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效果范文10篇

卫生执法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和谐统一

总书记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为我们勾画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对于如何加强新时期卫生监督管理与执法工作具有特别重大的指导意义。

在深入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我们把党员的先进性落实在工作上，体现在行动中，坚持以卫生执法体制改革为契机，以营造整洁优美的卫生环境为出发点，以卫生管理执法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和谐统一为归宿点，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改革完善管理体制与工作机制，努力构建和谐执法环境，在实施人性化执法管理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一、尊重民意，在畅通与市民信息互动渠道上做文章

卫生执法终极目标是创造一个良好的卫生秩序和优美的卫生环境，以推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协调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客观上要求我们进一步完善卫生管理体制，树立亲民、爱民、为民的良好形象，逐步将卫生管理模式由后果取向型转变为成因取向型，走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老路，更多地考虑整个社会生活的安定和谐，不断增强群众的卫生归属感、认同感和责任感，才能使卫生管理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为此，我们始终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建立健全社会利益的沟通渠道和协调机制，通过开展卫生进社区、卫生管理联系点等一系列活动，深入基层了解和关心群众疾苦，依法及时处理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实际问题。同时，我们也善于从群众的角度审视卫生执法的重点和难点，经常开展换位思考，适时推出便民、利民措施，努力构建与群众联系互动平台，架起卫生行机关与人民群众联系的连心桥、爱心桥、舒心桥。

卫生执法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和谐统一

总书记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为我们勾画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对于如何加强新时期卫生监督管理与执法工作具有特别重大的指导意义。

在深入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我们把党员的先进性落实在工作上，体现在行动中，坚持以卫生执法体制改革为契机，以营造整洁优美的卫生环境为出发点，以卫生管理执法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和谐统一为归宿点，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改革完善管理体制与工作机制，努力构建和谐执法环境，在实施人性化执法管理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一、尊重民意，在畅通与市民信息互动渠道上做文章

卫生执法终极目标是创造一个良好的卫生秩序和优美的卫生环境，以推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协调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客观上要求我们进一步完善卫生管理体制，树立亲民、爱民、为民的良好形象，逐步将卫生管理模式由后果取向型转变为成因取向型，走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老路，更多地考虑整个社会生活的安定和谐，不断增强群众的卫生归属感、认同感和责任感，才能使卫生管理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

为此，我们始终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建立健全社会利益的沟通渠道和协调机制，通过开展卫生进社区、卫生管理联系点等一系列活动，深入基层了解和关心群众疾苦，依法及时处理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实际问题。同时，我们也善于从群众的角度审视卫生执法的重点和难点，经常开展换位思考，适时推出便民、利民措施，努力构建与群众联系互动平台，架起卫生行机关与人民群众联系的连心桥、爱心桥、舒心桥。

法国旧法中，“无效”与“撤销”具有不同含义，但法国民法典在使用这两个概念时，并未加以区别。［1］德国民法则严格区分了无效与撤销，将法律行为分为无效法律行为、效力未定法律行为与得撤销法律行为。我国合同法沿袭了德国法的规定，将合同分为无效合同、效力未定合同与可撤销合同。一般认为，无效法律行为，不需要透过其他行为，即不生效力，学说称为当然无效。［2］无效合同系属无效法律行为。无效合同，是指已成立，因欠缺法定有效要件，在法律上确定地当然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的合同。无效合同不发生法律效力，是指不发生该合同当事人所追求的法律效果，而不是不发生任何其他意义上的效果。当事人对无效合同的无效存有过失的，须承担缔约过失上的责任，合同已履行的，当事人之间则发生返还财产的法律效果。我国合同法第58条、59条对无效合同的法律效果作了相应的规定，但是该规定尚存在不尽人意之处，有待进一步解释与完善。

一、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问题

无效合同与合同无效并非同一含义。无效合同是合同的种类之一，而合同无效则为合同的法律效果。无效合同是合同无效的原因之一，除无效合同之外，可撤销合同经撤销之后，效力未定合同未经权利人追认，合同解除权人行使解除权，以及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等都可发生合同无效的法律效果。我国合同法第52条虽然以“合同无效”进行表述，但其实际上就是关于无效合同的规定。无效合同是绝对无效［3］、当然无效、自始无效，而合同无效并非都为自始无效，一般认为继续性合同的解除不发生溯及无效的法律效果。虽然无效合同其无效为当然无效，但是合同是否有无效原因，当事人间有争执时，主张合同无效的当事人，不妨提起无效确认之诉，请求法院予以确认。

关于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问题，我国法律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反观国外立法例，则存在不同规定。法国民法典第2262条规定：“一切物权或债权的诉权，均经30年的时效而消灭，．．．．．．”，这一规定所确定的时效期限适用于对绝对无效行为的主张权利。［4］而意大利民法典第1422条则明确规定，契约因绝对无效行为而产生的诉权，不因时效经过而消灭。在我国民法学界，传统见解认为主张无效法律行为的无效不应有期限的限制，认为无效法律行为可在任何时候主张无效。［5］传统见解所持的理由为：因权利不行使经过相当时间而影响权利的存续或其行使的，或为除斥期间，或为消灭时效［6］其客体或为一定的形成权，或为一定的请求权，并不包含得主张或诉请确认法律行为无效的权利在内，从而权利人的永久地主张或诉请确认法律行为无效。并且，传统见解认为法律行为之无效以绝对无效为原则，而具有绝对无效原因之法律行为影响公共利益，瑕疵程度最为严重，更须彻底的阻止法律行为效力发生，故不应限制当事人或第三人主张或诉请法院确认无效的时间。［7］但是新近的观点认为，在此问题上应区分绝对无效与相对无效，认为在绝对无效的情形，法律行为的订定违反私法自治生活的基本法律秩序，国家否认其效力，其目的在于维护一般的、抽象的公共利益，因而法律政策上应尽量增加或提高法律行为被宣告为无效的机会。在相对无效的情形，法律行为虽具有无效的原因，但国家否认其效力，其目的在于维护个别的、特殊的利益或特定当事人的私人利益，因而为避免使无主张或诉请确认法律行为无效的他方当事人及第三人的法律关系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故而对主张无效应有一定期间的限制。［8］值得注意的是，该观点认为，就瑕疵法律行为在效力上的处罚类型而言，绝对无效的法律行为较接近或类似固有的、典型的无效法律行为，而相对无效的法律行为则较接近或类似于可撤销与效力未定法律行为。［9］因而，尽管传统见解与新近观点在绝对无效与相对无效的区分标准及其实益问题上存在分歧，［10］但是皆认为无效法律行为为（或近似于）绝对无效的法律行为，认为主张无效或诉请法院确认无效都不应该存有时间上的限制，以达法律政策上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

然而，我国有论者认为，无效合同的无效主张或诉请法院确认无效应适用诉讼时效。该观点认为无效合同制度与诉讼时效制度存在价值上的冲突，认为如果对主张合同无效的权利不加以时间上的限制，那么基于无效合同而产生的所有的法律关系就有可能永远处于悬而未决的不安状态，交易安全得不到保障，进而主张对于主张合同的权利，应该有一个期限的限制。［11］本文对此不敢苟同。法律行为无效的主张或确认，其权利行使期间限制的目的在于调和二种互相冲突的法价值，即国家对法律行为效力的干预与交易安全之间的冲突。关于如何调和该价值冲突，我国台湾学者有认为，应区分法律行为的绝对无效与相对无效进行分别处理，已如上述。而且，我国立法亦采相同做法。按照上述见解及相关法律规定，无效合同的无效为绝对无效，因其所违反的是公共利益，因而应强调国家对合同效力的干预，使其终局的、确定的不发生任何效力，而不应对主张无效或确认进行时间上的限制。

此外，诉讼时效适用的标的限于请求权，亦即要求他人作为或不作为的权利，［12］该请求权为实体法上的请求权，而主张合同无效或确认无效的权利并非为实体法上的请求权。依法律规定，无效合同的无效是当然无效，并不以法院的确认为要件，但是当事人或者具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却可能对合同是否具有无效原因存有争议，不妨诉请法院确认无效。当事人或具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向法院提起确认之诉时，其所依据的权利并非为实体法上的请求权，而是民诉法上的请求权。需要澄清的是，民诉法上的请求权概念与实体法上的请求权概念是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的。德国著名学者卡尔?拉伦茨认为，“《民事诉讼法》上的请求权大多指，原告在诉讼中提出的权利主张．．．．．．原告只对于他所要求的给付才有实体法意义上的请求权。相反，在确认之诉中则无须把他作为《德国民法典》意义上的请求权来看待，因为在这样的诉讼中，诉讼的标的是一切权利或法律关系。[13]尽管《民事诉讼法》在这里也称在诉讼中提出请求，但实际上的意思是诉讼争议标的。”［14］由此可见，主张或确认合同无效的权利因其不属于实体法上的请求权而不能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法国旧法中，“无效”与“撤销”具有不同含义，但法国民法典在使用这两个概念时，并未加以区别。［1］德国民法则严格区分了无效与撤销，将法律行为分为无效法律行为、效力未定法律行为与得撤销法律行为。我国合同法沿袭了德国法的规定，将合同分为无效合同、效力未定合同与可撤销合同。一般认为，无效法律行为，不需要透过其他行为，即不生效力，学说称为当然无效。［2］无效合同系属无效法律行为。无效合同，是指已成立，因欠缺法定有效要件，在法律上确定地当然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的合同。无效合同不发生法律效力，是指不发生该合同当事人所追求的法律效果，而不是不发生任何其他意义上的效果。当事人对无效合同的无效存有过失的，须承担缔约过失上的责任，合同已履行的，当事人之间则发生返还财产的法律效果。我国合同法第58条、59条对无效合同的法律效果作了相应的规定，但是该规定尚存在不尽人意之处，有待进一步解释与完善。

一、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问题

无效合同与合同无效并非同一含义。无效合同是合同的种类之一，而合同无效则为合同的法律效果。无效合同是合同无效的原因之一，除无效合同之外，可撤销合同经撤销之后，效力未定合同未经权利人追认，合同解除权人行使解除权，以及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等都可发生合同无效的法律效果。我国合同法第52条虽然以“合同无效”进行表述，但其实际上就是关于无效合同的规定。无效合同是绝对无效［3］、当然无效、自始无效，而合同无效并非都为自始无效，一般认为继续性合同的解除不发生溯及无效的法律效果。虽然无效合同其无效为当然无效，但是合同是否有无效原因，当事人间有争执时，主张合同无效的当事人，不妨提起无效确认之诉，请求法院予以确认。

关于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问题，我国法律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反观国外立法例，则存在不同规定。法国民法典第2262条规定：“一切物权或债权的诉权，均经30年的时效而消灭，．．．．．．”，这一规定所确定的时效期限适用于对绝对无效行为的主张权利。［4］而意大利民法典第1422条则明确规定，契约因绝对无效行为而产生的诉权，不因时效经过而消灭。在我国民法学界，传统见解认为主张无效法律行为的无效不应有期限的限制，认为无效法律行为可在任何时候主张无效。［5］传统见解所持的理由为：因权利不行使经过相当时间而影响权利的存续或其行使的，或为除斥期间，或为消灭时效［6］其客体或为一定的形成权，或为一定的请求权，并不包含得主张或诉请确认法律行为无效的权利在内，从而权利人的永久地主张或诉请确认法律行为无效。并且，传统见解认为法律行为之无效以绝对无效为原则，而具有绝对无效原因之法律行为影响公共利益，瑕疵程度最为严重，更须彻底的阻止法律行为效力发生，故不应限制当事人或第三人主张或诉请法院确认无效的时间。［7］但是新近的观点认为，在此问题上应区分绝对无效与相对无效，认为在绝对无效的情形，法律行为的订定违反私法自治生活的基本法律秩序，国家否认其效力，其目的在于维护一般的、抽象的公共利益，因而法律政策上应尽量增加或提高法律行为被宣告为无效的机会。在相对无效的情形，法律行为虽具有无效的原因，但国家否认其效力，其目的在于维护个别的、特殊的利益或特定当事人的私人利益，因而为避免使无主张或诉请确认法律行为无效的他方当事人及第三人的法律关系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故而对主张无效应有一定期间的限制。［8］值得注意的是，该观点认为，就瑕疵法律行为在效力上的处罚类型而言，绝对无效的法律行为较接近或类似固有的、典型的无效法律行为，而相对无效的法律行为则较接近或类似于可撤销与效力未定法律行为。［9］因而，尽管传统见解与新近观点在绝对无效与相对无效的区分标准及其实益问题上存在分歧，［10］但是皆认为无效法律行为为（或近似于）绝对无效的法律行为，认为主张无效或诉请法院确认无效都不应该存有时间上的限制，以达法律政策上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

然而，我国有论者认为，无效合同的无效主张或诉请法院确认无效应适用诉讼时效。该观点认为无效合同制度与诉讼时效制度存在价值上的冲突，认为如果对主张合同无效的权利不加以时间上的限制，那么基于无效合同而产生的所有的法律关系就有可能永远处于悬而未决的不安状态，交易安全得不到保障，进而主张对于主张合同的权利，应该有一个期限的限制。［11］本文对此不敢苟同。法律行为无效的主张或确认，其权利行使期间限制的目的在于调和二种互相冲突的法价值，即国家对法律行为效力的干预与交易安全之间的冲突。关于如何调和该价值冲突，我国台湾学者有认为，应区分法律行为的绝对无效与相对无效进行分别处理，已如上述。而且，我国立法亦采相同做法。按照上述见解及相关法律规定，无效合同的无效为绝对无效，因其所违反的是公共利益，因而应强调国家对合同效力的干预，使其终局的、确定的不发生任何效力，而不应对主张无效或确认进行时间上的限制。

此外，诉讼时效适用的标的限于请求权，亦即要求他人作为或不作为的权利，［12］该请求权为实体法上的请求权，而主张合同无效或确认无效的权利并非为实体法上的请求权。依法律规定，无效合同的无效是当然无效，并不以法院的确认为要件，但是当事人或者具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却可能对合同是否具有无效原因存有争议，不妨诉请法院确认无效。当事人或具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向法院提起确认之诉时，其所依据的权利并非为实体法上的请求权，而是民诉法上的请求权。需要澄清的是，民诉法上的请求权概念与实体法上的请求权概念是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的。德国著名学者卡尔?拉伦茨认为，“《民事诉讼法》上的请求权大多指，原告在诉讼中提出的权利主张．．．．．．原告只对于他所要求的给付才有实体法意义上的请求权。相反，在确认之诉中则无须把他作为《德国民法典》意义上的请求权来看待，因为在这样的诉讼中，诉讼的标的是一切权利或法律关系。[13]尽管《民事诉讼法》在这里也称在诉讼中提出请求，但实际上的意思是诉讼争议标的。”［14］由此可见，主张或确认合同无效的权利因其不属于实体法上的请求权而不能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本案所涉及的装修他人房屋问题，具有普遍意义。在讨论开始，首先必须定义“装修他人房屋”的含义。我们所讨论的装修他人房屋，应指为自己计算而就有根据占有的他人房屋加以装修式改良，且对所生法律效果无约定的附合行为。该定义说明，首先，须装修房屋。如无房屋装修事实，本案的问题便无从谈起。其次，须装修他人房屋。若装修自己的房屋，则因任何人均不会与自己发生纠纷，亦即不存在法律问题。第三，须基于所有人的意思取得对房屋的占有，例如基于租赁、借贷、周转等契约是。这是因为，倘若非法占有房屋，则装修的效果便被非法占有的效果所吸收，而无须单独讨论。第四，须装修人为自己计算。装修人装修他人房屋既非履行法定或者约定的义务，亦非为房屋所有人计算。这是因为，若非如此，装修的法律效果即会依义务以及无因管理之债的规范来处理，而无须一般地讨论。最后，须对装修的法律效果无约定。若有约定，即依意思自治处理，也无须专门讨论。

一、装修他人房屋的物法效果

一谈到装修他人房屋的法律效果，民法人往往联想到“附合”或者“所有权的附合取得”。处理本案的法院也是这样，它正是依据民法中的不动产添附原理，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的。然而问题却是，在装修他人房屋关系中，附合取得有无适用余地？

（一）建材所有权因附合而消灭

装修他人房屋，自装修人方面而言，是对建材予以处分，使之附合于他人房屋。当这一附合实现之时，便是建材作为物消灭之日，它们从成为房屋不可分割部分的那一刻起，便不复保持独立形态和独立功能，不复充分物的要件。物消灭，自权利的角度看，以之为对象的物权也就消灭。李文认为“添附物”的所有权转移至房屋所有人（“即使当时的装潢为被告所建，其所有权也发生了改变，该装潢已不为被告所有，已经转移至原告”），对此，笔者不敢苟同。所谓“添附物”并不存在，又何来“添附物”的所有权？本无所有权，又何能移转？如果所指的是建材所有权，则该所有权也因附合而消灭；消灭的原因是对象消灭，而不是权利移转。

（二）房屋所有权不因附合而变更

摘要:保险合同法定解除的法律效果应当以矫正因违约方的原因或者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导致的利益失衡为导向。本文将对保险合同法定解除法律效果的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对保险合同法定解除是否具有溯及力的问题进行探讨。并且对保险合同法定解除的法律效果在立法上提出自己的建议，即保险合同法定解除应当具有溯及力，维护法律的明确性。

关键词:法定解除的法律效果;统一性;溯及力

一、保险合同法定解除法律效果的概述

对于保险合同来说，保险合同法定解除的法律效果，就是合同解除后对解除前的行为是否具有溯及力，即实质上就是溯及力的问题。溯及力主要体现在保险费的返还和保险金的返还上。如果保险合同的解除具有溯及力，那么在保险合同法定解除之后，保险人应当返还投保人支付的保险费。同样地，投保人也应当返还保险人已给付给其的保险金。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后是否具有溯及力，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否定说认为，保险合同的解除应当是没有溯及力的。持这种观点的学者的理由是合同法理论。合同法规定，对于继续性的合同，原则上应当无溯及力，原因在于继续性合同已经进行的使用或收益不具有返还性，而保险合同是继续性合同，因此保险合同解除后，是没有溯及力的。［1］肯定说则认为，保险合同解除后应当是有溯及力的。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保险合同虽然是继续性合同，但是它和其他的继续性合同在性质上是明显不同的。对于保险合同，合同解除后溯及力的有无主要涉及的是保险金与保险费的返还问题，保险金与保险费不仅仅是可以返还的，而且，如果不返还对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是极大的不公平，也无法保障保险业的正常健康发展。［2］折中说赞同现行保险法的规定，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保险合同的法定解除有无溯及力应当根据合同履行的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方法。还有一些其他的观点，比如认为保险合同法定解除是否应当具有溯及力，应当区分是违约责任还是非违约责任等等。

二、保险合同法定解除法律效果的法理学依据

从法理学的角度来看，立法者建立法律制度，总是通过预设违反该制度的法律效果，从而对多种多样的社会生活进行规制。法律为社会生活提供了一般的行为模式，使社会秩序能够得到维护。但是一旦行为人违反了法律为其设置的行为模式，违背了社会分配正义和交换正义时，法律会对其行为进行必要的管制与矫正，而这种管制与矫正也正好符合正义的要求。保险合同法定解除制度的设置，是保险法通过预设当事人违反保险法所规定的义务或者是当事人约定的义务时，对保险合同解除后的利益进行分配，以矫正因投保人违反合同义务或者是因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导致的双方当事人利益的失衡，实现对保险法律关系的规制与维护，实现公平与正义。法定解除制度的设置包含了两个部分，一是行为模式，一是法律效果。其中，法律效果是最为重要的部分，法律效果设置的科学与否，将直接导致保险合同法定解除制度功能的实现与否。法律效果规定地科学，将不仅仅可以矫正并且恢复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所期待的利益格局，而且可以实现对利益的再次分配，完成对公平的第二次分配。同时，也可以对违反义务一方的投保人进行警戒和惩罚，使其在预想违约之前考虑到违约的后果，从而对其行为有一定的规制。具体来说，保险合同法定解除的效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剥夺所得的利益和进行惩罚。从剥夺所得的利益来说，剥夺投保人对保险合同所享有的全部利益，换句话说，就是保险人既不用承担保险责任，也不用退还保险费用，而且对于已支付给投保人的保险金，保险人也有权利要求返还。此设计是具有合理性的，原因在于任何人都不能从自己过错的行为中获得利益，否则，将严重的损害社会公平与正义。进一步从风险承担的角度来说，由于投保人没有履行法定或约定的义务而导致了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所预期的利益没有实现，那么由违反合同义务的投保人进行承担这种不利后果，也是合情合理，符合公平正义，也是最有效率的公平。从进行惩罚来说，对投保人进行惩罚，就是对投保人的违约行为所采取的措施应当足够的严厉，从而实现对违约方违约的阻止的客观效果。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规制行为-法定期间内相匹配的反向交易；法律效果-归入权的产生及适用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短线交易规制制度不同于一般的证券交易限制或禁止制度、反向交易-“买进”、“卖出”、交易行为的确定-以立法目的为导向、6个月法定期限、超过此期间，正常的市场波动足以阻止内幕交易的企图、长期投资通常会导致投资者真正的、确实的地位的变化、现实的证券交易主体和交易的内容是千差万别的、机构投资者之豁免、按比例获得证券之豁免、其他豁免规定、形成权说认为归入权具有形成权的作用、现行的各国关于归入权的规定、收益归属确认要素、归入权的作用形式：请求权抑或形成权、与公司的作用：权利抑或义务、与短线交易人的作用：义务抑或责任、短线交易收益计算方法等，具体请详见。

短线交易是指上市公司特定内部人员在法定期间内对该上市公司的权益证券（equitysecurity）为相匹配的反向交易的行为。该行为是公司内部人员利用内幕信息从事内幕交易的一种重要形式。短线交易规制制度即是以赋予上市公司归入权的方式来对短线交易行为进行规制，以吓阻内幕交易、维持投资者对证券市场公正性和公平性的信赖、保证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本文主要从规制行为（法定期间内相匹配的反向交易行为）、法律效果（归入权的产生及适用）两方面对短线交易规制制度进行分析探讨。

一、规制行为-法定期间内相匹配的反向交易

（一）规制行为

短线交易规制制度不同于一般的证券交易限制或禁止制度，一般的交易限制或禁止制度所针对的交易行为是某一次交易，或是买进或是卖出。而短线交易规制制度规制的则是在短期内连续发生的、相匹配的反向交易的组合，至少包含一进一出。这里主要涉及三个问题：

1.反向交易-“买进”、“卖出”

立法效果评估就是由立法机关专门委员会、有关政府部门、人大代表、社会公众、专家学者等机构和个人对现行立法在实施中的效果进行分析评估，最终形成评估报告报立法机关，然后再由立法机关针对立法缺陷及时加以矫正和弥补。近两年，地方立法机关相继启动立法效果评估工作：2004年，云南省人大常委会选择邮政条例、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农村土地承包条例这3件地方性法规，开展了以“透过实践看得失”为主题的“立法回头看”活动；今年7月，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对两年前制定出台的《福建省青年志愿服务条例》实施情况和社会效果进行全面调查评估；日前，《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的立法效果评估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对它的评估工作将持续到年底。以上立法效果评估的启动与实践对推进地方立法工作的科学化水平和立法过程的健全完善，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我们知道，立法的目的在于通过实施法律，有效地约束和规范社会生活。因此，法律实施的效果是检验一部法律是否具有科学性、是否被公众普遍遵守和认可、法律本身及实施环境是否存在问题的基本标准。我国现行立法制度一直高度重视立法后的检查监督制度，比如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有权对立法提出意见和建议的立法监督制度，以及立法机关经常进行的执法检查制度等等。但它们关注的都是立法后法律实施状况的某一个方面，并不是对某部法律法规从制定到实施各个环节的综合总结评价。通过立法效果评估，全面、系统、客观地掌握法律实施情况，即对法律法规进行系统的立法效果评估，至今还是一个法律空白。据报道，上海市人大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上海共有180多部地方性法规，但一直没有做过立法后评估，成为“以往立法中比较忽略的一块”。如今，立法效果评估的启动将有助于完善立法环节，提高立法质量，填补立法评估制度空白，从理论到实践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次，立法效果评估是促进立法观念转变的一项具体措施。自觉摆正位置，主动查找问题，让执法者和人民群众给立法工作者提意见，从而总结立法工作经验，检验立法工作得失，并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群众观、实践观的认识，强化为民立法、立法为民的思想，这对提高立法工作的针对性、可操作性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事物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任何一部法律法规都不可能天衣无缝一劳永逸，随着立法背景时过境迁和法律实施外部条件不断改变，不少问题与不足在长期的法治实践中必然会暴露出来。没有法治至上的决心诚意，恐怕是不敢贸然评估的。从此意义讲，以上三地人大的立法效果评估也体现了立法机关实事求是的务实态度和自我否定的可贵胆识。

再次，立法效果评估以实证调查为基础，可为法律法规的立、改、废提供实践依据。任何时候立法本身都不是目的，立法的根本目的在于实施法律，在于使法律符合民意，在于法律法规能够有效地约束和规范社会生活。因此，法律实施的效果是检验一部法律是否具有科学性、是否被公众普遍遵守和认可、法律本身及实施环境是否存在问题的基本标准。而这些情况必须通过“立法后评估”才能够全面、系统、客观地掌握，即立法效果评估能够对诸如法律制度是否合法合理、是否维护了公平正义、是否保障了人权秩序、是否产生了应有效益、是否需要废除抑或继续保留完善之类问题作出回答。立法机关在此基础上对产生偏差者进行纠偏矫正，对出现漏洞者打上“补丁”，对不够周全者进行修订完善，对不合时宜者及时撤销废止，以便有针对性地改进地方立法工作，同时还能够进一步分析取得成效的原因，从而总结出立法工作中带有规律性的成功经验，从而实现依法治国的与时俱进。

［摘要］程序正义是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的形式路径，司法技术是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的实质路径，但程序正义和司法技术对于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因此，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要将程序正义和司法技术结合起来，共同互助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

［关键词］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程序正义；司法技术

Abstract:Althoughproceduraljusticeistheformofthewaytoachieveunificationoflegaleffectandsocialeffect,andjudicialtechnologyisthephysicalwaytoachieveunificationoflegaleffectandsocialeffect,thereexistinevitablelimitationsforproceduraljusticeandjudicialtechnologytoimplementunificationoflegaleffectandsocialeffect.Therefore,thecombinationofproceduraljusticeandjudicialtechnologyisnecessaryinimplementingunificationoflegaleffectandsocialeffectsoastomutuallypromotethejudicialrealization.

Keywords:legaleffect;socialeffect;proceduraljustice;judicial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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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程序正义：形式路径

一、法律诊所对学生培养的积极作用

法律诊所教学的目的应该体现通过法律实践来巩固法律基本知识、达到培养学生法律思维的效果，运用法律知识和法律思维来解决实际问题，最终培养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因为“法的最终目标是提供实践性的准则”［2］。所以，以实践为导向是法律诊所对法学教育的最大启发，也没有离开法学教育对学生实践能力培养这一根本目标。

二、法律诊所创新法学教育模式的功能

法律诊所教学，突破传统的法学教育教学模式，增强法学教育的整体教学效果。众所周知，法律诊所采取的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与传统的理论教学不同，是典型的实践性教学。法律诊所模式是法学教育的一种创新，而创新是提高质量的灵魂。所以，法律诊所的开展关系法学教育质量的提升。根据2012年《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的意见》，在协同创新方面，鼓励高等学校通过多种形式自觉服务于区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推动高等学校服务方式转变，为地方政府决策提供战略咨询服务。而法律诊所教育正是协同创新的一个良好体现，是高等教育与经济、文化有机结合的一个平台。有学者指出：模拟法律诊所课程应作为法律专业的一门必修课在本科和法律硕士生教学中设置［3］。法律诊所的运行要具有可操作性，要有良好的制度规则。因为诊所教育过程中，学生完全参与进来的，这样可以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教师是指导者和引导者，而学生在诊所教育中始终积极参与且处于一个核心地位。通过教师对典型案例的介绍，更多的是让学生们分析、学生们讨论等方式进行理论授课，再利用课余时间通过教师带领学生进社区的方式指导学生运用法律专业知识进行法律服务，内容包括法律咨询、普法宣传、法律文书、进行公民等活动。这样的教学方式教师就不再是教学内容的讲授者，而也与学生同为参与者之一，让学生有了自己的定位，才能避免流于形式，使理论和实践很好地结合在一起。这使得法学教育的整体教学效果有了很大提升。

三、法律诊所教学模式下教师的定位

法律诊所教学能充分提高教师的教学效果，不断增强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培养具有较强实践能力的法学应用型人才，是高等院校法学院系发展的根本目标之一，而高校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是这一目标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但事实是，我国大多数高校教师的实践能力普遍偏低，需要进一步改善。高校法学院系教师通过法律所教育，可以增强实践教学能力、提高教学效果，增加法学教育的整体教学效果，这也是法学教育社会效果的一个真实反映。法学教育中，传统的教师教学是以法学的基础知识、基本原理为中心的，侧重于理论教学。这样的不良后果之一就是学生们通过课堂学习后，虽然可以掌握法学基本理论知识，但是法学实践能力偏弱，而直接的体现是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也不足、教学效果不理想。通过法律诊所的案例演绎的实践教学、带领学生进社区进行普法宣传、积极提供法律援助等多种形式，使教师本身也在不断更新知识、提升法律知识运用的能力，达到了教学相长的效果。由此，法律诊所的教学模式改变了以往单一讲授的特点，不仅增强了学生对法学实践的认知，也提高了教师的理论联系实践的能力。所以，法律诊所模式在法学教育中的重要意义之一，是提高教师的教学效果、提高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