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行为范文10篇

摘要:虚伪法律行为以意思表示为核心，运用虚假意思表示伪装隐藏行为的真实目的，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虚伪法律行为的效力通过对法律行为的价值来判断，其社会危害性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然并非所有均对善意第三人产生不利后果，仍需对其法律后果进行有限制的规定，以平衡私法自治的原则性条件。

关键词:虚伪法律行为;隐藏行为;无效

一、虚伪法律行为概述

虚伪表示的法律术语源于德国民法，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等地区均采取了这种民法的法律行为架构。其又称为虚假意思表示，主要指行为人与相对人双方故意为一定的虚假意思表示所形成的民事法律行为，此行为因双方均不存在使其真实存在并生效的意思表示而无效，以意思自治原则为基准，理应保障行为人真意不被歪曲。日本民法典第94条规定虚伪意思表示的无效，不得以之对抗善意第三人。在该条文中，意指无效的仅为虚伪的意思表示，而我国法律的规定为相应的虚假意思表示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双方的区别在于日本将无效的范围限定在虚假的意思表示内，而我国的规定则将无效落脚到民事法律行为之上。二者在法律效果上的差异在于意思表示的无效仅仅在于法律行为所为的部分内容无效，不涉及整体法律行为的无效，而虚假意思表示所为的法律行为在我国则属于行为本身的无效。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我国的虚伪表示的法律效力扩大了适用范围，在本质上确定了虚伪表示法律行为的无效性。(一)虚伪法律行为。《民法总则》第146条所指的虚伪法律行为是指由行为人与相对人双方故意为一定的虚假意思表示通过对虚假法律行为的拆解分析，则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对其进行理解和认知:首先，双方主体在主观上存在通谋的故意;①其次，虚假法律行为的内容存在两层内涵:一方面双方以虚假意思表示而为了一定的民事法律行为，另一方面双方均不存在使其产生真正法律效力的意思表示;最后，民事法律行为须为给付型行为，有受领的可能性才具有存在的意义。虚伪法律行为的核心是虚伪意思表示，相较于法律行为章节中其他的行为概念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却也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其中与真意保留不同的是前者在双方为一定意思表示时，均存在故意的虚假意思，而后者则仅有一方存在不真实意思表示，二者不存在共同故意和通谋;在虚假法律行为中，当双方在进行虚假意思表示的通谋时，存在一方未能理解对方以此为虚假意思的真实意思表示，此也称为失败的虚假法律行为或单独虚假法律行为，亦属于真意保留的类型;恶意串通与之最大不同点在于其虽有双方通谋的共同故意，但双方故意的内容是追求其所为法律行为有效。(二)隐藏行为。隐藏法律行为依附于虚伪法律行为而存在，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所期冀产生真实效果意思的法律行为。然何以为隐藏行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定性:其一，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法律行为为假象，而为的真实意思表示行为;其二，其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隐蔽性较高，不易被人察觉，通常以损害善意第三人利益存在理由;其三，双方均追求真实效果意思的实现。从整体上分析，对于第一款内容的法律释义，存在认为其在结构上为内外两层行为的主张，亦即表面与真意不一致的伪装行为与隐藏于表面之下的非伪装行为。而另一种说法为第146条的内容可视作一种由两个意思表示形成的密约，②其中虚假法律行为作为一种表面的假象展现在世人面前，亦即阳合同，紧随其后的隐藏行为则因其不为外人道也视为一种阴合同。阴合同的效力在146条第二款中规定，根据不同的情形，依据不同的法律条文来确定最终的合同性质与效力。

二、虚伪法律行为与隐藏行为的关系

经分析，第146条的内容指向的是一个法律行为还是两个法律行为这一问题，有主张虚伪表示与隐藏行为仅仅属于一个行为的两种表现形式，虚伪表示作为该法律行为的表面，而隐藏行为则作为真实意思表示的实际预为之法律行为。③此种观点不同于一般的法律行为的认识，而要明确本条法律行为数量的认定主要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考量:一方面，在对其效力的判断上，本条文规定了虚假法律行为行为无效，而隐藏行为的效力通过法律指引规范，参见其他法律条文来确定，条文以两款来规定，并赋予其不同的效力规范;另一方面，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为意思表示，而此中存在两个不同的意思表示内容，故而应认定为两个民事法律行为。隐藏行为以虚假法律行为的发生为前提，二者存在一个先后的递进关系，即虚假法律行为作为隐藏行为的假象而存在。但有虚假法律行为不一定存在隐藏行为，例如为了逃避债务而将自己的财产假装赠与他人，其中假赠与合同在此视为通过虚假法律行为而实施的行为，但是在此并没有隐藏行为的存在;相应的隐藏行为的存在必定需要虚假法律行为行为的掩藏才得以实现，借名买房合同则是以假名签订的买卖房屋合同为通过虚假法律行为而为的行为，真实买房人所为的真实意思表示属于隐藏行为的类型。通过对主体、客体、内容的分析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首先，在行为主体上，虚假法律行为的主体可不同于隐藏行为的主体，例如，A与B经过通谋签订了一个虚假合同，二者也并不想使本合同生效，但其中一人利用了这份虚假合同的表面的可欺骗性，在善意第三人知情的情况下，与其签订了另外一份真实有效的合同。在此例中两个合同的主体，以及三人之间存在通谋，但根据合同的相对性，两个合同的主体不同，故而两个法律行为的主体也不相同。其次，在客体方面，以隐藏的必要性来讲，只有客体一致才具有隐藏的必要。再者，从内容方面考虑，两个民事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不一致，仅隐藏行为追求效果意思的实现。

摘要:《民法总则》中第一百四十六条中，虚假指的是行为人与相对人都知道自己表达的意思并不是真实的，但做出与真实意思不同的表述，这种民事法律行为是不被法律保护的，也就是无效的。本文就虚假民事法律行为如何认定等方面进行探讨研究，从而提出具体操作规则以及虚假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律适用。

关键词:民法总则;虚假民事法律行为;法律适用

《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中对虚假民事法律行为的说法是“以虚假的意思表示事实的民事法律行为”，过去对这种虚假的意思一般是通谋的虚伪行为，与现代的虚假行为意思不同，虚假行为的重点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性质。如果只是表达意思形式时，那么还是称为虚假或者虚伪更贴合其中表述的意思。因此，虚假意思是指通谋的虚伪行为概念，也就是意思表述不同的情况。虚假行为是指意思表述其中一方的虚假意思，这种情况下会构成虚假民事法律行为。这种行为属于民事法律行为中有效力瑕疵的一种类型。

一、虚假表示民事行为的法律适用

(一)虚假意思表示的民事法律行为与其他意思表示瑕疵的区别。1．单方的虚假意思表示。在行为人与相对人之间，其中行为人向相对人表示虚假意思，而相对人认为行为人表示的是真实意思［1］，这种情况下，也就是双方没有虚假意思而构成通谋，虚假民事行为也就无法成立，不适用《民法总则》第146条的规定，这种情况属于保留真意或是双方中有一方虚假意思表示。例如王某邀请李某欣赏自己收藏品，李某喜欢其中一个碗，然后王某象征性地做了赠与的表示，但内心不想送也认为李某会拒绝，但实际李某接受了，所以这种表示是有效的。但是如果李某知道王某的真实意愿，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赠与不产生法律效力。基于以上，其中单方面的虚伪表示与虚假法律行为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单方面的虚假表示，不需要双方共同通谋。而后者是需要双方都要有共通的虚假表示。另外，后者双方都追求产生法律效果。2．重大误解的表示瑕疵。与虚假民事行为不同之处就在于:双方之间不是故意要产生通谋，而是双方错误的认识情况而产生通谋，这种情况产生的法律后果也是不同的，前者重大误解产生的法律行为是可以撤销的民事行为。而后者虚假意思表示是无效的。3．意思和表示不自由，包括欺诈、胁迫等。有一位德国学者曾经表述，虚假的法律行为是指表意人与受领人达成统一时，不应发生法律效率的行为［2］。另外，德国学者还说过大多数情况下的虚假法律行为都有可能是想欺骗第三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虚假法律行为与欺诈行为之间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欺诈是其中一方欺骗另一方，被欺诈的另一方对此是不知情的，也就不具备通谋。而虚假行为的表示是双方对自己的真实表述意思都是很清楚明确的，这种具备通谋性，欺诈行为与上文中重大误解，有个相同之处就是行为都是可以撤销的，虚假民事行为是无效行为。(二)虚假意思表示的民事法律行为与其他意思。表示瑕疵的法律规范的竞合例如，夫妻双方协议假离婚，目的是要规避地区商品的限购政策，夫妻双方离婚后，这种情况就构成了虚假法律行为的通谋性，之后夫妻中其中一方想要与他人再婚的行为，这种情况就构成了夫妻双方中要结婚的行为人的欺诈行为。因此，这种行为存在虚假民事法律行为也符合欺诈行为，也就符合《民法总则》中第146和148条的规定。不同的法律条件产生的法律效果也是不同的，基于此，权利人应该结合实际情况以及自身的利益来选择适合自己的维权法律条文。

二、虚假表示民事法律行为是否适用善意取得

本文拟在构造连接法律行为效力与法律的效力之间的桥梁，以期能对法律行为制度的构建起到推动作用。

法理学中对法律行为效力的研究是很薄弱的，是什么原因促使了我们法理学界对法律行为效力问题的漠视？这一问题的症结在于民法帝国主义的影响与我国法理学界的封闭性、研究的滞后性。

本文希望能在现有的法理学视野范围内为法律行为的效力研究找到可以依靠的理论基础，而法律的效力正是这一理论基础。

一、问题的提出

笔者对国内现在流行的法理学教材和专著[2]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发现这些教材或专著在研究法律行为方面要么只字不提，要么研究的非常少。法律行为制度是一个相当丰富的法律领域，为什么国内这些专家学者对于此问题会有这样的态度，是由于国内学者的学识水平不够么？可是，我们所看到的撰写法理学教材或专著都是国内公认的最有权威的人士。那么是由于法律行为制度本身的原因么？因为法律行为制度本身的属性与法理学的本性相排斥么？如果是的话，那么法理学与法律行为制度为什么会相互排斥呢？对于以上一连串的疑问，我们试图想通过某一个切入点来发掘这些问题背后所隐藏的真理。那么，这个切入点是什么呢？耶林说过，没有法律效力的法律规则是“一把不燃烧的火，一缕不发亮的光”[3]，因此，法律的效力是法律秩序的核心问题[4].那么，我们来试着从法律行为的效力问题入手来揭示法律行为的效力与法理学的关系，进而指出法律行为效力研究当中存在的困难，从而找出困难的解决办法。并希望能对法理学上法律行为制度的研究，有所帮助。

二、研究法律行为的效力的意义

内容摘要：民事权利有绝对权与相对权之分，民事法律关系有绝对法律关系和相对法律关系之别，法学界普遍承认绝对权和绝对法律关系存在的客观性，但目前还没有见到任何关于绝对法律行为和相对法律行为的论述。事实上绝对法律行为不仅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具有可操作性，它对法律行为理论、民法制度设计和法学思考方法均有重大影响，法学研究中不应该忽视这个盲点。

关键词：绝对权绝对法律关系绝对法律行为相对法律行为

法学界普遍承认绝对权和相对权的存在，也承认绝对法律关系和相对法律关系的客观性，却无人研究绝对法律行为和相对法律行为。对于绝对法律行为这个理论研究的盲点，本文将首先从逻辑上论证其存在的合理性，其次将对绝对法律行为制度的可操作性进行考察，最后再对绝对法律行为存在的价值予以评析。

一、绝对法律行为的逻辑论证

（一）关于绝对权与相对权的通说绝对权与相对权的概念渊源于罗马法的对物诉讼（actionsinrem）与对人诉讼（actionsinpersonam）。[1]如果一项权利可以相对于每一个人产生效力，任何一个人都必须尊重此项权利，这种权利便是绝对权，所有权就是典型的绝对权。在另一方面，一项权利也有可能仅仅相对于某个特定的人产生效力，这种权利便是相对权，债权就是典型的相对权。关于绝对权和相对权的划分，在许多著名学者的论著中均不难见到，例如：史尚宽先生认为，基于权利效力所及之范围，可以将私权分为绝对权与相对权。绝对权（droitabsolut）有谓之为对抗一般人之权利，而相对权（droitrelatit）为对抗特定人之权利。[2]郑玉波先生认为，私权以其效力为标准，可分为绝对权和相对权两种。所谓“绝对权”者乃请求一般人不为一定行为之权利也。“相对权”者乃请求特定人为一定行为或不行为之权利也。[3]梁慧星先生认为，以效力所及的范围为标准，可以将权利分为绝对权与相对权。所谓绝对权，指得对一切人主张的权利，又称对世权。所谓相对权，指仅得对特定人主张的权利，又称对人权。[4]王利明先生认为，根据对抗权利人的义务人的范围，民事权利可以分为绝对权与相对权。绝对权是指义务人不确定、权利人无须经义务人实施一定行为即可实现的权利。相对权是指义务人是特定人的权利。这种权利的权利人须通过义务人实施一定行为才能实现其权利。[5]德国学者迪特尔·梅迪库斯认为，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对权利作区分。绝对权和相对权就是其中的一种。一项权利可以相对于每一个人产生效力，即任何一个人都必须尊重此项权利。这种权利就是绝对权（absolutesRecht）。在另一方面，一项权利也有可能仅仅相对于某个特定的人产生效力。[6]由此可见，绝对权和相对权的划分几乎成为法学界的定论。

（二）关于绝对法律关系与相对法律关系的通说与绝对权与相对权的划分相对应，按照法律关系的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的范围，可以把法律关系分为相对法律关系和绝对法律关系。绝对法律关系和相对法律关系的划分也已经为法学界所普遍认可。例如：佟柔先生认为，根据民事法律关系的义务主体的范围，民事法律关系可以分为绝对法律关系和相对法律关系。绝对法律关系，在指与权利人相对应的义务人是权利人以外的一切不特定人的民事法律关系。相对法律关系，是指与权利人相对应的义务人是具体的即特定的人的法律关系。[7]王利明先生认为，根据民事法律关系的义务主体的范围，民事法律关系可以分为绝对法律关系和相对法律关系。所谓绝对法律关系，在指与权利人相对应的义务人是权利人以外的一切第三人的民事法律关系。所谓相对法律关系是指与权利人相对应的义务人是具体的即特定的人的法律关系。[8]张佩霖先生认为，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可以有特定主体和不特定主体之分。在民事法律关系中，享有权利一方或承担义务一方都是明确、具体的当事人，即称为特定主体。凡不能具体肯定的则称为不特定主体。[9]郭明瑞先生认为，根据民事法律关系的义务主体的范围，民事法律关系可分为绝对法律关系和相对法律关系。绝对法律关系是指义务主体不特定，权利人以外的一切人均为义务人的民事法律关系。相对法律关系是指义务主体为特定人的民事法律关系。[10]

摘要:在当前阶段，民法总则的核心内容是法律行为的理论。通过对当前的法律体系发展状态进行跟踪可以发现，当前的法律体系还不够完善，我们应该通过一些方法来完善其建设。基于此考虑，本文通过与法律行为的理论进行联系，通过全方面的角度对总则的规范进行了探讨和分析，从而使我国的法律体系能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这对于实现法律体系的良好建设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与此同时，对于法律体系的改进，我们应该在其专业术语上和容易表达出错的部分方面进行独立的改进，并提出一些实际的改进方案来保证法律体系能够在一些指导下进行完善和改进。

关键词:《民法总则》;法律行为;意思表;效力

一、引言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国民法总则已经表决通过了，并且在过去的十月已经正式的开始生效。在当前的中国新法律发展的形式下，民法总则的通过对于国家的法律体系建设有很重要的保障和指导作用，通过民法总则解决了众多阻碍法律建设的问题，其为我们扫清了发展的绊脚石。另外，基于国外一些比较成熟的法律体系，通过对比结合的方式来形成一套具有独创性的法律体系。

二、法律行为之概念与定义评述

《民法总则》继续继承了我国立法的优良传统，在相应的条款之中，对法律行为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在民事行为中，法律行为可以概括为意思表示的成立，变更和撤销，这种解释是与《民法通则》对比实现的。它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地方：第一是法律行为的规范性被除去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前法学界所认为的法律行为应不应该在满足响应行为要求的争论问题。在《民法通则》相应的条款中有明确的规定法律行为不许是规范的行为，与法律相反或者在实行法律行为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没必要的行为都可认定为非法律行为，所以说，应当也必须把法律行为纳入到规范的体系当中。有很多学者赞成这一做法，但是也有许多意见相反的学者反对把法律行为纳入到规范体系当中。第二就是法律行为的相关条款规定了法律行为与意思表示的区别，《民法通则》在第54条中做出了相应的解释，并且在定义法律行为这一词语的过程中也没有见到有关意思表示的字眼。主要是在学说解释的过程中把法律行为和意思表示联系到了一起。《民法总则》中有明确的规定，把民事主体的“意思表示”默认为是法律行为的反映，因此，在立法的过程中又把法律行为规定到中国式的法学之下。

摘要：我国是一个法治大国，我国的社会是一个法治的社会。我国各种法律也逐渐变得完善，人民开始学习法律和了解法律，并运用法律维护自身的权利。虽然现代社会人民都开始学习法律保障自身的利益，但是有很多人并不了解法律中的区别，导致法律的滥用。而情谊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是距离人民最近的法律之一，也是人们经常分不清楚的法律之一。情谊行为与民事法律的行为人所需要承担的后果是截然不同的，所以人们必须能够准确的区分开来，防止乱用法律，造成伤害。

关键词：情谊行为；法律行为；法律运用；学习

法律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礼仪之邦自居，所以中国人民都极大的注意关于利益往来的相关的问题，所以关于情谊的行为和发展在我国都是很普遍的一种认识。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中，都会发生有关于人情交往的问题。但是正是因为这些人情交往的问题，也会产生许多各种各样的矛盾。所以要分清情谊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的区分，反之因为混淆而做出危害自己和他人的事情。

一、民事法律的简介

1.民事法律的概念。民事法律行为就是指，因为民事为主体而发生的民事法律关系变动的意思表示为要素，而发生意思表示美容要求的民事法律效果的合法民事行为，这民事法律行为在民法通则上的定义内容。对于法律行为来说，又分为法律行为和准法律行为，准法律行为是指不是以表意人所表达的事情作为基础的，而是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法律法规和发生法律效力的行为为基础的。它的特征在于，无论当事人是否知道他的行为将要会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法律也会直接对他进行相应的处罚。2.民事法律的行为。民事法律的行为大体分为以下三种：催告、通知、宽恕。其中催告的意思也就是通知，它是指人的一些做法和意愿作为内容的准法律行为。通知就是指事实的通知，它是指人们通知其他人或者一群人的一定的客观事实来作为自己表达内容的做法。宽恕则是感情的表示，就是说以感情为自己主要的表达内容，但是有相关的法律规定，会产生一定的法律效果。法律行为和准法律行为虽然都是以民事为主体的意思所构成的一种合法的行为，但是法律行为的法律效果是人们所预期的，准法律行为的法律后果是法律规定的。

二、情谊行为的简介

1五种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

第一，基于重大误解而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是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民法总则》第147条）。撤销权人是基于重大误解而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行为人。在德国民法上，因表示错误或内容错误而作出意思表示的人，可以撤销该表示（德国民法典第119条第1款）。第二，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是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民法总则》第148条）。撤销权人是受欺诈方。在德国民法上，因被恶意欺诈，致使作出意思表示的人，可以撤销该表示（德国民法典第123条第1款第1种情形）。第三，第三人实施欺诈行为，使一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如果对方知道或应当知道该欺诈行为，则该民事法律行为是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民法总则》第149条）。撤销权人是受欺诈方。在此种情形下，知道或应当知道该欺诈行为的相对方是非善意当事人，故法律赋予受欺诈方以撤销权。反之，如果相对方不知道且其不知道非因过失而引起，则系善意当事人，此时受欺诈方不享有撤销权，因为善意相对人的利益应受保护。在德国民法上，根据德国民法典第123条第2款第1句，在意思表示是须予受领的意思表示的情形下，如果第三人进行欺诈，则对表意人来说，只有在意思表示的受领人（“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的情形下，该意思表示才是可撤销的。根据德国民法典第123条第2款第2句，在意思表示是须予受领的意思表示且第三人进行欺诈的情形下，如果意思表示的受领人（“相对人”）以外的人因该意思表示而直接取得了权利，且知道或应当知道欺诈，则该意思表示对该受益人来说是可撤销的。这一规定主要适用于对第三人有利的合同（德国民法典第328条，如人寿保险合同）。第四，一方或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是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第150条）。撤销权人是受胁迫方。在这里，胁迫人既可能是一方当事人，也可能是除一方当事人和受胁迫方以外的第三人。在德国民法上，因受不法胁迫，致使作出意思表示的人，可以撤销该意思表示（德国民法典第123条第1款第2种情形）。第五，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该民事法律行为是可撤销的法律行为（《民法总则》第151条）。撤销权人是受损害方。在主观方面，一方当事人利用了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力等情形，换言之，一方当事人在主观上意识到对方当事人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力等不利境地，并有利用此种不利境地的故意。在客观方面，一方当事人的故意所为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

2撤销权消灭的期间

首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其一，当事人（以下称“撤销权人”）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其二，在行为人基于重大误解而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情形下，撤销权人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3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其三，一方或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撤销权人（受胁迫方）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1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其四，撤销权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以自己的行为表明放弃撤销权。

3法律行为的撤销可以变更予以替代的限度

3.1意思表示错误与可变更性。在传统民法的知识体系里，意思自治、法律行为、意思表示三者是密切关联的，而且其间的关系是清晰的，即:没有意思表示就没有法律行为，没有法律行为也就没有意思自治。对于可撤销的法律行为，于撤销之外再赋予一方当事人变更法律行为的权利，在像意思表示错误这样的制度中，在法政策上明显不合理。根据个人自由主义的观点，在司法之内，由于个人行使自由权利而产生的不利结果由个人承担，这也是自由的代价，但是意思表示错误制度是为了维护意思表示的形成自由，同意表意人通过自己主观上存在的错误为理由而事后撤销已经做出的意思表示。为了防止双方的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出现失衡现象，要确立意思表示错误制度的法律也要明确的规定出当事人在行使撤销权之后对相对人做出应有的利益赔偿，这是出现错误的人为了摆脱其意思表示而必须承担的义务。3.2意思表示受欺诈、受胁迫与可变更性。当意思表示在受到欺诈、胁迫而发生的情况下，一方的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瑕疵完全是因为其他人造成的，而不是表意人的本身的意志。对于受到欺诈和胁迫的行为，赋予受欺诈者、受胁迫者一种可以替代撤销权的变更法律行为内容的权利，在相关政策上不存在像错误情形下的问题。对于受欺诈、受胁迫行为，应否在撤销权之外再赋予受欺诈者、受胁迫者一种可替代撤销的变更权，虽然在法政策上并非完全不可行，但其必要性不无斟酌余地。“撤销+要求损害赔偿+再磋商”与“承认+要求损害赔偿”这两种救济模式，不仅可以足够实现可变更性所能发挥的功能，而且可以尽可能缩小法院权力介人法律行为的范围，并将交易的不确定性压缩到最低限度。基于这种考虑，对于受欺诈或受胁迫行为，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立法与学说及国际性私法统一化软法仍然坚持仅赋予受欺诈者或受胁迫者一种撤销权的立法模式，只有我国民法、新《魁北克民法典》等在撤销权之外又赋予受欺诈者、受胁迫者一种变更法律行为内容的权利。3.3暴利行为与可变更性。相比于意思表示错误、意思表示受欺诈、受胁迫的法律行为，以变更法律行为的方式规制暴利行为具有两方面的合理性：一是暴利行为之规制本身偏重于追求交易内容的均衡性，与可变更性对实质公平的追求在理念上相契合；二是弱势的受害人在法政策上存在需要借助法院权力予以特别保护的必要性。这是一些最新的民法典及国际性私法统一化软法普遍在撤销权之外再赋予暴利行为的受害人一种变更权的主要因素。历史地看，暴利行为的这种立法嬗变是与20世纪以来的民法越来越重视实质公平且将弱者保护作为一种私法规制理念的私法发展趋势相适应的。

摘要：面对基础设施公司、跨国公司等主体，继续将其视为私主体已不能完整归纳其性质，亦无法有效规制其行为。本文从相关主体法律行为的特质出发，将此类主体与传统意义上的民事主体进行了区分，在尊重公法规定的基础上，尝试论证宪法基本权利条款与国际法人权规则调整私主体法律行为的可能性，从而为基础设施公司、跨国公司等特殊主体法律行为的规制提供更加充分有效的工具，以加强对人权的保护。

关键词：法律行为；基础设施公司；宪法权利；跨国公司；人权规则

一、研究背景

随着一些私主体力量的膨胀，其法律行为无法通过传统民法得到有效制约，即便是传统意义上的民事法律行为，也需要宪法和国际法等公法规范加以指引。考虑到利益规模和影响范围，根据这类主体的性质和地位，或许可以将其视为“准公法”主体，从而评估其行为是否有可能直接适用公法规范，而不需要通过民法原则进行嫁接。宪法的最高性体现于何处？“高”不代表空中楼阁，也不能人为地束之高阁。“宪法的根本性和最高权威应该体现在它能为公民权利提供最后的保护手段，可以作为审判机关维护正义的最后依据。”［1］德国《魏玛宪法》最先提出将宪法适用于私领域的思路，根据其第118条第1款和第159条，私法不得限制公民的言论自由和以劳动为目的结社自由，由此禁止了限制公民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任何契约形式，宪法基本权利规定进入了私法领域。后来美国著名的“NewYorkTimesCo.v.Sullivan”，也是典型的宪法诉讼案件。不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层面，宪法对私法领域进行调整都有其依据。国际法中的人权规则也适用于特定私主体的法律行为效力判断问题中。对于具有“准主权”性质的私主体，或许可以考虑通过人权规则调整其类似国家行为的法律行为。

二、“基础设施公司”的法律行为

19世纪末，西方在煤气、电力等与基础设施相关的行业产生了巨型公司，带来了新的公司权力。“基础设施”传统意义上指的是基础性的商品和服务，比如道路、桥梁等实物设施，这些都是需要公众进行控制和监督的。基础设施公司一般具有一定的规模，为社会全体成员服务，形成“自然垄断”。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竞争产生替代方案的可能性很小，容易引起生产和供应方面的集中。这种影响不是个别的或暂时的，由于其提供的产品和服务面向全体社会成员，所以，实际受众就是公众，客户范围是普通公司远远无法企及的。基础设施公司对生活必需品的垄断，对民主和经济自由构成了威胁。“必需品”意味着消费者对公司产品的依赖，这种依赖使公司产生了相应的责任。“根据权责匹配的原理，基础设施公司的利益来源是公众，其责任来源便也是公众；基础设施公司的重要性体现在对公共利益的贡献，必然应对公共利益负责。在“Munnv.Illinois”案中，法院认为，当私有财产受到公共利益影响，就不再是纯粹的私有财产了。这里涉及支配和权力问题。权力的本质是，一个行为者有能力任意干涉另一个行为者的生活选择，拥有对另一个人强加其意志的能力和资格，没有制约或竞争。美国最高法院法官LouisBrandeis认为，这种基础设施公司获得了一定规模和一定程度的经济和政治权力，从而影响到社会的其他主体，包括工人、小企业和政府。这些公司拥有类似国家的强制权力，但却不适用限制国家权力的民主制约和问责，这是不合理的。“在国家内部发展出一个如此强大的‘国家’，现有的普通社会和工业力量不足以应付它。”［2］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力”不仅仅属于国家领域，这种市场行为者行使着与国家相同的权力来创设个人的自由范围。基础设施公司设定他人所依赖的工资和价格条件，实际上可以将这一过程视为国家把制定规则的“主权”职能交给了这些传统意义上的私人主体。基础设施公司的力量不仅仅是“自然”的产物，而是构成了一种统治形式，而非私人运行。有学者提出，这类公司是“准主权”的，对他人行使类似于国家本身的权力和影响［3］。宪法不容许公共机构侵犯公民基本的生活和权利，法律对于基础设施公司应当有不同于普通公司的要求。通过上述案子中基础设施公司的合同行为，能看出这类公司的绝对优势地位和由此带来的问题，这体现出制衡的必要性。基础设施公司决定着下游产业能否有机会成为经济和社会活动中的有机主体，因此容易造成层层的权力差距，从而控制相关领域的最终使用者。格式条款，作为基础设施公司的一种管理条款，通过设置门槛和具体的使用规则，利用使用者的脆弱性和依赖性，实际支配合同相对方的选择和行为。使用者为了基本的需求，不得不作出“同意”的意思表示，放弃自身的某些基本权利，如个人隐私等。以格式条款为例，通常来说，普通的饭店、超市可以制定自己认可的规则，并以此为条件与客户签订合同，其格式条款可能会因违反民法规范无效，一般不需要直接适用宪法的基本权利条款。尽管这样的做法对基础设施公司貌似也可以适用，但区别在于，普通公司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具有较强的替代性，客户拒绝签订合同并不会在实质上影响自身意愿的实现。然而，基础设施公司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被替代的可能性不大，客户往往只能依靠特定的基础设施公司获得生活资料，保证基本的生活需要。因此，尽管基础设施公司的格式合同当然也可能因为违反民法规定而无效，但或许可以给对方提供直接援引宪法基本权利条款进行对抗的可能性，使其基本权利多一重保障。

［摘要］《民法总则》第171条和《合同法》第48条未作区分，概括地将无权的法律行为的效力交由被人决定。此种规范模式因忽视单方法律行为的特殊性，导致善意相对人撤销权的规范意旨不能完全实现，同时与附条件的单方法律行为的效力规制产生体系评价上的冲突。无权的单方法律行为的效力，需结合《民法总则》第171条第2款和第158条的规范意旨予以确定，方能实现体系上的融洽。另外，有相对人的单方行为和无相对人的单方行为，其无权的效力有所不同。

［关键词］单方法律行为；附条件单方法律行为；撤销权；私法自治

一、序论

《民法通则》第66条规定：“没有权、超越权或者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人的追认，被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责任。”根据该条规定，行为人没有权、超越权或者终止后，以被人名义而为法律行为的，属于无权。无权的法律行为在被人追认后自始对被人生效，若未经被人追认则自始无效，即行为的效力取决于被人是否追认①。《合同法》第48条也有类似规定：“行为人没有权、超越权或者权终止后以被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人追认，对被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民法总则》维持了这种立法模式，第171条规定：“行为人没有权、超越权或者权终止后，仍然实施行为，未经被人追认的，对被人不生效力。”《民法总则》在无权行为的效力上的立法和《合同法》保持了体系上的一致，似乎并无问题。但无权行为的效力是否应当是无争议的，一律的效力待定，是有疑问的②。法律行为依法律行为中意思表示的数量可分为单方行为、双方行为和多方行为已被学界普遍接受，虽然我国未对单方行为、双方行为和多方行为以单独条文作出分类，但具体条文对不同法律行为的行使方式和生效要件的规范体现了此种分类③。本文将讨论范围限定于单方行为和双方行为，多方行为暂不做论述。单方行为仅需一个意思表示即可使法律行为成立。如《民法总则》第147条至151条规定了重大误解方、受欺诈方等有权请求撤销已生效的法律行为，而无需得到意思表示相对人的同意。同样的，对解除权、抵消权的行使，法律也作出类似的规定，如《合同法》第99条规定，在满足抵消条件后，任意一方可向对方主张抵消，而无需得到对方的同意。而双方法律行为不同，依《合同法》第13条之规定，合同的成立采要约承诺的方式，即合同的成立需要双方达成意思表示的一致。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在单方法律行为有相对人时，相对人仅处于表示受领人之地位，法律行为的内容和生效时间仅由意思表示作出一方决定。在双方法律行为中，相对人有权依其意思表示决定是否成立法律行为，成立什么样的法律行为以及法律行为生效的时间。简言之，在双方法律行为中，意思表示的相对人具有选择的空间。单方法律行为或因为保护表意人之真意，或因为相对人表示同意，或为简化交易过程，即使将相对人置于被动的地位也并无不妥④。但如果将此种被动的地位置于不确定的状态中是否合理值得怀疑。因此，即使《民法总则》和《合同法》在该问题上做到了体系上的一致，但采该规范的正当性以及和相关规范的衔接仍应当探析。

二、无权之于单方行为的特殊性

（一）相对人权利之规范意旨。根据《民法总则》第171条第2款之规定，在行为人为无权时，相对人可向被人催告，被人可在一个月内作出追认或拒绝追认的意思表示。善意的相对人在被人追认前可撤销其意思表示。该款规定赋予了被人追认和拒绝追认权，一般相对人享有催告权和善意相对人享有撤销权。在无权中，若使该法律行为直接无效，必有害交易流通和制度之价值，故比较法多原则上使无权的法律行为效力待定。在被人追认时，法律行为至成立时有效，在拒绝追认时，法律行为自始不生效力。法律行为是否生效以及生效时间完全由被人决定，对相对人来说无疑是不公平的。因此，为了保护相对人的利益，法律同时赋予一般相对人催告权和善意相对人撤销权。相对人可通过向被人催告，尽快结束法律关系的不确定状态，但催告仅使不确定的法律关系缩短，并不能完全终止。善意相对人因相对于一般相对人更具有保护性，因此法律赋予其撤销权，使相对人得依其意志自由脱离不确定的法律关系①。（二）撤销权规范意旨的缺陷。由前述可知，法律通过赋予相对人催告权和撤销权，让相对人不至处于过于被动的地位，善意相对人更得以随时终止法律关系不确定的状态。但《民法总则》第171条与《合同法》第48条的规定却无法完全实现该意旨。单方法律行为包括有相对人的单方法律行为和无相对人的单方法律行为。有相对人的单方法律行为包括形成权的行使，如解除权、撤销权、抵消权，法定人和被人同意、追认和拒绝等。无相对人的单方法律行为有悬赏广告、动产所有权的抛弃等。不同于双方法律行为，在单方法律行为中仅存在一个意思表示，法律行为自行为人作出意思表示后即成立，若不具有效力上的瑕疵，则即时生效②。当该法律行为有相对人时，相对人只能被动的接受。（a）甲未经乙同意，以乙之名义向丙发出购买手机之要约。丙承诺。（b）甲未经乙同意，以乙之名义向丙发出解除手机买卖合同之意思表示。在案例（a）中，丙可向乙为催告，在乙追认时，合同自始约束乙丙，在乙拒绝时，丙可向甲主张无权人责任。如丙为善意，在乙拒绝或追认前，可撤销其行为。而在案例（b）中，因单方法律行为之特殊性，丙仅能受领甲之意思表示。因丙不存在意思表示，即使丙为善意，仍无撤销之可能。则乙丙之间的合同可能会因乙追认继续有效，也可能因乙拒绝追认而终止，并且时间是不确定的。丙若要脱离该不确定状态，仅能求助于催告权，而在乙未作出追认或拒绝前，该不确定的状态仍将继续。《民法总则》第171条虽规定被人在相对人催告后的一个月内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但相对人仍要处于较长的由他人决定自己利益的状态中，不仅使相对人蒙受巨大的不利益，也严重违背了私法自治原则。由此观之，《民法总则》第171条与《合同法》第48条的规范意旨未完全实现。（三）比较法之观察。《德国民法典》对于单方法律行为和双方法律行为进行了不同的规制。《德国民法典》在第177条对无权的效力做了概括的规定，无权行为的效力取决于被人的追认，同时规定了相对人的催告权。在第178条规定了善意相对人的撤销权，另设第180条规定了无权单方法律行为的效力。《德国民法典》第180条规定：“在单独法律行为的情形下，不准许无权的。但在单独法律行为实施时，单独法律行为所需相对的人不就人所声称的权提出异议，或相对人赞同人无权而实施行为的，准用关于合同的规定。单独法律行为系经无权的人赞同而对其实施的，亦同。”③由该条规定可知，单方法律行为原则上不得无权，无权的，原则上无效。但是行为人在作出此类行为时，相对人表示同意或者未对行为人的权表示异议，或向无权人作出本应向他人作出的意思表示且无权人同意的，则适用无权双方法律行为的规定，即效力取决于被人追认。盖在此三种情形中，相对人愿自涉风险，无保护之必要④。《日本民法典》第118条采同一立法例。至于《德国民法典》为何要对单方法律行为的无权特别规制，有学者认为，在该类法律行为中，相对人是毫无抵御能力的，只有使之无效，方能保护相对人之利益。另有学者认为，从第三人的利益出发，悬而未决的状态和随即出现的对第三人而言不明朗的法律状态应当被避免，因为与合同的情况不同，此时第三人最多只是作为表示受领人而被动参加到交易中的①。拉伦茨认为，无权为他人而为的单方法律行为原则上是无效的，在第180条第二句和第三句规定的三种情形中，法律行为的效力取决于被人的追认。相应的，相对人也应享有双方法律行为中的相对人的权利，可向被人为催告，以摆脱法律关系悬而未决的状态②。日本有民法学者持同样观点③。

摘要：法律行为研究的深入是现代法学从结构重心向行为重心转变的重要标志，但作为现代法的代表的中国经济法学对这一重要的理论问题关注不够，鲜有学者从行为方面展开对经济法的讨论。本文旨在讨论应用经济法基础理论建立“经济法律行为”范畴的意义和可能性，并对这一基本范畴进行初步论述，以拓展经济法的研究领域和对经济法现实进行新诠释。

关键字：经济法律行为市场主体行为实质公平政府经济行为

法律行为作为在社会生活中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最经常的事实，受到了法理学及其他各部门法学的普遍重视。然而，在进去相当长时期内，经济法学界对于经济法律行为的研究不够，诸多经济法论著中几乎没有经济法律行为研究的内容。这种只注重研究经济法规则、规范体系及其结构的现象不仅直接影响到经济法理论研究的深入，而且与现代法学向行为重心发展的方向相左。本文试图探索一种从经济法律行为入手来解释经济法律现象的新方法，以拓展经济法基础理论的研究领域。

一、研究经济法律行为的意义

法律行为是指“能发生法律上的效力的人们的意志行为，即根据当事人的个人意愿形成的一种有意识活动。它是在社会生活中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最经常的事实。”[1]关于法律行为的研究起始于民商法学。

由于法律行为被认为是连结主体制度与其他制度的纽带，是“主体和权利之间的桥梁、媒介”[2]，是客观权利义务向主观权利义务转化的路径，是法制度向法现实转化的接口。因而被作为法学的指导性概念，受到了法学理论的普遍重视并成为了各部门法学共同关心的一个基本论题，民商法学、行政法学、刑法学、法理学等学科在这一领域均取得了相当的研究成果。但由于各学科研究对象的性质不同以及价值目标的不同，它们研究法律行为的重点、角度和具体目的都是各不相同的。在民商法学中，研究的重点是民事法律行为或民事行为，将其看作是联结权利主体制度、物权制度、债权制度三大民法理论的纽带，是实现民法基本精神的前提“[3]民商法学研究民事法律行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分清行为的法律效果，分清有效行为、无效行为、可撤销的行为和侵权、违约行为。刑法学上主要是研究犯罪行为，将其看作”不仅是连接犯罪构成诸要件的纽带，而且是刑事责任理论赖以建立的支柱“，并形成了”无行为则无犯罪亦无刑罚“的格言；[4]刑法学研究犯罪行为的目的是为了分清罪与非罪的界限。在行政法学中，则将行政行为和相对人的法律行为看是一对最基本的概念，其研究行政法律行为的目的主要是解决依法行政问题。[5]，法理学作为对一般法律现象进行理论概括的学科，则在总结部门法学关于法律行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抽象，将其上升为一般理论，其研究法律行为的目的在于归纳法律行为的性质、特征，各种法律行为的一般规律及基本模式，为有效地对人们的行为实行法律调整提供必要的理论；为各部门研究具体法律领域的行为提供一般原理。那么，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重要法律部门的经济法学是否需要研究法律行为？其研究的重点是什么？研究的目的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