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障碍范文10篇

摘要：董事与高管（D&O）责任保险是一种职业保险，以董事、监事以及经理等高管人员依法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西方国家建立有比较完善的董事责任保险制度，该险种也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保险公司的主要业务之一。但我国自引入董事责任保险制度至今，其发展却陷入令人尴尬的窘境。该制度与我国现行法律存在不协调之处，在民法、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规定中存在着一定的法律障碍，需要加以协调和克服。

关键词：董事责任保险；法律障碍；对策

自2002年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推出我国内地首份董事责任保险保单①至今，该险种在我国内地的发展并不乐观，虽然实践中已出现董事责任保险的理赔案例②，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却仍有很大的差距。据调查，大约90%以上的欧美国家的公司都购买了董事责任保险，世界五百强企业中超过95%的公司都投保了董事责任保险。很多亚洲国家和地区的企业投保董事责任险也非常普及。在新加坡和中国香港，投保董事责任险的公司差不多在80%~90%左右，在中国台湾，也有约60%的公司投保董事责任保险。笔者在巨潮网查询，目前内地在沪深两地上市公司中，投保董事责任险的仅有30余家，占全部A股上市公司的比例仅仅1%左右。在欧美国家被广泛采用的董事责任保险制度在引入到我国之后，陷入到如此窘境，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与制度安排难以实现其目标，需要对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予以详细考察，分析其中可能存在的制度障碍并加以克服，从而有利于我国董事责任保险的发展。

一、我国董事责任保险发展的法律制度障碍

1．我国董事责任保险发展的民事法律制度障碍①法人机关理论。法人机关是指根据法律、章程或条例的规定，于法人成立时就产生的不需要特别授权就能够以法人的名义对内管理法人的事务，对外代表法人进行民事活动的集体或者个人。[1]按照法人实在说的观点，法人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民事主体，认为法人同样是具备意识能力的，但不同于自然人的是，法人意识的形成及其执行，需依赖于法人机关的行为，法人机关是法人的一部分，是该法人之代表。法人机关在它的职责范围以内以该法人的名义实施的行为，视为该法人本身的行为。法人机关和该法人不是两个独立的民事主体，二者是一个法律人格。所以，法人机关在其职责范围内以法人名义实施的行为，其后果自然也由该法人承担。我国的民事立法就采用了这种理论，我国刚颁布实施的《民法总则》第61条和62条分别规定，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法定代表人因执行职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法人承担民事责任。《民法通则》第43条和最高院《民通意见（修改稿）》第55条也有类似规定。公司作为营利性法人，其内部事务的管理行为和对外实施的法律行为，也是由作为公司机关的董事会和法定代表人实现的。董事作为公司机关的成员，在其履行公司工作职责的过程中以公司名义实施的法律行为，包括侵权行为，都被视为公司的行为，对外产生的民事赔偿责任也由公司承担，而不是由该董事个人承担。既然董事自己对他的职责范围内的行为后果不用承担民事赔偿之责，那么，以董事的民事赔偿之责作为保险保障对象的董事责任保险就无法适用了。②民事责任理论。从民事责任归责原则来看，行为人不论故意或过失，只要主观上具有过错，就要承担责任。一般而言民事责任具有两方面的功能，一是通过行为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可以弥补受害方的损失，恢复其原来的状态；二是为了有效制裁不法行为和遏制各种违法行为的发生。可见，民事责任的抑制违法功能表现得尤为明显。而随着责任保险的出现，民事责任抑制、惩戒违法行为的功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按照责任保险的理论，当被保险人因其行为给第三人造成损失，其依法履行了赔偿责任后，就可以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要求保险人对其进行补偿，这样，侵权人把本应由自己负担的对他人的赔偿责任，通过责任保险转嫁给了保险人。董事责任保险同其他责任保险一样也具有这种转嫁责任风险之功能。虽然通过责任保险制度转嫁责任风险之功能，可以发挥董事的经营管理才能，有利于公司的稳健经营，但从传统民法理论看来，董事责任保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民事责任抑制、惩戒违法行为的功能。③侵权行为归责原则。按照侵权行为法的归责原则理论，“过错”是一般侵权行为的一个构成要件，包括“故意”和“过失”，是行为人主观上应受责难的一种心理状态。加害行为则是行为人实施的加害于他人合法民事权益的不法行为，是构成一般侵权行为的客观要件。一般认为，行为人主观上的过错也包括了对其行为非法性的认识，这样违法性的概念也可以为过错代替。这样的认识在民事领域一般情况下是成立的。但在商事领域则不完全成立，“效率”是商事领域的永恒价值，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上，经营者为了追求效率，面对稍纵即逝的商业机会，当断则断，否则就会坐失良机，所以有时候出现决策失误也就在所难免，应当容许经营者的这种过失，只要不是重大过失或者故意。按前述归责原则理论，公司董事的过错行为基本上等同违法行为，而按照董事责任保险条款的规定，董事的违法行为属于保险公司的除外责任，无法得到保险公司的赔偿。由此可见，侵权行为归责原则理论不利于董事责任保险在我国的发展。2．我国董事责任保险发展的公司法律制度障碍①董事的义务与民事责任。根据公司法的一般原理，董事对公司承担的义务有两种，即忠实义务和注意义务。一般而言，董事违反忠实义务的行为多是基于其主观上的故意，这种故意而为的民事责任不属于董事责任保险的保障范围。而董事对注意义务的违反多是基于过失所致，董事责任保险所保障的就是董事违反其负有的注意义务所承担的民事上的赔偿责任。我国公司法虽然也规定了董事的注意义务③，但该规定过于原则，不具有操作性，不仅欠缺衡量注意义务的标准，而且缺少有关追究董事违反注意义务的责任之规定，从而导致实践中很难追究董事违反注意义务而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既然董事违反注意义务无须承担赔偿责任，则以此为保险标的之董事责任保险也就派不上用场了。②禁止抵触利益交易。如前所述，董事对其所属公司负有忠实义务，该义务原则上要求董事不得与其所属公司之间进行自我交易，除非公司章程允许或者经股东会同意，因为这种情况下董事有可能在该交易中为其一己之私利而损害公司的利益。我国公司法对此也有明确而细致的规定。根据董事责任保险的理论，董事投保责任保险的目的是为了将其个人承担的赔偿责任转嫁给保险人，所以保险费理应由董事个人承担，但在现实中，这部分保费都是由公司缴纳的，这样在董事和其所属公司之间，就形成了以缴纳保费为内容的自我交易，这就与其承担的忠实义务产生了冲突。3．我国董事责任保险发展的证券法律制度障碍首先，因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的行为造成投资者的损失，难以获得赔偿。我国证券法第69条、第76条和第77条分别规定了因虚假陈述、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造成投资者损失，行为人应承担赔偿责任。最高院在2003年了《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从而解决了因虚假陈述造成投资者损失难以获得赔偿的司法难题。但因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的行为造成投资者损失如何赔偿，证券法第76条和第77条仅仅是做了原则性规定，最高院和最高检后来的司法解释也仅仅就行为人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问题作了规定，民事赔偿问题仍然缺乏细致的可操作性的规定。实践中，广大的个人投资者因为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等的违法行为所遭受的财产损失无法获得赔偿，有的法院就以“对于操纵市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的确定以及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数额的范围、损失的计算方法，现行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均无明文规定”[2]为由驳回投资者的诉讼请求。另外，证券市场上的违法行为往往造成成千上万投资者的损失，而我国证券法等法律又缺乏有关集团诉讼的规定，如此，董事、高管等实施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的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就不用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而董事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就是董事对第三人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董事既无赔偿之责，何来董事责任保险！其次，证券市场上的虚假陈述、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的行为多数都被认定为故意的违法甚至是犯罪行为。前述最高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中规定：投资者以其受到虚假陈述的违法行为侵害为由，按照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或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对虚假陈述的行为人提起赔偿诉讼，如果符合民诉法的规定，法院应当受理。即是说，因虚假陈述违法行为引起的民事赔偿案件中，行为人的虚假陈述行为都会被认定为违法行为，而董事责任保险条款是把这种因违法行为而引起的民事赔偿责任排除在承保范围内的。

二、应对我国董事责任保险发展之制度障碍的对策

摘要：本文分析了我国公用企业垄断法律规制的几大实施障碍，进而提出排除障碍的相关法律措施。

关键词：公用企业垄断法律规制实施障碍法律措施

一、我国公用企业垄断法律规制的实施障碍

中国公用企业垄断的法律规制已经启动，然而，实施成效却不尽如人意，这主要是因为存在如下几方面的反垄断法律实施的障碍：

（一）公用企业垄断法律规制的制度基础不完善

反垄断必须有良好的制度基础，包括法律和政策。首先，市场经济国家在反垄断时，都有与时俱进的反垄断法律制度作为行为依据。如前所述，我国至今尚未出台《反垄断法》，其他专门性立法也很不成气候，可谓无法可依。反垄断依然停留在政府官员和学者的不见得有价值的“价值理念”中，难以制度化。若非有《反不正当竞争法》中两个未中垄断要害的条款，中国的公用企业反垄断法律规制根本无从谈起。其次，在对公用企业垄断性环节实施反垄断控制，建立管制制度（如市场准入、价格确定以及普遍服务等）时，还必须在竞争性环节充分引入竞争。在反垄断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管制制度还具有过渡性质的反垄断功能，如网络间的互联互通。但按照现代管制制度的最基本的独立性原则，我国的公用企业改革一直没有对管制制度的建设给予足够的重视，管制的功能往往与政府的宏观调控、国企产权管理的功能混杂一体。如独立性、专业化的管制机构至今没有落实，管制体系的不健全，可能造成引入竞争后的市场秩序的混乱。

abs（assetsbackedsecuritization）也叫资产支撑证券化，简称资产证券化，它有着现代金融“炼金术”的美称，是美、欧发达国家广泛采用的一种先进的融资手段。abs70年源于美国，80年代盛行于欧美，90年代出现于亚洲各国，如今，我国也开始了abs在各个领域的广泛试点。本文旨在介绍abs的一般流程，并简单介绍abs在亚太各国的发展情况，重点就我国开展abs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所遇到的法律难题及可能的解决途径作一论析。

一、abs的一般流程

简单来说，abs是指需要融资并且拥有一定数量能带来稳定现金收入资产的企业（原始权益人）将该稳定现金收入的权益（receivable，收益权）转让给一个特别设立的公司（spv，specialpurposevehicle），spv向原始权益人支付相应的对价后取得该收益权，并以该收益权为支持向投资者发行债券的融资方式。换言之，由一个特别设立的spv发行债券，用发债所得购买原始权益人所拥有的收益权，以收益权所能够产生的稳定现金收入偿还所发行债券。spv可以由原始权益人自己设立，也可以由其他机构设立，其存在的唯一或主要职能是发债及还债。abs的简单过程是：①spv的设立；②spv发行债券；③spv用发债所得购买原始权益人的收益权；④spv用其拥有的收益权所产生的稳定现金收入还债。abs的要旨即在于需要融通资金的原始权益人自己并没有借债，而是利用它所设立的一个spv发债，通过把收益权转让给spv，从而获得经营发展所亟需的资金。由于通过信用担保等手段，使spv获得比原始权益人更高的信用评级，对债券投资者而言，abs债券（即spv发行的债券）比原始权益人自已发行的债券更安全，更具流通性。

abs的适用领域主要看原始权益人有无能够产生稳定现金收入的资产，一般来说，凡有可预见收入支撑和持续现金流量的，如果加以适当的结构重组均可以采用abs进行融资。从实践来看，适宜采用abs的资产主要有：房地产抵押贷款和租金收入；飞机租赁应收款和汽车贷款；信用卡应收款；出口收入和贸易应收款；航空和火车票销售款；电讯等公用事业收益；收费公路桥梁和其他基础设施收益；税收和财政收入等。

abs之所以能够风行世界，这与它具有的突出优点分不开。与一般的抵押债券相比较，abs债券在如下方面具有优越性：①资产负债表外的融资方式降低了资产负债率。abs通常被认为是“表外业务”，原始权益人通过出售收益权，获得了急需的资金，而并没有增加资产负债表上的负债；②资产证券化可以增加筹资机会，因为abs债券在多重担保的情况下，往往能够获得较高的信用评级，有时甚至高于主权等级，而债券市场上，一个好的评级是必须的，这样就为等级较差的企业发行债券提供可能；③abs债券有着更高的信用等级，这就使发行abs债券所需付出的利息更低，因为债券的价格与债券的风险状况成反比；④资产证券化可以改善资产的流动性。因为资产证券化使各种收益权能够转让，创造出一个应收款交易的市场，为企业根据经营状况调整资产结构提供方便。由于abs债券明显地提高了投资的质量和收益，使投资风险更分散，收益更易兑现，所以在国际债券市场上，abs债券对投资者很有吸引力。

二、亚太地区国家开展abs业务简介

【摘要】风险投资的健康发展需要良好的风险投资法律环境作为保障,而我国当前的有关法律法规的内容已经对风险投资业的发展产生了限制性影响，有必要从立法角度予以系统性构建。

【关键词】风险投资法律构建

风险投资是指在高风险的情况下，向处于起步阶段或发展初期，具有市场前景和风险的高科技项目进行的投资，是一种高风险和高收益的长期投资。它不需要任何资本抵押和担保，一般通过企业上市或收购、兼并获得回报。健全的风险投资体系一般由风险企业（科技资本家）、风险投资家、投资者、中介机构和政府等构成。与传统投资相比，风险投资具有以高科技产业为投资目标，以资本增值而非企业分红为目的，以某些项目的高额回报补偿另一些失败项目的亏损等特点。

一、发展我国风险投资的法律障碍

1、我国没有规制风险投资的专门国家立法。但可适用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法律:《公司法》、《合同法》、《民法通则》、《合伙企业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科学技术进步法》、《证券法》等;二是国务院及相关职能部门颁布的文件:《关于加强科技进步的决定》、《关于“九五”期间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以高新技术成果入股若干问题的决定》、《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关于设定风险投资机制的若干意见》等;三是地方政府规章、政策:如深圳的《深圳市关于进一步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等。但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没有一部专门有关风险投资的国家立法,这使我国的风险投资长期因法律地位缺失而无法引起足够的重视,严重阻碍了我国风险投资的发展。

2、我国自2006年1月1日施行的《公司法》相关规定,仍然没有完全考虑风险投资行业的特点。《公司法》于2005年10月27日经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修订，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虽然即将施行的《公司法》许多条款相比原《公司法》有利于促进风险投资的发展，但仍存在许多障碍：

电子邮件营销作为网络营销的一种重要方式，因其便捷、成本低等特点被广泛采用，在发达国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网络营销应用行业。据市场调查公司Gartner的研究，电子邮件营销方式比直接邮件更快、更便宜并且更有效率，它最终将取代直接邮件营销，我国众多的企业和商家也采用了这种营销方式，但由于我国的法律缺位，使得电子邮件营销的发展出现了不健康态势。众多的企业和商家在利用电子邮件进行营销时走进了误区，使得电子邮件营销的发送垃圾邮件混为一谈，严重破坏了正规的Email营销的名誉和网络环境。电子邮件营销的健康发展在我国现行法律之下必须突破两大障碍。

一、垃圾邮件的法律定位

垃圾邮件已经成为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在互联网上出现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国外与网络广告相关的大量法律，都集中在垃圾邮件领域。我国尚没有打击垃圾邮件的明确法律规定，从而造成了垃圾邮件的概念不明确，与正常的电子邮件营销相混淆。电子邮件营销的规范发展首先必须与垃圾邮件划清界限，这就需要立法明确垃圾邮件的概念和范围。

对于垃圾邮件的定义，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还存在有争议。主要有两种观点：

第一、采取“Opt-in”直译为“选择性加入”，这是一种最简单的用户许可方式，即用户主动输入自己的Email地址，加入到一个邮件列表中。“Opt-in”通常又可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用户在网页上的订阅框中输入自己的邮件地址之后，网站无需给予Email通知，是否加入成功要等正常收到邮件列表的内容才知道；另一种是在用户输入Email地址并点击“确认”之后，网站会立即发出一封邮件通知给用户，如果用户不想订阅，或者并不是自己订阅的（比如他人输入邮件地址错误或者恶作剧），可以按照确认邮件里的说明来退出列表，可能是点击某个URL，或者是回复确认邮件来完成。

“Opt-in”观点之下，垃圾邮件认定的决定权在消费者手里，企业和商家直到得到你同意才被允许发送邮件给你。未经请求所发送的邮件就为垃圾邮件，业内大部分是采取的这种观点。

摘要：自20世纪80年代，发端于美国的上市公司管理者控股收购（ManagementBuyout，缩写为MBO）异军突起，并迅速席卷全球。上市公司MBO实质是市场经济对效率最大化追求的必然产物，其不仅有利于实现产权结构调整，同时还可以降低公司成本，激励管理人员等，尤其对于急需明晰产权与减退国有股的国内上市公司，无疑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依据国内外上市公司MBO实践，先对上市公司MBO作出一般法律分析，再对国内上市公司MBO运作的制度障碍与监管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以求对上市公司MBO立法与实践有所稗益。

关键词：MBO制度障碍法律监管

一、上市公司MBO的一般法律分析

究其实质，上市公司MBO只是杠杆收购的一种，是指目标公司管理层借助目标公司的担保而大量举债，向其股东收买公司控股权的行为。事实上，MBO之所以能够作为一种分配制度创新，迅速风靡全球，是有其本身重要的科学性因素。概而言之，MBO使所有者与经营者合二为一，弥补所有者缺位的局限，不仅有利于降低公司成本，调动公司管理者释放“企业家才能”的积极性，而且可让原公司所有者实现投资结构的调整，完成公司退市与获取致力于其他投资的资金等。但也正由于上市公司MBO的创新性及其管理者扮演有冲突的双重角色因素，在实践中带来一些急需解决的新问题，如MBO高负债率带来金融风险；管理层与股东的利益冲突导致管理层的忠实义务的违背；信息不对称性带来股价不合理以及侵犯股东权益等等。鉴于此，各国法律对其展开充分的引导和监管，以求达趋利避害之效，并由此形成上市公司MBO的一般法律特征：

（一）上市公司MBO的特定法律主体

如前所述，上市公司MBO是目标公司管理层通过融资购买目标公司的股权，改变公司所有者结构，并实际控制公司的行为。在这个收购行动中，收购方是目标公司的管理层，被收购方是管理层供职的目标公司，收购标的就是目标公司的股权，而管理层作为收购方正是上市公司MBO与一般公司收购的法律主体的区别所在。在实践中，为了收购与融资的操作便利，作为收购主体的目标公司管理层通常会成立一个投资公司，以其名义进行MBO行动，因为这个投资公司的形式意义，所以亦被称为“壳”公司。另外，由于近几十年各国对职工持股计划（ESOP）的广泛推行，职工持股会也成为上市公司MBO的重要收购主体（当然，由于职工持股会中非管理层职工股份的存在，借助职工持股会的上市公司MBO被视为不彻底的MBO，或过渡性MBO）。如1999年粤美的MBO收购主体是“顺德市美托投资管理公司”，其中美的公司管理层约占美托股本的78%，剩下22%的股份为工会持有。当年美托占美的总股本的6%，列第三股东位置。到2001年上半年美托持股比例增至22.19%，位居第一，从而完成MBO计划。

网上交友看好中国

常常使用hotmail的人可能已经留意到，他最频繁的旗帜广告就是交友服务，Udate等几个交友类网站轮番轰炸hotmail用户。据不完全统计，在英国有三十多个活跃的专业交友网站，而且还在不断增加。最大网站宣称有一百万付费会员。其实交友服务这个网络服务热点已经热到了中国。“您想结识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吗？您想结识风情万种的热辣少妇吗？如果你的社交圈子很小，怎么办？亚洲交友中心（宜改为“某某交友中心”？）一定能帮助您。”“加入某某交友中心，结识大量异性朋友！”这是国内某著名门户网站上常常出现的超链接广告，还附有若干魅力男女的照片。看来，交友服务已经成为为实现盈利网站而拼搏的“网战们”新一轮圈地运动的重要目标。

这些网站的商业模式大概是靠广告吸引注意力，从而吸收大量“免费会员”，建立大规模个人档案库，并通过数据库管理的自动匹配功能向用户推荐交友对象。网站的收入主要来自介绍费和网上交流服务费及网上广告。这类网站在国外发展非常迅猛。国内外商界先锋开始瞄准中国的这块市场，试图让这种商业模式落户中国。于是我们看到了以上中文的交友服务广告。中国的电子商务环境毕竟不同于其他国家。即使这种探索在财务上可行，法律上行得通吗？本文将结合这类网站不同的落地模式，分析他们在法律上可能面临的障碍与险境。

完全落地障碍重重

交友网站服务完全的落地模式就是外国公司或本地公司，利用中国本地注册的公司/非企业法人，注册一个.cn的网站，开设以中文为主的网页界面，面向中国内地及国外消费者提供网上收费交友服务。这个落地模式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在中国法律框架下定位交友服务的问题。换言之，交友服务是不是婚姻介绍？这个问题似乎很学术，很形而上，但实质上他关系到提供这种服务是否需要事先审批，取得政府的特别许可，甚至关系到服务是否会被禁止的问题。

根据目前的民政法规，婚姻介绍服务只能通过民政部门批准登记的非企业法人进行。这里排除了企业类法人进入这个领域的可能性。当然富有创造力的企业家可能考虑用与已注册的本地婚介机构合作或由本地人新设等办法去规避有关限制。事实上这也正是某交友网站（中国爱线）的操作模式。考察这种模式的可行性需要回答三个问题：外国人可否投资中国的婚介机构？现有婚介机构可否提供网上婚介服务？可否提供涉外婚介服务？

一、精神障碍患者强制医疗制度下患者的人身权及其限制

（一）精神障碍患者的人身权保障的国家义务

与精神障碍强制医疗制度直接关涉的基本权利是公民的人身权，人身权是人对其人身所享有的与人身不可分离的权利，是近代以来备受尊重的基本人权，对于人身权的含义和基本内容，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认识，但是根据现有的大部分观点我们可以推断，人身权作为集合概念，一般包括生存权、生命权、人身安全权、人身自由权。我国《宪法》第37条第1款以一般条款的形式，确认并表述了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权利，而第2款、第3款以特别条款的形式，主要针对国家的刑事诉讼权能与行政权等其他公共权力的行使而作出的禁止性规定，由此具体地确定了人身自由的法定主义的底线。《精神卫生法》第4条规定：“精神障碍患者的人格尊严、人身和财产安全不受侵犯，精神障碍患者的教育、劳动、医疗以及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等方面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障。”人身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需要国家提供全方位的保障，首先从公民与国家的起源来看，依照社会契约理论，国家的产生是为了保障人，是自然状态下的“人”的“自然权利”而建立和不断发展起来的。卢梭认为在自然状态下的自由平等随着私有制的发展逐渐不平等，而为了实现新的平等，“要寻找一种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和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的自由，这就是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由此看来这种“形式”要求国家有保障公民权利的义务，而人身权作为基本权利其保障自然是国家义务的应有之义。其次，从基本权利的功能上来看，人身权作为基本权利需要国家保障。根据德国基本权利理论，基本权利具有主观权利和客观规范的双重含义，从主观权利上来讲，基本权利首先意味着公民个人方面权利，是对于公民个体而言的，个人有权按照自己意愿行使基本权利，而国家负有对公民基本权利不得侵害的“消极义务”，此时，基本权利具有防御权功能。而客观规范，又称为“客观价值秩序”功能，这意味着基本权利作为一种客观价值秩序，有拘束立法、行政、司法等公权力机关的功能，公权力机关负有积极的保障和给付义务，使得基本权利成为公权力机关的价值指引。以此为基础，德国形成了一整套保障基本权利的体系，并形成了对宪法学解释的基本理论架构，而这些，对我国基本权利的保障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公民的人身权需要国家履行积极义务，推进保障人身权的实现。

（二）精神障碍强制医疗制度下人身权限制的合宪性基准

精神障碍强制医疗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会存在限制公民人身权的情况，而公民人身权作为基本权利的一种，其限制应该由宪法确认，“宪法离开了基本权利是没有灵魂的宪法，基本权利离开了宪法是被抽掉了脊梁的基本权利，明确并保障基本权利才是宪法的根本宗旨。”因此对于人身权等基本权利的限制问题，涉及到基本权利限制的合宪性基准问题。目前宪法学理论一般认为，基本权利的限制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公共利益，但终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障基本权利。限制的对象是基本权利，但实质则是为了限制国家权力。纵观德、日等国的对基本权利限制的违宪审查实践，对基本权利限制可分为形式合宪性基准和实质合宪性基准，形式合宪性基准是指基本权利的限制只能用宪法或宪法授权的普通立法进行限制；而基本权利限制的实质合宪性基准是指对基本权利限制的违宪审查中应考虑限制的目的、手段和结果以及基本权利的主体、行为和法益等方面所遵循的实体标准。对人身权限制的方式与标准是对基本权利限制的合宪性基准的运用，是基本权利限制在人身权限制上的具体化。依宪法对基本权利限制的基本理论，对人身权限制也应遵循形式合宪性基准和实质合宪性基准，全面考虑限制公民人身权与维护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寻求二者之间最佳的结合点，确保限制人身权在合宪性的原则下进行。从本质上讲，精神障碍强制医疗制度的核心问题是权利冲突和权益平衡，其价值取向是维护和促进“人之为人”的尊严和权利，其主旨和目的是以保障精神障碍患者的权利为核心，实现精神障碍患者的“人性回归”，精神障碍强制医疗制度虽然会限制和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权，也要遵循人身权限制的合宪性基准。首先，对人身自由权的限制应当遵循形式合宪性基准，也就是要遵循宪法授权及法律保留的基本原则，依据2000年《立法法》第8条第5项“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明确将其作为法律制定的事项，并且在第9条中强调将“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列为绝对的法律保留事项，对人身自由权的限制，只能由法律进行设定精神障碍强制医疗制度，同时，应遵循正当程序原则，诚如美国大法官福兰克福特所言“自由的历史就是奉行程序保障的历史”，因此遵循正当的条件、步骤、方法等程序性规定也是设定精神障碍强制医疗制度的应有之义。从人身自由权限制的实质合宪性基准上讲，对于精神障碍患者进行强制医疗而言，从限制的目的来考虑，显然限制精神障碍患者是为了更好地保障精神障碍患者，这种对人身自由权的限制也归属于保障性限制之列。所以，应从限制人身自由权的目的正当性考虑，遵循比例原则，综合考虑限制公民人身权与维护公共利益的平衡。因此，需要在形式合宪性基准和实质目的正当性的宪政视角下审视精神障碍强制医疗制度，从而更好地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权。

二、我国精神障碍强制医疗制度下人身权保障的立法现状及不足

第一条（目的和依据）

为加强对本市无障碍设施建设和使用的管理，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适用范围）

本市行政区域内新建、改建、扩建公共建筑、城市道路、居住建筑、居住区等建设工程（以下统称建设项目），配套建设无障碍设施及相关管理活动，适用本办法。

公共建筑的具体范围，按照建设部、民政部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制定的《城市道路和建筑无障碍设计规范》（以下简称《设计规范》）及本市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条（定义）

一、强制医疗双轨制模式的文本分析

(一)刑事诉讼强制医疗模式

《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对强制医疗的适用条件、程序、解除、监督、救济方式做出规定。根据规定，经法定程序鉴定为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在客观上实施了暴力行为且其社会危害性已达到了犯罪的程度，也就意味着如果不考虑其他犯罪构成要件，单从客观方面来看该行为已经符合犯罪构成要件，如果是完全行为能力人则可能被认定为犯罪;行为对象是公共安全或者公民人身安全且达到严重的程度，这就使其与一般意义上的扰乱生活、破坏公私财物以及轻微伤害公民健康等行为区分开来;同时要求行为具有持续性，即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才需要采取强制医疗的方式进行控制，否则不需要通过强制方式进行社会管控。强制医疗的适用程序明确了决定主体是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采取合议庭审理的方式决定是否进行强制医疗;对没有委托诉讼人的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强制医疗的解除方面明确了两种解除方式:强制医疗机构定期评估解除和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申请解除，这两种解除方式都要求对被强制医疗的人的精神状况及人身危险性进行重新评估，且都由人民法院最终批准。人民检察院作为监督机关，对强制医疗的决定和实施全程监督。救济的方式为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复议，救济的主体包括被决定强制医疗的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

(二)精神卫生法强制医疗模式

《精神卫生法》没有使用“精神病人”而是采用“精神障碍患者”的用语，并对其进行了限定:“精神障碍，是指由各种原因引起的感知、情感和思维等精神活动的紊乱或者异常，导致患者明显的心理痛苦或者社会适应等功能损害。严重精神障碍，是指疾病症状严重，导致患者社会适应等功能严重损害、对自身健康状况或者客观现实不能完整认识，或者不能处理自身事务的精神障碍。”。在此基础上设定的强制医疗包括两个部分:强制诊断和强制入院治疗。强制诊断的范围比较广，包括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其近亲属、所在单位、当地公安机关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强制入院治疗的范围就缩小了，其适用条件限定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且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情形，患者或其监护人不同意住院治疗，则需要进行强制住院治疗。精神卫生法将强制住院治疗的主导权赋予了收治精神障碍患者的医疗机构，公安机关处于协助的地位。患者及其监护人对需要住院治疗的诊断结论有异议的，可以要求再次诊断和鉴定;对再次诊断结论仍有异议的，可以自主委托依法取得执业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精神障碍医学鉴定，但再次诊断和鉴定不影响医疗机构对精神障碍患者的住院治疗。解除的方式采取收治医疗机构告知解除，即医疗机构对患者病情进行评估，评估结果表明患者不需要继续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应当立即通知患者及其监护人。

(三)两种模式的比较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