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物质文化水平的重要举措。现在,我国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在即,可以预见,在今后若干时期内,我国与外国之间的经济交往必将日益增多,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开放的格局。与此同时,各种经济纠纷甚至涉及刑事的案件也会不断出现。一般而言,各国为维护和保障本国公民与法人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权益,不仅要根据现行法律中实体规范和冲突规范等法律原则,而且还得依据国内诉讼程序法的规定和国家法律体制来解决或弥补各种争执或因纠纷所造成的损害。由于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民族习惯、宗教信仰的差异,各国关于诉讼程序的法律规定和有关法制往往带有较浓的地域性色彩。因此,仅仅依靠一国司法机关的努力,往往难以保护本国当事人应有的合法权益,而必须通过国际司法协助的途径,借助外国司法机关的配合来满足国内当事人的合法请求,从而有效地达到制裁违法或犯罪的目的。凡此种种都是以法律手段来保障本国经济发展的顺利进行。为此,我国有关司法协助这一法律课题已在1982年颁布的《’1,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中作了专门规定。此外,我国还与一些国家签订了双边司法协助协定。同时,在我国所参加的有关国际条约中也不同程度地含有司法协助的若干内容。当前,我国不少法律专家、学者对此曾作过专题研究,并且发表了一些有水平的专题报告和学术论文。但是,笔者认为,在总体_L司法协助的理论研究尚跟不上司法实践的需要,理论和实践的认识远远落后于对外经济发展的步伐。譬如,国际司法协助的概念与范围均不涉及刑事领域即为典型的一例。笔者试图对该问题作一探讨,纯属一管之见,但愿能得到专家们的批评和帮助。

1国际司法协助的概念与范围

关于国际司法协助的概念与范围问题,在我国法学界,对传统理论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概括起来不外乎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所谓狭义的国际司法协助仅指一国法院接受另一国法院的请求,协助送达诉讼文书、传询证人和收集证据。广义的国际司法协助除上述内容之外,还包括对外国法院的判决和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我国高等学校的一些法学统编教材,如《国际私法》即采取广义理解的观点。1991年4月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曾就国际司法协助作出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人民法院和外国法院可以相互请求代为送达文书、调查取证以及进行其他诉讼行为。”(见该法第262条)。结合《民事诉讼法》的其他有关规定,也采用广义理解的观点,而且也和其它法学著作一样并没有涉及到刑事领域。如果说这种观点在改革开放前的我国并没有产生多大不便的话,但在改革开放,尤其是党的十四大确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内经济体制逐步与国际终济体制接轨后,显然是跟不上形势发展需要的。新的经济运行体制要求我们调整传统国际司法协助的理论,即加入刑事领域的内容。笔者认为,国际司法协助的概念可以这样概括:国际司法协助系指根据我国所缔结或所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双方在互惠的基础上,人民法院或其他司法主管机关根据外国司法机关的请求,在民事和刑事方面,代作某些诉讼的行为。其理由是:

1.1在传统国际司法协助领域内加入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内容,是贯彻实施我国刑法所要求的。我国《刑法》第4、5、6条对我国公民在外国以及外国公民(除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权的人之外)在中国领域外对我国国家和公民的犯罪处罚作了专门规定,如果这些规定一旦被违反,单靠我国司法机关的力量是不可能充分、及时、有效地适用刑法,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的,这就需要我们借助外国司法机关的协助,才能确保我国刑法的贯彻和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