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文件范文10篇

摘要：规范性法律文件的简称作为法的名称的一种变体，也应该如其全称一般具有一定的指称功能。要实现法的简称的规范化和统一化，避免立法、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援引简称的随意性，应在遵循简明性、识别性和合法性原则下，实行法律文件简称的法定化。

关键词：规范性法律文件；简称；简明性；识别性；合法性

每部规范性法律文件都由许多功能各异的结构要件组成，而名称是其第一层次的必备要件。一般性文章的标题应无定式，而法律文件在法治国家的重要性决定了其名称也要规范、统一。一个科学、完善的法律文件名称应该能够揭示该文件的性质、内容、适用范围和效力等级等诸多信息。我国法律法规的全称基本上包括三个组成部分：一是反映法的适用范围或制定主体的词汇；二是反映法的内容的词汇；三是反映法的效力等级的词汇。而且这三个构成要件一般按照固定格式排列组合，且比较整齐划一，即法的全称=法的适用范围／制定主体+法的内容+法的效力等级。为了表达简洁起见，很多法律文件在援引其他法律文件时倾向于规定并使用其简称。由于目前我国立法实践中还没有确立像英美国家法律那样用专条专款规定各自简称的惯例，很多法律文件随心所欲地简化自己以及其他法律文件的名称，造成同一法律文件在不同法律语境下拥有不同名称的的普遍现象。

一、简称的主要表现形态

在现行规范性法律文件里使用的简称中，上述三个要件有如下五种排列组合模式，其中第2种和第4种模式可以分别看作是第1种和第3种的两个变体：

1.简称=内容+效力等级，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

摘要：规范性法律文件的简称作为法的名称的一种变体，也应该如其全称一般具有一定的指称功能。要实现法的简称的规范化和统一化，避免立法、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援引简称的随意性，应在遵循简明性、识别性和合法性原则下，实行法律文件简称的法定化。

关键词：规范性法律文件；简称；简明性；识别性；合法性

每部规范性法律文件都由许多功能各异的结构要件组成，而名称是其第一层次的必备要件。一般性文章的标题应无定式，而法律文件在法治国家的重要性决定了其名称也要规范、统一。一个科学、完善的法律文件名称应该能够揭示该文件的性质、内容、适用范围和效力等级等诸多信息。我国法律法规的全称基本上包括三个组成部分：一是反映法的适用范围或制定主体的词汇；二是反映法的内容的词汇；三是反映法的效力等级的词汇。而且这三个构成要件一般按照固定格式排列组合，且比较整齐划一，即法的全称=法的适用范围／制定主体+法的内容+法的效力等级。为了表达简洁起见，很多法律文件在援引其他法律文件时倾向于规定并使用其简称。由于目前我国立法实践中还没有确立像英美国家法律那样用专条专款规定各自简称的惯例，很多法律文件随心所欲地简化自己以及其他法律文件的名称，造成同一法律文件在不同法律语境下拥有不同名称的的普遍现象。

一、简称的主要表现形态

在现行规范性法律文件里使用的简称中，上述三个要件有如下五种排列组合模式，其中第2种和第4种模式可以分别看作是第1种和第3种的两个变体：

1.简称=内容+效力等级，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

在涉外经贸合作中，一般都需要涉外律师参与谈判、起草文件、提供咨询、进行见证等事宜。作为一名从事涉外工作的律师在进行上述工作时，不仅要有驾驭中文经贸法律文字的能力，而且要有驾驭英文经贸法律文字的能力。本文拟就涉外经贸法律文件起草与翻译的有关事宜分述如下。

一、经贸法律文件起草与翻译前的准备工作

在国际贸易的交往中，双方通过谈判或函电达成协议后，大都需要另行签订正式的书面文件（合同），以作为某项行为成立的依据。在起草与翻译经贸法律文件前，准备工作是极为重要的。在我国对外贸易的实践中，时常会发生一些纠纷或索赔，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合同签订或翻译的不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准备工作是起草和翻译涉外经贸法律文件的必经阶段。周密、充分的准备工作，将预示着一篇合格的经贸法律文件的诞生。既然准备工作如此重要，而不同种类的经贸法律文件又各具特色，很难作出总的概括，这里只能就一般性问题，略述一二。

着手起草与翻译之前，应首先确认准备起草和翻译的是一篇何种内容的经贸法律文件，以便事先熟悉以下有关的专业知识，因为一篇经贸法律文件往往涉及许多方面的知识。如一份《专有技术合同》除包括许可证合同的计价方法、支付方式和合同格式等专业知识外，还设及到技术、经济、贸易、法律等学科。因此，在正式起草和翻译之前，熟悉一下有关部门的专业知识和需要准备的资料或工具书，对有关资料进行有目的的收集与选择是大有益处的。特别是经贸法律文件中词语的要求，是相当严谨和精确的，有时为了排斥歧义的产生，必须保持一种译文。在起草和翻译前，要勤查专业书籍，对每个词语和术语要进行精确地选择，绝不允许文字上有一点的随意性。拿“offer”和“acceptance”这两个词来讲，普通的英文词典中“offer”被解释为：“提供、提议、意图；“acceptance”被解释为“接受、领受、验收”等意思，但在一份商务合同中，“offer”只能译为“要约”，相应的“要约人”是“offerer”；“acceptance”只能译为“承诺”，相应的“承诺人”就是“acceptor”。例如在起草专有技术合同中的计价方法时，经常碰到两种价格，即：“统包价格”和“提成价格”，翻译这两种价格时，一定要弄清其实质含义，绝不可信手拈来。第一种价格，实际上是一种“一次总算”的计价方式，具体做法是把技术转让的一切费用在签约时协商谈妥，然后在合同中明确地列出合同的总价和若干分项价格，故译为“Lumpsumprice”；后一种价格，是一种滑动的计价方式，具体做法是在项目建成投产后，按合同产品的生产数量或净销售额提取一定的百分比费用，作为技术转让的酬金，这种百分比实际上是一种“提成率”，因此，“提成价格”被译为“Royaltyprice”.

在起草一篇经贸法律文件前，律师还要认真慎重地研究规定交易双方当事人的各项权利和义务，做到：准确、完整、清楚、具体。因为一个贸易合同一经签订，合同各方则必须全面履行，否则纠纷和索赔随之产生。

法谚说：“无救济的权利即非权利。”法定化的权利分为宪法权利和法律权利，与此相对应，法上的救济亦分为宪法救济和法律救济。宪法救济是与法律救济相对应的概念和制度。我国已建立了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刑事诉讼等普通法律诉讼制度，以在公民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救济公民的法律权利。但是，关于宪法救济却只有宪法和有关法律上的规定，还没有形成制度性的、实效性的、可操作性的程序，还无法给宪法权利的受害者提供真正的保障。因此，完善和健全我国的宪法救济制度，关乎我国宪法的权威，关乎我国宪法的生命，关乎我国人权保障理念的落实，可以说这一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

我认为，依据我国所奉行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体制，以及在宪政体制下的国家权力构造，我国只能依然坚持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提供宪法救济的体制①。本文仅拟就我国在现有基础上，宪法救济制度如何完善问题，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

一、宪法救济的主体

依据宪法规定，在我国，监督宪法实施的主体是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虽然是从宪法监督的角度作出的规定，但也可以理解为我国提供宪法救济的主体是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立法法第九十条第一款、第二款和第九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在我国，提供宪法救济的主体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应该承认，由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供宪法救济是符合我国的宪政体制的。问题是，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能否提供具体的宪法救济？

全国人大是我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因代表人数过多②，只能作为非常设机关存在，每年只能开一次例会③，一次例会通常为10天左右。在每年一次的例会上，所要讨论和决定的议题非常之多，亦非常广泛。多数情况下，代表们只能按照选举产生的地域和职业为单位开会讨论问题④，而较少举行全体会议，就是明证。没有时间和精力来提供宪法救济，应当是确定无疑的事实⑤。

随着国家权力的正常运转和法治程度的提高，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主要由全国人大行使，是不现实的。因此，根据现行宪法的精神，主要是由作为全国人大常设机关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来行使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⑥。根据宪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达到21项之多。全国人大常委会虽为常设机关，根据全国人大组织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一般也只是每两个月举行一次会议。可见，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来行使具体的宪法救济的权力也是不现实的⑦。另外，组成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有200多人，由这样一个庞大的合议体来行使宪法救济的权力更是不现实的。更何况，进行宪法救济所需要的不仅仅是政治素质，还需要具有非常丰富的宪法知识和法律知识。

摘要：依据我国所奉行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体制，以及在宪政体制下的国家权力构造，我国只能依然坚持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提供宪法救济的体制①。本文仅拟就我国在现有基础上，宪法救济制度如何完善问题，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

一、宪法救济的主体

依据宪法规定，在我国，监督宪法实施的主体是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虽然是从宪法监督的角度作出的规定，但也可以理解为我国提供宪法救济的主体是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立法法第九十条第一款、第二款和第九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在我国，提供宪法救济的主体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应该承认，由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供宪法救济是符合我国的宪政体制的。问题是，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能否提供具体的宪法救济？

全国人大是我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因代表人数过多②，只能作为非常设机关存在，每年只能开一次例会③，一次例会通常为10天左右。在每年一次的例会上，所要讨论和决定的议题非常之多，亦非常广泛。多数情况下，代表们只能按照选举产生的地域和职业为单位开会讨论问题④，而较少举行全体会议，就是明证。没有时间和精力来提供宪法救济，应当是确定无疑的事实⑤。

随着国家权力的正常运转和法治程度的提高，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主要由全国人大行使，是不现实的。因此，根据现行宪法的精神，主要是由作为全国人大常设机关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来行使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⑥。根据宪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达到21项之多。全国人大常委会虽为常设机关，根据全国人大组织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一般也只是每两个月举行一次会议。可见，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来行使具体的宪法救济的权力也是不现实的⑦。另外，组成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有200多人，由这样一个庞大的合议体来行使宪法救济的权力更是不现实的。更何况，进行宪法救济所需要的不仅仅是政治素质，还需要具有非常丰富的宪法知识和法律知识。

根据立法法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主要由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制工作委员会协助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供宪法救济。但是，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有十余个之多，分别有不同的工作内容和工作任务；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制工作委员会只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下设的工作机构，在宪法上和法律上都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⑧。因此，分散地由全国人大不同的专门委员会协助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供宪法救济，难以保证统一的标准；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制工作委员会协助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供宪法救济，难以具有社会公信力。

摘要:在现今中国立法体系中，地方立法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最终所形成的法律文本反映着当地立法机关对法律创设、实施过程、权利义务分配的价值追求和判断，担负着为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制定标准的使命。地方立法工作是否科学、民主、准确以及地方立法质量的优良对中国法治建设影响深远，所以地方立法必须严格按照理性的立法规则来指引，从而实现一部地方性法规能真正追求公平、正义的社会理想和社会目的。

关键词:地方立法;评估;价值

一、我国地方立法后评估制度现状分析

我国的地方立法后评估制度于2004年正式确立，在实践过程中，已有十几个省、市制定了适用当地的立法后评估规定、立法后评估细则等法律规范性文件，试图通过制定一系列相关技术性较强的评估标准来引导和提升地方立法的质量水准。但是由于中央统一领导下的两级立法体系对地方立法权限的限制存在着一些严格和苛刻，地方权力机关仅能停留在有限的地方性事务立法权限上进行立法，涉及地方管理事项较多，对可能触碰刑法、立法法等地方立法权限边界则很少进行探索和创新，所以地方立法后评估的空间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挤压。根据所掌握的数据来看，我国地方立法后评估目前基本由以人大常委会为主导的法规评估型和以政府为主导的规章评估型组成。同时，我国还尚未形成适用各地方统一的、完备的、科学的地方立法后评估指标体系和地方立法后评估技术参数，各地方的立法后评估指标体系因为评估主体所选择设定的评估价值指标不同而有所不同。由于更加完善、客观的地方立法评估标准体系没有建立就会导致评估标准难以进行定量化分析，同一标准最后往往出现了不同的内涵，缺乏稳定性。［1］所以在实践中，各地方评估后活动发展并不平衡，评估过程中对标准的运用也不一致，除了以上海为代表的人大常委会为主导的法规评估型和以广东省为代表的政府为主导的规章评估型，还有针对个案所进行的地方性法规评估。另外，各地方所制定的立法后评估制度也大多是立足于本地经济发展现状、文化民族特色，大多是参照立法法针对当地法律文件中的条文进行位阶性、框架性、逻辑性、技术参数的评估。以包头市东河区人大常委会2016年8月1日开展的《包头市城乡规划条例》立法后评估为例，其评估的内容中就包括“条例”的有关法条规定是否符合内蒙古自治区实际、是否具有地方特色;“条例”有关条文是否存在与现行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家有关政策的规定不一致的问题;“条例”修改或者废止的建议等内容。这种评估制度虽符合实际，但这种评估体系并不能全面反映出当地立法中的实用性和具体操作性，照搬照抄多，模糊性强、针对性少，导致各地各层级重复立法后评估现象频繁。［2］最后，我国立法后评估程序还不十分完善和规范，由于立法后评估一定是对已经生效的法律性文件进行评估，其必然应由很多客观标准、具体步骤、实践环节等构成，从而才能保障法律、法规真正实现立法者想要追求并达到的预期效果。但是，根据所掌握的数据来看，国家机关主导型立法后评估缺少社会大众民意的数据统计，仅停留在内部评估层面，影响评估结果的公正性;社会主导型立法后评估往往缺少相应的公众启动议程、评议平台和途径等。［3］

二、国外地方立法评估制度现状分析

立法后评估制度在国外相关立法理论和实践中已相对成熟，其最早产生于美国科罗拉多州的“日落法”，这一法律文件明确当地法律性文件的评估日期，该日期一到，这一法律性文件就需要得到立法机关的再次批准，如批准不通过，法律性文件便会失效，由此开创了立法后评估制度。当然这一制度最初采用的是政府绩效预算评估模式，后又逐渐演变成SMART模式，即采用明确的、可评价的、现实的、有时限性的综合标准来考核立法的质量，近几年美国立法后评估制度还引入了5E标准，重视和推崇公民满意度标准。随后英国、德国、韩国等国纷纷效仿并在本国相继展开有关公共政策法律实施效果的评估活动，以期对其立法目标的实现状况、法律执法成本等内容进行定期评价来考核立法质量，进行进一步修改和完善。例如，在英国，国家审计署运用3ES标准对法案的实施情况进行考核，3ES和美国的5E标准很相近，二者都关注法律的预期效果与实际实施效果之间的比例关系，尽可能通过量化手段对法律实施过程中的各个阶段进行全面综合评估，当然英国更注重环境和企业评价态度。在德国，立法后评估更强调过程性评价，涵盖事先评估、事中抽样跟踪评估、事后评估等阶段，其中对事后评估又采取了成本效益效应、规范可接受性标准进行考核，这样在肯定法律法规积极作用的同时又注重了法律法规的实施效果和对社会所产生的副作用，从而提高德国地方立法成本的利用率。在日本，立法后评估着重于人民大众的满意程度，选出民众息息相关的条款进行评估，标准立足于社会生活现状中的都市基础设备、垃圾废品再利用、老年化等11个领域229个评估指标，对地方法律实施中效果进行评估，来决定法律文件或法条的修改、废止。与国外立法后评估制度相比，我国在理论与实践方面都略显单薄，评估标准差距也很大。所以，有必要在实践中结合经验教训，进行积极探索，借鉴国外立法后评估制度，构建我国地方立法后评估标准体系。

[内容提要]：我们要从科技意识形态出发，去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它不应当仅仅是主观任意的“部门法体系”而已。它是既有内在逻辑关系又有相对独立的各个部分间构成的系统，即我国的立法体制、现行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体系和部门法体系的总称。这个法律体系应该既具有世界范围的法律体系的一般性，又具有突出的中国特色：一元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性和重在控权性。它生成于后现代，必须适应多元社会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及科技时代的需要。它是中国法制传统与后现代法文化相融合的集中表现。

[关键词]：中国特色，法律体系，定义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含义，虽然我们已经有了一些认识和理解。但是，由于我们对法律体系的概念和理论的认知和探究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因此，本文试图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概念作点新的思考和定说。

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认识的局限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逐步全面深入地展开和向前发展的需要，积极尽快落实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针对法律体系的建立，我们曾经提出过：“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难看出，这些提法它们的含义是不相同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从社会主义性质和制度上，从区别于资本主义及其他法律体系而界定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和特点出发，提出的法律体系概念。社会主义社会的要求是多方面的，远不至于仅市场经济方面的要求，所以，这个提法有明显的局限性。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这种提法显然法律体系的覆盖面太窄，而仅涉及的是有关市场经济活动相关法律构成的体系，并不是法学中一般所指的法律体系。相比之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一提法和概念是科学的，突出的表现在：（1）反映出法学中一般所指的“法律体系”概念，或曰具有法律体系的一般性。（2）反映出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和要求，有别于其他类型的法律体系。（3）反映出中国特色与传统和个性与普遍性的结合。

现在，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持有正确、全面和系统的认识，其中最关键也是最基础的是对“法律体系”这个法学中重要概念要有一个比较统一和一致的认识和看法。

摘要：空白罪状作为刑法典中大规模适用的立法模式，在推进司法进步的同时也与罪刑法定原则产生了一系列冲突，体现为与法定性、明确性及禁止处罚不当罚行为的冲突，限制了其进一步的司法适用。鉴于此，空白罪状必须做出相应的改进，需要明确引用范围、增强确定性、建立补充规范与刑法条文配合时的协调机构以及以立法解释的方式来确立不同位阶法条冲突的适用规则，从而帮助刑法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关键词：空白罪状；罪刑法定；补充规范

空白罪状在现行的司法适用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通过在刑法典中引入空白罪状的立法模式，可以从技术手段上有效降低立法成本，在精简刑法典的同时保证刑法典的全面性，有助于中国司法体系的成熟和发展。伴随着空白罪状这一概念的提出，空白罪状与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紧张感，这种双方间微妙的关系影响着空白罪状在司法领域的实际适用，导致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着一定的适用障碍［1］。但其实际上空白罪状并非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对立，而是补充与完善。

1罪刑法定视角下空白罪状的缺陷

1．1空白罪状与法定性要求的冲突。伴随空白罪状适用范围的拓展，空白罪状与法定性出现的冲突也越来越多，第一就是空白罪状与法定性要求有冲突，其引用的法律条文错综复杂，“不由立法机关所决定，却主要依赖或者说是完全依赖行政法规和部门、地方性规章的内容，如此适用空白罪状最终使行政机关变成刑事立法者，破坏罪刑法定的价值和精神。”［2］如果先行的空白罪状不作出相应的改变，补充规范的范围甚至可以引申到行业守则这一法律位阶上，那么行业守则算不算“法”？在何种特殊的情况下可以算“法”？算“法”时使用的程度上由什么限制？这都将是值得探讨和研究的问题。这些直接面临的问题削弱了刑法的严肃性，进而使得出罪和入罪标准不再稳定，也可能造成人为扩大定罪范围的风险，使罪刑法定原则产生偏移。刑法作为裁判规范与行为规范的结合，要保障群众对于法律文件的预测可能性，空白罪状的范围和法律位阶的跨层越大，将会导致一般人提前知晓案情的可预测性就越低，从而破坏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定性［3］。1．2空白罪状与明确性要求的冲突。除了空白罪状的不稳定性因素对法定性造成的危害，对于罪刑法定原则中的明确性的要求，空白罪状也会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挑战。刑法中空白罪状集中在分则中对于罪状的描述，可以说罪状的首要原则就是明确性。对明确性的定义有的学者认为：“刑法明确性包括文字清晰、意思明确，只有这样才可以显示立法宗旨和刑罚范围，保障公民对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以及对应刑罚的预测可能性，使刑法充分发挥保障功能且确实安全。”［4］除此以外，张明楷教授认为：“判断明确性应依据有通常判断力的人能否在具体场合判断某行为是否以该法规为基准来判断。”［5］在国外相关领域的理论中，日本最高裁判所认为，“判断某个刑法法规是否因不明确而违反刑法第31条，要看有通常判断力的一般人能否在具体场合判断某行为是否依赖该法规来决定。”［6］在意大利宪法法院的认定中，“犯罪构成的明确性并非完全依赖描述性罪状，约定俗成的概念和客观理解的社会价值理论亦可。”［7］法律不可能是单一且固定的，现阶段的法律条文所采用的形式只能是在详尽的列举式规范和简略而模糊的规定中摇摆，空白罪状就是后者的典型形式，将刑法的明确性要求引用到了刑法典自身之外。空白罪状的立法模式既然是法律模糊性语言使用技巧的运用方式之一，那么也因此成了影响刑法典明确性的诱因之一。如果单纯是因为立法难度的简易性而大幅度采用空白罪状这种模糊式的语言技巧，随之而来的便是公民对于法律理解确定性的降低。在现行的司法局面之下，大规模地使用空白罪状无疑是加重群众负担和责任的行为，空白罪状引用的越多，人民群众所要了解的法律条文也就越多，刑法条文越不明确，人民群众的行为预测力也就越弱，这将会导致人权和法治的冲突。可以说，空白罪状与明确性的冲突与拿捏会是立法机关在制定立法界限时的重要考量标准。1．3空白罪状与禁止处罚不当罚行为的冲突。禁止处罚不当罚行为中，空白罪状可能存在的风险有两方面：一是由刑事司法人员对补充规范进行违法性评价，因其不熟悉行政法规的适用环境，加大了错判的风险。二是如果由行政法规来判定行为的违法性，在立法上存在风险。因为实际适用范围的不同，导致行为判断的随意性过大，同一行为在此地合法而在彼地却又不合法，导致了补充规范的不均衡性［8］。在空白罪状中，以下几种行为不可处罚：一是合法权利间的冲突行为，不适合将其当作犯罪来处理。二是对于违反程序性规定的行为，要根据其身份的不同在定罪方面做出不同的选择，若依据空白罪状能够判断行为人具有一定的身份，那么此时由于其不行使职权而有可能因此获罪，同理，对于一般的行为人，则不可以轻易地对其定罪。三是对于发生频率较低的犯罪行为，由于其偶然性较大，也不适合作为违法行为的类型化描述，不存在进行具体规制的基础。在现有的法律格局之下，面对引用的空白罪状，构成犯罪与否是由刑法典本身确定还是由引用的法律、行政法规确定，目前为止还存在着一定的疑虑。空白罪状与禁止处罚不当罚的行为之间有着模糊区域，某些空白罪状中引用的行为是否本身已经是禁止处罚不当罚的行为，需要司法工作者自己进行判断，正是因为这两者之间冲突的存在，对于空白罪状的处罚性依旧值得研究。

2罪刑法定视角下空白罪状的改进路径

摘要:自建国以来，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早已在法律体制系当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然而，虽然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具备诸多的优点，但在经济和社会不断变革的形势下，其缺陷也越来越明显。包括没有设立相应的监督机构、法律法规与诉讼程序缺乏完善性以及公民取得宪法权益有较大的难度等。所以，必须不断完善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基于此，本文探讨了现阶段我国宪法监督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完善策略。

关键词:宪法;监督体制;完善策略

我国的宪法监督体制形成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当中，其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基础，不断吸取并总结我国国内与宪法监督有关的实践经验及教训，同时包含着国外较为先进的立法经验，符合了我国当前的法律情况。宪法监督体制对于宪法尊严的树立以及维护并保障宪法的全面落实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能够确保相关的法律条文更加顺利地实施，其涵盖了相应的机关、组织、个人遵纪守法以及按宪执行的法律与法律程序等。

一、当前我国宪法监督体制存在的不足之处

(一)缺少相关的监督机构。从政治层面上讲，国家的权力掌握在人民的手中，通过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就能够使人民获得应有的利益。立法权与监督权由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行使，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其不仅要行使相应的立法权、法律修改及解释权，同时还要全面审查其他相关部门所制定的法律文件，这样就加大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量，导致其无法对宪法进行全面的监督。(二)法律支持与程序保障不够充足。在我国的四部宪法当中，尽管三部宪法均对相应的监督制度进行了规定，但都缺少具有较强先进性、适用性和能够维护并确保宪法顺利实施的相关条文。权利与救济必须同时存在，否则也就无法发挥出权利应有的作用。我国宪法监督的主要法律依据仍是宪法中的相关规定，没有专门用于宪法监督的法律法规和较为完善的法律程序，导致宪法监督在实践当中不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三)宪法监督的范围比较狭小。从当前宪法的相关规定来看，其基本上就是对规范性法律文件进行监督，涉及到的主要有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等。因现阶段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仍未明确规定相应的违宪行为，宪法的实施不能得到充分保障，加大了开展违宪审查工作的难度，不仅降低了我国宪政制度的建设效率，还影响了依法治国方针策略的全面落实。(四)未能充分发挥出公民的监督作用。在我国，人民作为国家的主人对于宪法监督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然而，在实际监督当中却并没有充分发挥明显的作用。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首先，经过几千年的时间，我国的法制传统仍处于重视实体忽视程序的阶段，这就使得人们缺乏较强的民主法治意识，没有真正做到守宪、护宪和遵宪;其次，我国在法治方面的发展速度较为缓慢，缺少完善的法制体系，公民所拥有的宪法监督权缺少长期性和有效性。所以，必须尽快以法律法规为基础，对相关制度加以有效更新，使公民能够充分发挥出监督作用。

二、完善我国宪法监督体制的相应策略

语言多样性是人类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每一种语言都对应着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智慧，任何一种语言的消亡都是人类文化的重大损失。学习母语包括两个层面，一是自然状态的学习;一是有计划的系统教育。“正规教育对语言的保持、发展和消亡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1］少数民族差别权利“实质是在公民基本权利之外通过宪法或特别法律规定的，以包容文化差异和尊重文化多样性为目的、通过差别待遇行使的特别权利”。［2］少数民族母语是文化差异表现和文化多样性的组成部分。“涉及母语的语言权既包括对一种母语的认同权，又包括一种或多种母语作为媒介进行教育和公共服务的权利”。［1］少数民族母语教育差别权利是在法律同等待遇平等的基础上，国家保障少数民族群体和个人自由选择母语学习和接受母语教育差别待遇的特别权利。少数民族母语教育差别权利的法律保护自近代以来呈现国际化趋势。当前，关于少数民族母语教育差别权的内涵、性质、目的、内容、国家义务及救济等，在理论与立法两方面存在着许多争议，从国际立法地位、权利内容、国家义务等角度剖析少数民族母语教育差别权利的成就和缺陷，有助于深化我国少数民族母语教育差别权利的理论认识和推进现实生活中的立法实践。

一、少数民族母语教育差别权利的国际法地位

少数民族母语教育差别权得到国际法的确认和保护。少数民族母语教育差别权的国际法地位的确认，经历了有限具体认可、法律间接承认再到立法一般保护的复杂过程。1815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少数民族母语教育差别权利的有限具体认可时期。1815年之前，除双边协定外，任何国际条约都未涉及语言人权。1815年通过的《维也纳会议决议》第1条规定了某种保护少数民族母语的措施，其他一些条约有明确规定包括少数者语言学校在内的文化机构都受保护。《巴黎和约》规定:在母语不是官方语言的国民占居民的相当比例的城镇和区域，提供适当的设施以确保这些国民的子女获得以其母语为媒介语的小学教育。［3］说明该时期国际法有限具体承认少数群体母语教育差别权利。1945年至20世纪70年代，为少数民族母语教育差别权利法律间接承认期。该时期对少数民族母语教育差别权通过平等和禁止歧视的一般性国际文件进行间接保护。1945年颁布的《联合国宪章》未提及少数民族母语教育，仅在第1条第3款规定了禁止语言歧视:“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1946年在英国伦敦召开的和平会议没有接受匈牙利提交的保护少数民族的草案。1948年苏联曾建议在《世界人权宣言》中写入:“应保障少数民族享有使用母语，拥有本民族学校、图书馆、博物馆和其他文化设施的权利”，未被采纳。该时期的《世界人权宣言》同样未明确规定少数民族母语教育权，仅在第2条第1款规定了禁止语言歧视的权利:“每一个人享有本宣言规定的所有权利和自由，不分……语言。”1960年公布的《取缔教育歧视公约》仅从禁止教育语言歧视的角度间接承认少数民族母语教育差别权，其中第5条第3款规定:“必须确认少数民族的成员有权进行他们自己的教育活动，包括维持学校及按照每一国家的教育政策使用或教授他们自己的语言在内。”20世纪70年以后，进入少数民族母语教育差别权利立法保护期。1966年通过、1976年生效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7条规定:“在那些存在着人种的、宗教的或语言的少数人的国家中，不得否认这种少数人同他们的集团中的其他成员共同享有自己的文化，信奉和实行自己的宗教或使用自己语言的权利。”该条虽然没有直接提及少数民族母语教育差别权利，但在1994年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制定的《第23号一般性意见》第27条明确指出:“规定并确认赋予少数群体的个人的权利，人人能够根据‘公约’享受一切其他权利。”有学者认为:“使用其共同语言的权利是指以口头或书面的方式，在公共场合或私下使用少数人的语言。缔约国……不得妨碍属于少数人群体的儿童在公共或私立学校中学习和进一步发展其语言。”［4］为了充实《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内容，并进一步促进多项国际公约的实现，1992年又颁布了《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言》，其中第4条第3款规定:“各国应采取适当措施，在可能的情况下，使属于少数群体的人有充分的机会学习其母语或在教学中使用母语。”该条明确规定了少数民族母语教育差别权利。由此可见，《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从国际立法的层面上，保障和提升了少数民族母语教育差别权利的国际法律地位。此后，国际上又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文件，进一步明确了少数民族母语差别权利的国际法地位。如2001年颁布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第5条规定:“每个人都应当能够用其选择的语言，特别是用自己的母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实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的行动计划要点》第6条规定:“提倡在尊重母语的情况下，在所有可能的地方实现各级教育中的语言多样化，鼓励自幼学习多种语言。”少数民族母语教育差别权利国际法地位的确认，经历了有限具体认可、法律间接承认再到立法一般保护的漫长曲折的历史过程。1815年以前，国际上基本对少数民族母语教育实行贬低和否认，实行单语即官方语言教育同化政策。进入近代社会初期，国际法开始有限具体认可少数民族母语教育差别权利，且有部分国家开始保护少数民族母语和实施双语或多语教育。二战以后至70年代，国际人权领域以西方自由主义价值和文化普遍主义为哲学基础，强调人权的普遍性，否认文化差异和文化识别，将人权等同于公民个人权利。“作为一种无论何时何地都属于全人类的人权概念，它不仅忽视了文化的多样性，而且忽视了人的个性的社会基础。它以同质的无社会、无文化的人类为前提，但这样的人类是不存在的”，［5］进而否认包括少数民族母语教育差别权在内的文化差别权利。国际法在此基础上仅间接确认少数民族母语教育差别权。20世纪70年代后，国际法在社群主义价值和文化相对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开始反思回应少数民族因文化差异特殊性而产生的权利诉求，直接确认少数民族包括母语教育差别权在内的文化差别权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7条创设了有约束力的国际义务，并在《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言》等其他国际人权文件中作拓展和补充，至此少数民族母语教育差别权已具有国际法立法意义上的法律保护地位。

二、少数民族母语教育差别权利的国际法内容

少数民族母语教育差别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在许多国际组织的条约和宣言及非政府组织法律文件中已得到了承认和保障。但在国际人权法中，目前还没有专门的立法，相关的规定和解释分散在各自不同的国际法文件中。综合分析相关的国际法条款，从消极权利与积极权利的角度剖析少数民族母语教育，它包括母语教育差别的“平等权”和母语教育差别的“自由权”等主要内容。

1.母语教育差别平等权民族语言平等是少数民族母语教育保护的基础。现代国际法确立了民族语言平等的原则，并在此基础上确认了少数民族母语教育差别平等权。现代国际法文件奠定了少数民族母语教育平等权的基本原则。鉴于国际历史上发生过民族语言教育同化、歧视和不平等的事实，导致少数民族语言濒危和消失，近现代国际社会开始平等地保护少数民族语言。1945年通过的《联合国宪章》第1条第3款宣布宗旨为:“不分……语言……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的平等和不歧视原则。1948年颁布的《世界人权宣言》进一步确认民族语言平等原则，其第2条规定:“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第2条第1款规定:“人人有资格享受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语言……等任何区别。”并在第26条第2款中明确规定:“教育应促进各国、各种族或各宗教集团间的了解、容忍与友谊”，该条款原则性地体现了对教育中包括多民族语言的多元文化平等的承认。以上的国际立法，将少数民族语言教育平等确立为基本原则。现代国际法文件奠定了民族教育平等权的基本原则，其后出台了保护少数民族母语教育差别平等权的专门法律条文。1960年通过的《取缔教育歧视公约》就是专门保护教育平等的国际法文件，具体确认了少数民族母语教育差别平等权，其第5条第1款丙项规定:“必须确认少数民族的成员有权进行他们自己的教育活动，包括……按照每一国家的教育政策使用或教授他们自己的语言在内”，由于该《公约》设定了“按照每一国家教育政策”的条件限制，1966年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7条不设限制条件的确认了少数民族使用自己的语言的权利。1992年颁布的《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言》对该《公约》的规定具体细化，第4条第3款规定:“使属于少数群体的人有充分的机会学习其母语或在教学中使用母语。”2003年颁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进一步强化了民族语言教育差别平等权，其第2条第2款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第2条第3款规定:保护措施包括“传承(主要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相关国际法律文件和专门保护少数民族的国际法律文件对民族教育差别平等权的确认，使少数民族母语教育差别平等权从应然权利变为实然权利。新近的其他国际法律文件和非政府组织文件在法律层面或学术层面具体规定了少数民族母语教育差别平等权。1992年颁布的《世界基本语言人权宪章》规定:“所有人都有学习自己母语的权利。”1996年国际笔会通过的《世界语言权宣言》第2条规定:“被教导自己语言和文化的权利。”第5条规定:“所有语言社群，无论其法律地位为官方、地方或少数族群语言，均是平等且独立的。”1999年通过的《关于少数民族有效参与公共生活的隆德建议书》第18条第1款第2项规定:“少数人的教育机构可以确定传授其语言、文化或语言及文化的教学大纲。”2003年联合国巴黎会议提出的《行动计划建议书》第11条第1款第4项规定:“特别要明确所有相关语言在教育体系……的正当地位。”以上的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件，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少数民族母语教育差别平等权产生了共识并上升到立法层面进行保护。