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效力范文10篇

逾界建筑的法律效力是民法物权制度相邻关系中的一个具体问题。它讨论的是建筑权人于有权建筑的土地上建筑房屋逾越疆界，在何种情况下，以存续逾界建筑为前提，权衡逾界建筑人和邻地权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逾界建筑问题在实行土地私有的国家，尤其是在土地资源相对紧张的国家和地区十分突出，例如在日本和我国台湾。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寸土必争的现实需要，促使他们建立了相对完善的逾界建筑法律效力制度。我国大陆实行土地公有，人们一直习惯于向国家、集体申请土地建筑房屋。申请者无须越界去挤占那一点点土地，因为主管部门往往按照实际需要和法律规定划拨，而且不必交纳土地使用费，或者交纳很少的土地使用费。所以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没有培育现代民法上完善的逾界建筑法律制度的土壤。

改革开放予我们方方面面以深刻的影响。国家为了保护和开发土地资源，合理利用土地，颁布了一系列土地管理法规，规定了国有土地使用权等重要权利，一改全部由国家直接支配、使用土地的局面。在这种新情势下，土地的所有者，尤其是各类土地使用权人开始真正关注土地利益。

一、逾界建筑制度的价值思考与各国立法例

从民法角度思考，逾界建筑纠纷的解决，实质上是在对倾向于保护个体利益还是倾向于保护整体利益进行权衡取舍后，采取了不同的理论和制度。按照传统的一般侵权责任理论，逾界建筑人于邻地权人土地上建筑房屋，无疑侵害了邻地权人的土地所有权、土地使用权或者其他土地权利，邻地权人有权请求逾界建筑人停止侵害、拆除逾界建筑并损害赔偿，以达保护邻地权人个体利益之目的，自无不当。这种作法体现在立法中，表现为对逾界建筑问题不作特别规定，而仅依一般侵权行为处理。《法国民法典》即属此列。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急剧膨胀，可利用自然资源相对减少，人们开始关注共同的生存空间，社会公共利益被提到了重要位置。在逾界建筑问题上，人们的着眼点不仅仅局限于邻地权人遭受损害的土地利益，而是扩展到逾界建筑本身。这时的逾界建筑已经不单是以违章建筑的形式存在，而且也是社会财富的巨大载体而存在了。例如：在农村，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传统思想的推动，农村建筑出现了高档化趋势；另一方面“多米诺骨牌”式的逾界问题往往涉及几家甚至十几家的住宅。在这种情况下，一律责讼拆除逾界建筑之损害显然远大于由此带来的土地利益。在城市，房屋以砖混结构和框架结构的高层建筑为主。依据该类楼房建筑本身的性质，除了该建筑的装饰性部分逾界，可以作部分拆除而不致严重影响建筑物本身的安全性能和使用价值之外，其他逾界部分一旦涉及到承力构件，如梁、柱、承重墙等，哪怕是拆除一小部分，也常常会危及到整座建筑物的安全性，因而往往被迫拆除整座建筑物或者建筑物的相当部分进行重建。这样做，无异于使整座建筑的价值消失殆尽，不仅使逾界建筑人损失巨大，而且浪费大量人力物力，巨额社会财富付诸东流，以致于冲击到社会整体利益。

是存续逾界建筑，还是保全邻地权人对土地的直接支配，是近代民法理论在重视物的归属，强调所有权的绝对性抑或重视物的利益，强调物的社会化之间进行艰难选择的具体范例。罗马法的所有权是完全的、绝对的支配物的权利，维护所有权的绝对性是罗马法物权制度的基本原则。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各国民法，也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为首要的和根本的原则。该原则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是，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垄断时期，所有权绝对性原则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各国民法不得不对该原则作出修正，使所有权受到一定限制。这就是物权社会化。〔1〕它要求在强调个体权利时，要注意社会利益和他人利益；在强调社会利益时，要注意对个体权利的保护。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更应当注重物权法功能的和谐。正如有的学者指出，所有权社会化观念因为兼顾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既合乎社会主义又保护个人自由，它将成为21世纪所有权思想之主流。〔2〕在这种所有权绝对理念已经向社会的所有权和社会与个人利益相调和的理念转变下，未来物权社会化趋势将主要体现在：1.明定不动产所有权的效力范围；2.限制所有权的行使，明定相邻关系为限制所有权行使的措施；3.赋予所有权人以法律及社会需求的各种负担。〔3〕逾界建筑法律效力制度则恰恰是相邻关系中的重要内容。另外，物权特别是所有权本来是权利人对物的现实支配权利，所有人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对物加以占用、收益和处分，从而实现物的实物利益。这就是重视物的实物利益，以所有为中心的物权法体系观点。在市场经济下，如何发挥所有权之价值，在价格实现的高度上成就所有权的利益已属必然。这就是以物的利用为中心的物权观念。〔4〕将该观念作用于逾界建筑问题，就要求邻地权人放弃逾界土地的直接实物支配，保全逾界建筑，充分发挥土地和建筑物的利用价值，实属顺理成章。

摘要：代孕协议的效力认定，在我国学术界和司法界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从本质上说，代孕协议系法律行为的一种类别，因而在效力认定上其可适用法律行为的效力理论。传统观点认为，代孕协议因违背行政规章或公序良俗原则而被认定为无效。此观点从表面上看似乎符合法律行为的效力理论，但是从实质而言，却背离了立法的精神要义以及社会的实际情况。事实上，代孕协议不仅符合法律行为中的合法性要件，而且也不违背公序良俗原则的内涵要求。假使对代孕协议的效力予以否认，那么将会给代孕协议的双方当事人带来不可预期的风险。因此，在未来的司法适用以及可能的立法修订中，必须明确承认代孕协议的效力。

关键词：代孕；代孕协议；法律行为；公序良俗；生育权

随着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不断发展，代孕正成为解决不孕不育问题的技术选择。由于其产生的时间晚于人工授精、试管婴儿①，且涉及的主体多元，因而带来的社会伦理问题与其他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相比更为突出。虽然在我国现有的语境下，代孕是医疗机构禁止实施的技术，但是却不能以此否认其在社会中的客观存在。从某种程度来说，代孕技术在地下市场获得了畸形繁荣。由于法律未对代孕行为予以规制，因此由代孕引发的纠纷层出不穷。从整体上看，代孕纠纷一般集中于代孕子女的亲权确认以及代孕女性的利益维护方面，其产生的根源在于，立法未明确规定代孕协议的效力。

一、代孕协议效力之研究现状概述

作为界定代孕当事人权利义务的依据，代孕协议的签订成为实施代孕的前置性程序。由于立法对代孕协议规制的缺失，致使代孕协议在某种程度上沦为给予代孕当事人心理安慰的一纸空文。这不仅使代孕当事人的利益处于法律保护的真空状态中，而且也给司法适用带来了难以解决的困境。为此，国内外不少学者针对代孕协议的效力进行了专门研究，力求能为上述困境的解决提供方案。在国内的研究中，不少学者认为，代孕协议应被赋予一定的效力，但具体效力的适用方案又有所不同。例如，余艳清在《代孕合同之法律问题探讨》中认为，代孕协议的有效应仅限于完全代孕的情形。吴国平在《“完全代孕”协议的效力及其法律规制》中认为，代孕协议虽为有效，但是其中的亲子关系认定应不依协议实施。而杨彪在《代孕协议的可执行性问题:市场、道德与法律》中则认为，亲子关系等人身关系认定也可依代孕协议执行。肖华林在《代孕合同之法律问题探微》中认为，代孕协议的效力应依具体情形的不同而分别认定。同时，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代孕协议不应被赋予效力，例如，梁慧星在《市场经济与公序良俗原则》中认为，代孕协议违反公序良俗，故不应赋予其任何效力。葛飞鹰在《“借腹生子”科技挑战法律与道德》中认为，代孕协议有损人格尊严，将人贬低为物，故其应自始无效。刘长秋在《代孕规制的法律问题研究》中认为，代孕本身不具有合法性的基础，故以此而产生的代孕协议也不应被赋予效力［1-7］。在国外的研究中，代孕协议效力研究主要集中于美国的“M—BABY”案中。不少学者以此认为，代孕协议应被赋予效力。例如，罗克珊在《女权主义的法律冲突》中认为，代孕协议等同于收养协议，既然收养协议有效，那么代孕协议也应具有效力。唐纳森在《怀孕的要素：代孕母亲行为规制》中认为，身份可以依据协议来进行约定，现行立法诸如结婚，无不是通过协议来确定身份，况且代孕协议签订时双方当事人的地位平等，代孕女性并不会被剥削，因此应承认代孕协议的效力。安德里亚在《家庭法和女性权利》中认为，假使否认代孕协议的效力，那么代孕女性将无故为母，这违背了女性的利益。同时，亦有学者认为，代孕协议不应被赋予效力。例如，凯伦和达拉内在《女权主义理论与代孕母亲的实证研究》中认为，代孕协议容易使妇女和儿童沦为商品，因而不应承认其效力［8-11］。总体而言，在国内外现有的研究中，对于代孕协议的效力认定观点各异，分歧较大。现有的研究成果虽然提出了代孕协议效力认定的不同方案，但是在成果中本质研究缺乏，也即鲜有成果从代孕协议的本质研究其效力。故此，本文试图从代孕协议的本质出发，对其效力根源进行挖掘，以求证代孕协议的有效性。

二、代孕协议之本质

众所周知，提单是货物收据，是运输合同的证明，是承运人据以交付货物的凭证。因此，理论界普遍认为，提单是一种物权凭证，谁占有提单，谁就享有提单项下的货物所有权。（1）

鉴于提单的重要性，无论是承运人还是托运人都对提单的签发、批注、倒签、预借等问题十分小心，惟恐因提单纠纷而卷入诉讼之中。但在航运实践中，却很少有人关注提单背面密密麻麻的条款，而其中本来应当受到关注的管辖权条款也同样被忽视。

因提单背面管辖条款引起的管辖异议案件是众多提单纠纷中具有典型性的一类案件，它们的共同点是承运人签发的提单上以格式条款的形式写明了解决争议的管辖权法院。对这类管辖条款法律效力的认定是争议的核心问题，近年来，提单背面管辖条款的效力问题成为理论界和审判实践中争议的焦点和热点。

实践中对提单背面管辖条款效力意见不一，持否定意见的一方认为，提单背面管辖条款是承运人预先拟定的、完全为保护其自身利益服务的格式条款，对托运人是“先斩后奏”，托运人的真实意思无法得以体现，因此该条款应属无效。（2）持肯定意见的一方认为，既然承托双方就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达成合意，提单背面管辖条款也是海上运输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应当认定管辖条款的效力。（3）

笔者认为，对提单背面管辖条款的效力不应当一概而论。首先，格式合同（条款）广泛存在的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能够提高交易效率、降低缔约成本。也就是说，格式合同（条款）的要约预先拟定以便被多次的使用，因此，要约人不必就每次交易单独拟定并发出要约。同时，格式合同（条款）的承诺又是相当简单，所以，这种缔约形式较一般缔约而言，效率高，成本低。我们很难想象，在一个日益注重效率的社会里，承托双方对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中的几十个甚至上百个条款逐一协商。正是顺应经济发展的要求，我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肯定了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缔约方式，因此，我们反对提单持有人动辄否认提单背面管辖条款的效力。

其次，承运人作为提单的提供者，是背面管辖条款的制定者，处于明显优势的地位。承运人利用优势地位来约定对自己有利的管辖法院的情形比比皆是，甚至利用提单背面管辖条款来规避法律的现象也屡见不鲜。按照承运人单方印备的法院管辖条款的要求，为一起小小的货损纠纷，去一个遥远、陌生的国度打一场旷日持久的诉讼官司，且不说法院的判决结果能否得到其他国家法院（包括中国法院）的承认和执行，单单是律师费、差旅费和调查取证的费用的支出都将使提单持有人望而却步。因此一概肯定管辖条款的效力必将损害提单持有人的合法权益，不利于平衡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根据审判实践及相关理论，笔者将从以下五个方面具体探讨提单背面管辖条款效力认定的几个决定性因素。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初看这似乎是一个很理所当然的问题，但是，我们也不得不看到，宪法有时在扮演着十分无奈的角色，变得是什么都管却什么都管不着。于是就有人认为，违反宪法不是违法，无须受到法律惩罚。有的法院对涉及宪法的诉讼以没有可以适用的法律而不予立案。因此，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宪法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际问题。宪法在我国应该居于所有法律法规的顶峰位置，应该起到根本性的作用。

所谓法律效力，是指法律所具有的拘束力和强制力。法律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是统治阶级用来维护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地位的工具。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应该与其他法律一样具有法律效力，即具有拘束力和强制力，而且这种拘束力和强制力应该比其他法律更为强烈，应该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违反宪法的行为是地地道道的违法，应该受到法律的追究。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宪法中，都规定了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基本法、最高法或最高法规等，并用专门的条文或专章规定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的性质。我国1982年宪法在序言中明确规定“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宪法的根本法的性质就要求，一切法律和所有宪法关系的主体的行为首先必须符合宪法的规定[1]。

我国宪法与一般法律比较起来，具有以下一些特点：一、宪法规定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规定国家生活各方面的根本性的问题，而一般法律只是规定国家生活某一方面的问题，比如刑法和民法。二、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宪法是其他法律制定的根据，是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的根本的活动准则。三、宪法具有严格的制定和修改程序。如宪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而法律的修改只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代表过半数通过即可。四、宪法集中地概括表现了国家的立法精神和法制原则，是所有一般法律和规范性文件的法律基础。一般法律只是从某一方面反映立法精神和法制原则。所有这些都是宪法作为根本法所独具的，一般的法律是不可能具有的。宪法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它的法律效力是最高的。

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具体说来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宪法是立法工作的法律基础，是制定一般法律的依据。例如我国《刑法》和《民法通则》都明确规定，它们是以宪法为根据制定的。另一方面，一般法律必须符合宪法的精神和内容，不能和宪法的规定相抵触，否则就没有法律效力，应该废除或修改。宪法不仅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而且应当具有最直接的法律效力。由于宪法规定了国家生活各方面的根本性的问题，因此，它的直接法律效力无论从其内容还是适用的对象上讲，都应当比其他一般法律更具有广泛性。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宪法所具有的直接的法律效力往往被否定，宪法只是一种摆设。

宪法的直接法律效力在司法实践中被否定，主要原因是宪法规范比较原则化。但是，宪法的直接法律效力客观上是具备的。宪法的直接法律效力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宪法的各项规定是一切国家机关和公民活动的直接法律依据。如有关自治区的设立及自治区法律的制定等。二、宪法对一切国家机关和公民具有直接法律上的约束力。如宪法第九条中规定“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破坏国家经济计划”。三、宪法规定的国家机关的权限和职责、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尽管在有关法律中也有同样的规定，但从法律依据上来说，它们直接来源于宪法。如选举法中关于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就是直接来源于宪法的规定。这些都直接说明，宪法的直接法律效力不可否定，如果否定宪法的直接法律效力，那么就会使宪法的各项规定，例如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失去应有的宪法保障。当然，要保证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和直接法律效力，必须使宪法具有严格的法律形式，使宪法具有规范性、完备性、科学性和稳定性的特征。

要发挥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必须要在实际生活中保证其贯彻执行，否则，宪法只能成为一纸空文。因此，保证宪法的遵守和执行，法律保障是十分重要的。

反宪法规则的决定的法律效力问题在宪法学理论上不是一个新问题，但确是一个尚未得到彻底研究的问题，在中国宪法学术界还相当陌生。本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系统的研究，以期对我国的宪法学理论有所裨益。

一、问题的提起

在近些年来中国宪法学理论的研究中，许多学者都对“违宪”问题表现出强烈的研究兴趣，他们从各自的学术立场对“违宪”概念作出了界定，并在“违宪”与“违法”、“违宪”与“违宪行为”、广义的“违宪”与狭义的“违宪”等方面作出区分与演绎。在有人别出心裁地提出“良性违宪”与“恶性违宪”的概念之后，赞同者有之，反对者有之，一时间引发了一场不小的争论。[1]这种情况表明，中国宪法学理论确实在发展、在进步。

笔者在1988年12月出版的《民主宪政新潮——宪法监督的理论与实践》中，并没有专门对“违宪”的概念进行研究和论述，这是有原因的。首先，就笔者个人的研究风格来说，由于认为政治、宪法和法律等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对象往往具有极大的开放性、不确定性和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适应性，特别不容易准确地加以把握，尤其很难用简短的语言使之概念化。事实上，学术史的研究也表明，尽管万千的学者在概念的界定方面作过认真的努力，但成效甚微，流传下来真正成为学术界公认的经典定义则更是少之又少。有鉴于此，笔者自知学识肤浅，故每遇重大概念需要界定的场合，都会踌躇不前，畏缩而退，不愿登此大雅之堂。其次，尽管笔者对“下定义”之类的学术工夫持消极的态度，但决不意味着对前人或同仁所下的定义也持不屑一顾的态度，相反，笔者极愿以开放和宽容的态度对待各种各样的定义，并能做到博采众长而纳之。在认真进行综合、比较之后，每每都会受益匪浅。再次，笔者不愿做“概念化”研究，更不意味着对有关问题的研究不重视，相反，我们更愿意对有关的问题从多方面加以深入的考察，力求从深层次的相关因素上对其进行把握，从而发现其本质上的、规律性的内在关联。这样做的结果，往往在有关研究对象的全面认识上和本质把握上多有收获，并自认为这种结果要强于对有关概念在文字上的演绎，以及徒引发没有结果的争议，尽管有关的争议在学术上并非全无意义，甚至大有裨益。在“违宪”的概念上，我们就采取这种学术立场和态度的，认为目前学术界对“违宪”概念的界定，基本上还停留在文字的演绎上，我们认为，离开宪法原则和程序植根于其中的宪政环境抽象地讨论“违宪”，徒引发没有结果的争议，是没有任何益处的。在西方宪法学研究中，就我们涉猎的学术著述的范围来看，似乎并没有发现有哪个或哪些痴心的学者在脱离宪法诉讼或宪法具体争议之外，抽象地研究或界定“违宪”的概念，一切都以具体的宪法诉讼或宪法争议而定。即使是事关普通法院或宪法法院在其宪法裁决中，也不是每每都用“违宪”的概念下判决，而是用不符合宪法或违背宪法之类的词语加以表达。一般来说，英文中的“违宪”（unconstitution）应该是有特殊含义的，但这种含义似乎从来没有人严格界定过，更不是普通法院或宪法法院特别专用的词语。

基于以上关于“违宪”的学术现状和个人的态度，这里就不再介入有关“违宪”定义的争论，宁愿新辟蹊径，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一下看来本质上是与“违宪”同一或类似的“反宪法规则的决定的法律效力问题”。

二、反宪法规则决定的法律效力问题的由来：理论与实践

文提要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于2005年4月1日的正式生效。原先所涉及的电子数据的法律效力问题也得到了一个根本而明确答复，这将对电子商务的正常发展将具有不可忽视的法律意义，因为它解决了电子商务相关法律问题中起码的、最基本性的问题。但是他只是从立法的角度解决了诸如：数字签名问题、电子合同的有效性问题。而其他相关问题仍需要现有的法律或其司法解释来解决，即现行法律体系一般情况下都适用网络世界、并不会因其虚拟化而有所不同。

本文首先指出了电子数据的法律效力问题实际上是电子数据能否取得与书面文件同等法律效力的问题，由此入手，采用"功能等同"的方法，对"书面"、"签名"、"原件"等问题分别予以解决，并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从传统法律和新增法律两方面对电子数据的法律效力予以明确的认可与确定。

关键词：电子合同电子数据法律效力

一、导言

电子商务是伴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计算机应用的普及而产生的一种新型的商务交易形式。这种新型的国际贸易方式以其特有的优势（成本低、易于参与、对需求反映迅速等），已被愈来愈多的国家及不同行业所接受和使用。据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02年电子商务和发展报告》显示，2002年世界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6153亿美元，比2001年增长73．1％；瑞士信贷银行发表的报告显示，2003年全球通过互联网进行的贸易总额预计达到1．24万亿美元。据统计，中国目前有4000多个电子商务网站和70多家认证机构，中国互联网数据中心估计，2003年中国电子商务交易额约为600亿美元。但是这种新兴贸易方式对传统法律（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关于合同的成立条件、合同有效性规范、支付方法、提单的转让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和要求，提出了严肃的挑战。原有的法律法规已无法满足电子商务发展的需求，阻碍了电子商务的正常发展。因此，有必要为电子商务建立起一套必要的法律法规和共同遵守的商业规则，为电子商务的动作提供法律依据，以促进国际贸易更好的发展，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正是这样一部法律。

姚长飞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于2003年6月1号开始生效实施，该《解释》就以往商品房销售中一直存在较大争议的诸如购房款双倍返还问题，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以及商品房销售广告的法律效力问题均作出了较明确的规定。《解释》的出台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拟就其中的有关商品房售楼广告的法律效力问题从学理及实践角度作一探讨。

商品房售楼广告属于商业广告，关于商业广告的法律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5条是这样规定的：寄送价目表，拍卖公告，招标公告，招股说明书，商业广告等均为要约邀请。商业广告内容符合要约规定的视为要约。那么何为符合要约规定呢，该法第14条对要约作出了如下规定：第一，内容具体确定，第二，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但是虽有上述规定，如何去理解适用开发商和购房者还是各执一词，分歧较大。开发商主张，商品房售楼广告属于要约邀请，因为首先售楼广告是向不特定人发出的，不具备一般要约向特定人发出的要件，其次开发商主张售楼广告并未对售房具体内容作出具体约定，也没有表示出经受要约人一旦承诺，开发商便受广告内容约束的意思，其三，如果双方没有明确将广告内容写进合同，则广告内容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所以在因广告不实引起的房产纠纷中开发商多主张自己不负任何法律责任。作为购房者一方，他们则认为售楼广告和宣传资料是自己买房的认识基础，应该是合同一部分，特别是在商品房预售中，由于其特殊性，商品房尚未建成，开发商卖的其实是图纸，模型，购房者下定决心买房的依据、信息等都来自于开发商的宣传材料和广告，售楼广告对于最终签订购房合同起至关重要的作用。购房者往往把开发商广告宣传的内容，看作是开发商的承诺，所以开发商如果最后交房与宣传资料不一致则理应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由于一直存在着争议，全国各地的法院在审理上述类似纠纷时对广告法律效力的认定标准上也存在着不统一的局面。《解释》的出台可以说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比较明确的规定，该《解释》第三条规定：商品房的售楼广告和宣传资料为要约邀请，但是出卖人就商品房开发规划范围内的房屋及相关设施所作出的说明和允诺具体确定并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以及房屋价格的确定有重大影响的应当视为要约，该说明和允诺即使未载入商品房合同亦应该视为合同内容，当事人违反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应当说《解释》的规定与《合同法》第十四条的规定是完全一致的，只是又具体明确了一下，司法操作性更强了一些。

铺天盖地的商品房售楼广告多设计精美，词藻华丽，如何去区分这些内容各异的售楼广告的效力，笔者结合《解释》的规定，并在对众多售楼广告进行了整理分析的基础上，将商品房售楼广告大致分为以下四种：

第一类，属于开发商具体确定的内容，也即符合《解释》中规定的具有绝对法律效力的内容。在《商品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中对这些内容也均有约定之提示，例如房屋的层高、户型、结构类型、付款方式、保修责任等，这些条款开发商一般也会同意将其全部写进书面合同中，其法律效力必然是确定的。按照《解释》规定这些内容即使未写进合同中亦应当视为合同内容，具有法律效力。

［摘要］治安调解制度相对于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而言，其在避免轻微违法案件中违法行为人被治安处罚、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稳定、化解社会矛盾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然而由于治安调解协议不具有强制执行力，部分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较为随意，造成行政和司法资源的严重浪费。该文基于提高治安调解的社会功能考量，对明确治安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进行可行性探析和建议。

［关键词］治安调解；协议；法律效力；合理反悔

一、我国治安调解的界定及功能

（一）治安调解的定义。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简称《程序规定》）、《公安机关治安调解工作规范》（以下简称《工作规范》）的规定，以及受社会矛盾纠纷逐年上升趋势的影响，基层公安机关的日常工作中存在着大量的治安调解问题。根据孟昭阳教授的定义，治安调解是指：“公安机关根据法律法规对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损毁他人财物等情节轻微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及其损害后果，在自愿的基础上，采取说服教育等方法，促使当事人互谅互让，通过协商达成协议，解决纠纷、处理治安案件的方式。”[1]1.适用治安调解的案件范围。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条规定：“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较轻的，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同时《工作规范》第3条第2款中将民间纠纷定义为：“是指公民之间、公民和单位之间，在生活、工作、生产经营等活动中产生的纠纷。”结合这两个法律条文的规定，能够进行治安调解的违反治安管理、情节较轻的民事纠纷，主要包括：因为高空抛物、宠物、车位、噪声等引起的邻里纠纷；因夫妻之间口角、赡养问题、兄弟分家、财产分割以及子女抚养权、家暴等引起的家庭纠纷；因财产、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引起的和商品的买卖、租赁等以及债务等引起的财产性纠纷；因轻微的刑事、行政违法行为而侵害他人人身权或财产权引发的侵权性赔偿纠纷。另外，《工作规范》第4条中明确排除了对于雇凶伤害他人的，结伙斗殴的，寻衅滋事的，多次实施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当事人明确表态不愿意接受调解的，当事人在治安调解过程中又引发争端的，以及其他不适合通过调解处理的六类案件不能进行治安调解。2.治安调解的适用条件。对此，我们应明确一点，治安调解的适用范围和条件是不同的，适用范围应是属于适用条件之内。根据上述三部法律的相关规定，适用治安调解时应符合下列条件：（1）案件属于可以适用治安调解的范围，即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较轻的案件。（2）应当给予治安处罚，只是由于治安调解达成协议并被当事人履行后可以免于治安处罚，若当事人调解后未能达成协议或达成协议后并未履行，则应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人进行治安处罚。（3）当事人双方均自愿接受调解，对此公安机关应首先对当事人可以选择治安调解及调解后的后果进行必要的释明，是否进行调解，应完全由当事人自主决定，若一方当事人坚持要求对违法行为人进行治安处罚，公安机关不能因为追求案件调解率的功利考量而强迫当事人进行治安调解。（4）公安机关认为可以进行治安调解。（二）治安调解具有的功能。虽然有学者对目前治安调解实行中所存在的负面社会效应进行了总结，如公安机关在追求低成本及迅速解决纠纷的同时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公正的结果；部分民警滥用治安调解造成侵害当事人诉权、影响社会风气的不良后果；部分当事人滥用治安调解来规避法律处罚造成群众社会价值观念扭曲、影响法制建设等。但从治安调解整体运行的情况来看，治安调解在解决群众纠纷，化解矛盾方面所具有的正面社会效应和功能是不容忽视的，具体有如下几方面：1.有利于公安机关解决社会纠纷矛盾、控制并避免纠纷扩大或转化为恶性事件。就目前来看，由民间纠纷引起的情节轻微的违法治安案件，相比其他案件来说，数量是非常多的。而治安调解与其他行政处罚手段相较，具备自愿协商、快速经济等优势，不仅有助于缓冲当事人之间的对抗心态，平复或减轻被处罚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对社会的不满和仇视心理，降低矛盾向犯罪转化的概率，还可以节省公安机关等纠纷解决机构的案件处理成本。2.培养并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当事人在经过一次治安调解的完整过程后，将会对法律的概念有一个较为清晰、深刻的印象，治安调解的过程也是对公民知晓其基本权利义务、法律的具体内容及程序、违法的后果及责任等进行法制宣传教育的有利契机。无论调解成功与否，都会使双方当事人今后的法治观念和意识、法律责任得到质的增强。3.分流矛盾纠纷，缓解司法压力。如果大量的纠纷全都涌至法院由法官解决，势必会使案件审理的精确度下降，损害司法权威。而治安调解在帮助解决轻微的治安案件、避免矛盾激化方面所具有的功效早已被证明，同时，通过这种方式解决纠纷有效地提高了群众的满意度并分流了案件，缓解了司法压力。4.使百姓信服，提升公安机关公信力。轻微治安案件，常常是由生活琐事或个人情绪失控所引发，若一律按照法律规定处以治安处罚，有时不仅不利于解决矛盾，还有可能会使当事人因不满处理结果而针对公安机关。因为就矛盾双方而言，受害的一方往往认为对方处罚过轻，而相对方则可能认为自己所受的处罚过重。也即，矛盾的双方可能对公安机关的处理都不满意。而通过治安调解解决轻微治安案件，可以使受害人在得到一定经济补偿的同时，又免除了违法行为人的治安处罚，双方都能获益，从而可以有效缓解警民矛盾。同时通过民警在调解过程中对双方的苦衷和诉求的了解并斡旋，促成协议的达成可以使民众增加对民警的信任感，提升公安机关的社会形象和公信力。

二、治安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现状

我国对治安调解法律效力规定的条文主要有三条。《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条规定：“经公安机关调解，当事人达成协议的，不予处罚。经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达成协议后不履行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本法的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给予处罚，并告知当事人可以就民事争议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程序规定》第184条、185条均做出了类似的规定，只是增加了在告知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之前公安机关仍可再行调解。（一）治安调解的后果。根据上述三条规定，并结合治安调解实践，轻微治安案件经过调解后，可以产生以下两种后果：第一种是经过治安调解达成协议并完全履行的，对当事人的治安违法行为不再处罚，治安案件亦作结案处理；第二种是经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虽达成协议但不履行的，则对当事人的治安违法行为进行治安处罚，民事争议部分告知其向法院起诉。（二）调解协议缺乏管束力，履行存在不确定性。实践中，因为法律并没有赋予治安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因而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并自动履行完结，虽然是公安机关预想的理想目标，但是也会存在调解失败或达成调解协议但一方又反悔、协议的履行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对此，公安机关一般通过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人进行治安处罚的方式结案，同时告诉当事人可以就民事争议自行去法院提起诉讼，而不能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治安调解协议，协议也不能被公安机关强制执行[2]。（三）治安调解的后续处置路径不科学。由上述治安调解的后果可知，当出现经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虽达成协议但不履行的情况时，治安调解的后续处置途径只有当事人向法院起诉，如此会造成：一是案件长久未解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保护，最后还得通过诉讼解决，这与分流案件的立法本意相悖；二是使得案件又回到了原点，公安机关前期的治安调解工作被全部否定，使得当事人对公安机关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产生怀疑；三是法院受理了当事人的起诉后要重新对案件进行审理，公安机关前期的调解工作并不被认可，如此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另外，实践中也会存在经调解达成协议后当事人又反悔的情况，对此该如何处理，法律上为空白。

楼市中购房定金纠纷一直高居众多投诉之榜首，而该纠纷产生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在签约购房合同之前要签一份认购书并交纳数额不菲的定金，如买受人不能在出售人限制的期限内与其签约购房合同，则出售人有权没收定金。笔者就该认购书的法律效力及其存在意义在此作一番探讨。

第一，笔者以为认购书是一种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约的预约合同，具有法律效力，其存在也符合我国现有法律规定。

按照民法理论，合同可分为本约和预约。预约是指当事人双方约定将来订立一定合同的合同，将来应当订立的合同称为“本约”，而约定订立本约的合同，称为“预约”。在预约中，本合同在预约成立时尚未成立，预约合同的成立和生效，仅仅只是使当事人负有将来要订立本合同的义务。两者之间具有不同的性质和法律效力，不能混淆。预约合同当事人的义务是订立本合同，所以，当事人一方只能请求对方订立合同，而不能依预约的本合同内容请求对方履行。

认购书的成立与生效只是对当事人在可预见的期限内有签约购房合同的义务，其“本认购书签约之日起十日内正式签约”，只是预售人向买受人发出了在十天内其有签订购房合同的义务，而不是向买受人发出签订购房合同的要约。约定在一定时期内有签约购房合同的义务，只是对一个后启签约行为来时要有签约意图的约束，而不是对将来要签约的内容进行先期肯定。因此，笔者认为，认购书其实是一份预售人向买受人发出的订立本合同的预约，属于债权合同，适用一般合同法的规则。

简单地说，某人签约了认购书，只要其在规定的期限内根据认购书的条款去和预售人洽谈购买的具体事宜，即可认为买受人已经履行了义务，至于是否洽谈成功并签订合同则是另一新的合同事宜了。

另有观点认为，预约是一种附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所谓附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指当事人在法律行为中规定一定的期限，把期限的到来作为法律行为生效和失效的根据。从表面上看，“本认购书签约之日起十日内正式签约”，这似乎约定了一段合同正式生效的时间。但实际上并不以然。因为在附期限合同中，合同已经成立，只是因为当事人在合同里约定了在一定时期，在该期限到来后合同才生效。但在认购书签约之时，当事人之间根本没有成立正式的购房合同关系，故也就无所谓附期限的合同了。

论文提要

网络的普及产生了无纸化的电子交易这一新型的交易方式，新型的交易方式产生了无纸化的电子合同这一新型的合同形式，新型的合同形式产生了电子数据讯息的法律效力这一新型的问题。解决电子数据讯息的法律效力问题对电子交易的正常发展将具有不可忽视的法律意义，因为它是电子交易相关法律问题中起码的、最基本性的问题。

本文首先指出了电子数据讯息的法律效力问题实际上是电子数据讯息能否取得与书面文件同等法律效力的问题，由此入手，采用"功能等同"的方法，对"书面"、"签名"、"原件"等问题分别予以解决，从而最终对电子数据讯息的法律效力予以明确的认可与确定。

关键词：电子合同电子数据讯息法律效力

一、导言

今天，我们所身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数字化生存的网络时代"。网络已经应用到了人类社会的日常生活中，覆盖了整个世界的绝大部分。在这样的环境下，采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以数字化通讯网络和计算机装置替代传统交易过程中纸介质信息载体的存储、传递、等环节的新型商业交易方式，因其能够极大地满足商业活动提高效率、减少开支和增加利润的迫切需要，发展迅猛。这一新型的贸易方式，是世界范围内商业方式和经济生活的一次革命性变革，正日益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为各国所重视，成为各国巩固和提高经济竞争力的战略发展重点。这一新型的贸易方式，就是电子交易（也即人们所称的电子商务，亦有称为电子商业的）[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