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系统范文10篇

【内容提要】本文从法律推理与人工智能的关系角度探讨了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历史及发展动力，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研制对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的价值和意义，特别是为法理学研究提供方法论启示和思想实验手段以及辅助司法审判和法律教育培训中的作用。法理学不仅为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来源，而且也为其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指导。此外，还探讨了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研发的困难、策略和应用前景，其中包括立足于人机功能互补而提出的人机系统解决方案。

【关键词】法理学/法律推理/人工智能

【正文】

一、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历史

计算机先驱思想家莱布尼兹曾这样不无浪漫地谈到推理与计算的关系：“我们要造成这样一个结果，使所有推理的错误都只成为计算的错误，这样，当争论发生的时候，两个哲学家同两个计算家一样，用不着辩论，只要把笔拿在手里，并且在算盘面前坐下，两个人面对面地说：让我们来计算一下吧！”（注：转引自肖尔兹著：《简明逻辑史》，张家龙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54页。）

如果连抽象的哲学推理都能转变为计算问题来解决，法律推理的定量化也许还要相对简单一些。尽管理论上的可能性与技术可行性之间依然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但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速度确实令人惊叹。从诞生至今的短短45年内，人工智能从一般问题的研究向特殊领域不断深入。1956年纽厄尔和西蒙教授的“逻辑理论家”程序，证明了罗素《数学原理》第二章52个定理中的38个定理。塞缪尔的课题组利用对策论和启发式探索技术开发的具有自学习能力的跳棋程序，在1959年击败了其设计者，1962年击败了州跳棋冠军，1997年超级计算机“深蓝”使世界头号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俯首称臣。

随着电子技术与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电子商务在一国经济发展中开始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国目前电子商务发展水平与世界领先国家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在现今状况下如果我们不能尽快在法律规定上占据优势，在电子商务未来的发展中我们将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在市场经济下，所有的商事行为只有有与之相适应的法律来进行规范，才能保证自身经济的健康发展。近几年来，我国的电子商务虽然发展较快，但却一直处于一种无序状态，没有一部统一的电子商务法律进行系统的规制。我国电子商务立法依然落后于世界脚步，欧盟、联合国贸法会、美国以及亚洲的新加坡、韩国等国家都制定了适用于本国或本地区的电子商务法。中国在电子商务立法上的落后将会严重阻碍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

1目前我国的电子商务立法存在较大的弊端

我国现有的电子商务方面立法仅仅是某一个方面的立法规范，缺乏一个完整、规范的体系，例如《：合同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商用密码管理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实施办法》《、中国互联网络域名注册暂行管理办法中国互联网络域名注册实施细则》《、中文域名注册管理暂行办法》等。这样的立法现状对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起到了阻碍作用，我们必须重视电子商务立法体系的构建，只有对其加以重视，才能从本质上认识到电子商务立法体系构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才能制定出有利于我国电子商务健康有序发展的法律规范。

2电子商务立法的立法原则与调整对象

电子商务法的调整对象，目前学术界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定义概念，但是不同的说法表达的意思却是大同小异的。就是指在客户的要求下，通过数据电文提供的有偿服务。联合国和欧盟等国际组织也对电子商务的调整对象进行了不同的定义，以有利于电子商务贸易在该地区的有序发展。虽然不同的学者和不同的地区或组织对电子商务法的调整对象有不同的界定，但是几乎所有的版本都对“电子商务的任何一笔交易包含物资流、信息流和资金流”这一说法持肯定的态度，这一相对统一的认识标准有利于完善电子商务市场，有利于解决因标准不同产生的矛盾和纠纷，从而进一步推动电子商务市场的健康发展。电子商务法的立法原则包括：

2.1最低限度调整原则

论文关键词：分业经营；混业经营；风险与优势；制度设计

论文摘要：对金融控股公司的优越性及存在的风险进行思考性分析,进而提出有效可行的措施促进其稳健发展,这无疑是理论上的进步,更对实践的发展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金融全球化浪潮兴起,金融领域的竞争日趋国际化,混业经营已成为全球金融业发展的趋势。在我国,金融控股公司初露端倪,是现行分业经营法律体制实践上的创新,是金融业由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的有效制度过渡。

金融立法上的空白要求我们针对现实存在的问题,借鉴国际经验,设计完善的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制度,规范其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金融业在金融全能化浪潮趋势下,经历了出于金融防范风险而建立的分业经营的模式和法规体系到今天实践创新的中信集团、光大集团等及国有商业银行等成立的金融控股公司或准金融控股公司,这很显然是金融领域的新探索。

一、我国发展金融控股公司的理性分析

根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券联合会、国际保险监管协会1999年2月联合的《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原则》,对金融控股公司的定义为:在同一控制权下,完全或主要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中至少二个不同的金融行业大规模地提供服务的金融集团公司。金融控股公司作为一种新的从事混业经营的组织形式,实际上就是在特定的监管环境和经营文化下,为适应扩大了的金融业务范围而创建的一类金融企业。

金融控股公司在我国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存在其生存和发展的理性土壤:

【摘要】：土耳其是一个穆斯林国家，但是由于它所处地理位置和早期对西方先进法律体系的吸收，使它的法律体系和系统完全不同于其他穆斯林国家。土耳其法律系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之所以说它独一无二，是因为它的历史、宗教、文化介于传统和现代、先进与落后之中。法律体系的先进程度和适用性，要和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相协调。土耳其法律体系的不同之处，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兴趣。

【关键词】穆斯林；现代法律；宗教

在土耳其为加入欧盟做不懈的努力的时候，宗教，道德，文化，法律各个方面与欧洲的生活方式的冲突，也比以往更加引人注意。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和冲突在土耳其显得更加强烈，不论是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和法律，都在这里得到强烈的印证。土耳其不但地处欧亚两洲，而且，在土耳其民族从亚州中部往欧亚大陆迁徙的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都不断受到中西各个民族文化，宗教思想的冲击。它目前所处的位置和状况，都有使我们对土耳其法律体系进行研究的必要性。

土耳其是一个地处欧亚两洲,大部分领土位于小亚细亚的亚洲国家,国土78万平方公里，人口90％以上是穆斯林。伊斯兰的准则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绝对重要的地位，对他们而言，很久以前伊斯兰教义不仅仅是一种宗教教义，同时也曾经作为一种法律体系被运用。土耳其人在接受伊斯兰教的同时，也把它作为法律在将近400年的历史中慢慢被接受了.15世纪，土耳其人建立了军事封建的奥斯曼帝国，以伊斯兰教为国教，在广大地区适用伊斯兰法。从9世纪中叶开始，由于土耳其在进入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并且开始定居，接受伊斯兰法律也成为了必然。在土耳其人建立的最后的王国中,特别是影响中亚历史的奥斯曼时期的政治机构和行政法律是值得我们特别研究的。在安纳托利亚这片土地上建立土耳其共和国之前，奥斯曼帝国时代的法律和行政设置结构对今天土耳其法律根源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所以奥斯曼时期的法律结构对今天的土耳其法律人士来讲是最重要的典范。

到奥斯曼时期结束为止,几乎都是单纯的伊斯兰特征，在300多年的过程中几乎没有改变。所以对我们来讲，最重要的是在安纳托利亚大陆上塞尔柱人建立的封建王朝，官僚政治中法语是他们的生活语言，但是阿拉伯语却是他们的法律审判语言。

伊斯兰法律的源泉就是古兰经，它规定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当时全部法律都是依照古兰经和伊斯兰的法典来规范的。伊斯兰法律的根源由4部分组成，分别为：古兰经（kur’an）、撒那经（Sünnet）、赞美神的词（İcma）、个人意见和观点（İçtihat）。这四个组成部分中，前两个是不容争执的。伊斯兰的法律分行政法和特别法2种，行政法不但对宗教事务的模式和规范，宗教等级，税务征收进行了规定，还把刑事方面的规定也都划归在行政法的范畴之内。它规定了复仇、伤害以及对通奸刑事和棒打的刑罚，对盗窃、抢劫、信仰的变更、造反和反叛的刑罚；并且规定了司法机构，审判方法和诉讼程序。在这部分中对通奸和信仰变更的处罚都有非常详细的和严厉的规定。特别法中却规定了：自由人，奴隶，家庭，遗产，伊斯兰宗教基金，债务和分配，伊斯兰法律中的所有权等等。

法律制度在社会系统中的基本功能就是确立行动规则、实行社会控制、建构社会秩序（注：参见帕森斯《法律与社会控制》，载W.Evan（编）《法律社会学》，郑哲民译，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80年版；参见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法制化反映的是现代法律制度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不断扩大的一种社会变迁现象。对于那些极力主张推进法制化的法律工作者来说，法制化代表了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潮流，统一的法制是实行社会控制、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公正的最优选择。

本文将不讨论现代意义上的法律是不是解决乡村社会的纠纷、矛盾和冲突，维护社会秩序的最好方法，而将通过对经验调查资料的分析，揭示乡村社会的主体——农民——对现代法律制度的支持程度。

一、问题与假设

在中国农村基层司法实践中，曾出现诸如“送法下乡”或“司法下乡”的独特现象。强世功和赵晓力曾以陕北一个法院“依法收贷”的案例为例（注：本案例讲述的是一个法院向农民收回贷款的故事。一位农民没有按时向信用社还贷，信用社提请法院帮助，法院协同信用社的工作人员、警察以及村干部到这位农民家中，把不还贷款的利害关系澄清了一遍，后来农民很快还了贷款。），来说明“送法下乡”这一基层司法实践的特征。他们试图通过这一案例，来解释国家法律制度与乡土社会之间的关系、司法制度在基层农村的运作规律以及乡村社会法制化过程的特征。强世功把基层群众的法律知识和国家权力结构与基层司法的特殊实践联系起来；而赵晓力则侧重于从事件中的关系特征和当事人的行动策略的角度来解释“送法下乡”的原因（注：参见强世功《法律知识、法律实践和法律面目》，载王铭铭（编）《乡土社会中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参见赵晓力《关系／事件、行动策略和法律的叙事》，载王铭铭（编）《乡土社会中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苏力对“送法下乡”的解释是：“今天的司法下乡是为了保证或促使国家权力，包括法律的力量，向农村有效渗透和控制。因此，从一个大历史角度来看，司法下乡是本世纪以来建立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战略的一种延续和发展。”（注：苏力：《送法下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

确实，如果把“送法下乡”本身就看作是法制化过程的一种表现形式，那么这种现象无疑也就是国家力量向下渗透的方式之一。但是，这种解释并没有摆脱多数西方学者看待中国问题的老框框，即国家与社会、国家与个人的分析框架。这种分析框架的明显局限就是把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对立起来，而不是把他们看作是互动的、不断调整的动态过程。

摘要:本文对北方工业大学法律系法学本科实践教学模式进行了全面梳理总结，展示了近些年由中青年教师进行的若干新探索，结合当前国内国际法学本科实践教学的最新发展趋势，对法律系法学本科实践教学体系提出完善建议。

关键词:法学;本科;实践教学;体系构建

北方工业大学法律系一直以来高度重视法学实践教学，积极支持青年教师进行实践教学的新探索，法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始终保持稳定的水平，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本文对我校法律系法学实践教学的框架体系进行了全面总结，结合当前国内国际法学本科实践教学的最新发展趋势，提出了完善建议。

1法学本科实践教学开展情况

北方工业大学法律系十分注重法学专业本科教育，除开设国家教委指定的十六门法学核心课程外，根据法学专业的特色，还开设了金融法、公司法、知识产权法以及政府法治管理等方向的选修课程。法学专业本科生教育侧重在经济法（公司证券）、民商法（知识产权）方向，培养能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特别是能在司法机关、金融证券机构从事法律工作的高级应用型专门人才。正常课堂教学之外，法律系尤其专注于学生综合人文素质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建有完备的模拟法庭、教学示范中心、知识产权教育基地、法律人才培养基地，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检察院等多家司法机构属于共建单位。法律系本科生近几年来获得多项国家级、省部级学生竞赛奖项，在大学生科技项目、创业实践研究等方面均表现优异。

（1）大纲规范实践教学。一是实践实习。经过多年实践摸索，形成了体系化的实践实习培养模式，从一年级到三年级分阶段、分层次开展。具体来说：一年级暑期开展法学认识实习；二年级暑期开展社会实践；三年级暑期开展毕业实习（现调整至三年级下学期前八周集中进行）。三种实践实习都有专门的教师担任总负责，根据具体情况再分派不同的教师分组开展指导工作。二是模拟法庭（纳入课程体系）。目前我系已形成以模拟法庭辩论队为基础、参加各种模拟法庭竞赛为主要形式的模拟法庭实践教学体系。此外，民诉、刑诉等程序法授课教师在授课中引入模拟法庭的教学方式也是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实验实训（拟纳入课程体系）。学院法律系2013年起开始拓展法学专业本科培养实验实训的教学方式。通过申请有关项目经费支持，法律系购置了相关设备，在学校和学院的大力支持下，组织安装实验仪器的调试、运行以及对实验室人员的培训工作。实验室的建设为学院法学专业实践教学的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推动，为物证检验与鉴定实验室的建设打下了基础。四是毕业设计。法学专业本科生毕业设计在学校的整体框架体系之内，同时，针对法学专业学生的特殊性，法律系委任专门的负责教师对毕业设计工作进行总负责，加强全系指导教师的组织管理工作，研究出台针对法学专业学生的毕业设计指导文件，如选题指南、文献综述方法推荐等。

[摘要]近年来，智能化的普遍应用让手机、电脑等计算机工具广泛介入人们的生活，部分国家甚至率先推出计算机一体化法庭，希望借此推动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的规模化应用。与此同时，以庞德为代表的强调将社会利益作为法哲学核心范畴的“社会控制说”颇引人注目，支持论者大有“法学包揽万物”之势。然而，随着实践的深入，传统法社会学中工具主义的弊端也逐渐显露，其后果之一便是法律与智能应用子系统之间的割裂，反映出一种法理对社会实践解构、指导上的无力。文章从托伊布纳的反思性法社会学的视角出发，通过对传统法社会学的批判，提出以开放的自创生系统为分析框架，通过共同进化路径、交流互涉机制实现一种新的、符合人工智能应用理论需求的法理建构。

[关键词]人工智能；实用主义；反思性法社会学

一、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其在司法实务中的应用

目前，人工智能应用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发展，不管会不会出现诸如《黑客帝国》影片中机器摧毁人类的可怕场景，我们的生活已然离不开人工智能带来的便利与效率。之前，人类对于人工智能的应用大部分局限于解决人力不能达至的生产需要，随着思维科幻性的大幅度跳跃，人工智能开始拟人化创新，从简单地模拟人的动作、语言等外部行为，到如今能够进行飞速模拟和按程序思考，这类技术的瞩目性是显而易见的。（一）人工智能技术向拟人化方向转变。1.目前的人工智能还是弱人工智能。从现在的人工智能应用使用现状来看，目前的人工智能基本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即智能机器未能真正实现自我推理和解决问题。它们的使用效能建立在先人为设定好的程序设计，当然这种弱人工智能的应用已经让人们看到了智能应用不可思议的一幕。2.未来的人工智能技术还有很多未知的可能。虽然我们尚且处于弱人工智能迅猛发展，而强人工智能暂时处于瓶颈的阶段，但这并不影响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无限可能。在我国，司法实务方面，司法机关致力于信息化建设的同时也要重视智能应用可能潜在的问题，在推动“智慧法院”的深化建设过程中，要将智能应用视为未来司法实务工作中科学发展的强大助力。（二）人工智能发展带动司法技术革新。1.“人工智能+”在我国司法实务中的应用。在司法实务的具体智能应用方面，譬如，“上海于2017年初启动了司法审判人工智能辅助系统的开发。上海法院行政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前期以政府信息公开案件为基础案由，构建了智能阅卷、智能归纳、智能辅助、庭审评议等模块组成的系统总体架构。”①为了使法官接触到广泛的网络信息而提供详细的信息资源，系统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模型的建立与完善，在处理标准化的事项之外，根据一些法官处理过的裁判文书去分析主审法官裁判的思维导向。此外在公司企业这类事务的处理基本上有着相似的模板与标准化的流程，人工智能已经逐步替代人力去完成各项数据保存与信息分析。这类似的智能应用不仅仅只会存在司法实务的某一个方面，智能应用科技能够给生活带来许多现实的有效的帮助，它的低人工成本、高处理效率等特征会加速其在社会的推广度与接受度。2.人工智能运用于司法实务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现今，一些国家已经开始推广计算机一体化法庭，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其扮演了本该由法务人员担任的各类工作角色。在法律工作处理的程序性上，虚拟化科技和智能技术的运用能够有效模拟犯罪现场和提取证物。现实中能够运用在法律领域的智能化产品市场潜力非常巨大，从程序性的人身强制措施到文书检测，甚至是程序进行监督和心理鉴别都能做到另一番境界。目前，澳大利亚、荷兰等国家已经投入使用司法审判支持系统，在整个的裁判预测可能性加持下，判决的支持和部分自动执行判决也并非不可能。而各企业公司等对其需求性会集中体现在法务替代与案件简化处理方面。

二、人工智能给司法实务带来的挑战

（一）人权与伦理方面。人类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虽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部分人却认为智能应用是用科技在挑战人权和伦理底线。首先，当智能应用逐步地在司法实务中推广，许多本该由司法人员处理的，那些在法律规则框架中的，通过内心确信和良心评判的信念则可能会在程序化的机器处理中消失殆尽；其次，智能应用的未来发展始终绕不开拟人化的“自我”意识觉醒，那么这样是否会面临剥夺人的思想自由或动摇人类主体地位的危险呢？（二）隐私保护及网络安全方面。近年来，智能化的普遍应用让手机、电脑等智能化计算机工具广泛介入人们的生活，社会需求的增加进一步刺激着一系列物质品的生产，信息数据的可牟利性带一一一一一一来的可观收入同时也发酵了大量的负面问题，比如个人信息泄露。在我国，“电信诈骗”案件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尽管国家和相关部门已经斥巨资加以打击防范。一方面，我们能想到的是智能化技术本身具有反受制性与漏洞缺陷。既然是人为创造的东西，它有极大的可能会被不法分子利用而篡改相关程序。如黑客的存在、网络病毒的传播便显示了人工智能的这一不可避免的缺陷。前段时间，各大高校主网络系统被入侵，导致了信息系统全面瘫痪，实际上，让我们往简单的问题想想，当人们习惯将所有资料数据等保存在智能数据库内，工作中可能出现的“死机”罢工类现象，其实给人们带来的困扰是精神与身体双层次的。（三）司法从业者方面。显而易见，法律工作的完成并不仅是对纠纷循规蹈矩地作出案件判决，司法裁判可预测性本身就会具有不精确性与变量，而在大量加入人工智能的模拟推测后可能会进一步导致结果变更的加大与不确定。法律工作解决的最可靠之处并不依赖于逻辑分析或者是数据处理，更多需要法律工作者们具有丰富的办案经验与灵活变动，何况这也是一个“法律不外乎人情”氛围的大环境。当现代新兴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网络等应用于法律程序中时，人们一方面重视科技在法律社会中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探索法律对智能应用领域或产业的相关规范作用。同时，在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给法律社会带来积极效益之际，人们也不可忽视其本身具有的与社会实际生产应用脱节的缺陷、新生技术对传统价值观念的挑战等负面反映。人工智能运用于法律，冰冷的“铁块机器”设置让它摒弃了绝大部分的人性往来或者社交弱点，从这方面看来，它是更加公平公正的，可人们不能忽略的是，人工智能毕竟是人造之物，在需要法律灵活运用之际，未必能做到尽善尽美。

摘要：早期《应对气候变化法》立法的体系化研究强调整个应对气候变化法律体系的形式构建，随着体系化进程的实质化，研究转向《应对气候变化法》单行法的体系化建构。此时，面临管制性、政策性立法模式选择的矛盾，气候变化信息公开部分的立法体系化能同时兼顾气候变化特殊性与立法模式交叉属性，可作为突破该障碍的切口。应通过协调已有国际条约与国内立法、吸收司法判例实践经验完成该部分的体系化，进而形成对整部法律的体系化指导。

关键词：《应对气候变化法》；体系化；信息公开

气候变化法是我国环境法领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领域目前已基本达成共识即气候变化法应由一系列不同效力层级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组成，学者们多着眼于宏观层面气候变化法系统的体系化建构，但忽视了微观层面体系化研究。无论学者们主张的气候变化体系分类方法存在何种差异，其均主张一部居于核心地位的基础性法律，即《应对气候变化法》。这一阶段的体系化研究是为了证成《应对气候变化法》的存在，而当研究深入至该部立法的具体立法实践时，体系化的研究方向也应由宏观转入微观。

一、《应对气候变化法》立法的体系化转向

1.立法体系化的外部基础。在与法律联系紧密的政治系统层面，国家政策和规划为《应对气候变化法》的体系化提供了外部立法支持。《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将研究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法律法规，并建立总体政策框架和制度安排，明确各方权利义务关系，以提供法律基础；《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指出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应完善法律法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7年度报告》指出《应对气候变化法》被列入《国务院2016年度立法计划》中的研究项目。现代社会，政治与法律已分化为相对独立但结构上又相互联系的功能子系统。[1]由上述政策性文件规定可见，制定一部综合性的《应对气候变化法》已经在国家政治系统内形成共识，但由于政治与法律系统的分化，这样的政治共识将由国家立法的形式传导至法律系统。这有利于法律系统对各系统领域内材料的观察，进而将各社会系统中关于复杂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材料通过法律观察的二值符码转化为应对气候变化法的具体规则。该种转化方式将使涉及科技、经济、政治等复杂社会系统的气候变化问题变为法律系统可以捕捉并进行观察的法律问题，进而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法律的体系化和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合法化运行。2.突破固有立法思维缺陷。气候变化法系统属于环境法系统中的子系统，在进行《应对气候变化法》立法时将面临环境法立法的固有缺陷问题，集中体现为立法“套路”的结构困扰。目前，我国立法研究思维模式趋于成熟和固定化，对我国法律已经规定的论题，采取分析法律规定、列举域外经验、点出问题所在、提出修法意见的研究思路；对我国法律没有规定的论题，采取明示论题意义、列举域外经验、阐述制度构造、提出立法意见的研究思路。[2]这使得大部分立法只能保持形式的稳定性而无法保持内容的指向明确性，这在我国环境法立法研究中尤为明显。在此背景下以各环境要素为支撑形成了数十部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及其下位法，但由于对各部法律间的法教义学关系研究较少，使得环境法体系化较差。同时，与环境法相交叉的其他部门法的体系化也较弱。因此，随着《应对气候变化法》进入微观层面立法研究，对其体系化探索不能仅停留于气候变化法的整体框架。应深入法律内的每一章节的体系化研究，对接已有法律规定，应用教义学的法学方法，整合已有国际、国内法律规定，着重从法律概念、法教义学的角度研究法律的体系化。

二、《应对气候变化法》体系化的矛盾及突破

尊敬的领导：

您好!

我叫Xx，是电大经济法律系的一名应届毕业生。

做为一个电大法律系的毕业生的我在校期间，在师友的严格教益及个人的努力下，我具备了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系统地掌握了市场营销等有关理论;熟悉涉外工作常用礼仪;具备较好的英语听、说、读、写、译等能力;能熟练操作计算机办公软件。同时，我利用课余时间广泛地涉猎了大量书籍，不但充实了自己，也培养了自己多方面的技能。更重要的是，严谨的学风和端正的学习态度塑造了我朴实、稳重、创新的性格特点。

此外，我还积极地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抓住每一个机会，锻炼自己。大学四年，我深深地感受到，与优秀学生共事，使我在竞争中获益;向实际困难挑战，让我在挫折中成长。祖辈们教我勤奋、尽责、善良、正直;XXX大学培养了我实事求是、开拓进取的作风。我热爱贵单位所从事的事业，殷切地期望能够在您的领导下，为这一光荣的事业添砖加瓦;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学习、进步。

相信我，相信你的选择是对的!

本文作者：顾大松单位：东南大学法学院

导言

2003年以来，苏州市高新区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通过大规模的征地拆迁方式取得建设用地。2010年年初，高新区调整征地拆迁补偿政策，明确规定了独立的宅基地补偿费，且数额较大，达到了被拆迁村民每户近40万元的标准。由于此前取得的拆迁补偿中无该项独立费用，通安镇已拆迁村民认为政府工作人员有克扣、贪污补偿费用的嫌疑，并要求增加历史上的补偿费。2010年7月14日，上千村民聚集在通安镇镇政府，反映其诉求。由于与镇政府工作人员产生言语冲突，村民打砸了部分办公设备，并在此后两日内占据镇政府办公室，走上马路，封堵312国道，最多时聚集人数上万。21日，苏州市虎丘区政府紧急宣布通安镇暂停拆迁，镇党委书记王军和镇长孟晓瑜就地免职。通安镇领导被撤职似乎“鼓励”了数个邻镇被拆迁户。21日当晚，一场大雨过后，浒墅关镇数千名村民聚集浒墅关镇政府门口，通安镇华金路至312国道路段再次聚集近万名群众。其间，东清镇亦出现数千群众聚集的现象。经多方面努力，各地聚集人群逐渐散去，“通安事件”得以平息。7月28日，苏州市委宣布，“报省委同意”，苏州高新区党工委书记、虎丘区委书记王竹鸣就地免职。［1］“通安事件”的发生，展示了苏州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脆弱性，引起了强烈的社会震动。根据现行征地拆迁法律法规规定，宅基地使用权并不存在单独补偿的空间。《物权法》规定宅基地使用权在征收时应当补偿，但未明确单独的宅基地补偿费用。苏州市高新区调整征地补偿政策时将宅基地补偿费用单独列明，应是当地在《物权法》精神要求下的前瞻性举措，但未料到出台后竟然引发已被拆迁农民的群体性事件，130而且，第一次“就地免职”作为平息群体性事件的行政措施，竟然又导致聚集事件的蔓延，进而引发第二次“就地免职”。这一事件反映土地征收活动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可控性及风险控制对策的不确定性，充分表明在我国的土地或房屋征收领域已经形成了系统的社会稳定风险，需要通过制度化的渠道予以化解。因此，本文拟从风险规制的行政法视角，以《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简称“《征收条例》”)第12条规定为重心，对我国房屋征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功能定位及架构作一探讨。

一、我国房屋征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起源及发展

(一)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遂宁模式”

2005年初，针对当时最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城市建设、旧城改造、居民拆迁、土地征用等重大事项，四川省遂宁市建立了重大工程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在全国率先出台了《重大工程建设项目稳定风险预测评估制度》，明确规定新工程项目未经稳定风险评估不得盲目开工，评估出的严重隐患未得到妥善化解不得擅自开工。2005年9月，遂宁市在总结前期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将风险评估机制逐渐应用到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各项决策。2006年2月，颁布《遂宁市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化解制度》，要求在重大政策、重大改革措施和其他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办法出台之前，均要认真组织风险评估，尽可能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尽可能避免和减少因决策失误或时机不成熟而给社会稳定带来的冲击。①遂宁市探索推行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在理念上实现了从“保稳定”到“创稳定”的转变，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效果。在落实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方面，遂宁渐渐摸索出“五步工作法”，形成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遂宁模式”:“首先是确定评估对象，全面掌握情况，对拟订的每个重大事项，深入调查，广泛征求意见，掌握社情民意;二是分析预测，对可能出现的不稳定因素进行逐项分析预测，必要时邀相关专家和各方人士，召开稳定风险评估会和听证会;三是制定预案，落实措施，推行因重视不够、工作不力而发生影响稳定重大问题的责任追究办法;四是编制评估报告，分级按规报送;五是审查评估报告，严格管理目标。根据评估结论，作出实施、暂缓实施或暂不实施的决定，并及时发现、化解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2］四川省在遂宁经验基础上，在全省范围内推广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并于2010年12月1日施行《四川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暂行办法》(四川省人民政府令第246号)，在全国范围内首次通过省政府规章的形式规范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该办法第5条规定，应当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重大事项包括“涉及职工分流或职工利益变动的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改制、重组、上市、拆迁等事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旧城改造中的拆迁补偿、居民安置等政策重大调整”，“涉及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及农民土地征收征用、拆迁、补偿、安置和移民安置等方面重大政策和改革措施”。目前，国务院也正在组织制定《关于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房屋征收就被明确列入该指导意见确定的评估范围。［3］(PP48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