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制度范文10篇

一、我国广告法律制度的发展历程

(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至广告法颁布时期广告法律制度的复苏与成型阶段

1.广告业的恢复管理阶段

1982年2月,国务院通过并颁布了《广告管理暂行条例》;同年6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了《广告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该条例和实施细则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部全国性广告管理法规,从此结束了新时期恢复广告业务以来,广告活动无章可循、无法可依、缺乏管理的混乱状况,明确了我国的广告管理机构是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地方各级工商行政管理局。

2.管理依据的正式化阶段

1982年至1987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实行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冲破了长期以来统得过死的计划经济,使生产、消费发生了巨大变化。广告业的队伍迅速壮大,广告活动日趋频繁,对广告的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总结以往经验、吸收广告管理单行法规的有关内容、借鉴国外广告管理有益经验的基础上,国务院于1987年10月26日了《广告管理条例》,使我国广告管理法规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它不仅为广告管理提供了更为全面、具体的法律依据,而且用行政法规的形式把广告宣传和广告经营的行为规范确立下来,为广告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广告管理条例》,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于1988年1月制定了《广告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同时还单独或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先后制定了十几个单项广告管理法规,加强了对医疗器械、药品、农药、烟草等广告的管理。

召回制度（Recall），就是对投放市场的产品，发现由于当时不可预见的设计或制造方面的原因，存在缺陷，不符合有关的法规、标准，有可能导致安全及环保问题，厂家进行回收、改造或处理，以消除事故隐患。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是我国第一个以规章形式进行召回的规定。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建立产品召回制度势在必行。本文就召回制度设计谈几点浅近看法，供同仁们参考。

一、当前产品召回制度进展

近来“产品的召回”常常闯进媒体视野，从各大汽车巨头，到柯达尼康的数码相机，从波音的燃油泵，到富士通的个人电脑、索尼的电视机。“召回”暗示着巨大回收成本和企业形象危机，稍有不慎，相关公司随时都可能面临灭顶之灾。在欧美国家，产品投放市场后，如果发现产品在设计或制造方面存在缺陷，或不符合当地的法规标准，或可能导致安全和环保等问题，生产商必须向主管机构和消费者通报情况，并对问题产品进行回收改造，以杜绝事故隐患。缺陷产品召回制度始于1966年美国的《国家交通与机动车安全法》。该法规定，汽车制造商在发现其产品由于设计或制造等方面的原因存在缺陷，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有可能带来安全或环保问题时，有义务公开汽车召回的信息，将情况通报给用户和交通管理部门，进行免费维修。美国实施汽车召回制度后，已经召回了2亿辆汽车，美国国内汽车的质量及安全性都有了极大改善，交通事故也得到了有效遏制，这些措施又相应地推动了美国汽车工业的发展。近40年来，美国的缺陷产品召回对象从汽车逐步拓展到多项涉及消费者安全和健康的产品，包括玩具、食品、药品、化妆品等。除美国之外，目前实行召回制度的国家有日本、韩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汽车已走进寻常百姓家，但由缺陷汽车造成的安全事故也越来越频繁。20**年3月，国家了《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这是我国在立法层面上首次确认缺陷产品召回制度。日前出台的《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经营者发现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存在严重缺陷，即使正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仍然可能对人身、财产安全造成危害的，应当立即停止销售或者服务，并报告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对已经售出的商品，还应当立即告知消费者，并召回该商品进行修理、更换或者销毁；对已经提供的服务，还应当立即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该条例以地方立法的形式正式确立了缺陷产品召回制度。此前，福建省工商局依据《消法》在20**年国庆期间，开展了三次不合格食品下架召回行动。从经济立法到执法实践，缺陷产品召回制度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和企业界人士的关注，然而作为一项从国外移植过来的法律制度，虽然国外的立法和学术研究均已相对成熟，但它对于我国企业和消费者而言仍然是陌生的，无论是企业界还是学术界对它的理解和认识也还不够深入。对经营者来说，其从事经营活动的目的就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对缺陷产品实施“召回”需要花费一大笔费用，消费者还会因为经营者的“召回”行为而对经营者的产品质量产生怀疑乃至拒绝。另一方面，消费者的消费心理还不够成熟、不够理性，很多消费者都有这样一种认识上的误区，认为经营者存在缺陷产品就是经营者生产的所有产品都存在缺陷。这种认识上的误区，加上竞争对手常常利用这种机会大肆做文章，导致许多经营者都不敢正面提到产品等方面的缺陷，只能等出问题了，私下维修或“免费服务”来解决。

随着开放程度的加深，大批国际知名的企业、大量的产品会越来越多地进入我国，法律法规的欠缺，不仅仅是导致经济秩序混乱的问题，类似曾经出现的某个品牌的召回只在其他国家实施，而遗漏中国市场的情况终将还会发生，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仍将不能避免，外国公司在中国召回汽车抑或其他产品却遭遇了“不知道找什么部门，不知道找谁，也不知道依据什么法律”的尴尬还会出现。所以说，在我国建立召回制度的确是迫在眉睫。

二、建立产品召回法律制度必要性

摘要:西方的法律受到宗教的影响，中国传统法律却没有宗教的影响。我们现在的法律体系是借鉴西方的。但是，我们却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西方的法律精神根本就不是我们的传统，借鉴西方制度构建的法律精神不仅没有融入我们的历史、经验当中，反倒是跟我们“固有的”文化价值相悖。因此，笔者通过对现在中国的法律制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一点思考，认为重视传统文化才能构建适合中国的法律制度。

关键词:法律传统;传统文化;规则;法律制度

一、法律制度源于文化传统

美国大法官霍姆斯有句名言:“要了解法律是什么，我们必须知道它曾经是什么，以及它将要变成什么。”①西方文明始于希伯来文明，希伯来的法律与宗教是不分的。在中世纪以来，西方的法律传统受到基督教的影响。现代西方的法律制度都是由它的历史原因而形成的，是深深植根于西方的文化传统当中。但是，我们的文化是具有独特性的，这种独特性表现在政治的道德化上，政治的道德化建立在家国不分的传统之上。《大学》里面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可以很好地体现这一点。因此，在历史上，我们并没有存在西方基督教意义上的宗教。也可以不准确地说，正因为文化独特性使我们成为一个类似政教合一的国家。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法律制度的影响分析

西方国家是真正进行过革命的，因此他们通过实践取得的经验是适合他们的。但是我们中国在历史上从未有发生过真正的革命，就像西方在1640年英国光荣革命、1789年法国大革命又或者1917俄国十月革命年发生的那样。近代以来，我们关注的问题只是如何进行现代化，所以在引入西方的一系列制度、思想、文化、科技、教育的时候也是基于这样一种功利化的考虑。并没有从整体上去想过我们实际需要的是什么，应该怎么去实现这种目标。因此，忽略了社会的精神。我们一味的批判老祖宗创造的东西，恨不得自己从里到外全部都是西方人的样子，抛弃了我们原有的文化原有的传统。这其实是很可悲的。其实，古老的中华文化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宝贵的东西。在十九世纪中叶，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的历史进程被改变了。我们被迫接受西方的事物，从生产技术，到西方人的基本价值。在西方文化强有力的冲击之下，传统的文化格局分崩离析。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传统文化一直被国人所摒弃，因为这些传统文化被国人认为是糟粕，就是这些东西阻碍着中华民族的前进。这个世界上很少有像中国那样自己主动抛弃自己老祖宗创造的文化的国家，而反观日本这个被古代中国看不起的国家，却一直保留着自己的传统文化，同时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从而在20世纪乃至21世纪的今天，依旧是一个强国。因此不禁想问一句，我们中国到底怎么了?要知道，所谓的传统文化并不单指一个民族的过去，更是一个民族精神的核心。我们知道，儒家文化是传统文化的代表。儒家文化讲究的是礼，是三纲五常、五伦八德。这些都要求我们要遵守不同的规则，从而使社会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因此个人的身份地位和所处在什么样的规则调整范围是有很大联系的。因此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有成文法的国家，其发达的规则曾经被亚洲的其他国家所推崇、效仿。但是，其实中国人不遵守规则，或者遵守与别人不一样的规则是隐藏在心中的一种欲望。中国人对待规则有自己的一套原则，这种原则往往以自身的利益为出发点。所以即使到了今天，即使说要建设法治社会，但是每当规则与利益相冲突的时候，我们就会选择性地遵守规则。外儒内法，是历代统治者稳固其统治的两大核心手段，其中法家的思想一直都被统治者加以运用。为什么我们会不遵守规则，又或者说会选择性地遵守规则，这跟传统的法制思想有关。在历史文献当中，制定规则者玩弄规则的事例被用来证明他是有智慧的，如何躲过法网是我们最想要学到的处世之道。在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的战争都有一个规律，那就是以智取胜。什么是智?说白了智就是奸诈，所谓“兵不厌诈”。两军相对，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完全没有规则可说。但是在西方，特别是在冷兵器时代，他们特别讲究规则。对于击鼓开战、布局、进攻、收兵等等都有严格的规定，而且开战双方必须要严格遵守这种规则。西方人讲究决斗，决斗双方带着自己的武器公开进行决斗，在决斗之前还有宣誓，为的就是证明自己尊重规则，决不使用阴谋诡计。而反观中国的传统文化讲究的是谋略，勾心斗角，杀人不见血这是最好的。在历朝历代虽然治国的主张有所不同，但是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重“术”轻“法”。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讲规则者往往都是败家，而不讲求规则讲求谋略者往往都是赢家。在这样的文化导向之下，一代又一代的人从小就会学着如何凌驾于规则之上，从而得到自己的利益。

众所周知，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具有其历史性与现实性。首先，“我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历史很长的国家，封建主义和其他剥削阶级影响将长期存在，总要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封建专制政治必然导致机构的臃肿、僵化、腐败和对人性的摧残，这些是腐败现象在今天社会生活中滋生蔓延的重要根源。其次，当前我国处于体制转轨、结构调整和社会变革的历史时期，客观上存在诱发腐败的多方面因素，包括制度上存在漏洞。改革带来的体制转换诱发了大量的腐败现象。在新旧体制之间的转换过程中，那些思想意识不高的人就必然会利用体制转换中制度缺失的寻租机会，中饱私囊，腐败也就由此而产生。改革过程中的腐败是最容易败坏改革的毒瘤。再次，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资金来发展我国经济的同时，资本主义的一些腐朽思想也乘机侵袭到我们的思想道德文化领域中来。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它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但市场经济的弱点和消极方面也会带来负面影响。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政策，适应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起着补充作用的同时，在经济思想领域也产生了某些消极作用，也都直接或间接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思想文化有一定的联系。最后，法制不健全或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大量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然而，法制建设却严重滞后，我们已有的政策法规、法律制度对新问题的是非界限、处罚标准，缺乏具体的规定和可操作的规范细则，由此形成一方面是与非、罪与非罪、合法与违法等界限不清，引起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混乱；另一方面对腐败的制止和惩处缺乏法律依据或法理手段，出现惩治打击不力，以罚代法，以罚代刑的误判、错判现象。尤其是有一些执法人员的自身素质低下，非常易于造成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或知法犯法的结果。

法制在反腐倡廉的工作中具有许多其他方法不具备或不能完全具备的优点。如法律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依靠法制惩治贪污腐败有利于查清贪污腐败的全部问题，拓展反腐败的广度；法律具有高度的权威性，依靠法制打击贪污腐败，有利于稳、准、狠地打击不法分子，加强反腐败的力度；法律具有教育、引导的功能，依靠法制打击贪污腐败有利于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清廉的风气，使反腐败斗争深入人心，推进反腐败的深度等。

事实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用法制的公开性、强制性、稳定性，可以较好地把体制转换过程中产生的腐败铲除。另外，反腐败斗争的紧迫性、长期性和艰巨性告诉我们，要开展卓有成效的反腐败斗争，必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立一整套反对腐败的法律制度来惩治腐败分子和规范教育每个党员干部的政治行为。反腐败斗争不能通过“搞运动”的方式来进行，要把反腐败斗争纳入法制轨道，才能取得良好成效。因此，在新形势下推进反腐倡廉，迫切需要加强廉政法律制度建设。为此就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法制教育经常化。

要实现依靠法制反腐倡廉的策略，必须正视我国公民法制观念淡薄的国情。即一方面干部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往往经不起诱惑，会无视国家的法律，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另一方面人民群众不善于运用法律武器同腐败现象作斗争。要改变这一状况，避免重蹈历史覆辙，强化法制，以法育人，提高全民的法制意识，就成为加强法治建设的当务之急。反腐倡廉具有紧迫性、长期性、艰巨性。要不断提高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形成人人学法、懂法、守法、护法的良好社会风尚，为依法治国奠定坚实的广泛的群众基础。一些党政干部搞腐败，很大程度上是法制观念淡薄，为个人既得利益而侵害人民的利益。因此，必须在全社会范围内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教育，特别是要强化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广大党员的法制观念，自觉养成遵纪守法的习惯，自觉地模范地按照法律规定约束自己，依法行政，自觉地站在反腐败斗争的前列。法制教育要经常化、制度化，区别不同对象和层次，中高级干部更要学法、懂法、守法、护法。要注意运用典型案例，通过各种宣传媒介来教育广大干部党员懂得法律的严肃。这样，在全社会形成人人学法、懂法、守法、护法的社会风气和环境，从而为廉政建设步入法制轨道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廉政制度法律化。

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在现代社会中，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封闭的状态下求得生存和发展。各国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和联系日益加强，并且逐渐地、越来越广泛地被纳入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轨道，从而最终形成了经济国际化的趋势。经济国际化发展使国际投资加大，而国际投资领域一直欠缺一个南北国家共同认可的全球性实体法条约、没有一个共同遵从的法律体系加以约束，国际社会一直为建立国际投资法律体系而努力。WTO法律规则体系出现以前，两个已经达成的全球性多边投资公约只涉及到了投资争议解决和投资中非商业性风险防范的有限范围，没有就投资准入、投资待遇、投资保护等一系列实体问题做出规定。笔者认为借鉴WTO法律体系的立法方法、组织体系，建立统一国际投资实体法成为必要。同时，与其适应提出完善我国公司法、外资法的建议，以期对国际投资法体系的建立有所参考。一、国际投资法概述国际投资法主要是调整国际投资法律关系主体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一系列法律制度和规范的总和。国际投资法的渊源包括国内法和国际法。①国内法主要是指国内立法及判例，在英美普通法国家，法院判例作为先例对下级法院具有约束力。我国原则上不承认判例是法的渊源。②国际法主要指国际条约及普遍性国际组织的决议和文件。此外，国际惯例也是国际投资法的渊源。国际投资主体可以是自然人、法人、跨国公司、国家及国际经济组织。作为国际投资主体，必须具有从事国际投资活动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此外，主体不同，其从事国际投资活动的能力范围也有不同的规定。如外国法人到他国的法律人格必须由该国承认。主要采取登记制、许可制、互相认可制等形式。国际投资者的待遇即外资待遇，指外国投资者在东道国从事投资活动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状况，它明确了外国投资者在东道国的法律地位，权利、义务标准，投资及其收益等管理上的保护程度，以及在特殊情况下国家征用投资财产时的补偿标准。目前主要有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差别待遇和国际标准待遇等。主体待遇是投资主体法律地位的重要体现，是一国投资法律环境的基础和核心，是投资者关注的焦点，投资待遇的正确选择和确定，对于吸引国际投资并刺激外资向健康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二、国际投资方式及法律运作国际投资的主要方式是直接投资，其在国际投资中占重要地位。国际直接投资的规范在国际投资法律制度中居主导地位，是国际投资的核心内容。从各国实践看，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式已从传统的兴办合资企业、外资企业，扩展到许多领域的许多方式。如：合作开采资源、BOT项目投资、外资性投资公司等方式。这里主要介绍BOT投资方式的法律制度。BOT是英文Build-operate-Transfer的缩写，即建设、运营、转移。典型的BOT分为三个步骤：①东道国政府（由政府部门、地方政府或授权实体出面）与外国投资者组成项目公司签订合同，政府出面保证，由项目公司筹资和建设基础设施项目。②项目公司在协议期内拥有、营运和维护这项设施，并通过收取使用费和服务费，回收并取得合理利润。③协议期满，投资者将项目无偿移交给东道国政府。从而完成BOT的营运。BOT具有特许协议方式的性质，其关键文件是特许权协议。该协议说明了特许权的授予者与被授予者双方的权责，它是BOT项目投资的基础，是固定和规范BOT项目中东道国政府和该项目的外国投资者之间的相互权利义务关系的一种法律文件，是BOT项目投资所有协议的核心和依据。三、国际投资保护的国际法律制度国际投资经常会因为政府变更或改组、汇率风险、经营手段、资本来源等等原因带来的投资风险导致投资失败。国际投资保护指由资本输入国、资本输出国单独地或共同地采取的某种形式的法律保护措施。主要有双边投资保护条约、多边投资保护条约。双边投资条约是指资本输出国和资本输入国之间签订的以促进鼓励保护或保证国际私人投资为目的并约定双方权利与义务关系的书面协议。即以双边条约的形式确定投资者待遇，确保投资安全。多边投资条约指世界范围或一定区域内由多数国家缔结的调整和保护国际投资关系的国际书面协议。它是国际投资保护的重要法律措施之一。除以上国际投资保护的法律制度外，还有一些特殊的法律保护。如：国有化及其补偿、特许协议及其效力、国际投资的外交保护等方式。四、国际投资争议解决法律制度国际投资争议解决通常指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国籍的自然人、法人或外国政府、外国公司机构的与投资相关事项的不同意见或利益冲突。产生争议的原因主要来自经济、政治两个方面。解决国际投资争议的方式主要有：政治解决、仲裁解决和司法解决。解决争议的法律渊源有国内立法、双边条约、多边条约。[1][2][][]五、WTO法律规则体系与国际投资的关系当今多边贸易体制是以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多边贸易协议为主体内容，以世界贸易组织作为协议的贯彻实施的保证，以司法性质的争端解决机制为后盾的一个全球性、综合性的国际贸易管理机制。其特点是正式的永久的国际贸易组织，包容各种贸易形式并开始调节与贸易有关的投资问题，广泛介入国家主权的传统管辖范围，力争实现最大限度的国际贸易各国共管体制和贸易纠纷的司法解决。WTO体系正影响国际投资法的发展。如：依据《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协议)，各国引导和管辖外资的权利开始受到多边纪律的约束。TRIMS协议首次直接将国际投资纳入贸易范畴调节，它虽未否定东道国制订各种投资措施的权力，但却要求这些投资措施不得妨碍国际贸易自由进行。再如，《服务贸易总协议》（GATS）将服务贸易纳入多边管制范畴，规定了以商业存在的方式提供服务必须遵守的多边法律，对服务业国际投资具有直接影响。除上述协议与国际投资有关外，WTO法律规则体系中的一系列多边竞争规则，如反倾销规则，海关估价协议等都与国际投资有密切关系。自WTO成立，国际投资法已向多边法制化方向迈进了实质性的一步，国际投资问题己不再单纯地受各国外资法，双边投资条约和WTO体制外的多边投资公约的约束，还要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上受现代多边贸易体制的制约。六、WTO法律规则体系对国际投资双边及单边法制的可能的影响对国际投资双边法制的影响。WTO框架下的一系列与投资有关的多边协议，确认了各国一致承认的有关国际投资的多边规则，有可能影响今后双边投资协议的内容。在今后的双边投资协议的订立过程中，发达国家可能援引TRIMS的协议，GATS等有关协议，要求在双边条约中加入禁止履行要求，扩大服务业投资的市场准入范围，提高投资待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多边解决投资争端等各种条款，从而加速双边投资条约的自由化进程，强化双边投资条约在国际投资的国际法制中的地位。对单边法制的可能的影响。WTO法律规则体系将对各国外资法产生重大影响，这种影响或起因于WTO成员方在WTO协议下本身所肩负的多边条约义务，或起因于双边国际投资条约下本身所肩负的国际法义务。七、WT0法律规则体系对国际投资的多边国际法制的可能影响WTO创设了一个新的调节国际投资的多边体制，涉及到东道国对外资管辖权限，投资者待遇，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等众多领域的许多重大敏感问题。与现有国际投资多边公约相比，WTO框架下与投资有关的协议的贯彻执行具备更有力的保障机制。WTO强有力的争端解决机制对今后国际投资的双边和多边国际立法的争议解决机制的完善和强化起促进作用。八、法律规则对中国外资立法的影响WTO法律规则对中国外资法的影响，不能简单地理解成对某些具体投资规则的更改和废除。WTO框架内的国际投资协议已经对中国外资法的立法方法，有关外国投资的市场准入、外资经营运作的待遇标准、政策法规的透明度、外资保护等许多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履行国际义务，废除相关立法中与WTO法律规则冲突的具体条款和规定，只是中国外资法改革的一个方面，造就一个公开、透明、公平竞争的投资环境，确立一个统一适用于内外国投资者的投资法典，已经成为外资法改革的深层次要求。总之，入世使得我国有机会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并完成我国法律与WTO法律规则的接轨。WTO规则被认为是国际经济贸易法律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它不仅强有力地规范了世界贸易行为，而且通过对《与贸易有关投资措施协议》的规定对国际投资法律体系产生极大促进作用。我国已经入世，修改、完善和调整与WTO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使我国的国内法与WTO协议相适应，成为发展民族经济、顺利实施WTO法律规则的关键。国内立法不仅是履行国际义务、促进国际贸易与投资的前提，也是我国当事人充分享受条约赋予的权利，我国政府保护民族经济，维护国家利益的保证。我国应积极参加与国际投资相关的法律、规则、体系的谈判及WTO协议的后续谈判，在最大限度内保护自己在国际贸易及国际投资领域的权利

本文作者：李娜孙佳骏工作单位：齐齐哈尔大学哲学与法学学院

一、BOT的概念和法律特征

BOT这一名称是对Build-Own-Transfer(建设—拥有—转让)和Build-Operate-Transfer(建设—经营—转让)形式的简称。BOT一般的定义是:政府通过契约授予私人投资者一定期限的特许经营权，许可其融资建设和经营特定公用基础设施，并准许其通过向用户收取费用或出售产品以清偿贷款、回收投资并获得利润;特许权期限届满时，该基础设施将无偿移交给政府［1］143。BOT的概念是由土耳其总理厄扎尔于1984年正式提出的，并首先应用于该国的公共设施的私有化项目［2］6。

(一)BOT投资方式具有的特征从上述一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BOT投融资方式具有以下特征:1．主体的特殊性。BOT投资方式的主体一方为政府，另一方为企业。主体之间的权利与义务是通过特许协议来确定的。2．客体的特殊性。BOT所涉及的标的一般为大型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基础设施项目规模大，投融资风险高，收入来源稳定，建设周期漫长，且通常为东道国政府垄断经营，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3．权利与义务的复杂性。BOT项目涉及一系列复杂的合同安排，如特许协议、贷款协议、建设合同、经营管理合同等，参加者也涉及政府、项目公司、投资者、金融机构、保险公司、供应商、设计者等。4．财产权利的特殊性。加工承揽合同的加工承揽方对加工承揽的材料只有使用权，BOT投资方式中的项目公司对项目财产拥有所有权。5．投资者回报方式的特殊性。合同通常的对价是金钱、实物或劳务，BOT特许协议中政府支付的对价是项目财产的收益。6．风险责任的特殊性。除政治风险或其他约定的风险外，通常东道国政府不承担风险，经营风险由项目公司承担，其他投资的风险一般由合同当事人共同承担。

(二)BOT作为项目融资的特殊性BOT是一种特殊的项目融资，其特殊性表现在:1．项目融资有无追索权和有限追索权两种方式，BOT通常为无追索权的融资方式;2．项目融资的资金来源可以全部来自贷款，而BOT的资金通常由股权投资和债权融资两部分组成。

二、BOT投资方式的合同当事人

一、高校管理制度与法律制度之相交

管理制度之于高校，及于师生学习、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给校园内的所有活动设定规则，追求校园的井然有序，一如法律制度之于国家，调整人们生活中的各类法律关系。高校是一个缩小版的王国，要完成王国的治理同样需要有完整的法则规范王国内所有公民的行为，因而，不难看到，管理高校的规则制度和治理国家的法律有许多相交和关联之处。

（一）制定两者的基本目的在于秩序

高校管理制度出于维护高校和谐有序的教育环境的目的，将可能发生在校园中对个体和学校造成不利影响甚至影响校园活动正常进行的行为予以明确否认，并规定相应的后果，比如通过制定课堂、考试、宿舍管理条例将学生的行为限定在合理范围之内，对一定行为进行明令禁止，如果违反相应的管理制度则会带来个人评价的降低或者收到保留不良记录的惩罚，以致对未来升学、工作带来不利影响。规则的产生是人类群居所必需亦是必然的结果，无论群体大小，人最终都会发展为群居的“有规律的生活”的个体，这也是为什么“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原因。学校制度是约束了校园内的“小群体”，法律约束的则是以国家为单位的“大群体”。法律制度经过制定、执行和遵守的过程，从而影响和引导人们遵守一般的社会规范，使一些不受调整的社会关系得到有效的疏导和整合，使无序变为有序状态。法律将社会中出现的一些重要的社会关系加以确认，通过直接调整一定的社会关系使这些关系本身具有法律的性质和意义，由此形成有条不紊的状态。法律制度具有维护社会秩序的价值，通过立法给人们设立行为规范，从消极角度而言，法律对违反法律制度扰乱社会正常秩序的人予以限制自由或者财产损失以求达到警示和教育的目的，从而消除违法带来的不良影响及无序状态，预防其他违法行为的出现，在维护秩序的角度上，法律和高校管理制度具有同样的秩序价值。

（二）高校管理制度需要遵照法律的规定制定

高校制度建设需要切合学生实际，符合校园管理的要求，但最基础的，必须坚持合乎法律且程序正当。除国家制定的法律之外的任何个人或组织都不能对公民的身体健康权、人身自由权、人格尊严权、个人隐私权及各项自由权利进行剥夺或限制，没有经过基本法律的授权，任何个人或组织都不能对公民实施限制其自由权利的行为。教育管理制度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有助于社会进步的意义。我国先后颁布了包括《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管理规定》等在内的多部教育法律和十多部教育行政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对高校的权利及义务都有明确规定，所以高校在制定管理制度时除了需要遵守社会的基本法律制度之外，还受到教育有关的法律法规限制，因此高校的一切行为包括制定管理制度都是不能与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相冲突的。

本文作者：工作单位：西南大学三峡库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的土地问题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热点问题。农村征地问题能否妥善处理，关系到老百姓的长远利益，关系到党和群众的关系，关系到城市化的合理推进，关系到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我国农村征地制度必须从征地立法、征地执法、征地监督三方面来完善农村征地制度。

1完善农村征地立法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是改革的最终目标以来，农村征地法律出现了严重的不适应性，建议出台《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实施办法》。土地是农业的命脉，由土地引发出的一系列问题在不同程度上困扰着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力度，追根溯源是没有能够形成全国统一的《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实施办法》。在实施征地时，主要借用相关法律法规，这样为执法带来了困难。建议由全国人大法工委组织专家全面调研、讨论、制定包括维护农民、农村集体组织利益的实体和程序规定。坚持在实体上确立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经营权、使用权的科学分离和有序流转；坚持在程序上有效维护农村集体土地有序流转过程，真正做到农村集体土地征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用法律手段在维护农民和农村集体组织的合法利益的同时，又推动城市化有序进程，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为了顺利出台《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实施办法》，建议在立法时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解决好以公共利益为目的和以经营为目的征地的矛盾。目前，我国征地标准偏低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为了公共利益征地，在征用农地过程中存在着为了公共利益而承担一定公民义务，征地标准较低的现象；而一些以经营为目的的开发商利用立法盲点——低价征地搞开发。因此，立法中必须界定公共利益和经营性建设用地的界线，并且严格按照标准执行。建议借鉴2011年《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关于公共利益的界定，采取列举的方式，明确公共利益的范围，同时国务院及相关的征地审批部门在审批时候严格审核征地的公共利益范围，做到依法按范围征地。二是解决好为经营性建设用地征地的立法空挡问题。如果明确了公共利益的范围，那么经营性建设用地征地行为就存在立法的盲点，现在我国的征地立法中并没有关于经营性建设用地征地的相关规定。建议通过立法，肯定征地农民加入征地实践过程的合法性，实现政府、被征地农民、用地商三方协调。让农民参与征地过程，也可更好解决农民因为征地种种矛盾引发的上访问题。三是解决好农村集体土地的产权不完善、产权主体虚置问题。虽然我国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只是用益物权，但是农村集体土地应该具有完整的产权。立法上需要明确农村集体土地的完整产权主体——落实到自然人和法人及其具体的组织，而不是抽象的集体，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好农村征地问题。现行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实际上集体仅仅是一个符号，也曾经落实到村委会，但村委会却无法真正体现村民的意志，造成了农村土地产权主体虚置。建议缩小集体范围，通过程序保证被征地农民都有权参与征地过程，真正以平等主体的身份与土地征用者进行谈判。四是解决好农村征地补偿标准偏低的问题。建议在《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实施办法》中专门规定农村集体土地征用补偿标准及其测算方式。“规定”重点关注以下问题：（1）农村征地补偿的标准。建议将“统一年产值倍数”和“征地区片综合地价”作为补偿的最低标准来实施。同时，可以借鉴重庆的地票制度，按照一定的比例将农村土地征用后价值增值部分返还给农民和集体。（2）被征地农民安置。被征地农民的安置问题关系到农民失去土地以后的长远发展，建议采取就业安置和社保安置相结合的方式，虽然这种安置费用会大幅增加，但却可以较好解决农民因为失去土地以后无所依托的困境。真正实现被征地农民居所城镇化，身份市民化。五是解决好农村征地程序法缺乏问题。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农村征地制度越来越完善，但征地矛盾激化的现象仍频频发生。究其原因，农村征地程序法缺失是其根本。程序是事情顺利进行的有力保证，只有程序科学，才能有效保证实体权利，并让整个征地活动规范进行。具体来说，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落实好征地依法报批前告知、反馈程序，将拟征地的用途、位置、补偿标准、安置途径告知被征地农民，并认真分析被征地农民的反馈信息，作为制定征地决策的依据；（2）实现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的“算执分离”程序，即由具有管辖权的国土资源局根据《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或国家相关规定，测算土地及其附属物的赔偿标准、分户赔偿金额并公示，当事人无异议后国土资源局确认并移交同级财政局执行。财政局负责将开发商、国家财政拨款的征地资金统一掌管，按国土资源局计算的赔偿结果出具赔偿清单，并开具承兑支票或按户打卡；（3）落实好征地补偿安置的实施程序，让农民能够顺利获得自己的利益；（4）落实好土地补偿使用、监督程序，防止权力寻租；（5）落实好被征地补偿安置争议的协调和裁决程序，特别是“听证”制度，让被征地农民有处申诉自己的权益。

2强化农村征地执法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农村征地立法只是从书面确立了法律规范，而执法实践才能真正发挥法律规范的实际效果。只有加强农村征地的执法，才能真正实现立法的价值。2.1坚持“以人为本”，提高“执法为民”水平科学发展观对当前农村征地的执法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把以人为本落实到征地执法过程中——坚持以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将农民作为被征地的主体，合法合理地解决好他们的利益问题。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名义下，征地用地都是以政府为中心，这在很长时间内是保持不变的。政府通过向有审批权限的部门报批，获得征地的权利，然后征地后可以以划拨、出让等形式来使土地增值。在征地过程中，农民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难以真正维护好自身利益。因此，强化政府“以人为本”的执法理念，从思想上解决好执法的出发点，才能自觉维护农民利益。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法理念，提高“执法为民”水平。真正实现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服务人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2.2严格程序执法程序是一种过程规范，是最终目标实现的有力保证，只有严格程序执法，一切征地都按照程序走，才能有效控制征地过程。严格程序执法首先必须从程序上禁止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规违法的征地行为。近年来由于征地主体主要是政府和开发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规违法的征地行为屡禁不止。因此，必须从程序上保证征地的规范操作，把违规违法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进而从程序上保证严格执法。其次必须严格程序监督。为了保证程序执法有效，必须坚持程序监督——过程控制，而不是违法违规行为已经出现后才简单地实施终端惩处。例如在征地补偿标准的执行过程，不仅要监督补偿标准的结果，更要监督补偿标准的执行过程，看标准的制定、执行是否按实体规定，按程序进行。通过对程序执法过程进行监督，使征地过程严格按照程序执行，程序法才能真正落到实处，进而保证被征地农民实体权力的维护。

摘要:本文主要讲述宪法的重要性不单单只是宪法条文的法律规范和解释，更重要的是宪法的制宪当初所立下的宪法要完成的目标，所依附的宗旨和原则。法治的理念应该包含如何去贯彻和落实人民的意志和期望，同时不能忘记制宪者当初所立下的宪法理想和目标，而法治制度的建立更应该是为了实现宪法理想的法律上的一种秩序。

关键词:宪法宗旨;宪法理想;法治;法律制度;法律秩序

一、简介

从法律的性质角度出发，宪法是国家根本的、基本的、最高的法律，这是公认的普遍的法学认知，在这个认知的基础上，宪法不可能不和一国公民的法律生活没有半点关系。每个公民、团体、机构等等在国境内的活动单元体都应该遵守和尊重宪法的规定。为什么要遵守宪法呢?难道只是单纯的守法既念吗?本文的内容主要在说明宪法中的法律不单单只是法律，还应该具备宪法本质的元素，其中的主要的元素是法治和以法治理念附带出来的法律制度的建设。

二、法治

法治的理念是每个现代宪法的法治国家追寻的目标，法治的原始本义是在推翻君王统治而建立的人民执政的民主社会为目的，其中要点是废除君主统治和建立一个新的宪政的，以人民的意志为依归的，“依法治国”的法治国家。在君主统治时期，法律本质上属于君主个人的命令，其所代表的国家与君主个人意志间密切相关，君主的意志即化为国家的意志，君主的命令即化为国家的法律。在君王统治的国家里法律的本身内涵离不开君主的影子。但是，始终也可以被称呼为法律，法律与法令则难以区分，法治的意义更似乎是君主个人意志的体现。然而，自法国大革命后，现代国家的宪法理念大多以人民的意志为基础，由人民自主决定国家的组成。人民不再是帝王君主之下的子民，不再归属于君主权力下的统治客体，相反，人民进入了以人民民主执政的主体地位。在建立一个全新的，以人民为主体的政治实体的过程中，如何展现人民的意志呢?宪法恰恰正是人民意志的表现。人民具备有制宪的权利去建立一个新的政治实体和社会。显然，人民的制宪权利不可能来自宪法，因为宪法还没产生又哪来宪法授予的制宪权呢?所以，人民的制宪权应该是先于宪法前存在的一种权利，这种权利不应该也不可能被法律给癈除或被删减。制宪权的来源如果来自宪法，法律或其他理由，则可能因为宪法的修改或者其他的理由的消失而消失，就变得自相予盾。制宪权更应该是一种人民的意志，而体现人民意志的法律意义上应该是人民自有的、固有的政治决定权利，以决定其所欲建立的是何种社会，何种目的，何种动能。这种权利在现代国际法上通称为人民自决权，人民自决权利最核心的法律基础就是实现人民的意志，当人民决定了自身的社会的组成和未来的构想时，就有必要将其构想图固定下来，再一步一步地去实现人民心目中的社会模式和幸福的蓝图。为什么要固定下来呢?因为一个被认定后的人民的意志和决定是不容许被任意的更改或癈止的，否则就违反了宪法最初的本意。所以，当后来的修宪者要修改宪法时，就必需考虑到宪法原本的构想和目的以及其宗旨为何，而不能恣意地加入癈除。

内容摘要：

国际投资始于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尤其是国际直接投资更是发展成为国际投资的主要方式。1979年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外资、特别是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发展我国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外商投资企业是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由于经验严重不足，我国有关外资的立法和实践也存在着许多有待完善和解决的问题。国际投资法以国际直接投资为调整对象，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严谨而又颇具特设的体系，对于保护、鼓励和管制国际直接投资具有重要作用。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国际投资对于中国的作用在经济问题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国际投资法作为调整投资关系的法律手段，国际投资法对于保护、鼓励和管制国际投资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外资企业对中国带来的经济推进是在改革开放以来，是受人瞩目的。中国在经济大潮的推动下，国际投资法为中国的外企业的管理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在借助国际投资法的制约下对外资的引进，有着长足的进步，当然外资企业也带动了中国的经济。依据国际投资法，中国对外资的管理也在不断的改进着。

关键词：国际投资经济外资企业

国际投资是国际间资金流动的一种重要形式，是投资者为获得一定经济效益而将其资本投向国外的一种经济活动。对特定国家来说，国际投资包括本国的对外投资和本国接受的外国投资。外国投资是指外国投资者在资本输入国进行的投资，而境外投资或海外投资则是指资本输出国的投资者在国外进行的投资。因此，国际投资主要是相对于国内投资而言的。国际投资是指资本的跨国流动，它是国际资金流动的一种基本形式，也是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这种形势的出现，必然会有法律的制约，国际投资法的出现在若干年来，已经体现重要的效果，不同的观点同样也涉及到国际投资法的主体、对象、调整范围及其渊源。虽然国际投资法是调整国际私人直接投资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也是国际经济法的一个重要分支。

一、投资法律制度的概论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