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案范文10篇

2001年5月29日，浙江省舟山市某公司职工罗锋因琐事与公司领导发生争执后并将其杀死。8月7日，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罗锋死刑。随后罗锋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在罗锋上诉期间，他的妻子先后向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请求，请求借助人工授精的方法为死囚丈夫罗锋生育孩子。罗锋妻子在当时社会环境下被社会和部分法律界人士甚至称其为荒唐的、也不可能实现的请求，最终也是被两级法院所拒绝。

2002年1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维持一审判决的裁定，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2002年1月18日上午，罗锋被执行死刑。因此，罗锋妻子希望给死囚丈夫生育的愿望最终也没有能够实现。此案虽然已经过去十年，但是至今仍是争论的热点。

一、此案热议和争论的焦点。

肯定说。该观点认为既然民法中公民的民事权利依然能够适用于死刑犯，那么，包括生育权在内的人格权也应该适用于死刑犯。否定说。该观点认为死刑犯的人身自由权利依法受到限制，与此相关的权利自然也应受到限制（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其中也包括所谓同居权，没有同居权，生育权自然无法实现。部分肯定说。该观点认为死刑犯具有不完整的生育权或具有部分限制性生育权23。

该案例已经成为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中的一个盲区，也是世界各国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难题，本人通过查阅多方面的资料也没有查到一个司法成功案例。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程度的进一步提高，作为特殊群体的死刑犯是否享有生育权？特别是死刑犯配偶的生育权是否应该受到保护？死刑犯配偶的生育权应该通过什么途径得到保护？这些问题应该继续进行深入地讨论并在今后适当的时机付诸实践，这也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也是尊重人权的一个方面，更是我国今后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需要，同时也是我国司法制度逐步完善和走向成熟的一个显著标志。

二、生育权的概念。

摘要:根据刑法总则、分则的规定,一般自首,其成立要件包括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如何准确的把握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刑,一直是司法实践中备受争议的内容,仅对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刑的表现形式进行叙述并对自首的认定进行完善。

关键词: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首

自首制度是我国刑法明确规定的重要的刑罚裁量制度,是我国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在刑法中的具体化和法律化。根据我国《刑法》第67条规定第1款的规定,一般自首是指“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是自首”。

1自动投案的认定

自动投案,理论上有很多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所谓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犯罪嫌疑人没有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然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未被群众扭送时,主动将自己置于公安、检察、审判机关的合法控制下,接受公安、检察、审判机关的审查与裁判的行为。第二种观点认为,所谓自动投案,是指犯罪分子在犯罪之后,归案之前,出于本人的意志而向有关机关或个人承认自己实施了犯罪,并自愿置于有关机关或个人的控制之下,等待进一步交代犯罪事实,并最终接受国家的审查和裁判的行为。第三种观点认为,自动投案,是指犯罪分子在犯罪之后、归案之前,出于本人的意志而自愿置于司法机关的控制之下,接受审判的行为。

笔者认为,自首的本质,在于犯罪人出于自己的意志而将自己交付国家追诉,其与违背犯罪人意志的被动归案是无法相容的。被动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被指控的罪行,或为坦白,或为供认,不能认定为自首。何为自动投案?理论上有不同认识,最高法院《解释》规定:“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然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这是典型的自动投案行为,另外《解释》的第3款和第4款还规定了7种视为自动投案的行为,也可称之为“准自动投案行为”。《解释》所概括列举的种种自动投案的情形,较好地把握了刑法典设立自首制度,鼓励犯罪人认罪悔过、节约司法资源的意旨。根据刑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以及自首本质的要求,我们对自动投案界定如下:自动投案,是指犯罪分子在犯罪之后、归案之前,出于本人的意志而向有关机关或个人承认自己实施了犯罪,并自愿置于有关机关或个人的控制之下,等待进一步交待犯罪事实,并最终接受国家审查和裁判的行为。

摘要：生育权是一种自然权利，也是人格权的一种。死刑犯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其生育权问题是当前司法界争论的热点。本文剖析了生育权的性质，并论证了男女死刑犯应该具有生育权及其实现的途径。

关键词：死刑犯；生育权；实现途径。

2001年5月29日，浙江省舟山市某公司职工罗锋因琐事与公司领导发生争执后并将其杀死。8月7日，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罗锋死刑。随后罗锋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在罗锋上诉期间，他的妻子先后向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请求，请求借助人工授精的方法为死囚丈夫罗锋生育孩子。罗锋妻子在当时社会环境下被社会和部分法律界人士甚至称其为荒唐的、也不可能实现的请求，最终也是被两级法院所拒绝。

2002年1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维持一审判决的裁定，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2002年1月18日上午，罗锋被执行死刑。因此，罗锋妻子希望给死囚丈夫生育的愿望最终也没有能够实现。此案虽然已经过去十年，但是至今仍是争论的热点。

一、此案热议和争论的焦点。

肯定说。该观点认为既然民法中公民的民事权利依然能够适用于死刑犯，那么，包括生育权在内的人格权也应该适用于死刑犯。否定说。该观点认为死刑犯的人身自由权利依法受到限制，与此相关的权利自然也应受到限制（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其中也包括所谓同居权，没有同居权，生育权自然无法实现。部分肯定说。该观点认为死刑犯具有不完整的生育权或具有部分限制性生育权[1]23。

摘要：近年来，“性贿赂”行为泛滥成灾，几乎到了凡有腐败，必有性贿赂的地步，这种社会危害性极大的行为，已经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对象。以这些学者的已有研究成果为基础，深入论证性贿赂犯罪化的必要性，以期抛砖引玉。

关键词：性贿赂；犯罪化；社会危害性；主观恶性

贝卡利亚曾说“衡量犯罪的真正尺度，即犯罪对社会的危害性”，因此，将一种行为纳入犯罪必须要求该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所谓社会危害性，指某一具体行为对于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法律利益)构成了侵犯，给社会造成了相当程度的损害，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安定和谐社会的建立背道而驰。一行为的客观危害性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衡量客观危害性的大小要综合多种因素，不仅要看到有形，物质的危害，给社会带来的无形危害同样应被重视。在经济发展，价值重组和利益多元的今天，“性贿赂”是腐败日盛的重要诱因，其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它的蔓延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带来严重阻碍。性贿赂扭曲政府职能，降低政府行政效率，进而会危及国家政权。腐败官员本是政府决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一旦染指性贿赂，就授人以柄，不得不滥用权力，成为邪恶势力的“保护伞”。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政府的职能在不断发生变化，但市场经济还不够完善，政府在经济领域的影响力仍然非同寻常，我们对各级官员的监督机制还有许多不够完善的地方。基于以上原因，为求得不法利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性贿赂者。随着权色交易的频频发生，国家在经济上也频频蒙受巨大的损失。

性贿赂行为破坏了传统的道德观，致使人们道德沦丧、伦理失范、精神匮乏。首先性贿赂的泛滥颠覆了我国传统的性道德观，破坏了正常的家庭生活。其次性贿赂极大的冲击社会伦理，使社会伦理规范被淡化，价值标准被模糊，使人们的世界观扭曲，人生观错位，伦理精神被放逐，进而会助长了社会腐朽阶层的形成和发展：再次性贿赂在社会上起到了恶劣的示范效应。性贿赂比财物贿赂更具诱惑性，性贿者利用某些腐败分子的好色心理，使其坠入不正当的两性关系之中，从而谋取不正当的利益。性贿赂以其行为的诱惑性、持续性严重危及了政府的公信力、破坏了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干扰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可以预见，如不及时进行立法规制，使之犯罪化，性贿赂行为不仅不能遏制，甚至会大有泛滥之势，结果必将给国家和社会带来巨大损失，出现难以收拾的局面。

刑法意义上的主观恶性，指的是行为人通过行为所表现出来的恶劣的思想意识和品质，它反映了行为人思想上反社会的程度，亦即“蔑视社会”的程度，并表现为应受道义上和法律上责难的程度。主观恶性集中体现在罪过这一概念上。罪过(故意与过失)是指行为人对其行为所造成的结果的心理态度。无罪过即无责任原则，已经成为各国刑法的共识。罪过主要包括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两个方面，这两个是纯主观，必须外化为具体的危害行为才具有刑法上的意义。从认识因素方面说，性贿赂行为的实施者对自己的行为及后果都有明确的认知，即明知自己所实施的性贿赂行为是以色相与公权力交换的行为，是严重损害社会利益的行为。从意志因素方面说，性贿赂行为的实施者在实施性贿赂行为时，往往考虑周密，盘算细致，权衡利弊，显然是在努力追求行为结果的发生。总起来看，性贿赂行为的一方主体，身为国家工作人员，本应廉洁奉公，克尽职守，却为外来利益所诱惑，置大义于不顾，明知对方以美色换取的将是自己手中的公权，却希望或追求行为结果的发生。性贿赂行为人明知其行为及危害结果，而追求行为及结果的发生，并且有期待合法行为的可能性，主观恶性极大。

传统的道德法庭以及行政的监督管理体系已经不能对性贿赂加以有效的控制。目前‘法律空白，无法查办”的现状，不仅是我国刑法的遗憾，更使不法分子有机可乘，“纳贿理念”有所转变，纵容腐败分子更多的趋向于这种不受惩罚的贿赂方式，无形中对这类现象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人认为性贿赂行为的犯罪化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刑法的谦抑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刑罚替代措施)，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其表现为：对于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国家运用民事的、行政的法律手段和措施，仍不足以抗制时才运用刑法的方法，亦即通过刑事立法将其规定为犯罪，处以一定的刑罚，并进而通过相应的刑事司法活动加以解决。危害行为必须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作为对危害行为反映，刑罚应当具有无可避免性。可以认为，对性贿赂的立法是否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关键在于它的社会危害性是否已经严重到必须由刑法来调整的地步。从当前的现实可以看到，性贿赂已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道德、纪律以及非刑事法律的调整己不能够抑制其危害的发展，该种行为已经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动用刑法非“过分之刑”，实数是无奈之举。

【摘要】当今，未成年人犯罪已被列为吸毒贩毒，环境污染之后世界上第三大社会公害。犯罪学家认为，未成年人犯罪是社会的一面特殊的镜子，它能从反面反映社会文化，道德素养和人们的精神面貌，反映甚至暴露出社会某些方面的弊病和问题。本文首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然后从多角度，就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未成年人；未成年人犯罪；个体矫治；依法办案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严重性不仅仅会对这部分未成年人本身和对社会产生直接危害，而且关系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所以，如何预防和矫治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已经成为一个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的重大社会问题。

1未成年人犯罪原因分析

未成年人犯罪是指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所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在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呈增多趋势，并且出现了结伙型犯罪案件增多等特征。现阶段，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自身原因。这种犯罪现象是主客观因素的结合，主要是由于个人膨胀的吃喝玩乐的享乐思想和脆弱的抗挫折能力造成的。（2）家庭和学校成长环境。据有关研究，残缺型家庭和不良的家庭教育方式是未成年人犯罪的助长剂。除家庭外，学校也是未成年人成长的最重要场所。如果学校不能长期有效地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和法制教育，尤其不能对那些“问题青少年”进行及时教育转化工作，往往就会使未成年人偏离正常的发展路径，步入歧途。（3）社会环境的不良影响。由于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带动了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但文化水平思想反而出现了后退。当前社会上的一些不良商家，为了追逐商业利润，制假售假、欺骗诈骗现象，以及贩卖的淫秽录像、黄色书记等都对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2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对策

我国刑法第294条规定了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为了更加准确地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2000年12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又作出了《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这无疑对于司法实践中审理此类案件，正确适用法律是非常有益的。尽管如此，我们也应该看到虽然《解释》对刑法规定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发展组织成员”、“包庇”、“纵容”等作了具体的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处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时，仍然有很多值得探讨的理论与实践上的难题。

一、黑社会组织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

我国刑法分则第294条中第1款和第2款分别出现了“黑社会性质组织”和“黑社会组织”两个不同概念。对此，应该如何理解并准确加以区分？我们认为，黑社会组织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刑法在同一条的不同款中使用了“黑社会性质组织”与“黑社会组织”两个词，表明立法者强调两者应该是在严格区分的意义上加以适用。

（一）黑社会组织

目前，国内外对如何界定黑社会组织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国际社会一般把有组织犯罪认定为黑社会犯罪，二者的含义基本上是统一的。1991年10月，莫斯科有组织国际研讨会文件在论述有组织犯罪的基本方面时指出：有组织犯罪是指由故意犯罪者操纵和控制的、组织相对稳定、具有社会控制之防护体系的犯罪集团通过暴力、恫吓、腐蚀和大量盗窃等违法手段实施的犯罪活动。

总结外国和港、澳、台地区的规定和理论，黑社会组织一般都具备下列特性：

［摘要］目前,对未成年人犯罪的讨论内容多、涉及面广，我国法律、法规也对未成年人权利作了许多保护性规定。但现实状况是，未成年人犯罪数量急剧增加，犯罪年龄相对提前，重新犯罪率高，在社会上造成严重损害。应当依据刑法的罪行法定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罪行相适应原则对犯罪的未成年人予以处罚。

［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罪行法定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罪行相适应原则

由于未成年人在心理成熟度和环境辨别度上不及成年人，目前，我国诸多的法律制度和工作机制多方面地保护着未成年人的权利。我国的刑法制度本身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就更多的体现了宽容与关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犯罪的未成年人规定不适用死刑、不适用无期徒刑（规定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应当从轻、减轻处罚，实则要求在法定刑以下进行处罚）、不适用剥夺政治权利、不适用没收财产、慎用强制措施、严格执行分管分押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对未成年人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为了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培养未成年人良好品行，有效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而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立足于教育和保护，从小抓起，对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及时进行预防和矫治。我国法院系统已经初步建立少年审判庭制度，从诉讼程序开始，少年审判庭专门化职能能够充分保障未成年人的权利。

但现实状况是，未成年人犯罪数量急剧增加，犯罪成员在大案总数中所占比例大幅度上升，犯罪年龄相对提前，并呈现出蔓延快、手段凶狠、团伙作案突出、反复性强，重新犯罪率高，在社会上造成严重损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十分严重，成为当前刑事犯罪活动的热点问题。在部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出现未成年人明知自己的年龄不到刑事责任年龄，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而故意违法犯罪；知道现有法律制度不能对其进行依法打击，而肆意作案，甚至手段更残忍、情节更恶劣的现象，这部分未成年人视未成年为其实施违法犯罪的保护屏障。如此，达不到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目的，不利于有效地保护被害人的利益，也不利于对成年犯的教育和改造。对未年人的关爱，不能转而为纵容。这些现象给社会稳定造成严重损害，也不利于和谐社会的营造，同时这也是与刑法中的罪行法定原则、罪刑均衡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相背离，也与刑法的立法目的不一致。

罪刑法定原则是现代刑法的“铁则”，即第一原则。我国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是：“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犯罪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当法律作出了明文规定，则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予以处罚。在我国刑法中明确规定了犯罪的概念，认为犯罪是危害社会的、触犯刑法的、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明确规定了犯罪构成的共同要件；明确规定了量刑的原则，即对犯罪人裁量决定刑罚，必须以犯罪事实为根据，以刑事法律为准绳；明确规定了各种具体犯罪的法定刑，为司法机关正确量刑提供了法定标准。罪刑法定原则的真正实现，还有赖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化，也就是在司法活动中切实地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不仅要强调在司法实务中勿做有罪推定、勿做扩大解释以外，认为还应尊重法律的严肃性、威严性，勿重但也勿轻。罪行法定使刑事处罚有了确定性，从而强化刑罚的威慑力量、法律的严肃性。而现状却有刑罚的威慑力在未成年人中弱化的现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对社会上的每一公民的要求，是公平、正义观念在刑法中得以贯彻的具体体现。平等适用刑法，也即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刑法规范在根据其内容应当得到适用的所有场合，都予以严格适用。对任何人犯罪，再定罪上、量刑上、行刑上都须平等。对于事实犯罪的任何人，都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认定犯罪；对于任何犯罪人，都必须根据其犯罪事实与法律规定量刑；对于被判处刑罚的任何人，都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执行刑罚。

罪刑均衡原则是“罪当其罪”准则的设置，刑事司法故应依此原则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罪刑相适应是罪与刑的基本关系决定的，是预防犯罪的需要。该原则要求以客观行为的侵犯性与主观一致的罪过性相结合的犯罪社会危害程度，以及犯罪主体再次犯罪的危险程度，作为刑罚的尺度；即是刑罚既要与犯罪性质相适应，又要与犯罪情节相适应。在立法上实现罪刑相适应原则，要求注重对各种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的宏观预测和遏制手段的总体涉及，确定合理的刑罚体系、刑罚制度与法定刑；在量刑方面实现罪刑相适应原则，要求将量刑与定罪置于同等重要地位，强化量刑公正的执法观念，实现刑与罪的均衡协调。

同志们：

今天，我们召开全局2012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深入学习贯彻中纪委十七届三次全会、省纪委五次全会、2012年全省交通系统、公路系统廉政工作会和市纪委二届四次会议精神，总结2011年公路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工作，部署2012年公路系统党风廉政工作。刚才锋祥同志传达了全省交通系统、公路系统廉政工作会议以及市纪委二届四次全会精神。同志对2011年全局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进行了总结，对2012年反腐倡廉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廖振根副局长宣读了表彰纪检监察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4个先进单位就如何做好纪检监察工作作了表态性发言。希望大家认真领会，吃透精神，回去后认真传达贯彻，上下一心，增强执行力，以求真务实的态度，深入扎实地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下面，我就如何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再强调几点意见。

一、要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廉政建设如同经济工作一样，客观地反映着各单位在实施这项工作中所下的功夫、所给予的力度和所取得的效果。稍有松懈就会立刻反弹，反弹的表现就是案件发生率的抬头。这已为近年来行业工作实际情况所佐证。几年来，全省各地市公路部门先后发案，有的甚至出现窝案、串案，有的是一把手犯案，有的是副职或关键部门、岗位的工作骨干犯案。案件的发生虽然表现在犯案人员个体上，反映的是个人品质、素质基础不牢，经不住金钱诱惑、贪欲驱使或落入陷井，但仍然是廉政教育的工作程度不够和力度不足的反映。因而，在领导干部经济犯案率有所抬头的情况下，我们很有必要回过头来从指导思想、总体思路、龙头机制、总的抓手上进行反思，从责任人的责任履行上进行强调和把握。责任制不是新思想，但始终是反腐倡廉工作的总抓手、总关键；落实责任制不是新思路，但在各单位仍然有很大的完善落实和拓展创新的空间；强化责任意识不是新要求，但在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中仍有警钟长鸣的紧迫性；责任追究不是新惩戒，但在实际执行中仍有从严从速的现实必要性。这里我代表局党委着重强调，全局各单位，要认真按照中央、国务院《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的要求和局党委制定的党风廉政建设目标责任状，认真总结回顾近年来责任制工作的落实情况，重新审视相关的责任分解、责任检查、责任考核和责任追究落实的情况，坚决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和省厅、省局的要求，结合实际，完善机制。如果说不抓养护、工程就不能算作一个合格的“一把手”这个问题还可以具体分析、讨论的话，那么不抓党风廉政建设的“一把手”就不是合格的“一把手”、就是失职，这问题大概是用不着讨论的了。因此，各单位党政“一把手”，要自觉履行领导主体和“第一责任人”的职能，切实把握好本单位反腐倡廉建设的方向原则问题，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分工协作，逐级负责，保证部署工作中把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这一重要龙头机制落到实处。

二、要认真抓好两级班子成员的廉洁自律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和各级对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和官德人品提出了一系列新标准、新要求。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又明确提出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讲党性、重人品、作表率”。近几年来，两级班子成员在落实中央规定、坚持廉洁自律、勤修官德人品、自觉为民谋利方面，体现了很强的整体素质和风貌，赢得了干部职工的广泛认同，在广大职工群众中具有良好的号召力、影响力和公信力。

一、农资打假所做的主要工作

（一）组织了“放心农资下乡进村宣传周”活动。3月26日，根据《2013年市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方案》的相关要求，在万石镇举办了“放心农资下乡进村宣传周”活动。活动中，拍摄《农林》节目一期、发放《购买农资提醒手册》和农业生产技术明白纸200余份、直接供应放心农资1000多公斤。

（二）组织了春季种子执法大检查。4月17日至26日，根据《市2013年种子执法年活动方案》的要求，对全市3家种子公司、87户种子经营单位、3万多吨种子进行了全面“拉网式”专项执法检查。从检查结果看，种子生产和经营已逐步规范化，基本做到了“三证”齐全，符合用种要求。

（三）组织了市农资打假交叉执法检查活动。4月26日、27日，市农林执法支队组织本辖区农林行政执法人员到我市进行农资打假交叉执法检查活动，主要检查了农资市场较大的张渚、西渚、徐舍、芳桥等镇的农资经营单位，种子抽样5个品种，农药抽样8个种类。通过检查，总体感到农资市场经营秩序规范、经营品种齐全、经营状况良好。

（四）组织了农资经营单位业务培训。5月29日，组织了由各镇（街道、园区）农资经营单位负责人、农服中心农技负责人共计300余人参加的农资经营单位业务培训。培训活动由宋建法副局长亲自作培训动员，王良祥大队长就今年农资监管主要内容及《农业品投入品经商档案进货台帐》、《农业品投入品经商档案销售台帐》的规范填写进行了专门的辅导，市工商局周士明科长就如何抓好农资市场监管提出了具体要求，农林局植保站邹利军副站长就今年的植保形势和农药使用技术进行了授课。

（五）组织了农资打假秋冬季行动。按照省农委《关于开展农资打假秋冬季行动的通知》精神，根据本地兽药季节性用药情况，11月份，重点对全市兽药市场进行检查，从检查情况来看，兽药市场比较正规，药品质量合格、经营秩序规范，总体情况较好。按照市农林行政执法支队的要求，抽样5个兽药品种，现已送交上级部门检测。

摘要：从法律定位来说，维权就是群体或者是个人采用合法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益，维权范围较广。维权行为的发生通常是在权威体制下形成的，是一种个人权利和公众利益诉讼的法律文化表现，当维权活动真正地进入到百姓生活中，不仅能够有效保护人们的基本权益，还有利于进一步维护社会运行发展的秩序。但是事物都有两面性，维权行为中也存在因过度维权而触及刑法的问题，过度维权是在维权的过程中采用的手法过激，导致再次给他人的财产或其他权益造成了损害，这种形式的维权行为是不恰当、不合法的，也是不符合社会制度的，并且在一定的条件下，这种不当的维权行为可能会形成刑法犯罪中的敲诈勒索罪。本篇文章在此基础上，主要对维权的法律定义、维权的案例以及正当维权的必要行为和措施等进行重点研究和客观分析。

关键词：刑法;维权;敲诈勒索;合法权益;违法事实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各种经济活动中产生的纠纷问题，均需要采用法律手段解决，维权就是针对不同纠纷问题，依据法律规定，解决这些民事纠纷问题，维护人们的合法权益。但是在生活实践中，不同纠纷问题产生的原因不同，民事纠纷的当事人对于事件的看法也不同，部分人对于维权领域的相关法律知识了解或理解的不够透彻，可能会采用一些不当的过激手段来维护和争取自己的权益，在一定条件下就可能触及刑法，造成过度维权。维权和过度维权两者是存在本质上的区别的。人们对于维权方面的意识和意愿更加强烈，但是从刑法角度来说，某些维权行为是不恰当的，这就需要从普法教育角度对人们实施有效的宣教，使其能够在法律红线内正确维权、合理维权。关于刑法视野下的维权行为均需要综合实践情况展开研究与探讨[1]。

1刑法角度的维权释义

1.1维权分析。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各种经济活动、经济主体相互交织，由此产生的纠纷性问题也较多，纠纷类型多样，涉及的主体也较多，人们要维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就要充分理解和把握好维权的法律意义。从法律层面来说，维权就是指人们的利益和权利在受到侵害时，采用一定的方法来恢复和保护自己的权益，在整个过程中产生的诸多行为方式就是维权行为。1.2行为问题。通过上述关于维权定义及内容的分析可知，维权包括公力救济和私力救济两种维权形式，但是在实际的维权过程中，比较容易产生刑法问题的是私力救济维权，因为选择公力救济维权，由国家机关处理不会产生犯罪问题。行为人自身在维权的过程中，可能会采用一些过激的手段，违反刑法，例如威胁他人甚至是勒索钱财，这在司法实践中是存在较多争议的[2]。不同的维权行为由不同行为人执行，或者是采用的行为表现方式不同，在法律领域内是有不同解释的，部分行为人在存在侵权事实的情况下进行维权，目的是单纯地维护和恢复自己的权益，但是行为人在维权时存在恐吓、威胁，行为目的不再是单纯地为恢复自身权益，而是为了获得额外利益，则这种行为是构成刑法犯罪的，即为过度维权。1.3过度维权。过度维权是维权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但是过度维权涉及刑法犯罪，通常是和敲诈、勒索等联系在一起的，此类案件的发生严重影响了刑法的权威性和安定性，因此在处理过度维权案件时要结合涉及的数额、手段和因性等进行综合分析。过度维权中，当事人双方出现侵权纠纷或违约纠纷，一方为了维护权益或为了获利采用具有威胁性手段逼迫另一方提供高额赔偿，较为典型的是以向新闻媒体曝光作为威胁手段。通过这些情况可以看出，过度维权案件在客观表现形式上是存在明显差异的，但是触及刑法的程度不同，所以处理结果方面也是具有本质差异的。在刑法视野下解读维权行为，可以从案件因性、维权手段威胁性、索取数额不平衡性以及行为损害等方面进行辩证分析处理。

2刑法视野下的维权行为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