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修订范文10篇

清末清政府修订法律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国法制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由于其修订法律的原因涉及内容较多，加之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复杂，故历来史家对此评说不一。本文拟对此作一浅要探讨，以求教于大家。

一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要求改革维新的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统治集团血腥镇压了，当时的顽固守旧派是站在“仇视一切改革的立场”。不足四年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四月，慈禧太后却上谕，要求对“祖宗之法”——《大清律例》进行“增改”[1]。短短几年，顽固守旧派对待改革维新的态度迥异，表面看来，似乎是有些突然，但详加研究，其实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

鸦片战争前夕，“随着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生产的发展”，“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商业活动已逐渐受到了人们的重视”[2]。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海禁大开，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破坏了中国长期的占统治地位的自然经济。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经济逐渐解体，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也随之获得长足发展。据统计，“1895年民族资本总额为二千四百二十一万四千元，到1911年增加到一亿三千二百余万元，增加了三倍多”[3]。正如所说，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4]。

庚子赔款，其庞大的数额给国库已空虚的清政府带来了严重经济危机，这迫使清政府将“重农抑商”经济政策转向了农工商并举，相应地要求在经济法律制度上作出调整，以适应日益发展的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需要。以商部的设立为标志，清末重商主义政策开始全面实施。随着晚清经济政策的改变以及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统治阶级也逐渐意识到制定有关经济法规的重要性。1902年3月，清廷的上谕称：“为治之道，尤贵因时制宜。今昔情势不同，非参酌适中，不能推行尽善。况近来地利日兴，商务日广，如矿律、路律、商律等类，皆应妥议专条”[5]，从而谕令各出使大臣“查取各国通行律例，咨送外务部”，并令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等督抚大员“慎选熟悉中西律例者，保送数员来京，听侯简派，开馆编纂”[6]。

二

清末清政府修订法律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国法制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由于其修订法律的原因涉及内容较多，加之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复杂，故历来史家对此评说不一。本文拟对此作一浅要探讨，以求教于大家。

一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要求改革维新的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统治集团血腥镇压了，当时的顽固守旧派是站在“仇视一切改革的立场”。不足四年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四月，慈禧太后却上谕，要求对“祖宗之法”——《大清律例》进行“增改”[1]。短短几年，顽固守旧派对待改革维新的态度迥异，表面看来，似乎是有些突然，但详加研究，其实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

鸦片战争前夕，“随着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生产的发展”，“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商业活动已逐渐受到了人们的重视”[2]。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海禁大开，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破坏了中国长期的占统治地位的自然经济。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经济逐渐解体，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也随之获得长足发展。据统计，“1895年民族资本总额为二千四百二十一万四千元，到1911年增加到一亿三千二百余万元，增加了三倍多”[3]。正如所说，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4]。

庚子赔款，其庞大的数额给国库已空虚的清政府带来了严重经济危机，这迫使清政府将“重农抑商”经济政策转向了农工商并举，相应地要求在经济法律制度上作出调整，以适应日益发展的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需要。以商部的设立为标志，清末重商主义政策开始全面实施。随着晚清经济政策的改变以及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统治阶级也逐渐意识到制定有关经济法规的重要性。1902年3月，清廷的上谕称：“为治之道，尤贵因时制宜。今昔情势不同，非参酌适中，不能推行尽善。况近来地利日兴，商务日广，如矿律、路律、商律等类，皆应妥议专条”[5]，从而谕令各出使大臣“查取各国通行律例，咨送外务部”，并令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等督抚大员“慎选熟悉中西律例者，保送数员来京，听侯简派，开馆编纂”[6]。

二

一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要求改革维新的被以慈禧太后的顽固统治血腥镇压了，当时的顽固守旧派是站在“仇视一切改革的立场”。不足四年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四月，慈禧太后却上谕，要求对“祖宗之法”——《大清律例》进行“增改”[1]。短短几年，顽固守旧派对待改革维新的态度迥异，表面看来，似乎是有些突然，但详加研究，其实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

鸦片战争前夕，“随着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生产的发展”，“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商业活动已逐渐受到了人们的重视”[2]。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海禁大开，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破坏了中国长期的占统治地位的自然经济。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经济逐渐解体，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也随之获得长足发展。据统计，“1895年民族资本总额为二千四百二十一万四千元，到1911年增加到一亿三千二百余万元，增加了三倍多”[3]。正如所说，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4]。

庚子赔款，其庞大的数额给国库已空虚的清政府带来了严重经济危机，这迫使清政府将“重农抑商”经济政策转向了农工商并举，相应地要求在经济法律制度上作出调整，以适应日益发展的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需要。以商部的设立为标志，清末重商主义政策开始全面实施。随着晚清经济政策的改变以及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统治阶级也逐渐意识到制定有关经济法规的重要性。1902年3月，清廷的上谕称：“为治之道，尤贵因时制宜。今昔情势不同，非参酌适中，不能推行尽善。况近来地利日兴，商务日广，如矿律、路律、商律等类，皆应妥议专条”[5]，从而谕令各出使大臣“查取各国通行律例，咨送外务部”，并令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等督抚大员“慎选熟悉中西律例者，保送数员来京，听侯简派，开馆编纂”[6]。

二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加深，尤其是《辛丑条约》的签定，外国列强对我国矿山、铁路垂涎三尺，屡屡索要和侵夺。清统治集团中一部分有识之士如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认为，“（列强）知我于此等事务，尚无定章，外国情势，未能尽悉，乘机愚我，攘我利权”，欲筹挽救办法，只有“访聘著名律师，采取各国办法，秉公妥订矿路划一章程”，以使“华洋商人一律均沾”[7]。

摘要：原五洲证券风险是迄今河南省内发生的唯一一例证券公司风险事件，最终得到了有效化解。本文立足于法律层面，对因原有的证券类法律法规的缺失与不足，对风险的防范控制力不强，修订后的《证券法》、《公司法》、《刑法》修正案加强了对此类风险的控制与防范，做一相关思考。

关键词：证券公司；风险防范；公司治理；高管违规；监管不足

一、引言

原五洲证券风险的形成是多种因素逐步积累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因相关证券类法律法规的缺失与不足，导致法律的事先制约不足，从而使得违规者的可得利益与违法成本严重失衡，监管者因自身权限不足对屡禁不止的违法违规行为难以进行及时、有效的纠正，以及对投资者保护的乏力，是其风险形成的重要原因。一是原先的相关法律法规对证券业从业高管人员进行违法违规行为的惩戒不足，约束力不强，使其风险和收益极不对等，造成违规成本极其低廉。二是在处置过程中，对于仍在进行的违规行为，当时的监管机构无有力的监管手段予以惩处和遏制。除对涉嫌违法违规人员向有关部门申请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外，并未有其他司法、行政处罚措施。从而暴露出证券管理方面存在的法律、法规漏洞，对处置类似风险不利。三是在调查违规问题时，虽然取得了主要证据，但由于没有强制取证权或调查工作超出了监管范围，无法查证其全部违法事实，从而也暴露出制度和监管手段方面存在的缺陷。

二、之后修订的《证券法》、《公司法》和《刑法》进一步健全了证券法律制度

1、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的法律规定，加强内部监督力量的制衡，细化违规经营行为，防范经营风险一方面，修订后的《公司法》为消除董事长滥用权力的根源，避免在董事会形成“一言堂”局面，重新定位了董事长的角色与作用。一是削弱董事长的决策权。规定在公司内部宏观的决策权归股东会所有，微观的决策权归董事长所有。二是取消董事长是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三是免除董事长在董事会闭会期间代表董事会行使决策权的权利。另一方面，修订后的《公司法》为加强公司内部力量相互制衡，加强制约与监督，进一步增强了监事会职权和增设独立董事制度。首先，新增了监事会的罢免建议权、召集主持股东会议权、提案权、诉讼权和调查权。其次，优化监事会结构。规定监事会中职工代表所占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的下限，具体比例则由公司章程规定。保证了来自重要利益相关者———职工的监督。再次，增加监事的质询建议权和提议权。规定监事可以对董事会决议事项提出质询或建议，可以提议召开临时监事会。四是完善独立董事制度。2、加大对股东虚假出资、高管人员违规的惩处力度，防范道德风险一是针对股东虚假出资，修订后的《证券法》第151条明确规定，证券监管机构应当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可责令其转让所持证券公司的股权。在此之前，还可以限制其股东权利。修订后的《公司法》第20条确立了股东责任追究和揭开公司面纱机制。当其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时，可以刺破“公司的面纱”，由该股东对公司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此规定为防范股东滥用公司制度，逃避赔偿责任，提供了必要的制度安排。二是修订后的《公司法》强化了对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机制，一方面，通过第11条拓展了公司章程约束管理层的范围，还通过第149条构建了管理层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执行公司职务，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民事赔偿责任机制。三是修订后的《证券法》首先对证券公司高管增设了积极任职资格，同时第131条还规定，证券公司高管未能勤勉尽责致使证券公司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或重大风险的，证券监管机构可撤销其任职资格。同时，增加了多个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大幅提高了罚款金额的比例或数额，增加了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处罚以及即使没有违法所得的，也将按照数额处罚。四是《刑法》修正案将实践中欠缺追究刑事责任依据的某些证券违法行为犯罪化，扩大刑法对资本市场的适用范围和调整空间，并提高量刑幅度，增强惩罚强度。增设了“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违背受托义务，侵占、挪用客户财产的背信行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等机构违规运用资金的行为”这些新的罪名；根据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提高了法定刑；修改了将违法所得作为确定罚金数额标准的做法，使之与修订后的《证券法》关于罚款的规定相衔接，从而对无违法所得的案件，也能对当事人处以罚金刑，剥夺其一定时期内再犯的经济能力。3、扩大监管权限，加强行政监管，进一步减弱监管不足带来的风险修订后的《证券法》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了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权限，防范因监管手段不足而带来的风险。一是增设了证券公司的设立标准。第124条规定，证券公司主要股东要具有持续盈利能力，信誉良好，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二亿元。二是强化了证券机构高管人员的监管。不仅规定了证券公司设立时主要股东的资格要求，持股百分之五以上股东资格的审核要求和高管人员的任职资格要求，还规定证券监管机构可以要求证券公司股东在指定期限内提供信息、资料。三是证券公司财务风险指标不符合监管规定，证券监管机构有权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可以限制证券公司分配红利，向高管支付报酬、提供福利，责令更换董事、监事、高管人员或者限制其权利；甚至撤销有关业务许可。四是明确赋予证券监管机构一定的准司法权。即第180条、230条、233条规定的现场检查权、进入涉嫌违法行为发生场所调查取证权、询问权、查阅复制权、相应资料封存权、限制证券买卖权等。这些准司法权强化了执法权威和配置效率，加大检查和惩处力度。五是赋予证券监管机构对证券公司采取风险处置措施的职权。证券公司严重违法违规经营或风险巨大，在整改和强制措施无效的情况下，证券监管机构可将该证券公司纳入风险处置程序，根据具体情况采取责令其停业整顿、指定其他机构托管、接管或撤销等监管措施。4、增强对投资者权益的保护力度，减弱各类风险的冲击修订后的《证券法》从多个层次和角度增强保护投资者权益，明确了对投资者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制度，创设了股东派生诉讼权，在加强对证券公司的监管方面都体现了对投资者保护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强化了维护客户资产安全。修订后的《证券法》将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第三方存管制度上升至法律层面，要求证券公司客户的交易结算资金应当存放在商业银行，以每个客户的名义单独立户管理。并明确规定证券公司对投资者账户中的证券和资金负有保管义务，要求证券公司建立健全内控制度，保证客户资产安全，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以任何形式挪用。证券公司破产或清算时，客户的交易结算资金和证券不属于破产财产或清算财产。非因客户本身的债务或者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不得查封、冻结、扣划或者强制执行客户的交易结算资金和证券。此为保障客户资产安全确立了有力的法律基础。二是增设规定由国家设立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由证券公司缴纳的资金及其他依法筹集的资金组成，其筹集、管理和使用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财税体制改革的深化，我国的税收征管法从无到有，逐步趋于完善。1986年4月21日国务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条例》，把分散在各个税种法规中有关税收征收管理的内容以及国务院、财政部、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先后制定的一些税收征管法规、规章等，进行了归纳、补充、完善，基本形成了比较系统和规范的税收征收管理法律制度。1992年9月4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税收征管法》）。1995年2月28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2次会议作出决定，对《税收征管法》的个别条款进行了修改。《税收征管法》作为税务机关进行税收征管的基本法律，统一了内外有别的征管体制，对保障税收收入，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税收征管法》在执行的过程中，也暴露出诸多问题与不足，不能适应我国财税体制、金融体制、投资体制和企业体制改革的要求。2001年4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对《税收征管法》进行了修订（以下简称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尽管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完善了我国的税收征管法律制度，但我们认为仍很有必要探寻税收征管法律制度所蕴涵的法理意义，进而有助于促进税收法治和税法学的发展。本文欲作一次尝试，探讨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在我国税法学上的意义，以引起学界对税法理论和税收法治的关注。

一、体现了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1]

正如日本著名税法学家金子宏教授所言，税法学可称为以对税收法律关系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为目的的法学学科。[2]“法律关系”是大陆法系民法学的基本范畴，后逐渐移用到其他法律部门。与民事法律关系相比，税收法律关系相对显得要复杂一些。所谓税收法律关系，是指由税法确认和调整的，在国家税收活动中各方当事人之间形成的，具有权利义务内容的社会关系。税收法律关系的复杂性在于，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法律关系，而是一个以三方主体间的四重法律关系组成的两层结构：三方主体是指纳税主体、国家和征税机关；四重法律关系是指税收宪法性法律关系、国际税收分配法律关系、税收征纳法律关系和税收行政法律关系；其中后两种法律关系构成第一层，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税收法律关系；前两种法律关系构成第二层，是潜在的、深层次的，也是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的税收法律关系，最深刻地反映了税收法律关系的本质。[3]在此我们主要从税收宪法性法律关系和税收征纳法律关系的角度来论证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问题。

在传统的法律体系中，人们常常把税法作为行政法的组成部分，故从“命令服从”的角度来认识税收法律关系，想当然地认为税收法律关系是一种不平等的法律关系。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税收本质认识的不断深入[4]和法治理论的发展，上述观点诚有修正的必要。我们认为，平等性是税收法律关系的本质属性，贯彻并体现在税收法律关系的各个层面。[5]在此，我们欲从税收的经济本质和法治理论两方面为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寻求依据。

税收的经济本质是什么呢？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必须考察同税收有密切关系的财政。税收是现代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现代国家也通常被称为“税收国家”。[6]财政或曰公共财政的存在依据在于弥补市场失效。市场失效决定了政府（国家）[7]和公共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的必要性。[8]由于市场失效的存在，对于私人生活必须而市场机制无法提供的公共产品，就必须由政府（国家）来提供，政府（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经济来源便是公共财政，而税收是公共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明确了税收和财政的密切关系后，我们再探讨税收的经济本质。在税收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关于税收本质的学说有公需说、利益说、保险费说、义务说、新利益说等。[9]目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对税收本质作出比较合理解释的是新利益说。这一学说也可称为“税收价格论”，它将税收视为是人们享受政府（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而支付的价格费用。作为政府（国家）提供公共服务的公共产品，它由社会成员私人消费和享受，政府（国家）由此而付出的费用也就必须由社会成员通过纳税来补偿。私人为了自身消费而支付费用的现象，正是典型的市场等价交换行为在公共财政活动中的反映，从而税收也就具有了公共产品“价格”的性质。[10]法律经济学也指出，“税收主要是用以支付的公用事业费。一种有效的税收应该是要求公用事业使用人支付其使用的机会成本的税收。”[11]这一经济分析的观点也证明了税收本质上的“价格”属性。“税收价格论”在揭示了税收的价格属性后，更加深刻地揭示了税收价格仍然遵循“等价交换这一市场本性”，这一重大发现的必然逻辑结论是“税收征纳双方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平等关系”[12].这一对税收经济本质的认识反映到税法领域，就是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即首先表现为税收宪法性法律关系的平等性-政府（国家）与人民（纳税人）之间的平等；其次具体体现为税收征纳法律关系的平等性-征税机关和纳税人之间的平等。

新义务教育心得体会

6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修订案）》，这是我国义务教育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审议通过的《义务教育法（修订案）》共分为：总则、学生、学校、教师、教育教学、经费保障、法律责任及附则等8章，63条，将于2006年9月1日起施行。

1986年,我国颁布实施了《义务教育法》，到新的修订案通过之日，已经整整走过了20年。

新的《义务教育法》有何突破？它将对今后我国义务教育的实践产生怎样的影响？为此，记者走访教育部政策研究与法制建设司司长孙霄兵，请他深入解析

进一步强调了义务教育的公益性、统一性与强制性原则

法律条文：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

2001年2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修订后的《药品管理法》，修订后的《药品管理法》共分十章，一百零六条，约合一万二千字，修改补充达近百处之多，体例内容扩充近一倍。在此我们试图通过对《药品管理法》内在价值的探索，对修改过程的简要回溯，从宏观层面上对《药品管理法》的立法理念和技术加以审视，提出个人的一点粗浅看法，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启发和帮助。

一、《药品管理法》的内在价值

随着二十一世纪人类相继告别刑法时代和民法时代，以及行政法时代的到来，福利国家给付行政的兴起，人们对医疗健康的需求层次也日渐提高，药品作为一种可以有目的地调节人的生理机能，具有预防、治疗、诊断疾病的特殊商品，作为一把“双刃剑”，用之得当，可以防病治病；疏于管理，就可能危及公民的健康权益。药品质量问题中间更是存在信息的高度不对称，离开了精密的化学和生物测试仪器，消费者纵使再有“一双慧眼”，也无法判别出药品的真伪优劣。在此情况下药品立法可以说势在必行，从全球化的视角，美国有《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FFDCA），英国有《1968年药品法》（MedicinesAct），日本有《药事法》（1970年颁布），由立法机关制定药品基本法，业已成为各国的共识。《药品管理法》，恰恰是这样一部保障人民健康，促进医药发展的重要法律；也是旨在降低药品带来的健康风险，维护消费者的健康权益的设计精巧的制度安排。

二、《药品管理法》的演进历程

1978年，卫生部制定了《药政管理条例》，这是《药品管理法》的最早雏形。在《国务院批转卫生部等单位关于加强药政管理禁止制售伪劣药品的报告》（国发1980（242）号文）中，提出“健全药事法制，……以1978年国务院批转的《药政管理条例》为基础，拟定‘药政法’”。从1980年开始，《药品管理法》的起草开始正式运作，其间易稿十余次，1984年9月20日六届人大常委会七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并规定于1985年7月1日实施。应该讲，这部法律的降生，本身就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十几年来，以《药品管理法》为核心，陆续制定颁布了大量药品法规规章，一个纵横交错、初具规模的中国药事法体系已初具雏形。消费者用药安全得到保障，医药事业也作为“朝阳产业”呈现出繁花似锦的景象。

而面对我国医药事业的飞速发展，面对全球药品法律趋同化的浪潮，1984年颁布的这部《药品管理法》也暴露出了一些缺点与不足，如法律责任规定的粗疏、面对新形势的滞后、与其他法律衔接的不协调等等。随着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出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成立，整个药品管理体制开始发生深刻变革，也使得《药品管理法》修改工作浮出水面。《药品管理法》修改过程中，大的改动就达十余次，全国人大教科文委委员会、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经贸委、卫生部等机构部门密切协作，并广泛征集地方医药卫生系统的意见建议，听取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呼声与诉求，召开了由药学、法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知名学者参加的专家研讨会。2000年7月，经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审议通过，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经过严格认真的三审程序，于2001年2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这部修订后的《药品管理法》。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了使我省的立法工作符合新的形势和要求，保证立法工作的连续性和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切实为我省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依法治省服务，在总结过去立法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工作实际，拟定湖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期内的五年立法规划如下：

一、指导思想

湖北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的指导思想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新形势、新要求，不断加强立法工作，创新立法机制，提高立法质量，进一步发扬民主，坚持走群众路线，保证立法决策更好地体现人民的意志。坚持把立法与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决策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因地制宜地解决我省改革发展中需要用法规来促进、规范、调整的重大问题，为加快推进我省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法制保障。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以提高立法质量为核心，以立法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为突破口，进一步增强法规的地方特色和可操作性,在继续注重经济领域立法的同时,更加注重关系民生的社会领域立法,使制定的法规符合客观情况的需要，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二、规划项目的数量与分类

本规划列出五年立法项目共90件。其中一类项目59件，二类项目31件（详见附件）。一类项目中，按涉及的内容不同划分：有关内务司法方面9件，有关财政经济方面17件，有关教科文卫方面8件，有关民宗侨外方面2件，有关农村方面13件，有关环境资源方面8件，有关人大工作方面2件；按立法的形式不同划分：新制定的法规30件，修订法规29件。一类项目属于条件比较成熟,今后五年内可以提请审议的项目,二类项目属于需要认真调研论证,今后五年内可能提请审议的项目。

三、规划的形成与调整

学习教育法心得体会--新《义务教育法》的突破在哪里

6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修订案）》，这是我国义务教育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审议通过的《义务教育法（修订案）》共分为：总则、学生、学校、教师、教育教学、经费保障、法律责任及附则等8章，63条，将于2006年9月1日起施行。

1986年,我国颁布实施了《义务教育法》，到新的修订案通过之日，已经整整走过了20年。

新的《义务教育法》有何突破？它将对今后我国义务教育的实践产生怎样的影响？为此，记者走访教育部政策研究与法制建设司司长孙霄兵，请他深入解析

进一步强调了义务教育的公益性、统一性与强制性原则

法律条文：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

贯彻《信访条例》构建和谐社会

最近，国务院颁布了新修订的《信访条例》，该条例将于××年月日起施行。在传统的信访制度面临尴尬境地、社会舆论尤其是有专家对信访制度的存废提出异议的背景下，国务院及时颁布了新修订的《信访条例》，这无疑传递了革新信访制度，重新焕发信访制度的生机活力的信号，同时也从立法上进一步肯定了信访制度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

这次国务院对《信访条例》进行修订，主要突出了以下几点：一是增加了畅通信访渠道的内容，以更好地加强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及时了解社情民意并化解社会矛盾。二是增加了创新信访工作机制的内容，以提高处理信访事项的效率和效果。三是完善了切实维护信访秩序的内容，以更好地保护广大信访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四是增加了强化信访工作责任的内容，以促进群众反映的合法、合理问题及时得以解决。

总体上讲，与年条例相比，新的《信访条例》赋予了信访部门交办权、督办权，使信访部门从单纯的收发室走出，便于信访案件的监督和相关部门的及时办理；由过去的两级信访变为三级信访，加大了对相关部门的督办力度。

新修订的《信访条例》贯彻了党的十六大、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体现了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它的颁布实施，对于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促进各级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推进信访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规范信访秩序，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将发挥重要的作用。笔者认为，《信访条例》的颁布将为信访制度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法律条件，信访工作有望进一步加强，信访制度有望在建构和谐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

从法律意义上讲，作为公民申怨诉苦诉求公权力救济的民间路径和维权途径，信访其实是申诉、控告、检举等法律术语的俗称，信访权也就是受宪法保障的申诉、控告、检举及批评建议权的总称。通过信访向有关国家机关及领导反映问题，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遗憾的是，信访这种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却长期没有真正纳入法治轨道，而是成为一种官方与民间沟通和博弈的边缘化的准制度性安排，因此信访制度难免处于尴尬的运作状态。新修订的《信访条例》有望结束信访制度的这种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