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职业范文10篇

一、问题缘起

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发展，法律职业的问题日益受到社会的关注，通过法律职业及其共同体的参与和努力推进司法改革、实现法制现代化，已成为法律界的基本共识。[1]

法律职业是西方法律传统中一个重要的要素和象征，它对于法律的运作、发展、法律传统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对于非西方国家而言，由于现代法律职业及其共同体并非历史地形成的，在法制现代化过程中需要从无到有地培养一批现代法律家，这不仅存在难度，更需要时间；而由此形成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模式及其历史作用也会与西方社会迥然不同。

我国很多法学家对通过建立法律共同体实现法治寄予了极高的期望。例如，贺卫方教授始终在积极呼唤通过法律职业共同体及其自治改造社会、改造权力，推进法治的实现。[2]强世功博士在《法律共同体宣言》中呼吁：“所有的法律人（lawyers），团结起来！……我们必须对这个法律共同体的历史、理论逻辑和思维方式以及我们对待我们这个社会的态度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们必须对这个共同体的现状、社会功能、所遇到的问题以及未来的走向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自觉地主动地团结起来，抵制专断和特权，抵制暴力和混乱，维持稳定与秩序，捍卫公道和正义，实现改良与发展。这正是我们今天的历史使命。”[3]然而与此同时，也有不少法学家冷静地提出了不同意见。例如，梁治平教授指出：“建设法律职业共同体这样的问题实际上很值得我们去进一步地推敲。比如，法律自治或者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说法通常包含一个假定，即认为有一种独一无二的法律方法论，与比如政治的或者伦理的方法截然不同。其实这种假定很成问题。所谓法律推理常常夹杂了政治判断、实践理性、常识等因素，这些早已经许多法学家甚至法官指出。”[4]

关于我国法律共同体的模式和建构方式，也存在不同意见。很多人把英美式的一元化的法律共同体作为理想模式，主张从律师中选任法官，以提高法官的素质和司法公正程度，并通过自治的方式使法律职业共同体成为一种独立自觉的社会力量。[5]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在中国，所谓法律职业共同体实际上不应是指一种实体性的建构，而是一种精神或理念上的共同体，即职业认同。而共同体的建立只能在政府主导下促成。[6]

进入21世纪之后，司法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民众对司法的关注与利用日益增加，诉讼数量持续增长，国家对司法的重视和资源投入也在不断加大；与此同时，法律教育的规模以及法律职业的规模和数量同时在以的速度发展。[7]从形式上看，法袍的穿着、法槌的使用、法院建筑的建设，无不在强烈地显示着司法地位的独特性和权威性；从职业素质上看，现任司法官的学历程度也在逐年提高，博士、硕士所占比例不断攀升，并产出了不少引人关注的案例和司法解释；不仅如此，法律界在社会上的声音和影响力明显增强，已成为促进社会发展和改革的重要力量。这一切，似乎标志着法律家职业化时代已经来到，[8]法律职业阶层及共同体已经初步形成。然而与此同时，法律职业的社会公信力并没有提高。以2003年全国关注的刘涌案为契机，包括法官、律师和法学家在内的整个法律职业受到了公众的严重质疑，甚至有人因此明确提出在中国不能轻言司法独立的意见。[9]与此相呼应，作为针对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的积极对策，以人大个案监督为标志的对司法机关和司法活动的全面监督、甚至直接介入正在以不可遏止的趋势发展。[10]

中世纪史学家坎特罗威茨说，只有三种职业有资格穿长袍，这种长袍象征着穿戴者思想的成熟和独立的判断力，并表示直接对自己的良心和上帝负责。法官职业就是其中之一，法官是法律的守护神，代表着法律，承载着社会公正使命，法官这一独特的社会角色决定了法官不仅要有高超的专业技能，更要有相应的职业伦理与之配适。法官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法律职业伦理出发，阐述法官职业伦理，通过分析我国法官职业伦理的现状，试图更好的完善我国法官职业伦理体系。

一、法律职业伦理

(一)法律职业伦理的概念及特征

1．法律职业伦理的概念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化的伴生物，而法律职业化是社会分工不断发展及法律专门化、专业化的必然结果。因此，从根本上说，法律职业伦理是一种社会伦理现象，它体现并服从伦理的一般规定性。

2．法律职业伦理的特征从内容来看，可以认为法律职业伦理包含以下三个特征。一是义务规范外观。在关涉法律职业伦理的法律规范中，义务性规范占了很大比重。应当、必须等是法律职业伦理规范的常用词。当然，详尽列明义务性规范的目的，除了对法律职业及其共同体形成规制，更在于维护当事人乃至公民的合法权利。二是程序思维导向。法律职业伦理大多是法律职业在法律程序中必须遵循和实践的，离开法律程序就不会存在此种伦理要求。三是正义价值取向。法律职业伦理的诸规范最终统摄于正义，特别是程序正义之下，以趋近社会制度的第一美德。

(二）法律职业伦理的构成要素作为一种社会伦理现象，法律职业伦理由四大要素即法律职业伦理关系、法律职业伦理实体、法律职业伦理规范和法律职业伦理秩序构成。

摘要:法律教育对于建设法治社会来说至关重要，如若国民缺少一定的法律教育，那么就会严重阻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在这一背景下，文章对新时期下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进行详细研究。首先，文章简要概述了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关系。而后总结了当前我国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存在的问题，为新时期下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有效衔接提出了几点针对性策略。此次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能够提升我国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发展，进而为我国培养优秀的法学人才献出绵薄之力。

关键词:新时期;法学教育;法律职业

随着我国社会的进步，我国的法学教育规模正在逐步扩大，同时我国法学教育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在法学教育得到发展的同时，法学教育方式落后、教育内容老化等问题日益突出，进而导致我国法学教育无法与法律职业有效结合。因此，在当前新时期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将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进行紧密结合，成为当前相关工作人员面临的重要问题。故而，本文对于新时期下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研究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关系

法学教育是对有志于从事法律实务的人进行科学且严格的职业训练，使其掌握法律的实践技能及操作技巧，能够娴熟地处理社会当中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因此，法学教育的使命在于进行职业教育或者说在于进行职业训练。法律职业是指以律师、法官、检察官和公证员为代表的，受过专门的法律专业训练，具有娴熟的法律技能与法律伦理的法律事务岗位从业人员所构成的共同体。世界自兴起了法律这门学科以后，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就已经有了密不可分的关系。并且，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二者之间在法治状态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一方面，法学教育是法律职业发展的重要基石。在从事法律职业之前必须要进行一定的法学教育，法学教育的教学内容、教育结构以及教育方式等都会极大的影响着法律职业［1］。因此，从某种程度上分析，法律职业中能够极大的体现着法学教育中为从业者提供的法学知识、法律职业技能以及职业道德等。另一方面，法学教育内容的重要导向就是法律职业。故而，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之间还有着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并且同时法律职业会使得法律教育拥有更加丰富的内涵。

二、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存在的问题

一、案例教学方法

(一)案例教学理念

“教”与“学”是一门艺术,是两大主体(即教师和学生)围绕知识的传授和吸收,能力的培养和适用而展开的双边教学活动。在这一活动过程中,教师必须注重教法,即“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案例教学之目的在于通过讲述生动、活泼的案例,使相关的理论问题得以形象化阐释。[2]让学生在聆听故事化的情节之中,将理论问题与现实生活对号入座。从而达到深入浅出、言之有物的教学效果。最终使学生更深刻、更准确的理解与掌握所讲授的理论内容。

(二)案例教学的组织

在法学教学中引入案例教学法,涉及到如何组织课堂教学的问题。案例教学实际上是一个师生之间以及学生之间的交流过程,要保证教学效果,课前准备相当重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教师的课前准备工作

一、引言

法律理性是法律之所以为法律的内在伦理品质，同时并为法律的内在逻辑力量所在。其为法律的内在伦理品质，以公平正义、仁爱诚信等等作为自己的永恒价值选择，求将安全、自由、平等、人权、民主与宽容等等生活理想，熔铸其间，在为人世生活编织人世规则与人间秩序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德性之维，将自己的生命之源深植于人心本身。此种德性之维，也就是超越之维，若从“中国文化”观察，则以向内诉求为导向的超越进路，一本于将天理人情融为一体的生命形态。

作为法律的内在逻辑力量，法律理性表现为经由诸如程序公正、法律推理与法律论证，以及各种具体部门法的一系列智性制度安排和种种法律技术，包括法律语言、法律技巧和法律形式，赋予人世规则与人间秩序以明晰、确切、稳定、可预测与可操作等等技术秉性，使人世生活得有可恃的凭依，而将法意与法制曲连沟通，世道人心与制度架构打成一片。法律的生命之源由此潜转为规则之流，法意人心藉诸具体的规则形式，成长为遮庇人世生活的人间秩序这一参天大树。通常所说的法律之为一种对于未来情形的“预测”或“预言”，若从法律不过是生活的规则形式而具备此种逻辑力量而言，其意在此。1

此种分梳，大致相当于通常所谓法律理性中的实质理性与形式理性的区别。就实质理性来看，追根究源，法律存在的最为根本的理据在于它是人世生活的规则，堪为对于人世生活的网罗和组织，而蔚成人间秩序，从而为居民的洒扫应对提供一个规则之维。就日常运作的表象来看，则法律以对于诸种现实难题的规则性梳理为务，从而在“摸着石头过河”式的应对生计的历程中，垒砌块块“石头”而已。如此这般，使大家的日子过得下去，并力争过好，同时并为未来提供可得循依的成例成规。职是之故，“规则性”是法律的最为根本的属性，是法律之所以蔚为人世生活的规则的根本原因所在。对此属性的深刻体会与领悟，构成了法律从业者的规则意识；作为对此属性的主体呈现，它形成了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其他各项职业伦理的基础。由此，为了保守和护持规则性，则常态之下，法律应当永远是对于生活本身固有情形的忠实表述。“观俗立法”，循沿生活的常识、常理与常情，是立法的最低也是最高标准，也是法律从业者的职业敏感的特殊性所在。换言之，任何法律总是现实的规则，立基于生活现实并对生活现实作出自己的反映。不是别的，正是“现实性”使得法律区别于道德与宗教。相应的，现实主义或者说现世主义，成为法律从业者的职业禀性。

当我们说“现实”的时候，不仅意味着当下的，同时并略略带有前瞻的意味。现实不过是过去与未来在当下的暂时呈现，在时间的维度中，同样曾经是未来而又必将是过去。法律是现实的产物，即说明必须对此两头均有所照应，而尤当照应到未来。但是，未来究竟如何，终只能走一步看一步，终只能经由鉴往察今而隐约推论。而法律关乎社会组织方式与人世生活方式，为了不致发生法律规定与现实生活两相脱节，甚至悖情逆理、伤天害理，损害到已为成例成规的生活本身，因此，一般常态下，此种前瞻只能是“略略”为之。毕竟，如本文正文将要阐释的，法律乃是“当下的一个重要的规则性存在”。职是之故，作为对此前瞻的牵制而确保立法不过是对于生活本身的模写，法律较生活本身通常总是“慢半拍”，以对既往成例成规的记录而昭示当下和未来以循沿的轨迹。换言之，法律天然具有保守性，守成的态度因而成为法律从业者的职业理性。凡此种种，其宗旨其目标，均不外为人世生活缔造或看守人间秩序，而达成一个理想而惬意的人世生活。正是在此，法律不仅是一种规则体系，同时并为一种意义体系，自有价值追求蕴涵其中。对于此种价值的确信不移，直至达到以其为自己安身立命的精神担当的程度，构成了称职的现代法律从业者的世俗信仰。如果说现实性使得法律区别于道德与宗教的话，那么，此种“世俗信仰”则又使其与道德和宗教——神圣的超越性精神源泉——永远保持内在的血脉联通。由此，铁面的现实与高悬的理想，在理想的法律中获得了完美的统一，法律的理性之维与德性之维和谐不悖，法律因而成为人世生活的人间秩序。

由此，规则性、现实性、时代性、保守性和价值性，构成法律的实质理性的基本内涵，成为法律理性的伦理品质。相应地，法律从业者作为“行走着的法律理性”，其职业实践、志业担当和天职践履，从应然与实然两方面而言，都应当是或已经是法律理性的落实与体现。因而，正像程序公正、法律推理、法律论证和法律形式、法律语言等等是法律理性的逻辑外化，规则意识、现世主义、时代观点、守成态度与世俗信仰，作为法律从业者对于法律理性的内化，构成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职业伦理与实践伦理。总之，作为人类理性的规则投射，正是法律理性而不是别的什么，使得法律区别于其他社会规范，也使得法律从业者社群区别于其他职业或志业社群。2

摘要：20世纪初，从业观念的变化以及不断深入的法律改革，为近代法律职业的生成提供了契机。随着法律职业教育的开展以及法律职业准入制度的确立，近代法律职业得到了较为迅速的发展。在近代法律职业的形成过程中，虽然存在着不少的问题，但具有近代意义的法律职业的出现，为中国法律职业阶层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促进了近代法律职业教育的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近代中国的司法改革进程。

关键词：近代法律职业；法律职业教育；法律职业准入制度；司法改革

从广义的角度来看，法律职业是指直接从事与法律相关的各类职业的总称，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等。学术界对其的定义为：“指受过专门的法律教育、具备法律预先规定的任职条件、取得国家规定的任职资格而专门从事法律工作的一种社会角色。”①西欧早在12-13世纪就已产生了职业法官和职业律师，这标志着西方法律职业的兴起。而在中国古代，虽有州县官员、刑幕以及讼师等人员的存在，但却“没有孕育出一种具有正当性和专业化的法律家阶层”②，具有近代意义的法律职业也就不可能产生。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对中国近代法律职业的生成过程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尚是学术界较少关注的一个问题。本文拟对中国近代法律职业的生成契机、发展过程及其影响做一探析，以期有助于对该问题的研究。

一、近代法律职业的生成契机

20世纪初，随着传统社会的不断解体以及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中国社会正面临着“千古未有之变局”，这为法律职业的兴起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契机。首先，人们的从业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中国封建社会，负责地方司法事务的主要是州县官员。但司法与行政合一的传统体制，使得科举出身的官员很难有精力专注于司法审判事务，他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法律职业者，实际处理地方司法事务的则是州县官员的助手——刑名幕友。而在民间社会，普通民众出于诉讼的需求，往往需要依靠那些掌握一定法律知识、了解基本诉讼程序的人为其提供诉讼咨询、讼状或与官府进行交涉，这类帮助他人打官司的人逐渐形成为一个专门的职业——讼师。可以说，刑名幕友与讼师是当时真正以法律为职业者。他们的存在，正如夫马进所言，“不懂法律知识的官僚需要雇佣幕友来对抗人民和胥吏、差役，同样不懂法律知识的民众需要雇用讼师与官僚和胥吏、差役对抗”①。在“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社会，刑名幕友与讼师多是科举落第、仕途落魄的知识分子，他们选择这样的职业，是迫于生计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虽然，他们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但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对其多抱着一种否定的态度。②在许多人看来，他们是导致吏治腐败、司法不公的根源所在。习律者在社会上的地位，正如瞿同祖先生所说，“政治上无出路，不可能做大官，因此不受鼓励，为人所轻视”③。人们对法律职业的轻视，一直延续到清末。在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传统社会的解体以及中西文化的交融，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点，很明显地表现在对职业的选择上。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化与流动不断加剧，以往为人们鄙视的商行、报馆、新式学堂等孕育出近代中国第一批新式职业人，这对传统职业观念是一个极大的冲击。同样，传统法律职业也面临着新的生机。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使得众多为取得功名而以科举为业的举贡生监人员失去了原有的晋身之阶，他们必须寻找新的入仕之途，而投身法政在当时无疑是一个极好的选择。同时，随着清政府法律改革步伐的不断扩大，对新式法政人才的需求也极为迫切。由此，过去对个人仕途毫无帮助且社会地位低下的法律职业，摇身一变而成为社会上的热门职业。其次，法律改革为法律职业的兴起创造了条件。清末的法律职业之所以能够吸引如此众多的知识分子，是和新政时期的法律改革分不开的。1902年，清政府命沈家本、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④。自此，清末的法律改革全面展开。随着法律改革的不断深入，新兴法律职业的出现已具备了基本的条件。1．新律的颁行，为法律职业的兴起提供了制度保障。自1903年修订法律馆设立以后，清政府在改订旧律的同时，还以西方及日本为师，颁行了一系列与近代社会变迁相适应的新法规。新律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了人们的传统法律观念，为近代法律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这种变化，同样为法律职业的出现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如1909年颁布的《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1910年颁布的《法院编制法》《法官考试任用暂行章程》《法官考试任用暂行章程实施细则》等，都对律师、律师辩护以及法官、检察官的选拔、任用等作了具体的规定，有力地推动了清末律师制度、法官制度的确立。2．司法与行政的分离，促成了对法律职业者的实际需求。清末法律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促使司法与行政的分离，实现司法独立。为此，清政府于1906年改革中央官制，将刑部改为法部，专管司法行政事务；将大理寺改为大理院，专管司法审判。同时，将地方上的司法事务从州县官的职责中剥离出来，设立各级审判厅及检察厅，专司地方司法事务。地方各级审判厅及检察厅的设立，促成了对专门法律人才的极大需求。根据法部的估计，至1912年，“府厅州县各级厅同时成立，需用推检已达万人，此后乡镇所需员数犹不与焉”①。由此可以看出，法律职业与实际从业者之间存在着较大的供需矛盾，这种状况，极大地刺激了人们学习法政的热情。清末法政留学以及国内法政教育的蓬勃开展，即为这一矛盾的外在表现。庞大的法政学习队伍，是清末法律职业兴起的社会基础。3．近代法律教育的兴起，为法律职业的人才培养提供了可能。在中国古代，像刑名幕友和讼师这样的法律从业者，其法律专业知识的获得，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前辈的言传身教以及实践经验，“幕友的训练在很大程度上是技术性的，而不可能培养法律家阶层所追求的法律的内在逻辑，诸如案件处理所依据准则的一致性，法律思考与道德思考的适度区分，等等”②。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状况发生了改变，西方法律教育的培养模式成为近代中国法律教育的主流。除了大批的法政留学生以外，清政府在全国建立了许多法律教育机构，包括国立大学的法律院系③、法政学堂、司法研究所、法政讲习所、法官养成所等，以培养法律改革所需的专门法律人才。这些法律教育机构的入学资格、授课方式、所学课程等，都是为了配合法律改革对新式法律人才的需要。他们的存在，是清末法律职业获得专门教育的重要保证。

二、近代法律职业的形成与发展

[摘要]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提出与构建才刚刚起步。构建一个与现代化法治相契合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实现法治的关键。对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构建，理论和实践中尚存在着不少认识上的误区，本文试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内涵、性质、构建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及其构建途径提出了若干见解。

[关键词]法治，法律职业，共同体，构建

罗马法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法律专业化程度的增强，出现了一批法学家和法律顾问，他们专门负责解答诉讼当事人或者司法行政部门提出的问题，并通过回答这些实践中的问题对法律进行解答的分析和研究，提出一些一般性的理论，形成了一套关于法律的系统知识。这一批法学家和法律顾问就成为历史上最早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原始内涵，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概念由此滥觞。它是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分工明细化的必然结果与体现，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人们观念的变更，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内容也随之有所变化。我国在法制改革和法治进程中，强调法律制度律构的同时。，也更加重视法律运作者的职业化造就，使法律职业内部不同部门的法律工作是各自独立的完全不同类型的法律工作，从而承担法治的重托，实现法治现代化的目标。

一、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内涵和性质界定

1.法律职业共同体内涵的界定

对于职业，韦伯在《法律与价值》一书中指出：“职业不仅是一个赖以谋生的手段，它也成为一个人在社会上找到并保持一个位置的根本方式，成为他/她的安身立命之本。”[1]现代汉语词典把“共同体”定位于：人们在共同条件下结成的集体。[2]那么，不言而喻，法律职业共同体就是指以法律连接起来的具有相同的语言、知识背景、专业层次的人们结成的职业集体，又可简称为法共体。当然，在不同国家，它的具体含义和范围有所不同。

一、调查背景和过程简言

国家司法考试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职业的统一准入制度，它的前身是法官、检察官选任制度和律师资格取得制度。为了统一法律职业准入标准，20*年法律授权司法部组织实行全国统一的国家司法考试制度，通过考试者取得法律职业资格，从而获得准予从事特定法律职业的基准条件，可以选择担任法官、检察官、律师或公证员。报名者要求具有本科学历，少数地区放宽至专科学历。我市从20*年开始组织本地区国家司法考试，至20*年止，报名人数2593人，参考人数2334人，通过考试人数352人（A证：296人，B证：24人，C证：32人），通过率平均14%，可见通过不易。如此高的准入门槛、如此多的人参加考试、如此低的通过率，看似矛盾的现象恰恰说明了这张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的莫大吸引力。那么，我市已取得法律职业资格人员的现状如何呢？笔者用了三个月时间，对全部考取人员的资料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统计和分析，又抽取180人，通过发放问卷调查、电话调查的方法取得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数据，之后又走访了有关用人单位及单位领导，获得了一系列数据和第一手资料。

二、现象及原因

（一）考生人数和考试通过率逐年提高，就业形势很好

从20*年开始，报名人数从300多人到20*年的500多人，呈递增之势；而通过率从20*年的5%到20*年的19%，也呈递增之势。报名人数中，法院、检察院人员约占20-30%，有固定职业者（包括法院检察院人员）约占60%-70%，无固定职业者约占30%-40%（包括刚毕业尚未找到工作的学生）。通过考试的人员中，法院、检察院工作人员占比较高，最低的20*年也达到28%，最高的20*年高达58%，其余年份均保持在50%左右，经考试合格并授予法律职业资格的在职法院、检察院工作人员很顺利地被授予助理审判员、助理检察员职务；其他有固定职业者通过这一考试被授予法律职业资格后顺利地进行了职业转换或实现升职、加薪的占比约60%以上；无固定职业者通过这一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后就业率在95%以上，但主要在律师事务所和企业就业。以上数据说明：（1）国家司法考试热有增无减，反映出社会对这一类人才依然渴求，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者就业前景乐观；（2）法院、检察院人员是国家司法考试的主力军之一，这是由于职业的要求，更是《法官法》、《检察官法》的要求。近年来进入法院、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取得法律职业资格的压力短期内不会消失，对取得法律职业资格人才的需求缺口不小，虽然目前由于客观上的原因，拥有法律职业资格的非法院、检察院系统的人不容易进入法院、检察院，但这一现象却可能面临着变数；（3）无固定职业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者进入公务员队伍的少。主要原因是进入法院、检察院等公务员机构必须经过公务员考试，进入门槛高，而律师事务所和企业进入门槛相对较低；（4）存在就业盲点。我市基层司法所建设经过三年的努力，已经建成25个所，但目前尚无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者进入司法所工作，自司法考试开考以来，全市14个公证处，尚未录用一名取得法律职业资格的人员担任公证员。其主要原因是司法所和我市的公证机构都属公务员编制，同样存在进入门槛较高的问题。

（二）普遍对现从事职业满意度低，人才流出比例较高

一、调查背景和过程简言

国家司法考试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职业的统一准入制度，它的前身是法官、检察官选任制度和律师资格取得制度。为了统一法律职业准入标准，2002年法律授权司法部组织实行全国统一的国家司法考试制度，通过考试者取得法律职业资格，从而获得准予从事特定法律职业的基准条件，可以选择担任法官、检察官、律师或公证员。报名者要求具有本科学历，少数地区放宽至专科学历。我市从2002年开始组织本地区国家司法考试，至2007年止，报名人数2593人，参考人数2334人，通过考试人数352人（A证：296人，B证：24人，C证：32人），通过率平均14%，可见通过不易。如此高的准入门槛、如此多的人参加考试、如此低的通过率，看似矛盾的现象恰恰说明了这张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的莫大吸引力。那么，我市已取得法律职业资格人员的现状如何呢？笔者用了三个月时间，对全部考取人员的资料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统计和分析，又抽取180人，通过发放问卷调查、电话调查的方法取得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数据，之后又走访了有关用人单位及单位领导，获得了一系列数据和第一手资料。

二、现象及原因

（一）考生人数和考试通过率逐年提高，就业形势很好

从2002年开始，报名人数从300多人到2007年的500多人，呈递增之势；而通过率从2002年的5%到2007年的19%，也呈递增之势。报名人数中，法院、检察院人员约占20-30%，有固定职业者（包括法院检察院人员）约占60%-70%，无固定职业者约占30%-40%（包括刚毕业尚未找到工作的学生）。通过考试的人员中，法院、检察院工作人员占比较高，最低的2005年也达到28%，最高的2007年高达58%，其余年份均保持在50%左右，经考试合格并授予法律职业资格的在职法院、检察院工作人员很顺利地被授予助理审判员、助理检察员职务；其他有固定职业者通过这一考试被授予法律职业资格后顺利地进行了职业转换或实现升职、加薪的占比约60%以上；无固定职业者通过这一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后就业率在95%以上，但主要在律师事务所和企业就业。以上数据说明：（1）国家司法考试热有增无减，反映出社会对这一类人才依然渴求，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者就业前景乐观；（2）法院、检察院人员是国家司法考试的主力军之一，这是由于职业的要求，更是《法官法》、《检察官法》的要求。近年来进入法院、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取得法律职业资格的压力短期内不会消失，对取得法律职业资格人才的需求缺口不小，虽然目前由于客观上的原因，拥有法律职业资格的非法院、检察院系统的人不容易进入法院、检察院，但这一现象却可能面临着变数；（3）无固定职业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者进入公务员队伍的少。主要原因是进入法院、检察院等公务员机构必须经过公务员考试，进入门槛高，而律师事务所和企业进入门槛相对较低；（4）存在就业盲点。我市基层司法所建设经过三年的努力，已经建成25个所，但目前尚无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者进入司法所工作，自司法考试开考以来，全市14个公证处，尚未录用一名取得法律职业资格的人员担任公证员。其主要原因是司法所和我市的公证机构都属公务员编制，同样存在进入门槛较高的问题。

（二）普遍对现从事职业满意度低，人才流出比例较高

摘要：我国最新制定的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在以往重点考察考生法律专业基础知识的同时，也对考生的法律核心素养、法律实践能力等予以高度关注。由此也使得其与传统法学本科教育之间的不适应问题日益尖锐，推行法学本科教育改革以适应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已经势在必行。基于此，文章将从简要说明法学本科教育与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关系入手，针对二者目前存在的不适应问题，着重围绕如何有效解决法学本科教育改革对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适应性问题进行简要分析研究。

关键词：法学本科教育改革；法律职业资格考试；适应性

在传统法学本科教育中只侧重于学生的法学专业基础理论知识的教育，以夯实学生法学知识基础为目标，使得学生可以顺利通过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但新制定的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增加了考生法律素养、综合实践能力等方面的考查内容，因此有必要通过深化法学本科教育改革，使其能够与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相适应。本文通过探究法学本科教育改革对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适应性问题，对解决当前法学教育界这一重要问题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一法学本科教育与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关联性分析

（一）法学本科教育以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为导向。在法学本科教育及其深化改革中，需将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作为导向。在以往的法律职业考试当中，因受到当时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制约，使得部分法律基础和法律素养相对薄弱的人通过短时间内突击学习顺利获取法律职业资格证，成为法律职业化队伍的一员。但在当前最新的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当中，其通过适当提高报考条件并加强对考生法律素养、法律精神、法律实践能力等多方面的考查，使得法学本科教育也不能再仅仅只注重对学生专业法律基础知识的教育教学，同时也需要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职业伦理道德，使其可以明确自身应承担的法律义务，并注重培养学生的法律核心素养。只有坚持以新的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为导向，深入推进法学本科教育改革，才能使得二者实现紧密衔接。（二）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确定法学本科教育定位。在《关于完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的意见》中，认定法学教育属于职业教育。受此影响，原本的司法考试也正式更名为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而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将法学本科教育定位成职业教育，不仅与当前我国渴求大量高素质专业优秀的法律人才需求相适应，同时在职业教育这一定位下，法学本科教育也将坚持“以就业为导向，以服务为需求”的教育宗旨，重点突出法学教育的职业化特征，在法学教育中也将更加关注学生的职业能力、法律素养等方面，而这也与新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相适应。因此在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影响下，法学本科教育在不断落实改革的过程中，也可以为国家和社会源源不断地输送大量优秀法律人才。

二法学本科教育与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适应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