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意义范文10篇

摘要:法律翻译属于专门类别翻译，也属于翻译范畴，是将一种语言转化为另一种语言的语言转换活动。通过跨文化交际了解英汉语言差异性、文化差异和思维差异，找出根本原因，对于译者的法律翻译过程有着指导性意义。

关键词:法律翻译；文化交际；指导意义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我国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与各国贸易往来日益紧密，随之涉及的相关法律合同签署增加，对中外法律翻译的需求日益提高，由此，法律翻译作为促进中外双方了解彼此法律知识的媒介，作为促进中外贸易合作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愈加重要。“从法律效应来看，法律翻译可以分为权威性翻译(authoritativetranslation)和非权威性翻译(non－authoritativetranslation)，前者是指翻译由一个国家的立法机关通过并生效的法律译本，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条文，本身就是一部法律。而后者一般是为了对外交流或宣传，不具备法律效力但是具备一定的法律效应”(Sarcevic1997)。两者在翻译过程中都要遵循基本的法律翻译准则，达到精确性要求，确保法律翻译传递的法律含义与原文相同，不会引起不必要的法律纠纷。从跨文化角度出发，了解英汉两种语言的文化差异渊源对于我们在翻译过程中理解原文和产出译文都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一、跨文化交际简介

跨文化交际是运用比较的方法，从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角度来分别考察各种心理产物、理论和行为模式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通过对两种或以上文化的比较分析，可以对心理学的概念和理论进行比较性的检验，从而可以验证这些结论的效度，改善研究结果的质量”(辛自强2012)。跨文化交际不仅可以发生在宏观层面的文化当中，也适用于文化的微观层面，即语言和思维层面。

二、跨文化交际翻译对法律翻译过程的指导意义

摘要：任何法治的构建都离不开自己的传统，中华民族本源的法律文化是构建现代法治不能割舍、不可或缺并起决定作用的内源力，要建立现代法治国家，必须尊重中国传统，充分利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本文试图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的层面，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征中找寻传统法律文化中所蕴含的现代价值内容。

关键词：传统法律文化；现代法治；现代价值

在现代法治的进程中，为了实现建立现代法治国家的目标，存在着不同的构建模式，有主张“休克疗法”的，认为要建立现代法治国家，必须“先死亡后再生”，推翻传统的所有价值理念，在废墟上重新建立；有主张“本土资源”的，强调要充分利用中国现有的及传统的法律文化和法律价值。然而，任何法治的构建都离不开自己的传统，中华民族本源的法律文化是构建现代法治不能割舍、不可或缺并起决定作用的内源力，要建立现代法治国家，必须尊重中国传统，充分利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而且，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确实有不少与现代法治理念相容的东西。本文试图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的层面，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征中找寻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的相容，并就此谈一点看法。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多角透视

法律文化是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法律意识形态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法律制度、组织、机构的总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国几千年来法律实践活动及其成果的统称，是指从上古起至清末止，广泛流传于中华大地的具有高度稳定性和持续性的法律文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征主要有：

第一，“德主刑辅”的法律文化，“礼法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

2001年4月28日公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是关于婚姻无效和婚姻可撤销的规定，自此，我国的婚姻法正式确立了婚姻无效制度。婚姻无效制度是结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保障结婚条件和程序的执行，保护合法婚姻，预防和制裁违法婚姻。新《婚姻法》虽然规定了婚姻无效制度，但还不是很全面。因此，有必要对我国的婚姻无效制度作一系统的研究。

一、确立婚姻无效制度的法律意义

现行婚姻法对婚姻无效制度作出明确的规定，笔者认为有很重要的法律意义：

（一）填补了我国婚姻立法的空白

我国1950年和1980年婚姻法都没有对婚姻的无效作出规定，仅笼统规定，违反本法者，得分别情况，依法予以行政处分和法律制裁。1989年3月颁行的《婚姻登记办法》第9条明确规定了婚姻无效问题：“婚姻登记机关发现婚姻当事人有违反婚姻法行为，或在登记时弄虚作假，骗取《结婚证》的，应宣布该项婚姻无效，收回已骗取的《结婚证》，并对责任者给予批评教育。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1994年2月1日施行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五章，虽然规定了婚姻无效的原因及处理等问题，但仍未建立一套系统完备的婚姻无效制度。

婚姻法既然要求男女结婚必须符合法定的结婚条件和程序，婚姻才具有法律效力，但对于欠缺婚姻成立要件的男女两性的结合，却没有明确其法律后果，笔者认为这就使我国的结婚制度处于不完整状态，使我国的婚姻法不完善，不利于对合法婚姻的保护和对违法婚姻的制裁。无效婚姻制度作为保障合法婚姻的有效手段，是结婚制度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也是婚姻法中必不可少的部分。2001年《婚姻法》增加规定了无效婚姻制度，填补了婚姻立法的空白，使我国的婚姻法进一步完善。

摘要：将资本市场和环保事业结合起来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成为一种潮流，但是在我国却起步很晚。2008年2月25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联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部门推出了一项新的环境经济政策——“绿色证券”。这是监管层从企业融资的角度继“绿色信贷”政策之后推出的又一项限制污染的举措。但是目前我国环境经济政策的法律保障体系还不完善，存在不少空白，不利于环境经济政策的实施。因此本文将从法律建设方面对绿色证券制度进行研究，将所有市场参与体置于科学合理的法律规则之下，从而使不守规则、非法获利者受到必要的司法追究，利益受损者能够借助法律手段得到相应的救济，稀缺资源能够通过市场得到有效的配置。

关键词：绿色证券，经济政策，环评审核

一、绿色证券的含义

绿色证券为一种形象的说法，即证券的绿色化。现阶段是指公司发行证券之前必须经过环保核查。根据国家环保和证券主管部门的规定，重污染行业的生产经营性公司、在上市融资和上市后的再融资等证券发行过程中，应当有环保部门对该公司的环境表现进行专门的核查。环保审核不通过的企业不可以上市或者再融资。

二、推行绿色证券的意义

（一）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消极身份/共犯的处罚根据/“共犯与身份”专条

内容提要:消极身份是与积极身份相对应的刑法中的身份。积极身份肯定犯罪的成立，主要是身份犯的身份；消极身份否定犯罪的成立，包括“阻却构成要件的身份”、“阻却违法的身份”、“阻却责任的身份”、“阻却刑罚的身份”。确认共同犯罪的成立应当考察是否符合共犯的处罚根据。从法益保护的观念看，应当坚持混合的惹起说。承认混合的惹起说意味着承认限制的从属性。解决“共犯与消极身份”的问题，应当结合法制状况与共犯的处罚根据，依据消极身份的不同性质，具体地确定处理方案。

刑事法学者洪福增在《共犯与身份》的专题论文中论及的“共犯与身份”问题主要包括：“共犯与积极身份”问题和“共犯与消极身份”问题。①在我国刑法学理论中，素来重视“共犯与积极身份”问题（主要是身份犯的共同犯罪问题），而对“共犯与消极身份”问题的研究较少。相较而言，在大陆法系理论中对“共犯与消极身份”问题有较为深入的探讨。

一、消极身份

所谓身份是指一种主体性的地位、资格、条件。刑法中的身份就是会带来一定规范效果的行为人或犯罪人的地位、资格、条件。如“未成年人”，在我国（大陆地区——后文同）刑法上会带来“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规范效果。“未成年人”即是刑法中的身份。在大陆法系及我国刑法学理论中均将刑法中的身份划分为“积极身份与消极身份”加以研究。②大陆法系通行的见解是：所谓积极身份是指“以具有一定身分形成可罚性之基础者”，包括“构成身分”与“加减身分”；所谓消极身份是指“具有一定身分则其可罚性遭受阻却者”。③在我国，也有类似观点。陈兴良指出：“行为人由于某种身份的存在，而使其行为成为刑法中规定的犯罪，或者成为从重或从轻处罚的事由，这是身份对定罪量刑的积极影响”，这是“积极身份”；“行为人由于某种身份的存在，而使得责任得以免除，这是身份对定罪量刑的消极影响”，这是“消极身份”。④可见，积极身份与消极身份关注视点即在于是否存有刑事责任的犯罪论领域。

积极身份主要是指向社会传达命令、禁止与期待的身份犯的身份，如德国刑法第343条的“强暴取证罪”的“警察”身份，我国刑法第236条的“强奸罪”的“男子”身份，（原）日本刑法第200条的“尊属杀人罪”与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第272条的“杀直系血亲尊亲属罪”的“卑亲属”身份。积极身份参与建构身份犯，实现刑法的一般预防与威慑功能。与积极身份不同，消极身份并非积极地承认犯罪，而在于消极地否定犯罪，实现限缩刑罚权的功能。关键是，消极身份的类型有哪些？在大陆法系的理论中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多数人主张将消极身份划分为“阻却违法的身份”、“阻却责任的身份”和“阻却刑罚的身份”；少数人主张将消极身份划分为“阻却构成要件的身份”、“阻却违法的身份”、“阻却责任的身份”和“阻却刑罚的身份”。⑤两者的区别在于是否承认“阻却构成要件的身份”。依据大陆法系通行的犯罪论体系，“构成要件该当”是积极描述犯罪，“违法”、“有责”、“可罚性”是消极否认犯罪，似应当支持前者。但是，在法益概念相对化理解的前提下，也应当认为有“阻却构成要件的身份”，如虽然有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但是缺少具体的法益侵害，就无法承认构成要件的该当，宜支持后者。对此，我国理论界缺乏应有的探讨。我国通说的“四要件”理论侧重从正面描述犯罪，几乎没有消极身份存在的空间。近来，虽有学者大力倡导大陆法系的犯罪论体系，但由于时间短暂，还未来得及检视这一问题。

【摘要】国家监察体制的改革，形成权威高效的反腐败专门机构，转变腐败治理理念，推进反腐败工作深入开展，真正做到公权行使清正，公权机关办事清廉高效，实现整个国家的政治清明。监察委员会的监督职能是监察委员会的首要职能，对国家监察职能的有效实施具有重要意义，是突破当前反腐瓶颈的关键，对监察委员会监督职能的法律规制意义重大。

【关键词】国家监察；监察委员会；监督职权；立法规制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组建国家、省、市、县监察委员会，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对党中央、地方党委全面负责，将有效解决监察覆盖面过窄、反腐败力量分散、纪法衔接不畅等问题。监察委员会的设立不是简单的由“行政监察”到“国家监察”的形式的转变，更在于整合了包括行政监察、反贪反渎与预防等反腐败力量，意在形成权威高效的反腐败专门机构，转变腐败治理理念，推进反腐倡廉工作深入发展。监察委员会监督职能被确立为监察委员会的首要职责，不仅是理念的转变需要，也是突破反腐瓶颈的关键。监督职能的法律规制，对监督职能的正当有效履行至关重要。

一、监察委员会监督职权与其他监督方式的比较

（一）监察委员会的监督与人大和检察院的监督。1．监察监督职权与人大的监督职权的比较。在我国，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拥有者，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依据民主集中制民主选举组成，并以人民代表大会制为基础建立国家机构，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制度。人大代表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其权利来自于人民，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监督权是人大代表的一项重要权力。也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科学性的一个重要标志。国家行政权、监察权、审判权、检察权等一切权力都由人大派生并受它监督。监察体制改革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以下简称《监督法》）是国家一级监督的基本依据。国家监察法颁布实施后，与人大常委会的监督法同属监督体制的基本法，都是宪法性法律。但是二者的监督对象有所不同。《监察法》的监督对象是所有公权行使者，只要是行使公权力的人员都在监察法的监察范围，不论职位高低，人大常委会委员行使公权力，因此亦在监察范围之内；而《监督法》规定人大常委会行使对国家机关的工作实施监督，监察机关属于国家机关，在其监督范围内。两者监督对象有重合部分，即都对国家机关负责人和国家机关工作部门负责人的监督（他们都是公职人员）。但二者的监督内容侧重不同：国家监察机关监督重在对对象的廉洁勤政情况，实现对腐败行为的发现和制止，属于微观的监督；人大和人大常委会监督重在对监督对象的履职尽责情况，监督各国家机关按照法律和政策管理国家，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属于宏观的监督。另外国家监察机关对公职人员监督的范围包括领导干部和所有工作人员，意在将公权行使置于监督之下，监督对象实现全覆盖；而人大和人大常委会对公职人员监督的范围仅限于领导干部，一般是各国家机关的正副职领导干部，而不涉及一般工作人员。再则，监察委员会监督具有日常性，对公职人员的日常履职及操守问题进行监督；人大监督主要通过听取并审议报告，或者专项报告进行监督，这种监督不具有日常性。2．监察监督职权与检察院的监督职权的比较。宪法明确规定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其监督对象主要是对公安、法院、监狱等法律执行情况的监督，防止权力滥用和侵犯人权。人民检察院通过审查起诉、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对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申诉的复查、对侦查机关认为不起诉决定有误而要求复议、提请复核的进行复议、复核，以及人民检察院通过抗诉的方式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实行监督；通过侦查起诉的方式对贪污贿赂犯罪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实行监督；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以及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活动实行监督。从实践中来看，检察院的监督权能多属于事后监督，监督约束力不足，威慑效果不强，实施监督的方式单一，范围有限。监察体制改革将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反渎职、预防职务犯罪等机构和人员转隶到监察委员会，改变监督权的配置模式，提升集合为集中统一的国家监督权。检察机关不再享有职务犯罪侦查权，便可更专注地行使起诉权和法律监督权，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检察机关在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和起诉权时被视为“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权属弊端。这样，检察机关原有的对普通国家工作人员的“刑事法律监督权”基本上不复存在。在此背景下，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的主要方式就是“诉讼监督”，也就是对侦查机关的立案侦查活动、法院的审判活动和生效裁判执行机关的执行活动等，行使诉讼监督权，对于这些机关存在的违法行为督促其加以纠正。当然，在从事诉讼监督活动之外，检察机关还可以对行政机关所存在的行政违法或者行政不作为情况进行法律监督，要么通过诉前程序提出检察建议，要么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①。（二）监察委员会的监督与党内监督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执政和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党内监督体系。当前中国共产党的党内监督手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党内常设监督机构——党内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党组织和党员日常工作和生活方面是否违内法规进行监督；另一方面是党内巡视制度，依据相关制度法规对下级党组管理的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进行不定期的巡视监督，以督促其合法行使公权力。党内纪检机关职能定位为保护、教育、惩处和监督各级党组织及党员，并且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逐渐成为党内纪委监督重心。纪委实行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领导的双重领导体制。党内纪检监督的双重领导体制导致了一个问题：一方面，纪委在党委的领导下工作，服从于党委；另一方面，纪委又要监督党委的日常工作，检举揭发党委违法违纪的事实。监督效果大打折扣。理论上，同级党委应接受上级机关、同级纪委和下级机关的三重监督，但实际上，上级对下级监督鞭长莫及、下级对上级监督无能为力，同级纪检机关也无法很好地平衡领导与被领导、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导致监督效力、监督权威不足。另外，党内监督仅针对共产党员进行监督，对派、无党派人士没有约束力。多数公职人员是党员，党内监督能做到监督大多数，但仍然存在漏洞。此次监察体制改革，将监察委员会与党的纪检机关合署，履行纪检、监察两项职责，在领导体制上与纪委的双重领导体制高度一致。这样，解决了监督遗漏的问题，实现对公职人员监督的全覆盖。同时也实现了党内监督与监察监督的优势互补。提升监督效力和权威，实现监督合力。党内监督重点是对纪律的监督，监察委员会的监督不仅包括纪律的监督，同时将公职人员的用权、履职和操守问题都包含在内，对公职人员的监督更全面，更广泛。

二、监察委员会监督职权立法规制的必要性

一、法律方法在我国的形成与发展

法学理念在司法研究的过程中，主要是在法治新常态的条件下，进行法律方法论的研究，推动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全民守法和公正司法，让国家处于快速法治化的阶段，让良法善治得以实现。

二、法律思维的概念及其特征

法律思维主要指的是通过法律逻辑的运用，观察、分析、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思维手段。思维手段不同，思考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权衡利弊的重点也会不同，一般人们关注的重点主要是在成本和收益的比较，然而法律的重点在于对事物合法性的分析和判断，也就是围绕着是否合法来对相关问题进行合理的判断和思考。只有形成独立的法律规范体系，才可以确保人们趋利避害的正常思维在法律的规范下，对某一事件进行理解和判断。法律规范一般情况下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为了达到某一目的的手段，依照法律思维进行思考，从法律的角度把问题解决掉，确保合理的推理技术和手段得到正确的使用，如果脱离了法律规范，那么法律思维就会变得非常空洞。法律思维是很专业的东西，相关法律术语是一些基本的要素，通过法律语言把问题法律化，然后来作出合理的判断和分析，最简单的问题需要使用最纯粹的法律问题来进行解决，处理社会政治经济问题也是如此。

三、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之间的相互作用

尽管法律思维在法律领域中得到了很大的应用，主要是从主观上进行法律分析思维，在信息方面进行加工取得一些认知，并且能够通过这种认知来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指导，所以法律思维主要重点在于法律人通过对法律思维的应用来处理问题，并且得到相应的结论。目前来看，法律思维在研究的过程中，主要侧重于法律思维的特征，而没有很好的研究和分析法律思维在运用过程中的方法。另外我国学者在研究法律思维的过程中，没有像法官、律师等专业法律人研究的那么深入。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法官是最主要的法律思维和法律方法结合的运用者，他们在审判案件的过程中，都会使用到法律思维，在运用法律思维的过程中，一定要结合其他方面的思维，比如说法律方法的思维进行结合。通过法律思维，配合一些其他的法律解释和法律理论更好的解决问题，从法律思维的研究方面来说，就是需要如何通过法律思维、法律理论来解决相应的法律问题。从当前法治实践来看，法律思维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学者最需要分析法官在实际审理案件过程中使用的法律思维，但是，由于我国的法官仅仅是使用法条来做出相应的判断，而没有分析作出判断的整个过程，这就造成了判决理由的缺乏。这与我国当前的法学教育有着重要关系，目前，我国的法学教育不单是在本科阶段，就是在研究生阶段，也没有进行法律思维课程方面的开设，法学教育没有培养法学生的法律思维，造成很多毕业生在这方面的能力缺乏。国家除了要制定法律，并且研究法律的使用以外，还需要进一步普及法律方法和法律思维，但是这方面的培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经过一个非常长的过程。以前有学者曾经说过，法律制度是能够很好的移植的，但是，法律思想却是很难的。

去年以来，出现全国性的缺电，今年1－6月，全国24个省发生拉限电，比去年更为严重。浙江省1－6月共发生拉限电534，592条次，损失电量56．95亿千瓦时，超过去年全年水平。为最大限度的保证社会用电，保障国民经济的稳步发展，各地电力部门各尽所能、千方百计、想方设法，采取有序用电的各种措施，保证供电，但对有序用电中涉及的法律问题相对关注较少。本文着重对有序用电中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探讨，以阐述有序用电合法合规实施的重要性。

第一：有序用电。什么是有序用电，如何理解有序用电，这是目前各类法律、法规上所没有规定的。笔者以为，所谓有序用电是指为保障社会稳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有计划地管理和使用电力。狭义上可以理解为“计划用电”。应当说有序用电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存在，并不是只有在电力紧张的时候才有，只是各个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含义。在当前，有序用电是指在电力资源不足以满足社会需求的前提下，对电力的分配、使用，对电力使用的监督、检查及违规的处罚等实行统—管理。社会各方面使用电力，必须服从政府电力行政管理部门的安排，有序进行，不能按个人意愿实施用电。目前，电力极为紧缺，电力分配涉及到千万家企业，涉及到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涉及到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局，作为供电企业无力承担如此重大的责任。实施有序用电必须以政府主导，由政府主要领导具体协调，统筹兼顾，统盘考虑，否则有序用电各项措施的落实和执行到位就难以得到有效保证。

对有序用电的理解，当前不应当简单地理解为政府对电力的重新安排或分配，实质上是稳定社会公共秩序而对社会利益的调整。电力紧缺，成为稀缺资源，然而各方面都要求用电。各方都用电，结果必然是电网崩溃，大家都没电用，社会公共秩序将受到严重损害。从这个角度分析“有序用电”，是社会公共秩序的一部分。这就要求必须合理合法地分配有限的电力资源，发挥其最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保障社会公共秩序。优先保障居民生活用电体现的就是民生、民重的人本思想，也是社会公共利益最大体现，是社会公共秩序的最大稳定，最有效的维持。因此做好有序用电就是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同时，有序用电也是维护社会公正在电力使用上的体现。

第二：有序用电办公室的性质。为保证电力供应的有序进行，尽可能地使有限的电力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各地先后都成立了有序用电办公室。但有序用电办公室在日常工作中的地位，并不十分明确。笔者认为，有序用电办公室是政府设立的管理、分配有限电力资源，监督、检查有序用电执行情况，协调电力使用的政府非常设机构。也即是一个由政府成立的、由各有关方面人员组成的政府机构，不是电力部门的内设机构，供电企业仅是参与者（重要的参与者）之一。因此，供电企业不能代替有序用电办公室，更不能跨越或超越有序用电办公室。《电力法》第24条规定：“国家对电力供应和使用，实行安全用电、节约用电、计划用电的管理原则。”这说明电力管理是国家行政部门使用的行政权力，而不是企业的自主权，同时也说明有序用电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有序用电办公室行使管理电力的职能是法律授予的。

第三：供电企业在有序用电中的地位。在有序用电当中，供电企业应合理地定位，不能将自己定位过高或过低。供电企业在有序用电工作中很重要，担负着供电任务。但是供电企业必须始终清楚自己仅是供电的企业，要站在企业的位置来把握。供电企业在有序用电中，是一个参与者，是一个有序用电的执行者，而不是有序用电政策的制定者。因此有序用电相关方案的公布及其监督施行都不应当由供电企业来实施，而应当由有序用电办公室来实施，如《拉限电序位表》、《超用电的处罚规定》的公布与实施，具体对违反有序用电规定的处罚决定等等，都应当以有序用电办公室的名义来实施。对违反有序用电的处罚是一种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作为供电企业法律没有授权，供电企业就没有这一权利。行政权利和企业权利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属，行政处罚权一般情况下，是国家行政机关所特有的权力，企业不应当也不应该有这种权利。供电企业在现行条件下行使这种权利没有法律依据，行使了就是一种违法行为。如果有处罚对象与供电企业为此发生争议，并诉之于法庭，供电企业败诉的可能性较大。实施这种行为，供电企业得不偿失。

当然供电企业在有序用电中的地位决定了并不是无事可做，而是有许多事需要做。供电方案的制定、拉限电的序位表排定、对违反有序用电对象的处罚等，供电企业都应当参与，因为供电企业对整个电力系统、电网结构、供电能力最为了解，供电企业的意见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供电企业尽管地位很重要，但始终是企业，在有序用电办公室工作的供电企业具体工作人员，身份是有序用电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不是供电企业的工作人员，执行的是有序用电制度和规定，不是供电企业制度和规定，代表的是有序用电办公室，不是供电企业。因此不能以供电企业的身份去执行有序用电的问题，也不能以供电企业的身份去处理的有序用电问题。

摘要：法律援助的现代社会的一种法律保障制度。我国的法律援助虽起步晚，但成效显著。成都市法律援助事业也正呈现出蓬勃兴起与发展的态势，本文从介绍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概况入手，阐述了成都市法律援助取得的成效，分析了成都市法律援助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并探讨和研究了完善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的对策。

关键词：法律援助现状人权保障法律援助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组织、指导和统一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以保障实现其合法权益，完善国家司法公正机制，健全人权及社会保障机制的一项法律制度。①法律援助有以下特征：1、法律援助是国家行为或者是政府行为，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实施。它体现了国家和政府对公民应尽的义务；2、法律援助是法律化，制度化的行为，是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3、受援对象为经济困难者、残疾者、弱者，或者经人民法院指定的特殊对象；4、法律援助机构对受援对象减免法律服务费，法院对受援对象减、免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用；5、法律援助的形式，既包括诉讼法律服务，也包括非诉讼法律服务。我国第一部全国性的法律援助法规《法律援助条例》，已于2003年9月1日起开始施行，这标志着我国保障贫、弱、残等弱势群体平等实现其合法权益的司法救济机制度的确立。成都市法律援助工作在为贫困群众提供法律援助的同时，突出了为见义勇为行为提供法律援助的工作重点，率先制定了《成都市见义勇为法律援助暂行办法》，特别是三月份经终审的张德军见义勇为法律援助案件，引起了中央电视台、东方卫视、《南方周末》和社会的高度关注，通过我们卓有成效的法律援助工作，进一步弘扬了社会正气，倡导了社会公平与正义。一、成都市法律援助的基本概况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于1996年。其下设有20个区县法律援助机构，设立100个法律援助机构乡镇社区站点。成立法律援助中心是国家从司法制度上保障人权的具体体现，对经济特别困难的群众实施司法救济，以体等这一司法原则的最终实现。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编制10人，隶属于成都市司法局，现有工作人员8名，其中多人工电话咨询等法律服务；指导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援助工作。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还在市妇联、市残联、市总工会、成都大学成立了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市妇人具有律师资格，下设综合科、业务科。其主要职责是：免费受理公民的法律咨询，并经常向社会公众宣传法律知识；为各种法律援助对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开设法律咨询热线，免费为公众提供联、市残联、市总工会、成都大学工作站。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经费由成都市政府预算拨款，并设立法律援助基金，接受社会捐赠。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以来已接受了15万余人次的法律咨询，了3000余件民事法律援助案件；办理了4200余件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二、成都市法律援助取得的成效㈠成都市法律援助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在成都市司法局的直接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四中、五中全会的精神和市委十届四次全委会健身，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面落实和树立科学发展观，围绕服务“产业年”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坚持在实践中创新工作和解决问题，切实加强法律援助组织机构建设，积极为农民工、贫困残疾人、下岗职工、妇女儿童等社会贫苦群体提供及时、便捷、高效的法律援助。成都市援助案件办案数量每年增长近20%，办案质量也不断提高，为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成都作出了积极贡献。㈡设立社会法律援助组织。都市司法局与成都市工会、妇联、残联组织相互加强沟通和协调下，法律援助中心市总工会、妇联、残联、成都大学四个工作站建立，这些社会团体逐步承担起一定的受理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职能。㈢“12348”法律服务专线电话的开通，它是以法律咨询作为法律援助的重要形式之一，由成都市执业律师每天义务轮流值班解答咨询，方便了市民咨询法律问题，及时为咨询者提供法律方面的帮助，极大的满足了全市广大群众对法律的需求，受到了市民的良好评价。㈣发展全市法律援助援助律师队伍，每个区、县法律援助中心不少于3名法律援助律师，使之成为直接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主要力量，还不同程度地吸收红市了一批专业突出、素质较高的人员，增强了法律援助力量，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效率明显上升。㈤提供法律援助的农民工援助率达到100%，积极开辟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绿色通道，成立农民工法律援助应急服务队和区（市）县法律援助中心工会工作站，对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实行24小时内受理制等，并对农民工经济困难状况一律免于审查，以实现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绿色通道和“一站式”法律援助便捷措施。㈥分解法律援助案件总量成都市近年各类法律援助人员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数，如下表所示成都市各类法律援助人员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数（件）法律援助机构工作承办社会律师承办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承办社会组织人员承办

2004年785706380

2005年394161736117

2006年25981425235（七）扩大宣传，发动全社会力量倾注对法律援助的奉献与爱心，通过开展法律援助爱心活动、成立农民工应急服务队、组织送法下乡律师宣讲团、农民工维权法律援助大型咨询活动等，广泛宣传，扩大影响。三、成都市法律援助存在的问题㈠宣传力度不足随着成都市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且有大批“外来工”他们的文化素质较低、法律意识淡薄，使他们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时，缺少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意识，也不知道如何求助于法律援助部门或者法律服务者，于是采取其他非法手段，从而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而且，需要援助的弱势群体大多集中在基层，所以法律援助工作的重点应放在基层。然而一些县、区法律援助机构对法律援助的宣传力度不够，怕宣传多了，老百姓找上门来，应接不暇，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因为越不宣传，老百姓就越不了解法律援助，开展法律援助工作也就越困难。

㈡相关部门协作配合机制还未真正建立起来。目前，在法律援助工作中相关部门之间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协调配合机制，直接影响了法律援助制度作用的发挥。在法律援助案件所涉费用中，由于诉讼费用以及相关部门收取的调查取证、坚定等所收取的费用相对困难群众的收入来说较高，而法律援助机构又无力承担这些费用，虽免除了法律服务费用，受援人最终因交不起相关费用，或者无法进入司法和仲裁程序，或者得不到相关的证据材料，法律援助的效果大受影响。㈢有限的法律援助资源及其需求的矛盾突出据了解，成都市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在4000件以上，而按成都市现有的1300多名律师每人每年免费办理2件计算，每年最多也只能办2600件，而这当中缺口很大。面对如此庞大的需求量，却不能予以满足。这就需要政府和社会加大对法律援助工作人力、物力上的投入。四、完善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的对策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在实践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其不可避免的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故有必要在实践中逐步加以规范和完善。针对是法律援助的现状，联系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的实际，笔者拟对完善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的对策作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摘要：经济法中大量运用法律标准既与经济法所调整的国家干预行为的特点有关，也与立法者的预测能力和经济法的目的与任务有关。因此，我们不应试图用严格明确的法律规则来代替经济法中模糊的法律标准，而应认识到这是经济法不同于传统法律强调规则性的一大特点，认识到在法律规则与法律标准之间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二者各有其适用的范围。

关键词：经济法；法律标准；法律规则

相对于民商法、行政法等传统法律而言，经济法中的法律规范大多具有很强的裁量性、概括性和模糊性，即属于以下所称的“法律标准”。这与民商法、行政法中大量存在的明确、具体、确定的法律规范，即以下所称的“法律规则”形成了鲜明对比。对这种现象，不少学者认为这是经济法“不成熟”的表现，是需要对经济法的内容进行进一步的“条分缕析”、“去粗去精”研究的例证。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从经济法庞杂的内容中“提炼”出象民商法、行政法等传统法律那样高度严密、完整的规则体系，也只有这样，经济法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发达的法律”。但在我看来，经济法与民商法、行政法等传统法律之间的这种反差并不是经济法“不成熟”的表现，相反，它从一个侧面显示了经济法不同于传统法律强调规则性的特点，显示了现代法律在形式上新的发展趋势。因此，探讨法律标准在经济法中大量存在的原因及意义，有助于我们从具体法律内容的微观角度更好地把握经济法这种新兴法律形态的特点，更好地理解经济法的目的和任务，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法律规则与法律标准的相互关系，避免采取简单化的办法来推行经济法的“规则化”甚至是“法典化”。

一、法律规则与法律标准

法律规则作为法律的基本要素，一直是法学研究的重要对象。然而，“规则的概念与法律的概念本身同样错综复杂”，[1]不同学者往往从不同角度理解规则，对规则进行不同的定义和分类，这为我们理解和分析法律规则问题带来一定的混淆和困难。不过就本文的研究目的而言，主要关注的是法律规则的形式方面。按照张文显先生的划分，法律规则基于形式特征的不同，可以分为规范性规则和标准性规则两大类。其中，“规范性规则的‘假定’、规定的‘行为模式’和‘后果’，都是明确、肯定和具体的，且可以直接适用，而不需要加以解释”，相应地，“标准性规则的有关构成部分（事实状态、权利、义务或后果）是不很具体和明确的，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或特殊对象加以解释和适用。”[2]（p54）

德国学者沙弗尔（Schaafer）也提出了类似分类，他认为，“所谓‘规则’是指以简单和明了的方式区别合法行为和非法行为的法律规范。而‘标准’则是一般性的法律原则，不够明了，比较模糊，在实际运用时需要辅以复杂的司法裁断。”[3]（p143）由此可见，规范性规则和标准性规则虽然都可以统称为“规则”，但二者的区别也是明显的。其中最主要的区别在于，规范性规则中的裁量性因素较少，标准性规则中的裁量性因素相对较多。或者用波斯纳的话来讲，规范性规则的形式可以表达为“若X，那么Y，这里Y代表的是一个具体的法律结果，而X代表的是……能够机械地或至少是很容易确定的单个事实的情况。而‘标准’指的是这样一个规则：这个规则中，要确定X，必须权衡数个非量化因素，或以其它方式作出一种判断的（judgmental）、定性的评价。”[4]（p3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