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制定范文10篇

本文作者：李爱荣工作单位：广东商学院

如果说传统是认识和解决现代问题的出发点,那么审视传统中的观念,则不仅可以提供一种考察问题的视角,而且也可以为行为的正当性提供依据。作为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义利之辨”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作为一种道德上的追求,所牵涉的是道德和行为的关系;其二是就公私关系来说,所牵涉的是公利和私利的关系,也就是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其三是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说,所牵涉的是自利和他利的关系,也就是个人利益和他人利益的关系。在现代社会中,利益在法律上的表现就是权利,而立法的作用就是权利或利益的正式分配。或者可以说,一个科学的立法所必然牵涉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各种利益之间取得平衡,也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义利之辨三个方面的内容。本文试图以“禁放令”为基础,¹对立法中的义利之辨进行分析。

一、法律与社会道德意识

在义利之辨的经典解释中,道德居于重要的地位。就义的含义来说,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基础,儒学的“十义”毫无例外都是道德上的要求,是依据儒家学说中人之所以为人的准则加于人们的职责或义务。〔’丁这一要求在塑造“君子”的人格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如何区分义与利,便是陆象山所说的“人之所喻,由其所习;所习,由其所志。志乎义,则所习者必在于义。所习在义,斯喻于义矣。”[’;这种对道德的重视不仅是儒学发展的重要内容,而且道德的正当性与否成为衡量一个行为的关键因素。在对行为的社会控制中,道德和法律分属不同的领域。在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中,前者属于自律,后者属于他律,如果以他律来要求道德,法律与道德变成了同一种东西,这就取消了道德所立足的自愿的前提。但是从另一方面说,一个法律制度中所使用的检验特定法律的法律效力的标准,必须明示或默示地包括对道德或正义的引证。〔’〕也就是说,法律的制定要有一定的道德因素作为基础,道德是法的精神和灵魂。法条也好,司法也罢,只有在不背离道德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普遍的认同。如果以法律与道德的这一关系作为立法的要求,那么在“禁放令”的立法中所必须要解决问题首先是确定与之相关的社会道德意识,然后以此为基础使之相互间得到适应。“禁放令”的主要内容是禁止在城市燃放烟花爆竹,但做为数千年流传下来的传统,燃放烟花爆竹和贴切春联、吃饺子共同构成春节的标志性特征。就实际情况来看,虽然“禁放令”的颁布已十余年,但今年除夕夜,尽管北京市出动十几万公安、安监、工商、治安积极分子夜查禁放,然而,在禁放区四环、五环内燃放现象依然严重。2月9日零时,随着农历新年的钟声敲响,市区禁放地段烟花爆竹燃放不断,个别禁放区失控。叫做为遵循法定程序制定的法律,“禁放令”普遍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与之相关的是,全国有一百多个城市对“禁放令”陆续解禁,有限度地允许燃放烟花爆竹。如果对其中的原因进行分析,则可发现作为一种传统习俗,过节燃放烟花爆竹在人们的社会意识中是具有正当性的,虽然法律已经改变,但是人们的社会意识并没有随法律的改变而改变。在没有考虑到普通人的观念和想法的情况下,用一纸命令改变一个传统,方法不免简单。并日_如果法律改变而社会道德意识没有改变,就会出现两者相悖的情况而如果法律没有与社会道德意识相统一,没有社会道德意识的支持,法律仅仅是写在官方文件卜的空洞词句,不能成为社会控制的有效组成部分)[5在现代社会中,虽然在立法中对“义利之辨”作过多的道德方面的强调是不适宜的,但必须对社会道德意识给予适当的尊重。这是因为法律要发挥对社会生活的调控作用,就必须被信仰,而法律被信仰,就必须有社会的道德基石作为支撑;就法律适用来说,如果没有自发性服从,政府靠强制在任何时候最多只能执行法律规范的3一7%币6}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制定法律的存在,社会也会处在失范的状态。如果要强制法律的推行,则由于社会意识的强大排斥能力,使执法成本过高,从而影响执法效益。在今年春节期间禁放烟花爆竹的过程中,曾有一位被处以拘留的违禁者要接受采访时说:“我们不过放了几个爆竹,虽说蹲了班房,但既没偷又没抢,即使传出去,也不丢人。”f7]也就是说,由于世人对此类违法行为普遍持理解和宽容态度,个人根据对社会的常识性判断,对“禁放令”的违反并不会降低对自己的社会评价。对于“禁放令”的执法来说,由于社会上对执法工作不理解、不支持,不愿听从劝阻,在执法取证时,也不会如实提供证词,从而使执法增加了不少困难,形成了所谓执法中的“亲情阻力”。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执法人员严格执法,也无法达到法律的预期目的,姑且不论执法人员本身就是社会中的一员,社会上的这种态度也会使其执法依据受到怀疑。因而就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来说,法律制定中的“义利之辨”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指法律的制定必须以社会的道德意识作为基础,其二是指通过立法来使社会道德意识得到提升,但前者是后者的基础。这是因为只有当法律与社会道德意识不相违背时,人们才能相信法律是正义的,只有人们相信法律是正义的,才会在精神上对此予以尊重。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出于道德感来遵守法律的规定,不仅有利于立法目的的实现,而巨可以使法律的执行成本减少,从而提高法律的执行效率。反之,如果法律得不到执行,其对社会道德意识的引导也就只是空中楼阁。

二、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

在对“义利之辨”的解释中,除强调道德对行为的约束外,以公利对抗私利也是一项重要的内容,也就是程颐所说的“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8〕公利相对于私利处于优势的地位,并以此对私人权利和私人利益进行限制,此之谓“义天下之公利也”。这种过分对公的强调被认为是限制传统社会中权利发展的主要原因刀巨也因如此,有人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中只存在客观性的权利,而不存在主观性的权利追求,缺少一种保护个人利益和权利的观念,因而应避免以公共利益为名对个人权利的过分干涉。“禁放令”的颁布依据在于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也就是说燃放烟花爆竹容易导致火灾、造成空气污染、危害人身安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安全和人们的生命健康。在现代社会中,为维护公共利益而对个人权利进行一定的限制是必要的,但其中的关键在于如何界定公共利益,否则的话,只会造成以公共利益为名对于私人利益造成伤害。在对“禁放令”的讨论中,主要涉及两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在与“禁放令”相关的公共利益中,哪些属于需要保护的利益;其次是在对这些公共利益的保护中,是否以禁止燃放烟花爆竹为必要条件。就公共利益的含义来说,公共利益意味着在分配和行使个人权利时决不可超越的外部界限,[9〕反过来说,私利的最大化追求也可以促进公共利益。在法治社会中,个人选择的自由也是需要由法律保护的利益的一种。对于公共利益的具体内容,没有哪个国家的法律有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公共利益受利益的主体和社会的客观情况的左右,公共利益中的价值认同无法固定。“禁放令”中所涉及的环境污染、社会秩序安全无疑属于公共利益,但这里需要讨论的是社会上的传统习俗是否是公共利益的一种。毫无疑问,除法律以外,现代社会也由共同认可的传统习俗所管治,如果说法律的执行效果与人们的社会道德意识相关,政府在制定法律和公共政策的时候,应对社会习俗给予必要的理解和尊重,那么对包括社会习俗在内的社会道德意识的维护也是公共利益的一种。社会习俗包括节日习俗是民族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在文化与其它因素发生冲突时,政府应予慎重考虑,因为文化无疑是公共利益的一种,是一个民族赖以存在的基础。“禁放令”的一步步解禁在某种意义上是民众自我选择的结果,只要这一选择没有违背法理人情,没有给予他人造成不应有的伤害,政府似乎不应对此给予过多的干预。在由“禁放令”所引起的对公共利益的保护中,主要涉及三方面的内容:火灾、人身伤害和环境污染。在对这三方面进行分析中,首先要解决的是燃放烟花爆竹是否是造成这三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其次是是否可以在不禁止的情况下对这三种情况予以解决。在现代生活中,汽车、易燃物品的使用,都有可能造成环境污染和人身伤害,相对来说,燃放烟花爆竹并不是主要原因。但社会上对前者都给予适度的容忍,政府所采纳的解决的办法并不是禁止而是管理。因而,如果说通过对燃放烟花爆竹的管理也能避免这三方面公共利益所造成的损害的话,政府对此予以禁止的理由也就不够充分了。从“禁放”到“限放”的这一过程,说明政府是可以通过管理在燃放烟花爆竹和社会安全和秩序两方面取得平衡的。从这一方面说,当初的禁放令确实是过于仓促了。如果说“义利之辨”中所含有的公利对私利的过多限制与现代社会的发展目标不相符的话,这其中所包2005年9月李爱荣:法律制定中的义利之辨第3期(总第25期)含的另一种含义,即个人应对社会承担一定的责任,无疑是与现代社会的要求相一致的。但即使如此,当以某种公共利益为名进行立法时,也需保持应有的谨慎。不仅应对相关的利益进行权衡,而且也要对私人利益予以尊重,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公共利益和个人权利与利益是不可分割的,也正因如此,“人们总不能否认维护私人利益也是合乎公共利益的。如果不然的话,私法的适用也就不至于托付给国家机关。”

本文作者：张旭峰陈亮工作单位：湖南城市学院体育学院

我国学校体育立法程序学校体育的立法程序是指享有法律创制权的机关在创制学校体育法律的活动中所必须遵循的法定步骤和方法、程序。学校体育立法一般有以下四个基本阶段：学校体育法律议案的提出、学校体育法律草案的定时审议、学校体育法律议案的通过和学校体育法律公布。我国学校体育法律的清理汇编学校体育法律法规的清理，是指按照一定原则把已经制定的各种学校体育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系统的加以整理和归纳的一种活动。例如：《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就需要清理。学校体育法律、法规的汇编是按照一定次序将现行的有关学校体育的法律、法规、文件等集中在一起，不对内容进行修改和补充，加以系统编排、汇编成册。

现行我国学校体育法律的形式是我国当今基本国情的体现，对我国学校体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随着我国学校体育与健康新课程的改革，相关学校体育法规对学校体育一些问题的界定、保障和维护存在缺陷。

现行我国学校体育法律的形式现行我国学校体育法律的形式主要表现为各种国家机关制定的关于学校体育的规范性文件。具体的表现形式主要有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等。1《.宪法》中有关学校体育的规范《宪法》的第一章第二十一条、第二章第四十六条是有关学校体育的规定，是我国学校体育法律、法规在国家根本大法中的特殊表现形式；不但制定任何形式的学校体育法律、法规都不得与之相抵触；而且是制定任何形式的学校体育法律、法规的根本依据。2.教育、体育基本法中有关学校体育的规范《教育法》、《体育法》是我国教育、体育工作的基本法律和教育、体育法律体系中的“母法”，是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据《宪法》制定的调整教育、体育领域中带有普通性、根本性、全局性问题的基本法则。《教育法》、《体育法》中有关学校体育的规定是我国学校体育法律、法规的特殊形式，其他任何形式的有关学校体育的法律、法规都不得与之相抵触。此外还有教育单行法律，它们是根据《宪法》和教育基本法制定的调整教育事业的某些方面或某一部分教育关系的法律，如《义务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师法》等，这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它们各自的调整范围比教育基本法狭窄得多。但这些单行法律中有关学校体育的规定，也是我国学校体育法律法规的特殊方式。3.学校体育行政法规学校体育行政法规就是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教育法》、《体育法》而创制的对学校体育事业实施行政管理的规范性文件。在学校体育法律体系中，学校体育行政法规调整范围广，实施效果直接，是实现国家学校体育目标的主要工具。内容与形式都较规范的有关学校体育行政法规有：《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学校卫生工作条例》、《全民健身计划纲要》，还有部分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文件中涉及到学校体育的内容，例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质意见》。4.学校体育规章学校体育规章是国务院各部、委，特别是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教育部和国家体育主管部门——体育总局制定、颁布的调整学校体育关系的规定、办法、细则、规程、意见、大纲、标准、通知等规范性文件。例如：国家教委关于印发的关于《初中毕业生学体育考试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全国学生体育竞赛管理规定》、《关于开展全国亿万学生阳关体育运动的通知》等。5.地方性学校体育法规、规章地方性学校体育法规、规章是一定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所制定的有关本地区的学校体育的条例、规定、通知、办法等规范性文件。这些地方性学校体育法规具有从属性——不得与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区域性——仅在本行政区域内生效，而无域外效力；操作性—据实按需立制，其调整的学校体育法律关系更明确、更具体、实践性强、操作性强。例如：《湖南省教育厅关于省内普通高等学校招收体育特长生和体育竞赛优胜者资格审核有关问题的通知》。

有关现行我国学校体育法律确实分析1.立法的层次整体较低到目前为止就学校体育的立法来讲，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关教育、体育的法律中，还没有一部专门的学校体育法。有关学校体育法律的内容，都只在相关的《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中的部分条款中体现。即使是《体育法》对学校体育具有宏观指导性的基本法其内容涉及学校体育方面也不够全面，条款内容也较模糊，难以达到依法管理学校体育工作的目的。而其他相应行政规范尽管对学校体育方面做出了比较全面的规范，但操作性不强。从以上我国学校体育法律形式分析中可知，立法层次越高，其法的约束力就越强，那么法律实现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可以发现，学校体育现行法规的立法层次整体较低，法的约束力较弱，以致组织、个人的轻视，影响实施“法治化”管理。2.法律规则可操作性差一般而言法律规则可操作性差，就是指因法律规则模糊、混乱、呆滞因无法操作，故而即使有人违反也难以处理。学校体育法律规则就存在可操作性不强的问题。例如：《体育法》第三章，《学校体育工作条例》的有关学校体育的条款，就比较模糊，现实中很难依条款解决实际问题。因此，有必要对类似的法规进行清理汇编和加强法律解释，或完善内容条款和配套立法，以增强其可操作性切实提高法规对实践工作的指导性。3.法律责任规定不完备法理学上将法律规则分为授权性规则、义务性规则和权义复合规则。从法理学来看法律责任是指由法律事实中，对违反义务性规则的主体，法律做出诸如“赔偿”、“处罚”或“责令补偿”等否定反应，责令违法人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即承担法律责任。现行的学校体育法律规则大多数属于义务性规则，但是其中不同程度地存在法律责任缺失的现象。例如：《体育法》第18条、第20条关于体育课、体育场地的规定，显然属于法律的强制规定，但现行的《体育法》却没有这些方面的法律规定。

一是现有《学校体育工作条例》虽是我国实现依法管理学校体育的基本行政法规，但其很多内容过于比较模糊，缺乏适应性。这就需要修改现行《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制定适宜学校体育法规。二是提高学校体育立法的层次，以宪法为根本依据做指导，以体育法为中心，应在现有《学校体育工作条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层次制定专门的《学校体育法》，进而提高学校体育法规的整体法律效力。三是各级教育、体育行政部门应逐步提高学校体育工作的一线人员的法律素质。他们对学校体育法律法规的领会与执行，影响着学校体育法律、法规在学校体育工作中的实施效果。还有要不断加强学生的法律知识教育，提高学生依法维护自身合法体育权利的意识和能力。逐步完善学校体育法律法规的监督体制，实出现依法行政、依法治体的工作目标。目前为止，我国的学校体育法治建设经过60多年的风风雨雨，形成以宪法为指导、教育法为原则、体育法为龙头、学校体育工作条列为骨干的学校体育法律法规体系，这为新时期学校体育的法律制定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但实际操作过程中还存在着学校体育法律法规间的不协调状况与执法工作力度较小；有关学校体育法律法规虽多，但立法的层次整体较低长时间没有修订和涉及保护学生参与体育权利的立法较少等缺陷，这些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阻碍着学校体育的改革与发展。这需要加强学校体育法律的制定，才能丰富和完善学校体育法律法规体系。总之，我国学校体育的法律制定任重道远。

本文作者：张旭峰陈亮工作单位：湖南城市学院体育学院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的学校体育法治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目前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学校体育，在与经济、政治、多元文化的碰撞中正发生巨大的变化。由于我国学校体育法治化起步较晚，以致学校体育法律法规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存在不协调状况，学校体育法律法规虽多，但立法的层次整体较低与保护学生参与体育权利的立法较少。这些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阻碍着学校体育的改革与发展，以及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因此学校体育的法律制定已成为体育工作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对其研究可以保证我国学校体育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使我国学校体育法治化管理融入到“依法治国”、“以法治教”、“以法治体”的法治文化潮流中去。

一、我国学校体育法律制定的概述

学校体育法治化管理，首先必须有法可依。立法，又称法的创制、法的创立、法的制定等，最通常的称之为立法。立法是指有法的创制权的国家机关或经授权的国家机关在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为了规范社会行为，依照法定程序、制定、补充、修改和废止法律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的一项专门性活动。所以，立法是以产生和变更法律这一特定的行为规范为目的的活动过程及其活动结果。

（一）我国学校体育立法的概念我国学校体育立法即我国学校体育法制定或创制，是指一定的国家机关依照法定的职权，依照一定程序制定、修改、废止是基本的学校体育立法形式，是学校体育法律产生和变更的基本形式。此外，还有认可、补充的两种形式。

（二）我国学校体育的立法体制学校体育立法体制是指中央与中央的国家机关和地方与地方的国家机关关于立法权限的划分的制度和结构。根据我国学校体育的实际情况：中央有宪法中关于学校体育的具体条款；基本法律的内容和有关条款；一般法律有关学校体育的内容和条款；国务院、中央军委制定的学校体育行政法规、国务院几部委联合下发的有关学校体育的行政规章；国务院学校体育行政部门制定的学校体育行政规章。地方有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人民政府有关学校体育的行政法规；各省、自治区首府城市、计划单列城市人大和人民政府制定的学校体育法律、法规；经济特区的人大和政府制定的学校体育法律、法规。从而可出，我国学校体育法律可分为中央层次和地方层次，遵循我国独创的“一元、两级、多层次”立法体制。

本文作者：戴建国工作单位：上海师范大学

宋代是一个十分重视法制的社会，在法律制定和公布方面构筑了较为完备的信息渠道，以保证立法活动正常进行及法律能适时公布于众，使民众知晓，充分发挥法律治理国家的职能。有关这方面的研究，除高柯立《宋代粉壁考述——以官府诏令的传布为中心》及黄纯艳《宋代登闻鼓制度》略有涉及外，①尚未见有其他学者的成果发表。本文试就宋代法律制定、公布的信息渠道作一探讨。

一、宋代法律制定的信息渠道

宋代修定法律的一个重要程序是广泛征集意见。宋人云：“自来先置局，然后许众人建言，而删定须待众人议论，然后可以加功。故常置局多年，乃能成就。”[1]（刑法一之七）如朝外人士对法律有修改意见，以书面形式向所属州军等处投状，再报申中书，等将来各地修改意见积累多了，由立法机构删定编修。对于好的修改建议，如将来法典采录施行，“则量事酬赏，随材录用”。建炎四年（1130年），大理卿兼同详定一司敕令王依奏言：修敕旧例，关报刑部，遍下诸州军等处，出榜晓示，诸色人等陈言编敕利害，于所在州县投陈，入急脚递，发赴都进奏院，本院赴部所投下，如看详得委有可采，即保明申朝廷，乞与推恩。[1]（刑法一之三四）此奏言为朝廷采纳。通常新编敕修定后，也有一段征求意见的过程。如天圣七年（1029年）《天圣编敕》修定进呈后，仁宗曾诏书曰：“见行编敕及续降宣敕其未便者，听中外具利害以闻。”[2]（卷一○四天圣四年十月己亥）详定编敕所回复说：“准诏，新定编敕且未雕印，令写录降下诸转运、发运司看详行用。如内有未便事件，限一年内逐旋具实封闻奏。当所已写录到海行编敕并目录共三十卷。”[1]（刑法一之四）熙宁六年（1073年），《熙宁编敕》编纂完毕，提举详定编敕、宰臣王安石等言：“新修编敕，虽已经审刑、刑部、大理寺、殿前马步军司等看详，尚虑事理未尽，欲更送中书、枢密院，再看详签贴，及付在京刑法司、律学官吏等各具所见，申中书，送提举详定官看详，如当改正，即改正刊印颁行。”[2]（卷二四七熙宁六年九月辛亥）在法律生效之前，宋政府积极鼓励朝野内外对新修定的法律提出修改意见。上述做法，是一个广泛征求修改意见的立法活动，它可以集思广益，减少立法失误，提高立法效率，反映出宋代立法的慎重。法典法规公布后，在实践中如发现有缺陷，军民可通过各种途径向朝廷奏陈法律得失，凡有上书言法之不便者，“令中书、枢密院送审刑院、刑部、大理寺详议，仍照验前后格敕，倘须至改革，即具闻奏，更委中书、枢密院详酌施行”[2]（卷四八咸平四年二月壬戌）。官吏百姓“如见得见行条贯有未尽未便，合行更改，或别有利害，未经条约者，并许陈述”[2]（卷三七八元祐元年五月癸酉）。除了已经修纂好的编敕外，对于编敕外陆续颁布的敕令（宋代谓之“续降”），天下官吏百姓亦可指陈得失。政和元年（1111年）修撰编敕，徽宗批准了宰相何执中的奏议，命各地“晓谕官吏诸色人，如有见得见行敕令、续（降）等条贯，有未尽未便合行更改，或别有利害，未经条约者，指挥到日，限两月内具状分明指说，实封，经所在投陈。随处州军附急递至京，仰都进奏院直赴本所投下”[1]（刑法一之二四）。宋规定：“诸事应立法及敕律令格式文有未便应改者，皆具利害申尚书省或枢密院。即面得旨若一时处分应著为法，或应冲改条制，及传宣内降若须索及官司亲承处分，或奏请得旨者，并申中书省或枢密院待报。即被旨急速须合供应，待报不及、非干他司者，听随处审奏，奉行讫，申尚书省或枢密院。”[3]（卷一六《诏敕条制•职制令》）哲宗曾下诏命令：“诸官司见行条制，文有未便，于事理应改者，并具其状随事申尚书省、枢密院。”[2]（卷三五四元丰八年四月辛未）此外中央登闻检院设有检匣，军民“如指陈军国大事，时政得失，并投检匣，令画时进入，常事五日一进”[2]（卷一○七天圣七年闰二月癸丑）。其中自然也包括了军民对法律的修改建议。中央朝廷设登闻检院和鼓院，“掌受文武官及士民章奏表疏。凡言朝政得失、公私利害，军期机密、陈乞恩赏，理雪冤滥，及奇方异术、改换文资、改正过名，无例通进者，先经鼓院进状；或为所抑，则诣检院。并置局于阙门之前”[4]（卷一六一《职官志》）。登闻检院和鼓院的设立，旨在保证国家法律和政治生活信息的通畅，使国家机器更好地运转。赵升《朝野类要》卷四《进状》载：“经检院者，圆实封奏机密军期事，朝政阙失利害及公私利济并军国重事。若经鼓院者，叠角实封，陈乞奏荐再任，已得指挥，恩泽除落过名，论诉抑屈事，本处不公及沈匿等事，在京官员不法等事，两院状封，皆长八寸。”宋政府还十分注意收集法律反馈信息。庄绰《鸡肋篇》卷下载：“安鼎为御史，论本朝岁断大辟人数。天圣中，一岁二千三百余人，当时患其数多，大议改制。”天圣中期，一年中所判死刑多达二千三百人，如此高的死刑案引起了统治集团的重视，从而引发了修改法律的举措。天圣七年，宋修改旧编敕，成《天圣编敕》十三卷，“视《祥符编敕》损百有余条”①。其卷数比起三十卷的《大中祥符编敕》，少了十七卷。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权同判尚书刑部李綖奏曰：“天下上刑部一岁之中死刑，亡虑二千五百六十，其杀父母、叔伯、兄弟之妻，杀夫，杀妻，杀妻之父母，凡百四十；故、谋、斗杀千有三百；劫盗九百七十；奸、亡命百有一十。夫风俗之薄，无甚于骨肉相残；衣食之穷，莫急于盗贼。今犯法者众，岂刑罚不足以止奸，而教化未能导其为善欤？欲令刑部依刑名分门列天下所断大辟罪，岁上朝廷，以助观省。”仁宗批准了这一建议[2]（卷一九一嘉祐五年四月庚申）。这条措施有助于统治集团了解各地治安状况，及时调整法律政策。元祐六年（1091年）刑部拟定了一条信息反馈措施，获得通过，要求各府衙“决大辟，以刑名类聚，每半年于春秋季以闻，仍籍数至岁终，比前一年所断多少，准式造册，限次年春季投进”[2]（卷四六五元祐六年闰八月己卯）。这对于监督各地司法审判，减少冤假错案，及时了解全国的刑事案件发生率、治安状况，调整国家法律政策，都有着积极意义。

二、法律公布传达的信息渠道

在古代中国交通和通讯不发达的情况下，如何使国家制定的法律尽可能地让各地大小官府知晓，使之得到贯彻执行，并在执行中能及时纠正法律失误和弥补法律的不足，这是法律制定者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宋代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建立了相应的法律公布传达的信息渠道。自唐发明雕版印刷术后，随着雕版印刷的日益普及，宋代法典法规也采用雕版印刷方式，如宋代第一部法典《宋刑统》就是雕版印刷的，当时称“模印”。法律原文经过仔细校勘后雕版印刷，既减少了因大量手抄誊写产生的讹误，又提高了法典法规编制速度。宋代法典起先是由国子监或崇文院模印颁行。后宋代设有提举印造编敕所，专门负责编敕的印刷。熙宁六年，提举印造编敕所奏言：“新敕刊本将毕，虑中书、枢密院更有合入条约及续降条约，乞候至来年颁降。”[2]（卷二四八熙宁六年十一月壬午）宋法律的颁布传达渠道，最初有两个，一是转运司传送渠道，另一为进奏院传送渠道。元祐元年（1086年），京西提刑司奏：“省部条贯，除直下外，有诸州条贯，付转运司押牒入递，分送诸州，率多迟滞。欲乞应颁降新法，以所下转运司印本移送进奏院，令本院坐省符连牒，发送诸州、诸路。”[2]（卷三七四元祐元年四月己丑）这一建议要求即使是颁发给诸州的法律，也统一由进奏院递送，以便以较快的速度传达到地方。这一建议为朝廷采纳遂成定制。进奏院“掌受诏敕及三省、枢密院宣札，六曹、寺监百司符牒，颁于诸路”。朝廷“凡更改申明敕令格式，一司条法，则议定以覆奏，太常、考功谥议亦如之。季终，具赏罚劝惩事付进奏院，颁行于天下”[4]（卷一六一《职官志》）。为保证法律文书传达速度，宋对于一些法律的翻录誊抄期限也做了规定：“诸受制敕应翻录行者，给书写程，急速限当日，满百纸，一日；二百纸以上，二日，每二百纸加一日；非急速，各加一日，余文书各加制敕限一日。所加虽多，制敕不得过五日，余文书，不得过十日。即军务急速，不以纸数，皆限当日发出。”[3]（卷一六《诏制条制•文书令》）对于一些重要的刑法，宋采取榜示公告的形式让百姓大众知晓，以起警示作用。政和五年（1115年），徽宗诏：“访闻相州林摅（虑）县，邢州龙岗县天平陵霄二山高崖之上，有舍身台，每岁春月，村民烧香，闻有僧行诱惑使人舍身者……仰本州县当职官常切觉察，犯者以故杀论。仍令主僧赏命。许人告捕……仍版榜揭示二县山路，监司、走马失按劾者与同罪。仍著为令。”[1]（刑法二之六六）宋《杂令》：“诸私造铜、鍮石器物，若鉟销、磨错、剪凿钱取铜以求利，及买贩罪赏条禁，于要闹处晓示。”[3]（卷二九《鉟凿钱宝》）“诸被受手诏，士庶应合通知者，并依德音宣示于众”[3]（卷一六《诏敕条制•职制令》）。对于一些允许人告捕的刑法，官府“并晓谕，三日外方许告捕”。又如，宋规定：“诸生子孙而杀或弃之罪赏条约，州县乡村粉壁晓示，每季举行，监司巡历常点检。”[3]（卷七《监司巡历•职制令》）李元弼《作邑自箴》载：“通知条法，大字楷书，榜要闹处晓告民庶，乡村粉壁如法誊写。”[5]（卷一《处事》）绍兴四年（1134年），高宗诏：“今后诸路有颁降诏令，并仰监司关报州县，真书文字，镂版印给于民间。”[1]（刑法二之一四八）隆兴二年（1164年）户部曾要求四川监司“遍牒所部州县，置立粉壁”[1]（刑法二之五七）。粉壁犹如现在的公告栏，用于法律等官文书的公布告示。以便朝廷颁布的法令能及时让民众知晓。①搂钥《攻媿集》记载说，南宋汪大猷出使金朝回国，途中至盱眙，“得印榜云：今后犯强盗，并依祖宗旧法”[6]（卷八八《汪大猷行状》）。所谓“印榜”，即县张榜告示的皇帝诏令。对于一些适用的法令，朝廷要求内外官司“写录厅壁，朝夕看读”[1]（刑法二之二○）。以提高办事效率。

本文作者：潘泽豪工作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开征物业税的重要意义

在现代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我国整个社会在发生深刻的变革，有学者很精辟地指出，社会转型“是包括任何一场质的意义上的整体嬗变，是包括器物层面、制度规范层面、思想文化层面的各个领域的全方位变革”。物业税的开征正是这场嬗变的缩影。经济学家熊彼特曾经地论述过:“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文明程度、社会结构，以及政策可能酿成的行为方式，所有这些甚至更多，都记录在它的财政史上。”征收物业税作为整体财税中的一环，其意义已经超越税收制度本身，对社会的各方面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一)缩小贫富差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逐步拉大，综合各类居民收入来看，基尼系数越过警戒线已是不争的事实。我国基尼系数已跨过0．4，达到了0．46。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根据《世界发展报告2006》提供的今年来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的测试指标，在127个国家里，中国与几个拉美和非洲国家并列第95位。亚洲只有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两个国家的不平等程度高于中国，中国已经被列入少数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很高的国家，近年来贫富差距非但没有缩小，还在继续加大，这说名明我们的税制需要改革，其中物业税缺位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通过开征物业税提高地方政府转移支付和改善公共福利设施的能力，缩小贫富差距。此外，征收物业税还可以让广大民众分享房地产升值的好处，有助于促进社会公平。(二)整顿房地产市场秩序，抑制囤房投机需求。目前，全国范围内投机炒房成风，不仅有以温州炒房团为代表的民间投资客，还有一些资本雄厚的国企进入楼市，危害性极大。一方面，造成了许多家庭存在严重的住房困难，有钱人却拥有多套房子，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另一方面，则扰乱金融秩序，形成房地产泡沫，与我国可持续经济增长模式背道而驰。开征物业税是规范房地产市场的需要，可以通过提高占有成本，促进不动产的有效利用，降低空置率，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在以定程度上抑制房地产投机需求。(三)完善税收体制。一个现代化的完整的税收体系，应当包括完善的商品税类、财产税类和所得税类，而物业税应属于财产税类中的房产税。现阶段，我国在商品税制和所得税制方面比较成熟，但财产税制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目前我国已修改宪法，目的是完善私人财产保护制度，建立和完善财产税体系的重要性更显得日益紧迫。通过物业税改革整顿许多不合理、杂乱无章的税费，减少房地产企业的税收负担，为全面铺开税制改革创造条件。(四)有利于规范税费制度，降低建筑业及房地产业的经营成本。在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建筑及房地产业将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据统计分析表明，建筑及房地产业的发展，将带动60多个相关行业的发展，因而是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但目前建筑及房地产业的税费水平仍然较高，房地产及建筑业承担着3%—5%的营业税、33%的企业所得税、30%—60%的土地增值税、3%—5%的契税，等等。除此之外，还要承担比较重的土地转让使用费，开发成本相当高。开征物业税，将开发商建房时上缴的房地产税费改由购房者以后按年缴纳，房价将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购房者可以降低购房成本，这将有利于房地产市场繁荣和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

物业税制定的基本原则

物业税的开征有着不可替代的必要性，确立物业税制度的基本原则是为确保我国制定的物业税能够在将来顺利实施的前提条件，我国物业税的制定应贯彻法定原则，公平原则，中性原则，合理负担原则。法定原则日本著名法学家金宏子认为:“税收法律主义在近代法治主义的确定下，起到了先导和核心的作用”。税收领域的法治状况确实深刻地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法治水平，作为我国法治建设的一环，物业税的开征必须通过立法才有效，其法定原则应是其基本原则。物业税涉及到产权归属，无论是否售或购买住宅，只要拥有房地产就要缴纳物业税。对于地说收入可以减免税收负担，但并等于可以减免纳税的责任。一旦开征，这将是涉及中国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人的税收。对于这样关乎社会公众切身利益的税种，必须通过社会公众讨论和法定程序才能实施，任何一个国家，私人财产的保护最后的底线都是它会不会被任何合法或者不合法的手段往政府的手里转移。这是任何一个社会都应该守护的私人财产的底线。不能因为房地产或宏观调控的需要，而轻易地攻破老百姓私人财产的底线。因此，物业税的立法权只能集中在立法机构手中，物业税的立法只能出于人大，而不是行政部门，更不能交给具体执行征税的税务总局或建设部。公平原则物业税是一种牵扯甚广的税费体制，对国计民生、社会安定等都有相当大的影响，“不患寡而患不均”，社会公平问题历来是影响社会稳固的重要因素之一。法律作为一种公共机制，公共产品，其目的是要实现公共利益，社会公平正义，这才是法律的根本目的，因此，物业税收法律制度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为首要目标。物业税的价值目标已趋于多元化。既要保证政府对于财政资金的需求，也要满足纳税主体对于完备的公共产品的需要，同时物业税的开征须有助于社会公平，保障房地产良性发展。成功的税收立法应协调好税收的多元价值目标，开征物业税的首要目标应是缩小贫富差距，通过征收物业税改善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照顾社会的弱势群体，促进社会公平，第二层次的目标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住房空置率，有效利用稀缺资源，抑制房地产市场上过度投机需求。和着两个主要目标相比，增加地方政府收入应属较低层次的问题。中性原则在中国这样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培植完备的市场竞争环境应是重中之重。在此背景下，税收立法应坚持中性税收原则优先，兼顾税收宏观调控职能。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的政府干预经济的传统的国家，如何协调好税收宏观调控职能与税收中性原则之间的关系，是物业税法律制度构建的基点，所谓税收中性原则，是要求把税收对各种经济活动所产生的不良影响降至最低限度。首先，国家在征税时，除了使纳税人因纳税而发生税负担外，应尽可能少地使纳税人再承受其他额外的负担或经济损失;其次，理想的税收不应对资源的配置起任何作用，让市场规则充分地发挥基础性作用;最后，在处理国家间的税收关系时，不应因税收而影响或阻碍商品、资金和人员的国际流动。不可否认，物业税的开征有利于改变目前房地产税的混乱和不合理局面，有利于内外税制的统一和规范，但我们不能期望通过物业税的制度设计来达到微观经济管理的目的。合理负担原则合理负担原则，也叫税收适度原则，如“拉弗曲线”理论所阐述:“税率高并不等于实际税收高。税率太高，人们就被吓跑了，结果是什么经济活动度不发生，反而收不上税来。只有税率达到一个最优时，实际税收才最高”。这要求税制的建立和政策的实施，要考虑到财政的需要和经济的承受能力。税收是国家的财政收入的来源，但是并不是税收越多就越好。一旦税收超过了必要的限度，就会带来社会动荡。但是税收如果低于一定水平，也不利于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基本建设。经济承受能力就是国家实行财税政策要把握的“度”。诚如“鹅毛理论”:(征税的艺术就像从鹅身上拔毛，既要多拔鹅毛，又要少让鹅叫):税权的划分不是一般的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更是一门艺术。

物业税的立法开征，使政府可以参加到房地产增值所产生的财富的再分配中，可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而只要掌握好了“度”的要求，就同时可以满足广大普通纳税人希望通过高收入者承担高税收的方法来平衡社会财富的愿望。总之，我们在开征物业税前就应该做好原则上的把握，物业税的开征既是完善我国地方税制的必然选择，也是未来建立公共财政体系和服务型政府的一项重要举措。从长远发展来看，物业税的开征是必然，即使进行的过程中会遇到一些问题，但我们应该以法定原则，公平原则，中性原则，合理负担原则为导向，做出合理的制度设计。

本文作者：吴平魁王晓韧工作单位：西安交通大学

1993年,我国某市十多家砖厂经协商成立了砖瓦协会,将全市各家砖瓦厂生产的红砖产量一律按上年实际产量削减30%,并共同确定一个最低售价,各砖瓦厂不得提高产量、压价销售。1998年,一批行业自律价纷纷出台,这其中不乏行业协会的身影。2001年,杭州市养鳖协会十大名牌甲鱼及推荐产品的评选活动,被该市余杭区82家养鳖户告上法庭,称这种评选误导了消费者,使他们的甲鱼销量大跌。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商人虽然很少聚到一起,但聚会时的谈话内容,不是阴谋对付公众就是筹划抬高价格。行业协会是企业为了自身利益联合在一起的自律性组织,存在的前提是为其成员利益服务。否则,行业协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行业协会必然会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美国学者Fell-man说:社会团体在先天上即具有反托拉斯的爆发力。所以用反垄断法律来规制行业协会的行为显得十分必要。

一、行业协会的性质

目前,我国还没有关于行业协会的专门法律。1999年,原国家经贸委颁布了《关于加强培育和发展工商领域协会的若干意见》。其中,规定工商领域协会是以有关企事业单位和行业协会为主要会员,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自愿成立的自律性、非营利性的经济类社团法人;是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桥梁和纽带,通过协助政府实施行业管理和维护企业合法利益,推动行业和企业的健康发展。其宗旨是服务。为企业和行业服务,为政府部门和社会服务,以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在我国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中,行业协会是指由同一行业的企业、个体商业者及相关企事业单位自愿组织的民间性、自律性、非营利性社会团体法人。也有定义为:由本市行业组织以及相关单位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的、以经济类为主的社团法人。在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其性质具有更多的自治性和民间性,而在国有经济主导的地区则不太强调这些。无论是理论上还是现有立法中行业协会的性质,都与我国实践中的行业协会具有一定的差距。熟悉我国行业协会发展史的人都知道,我国行业协会大部分脱胎于原来的政府机关,其成立的目的有两个:(1)延伸政府对扩大了的民营经济的管理,转变原有公有制经济的管理模式。(2)分流政府机构改革的冗员。并不像理论和立法所说的那样,为了经济主体的共同利益并自愿组织。在我国的反垄断法律中行业协会的性质应该尽量与上述理论和立法保持一致。反垄断法律规制的行业协会应该是竞争关系中的行业协会。这就要求行业协会必须与政府保持一定的距离,其目标是规范市场竞争中有可能会触犯竞争秩序的行为。由此可见,反垄断法律中的行业协会应该指成员企业为了共同利益(减少市场竞争中的交易成本)而组织的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法人。这与理论上和行业协会团体法立法中的定义达到了吻合。从我国行业协会的发展方向来看,行业协会最终要脱离行政机关的控制,走向市场。从法律应该具有前瞻性的角度考虑,这样定性行业协会是合理合法的。

二、行业协会的范围

行业协会是否包括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办行业协会、是否包括行业协会的协会、是否包括跨行业的商会;职业协会是否是反垄断法律调整的对象;垄断行业的行业协会是否是反垄断法律的调整对象;农业行业协会是否是反垄断法律的调整对象。这几个问题是《反垄断法(草案)》没有解决的,而上述的行业协会又在我国大量存在,其中不乏限制竞争的违法行为。这些行业协会是否包括在反垄断法律中行业协会的范围之内,是否受反垄断法律的规制,是需要明确的问题。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公共物流信息平台的功能；公共物流信息平台的构建；公共物流信息平台的运营；结语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信息已成为提高营运效率、降低成本、增进客户服务质量的核心因素、公共物流信息平台将与各个职能部门的信息中心、相关行业信息系统及企业的信息系统连接、门户网站功能、公共信息与查询功能、交易服务功能、货物跟踪功能、在供应链管理框架下提供高级物流信息服务、相关职能部门服务功能、决策支持功能、公共物流信息平台架构的构建原则、公共物流信息平台建设实施模式、以政府为主的业务模式、以企业为主的业务模式、公共物流信息平台应面向企业等，具体请详见。

在现代物流中，信息已成为提高营运效率、降低成本、增进客户服务质量的核心因素。在物流公共信息平台上，信息流的处理和利用水平决定整个物流过程的运作水平。公共物流信息平台的建设，一方面是发展现代物流的核心和关键，另一方面通过建设信息平台又极大地推动着现代物流向前发展。

一、公共物流信息平台的功能

公共物流信息平台将与各个职能部门的信息中心、相关行业信息系统及企业的信息系统连接。主要在于满足物流系统中各个环节的不同层次的信息需求和功能需求。

1．门户网站功能

包括市场动态、行业新闻、相关政策法规；物流企业名录和基础资源信息；友情链接、物流论坛与培训教育。

近日，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暴发和国际油价的持续回落对我国影响的逐步扩大，被人们议论了多年的燃油税立法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并被国务院有关部门列入议事日程。对此，本文拟就燃油税立法的基本问题谈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1、把握立法开征燃油税的最佳时机

油价是最重要的经济杠杆之1，我国严格的行政管制扭曲了燃油价格，失去了调节供需的功能，这种消费越多、补贴越多的机制，产生了严重的误导，刺激了大型车、豪华车的消费。曾经1路攀升的油价，1直是决策层无法下决心开征燃油税的重要掣肘。那时出台燃油税面临着国际油价不断走高，国内物价上涨较快的压力，如果开征燃油税，个人消费者可能会较难接受。高油价时代开征燃油税，势必推高油价，而不管是价高还是税高，都是百姓付的钱要多，最后都要转移到整个经济运行的成本当中，从而可能推动通货膨胀的加剧。

而今，全球金融危机、经济疲软、油价持续回落，恰恰为依法开征燃油税创造了1个有利的时机。过去油价高不利于开征该税种，现在油价回落，国内成品油价格又偏高，选择这个时机依法开征燃油税比较好。

总而言之，在目前油价持续回落，全球金融危机经济疲软的环境，现在已经是依法开征燃油税的最佳时机。油价并不会永远保持低价，很有可能在未来几年经济复苏的时候再次居高。故如果现在不抓住时机解决，很可能将无限期拖延下去，不利于我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

2、开征燃油税的规范形式应该是法律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当代中国制定法模式的法律渊源；中国制定法法律渊源模式之弊端；中国单一制定法法律渊源的一个重大缺陷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中国是制定法与成文法的国家、宪法是制定法的首要渊源、法律是仅次于宪法的法律渊源、行政法规是由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军事法规的合法性依据有宪法和法律、中国制定法法律渊源的必然性、中国制定法法律渊源模式的主要弊端、制定法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制定法是经济工具、制定法是国家的工具、制定法是政策性的工具、制定法是道德的工具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摘要】目前中国的法律渊源呈现出以宪法为统帅单一制的制定法模式，具有特定的历史必然性，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弊端逐步地显现出来，其最突出表现为制定法模式工具主义。

一、当代中国制定法模式的法律渊源[1]

中国是制定法与成文法的国家，其主要法律渊源有：

⒈宪法。宪法是制定法的首要渊源，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其基本特征是：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是其他法律的立法根据，其他任何法律与宪法相冲突无效；宪法是规定国家社会生活中的最基本的内容；宪法的制定和修改程序比普通法律要严格。因此，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和法律地位。

⒉法律。法律是仅次于宪法的法律渊源，是全国人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法律又分为基本法律和非基本法律。基本法律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在其闭会期间，可以由其常委会在不同原法律的基本原则精神相冲突的进行修改；非基本法律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修改，规定和调整除基本法律以外的社会生活的某一领域方面的法律。

摘要：本文对我国矿业权的各种流转方式展开了详细的论述，对于矿业权流转涉及的相关问题笔者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关键词：矿业权出让转让

根据我国《矿产资源法》的规定，矿业权可以通过出让方式取得，也可以通过转让等方式取得。矿业权的出让，是指国家作为矿产资源所有者将探矿权和采矿权有偿出让给探矿者和采矿者。矿业权的转让是指已经取得探矿权和采矿权的主体在符合一定条件后，将上述两种权利转让给其他的矿业权人。

一、我国矿业权流转方式

矿业权的流转主要包括出让、转让、抵押、出租、继承等方式，笔者逐个展开论述。

1.矿业权的出让矿业权的出让是通过矿业权流转的一级市场实现的。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对矿业权的出让逐渐成为各地政府部门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并受到了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